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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服务管理专业论文(最新范文6篇)

时间:2020-07-27 14:06作者:玲佩
本文导读:这是一篇关于老年服务管理专业论文(最新范文6篇)的文章,随着我国老年人口数量的剧增,家庭空巢化加剧,给社会供养带来了越来越大的难度,社会养老负担日益加重,老年管理与服务类产业在我国老龄化日益严重的今天,势必将成为一项飞速发展的蓝海产业,但目前我国现有的养老机构服

  随着我国老年人口数量的剧增,家庭空巢化加剧,给社会供养带来了越来越大的难度,社会养老负担日益加重,老年管理与服务类产业在我国老龄化日益严重的今天,势必将成为一项飞速发展的蓝海产业,但目前我国现有的养老机构服务质量偏低,从业人员缺乏专业的技术技能,满意度欠佳是不争的事实,所以提升产业质量势在必行。下面是老年服务管理专业论文6篇,供大家参考阅读。

  老年服务管理专业论文第一篇(1)

  题目:我国特色养老服务发展模式探究

  摘要:我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老年人口超过2.5亿的大国,同时又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要满足如此庞大的老年群体的养老服务需求,没有先例可循。经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多年探索,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我国逐渐摸索出了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养老服务模式,形成相对完备且具有中国特色的运作架构,其中包括领导体制、战略定位、运行机制、文化机理及其综合监管制度等多个层面,涵盖意识形态、民生事业、市场配置、家庭保障、法制完善与行业自律等多个领域。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加剧,养老服务业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的地位将更加突出,未来我国特色养老服务业亟须步入新的发展阶段,即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的目标更加明确,政府、市场和社会协调配合的职责更加清晰,养老服务制度建设更加完备,智慧养老技术的应用更加广泛。唯此才能满足老年人不断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求。

  关键词:中国特色; 养老服务; 发展模式;

  一、我国具有中国特色养老服务模式的发展进程

  我国养老服务事业发展壮大的历程实际上就是党和政府不断回应社会需求,调适政策措施,旨在服务为民的奋斗历程。从历史沿革上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

  (一)孕育阶段(新中国建立至改革开放初)

  这一阶段的养老服务主要体现为城镇福利院、农村敬老院建设,旨在解决老年人、残疾人、孤儿等托底对象的基本生活,还称不上是完全意义上的养老机构。(1)1是时,新生政权接收的福利机构主要用于收容安置城镇流离失所人员。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后,内务部将其定性为社会福利机构,以收养无依无靠、无法维持生活的孤老残幼。到1964年,全国福利机构共收养残老7800人、精神病人16500多人。[1]在农村,1956年黑龙江省拜泉县兴华乡办起了全国第一个敬老院,“为那些无子女依靠的老年人(五保户)提供一个较好的生活场所”[2]。两年后,全国敬老院共收养了300余万五保对象。[1]1978年百废待兴,据统计,当时全国仅有城乡养老及残疾人机构8365家,收养老年人及残疾人14万人,每千人口拥有社会服务床位数0.17张。[4]

  (二)探索阶段(改革开放开始到老龄化社会初期)

  1979年,国家民政部回应不断增加的老年人养老需求,对福利事业单位实行改革开放,明确社会福利院面向国家有贡献的科技人员、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等退休孤老开放,开展自费寄养。[1]1984年11月,全国城市社会福利事业单位整顿经验交流会正式提出“社会福利社会办”,一直持续到2000年2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民政部等部门关于加快实现社会福利社会化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00]19号)(下称国办发19号文件),以市场化为基础的社会福利社会化作为一条鲜明主线贯穿其中。正是在这一时期,在大中城市中的城镇福利机构开始专业化,分成收养老年人为主的福利院、收养孤残儿童为主的儿童福利院等,但在县市一级,多数地方福利机构还是综合性机构,主要内设儿童区、精神病人院区。全国养老床位从1978年的15.7万张,发展到1999年的102.4万张。[4]1988年,城镇福利院的自费对象达到1.7万人,占收养人员总数的2.4%,比1984年增加33%。[7]1994年,敬老院接收自费人员8000人[8],占当年收养人数34.5万的2.3%。[4]发展到2003年,全国有民办养老机构1620家,床位6万张,服务对象4万多人,其中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996家。[10]是时,国家有关文件提出“老龄产业”“老年服务业”,强调在社会福利社会化过程中,要“运作市场化”“发展方向产业化”[11]。

  (三)体系形成阶段(2006年到十八大召开前)

  这一阶段,养老服务作为业态正式提出,养老服务体系形成。2006年2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转发全国老龄委办公室和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06]6号)(下称国办发6号文件),首次提出养老服务业概念,明确要按照政策引导、政府扶持、社会兴办、市场推动的原则,积极支持以公建民营、民办公助、政府补贴、购买服务等多种方式兴办养老服务业,鼓励社会资金以独资、合资、合作、联营、参股等方式兴办养老服务业。引入市场方式发展养老服务业,政府的职责也得以明确。2009年,国家发改委、民政部专门实施“基本养老服务体系试点”,明确政府在鼓励引导社会主体进入养老服务市场,提供各类养老服务的同时,要保障基本养老服务。[12]

  在此期间,政府开始从体系角度构筑养老服务业态,进行整体推进。2008年底,全国民政工作会议更简洁地称为“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的养老服务体系。[13]2010年11月,民政部召开全国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推进会,明确提出,要建设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服务为依托、机构养老为补充,资金保障与服务提供相匹配,无偿、低偿、有偿服务相结合,政府主导、部门协同、社会参与、公众互助相结合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这一表述被2012年12月全国人大修订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所采纳,国家建立和完善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进入法治轨道。

  (四)全面推进阶段(中共十八大以来)

  中共十八大强调,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大力发展老龄服务事业和产业。此后,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十八届五中全会、十九大、十九届三中全会都就积极应对老龄化,大力发展养老服务事业和产业提出要求。这一阶段的进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顶层设计进一步完善。第一次以国务院名义下发《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国办发[2013]35号)。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学习会,强调要推进养老服务业制度、标准、设施、人才队伍建设,构建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医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这一重要指示进一步丰富了养老服务业发展的顶层设计。2019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推进养老服务业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19]5号)(下称国办发5号文件),要求打通“堵点”、消除“痛点”,持续完善养老服务体系。二是市场发展方向得以坚定。2016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深改组会议,要求放开养老服务市场,提升养老服务质量,让广大老年人享受优质养老服务。2016年12月,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全面放开养老服务市场提升养老服务质量的若干意见》(国办发[2016]91号)(下称国办发91号文件),明确要发挥市场机制的决定性作用,在价格管理、土地供应、投资融资等方面,区别公办、民办机构,实行分类保障。民办机构在发展中不断壮大。2019年,全国3.8万家养老机构中的一半为民办机构。[14]三是质量导向不断强化。2016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要求把养老院服务质量作为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内容,要求全面提高质量,医养结合成为主要内容。2015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关于推进医疗卫生与养老服务相结合指导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15]84号)(下称国办发84号文件),强调要实现医疗卫生和养老服务资源有序共享,形成覆盖城乡、规模适宜、功能合理、综合连续的医养结合服务网络。标准化建设提到议事日程,民政部、国家标准委制定《养老服务标准体系建设指南》(民发[2017]145号),相继发布《养老机构服务质量基本规范》《养老机构等级划分与评定》等标准。同时,自2017年起,民政、公安消防等国家相关部门启动为期四年的养老机构服务质量建设专项行动。继续转变政府职能。2018年12月,全国人大修改《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将养老机构设立许可制改为备案制,全面放开市场,转向强调事中、事后监管,托底责任更加明晰。

  二、中国特色养老服务发展模式的运行架构

  中国用不到30年的时间走过了西方上百年才完成的老龄化进程。这意味着我国养老服务业必须走出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也为老龄人口大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摸索出符合国情的养老服务发展模式。经过长期的实践,特别是中共十八大以来的探索,我国目前已初步形成了适应当前老龄化状况的养老服务模式,其中包含领导体制、战略定位、运行机制、文化机理和综合监管制度等基本要素,有着鲜明的中国特色。

  (一)党政主导、齐抓共管的领导体制是养老服务模式的核心

  养老服务事业涉及千家万户,是关系民生福祉的大事,需要有强有力的领导体制保障和推动。在建国以来70年的探索实践中,我国养老服务从单一民政部门的职责逐步上升为党委政府的重要工作,构建起了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全民行动的领导体制,这一体制在养老服务发展模式中处于核心地位。

  从建国到进入老龄化社会之初较长一段时间,我国养老服务都由民政部牵头管理,代表形式就是城镇社会福利院、农村敬老院,体现出较为明显的部门行为、城乡分割等特征。2000年,我国刚迈入老龄化社会,中央就敏锐意识到了这一点,即把民政部门推动的以老年福利为重点的社会福利社会化上升为党委政府行为。在2000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的《关于加强老龄工作的决定》中,就明确提出发展老年服务业是党政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2000年国办发19号文件也要求各级政府,要把社会福利社会化列入重要议事日程,作为一件大事抓紧抓好。“各类社会福利机构的数量和集中收养人员的数量每年以10%左右的速度增长”被作为指标列入对各级民政部门的考核。自此,党政主导养老服务发展模式开始形成。2010年10月,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明确优先发展社会养老服务。这是党的文献中第一次写入“养老服务”一词,标志着养老服务上升到党的领导的高度。中共十八大后,这一理念进一步成为共识,并以制度固定。国务院在国发35号文件中,理出48项具体分工,交由相关部门履行。新一轮机构改革理顺部门职责,如由民政部、卫健委分别负责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和医养结合政策,分工更加明确。2019年,国务院建立由民政部牵头的养老服务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统一领导、分别负责的养老服务工作机制全面形成。

  (二)民生事业经济发展新动能的战略定位是养老服务模式的引擎

  科学定位对养老服务的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发挥着引擎的作用。在70年来的探索实践中,我国养老服务先是定位民生事业,从救济型福利发展为公益事业,其间又从发展中国家的角度,以市场手段推动养老服务业态发展,再确定为经济发展的新动能。这一双重定位跳出了养老服务本身,从民生福祉、经济转型升级的高度来看待养老服务业,也意味着不再从特殊对象出发,而是从解决全体老年人基本养老服务着眼,从而更好地解决特殊对象的养老服务问题。

  作为养老服务起步阶段的代表机构,福利院、敬老院的主要职责是托底。随着老年人数不断增加,在对机构服务需求不断增长的情况下,国家调整福利院、敬老院的性质。1997年3月发布的《农村敬老院管理暂行办法》明确提出,敬老院为“农村集体福利事业单位”,2010年10月《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管理办法》颁布,改“敬老院”为“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定性为“为农村五保供养对象提供供养服务的公益性机构”。而根据中央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意见,福利院则大多被确定为公益二类单位。同年在江苏无锡召开的全国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推进会上又强调了这一点,会议要求从公益性着眼,探索推进现代管理方式。[15]公益意味是公众利益、公共利益。公益性机构提供的当然是公共服务。养老服务的另一种主要方式,居家养老服务起步于公益性质的社区服务。2000年,国家民政部在全国实施“城市社区老年星光计划”,建设形成的“星光老年之家”,提供的都是不产生经济效益的公共服务。正是基于居家养老服务的公益性,上海、南京、宁波等地探索居家养老补贴制度,按老年人经济收入、身体状况等,发放补贴标准。由此,在应对人口老龄化之初的较长一段时间,由机构和居家构成的养老服务业大多被列为民生事业,视为社会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

  与此同时,政府和社会各方从产业角度发现了养老服务业蕴藏着的巨大商机。一方面是越来越庞大的老年人群的养老服务需求。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从2000年的1.3亿,到2007年达到1.53亿,发展到2019年超过2.53亿[4],发展速度不断提高,养老服务需求不断增长。另一方面,越来越庞大的养老服务需求引发的供给商机。特别是作为基础设施的养老机构,如房地产一样其后是一长串的产业链。所以养老服务出现初期就被视为产业,列为老龄产业的一部分。2006年的国办发6号文件即是从这一角度着眼的。如果说在2000年我国刚进入老龄化社会时人们还没有完全认识到这一点的话,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老年人数的增加,这种认识在社会上越来越得到认同。

  2019年以来,养老服务业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的功能得到了进一步重申。国务院强调,发展养老服务业有利于较大力度地增加就业、扩大服务消费促内需、推动社会合理分工和经济转型升级。国办发5号文件还把它作为就业创业的一个重要领域,要求大力推进养老服务业吸纳就业,对有关人员给予社保补贴。这样就把民生和产业统一了起来,形成了全新的战略定位。发展养老服务业由两个角度构成:一是从供给的角度定位,养老服务从托底为主的机构福利发展为公益服务、基本服务,进而拓展为民生事业;二是从投资的角度定位,养老服务是服务业的组成部分,由亿万老年人的需求激发,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动能。

  (三)市场配置养老服务资源的运行机制是养老服务模式的关键

  如果视养老服务为产业,理所当然地应由市场配置资源。这是养老服务业逻辑发展的必然,也是70年来探索形成的我国养老服务模式的关键所在。其间,既是大环境使然———我国整体上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体制,也是民政等有关部门的主动作为所致,从社会化着眼启动社会福利事业改革,主动向市场要动力。

  一方面,全面放开养老服务市场。一是发挥价格机制的作用。社会福利院开展的自费寄养,长期以来被视为行政事业性收费,根据国家价格管理有关法规,由物价部门会同有关部门核定收费标准。即便是民办机构也需按此办理。2000年,财政部、国家计委虽将民非登记的养老机构收费改由物价部门备案,但由于备案的收费标准大都参照社会福利机构,造成了事实上的价格扭曲。中共十八大以后,国家改革养老服务价格管理体制,放开民办养老机构服务价格,由机构自主定价。二是发挥供求机制的作用。以需求为导向,鼓励引导社会各方加强养老服务供给,适时推动供给侧改革,提高养老服务供给质量,特别是土地要素。国家国土部规定,非营利性养老机构与公办机构享有相同的土地使用政策,依法使用国有划拨土地或者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对营利性养老机构建设用地,按照国家对经营性用地依法办理有偿用地手续的规定,优先保障供应。明确营利性机构用地取得的方式,以租赁、出让等有偿方式供应,原则上以租赁方式为主,并以招标、拍卖或者挂牌方式供地。

  另一方面,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一是确立政府宏观管理职能。社会福利社会化不断推进的过程也是转变计划体制下政府职能的过程。民政部门将过去集建设、对象筛选、服务管理于一身的职责调整为着重发挥决策、指导、组织、协调和监督。2006年,国办发6号文件加上了要为“三无老人”(1)2和生活困难的老年人提供保障服务。由此,形成了政府在养老服务发展中的宏观管理、统筹规划、依法规范、政策支持和保障基本的职责。二是改革公办机构运营机制。先是改革开放初的推动公办机构开门办院,不触及所有权,重在搞活,以副补院。其后是推行承包制,让渡运营权,努力实现自负盈亏,减轻政府负担。然后是推进公办民营、公建民营以及建设过程中的BT、BOT、PPP等方式,既有政府保留所有权,让社会主体有运营使用权的;也有公私合作,共享部分所有权,全面让渡运营使用权的。也就是国办发91号文件所强调的“鼓励社会力量通过独资、合资、合作、联营、参股、租赁等方式,参与公办养老机构改革”。三是保障基本养老服务。在较长一个时期,各级政府特别是民政部门把“保基本”限定在办好福利院、敬老院上。进入新世纪后,“保基本”增加了困难老年人的居家养老服务内容。2010年前后,从办养老机构“保基本”转向以服务对象定基本服务,强调要为“五保”“三无”对象、经济困难的失能、失智老人提供服务。中共十八大以后,以基本对象、基本服务确定“保基本”的思路得以明确,就是既要保障好特困老人、经济困难的失能失智老人的养老服务,又要以基本生活为标准,面向所有有需要的老人提供基本服务。公办机构、公建民营机构要起到托底作用;推进养老服务补贴、护理补贴制度建设,使得更多的困难老人享受到基本的养老服务。

  (四)发挥家庭作用的文化机理是养老服务模式的基础

  注重家庭保障是中国的文化传统。在社会现代化进程中,正是由于家庭赡养功能的削弱,养老机构的作用才被突显出来。如何在养老服务业发展中为家庭寻找合适的位置,发挥其基础性作用,是长期以来广受关注的重要课题。西方居家养老概念的引入似开启了新的思路。

  1998年4月,中国老龄协会和中国老年学学会召开全国家庭养老与社会化养老服务研讨会,认为西方的居家养老是“一种与机构养老相对的养老方式”,“它是以居家养老为形式,以社区养老服务网络为基础,以国家制度政策法律管理为保证,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相结合的养老体系”[17]。换言之,居家养老立足于家庭,又因引进社会化服务而有别于传统家庭养老。这是现代化社会对家庭功能新的诠释。这一发现因契合国人重视家庭的传统,迅速得到推广,尽管在执行过程中充满了各种误解。2008年2月,全国老龄办、民政部等发出《关于全面推进居家养老服务工作的意见》时,这项工作在全国各地已进行多时。

  经过多年的实践,思路基本理清。中国的养老服务发展离不开家庭,但传统家庭难以承担现代养老服务,需要实施家庭养老服务支持政策。一是在社区建设为老服务设施来支持家庭。这些设施因时间、功能、城乡不同被分别称为“星光老年之家”“日间照料中心”“农村幸福院”等,但都能为居住家中的老人提供就近就便的若干服务项目。民政部、财政部持续给予这些项目资金支持。从2017年开始,又连续四年每年拿出10亿元,开展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2019年5月,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要进一步发展社区养老设施,对老旧小区通过政府回购、租赁等补上养老设施欠账。新建小区按规定建设的养老设施移交政府后,要无偿或低偿用于社区养老服务。二是培植上门服务主体支持家庭。地方政府出台政策,鼓励企业、非营利组织等开展居家养老服务,上门为老人提供家政、生活照料、助餐等服务。2018年统计,全国社区养老照料机构和设施4.5万个。[18]同时,财政部、民政部决定自2019年7月起,对提供社区养老、家政服务取得的收入免征增值税;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减按90%计入收入总额;免征契税、不动产登记费、耕地开垦费、土地复垦费、土地闲置费等。三是实施“互联网+”支持家庭。国发35号文件明确要求“发展居家网络信息服务”,强调“要支持企业和机构运用互联网、物联网等技术手段创新居家养老服务模式”。国家发改委、工信部、民政部等专门择定450个社区进行试点并实施智慧健康养老产业发展行动计划(2017—2020年),要求利用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智能硬件等信息技术产品,实现个人、家庭、社区、机构与健康养老资源的有效对接。“互联网+”的实施,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居家老年人独立生活的能力。四是尝试护理假支持家庭。在《老年权益保障法》倡导“常回家看看”后,黑龙江、广西、杭州等10个省市通过地方立法,为家有高龄老人的子女提供照料假期。
 


 

  (五)全方位的综合监管是养老服务模式的保障

  养老服务直接接触老年人的身体及其私密空间,必须在法治条件下,通过行政、舆论、行业自律等多种手段,进行严格的监管,以保障老年人身心安全。这一监管伴随着养老服务的专业化进程,从单一机构粗放管理起步,逐步发展为全方位的综合监管。

  一是专业监管。从顶层设计层面去看养老,是监管的逻辑起点。20世纪90年代,养老服务作为专业术语开始使用。据知网检索,1991年8月刘长茂首先使用“养老服务”一词,提出“养老服务活动要社会化”[19]。作为官方用语,较早出现在1998年,时任民政部长多吉才让指出,民政部门“承担着一定范围的养老服务工作”,要“对自愿入住的社会老人提供优质的养老服务”[20]。是时,我们对养老服务的理解还较为浅显。在全国家庭养老与社会化养老服务研讨会上,仍把养老服务解释为以生活照料为主。[17]专业监管显得较为薄弱。一直到2006年国办发6号文件才首次给出专业定义,“养老服务业是为老年人提供生活照顾和护理服务,满足老年人特殊生活需求的服务行业”,此时专业监管才提到议事日程。国办发84号文件进一步明确,要“做好老年人照护服务工作”,重点做好高龄、重病、失能及部分失能老年人服务。“照护服务”这一对养老服务的专业提法第一次在国家文件中出现,标志着养老服务真正开始走上专业化道路。据此,民政、人力社保、卫健等有关部门实施了老年人能力评估,开始对养老服务进行绩效评估,《养老护理员国家职业技能标准(2019年版)》对养老护理人员明确职业能力要求,将护理人员职业技能从原来四个等级调整增加为初级工、中级工、高级工、技师、高级技师等五个等级,强调要引入医护人员、社会工作人才、行政管理人才。

  二是统一监管。养老服务初期的监管重点是社会福利机构,主要靠福利院、敬老院机构自我管理,除了规章制度还有思想政治工作等多方面约束。直到1993年4月,民政部发布《国家级福利院评定标准》(民福发[1993]6号),始有福利机构统一的行业监管。其后才有《社会福利机构管理暂行办法》这一部门规章。农村敬老院则主要依照当时制定的《农村敬老院管理暂行办法》。随着机构形态的多样化、创办主体的多元化,民众对机构统一监管呼声愈加强烈。2013年,民政部相继发布《养老机构设立许可办法》《养老机构管理办法》,第一次将社会福利院、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民办养老机构等统一纳入养老机构管理,明确了资质条件、许可程序、监督检查办法、法律责任等,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机构监督管理框架。

  三是标准监管。标准是监管的工具。2006年国办发6号文件要求,“要组织或促进制定建筑设施、卫生条件、质量标准、服务规范等养老服务行业标准,开展服务质量评估和服务行为监督,促进养老服务业向规范化、标准化发展”。标准化的行业监管正式启动。首先,是硬件的建设标准。民政、建设等部门相继发布老年人建筑设计、养老服务设施设备等一系列规范。其次,是软件的服务标准。民政部、国家标准委制订下发养老机构、居家养老服务等系一系列标准,引导养老服务专业化运行。再次,是居于前端的老年人能力评估标准。民政部通过试点形成的老年人能力评估标准,国办发5号文件进一步明确提出,要完善全国统一的老年人能力评估标准,统一开展老年人能力综合评估,研究建立长期照护服务项目、标准、质量评价等行业规范,从而建立健全高龄、失能老年人长期照护服务体系,完善居家、社区、机构相衔接的专业化长期照护服务体系。

  四是依法监管。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散见于各类通用法的条款,比如民法、家庭及其相关法、刑法等,对侵害老年人权益的行为、不履行赡养义务等不良行为进行惩治;另一部分是专门法,根据宪法精神制定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以及在此之下的《养老机构管理办法》《农村五保供养条例》《光荣院管理办法》等部门规章,对养老服务行为进行的规范,以及对违者的惩治,依法保障从业机构、从业人员和老年人的合法权益。在此基础上,加强信用保障。2019年10月,民政部印发《养老服务市场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管理办法(试行)》,对养老服务机构及从业人员偏离章程规定的宗旨和业务范围进行的活动、侵害老年人合法权益、以非法集资或者欺骗手段销售“保健”产品等方式诈骗老年人财物等行为,通过公布名单等方式进行联合惩戒,强化诚信建设。

  三、中国特色养老服务模式的发展趋势前瞻

  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将日渐达成、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逐步推进。我国人口老龄化不断加深的状况,将对中国特色养老服务模式提出更高的要求。我国特色养老服务业亟须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提供更多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唯此才能满足老年人不断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因此我国未来的养老服务模式应具备以下特点。

  (一)养老服务业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的地位更加突出

  这是由我国庞大的老年人群决定的,预计不久的将来我国老年人口就会达到3个亿,其服务需求的影响无论怎么评价都不为过。如何满足他们的需求,既是经济问题,也是社会问题。它事关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直接关系到我党长期执政的社会基础。由需求引发的供给将形成相应的产业链,横跨第一、二、三产业,从而带动建筑、康复辅具、老年医疗、金融服务、信息电子、护理等相关产业的发展。老年服务业的发展同时契合服务业在我国经济发展占比不断扩大的趋势,并成为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民生事业、经济发展新动能的战略定位、引擎作用,只会进一步巩固和加强。由此,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相关部门齐抓共管、社会参与的举国体制将得到进一步强化,基础性地位进一步突出。

  (二)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的目标更加明确

  作为和人的感受密切相关的服务业,质量目标是第一位的。实现养老服务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高品质的服务设施,离不开高素质的管护队伍,更离不开根植传统文化的服务模式。一是养老服务设施多样态。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人逐步进入老龄化后,我国老年人群整体特点将发生变化。这些老年人经济状况较好,大多享有养老保险,接受过较好的教育,对个性化的养老服务需求、高品质的养老服务需求强烈。因此,养老机构将不再千遍一律,而是在强调标准化的基础上呈现多样态。相应地,康复辅具因有助于延缓老年人身体机能衰退、延长老年人独立自主生活的时间、降低护理人员的劳动强度,而受到欢迎并得以大力发展。二是护理队伍快速发展。决定养老服务质量的是人,特别是护理员队伍。由于人身服务的特殊性,人文因素十分重要,护理员队伍素质将是决定性的。政府和社会各方要下大力气培育发展护理员队伍,提高护理人员的待遇和社会认同感。三是原居安养模式成熟定型。原居意味着不破坏老年人长期形成的生活形态和社会关系,尽最大可能延长老年人居住在家庭的时间,即使去养老机构也主要选择建在社区中的机构,做到离家不离社(村)。这样,老人及子女才更安心、更放心。这种养老模式植根于传统文化,加强了家庭在养老服务中的作用,是对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提升,也是对机构服务形态的重塑。由此,老人将得到更多的人文关怀和更多有品质的服务。

  (三)政府、市场和社会协调配合的职责更加清晰

  市场机制在配置养老服务资源中起决定性作用已成为共识,政府和社会在这一大前提下要依法履职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今后,政府将进一步强化质量监管。通过评估,确定监管的基本对象、基本服务。对社会组织的作用将有新的认识。过去往往把登记为民办非企业的养老机构、专业组织作为市场主体来对待,今后民非机构作为社会服务组织将回归其本来面目———更加注重非营利性。由于养老服务所具有的半公共产品性质,特别在农村或边远地区,靠市场的力量是难以发展的;如果没有政府的激励措施,市场主体不会也不愿意接收特困老人入住养老机构。这正是政府、社会组织需要着力的地方。非营利的社会组织如果没有约束,可能既享受到政府的优惠政策,又按企业的办法获取利润,同时又可能没有发展的动力。这就要求政府既要通过法律、行政、经济等多种手段,激发市场主体、社会主体参与提供养老服务,又要在其失灵时主动补位,促成合力。未来,政府、市场和社会这三种力量在实践中会进一步厘清各自的职责边界,做到张弛有度、密切协作。政府将提供资金保障困难老人的基本服务,引导市场主体、社会组织将为社会老人提供基本服务;市场主体、社会组织根据老年人的需求提供有针对性服务。这就是国办发5号文件提出的,到2022年,在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的基础上,有效满足老年人多样化、多层次养老服务需求。

  (四)养老服务制度建设更加完备

  随着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推进,更多面向老年社会的制度将陆续出台并不断成熟定型,养老服务制度也将不断健全。这些制度至少包括资金保障、机构管理、居家养老服务管理、人才队伍、智慧养老技术等。特别是资金保障制度。一方面,财政资金将托底保障、基本服务列入其中,建立完善的养老服务补贴制度。另一方面,将正在试点的护理保险制度上升为全国性行为,从而提高共享性,使更多的老年人获得必要的养老服务资金。

  (五)智慧养老技术的应用更加广泛

  利用现代信息技术为老年人提供服务,既是未来社会发展的必然,也是养老服务事业发展的内在要求。在大数据背景下,利用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现代技术发展养老服务有一举多得的效果,可以延长老年人独立生活的时间、拓展其生活空间,从而提高其生活品质;可以促进养老机构、专业组织更加准确地掌握老年人的需求,为老年人多样化的需求提供精准服务;能够将分散的需求集成为产品,使得市场主体、社会组织提高效益。同时,对政府来说,也能更加有效地加强社会管理,提高养老服务政策措施的绩效。因此,“互联网+”作为养老服务业提高服务品质的重要手段,将是大力发展的重要领域。

  参考文献

  [1][3][5]陈良瑾:《中国社会工作百科全书》,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4年,第422-423、225、423页。
  [2]毛泽东:《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毛泽东选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242页。
  [4][6][9][16]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2017中国民政统计年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7年,第148-151、148-149、151、35页。
  [7]王振耀:《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9年,第12页。
  [8]多吉才让:《救灾救济》,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6年,第200页。
  [10]严浩:《中国民办养老机构发展的趋势与展望》,《社会福利》2004年第4期。
  [11]本刊编辑部:《社会福利社会化的内涵及其实践原则》,《中国社会工作》1998年第4期。
  [12]苏国:《“十二五”期间大力推进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建议》,《宏观经济管理》2011年第2期。
  [13] 李学举:《在2009年全国民政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国社会报》2008年12月26日。
  [14] 王辉:《新时代养老服务工作的新思路》,《福利中国》2019年第1期。
  [15]窦玉沛:《加快建立健全社会养老服务体系》,《中国社会报》2010年11月12日,第1版。
  [17][21]穆光宗、姚远:《探索中国特色的综合解决老龄问题的未来之路---“全国家庭养老与社会化养老服务研讨会”纪要》,《人口与经济》1999年第2期。
  [18] 民政部:《2018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19年8月1日,http://www.mca.gov.cn/article//sj/tjgb/201908/20190800018807.shtml,2019年8月20日。
  [19]刘长茂:《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养老机制》,《人口研究》1991年第4期。
  [20]多吉才让:《关于社会福利社会化的几个问题》,《中国社会工作》1998年第4期。

  注释

  1为行文方便,本文将城镇福利院、敬老院(五保集中供养机构)视为养老机构。但在新中国建立后的较长一段时间里,城镇福利院收养的残疾人、孤儿、流浪乞讨人员比例较高;农村敬老院则主要解决低水平的吃、穿、住、医、葬问题,所以说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养老机构。
  2(1)“三无老人”是指城镇居民中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无赡养人和扶养人,或者其赡养人和扶养人确无赡养或扶养能力的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

  老年服务管理专业论文第一篇(2)

  题目:泉州市老年人对智慧居家养老服务模式的态度调查

  摘要:自2017年2月6日,国家信息化部、民政部和国家卫生计生委联合发布《智慧健康养老产业发展行动计划(2017-2020年)》以来,智慧居家养老服务模式迅速发展,各地区都相继将居家养老服务朝智慧化方面推进。基于此背景之下,本文以泉州市的老年群体为调查对象,通过设计问卷进行调查,了解泉州市老年人对智慧居家养老服务模式的意愿需求,包括对智慧居家养老服务平台的认知情况、对智能设备的掌握情况,以及对智慧居家养老服务内容的需求等情况,接着对所获得的调查资料进行统计分析,并提出提高老年人对智慧养老服务的需求;不断优化智慧养老服务平台的性能;保证泉州市智慧养老服务平台顶层设计的前瞻性建议。

  关键词:居家养老; 智慧居家; 养老服务;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n the willingness and demand of intelligent home-based elderly care service mode——Take Quanzhou City as the example

  Chen Yanjuan Lv Jin

  Minn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Abstract:since February 6, 2017, the Ministry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e Ministry of civil affairs and the national health and Family Planning Commission jointly issued the action pla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mart health pension industry(2017-2020), the smart home-based pension service mode has developed rapidly, and each region has successively promoted the home-based pension service to the smart aspect. Based on this background, this paper designed a questionnaire to investigate the willingness of the elderly in Quanzhou City to the smart home-based elderly care service mode, including the cognition of the smart home-based elderly care service platform, the mastery of intelligent equipment, and the demand for the content of smart home-based elderly care service, and then made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he survey data obtained, and analyzed Some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for the intelligent home-based elderly care service mode in Quanzhou.

  一、调查对象

  为了解老年人对智慧居家养老服务模式的意愿需求,本次调查以福建省泉州市的常住老年人口为调查样本对象。截至2018年底,泉州市常住人口870万人,其中60岁及以上本地常住老年人口112.3万人,占全市常住人口总数的12.91%(数据来源:泉州市统计局网站)按照国际上通用的衡量标准,泉州市目前已经处于老龄化社会阶段(国际上通常把60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10%或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7%作为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标准)预计到2020年全市老年人口将达一百二十四万人,泉州市老龄人口日益增多。随着老龄化趋势的不断发展,泉州市养老服务产业的供给与需求的缺口将越来越大,同时低质量的养老服务供给将推动供需矛盾不断升级。因此本研究以智慧养老为切入点,研究泉州市老年人对智慧居家养老服务模式的需求情况,旨在通过发展智慧养老模式推动养老服务产业升级,从而缓解泉州市养老服务产业供需的严重不平衡问题。通过问卷星制作问卷,利用互联网向泉州市老年人发放问卷,共计收到314份有效问卷。

  二、调查问卷设计

  本次针对泉州市老年人的调查问卷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接受调查的泉州市老年人的基本情况,第二部分是接受调查的泉州市老年人的收入及保险情况,第三部分是接受调查的泉州市老年人对智慧居家养老服务的认知情况,第四部分是接受调查的泉州市老年人对智慧居家养老服务内容的需求情况。

  三、针对泉州市老年人对智慧居家养老服务模式的调查结果分析

  (一)基本情况

  通过整理调查问卷结果显示泉州市老年人男性占比42.04%,女性占比57.96%。其中60岁以上占比71.34%。从文化程度上来说,大专及以上老年群体占49.68%。从居住方式来说,与配偶居住在一起的老年人占比53.5%;虽然大部分老年人生活能够自理,但是独居老人和生活上需要帮助的老人群体比例也不少,占比19.11%。基于此种现实情况,可以大力推行发展智慧居家养老服务模式,进而通过信息化平台和智能终端为有需要的老人群体提供所需的服务,从而减轻传统的养老服务模式的压力。

  (二)收入及保险情况

  通过整理调查问卷,结果发现接受调查的泉州市老年群体高收入和低收入两端的群体人数最多,中间两档的月收入水平比例大体相当。其次,大部分受调查老年人的收入是来自于养老金,这与该部分老年人接受较高的文化教育程度也是息息相关的。在整个受调查的样本中,退休前没有正式工作导致退休后无养老金收入,不得不依赖于子女赡养的也占相当一部分比例。最后,绝大部分的受调查老年群体都有办理保险。

  (三)受访者对智慧居家养老服务的认知情况

  表1 接受调查的泉州市老年人对智慧居家养老服务的认知情况    

  数据来源:调查问卷整理所得

  由表1可以看出,大部分接受调查的泉州市老年人对智慧居家养老服务模式是一点都不了解,对智慧居家养老服务模式有所了解的群体只占24.84%。近些年随着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普及,大部分的受访者会使用的智能设备更多的集中在智能手机方面,对其他智能设备相对比较陌生。虽然老年人对智能手机和一些智能设备并不陌生,但是在实际接触当中会发现,老年人对设备的使用方法掌握并不好,以智能手机为例,当中的一些APP也并未全部会使用。老年人大都出生在教育资源匮乏的时代,加上近些年互联网及信息化产业的迅猛发展,老年人对新事物的接受速度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快,导致老年群体对智能设备的认知程度不高。尽管老年人对智能设备的掌握度不高,但由于智能化设备确实能够给老年人的生活带来便利,提高生活质量,还是有很多老年人愿意不断加深对智能设备的学习。

  (四)受访者对智慧居家养老服务的需求情况

  通过对泉州市受访老年人的智慧居家养老服务需求状况进行调查,如图可以发现有60.51%的老年人需要智慧居家养老服务能够提供“实时监控健康状况”的功能,有57.32%的老年人需要智慧居家养老服务能够提供“订餐、助浴和日常生活照料”的功能,诸如此类的还有“及时定位”、“SOS紧急救助”、“远程医疗会诊”、“文体娱乐活动”、“室内安装安全监寝服务”、“需要电话关怀、聊天解闷”、“远程视频”和“其他”等服务。

 

  图受访老年人对智慧居家养老服务需求状况  

  针对老年人对智慧养老服务方面的需求,本调查分别从生活照料服务、精神慰藉服务和医疗保健服务三个方面归纳出所需要的智慧养老服务内容,从表2中可以发现在此次受访的老年群体中,“精神慰藉”方面的需求占比最高,其次是“医疗保健”方面的服务。当下的老年人与配偶居住在一起,或者独居的比例不在少数,导致老年人缺少精神方面的慰藉;同时又担心随着年纪的上升,身体方面有诸多不便,加上子女不在身边,因此更加迫切需要医疗保健方面的服务。总体来说,这三个方面的需求度都很高。

  四、针对泉州市发展智慧居家养老服务的建议

  (一)提高老年人对智慧养老服务的需求

  目前泉州市的老年人对智慧养老服务有诸多的疑虑,仍处于观望状态,因此需要政府前期先行投资一定资金建设相关的智慧养老服务基础设施,与一些科研机构或者高等院校合作开发出适合老年人接受程度和思维习惯的养老服务平台,然后加大宣传力度,在人流量较大的地点如公园或者社区对老年人及其家属进行科普知识讲解,并培训一些智能终端化设备的使用方式,以期提高老年人对智慧养老服务的需求。还可以利用社区公告栏、公交站站牌公告栏、电梯里面的LED屏对智慧养老服务方式进行滚动播放,让更多的人了解智慧养老服务模式的优点,这其中包括可以适当降低养老的成本、定期提供健康体检和方便日常生活等各方面内容,比如通过健康体检一体机可以为老人提供精准、便捷的多样化身体检查,同步上传数据至平台分析、展示并作出预警;通过手机APP客户端,亲属即刻得知家中老人的身体健康状况,智能又方便;通过智能腕表的GPS定位、健康监测、安全围栏、智能导航等功能,实时监护老人的安全等等优点,从而吸引更多老年人参与到智慧养老的服务模式中来。

  表2 接受调查的老年人对智慧居家养老服务的需求情况    

  

  数据来源:调查问卷整理所得

  (二)不断优化智慧养老服务平台的性能

  针对样本中泉州市老年人调查所获得的数据结果,泉州市要继续深入发展智慧养老服务,这其中很大程度上离不开智慧养老服务平台的良好运行,老年人想要获得的很多服务包括生活照料服务、精神慰藉服务和医疗保健服务等信息都需要在智慧养老服务平台中完成。一个运行良好的智慧养老服务平台需要设计合理,操作简单方便、价格低廉、保证老年人资料的安全性、不泄漏老年人的隐私资料,并能够为泉州市老年人提供个性化服务。针对目前的薄弱现状,首先需要政府出面架构一个全市统一的多层次多功能智慧养老服务平台,打通信息孤岛,实现信息共享。其次需要设置不同的功能中心,比如研发中心负责不断开发新产品以满足不同年龄层次老年人的需要;数据分析中心,负责对老年人进行大数据观察,从而为老年人提供个性化服务;质量监测中心负责保证养老服务质量的提升等等。最后,智慧养老服务平台需要形成综合性系统服务平台,把周边的医疗机构、第三方服务机构、保健中心等都纳入到智慧养老服务平台中,让老年人自主选择为其服务的机构,从而提供老年人的幸福指数。

  (三)保证泉州市智慧养老服务平台顶层设计的前瞻性

  要保证泉州市智慧养老服务平台顶层设计的前瞻性,需要立法先行,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才能保证泉州市的智慧养老服务能够在规范的法律环境下健康发展。首先要强调智慧养老服务的重要性;其次,为推动泉州市智慧养老服务能够朝市场化方向顺利规范发展,需要政府出台制定一套统一的标准、服务流程和资费标准等等。再次,出台政策鼓励提供智慧养老服务的企业运用云计算、大数据等高新技术来搭建智慧养老服务信息平台,鼓励泉州市智慧养老服务平台不断根据老年人的实际情况进行研发新服务;最后,全面放开养老服务市场,支持民营资本进入养老服务市场,深化养老服务机构的改革,这样才能更促进养老服务朝市场化、智慧化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1]肖东起.哈尔滨市发展智慧养老服务问题研究[D].哈尔滨:哈尔滨工业大学,2018.
  [2]韩柯.徐州市智慧居家养老服务现状、问题与对策研究[D].徐州:中国矿业大学,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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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贾冰洁.城市社区居家智慧养老服务研究——基于泉州市空巢老人的调研[J].管理纵横,2019(8).

  范文一:老年服务管理专业论文(最新范文6篇)   
  范文二:南京智慧养老服务发展的SWOT分析及路径 
  范文三:我国医养结合服务模式的现状调查分析   
  范文四:
中国虚拟养老院的发展问题与对策   
  范文五:
直过民族村养老服务供需失衡成因与解决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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