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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哲学的方式看待和对待公共危机

时间:2020-05-25 11:48作者:晏辉
本文导读:这是一篇关于以哲学的方式看待和对待公共危机的文章,对任何一个与个体、集体和人类有关的事项进行哲学批判,本质上是把该事项所具有的哲学性质澄明出来,将其作为哲学性质之表现形式的原因性、普遍性和主体性从遮蔽状态下“解救”出来,将之呈现在表象里、把握在意识中

  摘    要: 哲学把握公共危机与危机管理的方式不同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乃在于它澄明了公共危机与危机管理的哲学性质,即原因性、普遍性和主体性。如若公共危机是因人的行动而成的事情,那行动者必是危机的责任者;如果是自然而然的事情,那人就要承认自然、尊重自然,确认人的有限性。对此一问题的考察构成了对公共危机的原始发生所进行的前提批判。惟其公共危机是相关于个体、集体和人类的生命、生存与生活的,是具有普遍性的价值事实,所以要以哲学的方式和态度看待和对待公共危机,在危机管理中遵循社会哲学、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等所蕴含的内在逻辑,将机械规律和自由规律有机地结合起来。公共危机作为非常状态,会使人在危机管理中将正常状态下所潜藏着的“向善”与“趋恶”的因素以扩大或放大的形式表现出来,这为人能够在“后疫情时代”来临之际对过往的观念和行动进行自我反思、修正、矫正和完善提供了可能。而对公共危机与危机管理之事实性和价值性的理性沉思就形成了所谓的哲学批判:整体性的好生活是哲学批判的价值依据,坚守的是价值逻辑;自然的先在性及其客观规律是哲学批判的事实根据,遵循的是事实逻辑。

  关键词: 公共危机; 危机管理; 哲学批判; 价值逻辑; 事实逻辑;

  Abstract: The way in which philosophy handles public crisis and crisis management is different from natural science and social science,in that the former clarifies the philosophical essence of public crisis and crisis management,including reason,universality and subjectivity. If the public crisis is the product of human activity,human beings must tak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crisis; if the crisis is a natural product,then human beings should accept nature,respect nature and acknowledge the limits of their own. The investigation on this issue constitutes the critique of prerequisites about the original occurrence of public crisis. Public crisis possesses universal values and facts concerning individual and community,life and survival. Thus,human beings should deal with the crisis in a philosophical way. As a consequence,the approach to dealing with crisis management should be complied with the inherent logic of social philosophy,political philosophy and moral philosophy,with a combination of mechanical rules and freedom rules. Public crisis is a kind of critical state which fosters the good and evil hidden in normal state to exaggerate,which makes it possible to selfreflection,self-correcting and self-improvement in post-pandemic times. So the rational meditation on the fact and value of public crisis and crisis management has formed the so-called philosophical critique: a good life as a whole forms a value basis in which value logic is adhered to; the apriority of nature and its objective law constitute the factual foundation in which factual logic is observed.
 

以哲学的方式看待和对待公共危机
 

  对任何一个与个体、集体和人类有关的事项进行哲学批判,本质上是把该事项所具有的哲学性质澄明出来,将其作为哲学性质之表现形式的原因性、普遍性和主体性从遮蔽状态下“解救”出来,将之呈现在表象里、把握在意识中。公共危机及危机管理就是典型的具有哲学性质的事项,而正在发生着的新冠肺炎疫情是迄今为止人类所遭遇到的最严重的公共卫生危机,具有典型的原因性、普遍性和主体性特征。所谓原因性,指新冠肺炎疫情是因何种原因而发生和蔓延开来的。如若这个原因是在人的活动中,是因人的行动而成的事情,那么人类就要对自己的行动进行矫正和修正;如若这个原因是在自然那里,那么人类就要承认自然、尊重自然,确认自身的有限性。所谓普遍性,指新冠肺炎疫情作为最严重的公共卫生危机,在空间上是波及范围最广的,已成为真正的全球性事件;在时间上是持续时间最长的;所造成的后果也是最严重的,不但使人的生命受到致命打击,还有可能使现有的社会秩序遭受颠覆性的破坏,自然、经济、政治、文化秩序都面临着严峻考验,最具哲学意义的是可能使天人之道、人伦之道和心性之道呈现一种新的形态。所谓主体性,指新冠肺炎疫情已成为相关于个体、集体和人类的价值危机,人类要动员全部的心智力量和理性体系全力应对、防控乃至消除这个全球性的价值危机。人的主体性不仅表现在创造价值上,还表现在理性而有效地应对和消除各种危机事件上,正确且正当地发挥人的主体性力量,才是人创造秩序、维持秩序和享用秩序,从而过一种整体性的好生活的根本。对新冠肺炎疫情进行哲学批判正是对它的原因性、普遍性和主体性所做的澄明和证明工作,只有当人明了了新冠肺炎疫情的原始发生及其展开逻辑,才算是真正了解了它,也才能基于它的事实逻辑而追问和追寻它的价值逻辑。

  对具有原因性、普遍性和主体性且与人类的生存、生活和完善相关的公共危机及危机管理进行哲学批判内在地蕴含着一般哲学批判和具体或部门哲学批判两种。所谓一般哲学批判,乃是指从哲学中的元理论出发对公共危机及危机管理所作的批判性考察。或许有人批评说,对于公共危机这样一个极具现实性的事件,哲学中的元理论或纯粹的形而上学乃是无用的、无效的,仅有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部门哲学就足够有效了。而我们以为,现代社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整体性、复杂性和冲突性,人为的、自然的公共危机频发,如果只是着眼于公共危机的过程及其后果,这正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所着力考察的方面,而不进行人类灵魂的拷问、观念的追问、行动的质问,进言之,没有本体论意义上的彻底清查,那么以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式的看待和对待方式,必然招致公共危机重复出现。元哲学的反思性品质促使人们找到造成公共危机的初始性的原因,它的批判性性格推动人们知止而行止,它的建构性旨趣引导人类朝向整体性的好生活。在一般哲学所给出的原则和方法基础上,找寻解决公共危机和进行危机管理的道路,正是具体或部门哲学所要完成的任务。并不是我们一厢情愿地将哲学批判强加给现时代,而是说现时代本身就是哲学性的、哲学式的,我们通过哲学批判所做的事情不过是让人类及其类本质重归其本身。领悟天人之道以求人与自然的和谐,感悟人伦之道以求人与社会的和谐,体悟心性之道以求心灵的和谐,是回归人本身的根本道路。对公共危机预先进行元哲学批判,也为分析公共危机中具体哲学问题的分析和论证奠定了基础。鉴于人们都有先天的哲学思考和哲学批判天赋,我们就把这个作为前提的一般哲学批判作为哲学常识确定下来、接受下来,而直接进入具体或部门哲学批判所指向的领域,并以新冠肺炎疫情这一公共卫生危机为重点对象。

  一、公共危机之原始发生的前提批判

  所谓公共危机之原始发生的前提批判是指从哲学高度找寻公共危机发生的事实根据和价值依据。由于人以外的有生命存在者不会因其错误的观念和行动而导致危机的发生,因此我们的分析和论证只限于与人的观念和行动有关的事情,进一步地,是与人的存在论、认识论和价值论,以及理论理性、创制理性和实践理性有关的事情。

  第一,存在论批判。工业化以来,人类在两个方面有了突飞猛进地发展,一个是实践能力,一个是理性能力。人类借助自己创造的生产工具,开疆扩土,将自己的生产和生活空间推进到原本属于其他存在者的空间里,破坏了病毒自然宿主的生存环境,将那些原本不能随意触碰的动植物纳入到自己的生活空间,或作为工具,或作为生活资料。如果说目前人类所知的一切有生命存在者都生存在地球上,那么地球就是它们唯一的生存家园,而在有生命和无生命两大系统之间、植物与动物之间以及动物和动物之间,在长期的进化中形成了一个自组织系统,这个系统存有自我维系、自我修复能力。然而这种自我修复能力在人类强大的改造能力面前显得极为脆弱,当被破坏了的自组织系统不再能恢复到原有的状态中,各种危机便接踵而至。起始于15世纪下半叶、发展于16和17世纪而“狂飙”于18世纪下半叶的现代化运动、工业化过程,开启了一个真正的“建构的时代”。这个“建构”的过程沿着向上和向下两条路径而展开。向上的路径表现为思想体系的建构。如果说笛卡尔开启了哲学家对主体性问题的全面批判,那么他提出“我思,故我在”的哲学命题则意味着,西方传统哲学正在实现着由客体到主体、由存在到认识的近代哲学转向。作为思想建构的突出业绩,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以至稍后的马克思,建构了经济哲学体系;霍布斯、卢梭、洛克,以至康德和黑格尔,建构了政治哲学体系;起始于康德、完成于黑格尔的德国古典哲学,建构了精神哲学体系。向下的建构表现为动力、环境和手段的建构。欲望的激发构成了现代化、工业化的动力;市场的发现及广泛运用提供了环境,市场经济被视为人类迄今为止能够找到的相对有效率的经济增长方式;技术的飞速发展提供了手段,既可以合成一切,又可以分解一切的技术,使人类改造世界的能力得到极大提高。当向上和向下的建构运动相互关联、相互嵌入在一起时,当欲望、市场和技术被并置在一起时,一个完整的现代化过程就开始了。它颠覆了传统社会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的结构,使之沿着表面上是人支配一切,而实际上是人被物化、技术化的道路扩展开来,这就是近代以来的存在论。虽不能说人类所遭遇到的各种公共危机都与现代化运动有关,但频频出现的公共卫生危机则与现代化过程有着内在的关联。

  第二,认识论批判。人类看待和对待世界与自我的态度、立场和观念固然与人的存在论状态相关,但态度和观念一经产生便会反身嵌入到人的行动中,成为了决定人如何行动的先在因素。如果对公共卫生危机的原始发生只作生物学、病理学意义上的追问和追查,只是缉拿病毒的自然宿主,确认病毒的中间宿主,将一切都放置到那个令人类痛恨的原罪者(病毒的自然宿主)身上,那么这种自然主义的、实证主义的思维方式,无法从根本上对公共危机的原始发生进行彻底的前提批判,导致的后果就只有一个:危机重演、悲剧重现。而哲学式的前提批判恰恰是对造成人类危机的哲学性的观念和哲学式的行动进行批判,因为它们才是造成公共危机的源初性力量。世界上从不存在绝对的存在者,人类始终孜孜以求于绝对的无制约者,但却从未找到它,最后康德给出了一个只向人类自身有效的无条件的制约者,这就是具有善良意志和实践理性的人,他在自然本体面前是被限定的存在者,但在自我感悟和自我实践的世界里,又是无限的存在者,他只受自己制定的法则的约束。在追问公共危机之原始发生的观念基础时,有两个观念值得深入分析和论证。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第一版序言中说道:“人类理性在其知识的某个门类里有一种特殊的命运,就是:它为一些它无法摆脱的问题所困扰;因为这些问题是由理性自身的本性向自己提出来的,但它又不能回答它们;因为这些问题超越了人类理性的一切能力。”1在思辨理性中,理性通过提出原则和方法,促使知性创制一套范畴体系,依照量、质、关系和模态的演进逻辑,对通过先天直观形式即时空获得的感性材料进行加工、整理、抽提,从而形成知识。但我们所能加工的只是杂多的表象,至于那个本体、物自体、事物自身究竟如何,我们的理性和知性都无法彻底知晓。这与其说给上帝留了地盘,倒不如说给自然留了余地。康德的本体与现象的分离说具有双重哲学意义:一方面,通过给自然留有余地,促使人类自身必须承认本体、尊重本体和敬畏本体,以此确认和承认人类能力的有限性。另一方面,也可以走向完全的主体主义,一切均以我的感觉为主,“存在就是被感知”,只有感觉得到的东西才是真实的,一切知识均来源于感觉,规律不过是感觉的复合、感觉的连接,这是经验论的主观主义。一切知识均来自人的先天知识,人的知性就有产生知识的能力,这是唯理论的主观主义。

  这种独断论式的致思范式,导致了自然的客观实在性和可知性完全决定于我的感知和推理的认识论后果。我们能够知晓的只有我们的表象,只有对表象进行加工、整理才能形成知识。只有被表象化、图象化、知识化的对象才是可知的、可把握的,至于那个表象背后的本体、物自体则是不得而知的事情。这种表象论导致了海德格尔所说的“世界图象的时代”的来临2。使世界图象化,就是使世界被摆置到图象者面前,被表象、被摆置了的世界就是一个被理解了的、被说明的世界,就是世界的“是其所是”。世界本身的“真”决定于世界是否以合于表象者的方式被摆置、被表象;世界自身如何、怎样不重要,重要的是它被表象、把捉和说明的方式。“所以,从本质上看来,世界图象并非意指一幅关于世界的图象,而是指世界被把握为图象了。这时,存在者整体便以下述方式被看待,即:唯就存在者被具有表象和制作作用的人摆置而言,存在者才是存在着的。在出现世界图象的地方,实现着一种关于存在者整体的本质性决断。存在者的存在是在存在者之被表象状态中被寻求和发现的”3。那么,在众多的存在者中,何种样式的存在者才有如此这般的表象能力呢?他不但进行着这样的表象,使世界图象化且自知着这种图象化的过程,这个存在者不是任意一个,而就是人,且只能是人。人由于有不同于其他任何存在者的思维和实践能力,在其无意识和潜意识中始终存在着超出自己的边界、越过活火燃烧和熄灭的分寸而伤害世界正义原则的原始冲动,使自己变成唯一的创造者和解释者。虽然不能说普罗泰戈拉通过他令后人震撼的命题“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影响了近现代以来的普遍观念,但是至少将人类超出自己活动的边界、从有限达于无限的原始冲动哲学化了。惟其人类这种原始冲动存有诸种风险,所以哲学家特别是伦理学家都在理性、理智地教导人们,必须具有边界意识和理智精神。

  第三,价值论批判。人类历史的演进、迂回和发展似乎从未完全倾听过伦理学家的声音和劝告,而是依照属于它自己的道路前行,伦理理念本质上是反思性的,不是建构性的。在现代化运动过程中,人不但认为自己是一切事物的改造者和解释者,也实践着这种改造和解释。人成为自以为是的主体。“现在,人在存在者中间的地位完全不同于中世纪和古代人了。决定性的事情乃是,人本身特别地把这一地位采取为由他自己所构成的地位,人有意识地把这种地位当作被他采取的地位来遵守,并把这种地位确保为人性的一种可能的发挥的基础。……人把他必须如何对作为对象的存在者采取立场的方式归结到自身那里。于是开始了那种人的存在方式,这种方式占据着人类能力的领域,把这个领域当作一个尺度区域和实行区域,目的是为了获得对存在者整体的支配”4。然而,人并没有对这个自认为是一切存在者存在的尺度、不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进行过彻底的反思,在观念和实践上,都产生了一个尖锐的矛盾:“唯因为人根本上和本质上成了主体,并且只是就此而言,对人来说就必然会出现这样一个明确的问题:人是作为局限于他的任性和放纵于他的专横的‘自我’,还是作为社会的‘我们’;是作为个人还是作为社会;是作为社会中的个体,还是作为社团中的单纯成员;是作为国家、民族和人民,还是作为现代人的普遍人性———人才意愿并且必须成为他作为现代人的本质已经存在的主体?唯当人本质上已经是主体,人才有可能滑落入个人主义意义上的主观主义的畸形本质之中。但也只有在人保持为主体之际,反对个人主义和主张社会是一切劳作和利益之目标领域的明确斗争才有了某种意义。”5然而,人之成为世界主体的过程,乃是一个无需征得他者同意而一意孤行的过程,本质上是一个充满暴力的过程。“现代的基本进程乃是对作为图象的世界的征服过程。这里,‘图象’(Bild)一词意味着:表象着的制造之构图。在这种制造中,人为一种地位而斗争,力求他能在其中成为那种给予一切存在者以尺度和准绳的存在者。因为这种地位确保、组建和表达自身为世界观,所以,现代的与存在者的关系在其决定性的展开过程中成为各种世界观的争辩,而且不是任意的世界观的争辩,而只是那些世界观的争辩———这些世界观已经占取了具有最终坚决态度的人的极端的基本立场。为了这种关于世界观的斗争,并且按照这种斗争的意义,人施行其对一切事物的计算、计划和培育的无限制的暴力。作为研究的科学乃是这种在世界中的自行设立的不可缺少的形式,是现代在其中飞速地———以一种不为参与者所知的速度———达到其本质之完成的道路之一”6。而另一条道路就是现代技术。

  在科学与技术相互嵌入的历史进程中,二者之间的嵌入似乎是不对称的。在古代,各种实用技术的发明和运用通常都是在反复进行的生产实践中实现的,技术对科学的要求显然不那么强烈,反之科学试图转换为技术的愿望也不那么迫切。而在近代、现代乃至当代,科学与技术之间的亲和力却表现出超乎寻常的密切。如果说,海德格尔的使“世界图象化”只是观念地改造世界,将世界强行纳入到自己的解释体系,那么现代技术则是通过现实地改造世界,将世界实际地纳入自己控制、支配和制造的版图之中。现代技术的神奇功效充分证明了使世界图象化的意愿和观念是有充分根据的,因而是可实现的。“由于现代技术的本质居于座架中,所以现代技术应用精确自然科学。由此便出现了一个惑人的假象,仿佛现代技术是被应用的自然科学”7。技术是在物与物、人与物、人与人之间完成的某种设置;技术既没有增加原有的要素,也没有减少已有的原子,其所改变的乃是原有的装置,或制造新的装置。其实,技术不是创造了什么新的元素,更不是无中生有,而是把不同装置中的不同要素相互连接,重新组合。技术本质上就是“座架”。“座架乃是那种摆置的聚集,这种摆置摆弄人,使人以订造方式把现实事物作为持存物而解蔽出来。作为如此这般受促逼的东西,人处在座架的本质领域之中”8。

  技术作为座架,本质上是现代化的产物,它促逼着、摆置着它意欲装置的东西,它不再顾及被摆置的东西的结构、运行逻辑,即不再倾听对象的基于“是其所是的东西”所发出的声音。在古代,人类发明的技术大都是顺其自然和因势利导的产物;农业也被证明是生态经济:“农民先前耕作的田野的情形不同;这里‘耕作’还意味着:关心和照料。农民的所作所为并非促逼耕地。在播种时,它把种子交给生长之力,并且守护着种子的发育。但现在,就连田地的耕作也已经沦于一种完全不同的摆置着自然的订造的漩涡中了。它在促逼意义上摆置着自然。于是,耕作农业变成了机械化的食物工业。”9技术作为一种客观性的解构与建构过程,本质上就是一种“解蔽”和“祛魅”过程。它要打开世界的秘密,使人所不知、不能的事情招致前来,让那些充满神秘、彰显魅力的他者来到人面前,这倒不是为了让他者在人面前彰显它们各自的魅力,显示它们各自的力量,而是为了显示它们的渺小,促逼它们在人面前显露无能为力、自愧不如。理论的创造和传播者、技术的发明和使用者用极为善意的口吻说,使你们得以“解蔽”和“祛魅”并不是要暴露出你们的缺点,而是要去掉“遮蔽”在你们身上的外壳,亮出你们的魅力来。就如同通过座架将掩藏在土地下面的煤开采出来,通过“解蔽”、“去蔽”、“祛魅”使煤亮出乌黑的光亮来。然而,事实证明,这却是一种伪善的说法,技术的真正目的是支配、控制和掠夺。技术具有两面性或二重性,它无法做到其使用者所意愿的,即规避代价获取创价,因为技术就像一块硬币的两面,创价与代价相伴、福祉与祸患相随。但一切的技术会将人带入危险的境地:“由于人被带到了上述可能性之间,人便从命运而来受到了危害。解蔽之命运作为这样一种命运,在其所有方式中都是危险,因而必然是危险。”所以,说到底,“座架占统治地位之处,便有最高意义上的危险”10。海德格尔曾信心满满地说道,将来基于技术而又超越技术的领域一定是艺术,它既与技术的本质有亲缘关系,又与技术之本质有根本的不同。然而,海德格尔在发表于1954年的《技术的追问》一文中所企盼的这个“艺术”,在近70年之后的今天,似乎尚未出现。无论以悲观的情绪还是以乐观的情感来期待这个“艺术”,理智要求于我们的是,必须重新界定现代化以来人们的科学和技术,用一种平静的心态充分审视人类的命运,反思现代化以来形成的那种傲慢、狂妄。在看待和对待人类命运这个问题上,独断论和怀疑论都是不可取的,而辨证论才是我们必须采取的正确立场和理性态度。

  当存在论、认识论和价值论被有机地组合在一起的时候,一幅完整的现代社会画面就被勾画出来了。理性周全论、技术无限论支配着人们的观念,也成为制定公共政策、设计各种制度、策划各种行动的观念基础;人之身外的自然、人之自身的自然在我既是认识的主体又是行动的主体的观念的支配下,在技术既可以分解一切又可以合成一切的“座架”、“摆置”之下,把人自己“促逼”到“风险社会的来临”的时代。水资源枯竭、沙化面积增大、空气污染加剧、各种疾病丛生。人们总是幻想着只要创价,不要代价,殊不知,现代化运动在把财富、机会“奉献”给人类的同时,也把“危险”、“毁灭”赠送给了人类。人怎样无限度、无理性地改造和对待自然,自然就怎样以无声语言的形式“回馈”人类。虽然不能断言新冠肺炎作为大自然对人类的“回馈”,一定是由人类的无限度和无理性行动造成的直接后果,但它一定相关于这些活动。

  二、以哲学的方式看待和对待公共危机

  “公共危机”既是一个描述性概念,又是一个规范性范畴。它描述的是一个有可能导致社会价值体系解构和社会秩序系统崩溃的特定事件。它又是一个人类试图规避和消除的事件,它或是与人的观念和行动有关,无论是故意的还是无意的;或是与人的行动无直接关联,而是自然界运行过程中的一个自然事件。判定“公共危机”是不是哲学性的,除了前面所论述的原因性、普遍性和主体性这三个方面之外,还有另外两个不可或缺的根据:一个是广度和深度问题,一个是意向和能力问题———前者是事实依据,后者是道德根据。从前者来说,公共危机是普遍性的、根本性的,有可能颠覆人类已有的观念和行动,有可能对所有有生命存在者都有根本影响;从后者来说,公共危机是相关于人的意愿和能力的,是由人类自身的严重过错而导致的,因此,人类自身便是最大的责任主体。它促使人类改变过往的存在论、认识论和价值论三位一体结构,矫正、修正、改变已有的理论理性、创制理性和实践理性三者合一的精神体系。

  如何以哲学的方式看待和对待公共危机?思与行是人类活动的两种基本形式,在思与行的基础上又开显出其他形式,但只有思与行才具有本体论的性质。黑格尔说人是靠思想站立起来的,其实这是一个比喻,人有意识并能充分意识,还把人的意识贯彻到人的所有活动中,从而使人的活动变成了理性的、反思的、预设性的活动,惟其如此,人才把自己和其他动物区别开了。但就人本身而言,人不但是靠思想,更是靠行动站立起来的,正是通过有意识的劳动,人才变成了直立行走的灵长类动物。在看待和对待公共危机上,同样存在着思与行的问题,思便是看待,行便是对待。人不但思着思的对象,而且思着思本身;前者构成关于对对象的认识和关于自身的认识,后者构成对于认识活动及其成果的认识;前者是正在发生着的认识,后者是对发生着的认识进行认识;前者是此在性的,后者是反思性的,是对于此在性的思的后思。将思与行的运行逻辑应用于对公共危机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的分析和论证,就表现为对过往观念的反思与批判,以得见这些观念的缺陷甚至错误;在反思和批判的基础上寻找对待和消除新冠肺炎疫情的道路与方案。

  新型冠状病毒所引发的疫情已经成为了全球性的公共危机事件,病毒沿着属于它自己的运行轨迹,超越了地域,越过了国界,成了真正意义上、全球意义上的公共危机。无论是正价值、无价值,还是反价值,只要它是相关于“类”,涉及类的理念和概念,那它必是哲学问题,或具有哲学性质。新型冠状病毒所造成的破坏性作用,在时间上可能是持续的,在空间上可能是扩展的。新型冠状病毒似乎快速成为了一个人类学范畴。作为一个“新生事物”,新型冠状病毒促使人类要打破地域限制,放弃地区与地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往日那种提防、限制、攻歼、争斗,更要打破地方性知识的壁垒,动员整个人类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乃至人类学知识,凝聚整个人类的实践智慧。只有这样才能应对突如其来的“不速之客”。

  作为迄今最严重的公共卫生危机,新冠肺炎疫情有可能导致革命性的变革———观念的革命、制度的革新、体制的转变……其中,哲学观念的革命是最高的,也是最基本的。

  一是本体论的革命。自近代的现代化运动以来,本体论沿着人的主体地位逐渐确立的路径而不断变换其自身,实现了从自然本体向社会本体再向欲望本体的转变,而决定这一转变的根本力量则是近代以来主体—客体—主体模式的确立。黑格尔在《精神哲学》中说道,如果有一个哲学概念是普遍的,适合于所有人,那么这个概念就是“自我”,当我说出“自我”时,我不过是说出了一个适合于所有人的观念,因为每个人都是“自我”。而这个“自我”天然就有一种我—他者—我的原始冲动,现代化运动将这个原始冲动变成了现实的观念和行动。然而,如黑格尔所说,由于每个人都是自我,都有相似甚或相同的观念和行动,因此,如果每个人都一意孤行,将自己视为真实的自我、主体,而将他者视为虚假、虚无,那么我的自我、我的主体也就被取消或被消灭了,所以每个人的自我和主体都必须接受普遍性的制约。然而,个体、民族、国家乃至人类,似乎从未做过这样的沉思和反思,相反,具有绝对自我意识的个体、民族和国家,开始凭借其暂时的优势而任性妄为、自以为是,出现了个体、集体利己主义,国家、人类利己主义。起始于15世纪的现代化运动,始终是在不对等的语境中进行的,作为现代化运动之上游的国家、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始终把持着军事、经济、科技资源,并利用这种优势对中游和下游国家进行军事打击、经济封锁、政治控制和文化殖民。冷战结束之后的几十年,发展中国家和后发国家通过自身变革,快速发展起来,在经济基础、军事实力、文化资源、观念创新等诸多方面都取得了令全世界瞩目的成就,它们的思与行正在改变着由西方国家主导现代化运动的局面,正在酝酿和生成着天下体系、世界一体的观念。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这种世界观念之一。作为全球性的公共卫生危机,新冠肺炎疫情已经造成了世界性的后果,事实证明,只有放弃个人、集团和国家利己主义,树立全球意识、人类观念才能真正管控、应对和消除这一重大疫情。然而,西方主要国家依旧固守着它们长期奉行的利己主义价值观,要么逃避责任,要么转嫁责任。在此种情境之下,人们需要的是对现代化运动、对西方主要国家所一直奉行的价值观进行彻底的反思和批判。这既是此在的要求,也是未来的诉求。一如整个人类要改变对待自然的不合理方式那样,西方发达国家更要改变对待自然和其他国家的不合理方式。只问成功与不成功、不想正当与不正当的做法已经不适合当代和未来社会的客观需要了。

  二是观念论的革命。起始于古希腊泰勒斯的本原追问,开启了西方元哲学致思路向。哲学家们坚信,一定有一个始基,万物始初于它又复归于它,且坚信人类有完备的能力和整全的理论将这个始基开显出来、表达出来,这是独断论的本体论。及至近代,笛卡尔开启了寻找这个理性能力和完备理论的过程,出现了经验论与唯理论之争,虽旨趣不同,但终极目的是一致的,那就是找到能够证明始基存在的理论和知识体系。二者虽然坚信自己的立场和理论,但都难以驳倒对方,使自己的理论成为主观和客观都有充分根据的那种“视其为真”,这是一种怀疑论的知识论。既要承认世界的无限性,又要承认理性和知识的有限性,从而得出任何存在者都可能是始基,且任何存在者都不可以以自己是始基的名义侵犯和侵害他者的结论,这是辨证论的真理论。由新冠肺炎疫情所引发的全球性公共卫生危机,再一次证明人的理性、知识是有限的,不但知性提供的有关正确与否的知识是有限的,而且实践理性提供的有关正当与否的道德理性知识也是有限的。直到现在为止,生物学、遗传学、病理学无法提供新型冠状病毒的原始发生、传播规律、入侵路径、治疗措施等诸多环节和层面的正确解释,更没有找到阻止和消除病毒的有效路径和方法。理性无限论、能力无限论都将在严酷的新型冠状病毒面前受到检验。

  三是真理观的革命。当代哲学意义下的“真理”概念可能要发生颠覆性的变革,即它不再是单一的被证明是正确的知识,也不再是简单的“有用即真理”的实践命题。因为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的暴发、传播、变异、传染,迄今为止的任何一种生物理论、基因模型、病理学都无法完全而正确地描述它、解释它,更无有效药物阻止、消除它。“有用即真理”的实践命题更是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因为如若将这一命题推到极致,新型冠状病毒在如此之短的时间里产生如此之大的空间效果,对新型冠状病毒自身来说那不是最有用的因而是最绝对的真理吗?各种形态利己主义背后乃是个体、集体中心主义,国家、人类中心主义这种根深蒂固的观念。“有用即真理”的真理观,极有可能导致极端的利己主义,在新型冠状病毒肆虐全球的语境下,只有把其他国家的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纳入到“有用即真理”的考虑和计算中,“有用即真理”才会成为普遍有效的实践命题。你要按照你意愿别人对待你的方式去对待别人,才是当代社会所承认和坚守的实践法则。

  四是实现从直线思维、片面思维和段落思维向整体思维、复杂思维和矛盾思维的转向,已成必然。新型冠状病毒的复杂性只是现代复杂性的一个缩影。一如海德格尔所说,现代性场域下的使“世界图象化”,现代技术的“解蔽”、“去蔽”、“祛魅”功效,重构了一个属人的世界。然而作为人化的世界,也已经颠覆了传统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关系,将先前各自安好的动植物都通过生产和技术的过程纳入到生产与消费的系列,同时也把各种致命病毒从先前的相对安全的领域释放出来;可以解构一切也可以合成一切的科学信念和技术“祛魅”,使人类陷入到“给我一个杠杆,我将撬起整个地球”的狂妄理念、直线思维、片面思考、段落判断的模式之中,既无风险意识,更无命运概念。人是人本身的主人,更是解构世界、合成世界的主体;我是我命运的主宰,即便是不合我之意向和意愿的他者意志,我也要把它纳入到我的运行轨迹中来,与命运抗争。然而,现代化运动以来,已经出现、正在出现和将要出现的自然现象、社会现象和精神现象,使人应接不暇、穷于应付。人们开始怨天尤人、相互推诿、互相攻歼。事实上,人类射虎已经进入到真正的哲学人类学的时代,即类的难题与困境已经超越了地区的限制和国家的边界,俨然成为了整个人类的事情。然而,人们似乎依旧沉浸在撬起整个地球的狂妄幻想之中,进取于通过改造基因结构可祛除百病、切除先天缺陷、追求永生不朽的科学信念中。

  近代以来的狂妄、不理性、臆想是与整体性观念、复杂性思维意识相冲突的。无论是未经人类改造的世界,还是经过改造的人化世界,永远都是一个整体,各种无生命物质、有生命存在物都相互关联地存在着。每个存在者都有其天然的存在理由,或许病毒比人类的存在还要久远;每一种存在者的存在状态和产生作用的方式都是不同的,一个不足一百纳米的新型冠状病毒可以令人类手足无措、无法应对。自在的自然、人化的自然的复杂性远远超出了人类现有的理性能力和知识结构的边界。各种存在者原本就处在或和睦相处、或冲突不断的状态,矛盾永远都是不可否认、不可消除的事实;解决了旧矛盾产生新矛盾,消除了一个矛盾又引发若干矛盾。人类陷入了既无认识上的当止、又无行动上的行止的状态。于是,不请自到的命运、座架摆置的命运、风险丛生的命运同时招致前来,然而人类却还处在“我与命运抗争”这种一意孤行和自我沉醉的状态之中。一些导致社会价值结构解体、社会秩序系统崩溃、个体生命终结的体积大小不一的元素,始终存在于人类左右和前后,它们以不请自到的样式招致前来,无需征得人类的同意便可“我行我素”、“肆意横行”,使人“防不胜防”。细菌、病毒、海啸、地震、暴雨、狂风……,它们或许是自在的,与人类活动无关,或许是由人类行为招致的,但都是客观的。这是人类的命运,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不可抗拒的力量。它们以无声的语言、以“我行我素”的方式向人类述说着它们远比人类久远的变迁史。对此,人类或视而不见、或奋起反击,试图用理论和技术改变这种原本不可改变的命运,于是又陷入到自我承诺、自我创造的命运之中。然而这种命运却是双重的,技术座架的命运和招致风险的命运交织在一起。“如果这种命运,即座架,乃是最极端的危险———不仅对一切人来说是这样,而且对一切解蔽本身来说也是这样———,那么这种遣送还可以被叫做允诺吗?当然罗;尤其是当在这种命运中生长着救渡的时候。每一种解蔽之命运都是从这种允诺而来并且作为这种允诺而发生的。因为这种允诺才把人送到那种对解蔽的参与中,而这种参与是解蔽之居有事件所需要的。作为如此这般被需要的东西,人被归本于真理之居有事件。这样或那样遣送到解蔽之中的允诺者,本身乃是救渡。因为这种救渡让人观入他的本质的最高尊严并且逗留于其中。这种最高尊严在于:人守护着无蔽状态,并且与之相随地,向来首先守护着这片大地上的万物的遮蔽状态。假如我们尽我们的本份着手去留意技术之本质,那么,恰恰在座架中———此座架咄咄逼人地把人拉扯到被认为是唯一的解蔽方式的订造之中,并且因而是把人推入牺牲其自由本质的危险之中———,恰恰在这种最极端的危险中,人对于允诺者的最紧密的、不可摧毁的归属性显露出来了”10。人通过技术可以造就一切而造就的允诺,将人们置于一种自我构造、自我生成的命运之中。这个允诺的动机是善良的,即通过解构一切和合成一切为人类带来福祉。然而善良允诺并不能保证技术只能带来善良而规避邪恶,相反,技术既可以向善,也可以趋恶,或是福祸相依。向善的路可称为“守护”,趋恶的路可称为“座架”。如此一来,无论怎样允诺都不能一厢情愿地使技术变成单一的向善之路。在解蔽、去蔽的同时,绝有可能造成如下情形:使原本无蔽状态的事物在被解蔽的同时被遮蔽,解蔽了罪恶,遮蔽了真理。用潘多拉神话比喻,人有能力打开魔盒放出魔鬼,却没有能力将魔鬼收归盒中,这就是座架。若能守护大地上的万物,让其绽放自己而不予强制,亮出原本的光彩来,这便是海德格尔的“守护”,也就是艺术。用守护、呵护代替座架,使艺术超越技术,虽不失为努力的方向,但却是一条充满荆棘之路。

  三、危机管理中的哲学态度与哲学行动

  危机管理中的哲学态度涉及管理者和利益相关者在认知、应对、防控和消除危机过程中所表现出的理性精神和道德人格;危机管理中的哲学行动体现的是个体、集体和国家行动以及集体行动(即个体、集体和国家一致行动)的内在逻辑。理性精神和道德人格都是相关于哲学的核心问题,即正确性和正当性的。作为一种可行能力和优良品质,理性精神和道德人格是个体和集体无时无刻不在使用的核心素养和素质。在相对稳定的社会状态下,理性精神和道德人格也表现为平稳的状态,在生产、交往和生活中,表现出边界相对清晰的信念、认知、情感、意志和行动,表现为具有领域性、层次性的道德形态,如国家伦理、职业伦理和家庭美德。当社会处于局部的甚至是整个社会国家范围内的公共危机时,不同层次、不同职业的人们,便在瞬间隐去了他们往日那种职业上的特征、地域上的差别,而变成了具有相同尊严的平等者,因为所有人的生命价值是同等的,他们促成了真正的集体行动。人们各就其位、各司其职、各负其责,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坚定的信念、信心,饱满的激情、热情、同情,顽强的意志,义无反顾的道德行动。人们在危机事件的认知、防控、管理中显现出强大的道德人格魅力。如果说,在日常的生活状态下,理性的作用、德性的力量、道德人格的魅力是潜藏于人们的心灵深处,是潜在的力量,难见其耀眼的光辉,那么在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阻击战中,道德人格便瞬间爆发出惊人的力量,它使人真正成为了具有人格的沉思者和行动者。那么,理性精神和道德人格是如何在危机管理中展现其魅力的呢?在公共危机及危机管理中,稳定状态下潜藏着的社会问题会集中爆发出来,无法预知的风险和危险也一并招致前来,它使往日的社会价值结构和社会秩序体系濒临解体,人们的认知、情绪、情感和意志也会处于应急状态。如何充分运用理论理性和实践智慧应对和解除危机,就集中表现为客体性和主体性两个方面的哲学问题。在客体性方面,集中表现为社会、政治、道德的相互交织、相互制约;在主体性方面,集中表现为社会哲学中的社会秩序、政治哲学中的公共意志与集体行动、道德哲学中的德性与规范的反思与重构。

  (一)社会哲学视角中的社会秩序

  人类生存和生活的任何一种稳定状态和危机状态都是在特定的社会场域下发生、持续和演变的。稳定的社会场域就是社会秩序,它为人们的生产、交往和生活提供了环境和条件。在传统社会,家国同构的社会秩序为人们的生产、交往和生活提供了看似固定的、甚至是僵化的环境,但却降低了由变动不居带来的风险。起始于近代的现代化过程构建了不同于传统社会的社会结构及其运行方式,它形成了鲜明的社会特征。在经济、政治和文化这三种核心要素中,实现了迄今为止被视为相对合理的组合:三者之间保持相对的分离状态,各自相对独立地发挥功能。经济以效率和公平为核心价值,通过资本、市场和科技三种要素构建现代生产逻辑: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财富的快速积累和分配,为应对公共危机奠定了物质基础。科技的飞速发展和广泛应用为预判、解释、预防、治疗公共卫生危机中的各种疾病提供了理论和医疗支持。政治活动将正义与平等作为价值原则,通过建立一种反思与批判的机制,使政策和制度对经济的公平和效率原则、文化的自由与幸福原则保持足够的宽容和开放态度。文化活动以自由和幸福为价值原则,供给一套具有自我修正、自我更新能力的观念体系,以引领经济和政治活动。然而,近代以来的现代化运动虽然构建了一个原本可以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之间既相对独立又相互支撑的社会秩序体系,但却由于资本强大的运行逻辑,而导致现代社会之建构与运行充满了各种不稳定因素,甚至造成了“风险社会的来临”。资本与技术的相互嵌入,使得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的关系进入到全面的人化和重构之中,这使得人类社会进入到高风险社会;由资本的世界运行逻辑所推动的全球化、世界化,使得人们成为了形式(规则)和质料(利益)双重意义上的“命运共同体”。全球化可以使资源和财富在世界范围内流动,科学技术在全球范围内分享和共享,但日益增强的流动性和变动性,也使局部的、地区性的公共卫生事件快速成为世界性的公共危机。

  如果把社会哲学定义为研究社会结构及其运行逻辑的学科或学说,那么它就必须研究稳定状态和危机状态下的社会结构及其运行方式。在稳定社会状态下,人员流动、资源分布、空间正义可以说都是可预期和掌控的,虽然会出现因过度依靠资本的运行进行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而导致的功利主义、利己主义和单边主义,出现经济活动的经济封锁、经济制裁,政治活动的退群、毁约,但是仍然可以保持相对稳定的国内和国际秩序,各种风险的预判、防控和消解尚在能力所及的范围内。在危机状态下,人员、资源和空间则都要以紧急的形式被调动、控制,如果依旧行使过往的管理模式,就会错失预判、应对、防控和消除公共危机的最佳时机,所以在公共危机状态下,时间和空间更具有人类学意义。现代化、全球化、科技化、自动化、智能化等各种因素交织在一起,构成了现代性的整体肖像:创价与代价相伴、机会与风险共存。过度作为与过度不为,会使潜在的风险、危险集中爆发出来,出现灾祸并置的危险局面。

  在公共危机状态下,社会秩序处于程度不同的停滞或解构状态。在各种社会秩序中,经济秩序是最根本的。现代生产逻辑是一个具有相对自组织能力的系统,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逐个环节会在需求和供给相互依存的经济链条上运转。危机状态下的相对停滞或完全停滞,使经济链条中断。市场万能论受到质疑,支配市场自行运作的那只“看不见”的手也会失效,市场失灵导致供给与需求体系解体。而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直接目的的经济人通常不会放弃基于供求关系之上的等价交换原则,虽不排除经济人的慈善行动,但这总是有限度的“让渡”、“牺牲”。用于紧急救援的人员调配、物资供应、医疗供给,都不可能是以获取收益最大化的商业行为,而必须是基于政治权力和公共职权之上的治理和管理。在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的理念和实践中,一种新型的更加有效率也更加合理的治理模式正在形成中,这是国际化、全球化、世界化在新的时空形态下的必然要求。这就是经济、政治和文化三重逻辑:在不伤害政治和文化运行逻辑的前提下,资本的运行逻辑具有优先性;当经济的运行逻辑在利益最大化原则推动下造成天人之道、人伦之道和心性之道逐渐失去根基的时候,必须运用政治的逻辑,即出于人类整体利益的考虑来调节、调整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之关系的运行;而真正为资本逻辑和政治逻辑进行奠基的则是文化逻辑,没有一个完整而成熟的人类整体利益、人类共同命运的理念,一种世界性的和谐、全人类的福祉是绝对不可能的。因此,在经济秩序受到威胁的特定状态下,经济秩序的维系必须依靠政治行为、公共管理和以整体利益为核心的价值观念得以实现。交往活动的中断、个体处于隔离状态,使得直接交流、交往停滞下来,绝大部分人成为了疫情的边缘人和旁观者。现代传播媒介为人们之间的信息沟通和情感交流提供了技术支持,关于疫情的“真相”主要依靠相关报道。出于恶意制造虚假信息、谣言传播、恶毒攻击、不报缓报瞒报,导致人们认知模糊、情感波动、情绪激动,使评估和评价体系陷入自相矛盾、相互否认、失真失实、真假难辨的境地,人们可能会偏离疫情本身而纠缠于信息真假的甄别中,致使人们的心灵失去秩序。经济之序和心灵之序一旦失去平衡,社会秩序的其他领域就会随之改变。如果说以经济秩序为主要形态的社会秩序乃是一种自在的、自发的和谐状态,是过程和后果主义的,那么在危机状态下,维持现有秩序、构建新秩序就绝不能单单依靠“市场自治”和“个人意志”,而必须依靠政治治理和公共意志,这便是政治哲学问题。

  (二)政治哲学视阈中的公共权力、公共意志与集体行动

  在现代性场域下,政治哲学似有成为显学的势头,约有两个理由:其一,理论与思想的发展逻辑。随着现代化运动的加深与加快,各种哲学问题层出不穷,起始于古希腊的元哲学面对多层次和多样化的存在、认识和价值问题,需要实现自身的分化,于是便产生了针对各个具体领域之哲学问题的探讨,也就产生了部门哲学或实践哲学,其中政治哲学始终是部门哲学中的核心部分。一如伦理学基础与应用伦理学的关系那样,政治哲学和应用伦理学并未丢弃元哲学,在最高层次上,元哲学依旧有它的地位和作用,但在沉思和解决具体领域之哲学问题上,必须依靠具有针对性的应用哲学或部门哲学。部门哲学、具体哲学、应用伦理学不是元哲学之原则、方法和原理的具体运用,而是一种的新的哲学思维,政治哲学就是这种新的哲学思维的典型代表。其二,实践与价值的生成逻辑。在人类由无阶级到有阶级社会,再到无阶级社会,从无国家到建立国家,再到消灭国家的漫长进程中,其间会有许多中间状态。在基本上消灭了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的情境下,政治权力和公共职权的作用不是被削弱了而是被加强了。随着全球化、世界化场域的建构,如何正确而正当地加强国际交流和实施全球治理,日益成为人类的事情。资本的逻辑和军事的力量,被证明是导致国际间不公平、全球不正义的治理方式,而在相互尊重、相互有利原则指导下,基于差别,求同存异,合作共赢,才是最好的全球治理模式,而这种模式正是政治治理的模式。在建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在相对稳定的社会状态下,越来越多的社会关系的处理需要公共政策和制度来完成,而不能完全依靠市场调节,更无法依靠个人意志。在公共危机状态下,在市场调节已经变弱、个人意志无力的情形下,政治治理和管理就显示出其力量。在由新型冠状病毒的暴发、传播、传染引发公共卫生危机过程中,社会秩序系统受到严重冲击,如何认知、解释、应对、防控、消除疫情,一时间成为了所有治理和管理活动的重心。事实证明,在全民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阻击战中,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表现出了其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的独特优势。

  在诸种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理论中,滕尼斯和涂尔干的理论值得重视。滕尼斯把人们因基于不同力量通过相互连接、共同交往而形成的“集体”分别称为“共同体”与“社会”,把基于血缘、地缘和情缘形成的集体称为“共同体”,而把充满利益交割关系的领域称之为“社会”。他用“关系”、“意志”来描述和分别共同体与社会的本质。“人的意志存在于人们相互之间的多种关系里;只要关系中的一方是主动者或施加作用者,而关系中的另一方是受动者或感觉到作用者,那么任何这样的关系都是一种相互作用”10。这里的“意志”既指一种支配能力,又指一种支配关系,人和人之间的许多关系都是基于意志之上的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仅从这种支配和被支配的关系并不能确定支配的性质和意义,必须充分解释支配的过程和后果对支配者和被支配者所产生的意义。“对关系本身,因此也即结合而言,如果我们将它理解为真实的与有机的生命,那么它就是共同体的本质;如果我们将它理解为想象的与机械的构造,那么这就是社会的概念”6。很显然,滕尼斯对共同体与社会持一种极为鲜明的价值立场,“所有亲密的、隐秘的、排他性的共同生活都被我们理解成共同体中的生活;而社会是公共生活,社会就是世界”11。滕尼斯进一步地通过“本质意志”与“抉择意志”两个概念呈现共同体与社会得以运转的基础。“本质意志是人的身体在心理层面上的等价物,或者说是生命的统一原则,只要设想生命处于这样一种现实的形式中:思维本身从属于现实”。而“抉择意志是思维本身的一个产物,只有在同其创造者(思维主体)的关系中,它才能获得真正的现实性;即使这种现实可能被他人认识并由此而得到承认”12。“本质意志”与“抉择意志”在行动的动因或倾向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但目的却不同:前者建立在过去的体验和经验之上,并由此来解释;后者则建立在对未来的想象中,并以此来解释。

  在共同体与社会之于人的社会性或公共性意义上,涂尔干似有不同观点。在他看来,在血缘、地缘和友缘共同体中人的理性是极不发达的,而只有在社会中人的理性才被培养和开显出来,只有每个人能够拥有且充分运用理性,才标志着他的社会性已经发展到了相当高的程度。涂尔干在《家庭社会学导论》中提出了“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两个概念。“机械团结”描述的是在宗教信仰、道德情感、个人意志高度一致的场域下的社会整合形式,同质意志的广泛存在使异质意志既无可能也无必要。“有机团结”是随着社会分工的高度发展而出现的人与人之间的“结合”方式,异质性的增强却强化了人与人之间的依赖性,人们愈来愈根据理性而不再是根据情感来认知和建构人与人之间的“结合”方式。罗尔斯又提出了“公共理性”概念,用以指明一个充满良序的正义社会是如何形成的。

  在公共危机状态下一种有效的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又如何可能呢?重大公共卫生危机作为一种突发性的公共事件,其破坏力之强、波及范围之广、传播速度之快,都是任何一个一般性的社会事件所不可比拟的。个体、集体、营利组织、公益组织都无法应对这一危机事件。唯一能够作出快速反应、进行准确预判、制定正确决策、动员全部力量、实施正确且正当治理和管理的,非政党、政府莫属。然而,如果一个政党和政府是一个运用资本逻辑进行治理和管理的政党和政府,就会充分考虑个人利益、集团利益和国家利益,从而表现出明显的个人利己主义、集团利己主义和国家利己主义;如果一个政党和政府是一个充满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决策者和治理者,就会置个体生命于不念、置公共安全于不顾、置人类命运于不屑,只顾自身的权力支配和地位身份;如果一个政党和政府是一个软弱的、无力治理和管理各种社会组织的决策者和治理者,也会无力有效阻止因不正确的预防、应对而产生的疫情蔓延。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理性和智慧得到充分彰显:其一,将一贯坚持的以人民为主体的理念贯彻到疫情防控的各个环节之中。其二,在理论理性、创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支持下,以公共价值为目的而采取的集体行动,是一种公共理性和集体智慧保证之下的有机团结。其三,政治权力和公共职权在终极目的规定下被合理运用,体现了手段之善与目的之善的有机统一,使权力的分割与运行体现了正当性要求,领悟了历史的声音、倾听了人民的心声,使权力从可能性变成了“执政为民”的现实力量,成为了排除各种抗拒、障碍以贯彻其意志而必问其正当性基础为何的科学决策、统一领导、准确预判、精准防控的具体行动。其四,最大限度地抑制和克服了危机管理中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的作风,用哲学思维(整体性思维、复杂性意识、矛盾性方法)和实践智慧将公共意志与国家意志、正当意志高度协调起来,将事实逻辑与价值逻辑自觉统一起来,个体的生命、人民的利益就是集体行动的价值逻辑。

  (三)道德哲学视野中的德性与规范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道德人格的构成部分不是单独地发挥作用,而是形成一个有机的能力体系和优良品质。道德信念是连接信仰和信心的中间环节,是个体、集体和国家抗击疫情时产生的战胜疫情、维持秩序、拯救生命、维护尊严、重建和谐的强烈的心理倾向,是个人、组织和国家恪尽职守、勇于担当、不怕牺牲、拯救生命的可行能力和优良品质。道德信念是主观有充分根据而客观不必然的那种视其为真,它所指向的是可能的社会良序状态、人们的快乐和幸福状态。然而这是一个要经过艰苦努力、共同奋战、精诚团结、相互协作、自我牺牲才能成就的状态;没有坚定的道德信念,没有聚集全部的社会力量和主体强大的精神力量、心理能量,良序和幸福是不会自动出现的。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即刻发出全力抗击、拯救生命、维持秩序的政令,表现出坚定地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信念和信心,这是政党的伦理精神、人民的普遍心声,它从精神的高度体现了以人民为主体的治国理念,作为强大的精神力量和普遍的伦理精神激励着、鼓舞着各个职业领域的人们。科研机构表现出了努力探索科学理论、大胆进行临床实验、全力研发有效药物的坚定信念和信心,医护人员展现出奋战一线、崇尚生命、风险救护、连续作战、共渡难关的坚定信念和信心。面对那些看不见的共同敌人,党、组织、人民表现出了空前的共同的信念和信心,这是一个蕴含着无穷的力量、激发强大的战斗力的精神力量和心理能量。信念是方向,也是动力,更是力量。

  道德认知乃是行为主体对自己之行为规范的了解、理解和把握,是对正当行动之发生、发展和趋势的正确理解,是对内心之正义感、同情心、自我牺牲等心理状态的体验。如果说道德信念是决定和推动着行动主体做其应为之事而达于良序和幸福状态的精神指向和心理倾向,是一种缺少理性道德判断和道德推理的情感力量,那么,道德认知则是把这种精神指向和心理趋向置于科学思维和实践逻辑之上的理性思考、正确判断和正当选择。道德信念是我们想成为什么,而道德认知则是我们能够成为什么,“应当”必须基于“能够”之上。抗击疫情、阻断蔓延、消灭病毒、恢复健康,本质上是一个客观的科学问题,强烈的信念和信心可以促使人们动员全部的力量阻击病毒、消灭病毒,从战略上藐视它,但必须在战术上重视它。人类的理性是有限的,人类的知识是不足的,面对各种病毒,人类不可能用理论、图像完全描述它们的原始发生及其流变、变异、传播的内在机理、未来趋势,也不能用现有的相关知识证实和解释病毒发生和演变的复杂过程。道德认知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道德认知包含理论理性、创制理性和实践理性三个层面。必须充分地认识到,新型冠状病毒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生物和生理现象,其发生、机理和演变、变异,只有在科学精神的支配下,用理论理性才能认知、把握、描述和解释,而不是仅用厌恶、谴责、愤怒所能解决的。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无论是政府、组织还是个人,都表现出了足够的理性精神和理论理性能力。“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作为一种精神呈现和意志表达,激起了各行各业的人们积极参战、勇于担当、勇敢牺牲的热情,将潜藏于心灵深处的道德力量呼唤出来、焕发起来,但人们并不是盲目地“应战”,而是科学决策、正确防控。理论工作者在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组织科研精英、整合实验手段,集体攻关,适时、适度、谨慎地公开科研成果,公布实验结果;一线医护人员,严加防范、科学护理,最大限度地防止被感染。创制理性是道德认知中的第二个层面。在新型冠状病毒的研究、防控过程中,包括科学研究和科学实验规范、操作技术规范、科研道德、医护职责、保障要求、相关行为规范在内的各种规范体系,不断被创制出来,并根据事实逻辑和价值逻辑的演进不断进行修正、矫正和完善。实践理性是道德认知的第三个层面,也是狭义的道德认知,被认知、理解和把握的对象就是各种道德规范,这是一种未经也无需法律确定和确证的应尽的义务和应履行的责任。责任是出于对规范的尊重而产生的行为必然性。规范认知、责任理解是在反复进行的生产、交往和生活实践中形成的,经日积月累已经变成熟知的、无需再度“学习”的行为要求。而在由规范所规定的责任中,约有三种状态:一是鼓励但不必然的道德要求,是不完全责任,这是值得赞美、称誉的行为,是行为楷模、道德榜样,体现的是人性最为优秀的部分;二是要求且必然的道德要求,这是无条件的绝对命令,是任何一个有能力履行道德责任的人都必须做到的;三是反思、批判的道德规则,这是一种反乎责任的行为,是损人利己、损人不利己的行为,是被反思、批判和禁止的行为。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无论是政策的设计者、制度的制定者,还是理论的创立和传播者、一线医护工作者,都表现出了合乎责任和出于责任的行动。那些将个人利益得失、生命安全置之度外,全力“治病救人”的科研队伍、医护人员,实现了鼓励但不必然的道德要求,这是值得赞美、称誉的高尚行为,是行为楷模、道德榜样。他们有真诚而善良的道德动机,而少有急功近利的目的、提干晋升的打算;不是预先学习、温习本该早已“烂熟于胸”的道德规范,然后“有板有眼”地遵守它;更不是为日后积累资本而上演“道德话剧”;相反他们以无声的语言———行动,证明自己是道德境界的信念者、道德规范的领悟者、道德责任的践行者。一如亚里士多德所说,一个正义、勇敢、同情、慷慨的人,不是说自己是这样的人,而是通过行动证明自己是这样的人。只有不断地做公正之事的人才是公正的人。他们是真正有德性的人,他们是真正践行德性的人。这才是一个人、一个组织、一个民族和国家真正拥有的道德范型和伦理精神,是活的、流动的善。道德认知不仅表现在行动主体的发动、过程和结果中,还表现在道德评价中。如果说在以手工业和农业为生产方式的传统社会,道德评价所针对的是日常生活,所依据的是千百年不曾变化的道德常识,那么在充满普遍交换、广泛交往、科技进步、媒体发展、风险倍增的现代社会,被评价的对象充满了复杂性和冲突性,因此,依照已有的道德常识就难以作出公正的道德评价,要想成为一个公正的旁观者,就必须拥有足够的且能够正确运用的道德理性知识。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尽管总有个别的评价者别有用心、蓄意歪曲、不顾事实、出于无知,作出具有明显混淆视听、引起混乱动机的舆论评价,但绝大多数疫情的在场者、直接旁观者和间接旁观者,都能够运用理性知识进行具有充分根据的道德评价,从而形成了健康的舆论导向和道德环境。给予那些身先士卒、敢于担当、牺牲自我、拯救生命的行为楷模和道德榜样高度称颂和赞美,给予那些玩忽职守、临阵脱逃、发国难财、制造事端、混淆视听之行为坚决的舆论谴责和道德批判,这就是一个公正的旁观者的表现。

  道德情感是一个人因外在的道德事实或道德现象而产生的深沉、持久和类型化的内心体验;在内心体验基础上基于已有的道德理性知识对自己和他人作出的具有善恶性质的评价和行动。就道德体验的类型和性质看,可有愉悦、快乐的,平淡、无所谓的,厌恶、谴责、批判的。在具体的道德实践中,可能存在着康德意义上的出于对先天实践法则的敬重而产生的纯粹的道德情感,即敬畏感,但从我们所能解释的生活场景中,基于血缘关系之上的自然情感、基于友爱之上的社会情感、基于生命感悟之上的神圣情感,倒是道德情感的主要类型。在一个平常的、平静的甚至是平淡的日常生活中,道德情感中的理智感、正义感和同情心似乎都潜藏于人们的内心深处,而在危机事件中、生死攸关时,人们那种潜藏着的道德感便瞬间爆发出来,展现出来。发自内心的移情、同情,对生命渴望的体验,变成了强烈的心理倾向,它和信念、信心结合在一起,凝聚成一股强大的情感输出和精神流动,它动员起行动者的全部理智德性和道德德性力量,投身到精神的鼓励、情感的安慰、行动的救助之中。在疫情防控中,不同职业、不同生活旨趣的人,均表现出了对患者的同情、移情,感同身受地经受着同样的煎熬和渴望。似乎每一个救助者都成了公正的旁观者,无论是对媒体还是对自己,都信心满满地说,救助者和被救助者乃同根同源、同在共在,有相同的尊严、共同的生命渴望,救助患者乃是天经地义、人伦之道。这是一种非反思、非分析的道德力量,几乎没有哪一个行动者预先对自己应尽何种义务、如何履行义务,进行一番合理性论证;也没有哪一个行动者事先从成本收益的功利主义理论出发精确计算自己的道德选择所获得的收益。那种精致的功利主义、那种损人利己的行为是为人们所不齿的。道德情感之所以感人,是因为它是发自内心深处的声音,是真诚、真挚的感同身受、同感共情;一切虚假的道德表演都显得那么做作、不合时宜,更使那些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者汗颜,无所遁其身。道德选择和行动上的利己者、道德评价上的吝啬者均不在道德情感的发生、传播的范围内。道德情感具有强烈的感染效应和强大的扩展意义,它以正能量传播到每个领域,感染在场者、旁观者和不在场者。它是不可言说的,因为它无须言说,真实、真诚、真挚的情感只能去感悟、去体验。

  道德意志是决定一个道德选择和道德行动能否发生的直接动因,包括善良意志和实践理性两个元素。作为动机,道德意志表现为向善的意愿和意向,相当于子思笔下的“正其心、诚其意”,是一种自知其善恶的意念和意向,是一种“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的状态。由事物的复杂性和价值的多样性所决定,也由内心的需求和欲望所推动,一个行为的选择常常是善恶交织、好坏并存的,在利己和利他之间充满着不可兼得。于是在善恶之间、好坏之中,如何选择前者,“善良意志”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没有“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便没有“发而皆中节谓之和”的过程和后果,“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一个道德行动的发生仅有善良意志是不够的,只有将善良的意愿和意向表现在具体的行动中,一个真正善良的过程和结果才能出现,而支撑这一结构的关键因素就是实践理性,它是一种将善良动机转换成具体的行动并在行动的行进中排除外在障碍、困难,抵御外部诱惑,抗拒内心欲望与冲动,而把善良意志贯彻下去的能力体系。“格物致知”之“知”,既可为知,又可为智;推究万物之理以求天道、人道,此谓“知”;格心中之私欲以求尽性(人性之善),此谓“智”。只知其善而不为善,只为善念,既知其善又行其善,方为真实之善,这便是知止且行止。

  道德人格乃德性论的核心,善念、善行均生发于它,又复归于它,是一个人进行正确思考和正当性的初始性力量。疫情无情人有情,无论是科学决策还是有效防控,无论是科学研究还是临床实验,无论是准确诊断还是精心呵护,人们都表现出了中华民族特有的道德范型和伦理精神。这个范型和精神是人们千百年来在共同的生产、交往和生活中生成出来的、培养起来的,是潜藏于心灵深处的精神财富,是无声的语言,因为语言就是存在,是无形的力量,只有无形的力量才不可估量。抗击疫情,正在绽放道德人格之无穷的魅力和无形的力量。

  如果人类在其久远的生存和生活的历程中,能够将应对各种公共危机所形成的“成功经验”变成“集体的道德记忆”,在不断反思、修正和矫正中提升理论理性、创制理性和实践理性能力,完善道德人格,打赢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就具有了充分的主体性根据。

  总之,在一般哲学和具体哲学的意义上,由新冠肺炎疫情所引发的全球性公共卫生危机,已不仅仅具有了经济、政治和文化的意义,更具有了哲学人类学的价值。它要促使整个人类对过往的观念和行动进行彻底的反思与批判,个体的、集团的、国家的利己主义和人类的中心主义的思与行都将被证明是缺少正当性基础论证的片面观念和行动。反思、批判与建构将成为整个人类的哲学思维和哲学观念。在即将来临的“后疫情时代”,我们要以公共危机的防控、处置和解除中的哲学反思、批判为基础,以实现从公共危机向正常生产、交往和生活状态的转向为契机,思考如何以哲学的方式看待和对待人类与世界的关系,个体与个体、个体与集体、个体与类之间的关系;在重构现代性的道路上,或许中国的传统哲学、中国特色的治理理念和治理方案是不可或缺的方面。一种理念和道路被证明是正确的不是由人们的主观愿望而定,而是由满足人类需要的程度而定。

  注释

  1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一版序”,第1页。
  2参见《世界图象的时代》,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下,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第898-899页。
  3《世界图象的时代》,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下,第899页。
  4《世界图象的时代》,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下,第901页。
  5(1)《世界图象的时代》,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下,第902页。
  6(2)《世界图象的时代》,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下,第904页。
  7(3)《技术的追问》,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下,第941页。
  8(4)《技术的追问》,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下,第942页。
  9(5)《技术的追问》,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下,第933页。
  10(1)《技术的追问》,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下,第944、946页。
  11(1)《技术的追问》,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下,第950页。
  12(1)费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张魏卓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第67页。
  13(2)费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第68页。
  14(3)费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第68页。
  15(4)费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第2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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