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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华夏族与各族群之间的大一统

时间:2020-06-09 11:12作者:祖力亚提·司马义
本文导读:这是一篇关于先秦华夏族与各族群之间的大一统的文章,“大一统”思想发轫于先秦时期,并为以后的王朝国家向近代统一多民族国家转型、中华民族形成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以“大一统”思想为核心的先秦政治文化观念更是中华民族精神力量的起点,是各族群紧密团结在一起的重

  摘    要: 我国的历史是多民族的历史,这个多民族国家是由作为历史文化共同体的多个民族共同建立的,今天的中国是由历史上的中国发展而来。①漫长的中华民族发展史体现着多民族绚丽多彩的面貌和各族群间错综复杂的族际关系。早在先秦时期,中华民族的先民在已有的物质基础上进行着各种形式的族际互动,各族群、各部落再到后来发展形成的各诸侯国之间广泛存在政治、经济、文化等不同领域和不同层面的相互交流与影响。同时,在族际互动与交流的基础上孕育出中华文明早期处理族群关系的哲学思想,为中华民族最终能够建立一个“大一统”的强大国家奠定了思想基础,这些哲学思想对后世的影响极为深远。文章试图通过分析先秦时期各族群发展的基本状况以及族际关系,探讨对中华民族凝聚力起到至关重要作用的“大一统”哲学思想在先秦时期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脉络。

  关键词: 先秦时期; 族际关系; 大一统; 中华民族;

  前 言

  中华民族是在许多族群通过交往、交流、交融并结合成统一国家的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民族共同体。这个民族共同体,先后经历了几千年的漫长发展过程。在近代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斗争中,各族人民把中华民族的整体性与根本利益的一致性提到民族认同意识的理论高度,最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自觉地联合起来。1 在东亚大陆广袤的疆域里,众多具有不同族源、语言和文化传统的族群最终得以结合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民族共同体。在中国历史的发展脉络中,“大一统”思想一直引导着中华民族建设和平、统一、团结和积极进取的国家,且在统一多于分裂的历史实践中渗入从天子到庶民的血液中,对形成统一且强盛的国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若以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思想去认识和思考“大一统”思想,便有可能洞悉其为中国的疆域统一和思想统一所作出的贡献,认识到其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形成的关键。
 

先秦华夏族与各族群之间的大一统
 

  “大一统”思想发轫于先秦时期,并为以后的王朝国家向近代统一多民族国家转型、中华民族形成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以“大一统”思想为核心的先秦政治文化观念更是中华民族精神力量的起点,是各族群紧密团结在一起的重要纽带。广泛的族群融合是“大一统”思想形成的土壤。先秦时期,位于中原的华夏族与周边各族群自始至终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保持着紧密联系,各诸侯国为处理复杂族际关系而采取的各类政策,不仅在客观上促进了族群融合,更使“大一统”思想的萌芽得以孕育。春秋战国时期的兼并战争,使华夏文明影响地域日益扩展,其他族群不断融入,为“大一统”思想的产生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现实条件。此外,人口的繁衍生息、聚散离合推动了社会结构的变化,原始的政治制度已经无法应对现实的社会变革,急需更加完备的政治体系来满足社会的治理需求,“国家”这一概念便在不断的人口增长、社会发展、实践活动中应运而生,为了维系“国家”长期存在和良性运转,“大一统”思想不断丰富完备。

  先秦各个时期都为“大一统”思想的形成、发展和丰富做出了贡献。《尚书》赞扬尧发扬大德,以仁政治理国家,以道德教化民众,并在此基础上“协和万邦”。禹通过治理洪水赢得民心,开创了“九州攸同”的社会和谐景象。商周时期,“天下”观念的形成与反复强化为人们提供了洞察世界的广阔视野。时人对于“天下”观念产生了强烈的认同,不同族群在天下形势的变化中进行着自身定位,这种相互作用的关系是“大一统”思想能够形成的内在动力。在国家疆域层面,“天下”范围不断从中原向四周扩展;在民心层面,百姓也期待天下统一、安居乐业;在国家制度层面,周礼上升至前所未有的高度。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为谋求霸主地位展开多极化竞争,对周天子主导下的“天下”格局进行重构,实现了从疆域领土和民心层面的“大一统”到制度层面的“大一统”的升华。2秦灭六国,一统天下,依靠强大的实力统一了疆域层面的“天下”(“六王毕,四海一”),并以中央集权的方式(郡县制)进一步升华了“大一统”思想。

  一、先秦时期华夏族的形成

  1.华夏起源之夏族的由来

  有学者将先秦时期生活在中华大地的各群体定义为“民族”,该观点值得商榷。中文“民族”是一个具有现代内涵的词汇,晚清才进入中国的话语体系,倘以后出现的词标定先秦时期的各氏族部落群体,显然不符合历史实际。在相关文献以及考古材料中,对先秦时期的氏族部落群体,多使用“某姓族”“氏族”及“夷”“戎”“苗”等称谓,凸显的是其族源及文化属性,因此本文将先秦时期生活在中华大地的各群体定义为“族群”,并在这一大前提下进行论述和分析。

  关于作为族名的“夏”,《史记正义》曰:“夏者,帝禹封国号也。”又引《帝王纪》释云:“禹受封为夏伯,在豫州外方之南,今河南阳翟是也。”可见“夏”原为地名而非族名,受封于夏地的大禹因治水有功,其宗族成员遂称为夏族。随着夏朝疆域的不断扩大,出于加强政治控驭的需要,统治阶层把凡服从夏朝统治、属于夏文化覆盖区的民众均称之为“夏族”。3可见,夏族是从政治控驭的需要和文化覆盖影响的层面来界定的。“夏民族”的形成有一个长期的过程,夏国家的建立对“夏民族”的形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某些意义讲,它是“夏民族”形成的标志,也是“夏民族”名称的来源。4

  夏朝除了“夏”族群外,还存在着与“夏”并列的其他族群。根据《尚书·禹夏书》《史记·夏本纪》和《竹书纪年》等文献记载,夏代存在的不同于“夏”的族群,东方有堣夷、莱夷、淮夷、风夷、黄夷、于夷、白夷、赤夷、玄夷、阳夷、方夷等;西方有崐崘、析支、渠搜等;北方(包括东北和西北)有畎夷、皮服岛夷等;南方有卉服岛夷、裸国、有苗、和夷等。5“夷”是“夏”对其他族群的总称。

  2.华夏发展之夏商的融合

  商继夏发展而来,曾是夏的一个诸侯国。商祖契,契至汤,经历了14代,与禹至桀经历的时间基本相当。关于商族的起源,学术界观点各异:第一种为“夏商同源说”,认为夏商的文化没有显着变化,不存在文化的更替,最多称之为是同一文化的前后部分。支持夏商同源说的学者认为,早期的商文化是由夏文华发展形成的,“汤革夏命”只是朝代的更迭,其中并未发生文化的变迁。6第二种为“太行山东麓起源说”,认为太行山东麓一带是商族策源地,其地域北抵易水,南及黄河,西依太行山脉,东部约至鲁西,范围约当古冀、豫二州,夏代分布于这里的古文化(先商文化)是商文化的前身,夏、商二族是彼此独立的不同族属。虽然商族先人有的曾为仕于夏王朝,足迹涉入黄河流域,但并未真正进入夏的腹地,二者的领地范围昭然,商族在当时已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势力存在。第三种是“东方起源说”,认为“商族起源于东方即豫东和鲁西南地区,其文化代表是分布于上述地区的龙山文化青堌堆类型(或称王油坊类型)”7。王国维在《观堂集林》中认为,夏与商“杂处河济间盖数百岁……虞夏商皆居东土”8,也认为夏商二族之间存在联系。另外还有其他的观点,这里不再一一详述。笔者认同“夏商同源说”,商族起源问题的研究,不能简单地只讨论商族,必须承认夏商周之间存在着紧密关系。事实上,只要正视历史便会发现夏商周之间的紧密关系。总之,商族的起源与夏、周族的起源密不可分,换句话说,“弄清了虞夏部落联盟,也就基本弄清了商族的起源”9。本文将在夏商同源的前提下,分析商代族际关系。

  3.继承夏商之周族的扩大

  周族起源于今山西南部,是姬姓族与姜姓族的结合。10关于周朝的族群状况,学界有五大民族集团的观点,即东夷、北狄、西戎、南蛮和华夏族。周朝的主体族群是华夏族,分布在南至长江之南,北至长城,中沿黄河的广大地区,人口最多。“华夏族不仅包括周天子的王畿,也包括卫、齐、鲁、燕、晋、宋、陈、蔡、许、曹、邢、虢、虞、郑、梁、申、杞、魏、秦、随、邓等诸侯国,到了春秋以后也包括楚国。”11周武王灭商后,“周人”的范围逐渐扩大,由对内指“以夏、商时华夏族以及融入华夏并自认为是华夏代表的原周人为主干,包括西周统治下的一些诸侯方国”的人,扩大至“凡周朝统治的人”12。随着周朝疆域不断扩大,其族群呈现多样性的特征。周朝西部疆域已扩大到今天陕西、山西以南和四川东北部,主要族群有“庸、蜀、 羌、髳、微、卢、彭、濮”(《尚书·牧誓》);东部疆土达今山东南部及安徽北部,族群主要以“东夷”和“越”人为主;南部疆土达于江汉,族群以“蛮”族居多;北部疆土达到今河北及辽东,族群有“肃慎”“扶余”与“东胡”等。13由此可见,周族在管辖地域、族群之间的融合性上远远高于夏商时期,其族群融合和地域扩张趋势清晰可见,开始形成“大一统”思想的雏形,故《诗·小雅·北山》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之说。

  4.“凝聚核心”之华夏族的动态形成

  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时期是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大变革时期。春秋是中国“封建社会”趋于崩溃的时期,周王室的地位和诸侯国的性质已经开始发生变化。战国时期经过各诸侯国的改革与战争,实现向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国家的转变。春秋和战国时期的诸侯国的性质存在很大差异:春秋时期的诸侯国并不具备独立主权国家的要素而属于分封制的地方行政单位,而战国时期的列国是脱离地方行政单位性质的君主专制集权国家。14

  经过夏商周三个时期的发展,旧有的蚩尤、东夷、周人等都在族群之间的不断交流中逐渐消失,以“黄河流域夏商周族群为主体、融合众多族群在内的华夏民族正式形成”15。大范围的族群融合,促使族群之间的差异性日渐缩小,各族群对华夏族的文化认知、身份意识等开始形成。这不仅说明华夏族具有强大的包容性和吸引力,也说明华夏民族“自觉”融合的族群意识在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先民在早期的交流交往中,更大程度上是出于自愿的融合,在此基础上形成华夏族,并在动态的形成与发展中不断壮大。正如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所说,“汉族人口众多,也是长期内许多民族混血形成的”,像是“滚雪球”那样“滚出来”的。春秋战国时期各族群的发展与族群融合分不开。华夏族是中原地区的主体族群,它的形成和发展也是融合的过程,是众多族群、部族以经济、文化为纽带不断融合而成的历史产物。16在该时期已经出现一个经济和文化较为发达的中心,当时人称之为“中国”,在这中心四周存在着许多经济文化上和中心有差距的其他族群。在这经济文化中心的人群,并不划界自限,对外排斥,这条界限是按周围地区人民的经济、文化的发展而变动的。17

  二、先秦时期华夏族与各族群之间的关系

  几千年来,在中华大地上生存、繁衍和活跃过众多的族群,这些族群发展水平、族群势力、文化形式等各有差异,族群关系复杂多样,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存在族群交往加深、族群消亡、新族群产生、族群融合等现象,这种各族群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促生了中华民族“大一统”思想。

  先秦时期不同族群间的纷争、会盟、联姻、经济文化交往以及人口流动成为族际关系最主要的内容,在这种错综复杂的族际关系交互作用下,华夏、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等族群都发生着变化,整体趋势则是少数族群渐次融合于华夏族或者被同化。在这样的背景下,早期处理族际关系的思想逐渐产生。具体来讲,在夏朝时,四方有东夷、北狄、西戎、南蛮,有关四方族群发展的状况尚缺乏准确的文字记载,从考古材料来看,四方族群大多处于新石器时代的氏族部落状态,但有部分群体的发展与中原夏族接近,开始进入青铜器时代。根据文献记载来看,四方族群中与中原夏族发生关系较多的是南方的蛮,即所谓的“三苗”或“苗”。三苗首领曾在帝尧左右参与政事,18足以说明各部落间存在紧密的政治联系进而有文化的共享,虽在后期存有纷争,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各部落族群间的交流与融合。舜执政后,为了治理三苗,采取了“分北三苗”以及“迁三苗于三危”的政策,即迁至今甘肃敦煌地区。19夏与其他族群因对峙而生纷争,因纷争而起混合,因混合而文化进展。20夏王朝的建立,为夏族与周边族群进行更为深刻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提供了物质基础和政治可能性。

  商王朝在处理与其他族群的关系时,主要围绕北方族群、西方族群、东方族群、南方族群展开。武丁时代的殷商王朝“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诗经·玄鸟》),这是武丁举贤任能、用兵四方的结果,同时也反映出在商王朝强大时期与四方族群之间存在紧密的政治经济文化关系。就与北方族群的关系而言,双方不但在政治上保持着密切关系,而且在经济文化上也存在密切联系。北方族群制造和使用的青铜器多与商的青铜器相同,而又具有斯基泰风格,说明二者之间存在频繁的经济文化往来。关于殷商与西方族群的关系,这里仅选取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族群即羌族来说明。在经济层面,商王朝先进的经济对羌人生产的发展有积极影响,羌人中一些接近于商王朝者因受中原农业经济影响,已从游牧逐渐转向农耕,经济和文化快速发展,他们在殷周之际被称为姜人。21羌与商的合作不仅表现在生产方面,二者之间还互通婚姻。殷虚卜辞有“帚于小乙三姜”(《京津》711),卜辞女羌称姜,即以三个女羌作为冥妇祭祀小乙,这是殷王娶女羌为妇的例证。殷人与羌人的通婚关系,说明已经出现羌商融合的趋势。22殷商与东方族群的关系,简单来说与中央王朝的强弱直接相关。殷商早期,商文化与岳石(东夷)文化处在一种相对平稳的关系中,23双方既有经济的往来也有文化的交融。殷商与南方族群之间的关系,既有互相攻伐的战争,也有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互相交流和互通有无。正是在不同族群之间的纷争和交流、分离和融合过程中,逐步孕育出华夏文化。

  经过夏商两代的融合,至西周已形成了以华夏族为中心的民族主体。其中,那些散居在华夏族周边的少数族群部落,与中原华夏族在经济、文化、语言等方面尚存在一定的差异。至春秋战国时期,迎来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族群大迁徙、大流动、大融合的高潮。蛮、夷、戎、狄在中原诸国的争霸战争中纷纷向中原地区汇聚,与华夏族渐成杂居状态。24其中,北方游牧民族如戎、狄向南方活动频繁,出现了“戎狄交侵,暴虐中国”(《汉书·匈奴传》)的局面,而南方的楚族则由南向北拓张,两者对中原地区华夏族的发展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进入中原地区的蛮、夷、戎、狄人口大部分最终融入华夏族,成为华夏族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列国争霸战争的加剧,各族群间融合进程加快。在北方,燕、赵、秦三国相继吞并了东胡、楼烦、戎等族;在南方,百越、杨越、巴、蜀等族相继被楚、秦两国所灭,其中大部逐渐融入华夏。到了战国晚期,华夏族与周边族群除了战争之外,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交融不断深入,形成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条件已经成熟。随着全国各族群社会变革的到来,学术思想领域出现了空前活跃和繁荣的局面,大一统思想广泛流行,如《荀子·议兵》中就出现了“四海之内若一家”的观念。25

  三、“各族群部落”并存状态下的“大一统”理念及其衍生思想

  先秦时期,不同族群的生活状况、人口空间分布结构,促成了不同的文化区域以及协调族群关系的理念和思想。夏商周时期,“大一统”层面的族群人口空间分布结构是从中原向四周扩散。学界研究认为夏朝的中心活动区域在晋南和豫西,即汾水下游和伊洛地区。但根据《孟子·公孙丑上》的记述,夏朝生活空间应该远远大于上述区域,还包括周边各族群分布生活的空间。商朝前期商族的生活空间略相同于夏族的生活空间,但商朝后期,尤其是在武丁之后,商族的生活空间有了较大扩展。在北方地区,“商族于今河北卢龙至辽宁朝阳一带分封强盛的孤竹国,其疆域应达到今天河北整个北部及辽西一带”。在西部地区,考古工作者在陕南城固、关中西安老牛坡及陕北石楼已发现商文化遗址,说明商族的活动空间包括今天陕西省大部及甘肃南部。在南方一带,“今湖北黄陂、江西清江均发现商族的遗址和墓葬,说明商族的生存空间向南已发展至江、汉、湘、赣流域”26。到了西周,除今陕西西岐山到汾水下游之间的广大区域外,实际上西周的西界疆域还包括蜀、羌、髳以及周所分封的散国。春秋时期,随着中央王权的衰落,诸侯的等级爵位已不由周天子赐予,各诸侯国拥有各自管理范围内的最高统治权,在资源与领土的争夺中发动了频繁的军事战争。到了战国时期,各国统治者的目标已经变为通过兼并战争来形成一个统一的政治体。

  从人口分布来看,先秦时期地广人稀,人口发展速度缓慢,但就局部来看,某些时候或某些地方,由于统治者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等原因,人口发展还是很显着的。27随着中央王朝向外扩张,大量的人口向西、北、南方向流动,人口的空间分布结构随着人口的迁徙发生了变化。另外,夏商周时期城邑呈点状分布,每个城邑的范围虽不大,然城邑之间多是空旷之地或空隙地带,各游牧部落驰骋其中,也就有了华夷杂居。农耕族群和游牧族群之间为争夺资源,不可避免地产生互相攻伐。夷狄固然因其游牧的特性而居无定所,常侵占农耕区域,而一些华夏封国也常常因徙封而改变自身的驻地,故而导致华夷之间没有固定的界限。同时,由于以农耕为主的族群和以游牧为主的族群各自的特点,使二者在生产、生活等方面存在差异和互补性,所以在农耕和游牧族群之间经常发生简单的物品交易。农耕族群和游牧族群之间的物资交易,不仅改善了各自的生活,也促进了两个区域之间的文化交流和族群融合。由此可见,“华夏族群虽有一个中心活动区域,但这个区域的边界却无法界定,所谓疆域实际上不过是星罗棋布在中原地区的大量城邑的不稳定集合”28。经过春秋战国时期诸侯的大肆兼并和华夷间的攻伐,随着人口繁衍,原有的隙地渐次消失,几个大诸侯国的领土已然相互接壤。同时,随着族群融合的深化和文化认同的扩大,各大诸侯国均自奉为华夏正统,这就造就了诸侯领土的总和即为华夏疆域的共同认识。各族群之间的不断融合,各族群对华夏的认知加深,进而形成了对华夏的文化认同。“天下”之观念、“大一统”之思想亦确立于此时。

  1.“协和万邦”的理念

  注重和谐,求同存异,可谓是中国传统文化之精髓、思想之精华,这一观念始终根植于各族群众的灵魂深处,影响和型塑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及行为模式。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思想内容极其丰富,如人际交往中的“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人与自然共处的“天人合一”,尤其是处理与周边国家的“协和万邦”思想,都是“和”的体现。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组成的国家,自远古时期到秦统一六国以前,“幅员辽阔的中华大地长期处于邦国林立的‘万邦时代’,‘万邦’可谓先秦时期中国境内族群与国家分布、演变最重要的空间特征”29。“协和万邦”这一观念最早见于《尚书·尧典》,其曰:“克明峻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克明俊德”即修身,“以亲九族”即齐家,“平章百姓”即治国,“此处的‘万邦’指的是包含夏、蛮、夷、戎、狄及其先民在内的各族群”30,“协和万邦”即以德治天下,与此相匹配的对于各族群的治理方式便是“‘德化怀柔’,采用‘怀柔’、‘抚和’政策,如和亲、开放‘互市’、赠送大量财帛等,而非使用武力征服的‘霸道’行为”31。“和”的本义就是要在不同和差异之中找到相同之处,以达和谐和统一。西周末年史伯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国语·郑语》),认为世间只有彼此和谐,万物方能生长,若事物完全相同没有差异,万物则会停止发展,甚至会消亡。“和”是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的特征之一,而“协和万邦”的理念就是以“和”为基础的。

  从商周时期统治者的角度考虑,“协和万邦”的前提便是中原王朝认为自己居天下之中,是“天朝上国”,是世界的主体,故自称“中国”“中华”,而周边乃至更远的地区都是“蛮夷戎狄”居住的“化外”之地,突出自身在礼教和文化上的文明与进步,认为有责任、有能力教化周边族群。在“协和万邦”理念影响下,周统治者将尧舜禹的“德化怀柔”政策继承下来并发扬光大。以道德修养和教化为本,以治理好自己家族或宗族,治理好本邦为前提,并以此去感化其他邦国,以达到“协和万邦”的政治理想。32

  中原王朝与居住在东西南北广大地区各族群部落早就有密切交往,并不是相互孤立隔绝的。“古代各族群间虽然彼此有对立的一面,但总的趋势是统一的。”33“协和万邦”之思想,反映出我国上古时期对于“天下”以及“大一统”认识与思考的开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贯穿于整个先秦时期,“协和万邦”之理念是中华民族先民最早构筑的共有精神家园,34体现出中华民族的先民追求安身立命、传承文明、追求万世太平的执着精神。

  2.调和族群关系的“天下观”

  “天下观”是中国古代世界观的核心内容,是中国和欧洲在政治文化上的最大差别之所在。“天下观”崇尚礼、德、仁等政治文化价值,希望构建“协和万邦”的世界秩序,但同时又承认“中国居中”“华夷有别”。在先秦时期,“天下”不仅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更是一个具体存在着的实体,是一个直观的概念,所谓“天圆如张盖,地方如棋局”,“天下”即指“天下所有的土地”“整个世界”。但“天下”绝不仅仅是空间层面的观念,还是更为深刻的国家观念之上的政治观念。西周时期,由于受环境、文化、生产力发展等因素的影响,以及自视在文化上、经济上优于周边族群的心态,认为世界是以华夏族生活的中原区域为中心向四周不断延伸的平面,“整个世界”都在 “天”的覆盖之下。《礼记·王制》篇中有 “五方之民”的族群划分,即居于中原地区的华夏族与四周的夷、狄、蛮、戎。华夏族“莅中国而抚四夷也”(《孟子·梁惠王上》),“无怠无荒,四夷来王”(《尚书·大禹谟》)。这时虽然没有形成“中国”或“天下”这些后世习用的名词,但“这一时期出现的‘服制所包含内外层次的观念配合‘中央’‘四方’的方位观形成了此后中国人观念中‘天下’最基本的结构”35。虽然“天下”作为词汇出现并大范围使用应该是从东周以后开始的,但“天下观”的产生要远早于此。《周礼·夏官司马》中记载“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乃辨九服之邦国”,顾颉刚考证指出,所谓“五服”“九服”并非指纯粹的地理空间的层次观,而是指一种文化秩序上的空间层次建构。36梁启超认为中国人“知有天下而不知有国家”37,渡辺信一郎称中国为“天下型国家”38,学术界普遍认为古代中国与欧洲相比,有其自身的特殊性,而形成这种特殊类型的国家,正是因为受到传统“天下观”的影响。

  “天下观”构筑了夏商周三代统治体系的思想逻辑,是先秦时期夷夏观形成的基础,同时也是其主要内容之一。“天下观”强调“天下一家,中国居中”,《荀子·议兵》曾言“四海之内若一家”,《礼记·礼运》亦云“以天下为一家”。“天下”虽表示一体,但并非意味着一体内的各要素相似或同质。从字面意义来看,中国这一名称,有“国中”之意,即中原,华夏居天下之中,四夷居天下之围,这一观念不仅将周边的蛮夷狄戎都纳于“天下”统治的范围之中,而且还反映出中原地区文明程度高于周边,蛮夷戎狄等周边族群,距离华夏中心越近,则文明程度就越高。“天下观”所要追求的目标是调和族群关系,即追求“和”以及“协和万邦”。想要实现这个目标,则需要崇尚“仁”“德”“礼”等价值观,即“以德服人”“以礼待人”。因此,在区分华夏与夷狄之时,强调的是“文明程度的高低”而非“种族的差异”,在处理与周边族群关系时,以文化来“教化”周边的族群,采取“怀柔政策”,即“柔远人则四方归之,怀诸侯则天下畏之”(《礼记·中庸》)。可见,“天下观”所表现出的是不断扩大的华夏文明对周边各族群的影响,促使周边各族群从认同到自觉参与华夏文明之发展与延续。

  3.“天下观”框架内的夷夏观

  夷夏观产生的基础和条件是人们对不同族群、不同族际关系、不同文化的认识。由于受地理环境的影响,不同区域的生产工具、生产资料等各有不同,这就导致了“华夷”之间生产水平的明显差异,在族群的心理认同上形成华夷观念。西周时代内外服制度的发展从地缘角度区分了华夏族群与周边族群的不同。到春秋时期,周王室日渐式微,周边族群纷纷进犯中原,公元前722年至公元前637年“戎狄攻华夏十六次,华族攻戎狄九次”39,这极大地促进了夷夏意识的形成。随后在诸侯争霸和诸子百家争鸣的影响下,夷夏观最终确立。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在早期夷夏观的基础之上,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夷夏问题的基本看法和处理夷夏关系的基本原则,既强调“夷夏有别”,严“夷夏之辨”,讲“尊王攘夷”,又主张“用夏变夷”“礼分华夷”,强调“四海之内皆兄弟”,向往“华夷一体”“天下一家”的大一统局面。40在儒家眼里,华夏居天下之中,蛮夷戎狄居天下之偏,但“中国”与“四夷”同属于“天下一家”,居天下之偏的“四夷”仍处在周天子的管制范围内,王者之德、人情之礼适用于夏,也适用于夷。于是,在“天下观念”的框架内,儒家进一步确立了“夷夏之辨”标准,即文化和礼义。在儒家看来,华夷的分野不在种族和地域,而是衣食、礼仪等文化差异,正如《礼记·王制》所说“五方之民,语言不通,嗜欲不同”。文化是后天培养起来的,如“干、越、夷、貊之子,生而同声,长而异俗,教使之然也”(《荀子·劝学》),因此应该秉承“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原则,通过教化的方式,改变夷狄,实现“用夏变夷”(《孟子·滕文公上》)。先秦儒家在促使华夷一统中,提倡“远人不服,修文德以来之”(《论语·季氏》),即通过和平仁爱的文化来同化周边的族群,这不仅是“华夷一体”的思想支柱,也是先秦儒家对华夏文化优越感的体现。

  萌芽于先秦时期中原王朝的夷夏观,经过秦、汉、唐等时期的丰富和发展,演变成历代王朝国家治国治边的重要思想。夷夏观最初是人们在对不同族群、不同族际关系、不同文化的认识过程之中形成的,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文化、认知、信仰、生活习惯等方面的差异和冲突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反映。在以后岁月中,“夷夏观”的内涵不断发展丰富,“礼”成为区分华夷的主要依据,华夷一体或者华夷一家的观念因更加符合“大一统”思想观念,最终被人们所接受,沉淀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之中,对增强中华民族整体凝聚力和向心力,对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4.“大一统”思想的孕育和发展

  有学者提出,中国的统一始于秦,若战国以前则只有种族观念,并无一统观念。41《春秋公羊传注疏》中记载“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这是“大一统”被首次提出,在“战国以前既无一统的政治格局,也无一统的社会观念”42。这样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在笔者看来,先秦时期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大一统”概念,但“大一统”思想的萌芽却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大到国家的意识形态,小到民间百姓的交流往来,都在为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家积蓄着可能性与力量。从“协和万邦”理念的形成到“天下观”的树立,并逐渐在“天下观”框架内认识和理解族群、部落的差异和不同,再到儒家先哲“有教无类”“以夏化夷”等处理族际关系的智慧,“大一统”思想是中国人在统一和战乱中不断实践与思考中孕育和发展的。43《尚书·尧典》载尧“光被四表”“协和万邦”,“四表”即全天下,“万邦”即各个方国,“光被”和“协和”都说明了尧的威德传遍天下,所有的人都敬服,这也隐含了尧时就已经有了对“大一统”最初始的思考。《尚书·禹贡》载大禹通过治水实现了“九州攸同”“四奥既居”“四海会同”的美好社会,这是儒家“大一统”思想的开端。44由此可见,早在先秦时期“协和万邦”“四海会同”等思想就渗入人们的内心深处,是古代统治者实现天下大治的强烈夙愿。在“大一统”思想中,为更好处理周边族群的关系,“从周朝开始,逐渐形成一种‘化外主义’的治边观”45。随后,儒家继承和发展了“协和万邦”的思想,在此基础上提出“天下大同”的国家观。在维护王朝统一中,“孔子对四夷主张实行‘和为贵’,认为‘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46,此处的四海之内包括周边的各个族群,孔子的“有教无类”也包括了周边各个族群,认为“夷夏之别”只有文化的差异。而“大一统”作为思想信仰和传统文化,促使人们统一于“华夏”,也就是统一于“中国”。

  因为有先哲根据社会现实对于“大一统”思想的思考以及传承,才会逐步衍生成为“华夷一统”的思想,用华夏族的礼仪制度去改变夷狄,最终实现不分华夷或者华夷统一之目的。总之,“天下观”是形成“大一统”思想的根本动力,自夏朝到战国末期,随着兼并战争日益加剧和疆土领域不断扩大,“大一统”思想逐渐产生、发展并深入人心,直至秦朝建立,“大一统”思想由一种观念变为现实。从中可以发现先秦各个时期族群状况、族际关系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关于“天下”“国家”的思想认识,是形成“大一统”思想的因子。中华民族有着追求“大一统”的悠久历史与传统,“大一统”思想也是中华文化的核心理念之一。

  先秦时期孕育产生的“大一统”思想,蕴含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发展历程中起着至关重要且无可替代的作用。“大一统”思想不是狭隘的民族观念,不含有排他性,兼容并蓄,是中华民族团结发展的精神力量。以“大一统”思想为核心的政治文化最终促成了各族群对中华民族的认同。中华民族这个多族群共同体的形成,是一个多层级的动态的“凝聚”过程,不仅其主导地位(“凝聚核心”)在各族群之间存在动态转移,各族群自身也在凝聚和分解的动态过程中不断变化,这里既有因某个核心的崛起而出现的不断扩大范围的“凝聚”,也有因核心地位的丧失而出现的由外及内的“分解”。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言:“我把中华民族的核心群体叫做‘凝聚核心’。中华民族的发展进程就是围绕着这个核心展开的,许多群体都参与了这个‘凝聚核心’的发展过程,包括了汉人、蒙古人在内,有的进入了这个核心,有的附着在这个核心之上,形成不同的层次。以‘核心’开展的分分合合的过程,包括各民族自身的形成都是如此发展的,连汉族的形成也不例外。凝聚是一个过程,它在过程当中逐步构成了不同层次的差序。”47从几千年的历史进程来看,无论是疆域领土层面,还是民心和制度层面,中国的历史演变中始终体现着“大一统”思想,并不断对其进行立体强化。中国历史上无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朝代,都把中华天下视为一个统一整体,自身以“天下之主”自居。这种经久不衰的观念,维系着并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加强着中华民族不可分的局面,而这正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形成和发展的精髓。

  注释

  1 马大正:《中国边疆经略史》,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5-9页。
  2 陈连开:《中华民族的孕育——先秦民族史对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的影响》,《黑龙江民族丛刊》1988年第2期。
  3(1)王宣华:《先秦中原文化区域“大一统”秩序观及当代价值探析》,郑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第21页。
  4(2)曾文芳:《夏商民族思想的变迁探析》,《西北民族论丛》第6辑,2008年。
  5(3)田继周:《先秦民族史》,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183页。
  6(4)伍新福:《湖南民族关系史》上卷,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年,第28页。
  7(5)李伯谦:《夏文化与先商文化关系探讨》,《中原文物》1991年第1期。
  8(6)栾丰实:《试论岳石文化与郑州地区早期商文化的关系——兼论商族起源问题》,《华夏考古》1994年第4期。
  9(7)王国维:《观堂集林》,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第451页。
  10(8)景以恩:《商族源于齐东新探》,《学术月刊》1996年第10期。
  11(9)王明珂:《华夏边缘》,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25页。
  12(10)田继周:《先秦民族史》,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335-336页。
  13(11)刘再营:《周人、秦人与早期华夏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19年第2期。
  14(12)龚荫:《先秦民族政策概说》,《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1期。
  15(13)辛万翔:《春秋战国时期的国家和国际关系》,《兰州交通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
  16(14)李玲玲:《先秦族群迁徙融合与华夏文明进程研究》,《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
  17(15)杜国林:《春秋战国时期的民族和民族关系》,《思想战线》1986年第6期。
  18(16)叶文宪:《论汉民族的形成》,《古代文明》2011年第3期。
  19(17)伍新福:《湖南民族关系史》上卷,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年,第27页。
  20(18)郭伟川:《古“三苗”新考——兼论“三苗”与南方诸族及楚国之关系》,《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
  21(19)《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外编),1933年,第1093页。
  22(20)黄烈:《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54-55页。
  23(21)孟鸥:《卜辞所见商代的羌族》,《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
  24(22)李龙海:《殷商时期东夷文化的变迁》,《华夏考古》2013年第2期。
  25(23)李克建:《中国民族分布格局的形成及历史演变》,《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7年第9期。
  26(24)杜国林:《春秋战国时期的民族和民族关系》,《思想战线》1986年第6期。
  27(25)金德谷:《“一带一路”与边疆经济发展:基于满洲里市的税收分析》,《广西民族研究》2016年第1期。
  28(26)解学东:《关于先秦时期人口管理思想的几个问题》,《史学月刊》1983年第5期。
  29(27)方卿:《专制与秩序——大一统国家形成研究》,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
  30(28)李克建:《儒家民族观对我国古代民族关系的影响及现代启示》,《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
  31(29)翁独健:《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26页。
  32(30)周倩:《论儒家思想与中国古代“协和万邦”的外交政策》,《孔学研究》2006年第10期。
  33(31)李克建:《儒家民族观的形成与发展》,西南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
  34(32)施芳:《中国民族史史学研究述论》,云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年。
  35(33)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编:《孙中山全集》第11卷,北京:中华书局,2011,第407页。
  36(34)尹波涛、周伟洲:《天下、中国与夷夏:近年来相关研究述评——以李大龙新着〈从“天下”到“中国”:多民族国家疆域理论解构〉为中心》,《西域研究》2017年第1期。
  37(35)顾颉刚:《史林杂识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19页。
  38(36)梁启超:《新民说》,载《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21页。
  39(37)渡辺信一郎:《中国古代的王权与天下秩序》,徐冲译,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15页。
  40(38)范文澜:《中国通史》第1册,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37页。
  41(39)罗福惠:《中国传统民族观念的性格特征及其近现代转变》,《湖北社会科学》1996年第3期。
  42(40)顾颉刚:《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2-5页。
  43(41)马卫东:《大一统源于西周封建说》,《文史哲》2013年第4期。
  44(42)徐黎丽、李姝睿:《“大一统”天下观对中国边疆治理的影响》,《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5年第6期。
  45(43)李克建:《儒家民族观思想基础探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8年第11期。
  46(44)邵方:《大一统思想与“华夷之辨”》,载中国政法大学编:《中国优秀传统法文化与国家治理学术研讨会暨庆祝研究院(所/中心)成立三十周年论文集》,2015年。
  47(45)何晏集解、邢昺疏:《论语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503页。
  48(46)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第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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