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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学运动在中国的传播与应用探讨

时间:2020-04-29 11:09作者:张郑波
本文导读:这是一篇关于现象学运动在中国的传播与应用探讨的文章,什么是现象学运动思潮?斯皮格伯格指出:“现象学运动不是一种静止的哲学思潮,而是具有一种能动要素的动态哲学,它的发展既取决于内部固有的原则,也取决于它所遇到的‘事物’,它所遇到的领域结构。

  摘    要: 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与碰撞的全球化语境下,以胡塞尔、海德格尔、萨特、舍勒等哲学先锋为代表助推的现象学运动思潮,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传入中国以来,由小范围的传播与认知,到在人文领域扩散,再到对意识现象学、存在现象学、价值现象学等的广泛研究热议,如今已成为跨洲际、跨语言、跨文化和跨学科等普遍意义上的“显学”,诸如布伦塔诺的心理学现象学、伽达默尔的解释学、英伽登的文学现象学、列维纳斯的伦理现象学等各大现象学派系分支已大面积涌进并占据了汉语理论思想视域的重要位置。这些思潮正在向政治、经济、社会、文学和艺术等学科渗透,表现出涌动不息的生命力和对汉语理论思想研究的强劲影响力。

  关键词: 现象学思潮; 胡塞尔; 海德格尔; 引入中国; 传播;

  什么是现象学运动思潮?斯皮格伯格指出:“现象学运动不是一种静止的哲学思潮,而是具有一种能动要素的动态哲学,它的发展既取决于内部固有的原则,也取决于它所遇到的‘事物’,它所遇到的领域结构。其次,它像一条河流,包含有若干平行支流,这些支流同源异路,但都承认胡塞尔是最严格意义上的现代现象学源头和思想领袖。另外,它们虽然同源,却并不需要有确定或预先指定的共同目标,即运动朝不同方向延伸。”[1]它们拥有共同的属性特征,有两种基本方法可以断定其是否属现象学族群:一是作为一切知识来源和最后检验标准的直接直观(其意义尚待阐明),对这种直观尽可能如实地给予文字的描述;二是符合奥卡姆剃刀精神的思维经济纲领,对于事物本质结构的明澈洞察,这是哲学知识的真正可能性和需要。满足以上两个基本原则,就可以初步断定其是否归属现象学运动的范畴。

  现象学运动思潮在20世纪中国的演变历程,按时序大概分三个时期:20世纪初至30年代中的胡塞尔现象学时期,30年代末至50年代末的存在论现象学时期,50年代之后综合实践现象学研究时期。各个时期互有交叉和重叠。等到传入中国并开始对汉语思想界产生实质性影响时,已经滞后西方近半个世纪。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现象学首次引入中文语境,是杨人木便刊登在《民铎》杂志10卷1号上的《现象学概论》(1929年1月出版)。除了介绍现象学概念内涵、原则方法、理论要点,对于现象学常提的“意向性”“意向性对象”“本质直观”等关键概念也有深入剖析。该文不仅将胡塞尔现象学与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与笛卡尔、康德、休谟思想中的传统现象学做了详细比较,而且还提到胡塞尔的得意门生海德格尔,同时点明现象学基本立场———纯粹理性与纯粹体验相结合,阐明所有学问成立之根据。“但这些介绍所依据的绝大多数是日本的现象学研究(如西田几多郎),而非直接来源于德国本土的现象学阵营。基本可以确定的是:无论当时是否有人在德国本土研究过并在汉语领域译介过胡塞尔的现象学以及他所开创的现象学运动在汉语领域中很长时间都没有得到关注。”[2]491

  一、胡塞尔现象学在中国引入与缓慢传播期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张东荪、贺麟论及胡塞尔,罗大冈论及海德格尔和萨特,孙晋三、盛澄华、陈石湘、冯至等对存在主义思想及文艺作品有过译介。张东荪在《一个雏形的哲学》[3]22一文中提及胡塞尔。他将胡塞尔的“意向”与柏拉图的“理念”并置论述可能过于简单。1934年贺麟在《大公报》的《现代思潮》周刊上发表《近代唯心论简释》一文。该文主张现象学可以与宋明理学心学相互沟通。由于“受到新黑格尔主义和陆王心学的影响,他强调‘理’或‘性’不只是抽象的普遍的,也是具体的,活灵活现于‘文化生活自然物象’和人心直观中。尽管这些说法在胡塞尔的言论中可以找到根据,但他没有意识到胡塞尔现象学是扎根于人的直接体验之中……即在意向性的体验中构成意义质料,在直观经验、特别是范畴直观的充实中达到自明的特点”[4]19。

  1946年萧师毅先生协助海德格尔翻译老子《道德经》中的部分章节,归国后执教于台湾辅仁大学。1948年天津《大公报》刊载罗大冈文章《存在主义札记》,初步引入海德格尔和萨特的存在论思想。该年,罗大冈还翻译萨特的剧本《恭顺的妓女》,他常以文学家的心去感悟存在主义的悲剧色彩以及与挥之不去的、与存在共在的虚无之虑。同年,陈石湘在《文学杂志》第3卷发表《法国唯在主义运动的哲学背景》。该时期主要还是以翻译转述现象学基本思想为主,其思想零零散散地出现在一些报刊杂志上,无法对现象学运动思潮进行系统反思和深度研究,更不用提将现象学方法引入法权、文化、媒介、符号等其他人文学科范畴。
 

现象学运动在中国的传播与应用探讨
 

  二、存在论现象学大量译介与逐步扩散期

  熊伟、梁志学、陈修斋、王玖兴、广华等学者对海德格尔,郑永慧、徐懋庸、陆达成对萨特,杨一之、王复对梅洛-庞蒂,台湾李贵良、胡秋原对胡塞尔的作品翻译和引介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率先启动。由于前辈们的努力才使得海德格尔、萨特、梅洛-庞蒂、加缪等存在主义思想家逐渐为国人所熟知。1961年梁志学翻译海德格尔的《什么是形而上学》(中科院哲学所选编《现代外国资产阶级哲学资料》第2辑)。1962年该刊还登出熊伟翻译海德格尔的《论人道主义的信》。“文革”前,《现代外国资产阶级哲学资料》陆续刊登了陈修斋翻译比利时学者德·魏尔亨斯的《同一性和差异性:海德格尔与黑格尔》和美国学者J.G.格雷的《人的存在到自然》等文章。

  1963年多人译的《存在主义哲学》(商务印书馆)收录了徐懋庸翻译萨特《存在与虚无》一书的导言和结论部分。同年,徐懋庸让萨特《辩证理性批判》有了中文版。杨一之翻译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的导言和《辩证法的探险》第二章《“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者》。梁志学在第三期《哲学译丛》上摘译荷兰哲学家卢依本所着《生存现象学》一书的介绍。熊伟在1963年译出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1964年译出《林中路》《诗人何为?》。其中海氏《林中路》一书对里尔克、荷尔德林诗歌的描述为国人开启了一个越发纯真浪漫的原始世界,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现代版的《庄子》或《桃花源记》。

  1964年美籍学者魏克在第1期《哲学译丛》上发表《一种存在主义美学:萨特与梅洛-庞蒂的学说》。1966年王玖兴编译《海德格尔关于人性、人道主义的言论》在《哲学译丛》第3-4期上刊出。“然而这些对萨特、海德格尔、胡塞尔着作的翻译介绍在大陆并没有产生重大影响,因为随后在1966年便开始了‘文化大革命’运动,对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讨论在此后的十多年中已不可能。”[2]492值得庆幸的是,60年代台湾学者李贵良神父、当代新儒学代表牟宗三、文化学者胡秋原等人在中国港台各大院校机构继续讲授研讨现象学哲学思想。如:李贵良1963年在台湾师范大学刊印《胡塞尔现象学》,1971年译出施皮格伯格的《现象学运动史》。

  三、汉语现象学反思批判和各种主义激烈交锋期

  20世纪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后期是存在论现象学及法国哲学现象学全面登陆汉语思想界的高峰,更是国人反思批判和各种主义激烈交锋的集中爆发期。1979年在山西太原举办现代外国哲学研讨会,存在论现象学是会议讨论的重点主题。会议表现出冲破意识形态禁锢、清除精神污染虚夸的强烈冲动,倡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学术作风。例如:刘放桐、徐崇温、王克千合着《萨特及其存在主义》,樊辛森的《存在主义评述》等论着都表现出很强的具有明确针对性的批判文章,他们大多对存在论现象学中消极思想作了科学的理性批判。罗克汀于1980年率先在《哲学研究》第3期上发表了《胡塞尔现象学是对现代自然科学发展的反动》。

  同年,李幼蒸在《现代西方着名哲学家述评》(三联书店1980年版)重提胡塞尔。罗克汀认为现象学-存在主义是与自然科学根本对立的,它们尝试用一种神秘的思辨的唯心手法来回避自然科学的锋芒,抵挡自然科学发展对于唯心主义哲学基础的冲击。而李幼蒸的文章在介绍胡塞尔学说的基本原理的同时,重在批判胡塞尔现象学的“柏拉图主义”和“唯我论”。198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柳鸣九的《萨特研究》。1983年陈骏涛在第3期《小说界》专栏发表《关于存在主义与我国当前的文学创作》一文,认为存在主义思潮虽然来势汹汹,但却并没有形成大面积燎原之势,这主要归因于中国缺乏其生根、发芽的合适气候条件。

  80年代中后期是现象学经典着作中文版集体出场的黄金时段。例如:1986年倪梁康翻译、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胡塞尔的《现象学的观念》。1987年由陈宣良初译,何建南、罗国祥、于问陶参与翻译,最后由杜小真校对,北京三联书店出版萨特的《存在与虚无》。[6]1同年由陈嘉映、王庆节合译,熊伟校对,北京三联书店出版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后两套书标志着汉语思想界对存在论现象学、存在主义思潮研究走向规范化、标准化轨道。他们为存在主义探索和存在论视野下的艺术理论研究创造了必要条件。1989年李伯杰翻译、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舍勒的《人在宇宙中的位置》。紧接着,更大一波存在主义风潮(海德格尔热)源于孙周兴对海德格尔着作的全面翻译和对100万字的《海德格尔选集》(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的编辑。该选集涵盖他在1993年译出的《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台北时报)、1994年的《林中路》、1998年的《路标》等作品。另外,90年代关于海氏的译作还有北京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彭富春翻译的《诗·言语·思》(1990年);成穷、余虹、作虹合译的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海德格尔诗文选集》(1992年);陈小文、孙周兴合译的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海德格尔《面向思的事情》(1997年)。还有,1994年中国第一届全国现象学研讨会在南京召开,并成立现象学专业委员会,策划出版《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其第一辑《现象学的基本问题》便是南京研讨会的论文集。此后每年都定期举办研讨会,并出版相应主题文集。其中第二辑《现象学方法》、第六辑《艺术现象学·时间意识现象学》、第十一辑《空间意识与建筑现象》是在现象学艺术领域的文献反映。

  20世纪90年代前后在中国大陆还形成了一批对存在论现象学(萨特、海德格尔)反思性批判的论着,同时,伴随着港台地区现象学研究中心悉数登台(1996年香港现象学学会、1999年台湾现象学研究中心成立),现象学运动开始向社会各个领域进行广泛渗透。该时段一批有份量的现象学研究专着和文集陆续问世。例如:1987年陈宣良发表《〈存在与虚无〉———萨特伦理世界观体系》,指出萨特书中描述的存在、虚无,自在、自为,时间、空间,可能、实在等都是揭示人的存在,实质上是为他的伦理学奠定本体基础。1988年杜小真在《一个绝望者的希望———萨特引论》中指出我们应该正确理解和评价萨特思想和精神内涵,任何粗暴地给他贴标签、扣帽子都是没有意义的。同年叶秀山在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思·史·诗———现象学与存在哲学研究》一书,高屋建瓴地对存在论现象学进行了反思性批判。叶先生认为萨特要走的是一条不同于经验心理学的本源性心理学之路,“人心”不是抽象的知识的概念结构,而是理智的直观,是心境、是与生俱来的状态。萨特由现象学存在论发展到存在的心理分析学是有理论上的逻辑必然性。

  1989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俞宣孟的《现代西方的超越思考———海德格尔的哲学》,是大陆第一本较为翔实审视海德格尔前后期思想的专着。另外,1991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余虹先生的专着《诗与思的对话———海德格尔诗学引论》,还有1931年宋祖良的《拯救地球与人类未来———海德格尔的后期思想》、孙周兴的《说不可说之神秘———海德格尔后期哲学思想研究》(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张汝伦的《海德格尔与现代哲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年)、陈嘉映的《海德格尔哲学概论》(北京三联书店,1995年)、靳希平的《海德格尔早期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和《海德格尔传》(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张世英的《进入澄明之境———哲学的新方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等论着深入反思了海德格尔思想体系。

  以上所列着作绝大多数是对海德格尔、萨特、梅洛-庞蒂等存在现象学体系的反思性批判,有的是对现象学思潮的现实效应的把握、阐释和评价,有的论述是在与马克思列宁主义、自由民主、社会共产等“主义”竞技中对“存在论”调的学术价值重估,有部分论着是对海德格尔、萨特思想在现代哲学、美学、文艺理论中的位置、海氏与西方其他哲学家思想的对比分析,还有一些是经海德格尔、萨特迂回到东方智慧,尤其是中古文化展开对现代中国哲学思想道路的前卫性探索研究。概言之,辛勤耕耘的系统化存在论现象学研究成果体现了汉学界对其浓烈兴趣与执着精神。但此时学科交叉的综合实践类现象学研究文献史料比较少。唯有1992年季铁男先生在台湾桂冠出版的《建筑现象学导论》稍微弥补了这一缺憾,“该着可能是国内最早一部关于建筑现象学思考的实验性探索成果”[7]5。

  关于中西会通和跨文化语境的比较研究文献还有:1993年张祥龙在第三期《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上发表《胡塞尔、海德格尔与东方哲学》;1994年夏镇平和宋建平合译、上海译文出版发行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1995年在第2期《场与有》杂志上发表《胡塞尔的“生活世界”学说的含义与问题》;同年张祥龙在第1辑《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上发表《现象学的构成观与中国哲学》;该年张世英在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天人之际———中西哲学的困惑与选择》。这些文章及论着同样是在探索现象学与东方哲人智慧,尤其是与中国先秦思想之间对话交融做出的重大研究成果。1995年张庆熊先生博士论文《熊十力的新唯论和胡塞尔的现象学》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是国内外首次探索胡塞尔现象学与印度宗教、中国佛家思想之间内在关联的力作。1996年张祥龙在北京三联书店出版《海德格尔思想与中国天道———终极视域的开启与交融》,1997年张再林先生出版《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结合六年前发表的《弘道———中国古典哲学与现象学》,均是从主体间性与主客交织互补关系视角来探讨儒、释、道与胡塞尔现象学之间汇通融合的可能性探索。1999年洪汉鼎先生翻译的《真理与方法》由上海译文出版。该书是研究解释现象学必不可少的基础文献。同年由倪梁康翻译并由上海译文出版的《逻辑研究》(共三册)至今仍是汉语界研究现象学的经典文本。此外,该时期还有《哲学研究》学术杂志,《现代外国哲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82年)、《现代外国哲学》(人民出版社,1990年)、《德国哲学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等以及《现代西方哲学》类教科书都属现象学运动思潮在汉语文化中的传播、演变及文献史料反映结果。

  四、现象学跨语言、跨学科、跨文化交流对话和东西视域深度融合探索期

  21世纪以来的十五年是现象学跨语言、跨学科、跨文化对话和东西视域交叉融合的深度探索期,即综合性理论与实践现象学全面登陆汉语思想圈、中国现象学广泛参与国际现象学界并发出自己声音的大胆实验期。诸如现象学与政治哲学、社会理论、语言哲学、中国文化、建筑理论等跨学科、跨文化多领域交互融合的先锋实验期。同时,20世纪前两个阶段的现象学运动思潮重新卷入当下语境,三大阶段交叠共融、集体迈向现象学实践运用与精细化深度研究时期。很明显,20世纪被遮蔽或者无法延伸到人文艺术层面的现象学逐渐闯入学术空白领域———绘画现象学、建筑现象学、服装现象学、门窗现象学、设计现象学、数码现象学等多学科、多语言、异质文化交叉叙述现象学悉数登场。

  1. 就跨语言、跨学科交流对话而言。

  抽象思辨或经验类形而上现象学思考与形而下生产实践活动的相互对话,是新世纪现象学发展变化的一大趋势。2001年瑞士现象学家耿宁先生在《外国哲学》第1期上发表《现象学在中国》一文;2003年刘亚芬翻译丹麦建筑理论家拉斯姆森的《建筑体验》(知识产权出版社)一书就是通过对建筑空间色块、洞穴、尺度、比例、日光、色彩等媒介元素的现象学分析展开叙述的;2010年施植明翻译挪威学者诺伯舒茨的《场所精神:迈向建筑现象学》在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同年张宇翻译引介瑞士学者卒托姆的代表作《建筑氛围》由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2013年孙民乐翻译英国学者斯蒂芬·迈尔斯的《消费空间》,张逸靖翻译法国学者巴什拉的《空间诗学》,以及诺伯舒茨、卒托姆、拉斯姆森、霍尔等作品都是从现象学视角研究建筑空间艺术不可或缺的重要文本。因为它们都直接或间接受到海德格尔《筑·居·思》《艺术作品的本源》《存在与时间》,或萨特《存在与虚无》,列维纳斯《从存在到存在者》等存在论现象学思想影响,是用现象学方法对实践创新领域的实验性探索成果。

  2002年“现象学与艺术”国际研讨会暨中国现象学第七届年会在杭州中国美术学院举办。来自中、德、法、日、加拿大等国家或地区近五十位专家学者参与此次研讨活动。该会议是汉语现象学家首次将集体目光聚焦在艺术世界的国际盛会,标志了现象学思想与艺术生产,尤其是当代前卫艺术实践开始相互交流、对话沟通的历史性集会。此次研讨成果集中收录在孙周兴、高士明主编的《视觉的思想:“现象学与艺术”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美术学院出版,2003年)。该论文集收录了诸如:倪梁康《关于艺术直观与理念直观的“纯粹性”》、张庆熊(复旦大学)《论存在与意向性问题———一种结合考察艺术创作的探索》、王庆节(香港中文大学)《解释的真与真的解释———利科尔的文本与解释理论初探》、张灿辉(香港中文大学)《分隔与连系———门窗现象学》等专家学者的论文。

  2003年中国现象学会主编出版的《现象学在中国:胡塞尔〈逻辑研究〉发表一百周年国际会议》[8]中收录了现象学最新最前沿研究成果。其中包括国际知名学者的文章:约翰·德拉蒙德的《纯粹逻辑语法:语言差异与同一》、贝耐特《通过直观而认知的欲望》、克罗韦尔《本真思维与现象学方法》、滕盖尹《经验与范畴表达》等。2008年中国现象学与建筑界在苏州召开首次“现象学与建筑界”之间的学术对话。其代表性成果收录在彭怒、支文军、戴春主编的《现象学与建筑的对话》(同济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一书中。该书选编文章包括陈嘉映、陈小文、孙周兴、季铁男、童明、郑时龄、李凯生、邓晓芒、张志扬、钱捷等现象学、建筑学界着名专家学者文章。2009年沈可宁先生撰写的《当代建筑设计理论———有关意义的探索》在最后一章节专题化梳理了建筑现象学理论家的思想演变脉络。2010年《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第十一辑开设“空间意识与建筑现象”研讨专栏,其中收录了倪梁康《关于空间意识现象学的思考》、周建云《现象学与现代建筑》、周凌《建筑学与几何的危机》、龙元《建筑应该弱一些》、沈克宁《光影、介质、空间》、汪原《零度空间与日常都市主义策略》等关于空间建筑现象学方面的理论文章。

  2013年北京大学叶朗教授主编的《意象》从第四期开设“现象学与艺术讨论会专辑”,其中收录了杜小真的《认识与想象———试谈巴什拉的艺术理论》、刘国英的《现象学态度与美感态度》、吴俊业的《关于海德格尔〈艺术作品的本源〉的现象学省思》、叶朗的《“意象世界”与现象学》等与空间艺术密切相关的理论文章。2014年由张一兵、周宪、周晓虹主编,张芸、刘振英翻译,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格罗伊斯《揣测与媒介:媒介现象学》,将现象学视野引入数字媒体、图像视频、虚拟景观社会分析,由此推进了麦克卢汉、格罗斯伯格、基特勒、弗莱森等媒介思想边界,同时在与西蒙栋、斯蒂格勒、德勒兹等技术哲学进行交流互动中,深度阐述了数字图像时代媒介现象学揣测与怀疑等诸多景象。2018年,曹逸兵翻译日本学者鹫田清一《衣的现象学》一书,重点探讨穿衣时尚潮流与社会现象、文化符号以及建筑、文学之间的精神联动;尹垠、蒋开君翻译加拿大学者马克斯范梅南的《实践现象学》,探讨现象学在教育教学研究、论文写作中的方法意义;李清华先生从身体图式、购买体验、文化价值和伦理身份的四个维度对设计现象学学科建设进行了规范性建设探索。总之,形而上抽象思辨、精神体验在与形而下器物进行广泛对话、视野交流融合。

  2. 就跨文化对话和东西视野交互融合而言。

  承接20世纪八九十年代现象学视域下中西文化交流对话的现代性历程,21世纪以来,除了继续翻译胡塞尔、海德格尔、梅洛-庞蒂等现象学大师的着作外,汉语现象学领域陆续出版了《现象学思潮在中国》等专着。2011年张祥龙、杜小真、黄应全合着《现象学思潮在中国》(首都师大出版社)对广义现象学传入中国的历史、途径、成就和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梳理;对德国现象学(胡塞尔、海德格尔)、法国存在主义(萨特、加缪、梅洛-庞蒂)和解释学(施莱尔马赫、狄尔泰、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哈贝马斯、利科尔、贝蒂、赫斯)在中国的传播、对话、接受及其效应做了全面深入的考察。同年,张祥龙出版的专着《从现象学到孔夫子》,继续探讨他在《海德格尔与中国天道》(三联书店,1996年)中未言尽的现象学思想与《易经》《论语》《道德经》《中庸》等中国传统经典文化之间的发生境遇和视域融通研究。他还认为佛经(如龙树《中论》和惠能《坛经》)与现象学的构成境遇有着内在的一致性。“现象学的思想变革特别是经过海德格尔的存在论现象学或解释学现象学,西方哲学家对于‘道’、‘禅’和整个中国古学的态度有了多么巨大的转变。”[9]205

  2012年瑞士学者耿宁《心的现象———耿宁心性现象学研究文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书中收录了《汉语文化圈中的现象学研究》一文。201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他关于阳明心学的专着《人生第一等事———王阳明及其后学论“致良知”》(倪梁康译)。他以“局外人”身份视野来解读阳明心学,并在反思批判欧阳德、王艮、邹守益、钱德洪、王畿等古人“良知”观念问题基础上,深度辨析了中西“良知”观念意识、心性差异和视域融合的可能性路径。另外,德国现象学家哈特曼在商务印书馆出版《道德意识现象学:情感道德篇》(倪梁康译)一书,将现象学与哈奇森的基督思想、亚当·斯密的经济伦理思想进行学科交叉,并试图在审美的品味、道德的公约精神和朴素的经济利己思想对话中形成一门跨学科的后基督伦理道德现象学。

  2014年倪梁康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现象学及其效应———胡塞尔与当代德国哲学》是一本关于胡塞尔及其引发的思想效应的研究性力作。倪先生在德国留学多年,并且专攻胡塞尔现象学,拥有大量翻译胡塞尔着作和独立思考的经验。此书从接受者或效果史的角度深入探讨了与胡塞尔紧密相关的思想家———海德格尔、伽达默尔、舍勒及哈贝马斯等哲学家之间的关系。倪梁康在《心的秩序———一种现象学心学研究的可能性》一书中开始从胡塞尔、舍勒那里汲取营养,逐步将现象学方法运用于具体道德现象分析,在跨界全面思考亚里士多德的德行伦理学、卢梭的本性伦理学、康德的义务伦理学、孟子的良知四端说、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感》、哈特曼的《情感道德》、于连的《道德奠基》等道德伦理学说思想成果。倪先生在东西交流对话中,努力尝试构建起全人类通用的“道德意识现象学”[10]3。2016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二十世纪西方哲学经典》丛书,其中包括倪梁康翻译的胡塞尔《现象学方法》《生活世界现象学》等专着。

  2018年,倪梁康先生又在《胡塞尔与舍勒———人格现象学的两种可能性》(《反思的使命》的分卷本)中继续针对道德意识现象问题展开了开端性的纪念两位大师诞生意义上的人格现象学研究探索。同年,《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第十二辑·现象学与跨文化哲学》中还收录了陈群志关于胡塞尔与“唯识学”之间的差异关联,徐冰关于舍勒情感现象学与孟子性善论之间的关系研究,卢盈华关于孟子、舍勒与康德有关“敬爱”的现象学考察,刘益就海德格尔与禅宗“死亡”问题的现象学比较研究。同年,由杨大春和张尧均主编、张颖翻译、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梅洛-庞蒂文集·意义与无意义》一书在全球化背景下,结合小说、绘画、影视等相关文艺作品,深度探讨了道德与非道德的界限和自我救赎、克服现代性危机问题的可能途径。“就像在艺术里一样,如果一个人在道德上首先想要确保他的每一步时刻正确并掌握自身,除了诉诸于自发性活动,我们别无他法。无论幸福与不幸,自私与慷慨,自发性活动将我们同他人联系起来。”[11]2

  3.

  海外现象学原典着作陆续由商务印书馆、中国人民大学、上海译文等出版社翻译出版,译者及相关领域专家学者结合新近翻译着作文献逐步展开专题化纵深研究。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关于布伦塔诺的心理学现象学、胡塞尔的纯粹意识现象学、海德格尔的存在论现象学、萨特的意义现象学、盖格尔的美学现象学、英伽登的文学现象学、巴什拉的诗学现象学、列维纳斯的伦理现象学、哈特曼的道德意志现象学、利科的“他者”现象学、舍勒的价值现象学、马利翁的情爱现象学、南希的触觉现象学、耿宁的良知现象学、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伽达默尔的解释学现象学、格罗伊斯的媒介现象学、阿恩海姆的视觉现象学、科耶夫的法权现象学、舒茨和弗格林的社会学现象学等现象学学科汉译文献仍然占据学界研讨视域的主流。

  其中“胡塞尔学从初始译介到今日发展到初具规模,其学术理论的重要性以及对中国人文科学理论未来发展的意义”[12]1早已不言而喻。为此,李幼蒸先生持续翻译,并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了胡塞尔的《形式逻辑与先验逻辑———逻辑理性批判研究》(2012)、《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1卷)》(2014)、《现象学的构成研究: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2卷)》(2013)、《现象学和科学的基础: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3卷)》(2013)、《现象学与心理学》(2015)、《第五、第六逻辑研究》(2018)、《经验与判断》(2019)等系列着作。另外,郑辟瑞先生翻译了胡塞尔关于“悬置、现象学还原方法以及纯粹逻辑学”方面的《逻辑学与认识论导论:1906/1907年讲座》(商务印书馆,2016)文献。肖德生翻译胡塞尔时间意识现象学“三部曲”之《贝尔瑙手稿(1917—1918)》(商务印书馆,2016)。李云飞先生翻译胡塞尔在1918年到1926年关于“发生学逻辑”的讲座稿和研究稿,集结成《被动综合分析》(商务印书馆,2017)一书。该书核心议题是探讨感知、再回忆和期待等直观意识方式。通过对被动综合思维中的交织物分析,胡塞尔得出了被动性综合思维中存在一种低级形态的明见性。自身给与可能与其他自身给与之间存在诸多冲突和失效问题,经验与经验之间会发生争执,“似乎很难达到最终的有效性,因此,真理现在成了问题”[13]2。

  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有关胡塞尔现象学的研究着述,还有王炳文的《共主观性的现象学(全三卷)》(2018)等,以及倪梁康根据胡塞尔与海德格尔关系演变历程,撰述的《弗莱堡的相遇与背离》(2016)一书。倪梁康还从胡塞尔亲朋好友(太太马尔维纳、助手贝克尔和芬克、导师布伦塔诺、追谁者范布雷德)的多元视角对胡塞尔“本体”进行的散点透视,成书为《回忆埃德蒙德·胡塞尔》(2018)。高松先生将胡塞尔在1890年至1910年发表在杂志上的文章、评论以及胡塞尔遗稿中的若干文字译为《文章与书评(1890—1910)》(2018)一书。该书对施罗德的代数演算逻辑评析、对福格特的内容逻辑辨析、对帕拉吉的形式逻辑解析、对马尔梯普遍语法基础阐述以及对直观与代现、意向与充实、表象与对象等概念的深度辨析都很大程度上填补了胡塞尔《算术哲学》和《逻辑研究》之间的主题空缺。

  另外,21世纪以来,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关于海德格尔的译着、相关研究着作同样蔚为壮观。例如:《论哲学的规定》(孙周兴、高松译,2015);《柏拉图的〈智者〉》(熊林译,2015);《根据律》(张柯,2016);《什么叫思想》(孙周兴,2017);《宗教生活现象学》(欧东明、张振华,2018);《讲话与生平证词(1910—1976)》(孙周兴、张柯,2018);《乡间路上的谈话》(孙周兴,2018);《论人类自由的本质》(王丁、李阳,2018);《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王庆节,2018);《不莱梅与弗莱堡演讲》(孙周兴、张灯,2018);《巴门尼德》(朱清华,2018)。还有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从莱布尼茨出发的逻辑学的形而上学始基》(赵卫国,2015);《德国观念论与当前哲学的困境》(庄振华、李华,2016);《哲学史:从托马斯·阿奎那到康德》(黄瑞成,2018);以及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海德格尔、古兰特共同讨论的《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赵卫国,2018)等都可以看到海德格尔拆解并重构哲学史,为存在论现象学奠基的种种努力。海德格尔对巴门尼德、柏拉图、阿奎那、笛卡尔、斯宾诺莎、莱布尼茨、康德、黑格尔、尼采等哲学家的反思批判都预示了《存在与时间》《在通向语言的途中》的主导性问题。换言之,海德格尔对上述哲学家一一进行批判性解读,其目的是“朝向一个任何意义上都最终的、普遍的和普遍有效的东西。与生活和世界之谜的内在斗争力图在对世界和生命的终极之物的固定中达到安宁”[14]8,在其内在倾向性追求中力图完成他的存在论现象学之哲学奠基使命。

  新世纪以来,商务印书馆陆续出版的布伦塔诺的《根据亚里斯多德论“是者”的多重含义》(溥林译,2015)、《从经验立场的心理学》(郝亿春译,2017),梅洛-庞蒂的《可见与不可见》(罗国祥译,2008)、《行为的结构》(杨大春译,2010)、《电影与新心理学》(方尔平译,2019),盖格尔的现象学美学代表作《艺术的意味儿》(艾彦译,2014),马礼荣的《情爱现象学》(黄作译,2014),伽达默尔的《诠释学ⅠⅡ: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2007),哈特曼的《道德意识现象学———情感道德篇》(倪梁康译,2012),保罗利科的《解释的冲突》(莫伟民译,2017)、《时间与叙事卷2》(王文融译,2018),三联书店出版的萨特的《存在与虚无(修订版)》(陈宣良译,2014),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科耶夫的《法权现象学纲要》(邱立波译,2011),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列维纳斯的《总体与无限性》(朱刚译,2016),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南希的《素描的愉悦》(尉光吉译,2016),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舍勒的《哲学与现象学》(倪梁康译,2017)等现象学原典译着。它们几乎涵盖了当前所有人文学科研究的前沿领域。

  与此同时,汉学界有关现象学运动思潮的对比阐释、创新解读或反思批判等研究专着陆续面世。例如:苏宏斌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专着《现象学美学导读》(2005);孙周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专着《后哲学的哲学问题》(2009);陈鑫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专着《佛教唯识学与胡塞尔现象学比较研究》(2014);陈嘉映在华夏出版社出版专着《从感觉开始》(2015);李幼蒸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专着《结构与意义》(2015);朱刚在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专着《多元与无端:列维纳斯对西方哲学中一元开端论的解构》(2016);邓晓芒在人民出版社出版专着《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句读(10卷)》(2016);张鼎国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专着《诠释与实践》(2016);陈立胜在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专着《自我与世界:以问题为中心的现象学运动研究》(2017)等。其中,刘小枫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海德格尔与中国》(2017)一书,以读书札记的形式,在向读者细致地揭示海德格尔思想脉络深处的历史主义根基的同时,还通过创新阐释西方古典思想传统经典文献,解释了海德格尔成为当今激进政治的思想缘由。在此基础上,重点对近四十年来至今不衰的海德格尔热进行了反思批判。他说:“自1980年代‘思想解放’以来,国人曾经迷恋马尔库塞的‘新左派’哲学,后来又迷恋上阿伦特的‘公民哲学’:我们刚刚走出一种激进,不知不觉又踏上另一种激进。”[15]2倘若国人能意识到海德格尔哲学在中国古典思想获得更新的契机,要想跳出“左、右”思想怪圈,是时候向其致敬和告别了。张任之先生在《心性与体知:从现象学到儒家》(商务印书馆,2019)一书中,认为西方现代思想让东方“心性论”发端于孟子,至宋明儒学而发扬光大,在近现代以西方“体知”概念为参照,与舍勒的“道德感受”现象学思想相互契合,在跨文化碰撞中彰显出独特魅力。

  种种迹象表明:胡塞尔、海德格尔、舍勒、列维纳斯、伽达默尔等“现象学研究如今已经成为某种意义上的‘显学’,对于现象学的研究方兴未艾。据不完全统计,自1988年以来国内出版有关胡塞尔和现象学的专着和论文集有70余部;自2000年以来,国内以现象学为主题发表的研究论文年均百篇……全国高校以胡塞尔和现象学为主题撰写并答辩通过的硕、博论文共计80余篇;近5年来获得批准立项的以胡塞尔和现象学为主题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计11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超过20项。这些都足以表明胡塞尔及其所开创的现象学思想的穿透力以及对于汉语哲学研究的吸引力”[2]496。

  现象学思潮已流向各个人文学科,成为汉学诸领域理论研究的“显学”。总体而言,现象学运动思潮从20世纪后半叶,尤其是改革开放后开始大面积登陆汉语思想界。20世纪早期(20—40年代)主要处在零碎地提及或介绍德国现象学(胡塞尔、舍勒、海德格尔等核心成员)的基本思想,或零散发表他们的哲学概念及理论思想阐释。中期(40—70年代)由于受到“文革”的影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讨论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但期间也有一些现象学着作被翻译成中文。除德国现象学作品外,法国存在主义着作(如萨特)开始受到国人追捧,同时也有少量对存在现象学进行反思性批判的论着或文章。后期(80—90年代)是现象学受到追捧和广泛传播的辉煌期。萨特热的影响在90年代已经有所减弱,取而代之的是海德格尔思想的普遍盛行,舍勒伦理学逐渐受到追捧。诸如《海德格尔全集》(含《筑·居·思》、《林中路》等)、萨特《存在与虚无》、《胡塞尔现象学观念》、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伽达默尔的解释学现象学、盖格尔的美学现象学等现象学经典着作都已形成相当规模。这些着作对于汉语思想界开展现象学反思、理论批判、中西比较、古今之争、解构祛魅、综合运用等各维度研讨奠定了坚实的文献基础。

  新世纪以降近20年来,现象学开始与其他学科展开深度交流,通过与语言哲学、结构(解构)主义、精神分析、法哲学、宗教学、信息科学、文学艺术、西方马克思主义等领域思想碰撞而产生新的学术意义。同时,现象学逐渐步向后形而上时代,由先验纯粹现象学、本体现象学向具体而微的运用现象学渗透。回顾现象学近百年的历史和在中国的引入、传播与接受概况,它在汉语思想界正处在全面接受和消化批判期,尽管在海外早已是接受和再创造的后期。但“与日、韩相比,中国现象学研究领域中还有很多空白尚待填补,尤其是现象学与中国哲学的结合点上会拓展出新的视域。”[2]498它凭借其潜含的方法特征和理论效应,在实践应用领域定可大行其道。在这里,现象学运动思潮正逐步证明自己的超时代、跨国界、超地域而流传久远的传承力量,历经百年起伏跌宕至今无任何退潮迹象。自20世纪中叶以来,它们早已从德、法传遍整个西欧,传播到英、美、加拿大等分析哲学占统治地位的国家,以及拉丁美洲、印度、日本,乃至苏联和东欧。如今现象学已经成了一种名副其实的国际性显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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