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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的“仁学”思想分析

时间:2020-08-14 09:43作者:华云刚
本文导读:这是一篇关于《庄子》的“仁学”思想分析的文章,关于庄子与儒家思想的关系,司马迁早有评论:“故其着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渔父》《盗跖》《胠箧》,以诋訿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用剽剥儒、墨,虽当世宿学不能自解免也。

  摘    要: 从司马迁开始,人们就已经认识到《庄子》与儒家思想的关系,看到它“诋訿孔子之徒”的一面。对儒家核心思想之一的“仁”,《庄子》是持批判态度的。它认为,“仁”非自然之人情,“仁”容易撄乱最初之心性,且“仁”容易被伪装,儒家所提倡的以“仁”治天下则会产生种种过错,导致天下大乱,甚至“人与人相食”,远离了自然之道,不能自由与逍遥。在此基础上,《庄子》运用卓越的见识改造儒家思想,提倡“道”贵于“仁”,以“道”统“仁”,并通过“忘礼”“忘仁”等方式的修炼以达到“道”的境界。最后,《庄子》以“内圣外王”为最高追求,融合儒道之精华,并为中华文化圈的读书人树立一个至高无上的人格理想。

  关键词: 《庄子》; 仁; 儒家; 道; 内圣外王;

  关于庄子与儒家思想的关系,司马迁早有评论:“故其着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渔父》《盗跖》《胠箧》,以诋訿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用剽剥儒、墨,虽当世宿学不能自解免也。”[1]2594-2595然而,在《庄子》中,他是怎样“诋訿孔子之徒”“剽剥儒、墨”的呢?这就涉及《庄子》对儒家思想的批判与继承问题。

  其实,《庄子》接受了孔子以及儒家的一些哲学范畴,但是,对于这些范畴的观点却并不是全盘接受的。对于《庄子》“仁”的哲学观念,晁福林认为,除了《让王》篇外,《庄子》主要“从天道的角度进一步批判儒家的仁义理论”[2]。庄子以冷眼面对战国社会时局,在继承前人思想的基础上,提出自己对于儒家哲学范畴的看法。“仁”是孔子的核心思想之一,也是《庄子》批判儒家最集中的地方。这里主要从《庄子》对“仁”的批判与继承,分析《庄子》的“仁学”思想。

  一、对儒家“仁学”思想的批判

  在批判儒家“仁”的思想时,《庄子》很多时候是把“仁义”放在一起加以批判的。具体批判的论点如下。

  (一)“仁义”本非自然之人情

  首先,《庄子》认为,对于自然人情来说,仁义是多余而无用的。《骈拇》曰:“多方乎仁义而用之者,列于五藏哉!而非道德之正也……多方骈枝于五藏之情者,淫僻于仁义之行,而多方于聪明之用也。”[3]3171《庄子》以骈拇、枝指为喻,从人们生活中的实例出发,进而推演出其批判之中心命题:“仁义非人情之自然本性。”开宗明义,提出自己的见解。对于被批判的仁义,《庄子》认为,自三代以下,无不受其侵害。《骈拇》云:“意仁义其非人情乎!彼仁人何其多忧也?……故意仁义其非人情乎!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嚣嚣也?”在《庄子》看来,仁义本非人的自然本性,因此不必为之奔波竞走。儒家以仁义为政治理想,汲汲奔走于诸侯之间,三代以后更是互相谄奸诋毁,就显得非常不合时宜。

  其次,“仁义”妨害道德,使天下困惑。《骈拇》曰:“屈折礼乐,呴俞仁义,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则仁义又奚连连如胶漆索而游乎道德之间为哉,使天下惑也!”钩、绳、规、矩、约、胶、漆都是损害道德本性的,有损天下之常态,这是众所周知的。而作为无形的绳索、规矩,仁义也有损人的本性道德,这一点却很少被指出来。因此,《庄子》认为,自从有了仁义,天下人都不知道顺应本性去生活,反而亦步亦趋,邯郸学步,扰乱自然之道。

  最后,仁义之说只是自说自话的一腔美好愿望,而不是本真之道德人情。《骈拇》曰:“且夫属其性乎仁义者,虽通如曾史,非吾所谓臧也……吾所谓臧者,非所谓仁义之谓也,臧于其德而已矣;吾所谓臧者,非所谓仁义之谓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余愧乎道德,是以上不敢为仁义之操,而下不敢为淫僻之行也。”在儒家看来,盗跖乃天下之大盗,不尊诸侯父兄,独立为王;而曾子、史鳅则是仁义的化身,是伦理道德规范的代表。从《庄子》立论的基础看,盗跖与伯夷都是残生伤性的代表,都没有遵从本性之人情道德。至少从这一点来看,他们是一样的。儒家所谓的道德理想不攻自破,因为仁义之学只是一个理想,并不是与生俱来的本真人情。
 

《庄子》的“仁学”思想分析
 

  综上可知,从自然之人情来看,仁义并不是生来就有的,而是后天不断强化训练而形成的,故《骈拇》一篇重在批判这一点。崔大华说:“庄子理想人格的精神境界是自然性质的,庄子的人生追求是个人精神的对超越世俗的本然的自觉的返归。”[4]207正是由于自然主义的人格理想,故而他对后天加诸身上的规范和约束都是反对的。

  (二)“仁义”撄人心性

  第一,《庄子》认为,仁义既然并非天然之人情,一旦锻炼形成,必然损害人心,扰乱本性。《齐物论》曰:“自我观之,仁义之端,是非之涂,樊然淆乱,吾恶能知其辩!”仁义如同是非一般,扰乱世人的心性,故《庄子》从自身体会出发,对它们加以批判。《大宗师》中意而子见许由,许由曰:“夫尧既已黥汝以仁义,而劓汝以是非矣,汝将何以游夫遥荡恣睢转徙之涂乎?”透过“黥”与“劓”两字,感受到的是满满的血腥气与疼痛感,仿佛真有一把刀来雕刻皮肉骨髓一般。而仁义与是非就是这样的两把刀,它们削平人性中充满个性自由的特征,使他们无法自由地跟随本性生存,更不能逍遥游世。

  第二,仁义使人疲于奔命,残生伤性。《骈拇》:“夫小惑易方,大惑易性。何以知其然邪?自虞氏招仁义以挠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于仁义,是非以仁义易其性与?”自三代以下,圣人首倡“仁义”治天下,而天下人无不疲于奔命,忙于仁义,反而损害了自然之本性。《渔父》中,客认为孔子:“仁则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劳形以危其真。呜呼,远哉其分于道也!”虽然承认孔子的仁,但这种仁是以苦心劳形为代价的,且仁的结果是损害了自然的真性。因此,客对“仁义”不以为然。

  第三,《庄子》从社会发展的历史中,总结了仁义对于社会的伤害。《在宥》曰:“昔者黄帝始以仁义撄人之心,尧舜于是乎股无胈,胫无毛,以养天下之形。愁其五藏以为仁义,矜其血气以规法度……于是乎喜怒相疑,愚知相欺,善否相非,诞信相讥,而天下衰矣。”从黄帝到尧、舜、禹、孔子、曾、史,一代代的人为了追求仁义而耗尽生命,但造就的天下却是战国纷争。庄子生于乱世,从社会现状出发,看到普天之下的百姓生存之艰难,也目睹圣人追求仁义所带来的悲惨结局,故而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批判仁义。当然,庄子的“社会退化论”是从道德、民风的角度总结的,他并没有看到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历史进化。

  第四,《庄子》借老聃来批判孔子的“仁义”观点。《天道》篇中,孔子往见老聃,申说“十二经”以阐发自己的观点,老子认为其说“大谩”,只想知道其“大要”,孔子说自己的主要观点是仁义。老聃接着问仁义是人之性邪?孔子回答说仁义是人之本性,君子无不以仁义为追求。于是老聃提出自己的观点:“夫子亦放德而行,循道而趋,已至矣;又何偈偈乎揭仁义,若击鼓而求亡子焉?意,夫子乱人之性也!”老聃的批判是从三个方面展开的:一,无私之兼爱也是一种自私的观点。二,老聃认为,天地有常,但这个常并不是仁义。三,人生世上,最好遵循道德而行。不必苦心孤诣地倡导仁义,像敲锣打鼓地寻找逃亡的人一样。这些所谓的仁义,都是乱人之本性而已。这里“重言”艺术手法的使用,目的当然是为了凸显自己的观点,增强说服力。

  总之,在《庄子》看来,仁义违反了人的本性,撄乱人心,苦心劳形。不管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还是从圣人分析的角度来说,都是如此。

  (三)“仁”易伪

  在孔子的思想中,“礼”与“仁”处于相同的地位。《庄子》认为,礼容易伪装,同样地,仁也是可以伪装的。《徐无鬼》曰:“君虽为仁义,几且伪哉!”武侯的行事作为,虽有意向仁义的标准靠拢,但在徐无鬼看来,这都不过是伪装而已,一语道破仁义在后世的弊端。

  战国之士人为追求自己的理想,纷纷选择诸子百家之学术,而纷纷然扰乱天下。其中仁义之士人则夙兴夜寐以继之,“驰其形性,潜之万物”。《徐无鬼》曰:“仁义之士贵际。”作为一种学说,儒家的仁义思想在于有为之政,为了礼乐文化、仁政等抛头颅洒热血,有些人为了仁义而仁义,甚至大义灭亲、以理杀人等事情层出不穷。但这样的标准一旦摆出来,人们就可以人为地制造假象,“伪孝”“伪忠”于是便在历史上上演了。仁义虚伪的一面在历史书上层出不穷,而《庄子》正是站在这个立场反驳仁义的。

  (四)以“仁义”治天下之过

  首先,在道家看来,万事万物的规则都是取法于道和自然的。所以在哲学层面上,道家讲究道德至上,而儒家以仁义治天下则损害了道德。《马蹄》曰:“及至圣人,蹩躠为仁,踶跂为义,而天下始疑矣……毁道德以为仁义,圣人之过也。”仁义礼乐让天下人疲于奔命,声色情性都随之繁乱不堪。《庄子》总结:出现这种现象,主要是因为圣人提倡仁义的过错,因为道德朴素无知的自然状态被打破。郭象注曰:“知则离性以善也。”即是圣人之所谓的理想。而成玄英的观点则更进一步说出《庄子》的道德追求:“既无分别之心,故同乎无知之理。”《在宥》则重申《老子》的“绝圣弃智,而天下大治”思想以抵制仁义:“吾未知圣知之不为桁杨椄槢也,仁义之不为桎梏凿枘也,焉知曾史之不为桀跖嚆矢也!故曰:绝圣弃知,而天下大治。”重建道德秩序,以消解仁义治理天下的过失,这就是《庄子》的政治追求。这在书中出现很多次,《马蹄》曰:“及至圣人,屈折礼乐以匡天下之形,县跂仁义以慰天下之心……此亦圣人之过也。”与上文可以相互印证。

  其次,《庄子》沿着儒家的仁义理想,想象出一个惊恐万分的未来,从而否定仁义。《徐无鬼》曰:“夫尧,畜畜然仁,吾恐其为天下笑。后世其人与人相食与!……爱利出乎仁义,捐仁义者寡,利仁义者众。夫仁义之行,唯且无诚,且假乎禽贪者器。”啮缺与许由的对话即以许由逃离尧的仁义之政开始,凡事皆有两面,《庄子》借许由之口道出仁义的消极一面。提倡“仁”与“义”对于重建社会道德、民风,确有其好的政治影响,但同时也会导致无穷的遗患,甚至造成“人与人相食”的惨剧,因为人们爱之、利之,但很难为此付出,更重要的是以个人的仁义与爱、利而行,以一个人的意志加在天下人的身上,以自己的情性揣度天下的情性,则必然会残贼天下人。从更高的哲学层面上说,仁义只是一种统治之“器”,人人都可以模仿伪造的“器”,而非“道”。所以许由听说尧以仁义治天下,立刻就逃走了。

  最后,既然圣人可以用仁义治天下,盗贼也可以用仁义构建“盗之道”。有时候《庄子》退一步承认仁义可以治天下,然后顺着这条思路找到反面证据,得出与圣人理想背道而驰的结论,这样《庄子》的观点则不证自明了。《胠箧》曰:“夫妄意室中之藏,圣也;入先,勇也;出后,义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备而能成大盗者,天下未之有也。由是观之,善人不得圣人之道不立,跖不得圣人之道不行。”这无疑是一段绝妙的讽刺之文!在圣人看来是至高无上、备受尊崇的仁义,却成为盗贼的盗窃手段,绝妙之转折让人们读来不禁大笑。现在仔细品读这一段文字,却发现《庄子》说的不无道理,儒家的圣、勇、义、知、仁恰巧成为大盗、巨盗的手段与方法,而且盗跖用亲身体会与经验证明了这一命题的正确性。仁义的追求是相同的,一个想要天下大治,一个想要成为江洋大盗,结论与儒家的设想恰巧背道而驰。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庄子》的批判思维与现代数学上的反证法有异曲同工之妙。在此基础上,《庄子》进一步得出结论:以仁义治天下不过是给盗贼提供一种盗窃手段而已。《胠箧》曰:“虽重圣人而治天下,则是重利盗跖也……为之仁义以矫之,则并与仁义而窃之。何以知其然邪?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则是非窃仁义圣知邪?”斗、斛、权、衡、符、玺本来都是为了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的,一旦这些规章制度都被盗贼窃用,那本来的作用也就会适得其反,以仁义之治天下也不过如此。《庄子》批判仁义,更从制度层面论证其作为统治工具并不是长行不变行之有效的,仁义仅仅是一种统治之“器”,仁人与盗贼都可以使用,因此,对比于“道”,仁义仍是幼稚不堪的。

  综上所述,《庄子》根据战国时代背景与社会生活,从血淋淋的历史与经验中看到了“仁”以及“仁义”所带来的种种矛盾与苦难。于是从仁非性情之本然、仁义撄乱人心、仁易伪以及以仁义治天下之过等几个方面,批判了儒家的“仁”的思想。

  二、《庄子》“仁”的观念

  儒家的“仁”在《庄子》中虽然处于被批判的地位,但这并不是说它一文不值,没有任何价值。其实庄子对“仁”的看法,也就是他对“人”的认识[5]。《庄子》重新定义了这个儒家的哲学范畴,使“仁”带有道家的特质、道的精神。

  (一)虎狼亦仁,至人无亲

  儒家认为:“仁者人也,亲亲为大。”[6]28仁者,“爱人”[7]511。“克己复礼为仁。”[7]483这都说明儒家所说的“仁”,主要是针对人来说的。但《庄子》中的“仁”则要更开放一些,它把“仁”的论证推到整个自然万事万物。《天运》商大宰荡与庄子讨论是什么仁,庄子提了三个观点,依次阐发自己对于“仁”的看法。“虎狼,仁也。”“父子相亲,何为不仁?”“至仁无亲。”大宰荡问的是“仁”,而庄子劈头就说“虎狼,仁也。”惊骇了问者与读者,虎狼都是人人所共知的凶猛野兽,而庄子竟然认为作为动物的野兽也是“仁”。其实这个解释中“父子相亲”的补注非常关键,这里面就牵涉到一个问题:仁是分对象的:虎狼吃人、吃家畜,是凶恶至极的;另一方面,虎狼对自己的子女也是慈爱、呵护的,从这个角度来说,虎狼也是仁的。最后,庄子总结说:“夫孝悌仁义,忠信贞廉,此皆自勉以役其德者也,不足多也。”但这个“无亲”并不等于“不孝”,因为“至仁”是很难用“孝”来解释的。孝悌仁义、忠信贞廉都不过是德的构成之一,并不能代表德,而至仁之德却是一个更高层次的范畴,更原始,也更有价值和意义。“至仁”是道的一种传承,它所阐发的道理适用于整个自然界,具有更深层的关怀意识。陈鼓应也说:“仁心流溢爱意普施,则无所偏颇,无亲疏之别,人人浴于相亲互爱的情境中,则孝悌仁义自然行于其中,而没有标举的必要。”[8]294-295在一定程度上,《庄子》消解了“仁”的原始意义,重新定义了“仁”的意义和价值。《庄子》借用儒家的“仁”这个哲学范畴,阐发出带有道家哲学精神的意义。

  《庄子》在多处论证“至仁无亲”这个命题。《庚桑楚》曰:“至仁无亲,至信辟金。”而且,《庄子》并非仅论证了有关“仁”的说法,它还重新定义了儒家的“礼”“义”“知”“仁”“信”等一套哲学范畴,从而改造儒家思想,使它们披上道家精神的外衣。

  (二)道贵于仁

  首先,《庄子》认为,我们所能尊为师的只有“道”,而“仁”不过是低一层次的范畴而已。《天道》曰:“吾师乎,吾师乎!齑万物而不为戾,泽及万世而不为仁,长于上古而不为寿,覆载天地刻雕众形而不为巧,此之谓天乐。”《庄子》中所师之道是最高的哲学范畴,是人们生活在世界上的行为指导原则,是人们取法的对象。而仁却不足以评价道的境界,它与戾、寿、巧等不可以相提并论,并不是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原则与规范。从这个角度说,道贵于仁。

  其次,《庄子》还对天、道、仁、义、是、非等哲学范畴进行排序。《天道》曰:“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义次之,仁义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赏罚次之。赏罚已明而愚知处宜,贵贱履位,仁贤不肖袭情。”也就是说,只有上一个境界的哲学范畴被破坏之后,才开始出现新的更低层次的追求,天、道德、仁义是依次出现并被提倡的。从“道”的视角,《庄子》看到了社会是“道”的离场而“仁义”的兴起,是一种典型的道德退化论。故仁义不如“道”。

  最后,《庄子》以道为最高的哲学范畴,认为这是至人才能达到的境界。《天道》曰:“夫道,于大不终,于小不遗,故万物备……形德仁义,神之末也……通乎道,合乎德,退仁义,宾礼乐,至人之心有所定矣。”在庄子看来,要想达到至人的境界,必须对当下种种纷繁的概念与规章有所取舍。本于道德而摒除仁义礼乐的影响,回归朴素的本真状态,这样才符合庄子的理想追求。但从儒家的仁义礼乐文化,怎样回归到朴素的本真状态呢?《渔父》曰:“且道者,万物之所由也,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为事逆之则败,顺之则成。故道之所在,圣人尊之。”礼与仁可以通过敬与尊的行为实现,而尊敬之至,只有至人才能做到“下人”,才能真正摆低姿态。因为至人的言行是符合道的,是顺着道的规律与准则的。子路莽撞不懂,所以不仁,非礼,与道不尊,作为老师的孔子尚且如此尊重有道之人,何况作为学生且有许多不足的子路呢?道之所贵,师之所在,必然尊敬有加,不管对方是什么身份、什么地位。于是,《庄子》树立了“道”的绝对权威地位。

  (三)“忘礼”“忘仁”以入道

  首先,《庄子》批判儒家的仁义观念,提倡更高意义上的“仁”,达到这种境界的最好方法是“忘”。孔子向老聃“推销”仁义,老聃曰:“夫仁义惨然乃愤吾心,乱莫大焉……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若相忘于江湖!”播糠时,若风向急转,或者逆风操作,必然导致细糠眯目而分不清东南西北;盛夏的晚上睡觉,若没有蚊香、花露水等,必然会被蚊虫叮咬而睡不好觉,这是尽人皆知的。而仁义之于人心也是同样的道理。而提倡仁义会引发混乱、虚伪、诡诈等问题层出不穷。与其如此,不如忘记这些繁缛规章。于是,《庄子》以“相濡以沫”的例子结尾,生活化的语言让原本生涩的哲学思想变成了人人都能看懂、听懂的小故事,而《庄子》的思想观点也不知不觉地渗透进读者的心中。它旨在说明:人们对于仁义的所有努力不过是一厢情愿,与其操劳如此,不如相忘于江湖,各自逍遥。

  其次,《庄子》所向往的至人之所以能逍遥游,是因为他们假托社会熟悉的“仁义”概念而行“道”之实。《天运》曰:“古之至人,假道于仁,托宿于义,以游逍遥之虚……古者谓是采真之游。”仁义等观念经过儒家的阐释与颂扬,已经广为流传,且有强大的社会与思想影响力。《庄子》在批判儒家的这些哲学范畴之后,对它们重新进行定义,并运用这些哲学范畴以进一步阐发自己的哲学观念,最终使这些哲学范畴原本的意义有了发展、突破甚至反转,从而转化为自己的哲学概念。这样做的效果可谓事半功倍,同时在一定意义上也反映了哲学发展的脉络,即《老子》所谓“反者,道之动也”。

  最后,如何实现儒家哲学范畴向道家转化呢?有没有那么一条修养办法,可以让普通人能够在实践中达到《庄子》所谓的“仁”的境界呢?《庄子》中就提供了一种修行方式,那就是“坐忘”。《大宗师》:

  颜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谓也?”曰:“回忘仁义矣。”曰:“可矣,犹未也。”他日,复见,曰:“回益矣。”曰:“何谓也?”曰:“回忘礼乐矣。”曰:“可矣,犹未也。”他日,复见,曰:“回益矣。”曰:“何谓也?”曰:“回坐忘矣。”仲尼蹴然曰:“何谓坐忘?”颜回曰:“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仲尼曰:“同则无好也,化则无常也。而果其贤乎!丘也请从而后也。”

  这一段对话虽短,但时间跨度比较长,且颜回修行之后,其境界不断提升的过程是比较清晰的。首先需要明白的是这一段对话是按照时间顺序发生的。作为孔子的学生,颜回以“忘礼乐”为进益,其实是对“为学日益,为道日损”的进一步发挥。《庄子》认为,礼乐是外用的,所以第一层次便是忘记礼乐。第二阶段,颜回“忘仁义”了。通过“忘仁义”,达到人性回归与得道的目标。仁义乃是内在于内心深处的情感,故而舍弃用之外,便从内心寻找解放与自由。到第三阶段,颜回“坐忘”了,孔子惊骇改容而请教。虽乱了儒家之所谓师门辈分,但在道家思想中,唯有道者才可以为师,余皆不足论也。这里所谓“坐忘”其实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堕肢体”,即摆脱形体的拘束与限制;二是“黜聪明”,即舍弃听觉、视觉等感觉器官带来的影响;三是“离形去知”,即舍弃过往的知识,抛却形体的拘束,达到精神的脱胎换骨,让精神“游世”;四是“同于大通”,即让精神追随“道”的境界,甚至与道合二为一。在这里,精神修炼的方法是层层递进的,《庄子》认为通过一套实践的操作,可以达到它的哲学至高境界——道。在这个过程中,儒家的礼乐、仁义都不过是中间环节。而忘的目的“就是摆脱那些强加于人身上的限制,返回到真实的状态,以游于造化之途”[9]99,“同于大通”。

  三、结论

  对于儒家“仁”的思想,《庄子》是持批判态度的。《庄子》认为,“仁”并不是自然之情性,“仁”的标准容易伪装,儒家以“仁”治天下造成了太多的过错。“关注生命,思考人生,是《庄子》的核心所在;庄子的这种关注和思考,既带着一份特殊的沉痛,又具有一种超人的智慧和达观。”[10]但在批判之余,《庄子》也借鉴了儒家的哲学范畴,并把这些哲学范畴都融入自己的思想体系之中,让“仁”等儒家思想成为修道的阶段之一。同时,在人们熟悉的概念之上重建新的思想,也便于传播且有助于人们的接受。

  其实,除了驳斥与批判儒家的思想,《庄子》也发展了儒家思想。如“六经”一词即出自《庄子》。对于诸子百家的学说,《庄子》认为,它们最初都是一个源头,“圣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于一”。胡适也认为:“庄子的名学和人生哲学,都只是要人知道‘万物皆一’四个大字。”[11]300这个“一”经过不同学派的演化,从而产生很多的形态。《天下》篇对于诸子百家都有比较理性的评价,其总览天下学术,并从学术史的角度出发,进而提出士人的最高追求:“内圣外王”。“内圣外王”融合儒家与道家思想之精华,这一理想成为整个中华文化圈读书人孜孜以求的最高理想,影响了整个中华文化圈的心理与品德,这是《庄子》改造儒家思想所作出的重要贡献。即李泽厚所说的“儒道互补”:“老庄道家是孔学儒家的对立的补充者。”[12]54崔大华也指出:“‘道’和‘仁’共同构成中国哲学的完整境界。”[4]132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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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李泽厚.美的历程[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

  注释

  1郭庆藩《庄子集释》,中华书局2016年版,以下凡引《庄子》皆出自此版本,不一一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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