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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诸子对人类欲望的认识与控制

时间:2020-05-08 08:57作者:张兆端
本文导读:这是一篇关于先秦诸子对人类欲望的认识与控制的文章,在先秦诸子思想体系中包含着关于人类欲望及控制欲望的丰富思想,对其加以系统挖掘和研究阐发,吸收其合理思想智慧,对于指导人们尤其是为政者自觉加强道德修养、追求健康生活方式、做到廉洁从政,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摘    要: 欲望作为人类的生命特性,是人类个体及群体生存和发展的内在动力。古往今来,人类生活之欢乐与痛苦、幸福与烦恼,社会治理之和谐与混乱,和平与战争等,无不与人类个体及群体的欲望及对待欲望的态度和方式有关。人类每时每刻都面临着如何驾驭个体及群体欲望的命题和挑战。先秦诸子在普遍承认人生有欲的前提下,分别提出了“寡欲”“制欲”“节欲”“共欲”等控“欲”思想,充满着丰富的人生智慧和治理辩证法。对其加以系统挖掘和研究阐发,吸收其合理思想智慧,对于指导人们尤其是为政者自觉加强道德修养、追求健康生活方式、做到廉洁从政,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关键词: 先秦诸子; 欲望; 寡欲; 节欲; 制欲; 共欲;

  在先秦诸子思想体系中包含着关于人类欲望及控制欲望的丰富思想,对其加以系统挖掘和研究阐发,吸收其合理思想智慧,对于指导人们尤其是为政者自觉加强道德修养、追求健康生活方式、做到廉洁从政,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一、“欲”之本性与利害

  “欲”,即欲望、欲求,是先秦诸子思想中普遍使用的一个概念。古汉语中,“欲”的繁体为“慾”,指欲望、嗜好。《说文解字》释曰:“欲:贪欲也,从欠,谷声”;“贪:欲物也,从贝,今声。”“欠”表示有所不足;“谷”表示山岭之间的沟壑。“欲壑难填”一词即由此而来。《广雅·释诂二》曰:“欲,贪也。”《增韵》曰:“欲,爱也。”《玉篇·欠部》曰:“欲,愿也”。现代汉语中,“欲”作名词,指欲望、欲念;作动词指想要、希望、需要;作副词指将要。心理学中,欲望指人类为满足自身的各种需求而产生的动机、愿望、向往和追求。哲学意义上,欲望是人类生命本能的释放,构成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内在动力。人之生命是其欲望的母体,欲望是人之生命的延续。“欲望使世界充满生机”,“消除了欲望,世界会变得一片冰冷,一切都失去了生存与死亡的理由。”①1 马克思透过繁茂芜杂的社会现象揭示了人类历史的一个发展规律,即“人类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②2,认为人们的一切奋斗活动都同他们的利益相关,追求利益是人类活动的最根本目的。
 

先秦诸子对人类欲望的认识与控制
 

  对于人之欲望的本性,先秦诸子各学派主要论述有三。其一,人生而有欲。孔子指出:“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3此乃人与生而来、不需学习的性情,俗称“七情”。饮食男女、追求富贵乃人类生存本性中最基本、最常见的欲望,死亡贫苦是人类生存的最大恶患。这是人之欲望的最大心理缘由。告子说得更直白:“食色,性也。”4荀子曰:“性者,本始材朴也。”5他把“喜利恶害”看作人与生俱有的共性,并系统地论述了性、情、欲三者之间的关系:“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质也;欲者,情之应也。”6人生来既有、未经人为或社会影响的天然的东西即人之本性,人之情感乃其本性之实质表现,人之欲望乃其情感对外在事物的反应。其二,人皆有欲。管子说:“凡人之情,得所欲则乐,逢所恶则忧,此贵贱所同有也。”7荀子强调:“虽为守门,欲不可去,性之具也;虽为天子,欲不可尽。”8古往今来,欲望作为人人共有的本性,不分高低贵贱,即使是高贵的天子也无法全部满足。其三,趋利避害。管子指出,凡人之情“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莫不欲利而恶害。”9墨子认为,在正常情况下“利之中取大”,在不得已情况下“害之中取小”,乃人们共同执守的秉性。10正如司马迁所言:“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史记·货殖列传》)

  先秦诸子各学派在承认人之欲望的天性及趋利避害心理倾向的同时,也看到了放纵欲望的危害性。

  其一,统治者骄奢淫逸之害。春秋时期齐国政治家管仲,道家的老庄、儒家的孔孟以及墨家对此都有深刻论述。如管子所言,君主一旦“贪于金玉马女,而吝爱于粟米货财”“外淫于驰骋田猎,内纵于美色淫声”11,就会用“大官尊位”“尊爵重禄”去交换它们,进而任用不贤之辈掌握权力,造成“贤者不为下,智者不为谋,信者不为约,勇者不为死”的腐败混乱局面12,引致亡国之虞。孟子把土地、人民、政事作为治国理政的三大法宝。为政者如不重视生产、虐待人民、荒废政事,错把珍珠美玉、美女美酒当作宝贝,灾祸早晚会落在他头上,即“宝珠玉者,殃必及身”13。

  其二,不满足之害。老子通过对名利与生命、生命与货利、得到与失去的辩证比较,告诫人们过分追逐名利必定会付出大的代价;过分聚敛财富,必定会遭受更为惨重的损失。“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14。此乃为人处世的平安之道。墨子指出,生活中的许多情况往往是,“非无安居也,我无安心也;非无足财也,我无足心也”15没有安定之心、满足之心,人就会成为欲望的奴隶。韩非子指出:“凡失其所欲之路而妄行者之谓迷,迷则不能至于其所欲至矣。”16凡是离开道义之路而恣意妄为、走上迷途者,永远无法达到其欲望的目的。甚至有可能如《史记》所言:“欲而不知足,失其所以欲;有而不知止,失其所以有。”(《史记·范雎蔡泽列传》)古往今来,有多少英雄豪杰在这条不归之路上重蹈覆辙,直至身败名裂。

  其三,“小惑易方,大惑易性”之害17。庄子认为,小的迷惑容易使人错乱方向,大的迷惑则会使人丧失本性。他讽刺杨朱、墨子两派不停地奋力追求却自以为有所得,其实并非优游自得。他反问:“夫得困,可以为得者乎?”18在他看来,得到某些东西后反而为其所困,并非真正得到。取舍于声色的欲念如柴草般堆满内心,宽带朝服、羽冠朝板捆束于外,内心充满柴草,外表被层层捆束,却瞪大眼睛在束缚中自以为有得,这与笼中的鸟儿、虎豹、受刑的罪犯无异。庄子借此告诫人们,过分追逐声色、功名、利禄,貌似有所得,其实是为自身设下了绳索,无论“得”或“失”都丧失了人的真性。他据此得出两点结论:一是“其耆欲深者,其天机浅” 19。一旦沉湎于欲望和嗜好,人的智慧就会为外物所遮蔽而变得浅薄甚至愚蠢。二是“凡外重者内拙。”20凡是过分关注外在事物,不注重修身养性之人,必然导致内心笨拙、思维迟钝。

  其四,见利忘形、乐极生悲之害。老子以“反者道之动”的辩证法提出了“祸福相倚(伏)”的物极必反思想21。庄子游于雕陵之林,对飞来异鹊张弓待射之际,发现了螳螂捕蝉、异鹊在后的“见得而忘其形”“见利而忘其真”之危险景象,得出“物固相累,二类相召”的规律性认识,告诫人们防止“守形而忘身,观于浊水而迷于清渊”22。儒家经典《礼记》开篇即言:“傲不可长,欲不可从,志不可满,乐不可极。”23告诫人们不可滋长傲慢之心,不可放纵贪婪之欲,不可志得自满,防止乐极生悲。

  二、“欲”之主体及种类

  从“欲”的主体角度看,先秦诸子的经典论述主要集中在“君子之欲”和“小人之欲”两个方面。《说文解字》释曰:“君者,尊也。”作为一个会意字,“君”在字形上,从尹从口。“尹”表示“治事”;“口”表示“发布命令”。“君子”一词出现于西周早期,当时用于指代贵族和执政者,指地位较高的人,即“有位者”,相对地位较低的庶民而言。春秋末期,孔子在创建儒家学说时,对“君子”概念加以创新性发展,赋予其较高道德修养的意蕴,指人格高尚的人,即“有德者”,相对无德者(即“小人”)而言。由此,可将“君子之欲”和“小人之欲”延伸为四个方面,即圣贤者之欲、统治者和为政者之欲、普通百姓之欲,以及无德“小人”之欲。就控“欲”主体而言,自古以来,中国思想界及治道传统主要指向统治者、各级官吏及富裕阶层。因为他们居于社会上层,在社会关系、贫富差距中处于矛盾的主要方面,其欲望行为影响着整个社会风气的好坏,而一般老百姓由于其社会地位较低、生活条件艰苦,因而其欲求层次及影响非常有限。正如孔孟所言:“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24;“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25自古以来,官吏队伍的道德水平始终是社会风气的“风向标”,所以以儒家为核心的先秦思想家高度重视为政者的道德修养,历史上一些开明的政治家也都高度重视吏治建设。

  从“欲”的内容看,包含了从生理到心理、从物质到精神的方方面面。先秦诸子论“欲”主要涉及人的饮食衣服之欲、男女色情之欲、聚敛财货之欲、渔猎游玩之欲、追逐名利之欲、娱乐之欲以及官位俸禄之欲等。继孔子所述“七情”后,《吕氏春秋·贵生》提出生、死、耳、目、口、鼻所生之“六欲”26。古往今来,“七情六欲”已被视为人之常情。庄子概括了不同阶层人们的功名利禄之欲:“小人则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大夫则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故此数子者,事业不同,名声异号,其于伤性以身为殉,一也。”27世上不同阶层的人们尽管其追求的事业和名利称谓有所不同,但以殉身追求功名利禄的欲望本性却是相同的。除常人难以企及的圣人外,绝大多数人的欲望追求都是以自我为主体的,难以超越狭隘的个人利益。说到功名利禄之欲,墨子强调:“名不徒生,而誉不自长,功成名遂。名誉不可虚假,反之身也。”28名誉不可能自发产生,功夫到家、功绩具备了,名誉就会自然而然形成。名誉来自自己平时的言行一致,绝不能靠虚假沽名钓誉。说到学习之欲,孔子尖锐地指出:“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29真正的学者学习是为了充实自己,而某些人学习则是为了向别人炫耀自己。

  从“欲”的内容角度看,以儒家为主的先秦诸子将其划分为性善之欲和性恶之欲、有道之欲和无道之欲、正当之欲与不当之欲。前者乃合乎道义,取之有度且通过正当途径满足的欲望;后者乃违背道义原则,取之无度且运用非正当手段满足的欲望。前者来自以孟子为代表的人性善假说,后者来自以荀子为代表的人性恶假设。自然,先秦诸子倡导发扬的是前者,遏制的是后者。

  三、控“欲”主张与方略

  庄子说:“知道者必达于理,达于理者必明于权,明于权者不以物害己。”30韩非子指出:“今众人之所以欲成功而反为败者,生于不知道理,而不肯问知而听能。”31人们一生都在持续不断地经历欲望,容易忽视欲望在自己心中的存在与显现,时常陷于种种欲望的冲突和困惑之中。我们研究先秦诸子控“欲”思想,就是向创建中华传统思想文化的智者请教和对话,目的“是想将欲望从隐蔽中彰显出来:了解欲望是如何以及为什么而产生;欲望是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我们如何去控制它”32。先秦诸子在承认人生有欲的前提下,大都主张把节制欲望作为人生之美德,目的是使人由欲望的奴仆变为欲望的主人。

  先秦道家认为欲望有害于求道,欲望乃祸患之根源,因此主张寡欲和无欲,倡导以道制“欲”。一方面,老子认为,“少则得,多则惑”33,提出“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绝学无忧”34,施行无为而治、化育淳朴民风。庄子提出:“少君之费,寡君之欲,虽无粮而乃足。”35另一方面,追求小国寡民之理想,主张施行使民无知无欲之愚民政策。除去这一消极思想因素外,有其现实启迪价值的控“欲”主张有六:一曰“上善若水,利而不争”36。最大的道德是生养万物而不自恃有功、不据为己有,做万物之灵长而不加以主宰。二曰“知其荣,守其辱”37。三曰有自知之明。老子说:“自胜者强,知足者富。”38庄子声明:“吾所谓明者,非谓见彼也,自见而已矣。夫不自见而见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适人之适而不自适其适者也。”39四曰“去甚、去奢、去泰”和仁慈、节俭、不为天下先40。五曰凡事要留有余地,不可太过。老子说:“持而盈之,不如其以;揣而锐之,不可长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弃咎。”41六曰“功成、名遂、身退”42。《周易》认为,人生世事“上下无常”“进退无恒”,真正的君子乃“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之适度控欲者,而非知进不知退,知存不知亡,知得不知丧之欲求无度者43。

  先秦儒家认为欲望是人之天性,不可禁绝,因此主张寡欲和节欲。这集中体现为孔子推崇的从政“五美”:“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44孟子也说:“养心莫善于寡欲。”45荀子指出:“欲虽不可尽,可以近尽也。欲虽不可去,求可节也。”“道者,进则近尽,退则节求。”46人的欲望无穷无尽,不可能完全满足,但可以努力去满足;人的欲望不可能消除,但却可以有所节制。这种对欲望双重特性的辩证认识,提供了贯通古今的控“欲”准则。作为中华道德文化的原创者,先秦儒家代表人物孔子、孟子、荀子分别提出了以德制欲、以仁制欲和以礼制欲的政治主张。孔子提出“为政以德”“政者,正也”“修己安人(百姓)”。孟子提出“民贵君轻”,主张“施仁政于民”,认为“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为政者不要只顾一味满足自身欲望,应“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趋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47。荀子认为,人生欲求无度必然引起争执、动乱和贫穷,“先王恶其乱,故制礼仪”规范之48,以使欲望的满足不会因物质的匮乏而终止,物质的供给不会过分屈从于欲望索求,使得欲望和物质能够相辅相成。《荀子》“正名”篇系统论述了欲望节制与国家治理、个人道德修养之间的辩证关系。一方面,荀子认为凡是想通过去除或减少人们欲望来谈论治国之道者,实则无法正确引导人们节制欲望,反而会被已有的、过多的欲望所困惑,只能施行“隆礼重法”以规范之;另一方面,荀子指出,节制欲望的关键在于人们的心理定力与德性修养的道义认可和理性选择,需要引导人们以正确的衡量标准去选择追求合宜的东西。

  先秦儒家的控“欲”主张具体包括:一是换位思考、推己及人。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49;“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50。二是以义制利,以道取之。孔子说:“见利思义,见危授命”51。人人都向往富贵和逃避贫贱,但须“以道得之”“以道去之”。52三是不可得兼,舍生取义。孟子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53人生一世不可能什么都追求、什么都满足,有舍才有得。四是树立“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54人格。五是“穷不失义,达不离道”,做到“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55。六是求之有道。孟子认为,对于世间一切要“求之有道”。凡“求在我者”,如知识积累、道德修养、人生境界之内在精神的自我完善,乃“求之有益于得也”;凡“求在外者”,如金钱财富、地位名誉等,均乃身外之物,可以努力但不可强求。否则,“求无益于得也”56。七是节用爱人、使民以时。57八是慎交友、善益乐。交往乃人之欲求之一。《周易》提出“君子上交不谄,下交不渎”58的人际交往智慧。孔子提出“益者三友,损者三友”59:同正直、诚信、见闻广博之人交往是有益的,同惯于走歪门邪道,善于阿谀奉承、花言巧语之人交往是有害的;善于以礼乐调节自身、称道他人之优点和好处、结交贤德之友,是有益之爱好;惯于骄纵跋扈、游手好闲、大吃大喝者,是有害之爱好。古往今来,一些官员跌入腐败泥潭的原因之一,就在于交友不慎,缺乏自我戒备。”60九是终身修养、终身节欲。孔子针对不同人生阶段的生理状况和生活习性,提出了相应的节欲要旨:“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孔子现身说法,人生经历志学、而立、不惑、知天命、耳顺之后,追求的最高境界是“随心所欲不逾矩”。61十是“慎独”“慎微”。强调“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62。在无人看见、无人听到的隐蔽、细微之处仍要心存畏惧、慎重行事。十一是知当所止:“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63为人处世,知其有止、知其所当止,才会有心理定力和生活意志,才能安心生活、思虑周详,进而达到至善境界。

  反映平民利益的墨家学说的控“欲”主张主要包括:一是以兼相爱交相利为政治纲领,倡导爱人利人,为天下人“兴利除害”64。二是反对统治者剥夺民财,穷奢极侈,倡导“节用”“节葬”和“非乐”。三是重视民生之欲。认为民众最大的欲望是生存,最憎恶的是死亡;“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乃民之“巨患”65。为政者应重视解决这些民生问题。四是权衡利害:“功,利名也。欲正,权利;且恶正,权害”。“欲。权者两而勿偏。”66对于事功之欲求,既要从正面衡量有利的一面,又要从反面衡量有害的一面,避免犯片面性的错误。五是修养“贫则见廉,富则见义,生则见爱,死者则见哀”的君子之道67。六是反对沽名钓誉。“功成名遂,名誉不可虚假,反之身者也”;“名不可简而成也,誉不可巧而立也”68。

  先秦法家提出了以法治“欲”的主张。主要包括:一是“凡治天下,必因人情”69,强调治理天下必须依据人情好恶之利欲,利用赏罚控制臣民。二是公私分明,坚持“以公义胜私欲”“去私曲就公法”“去私行行公法” 70。三是“无见(不纵)其欲”。强调“圣人之治民,度于本,不纵其欲,期于来利民而已”。君主不要随意向臣下显露自己的欲望或爱好,应“去好去恶”以“绝其望,破其意,毋使人欲之” 71,防止被人利用。四是以“不欲”为宝。《韩非子》树立了两则节制欲望、廉洁从政的历史典范。一则是“子罕不欲玉”。春秋时宋国有乡下人得到一块璞玉,将其进献给贤德之人子罕。子罕没有接受,并对其说:“尔以玉为宝,我以不受子玉为宝。”72正如老子所言:“圣人欲不欲,不贵难得之货。”73另一则是公仪休嗜鱼不受鱼。公仪休担任鲁相时,国人得知其喜欢吃鱼争相买鱼进献给他,他一概不接受。人们对此不理解,公仪休回答说:“夫唯嗜鱼,故不受也。夫即受鱼,必有下人之色;有下人之色,将枉于法;枉于法,则免于相。虽嗜鱼,此不必致我鱼,我又不能自给鱼。即无受鱼而不免于相,虽嗜鱼,我能长自给鱼。”韩非子评价说:“此明夫恃人不如自恃也,明于人之为己不如己之自为也。”74为官为人必须明白:在满足欲望的道路上,依靠他人贿赂不如依靠个人奋斗!

  管子学派的控“欲”主张集中体现为“节欲之道,万物不害”75。主要包括:一是强调“治国之道,必先富民”,然后治之76;“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77注重物质满足与道德提升相统一。二是强调“治官化民,其要在上。是故君子不求于民。”78韩非子也提出:“吏者,民之本、纲者也,故圣人治吏不治民。”79对于为政者而言应当严于律己,为百姓做表率;对于治政而言关键是从严治吏,不要过多苛求百姓。三是富而知足。齐桓公曾问管仲:“富有涯(即边际)乎?”管仲答曰:“水之以涯,其无水者也;富之以涯,其富已足者也。人不能自止于足,而亡其富之涯乎?”80管仲以水以无水之地为边际为例,说明人达到富而知足之时乃为富之边际。由于人们追求富裕的欲望难以满足,因此不知道在足够富裕的时候就加以收敛,丧失了富而知足的边际,搞不好连已经得到的富裕也会失去。四是“三欲必节”、取民有度。管子指出:“君有三欲(即求、禁、令)于民,三欲不节,则上位危”81。统治者在对百姓的索取、禁阻、命令上应有所节制,不可过分,以防官逼民反。君主的欲望无穷与土地的“生财有时”和民众的“用力有倦”之间的矛盾是引起社会治理混乱的根源。统治者只有做到“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才能确保“国虽小必安”。否则,“取于民无度,用之不止,国虽大必危”82。五是“慎己后彼、慎内后外”83。管子认为,要想以自我克制防止祸患,首先需要以自身苦乐体谅他人之苦乐。有道君主及官吏,应先保持自我慎重、把欲望克制于内心,然后再去要求他人、管理社会,促使民众专心务好本业。六是“不休乎好,不迫于恶”。为政者既不为爱好之事所诱惑,也不要被厌恶之事所胁迫,应做到“恶不失其理,欲不过其情”84。

  满足物质生活需求、追逐财物是人类最基本、最强烈的欲望之一。人对身外之物的看重若超过主体自身,就会为外物所奴役。围绕如何理性对待外物,先秦诸子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智慧。春秋政治家管仲首先提出:“道德当身,故不以物惑”;“圣人裁物,不为物使”;“君子使物,不为物使。”85庄子批评“丧己于物,失性于俗”,主张“物物而不物于物”,“物而不物,故能物物”86。他认为,养生之道重在顺应自然,不为外物所滞。古代所谓自得自适之人,并非指高官厚禄、地位显赫。虽荣华富贵在身,并非出自本然,就如同外物偶然得到,不过是临时寄托之物。对于寄托之物,无论是到来还是离开,都不必加以阻止,不可为了追求荣华富贵而恣意放纵,不可因为穷困贫乏而趋附流俗。由于迷恋外物而丧失自身、由于流俗而失掉本性,那是本末倒置。庄子主张,处世应能上能下、能进能退,做到役使外物而不被外物所役使,一切以顺和为度量,才能悠然自得地生活。荀子也批评“己为物役”,倡导“重己役物”:“志意修则骄富贵,道义重则轻王公,内省而外物轻矣。传曰:‘君子役物,小人役于物。’”87有无德性修养和德性修养大小之人的区别在对待外物的态度上表现得十分明显。人生在世,没有一定的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消费,人们就无法生活。然而一旦陷入“心为物役”的境地,就会走入拜金主义、“拜物教”的泥潭而无法自拔,对于财物的聚敛就会变得“多多益善”、永无满足止境了”88。

  先秦兵家论“欲”主要包括:一是以谋用“欲”。《孙子》继承《老子》“欲擒故纵”谋略,提出“利而诱之”“以利动之、以卒待之”的兵家“诡道”89。二是制怒“止欲”。《周易》提出:“君子以惩忿窒欲。”90善于遏制怒气、克制欲望是君子修养的重要境界。《孙子》说:“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91否则会给事业和人生造成无法挽回的严重损失。正如《司马法·仁本》所言:“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六韬》“励军”篇载,姜太公告诫周武王,将帅激励士气有三种办法:一曰“礼”,即善于约束自己,与士卒同寒暑;二曰“力”,即善于身体力行,与士卒同劳苦;三曰“止欲”,即善于克制私欲,与士卒同饥饱。三是上下“同欲(利)”。管子说:“凡人者,莫不欲利而恶害,是故与天下同利者,天下持之;擅天下之利者,天下谋之。天下谋之,虽位必隳;天下所持,虽高不危。”92为政者只有与天下人同欲共利,才能获得民众拥护和支持,才能巩固其执政地位。统治者若擅权独利,置民众于水深火热而不顾,必将引起天下人反抗而倒台。《孙子·计篇》开列的决定战争胜负的五个要素之首便是“道”:“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为危。”“谋攻”篇提出的预知胜利的五种谋略之一即“上下同欲者胜”。《地形》篇提出:“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93这种把民心和(君)军心、将心与兵心之统一作为战争取胜基础的思想是孙子的伟大贡献。古往今来,治军如此,治国理政亦当如此。

  注释

  1 威廉B.艾尔文:《欲望》,董美珍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8年,前言第2页。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74页。
  3(1)王文锦:《礼记译解》,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298-299页。
  4(2)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26页。
  5(3)王先谦:《荀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366页。
  6(4)王先谦:《荀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428页。
  7(5)黎翔凤:《管子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012页。
  8(6)王先谦:《荀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428页。
  9(7)黎翔凤:《管子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205页。
  10(8)吴毓江:《墨子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464页。
  11(9)黎翔凤:《管子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230页。
  12(10)黎翔凤:《管子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193页。
  13(11)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71页。
  14(12)朱谦之:《老子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86页。
  15(13)吴毓江:《墨子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1页。
  16(14)王先谦:《韩非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137页。
  17(15)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280页。
  18(16)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387页。
  19(17)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199页。
  20(18)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552页。
  21(19)朱谦之:《老子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235页。
  22(20)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605页。
  23(21)王文锦译解:《礼记译解》,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1页。
  24(22)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38页。
  25(23)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53页。
  26(24)陆玖译注:《吕氏春秋》,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43页。
  27(25)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280页。
  28(26)吴毓江:《墨子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1页。
  29(27)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55页。
  30(28)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495页。
  31(29)王先谦:《韩非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137-138页。
  32(30)威廉B.艾尔:《欲望》,董美珍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8年,前言第2-3页。
  33(31)朱谦之:《老子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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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33)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583页。
  36(34)朱谦之:《老子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31页。
  37(35)朱谦之:《老子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13页。
  38(36)朱谦之:《老子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34页。
  39(37)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284页。
  40(38)朱谦之:《老子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18,271页。
  41(39)朱谦之:《老子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33-35页。
  42(40)朱谦之:《老子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35页。
  43(41)杨天才、张善文译注:《周易》,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5,25页。
  44(42)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94页。
  45(43)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74页。
  46(44)王先谦:《荀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429页。
  47(45)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06,2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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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47)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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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49)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51页。
  52(50)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70页。
  53(51)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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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58)习近平:《办公厅工作要做到“五个坚持”》,《秘书工作》2014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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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64)吴毓江:《墨子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4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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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73)黎翔凤:《管子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9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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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84)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3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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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86)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15年,第17页。
  89(87)杨丙安校理:《十一家注孙子校理》,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97页。
  90(88)杨天才、张善文译注:《周易》,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365页。
  91(89)杨丙安校理:《十一家注孙子校理》,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283-284页。
  92(90)黎翔凤:《管子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205页。
  93(91)杨丙安校理:《十一家注孙子校理》,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2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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