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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富而后教”的思想主张及其现代启示

时间:2020-08-25 09:47作者:李新伟
本文导读:这是一篇关于孔子“富而后教”的思想主张及其现代启示的文章,“富而后教”理论蕴含“富民”与“教化”两大治国方略。富民是通过藏富于民满足百姓物质需要,实现物阜民丰。教化是通过道德教育感化风俗,实现社会长治久安。

  摘    要: 儒家重视道德修养,教化思想自成体系,但也并不反对人们通过正当手段取得物质利益。儒家“富而后教”观由孔子提出,孟子、荀子等人也都其部分观点进行过系统论述。儒家“富而后教”观,从国家层面深刻的阐明了富与教的关系。富民是教化的基础,教化对富民起反作用。探究这一理论的逻辑关系和核心思想对我国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借鉴作用。

  关键词: 富而后教; 富民; 教化; 现代化建设;

  “富而后教”理论蕴含“富民”与“教化”两大治国方略。富民是通过藏富于民满足百姓物质需要,实现物阜民丰。教化是通过道德教育感化风俗,实现社会长治久安。《论语·子路》上记载:“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孔子认为,国家的发展大计,人口是基本条件,人口增加之后就要努力发展经济使人民富足起来;富安天下之后统治者就要重视道德教育,对百姓积极施行教化。通过子路与孔子的这段生动的对话,明确地表达了孔子的“富而后教”的思想主张,也是孔子对“富而后教”观逻辑理路的经典诠释。

  一、“藏富于民”是道德教化的物质前提

  中国古代“富民”思想起源甚早,在古籍《尚书》中就有“惠民”、“裕民”、“乃由裕民”的说法。《尚书·周书·无逸》中亦云:“保惠于庶民”,说明在先秦就对富民思想高度重视。先秦儒家将仁、义、礼等道德信条摆在重要位置,但他们并不否认通过正当手段获取财富,并且高度关切寻常百姓的物质利益。

  (一)孔子:“因民之所利而利之”

  孔子曾说过:“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论语·里仁》)“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论语·述而》),可见孔子既肯定了追求富贵是人的正当欲求,并且也表示自己是希求富与贵的。在治国方面他同样希望统治者能够藏富于民以取得民众的信任。

  孔子首先提出了“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曰》)的主张,以维护百姓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继而实现国家的物阜民丰。为了鼓励百姓发展生产,提出了一系列灵活有效的措施,它包括“废山泽之禁”、“关机市廛皆不收赋”(《孔子家语·卷一》)等,这些政策有利于促进农副业的发展,加快了商品流通。在国家财政方面,反对统治者苛政暴敛,认为那样只能使民穷财尽、财源枯竭,从而危及统治者政权本身。孔子的富民之策,就是要顺应民情,节用爱民,减少对百姓过分剥夺。只有百姓的生活富足了,国家才能保证源源不断的充饷之银,国库才能丰盈。反之,国富,才能为人民提供物质保,民心才能归服。这都体现了“藏富于民”的敬民爱民思想[1]。

  (二)孟子:“有恒产者有恒心”

  孟子继承了孔子的富民思想,是“重民论”和“富民论”的积极倡导者。他最早提出“民贵君轻”的主张,从国家治理角度强调了人民的重要地位。他认为君主想要赢得民心必须使百姓有能维持长期生存的生产,富民才是实现天下大治的前提。因而,他说:“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孟子·滕文公上》)孟子的富民政策是一方面增加收入,另一方面开源节流减轻赋税。为了发展生产,增加收入,孟子主张调整生产关系,例如兴井田、制民之产等。通过这些富民措施,孟子设想富民社会的场景是百姓通过勤劳耕作,就可以满足基本的生活需要,家丁兴旺、丰衣足食。“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孟子·梁惠王下》)这是一种美好的生活愿景,体现了小农经济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特征。
 

孔子“富而后教”的思想主张及其现代启示
 

  (三)荀子:“节用裕民”

  荀子专门着有《富国篇》,从理论上进一步阐发了富国必先富民的道理及其意义。首先,荀子是把富民与富国统一起来加以考察的,主张富国必须先富民。荀子提出不与民争利,更反对财富过分集中于国家,反对“王者富民,霸者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荀子·王制》),人民富裕是治国的王道,如果没有百姓的支持,国家政策就会失灵。民富,有利发展生产。生产愈发展,国家愈富裕,才能实现“上下俱富”。荀子说:“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藏其余。”(《荀子·富国》)这里的“足国之道”即富国的关键,“裕民”即富民。可见,荀子是把富民看作是富国的基础和关键。他强调说,统治者能否得到人民的拥护,归根结底,取决于人民获得的实利多少。[2]人民获利越多,统治者的统治地位越巩固。

  他们都意识到了家国一体的道理,百姓富足是国家富强的助推力,继而国家富强,才能对百姓实施更完善的教化。儒家的“富而后教”观启示我们,国家富强,经济发展之后就要从道德精神层面教化人们。

  二、道德教化对富民起反向作用

  “教”,上所施、下所效也,“化”教行也。教与化合并起来,就是指教育感化,这是教化的应有之义。“富而后教”理论就是说明“富民”作为经济基础是物质前提,而国家就应该在这个基础之上,加强文化教育。君王谨慎的教民之道,百姓清晰的认知王道施教的仁政内容,人们能够相互勉励为善。

  (一)教民的出发点:人性论

  儒家高度重视道德教化,是因为儒家从人性论这一基点出发,认为教化对于人性成善成仁具有重要作用。孟子性主善,但是他并不认为这是一种永恒不变的特质。相反,孟子认为“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就是说人在满足了生活的物质需要后只能称为是一个自然人,那么就和只需要满足本能的禽兽一样。[3]而荀子认为人性本恶,在《荀子·性恶》中,荀子就将人性比作曲木、钝金,必须经过后天道德教育的锤炼、熏陶,才能变成有用之材。由于人先天的性恶,因而更需要教化来整治人们心中的恶端。荀子认为“不富无以养民情,不教无以理民性”(《荀子·大略》),欲使广大人民培养成为性善之民,不仅要让百姓生活富足,更要发挥道德教化的“理民性”作用。从儒家人性论的反复探讨中,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性本是善还是恶,儒家都认为需要后天的教化才能不断向善成仁[4]。

  (二)教化是政治的根本

  “教者,政之本也”,在古代教化被认为是国家的大事,是政治的根本。[5]汉代时期,在董仲舒的推动下,教化演化成为一种治国之策。“圣人之道,众堤防之类”(《春秋繁露·度制》),董仲舒把教化的功能比作是防止社会动乱的堤防,“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也,其堤防完也”[6]。这突出了教化的社会政治功能,社会政治对经济发展进而能够发挥反作用。

  随着历史的发展,人们对“富而后教”理论有了新的认识。从逻辑关系角度看,“富而后教”理论与马克思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理论有着极大的相似之处。[7]“那些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着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8]因而说,是物质生活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对物质生活具有反作用。富而后教是强调君主只有在满足百姓较低层次的物质层面需求的情况下,才能激励教化更好地满足民众的道德精神需求。[9]这两大中西理论有着极大的相似之处,儒家的“富而后教”观同样全面的看到了教化的重要性及教化对富民的反作用。富而后教,教而后富。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才是“富而后教”观的应有之义。

  三、“富而后教”观对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启示

  “现代化”这一命题早在我国洋务运动时期就开始萌芽,那时人们称为“西化”、“欧化”等。现代化的过程有若干不同的层面:经济发展是物质的层面,政治发展是制度的层面,而思想文化、行为模式与价值观念则是社会文化的深度层面。[10]“富而后教”观中的富民就是指现代化理论中的物质层面,教化就是指现代化理论中的文化教育层面,而其中的制度层面则需要国家的德治与法制作为贯通两者的中介,才能实现两者的良性发展。

  (一)优先发展现代化经济

  现代化包括多个方面,其中经济现代化为其他层面的现代化提供物质基础。推动现代化经济的发展需要与工业化、信息化紧密结合,才能实现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目标。为此,实现经济的现代化要从我国现实国情出发,选择适合我国发展阶段的现代化道路。首先,要完善我国市场分配与调节制度,促进社会公平。尤其是关于我国教育领域的公平问题,需要予以重视。其中物质层面,包括一定的教育设施、教育资金、师资力量等,这些硬件设施的发展水平决定教育文化的发展程度。其次,要重视科技创新,将科技的生产力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要将生产力的提高转移到依靠劳动者素质和质量上来,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的经济竞争实力。经济的现代化能不断促进文化教育的现代化,不断增强我国文化软实力。这是儒家“富而后教”观第一层面在我国现代化发展中的具体体现。

  (二)实现教育的现代化

  教育文化发展水平与经济的发展水平具有一致性,教育文化水平的提高对生产力发展具有促进作用。教育现代化的实现主体是高素质水平的人,现代化教育的本质就是要培养现代性的人。以儒家人性论为出发点,说明人是可以通过教育培养成为时代所需要的现代人。培养具有高知识素养的劳动力、专门人才能够将知识生产力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从而促进现代化建设。当然,教育的现代化并不意味着,传统文化的传承要被时代遗弃。现代化的教育需要在继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整合创新,这是现代化教育的重要文化资源。[11]“百年大计,教育为先”,现代化建设需要高度重视教育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同样也需要经济的良性发展为其奠定物质基石。[12]当前,我国的教育一方面要服务于改善人民素质、提升人民文化水平,同时也要着眼于国家综合实力的提升。

  四、结语

  总之,“富而后教”理论启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即要大力发展生产力,加大教育投资,使百姓可以依靠知识与劳动创造财富,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另一方面也要注重精神文明建设,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增强国民素质,从而实现国富民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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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马涛.儒家传统与现代市场经济[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
  [3] 张锡勤.中国传统道德举要[M].黑龙江: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09.
  [4] 吴新颖,杨定明.儒家教化论[M].浙江: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
  [5] 沈善洪,王凤贤.中国伦理学说史(上)[M].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
  [6] 朱贻庭.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
  [7] 廖小明.着重构人的精神生活=Reconstruction of Spiritual Life[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
  [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9] 孙其昂.思想政治教育现代转型研究[M].北京:学习出版社,2015.
  [10] 路日亮.现代化理论与中国现代化[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
  [11] 王静修.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构建与反思[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7.
  [12] 龙昭雄.论语与现代生活(上)[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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