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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与资本和权力的关系及其思考

时间:2020-03-05 11:38作者:高山奎
本文导读:这是一篇关于技术与资本和权力的关系及其思考的文章,正是有着现代国家和资本的双重助力,现代技术的发展才得以如此迅猛和肆无忌惮。人类发展离不开技术,古代社会亦然。然而,与现代社会的量(资本)的统治逻辑不同,古代技艺有着谦逊的节制,它受到善的目的、道的德性或

  摘    要: 与以往时代相比,我们身处在一个技术的时代,一个技术的意识形态弥漫横行的时代。要了解现代技术的本质及其风险,我们首先要了解技术的由所从来,而这一点与科学的古今嬗变脱不开关系。在哲人海德格尔看来,古今科学观在标准(严格性、精确性),对象(自然观)和运作方式上存在着绝然的分野。这种分野直接导致现代技术(作为订造着的解蔽)与古代技艺(自身涌现的解蔽)存在重大不同。在海德格尔看来,现代技术作为促逼的解蔽,不仅将自然作为可计算的能量之源,而且对人的自然进行促逼和订造,从而导致了现代人受到技术的宰制和霸占性主导。海德格尔的技术之思并非通常意义上的属加种差式定义方式,而是试图通过概念流转呈现实事的现身方式。不过,应该看到,海德格尔的追问限囿在形而上学层面,缺少必要的政治哲学和资本分析的眼光。借助现代国家、资本和现代技术复杂关联的分析,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现代技术的发生及其可能风险,这为我们的自我救渡提供了必要的思之准备。

  关键词: 技术; 海德格尔; 科学; 解蔽; 权力; 资本;

  Abstract: In this age of technology,the correct understanding of the nature and risks of modern technology relies o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origin of technology which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science. This paper argues that according to Heidegger,scientific views between the ancient and the modern have a clear distinction among assessment criteria,research objects,and modes of operation. This division directly leads to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modern technology and ancient technique. In Heidegger's view,modern technology as a demasking of order not only takes nature as a calculable source of energy,but also promotes and customizes human nature,which has resulted in the fact that modern people are dominated by technology. Heidegger's thinking on technique is not a definition of genus plus species difference,but an attempt to present the actual situation through etymological analysis. However,it should be seen that this Heidegger's thought is limited to the field of metaphysics and lacks the necessary analysis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and capital critique. With the analysis of the complex correlation among modern countries,capital and modern technology,we can better understand the origin and risks of modern technology,which provides the necessary preparations for our self-salvation.

  Keyword: technology; Heidegger; science; demasking; power; capital;

  若问现代的本质是什么?我们或许可以想到很多词,如人类中心主义、消费社会、技术操控、资本统治、欲望生产,等等。对于现象学及其后裔存在主义而言,现象与本质之间并非存在绝然的分裂:因为形而上学的基础支配其所“构成这个时代的特色的所有现象”,而“对这些现象的充分沉思”,又让人辨识出这个时代的“形而上学的基础”,“如若我们成功地探得了为现代科学建基的形而上学基础,那么,我们必然完全可以从这个形而上学基础出发来认识现代的本质”。借助这样的前提预设,海德格尔认为现代具有如下五个基本表征:现代科学,机械技术,艺术变成体验,人类活动成为文化,诸神的逃遁。1

  然而,现代人审视现代“质”,总要受到其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从客观上看,现代是我们当下正在发生的诸事件,裹挟在现代的涌动之流中,我们很难抽身事外对其加以对象化的省思和观望;即便有少数哲人能够超然世外,试图以旁观者的整全视角来描摹现代的全景,也很难(从主观方面看)摆脱此时此地的个体化—地方化视角。2因此之故,本文不拟像海氏那样对现代之诸种表征做出全景式的反思诘问,3而是试图将收缩战线,仅对技术这一现代的根本现象进行形而上学的追问和政治哲学的反思。为了更好地澄清事实,本文首先对技术的形上基础进行追问,即要对科技观的古今嬗变做出清理;第二小节,本文试图从本真性的艺术(技艺)角度出发,对技术的本质含义做出说明;最后,在前两个部分的基础上,我们要从技术与资本和权力的关系入手,对现代人的技术膜拜(技术意识形态)和技术异化(技术统治)做出政治哲学的反思和批判。下面,我们先进入第一方面的内容。

  一、科技观的古今嬗变

  显而易见,技术在现时代的狂飙突进和全面宰制是以科学的不断突破作为前提,准确地讲,是以对古代科技观的抛弃和决裂作为前提。因此,要想了解技术的本质含义及其具体支配方式,就需要对科技观的古今嬗变有所了解。概括地讲,古今科技观的根本分期主要体现在标准(是否具有严格性、精确性)、自然观(主客交互VS主客分立的对象化)和运作方式(个体性沉思VS企业化的组织方式)三个层面。
 

技术与资本和权力的关系及其思考
 

  1. 严格性问题。

  对于现代人而言,古代科学是现代科学4的童年和萌芽,它原始、低级、幼稚,充满误识陋见,缺少足够的严格性和准确性。例如,伽利略的比萨斜塔实验和自由落体理论,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等等,一再告诫我们,亚里士多德关于轻的物体力求向上运动的主张(在古代“上”不仅是方位,而且指向尊贵),托勒密关于地球静止不动的学说(不变优于变动)是错误的缪见。实事真的如此吗?在某些哲学家看来,指认现代科学比古代科学高级和准确,是一种毫无意义的意见,因为古今哲学代表了两种完全不同的范式或存在论理解,这种比较方式就像指认莎士比亚的诗要比埃斯库罗斯的诗更进步一样荒唐。在海德格尔看来,“希腊科学从来都不是精确的”,而且“按其本质来看它不可能是精确的,也不需要是精确的”。5至于现代人断言现代科学比古希腊科学更为精确的说辞,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例如,或许是现代人受到了进化论,尤其是科学进步观念的影响,从而认为新胜于老,今优于古,从这种前提出发,便直觉地感到现代科学要比古代科学更加严格和精确;原因还可能在于,现代科学特别崇尚数学,例如物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等,纷纷将数学作为其模仿的标准样板。数学追求前提的自明性和推论过程的严格性。而以数学为基础的研究,可以精确地维系它的对象区域,并保证其研究的可实验性和其研究结果的可重复性。6而以数学为标准7来反观古代的学说(科学),后者充满想象、混杂审美意象,用词诗性跳跃、既没有对特定的对象领域加以专门化的聚焦研究,也未能提供明确的数学方程式或统计学上的趋向来校验结果,因此以今观古,难免产生古代科学不够严格的印象。然而,海德格尔认为古今科学不可精确性比较的根本原因在于,他们关于存在者的解释,以及与此相应的关于“自然过程的观看和究问方式”存在绝然分歧。8换言之,古今科学在自然(对象)和人(主体)的看法上存在着根本不同。这就涉及古今科学观的第二个原则分歧。

  2. 自然观的差异。

  概括地讲,古今自然观的原则分歧主要表现在:现代科学认为,自然是人(主体)认识或改造的对象,具有客观性和被动性的特点;而在古代哲人看来,自然是“涌现者和自行开启者,它作为在场者遭遇到作为在场者的人,也即遭遇到由于觉知在场者而向在场者开启自身的人”9。举例来说,一朵花儿,它含苞、孕育、绽放、凋零……自行涌现,华丽谢幕。这种自行开启的自然物(如花儿),并不需要作为对置物的主体———人,因为它实现的原因在它自身之内;它也不需要人的直观才成为存在着的,“毋宁说,人是被存在者所直观的东西,是被自行开启者(自然)向着在场而在它那里聚集起来的东西”10。也就是说,古代哲人眼中的自然外在于人的原因(目的或必然)所召唤,它是自足的、主动的存在者,相反,人是被自然———存在者所直观的存在(不是存在者),并被自然———存在者的敞开领域所包含,这与现代主客意义上作为筹划—计算—查验的主体之人有着绝然的区别。或许海德格尔的这种自然的理解与古代哲人未必真的一致,但人作为自然(如花儿)展开过程的观相者(如柏拉图的理型说)或求因者(如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绝不会类似于现代研究科学意义上作为筹划、计算、实验的主体———人。在现代科学那里,自然是一个客观外在的对象,这个对象有待认识,而认识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利用和改造,而在古代哲学或科学那里,自然是与人休戚与共的共在者,对宇宙自然的追问和索因,就是对何为良善生活的追求相一致的。11既然人不再是客体—自然的筹划、计算和校验者,那么,也就没有客观—主观、对象—主体、结果—预设的相合问题,作为自然的观看者和守护者,自然的涌现对人而言,或许会带来个体生存的诗意共鸣,但绝不可能,也不需要现代实验科学所要求的严格性和精确性。

  不过,人们可能会提出异议:上述说法或许对数学自然科学有效,因为,现代数学自然科学追数学的精确性和严格性,这种精确性是以同质化和空间化作为前提的,12但在精神科学领域,这一追求严格性和精确性的均质量化原则就不起作用了,因为精神科学是关于生命的学问,生命的本质来自时间的绵延和非理性的感受(情)和冲力(意),但如果把“生命理解为空间—实践上的运动量……我们就不再是在把握生命了”。13

  实事真的如此吗?这里我们不妨举个例子。历史学是关于时间和人事的精神科学,但它却充分汲取了数学自然科学意义上的有所追踪和有所确保的测算方法,因而俨然是现代自然科学意义上的严格的对象化研究。14诚然,这里,我们不应在狭隘的数字运算的意义上来理解Berechnen(测算)一词。因为现代数学自然科学运用的测算是广义上的、本质意义的计算,它是指:“预计到某物,也即考虑到某物,指望某物,也即期待某物。以此方式,一切对现实的对象化都是一种计算,无论这种对象化是以因果说明的方式来追踪原因之结果,还是以形态学的方式来阐明对象,还是确保一种序列和秩序联系的基础。”15现代科学研究(包括现代史学研究)不光是“程度上和规模上更为准确”的定量(数学)研究,还是一种“精确的……规律证明”的实验研究。“进行一项实验意味着:表象出一种条件,据此条件,在其过程之必然性中的某种运动关系才能成为可追踪的,亦即通过计算事先可以控制的。”16从这个意义上讲,“历史学精神科学的史料批判与自然研究的实验相当”,史料批判,就是对整个“史料发掘、清理、证实、评价、保存和阐释”的工作,尽管历史学(史料学)并没有将事实归结为客观的法则或单纯的事实报道,但与自然科学研究一样,“都以一种限定的对象区域的筹划为根据”,试图通过“筹划过去,并且使之对象化”的方式来达到严格化和精确化的科学标准。(2)

  由上可见,无论精神科学(如历史学)还是自然科学(如数学和物理学)都隶属研究性的现代科学,它们试图在“对特定对象领域的筹划中建立自身”,在“预先计算中,自然受到了摆置”,在“事后计算中,历史受到了摆置”,当研究通过预先计算主导存在者的未来,或通过事后计算通达存在者的过去,科学的研究就支配了存在者。17那么,这种研究的科学视野下的自然,最终转变成了有待追究、综览、加工、改造的杂多对象,一种无生命的客观外在的对立物,这与古代科学天人合一视野中活生生的、自行开启的、向人敞开并为人守护的自然观有着绝然的分别。

  3. 沉思的个体性VS企业化的运行方式。

  古今科学观的第三点区别表现在运行方式上:古代科学的运作方式更多表现为直面实事本身的个体性沉思,而现代科学越来越表现出科学研究的企业活动特点。18所谓研究的企业活动,是指一门科学,“无论是一门自然科学还是一门精神科学,只是当它今天已经成为能进行学院研究的科学,它才获得了一门科学的真正样貌。”19例如,物理学研究,如进行原子裂变,需要在装有精确机械装置的实验室内进行;同样的,历史学研究中,史料库存的作用变得愈加重要,“一种以研究所方式活动的历史学或考古学的研究,本质上比他自己的还处于单纯博学中的精神科学院系里的学科,更接近于相应地建立起来的物理学研究。”20这种现代科学企业研究的特点使得大学教育越来越像一个工厂,从招生入学、到课堂教学、学分获取、学历进阶、八股文式论文写作,都表现出高度程式化的千篇一律。工厂化的计时钟表,批量化的教学和考评方式,企业化的标准化程序训练,使得经过教育和未经过教育的两个群体绝然二分。我们再也不会相信没有经过学校教育的自学成才都可以成为科学家、哲学家,尽管他们有着真正的问题意识和浓厚的求真意识,却被冠以民哲(以区别于学院派哲人)、民科的标签,其思想言论也被贬黜在带有行话的公共讨论(通过会议和期刊发表)之外。

  可见,科学研究的企业活动特点导致了科学研究的制度化和专业化,“因为所有的研究都必须以观测对象为中心,而观测对象则对所有关心它的人公开。于是,研究就变成了一种团队合作或联合行动”。科学成了专职活动,成了任何地方可以交流、控制和比较的集体活动,而非“真正伟大的孤独天才的直觉”和思考。一旦科学变成了为交流而存在的公共市场,发表的性质也就随之而变:它不再是传达洞见、展示真知的思想事件,而成了某种确定身份、表明地位的公共平台,发表崇拜随之而至。21对于上述情况,海德格尔有一段精当的表述:“科学的现代的企业活动特性的决定性展开也造就了另一类人。学者消失了,他们被不断从事研究活动的研究者取而代之。是研究活动,而不是培养广博学识,给他的工作以新鲜空气。研究者家里不需要图书馆。他反正不断在途中,他在会议上磋商和了解情况。他受制于出版商的订货。出版商现在也一道来决定人们必须来写哪一些书。”22

  综上所述,古今科学之间存在着重要的分野:前者将自然的自行解蔽与个体的觉知以诗意的方式加以链接;后者以实验或数学的方式将自然变成一个封闭的系统,以可计算、可掌控的方式将自然物摆置到作为主体的人面前,从而使其研究的每一进程都带有严格性和准确性的特点。前者将自然视为不断涌现、自行开启的存在者,将人理解为自然敞开自身的被动接受方或见证者;后者将自然理解为对象意义上的存在者,而人作为主体获得了对自然存在者的尺度和中心地位。前者以个体性的沉思、创造性的追问逼近自然本身,理观自然之相,究问变化之因;后者以企业活动的方式将科学变成一种项目研究,公共市场和专业化的集体赶场活动。正是由于标准上的严格性,自然观上的对象性和运作方式上的企业特点,赋予现代以特有本质:世界变成了图像(世界观),而人成了主体(人类中心主义),而科学便限制在技术应用的精确领域之内,科学(求真)—技术(应用)的联姻变得愈加紧密。有了上述对科技观古今嬗变的源头性清理,下面我们再对技术的本质加以勾勒和描述。

  二、现代技术的本质界说

  上面,我们从存在论(形而上学)的视角分辨了古今科学观之间的根本分歧,这为拂去技术之本质的神秘面纱提供了可能。科学和技术存在何种关联?在古代哲人那里,两者似乎没有什么关系:23科学关切不变领域,“不变”较之“可变”更加神圣,因此,有限之人对不变领域的沉思,就是趋近神的行动,此谓“观审者的生活方式”;而技术是一种创制活动,它受目的因的驱使,投身于某种特定目标的行动或生产,故可称之为“实践的生活方式”。对于古希腊人来说,观审者的生活方式是“人类此在的完善状态”,因而较之行动的、实践的生活方式而言,是可倡导的、更高的生活方式。24

  然而,现代人的趣味已然发生了转换,我们不再热衷个体性的仰望星空,转而投身于实践的生活方式当中,这样,科学与技术之间的关联就变得尤为紧密。然而,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却莫衷一是。根据历史学的看法,现代技术要比过往技艺更加仰赖“现代精密的自然科学”,或者反过来说,“作为实验科学,现代物理学依赖技术装置,依赖技术装备的进步”25。按照史实的发生顺序,数学自然科学(发端于17世纪初)早于现代技术(产生于18世纪后半叶)近两个世纪,而现代物理学的自然观为“现代技术的本质展开铺平了道路”。26那么,说现代科学的发生在先、并为现代技术的出现准备了条件、提供了助力,就无可厚非。然而,海德格尔却不这样看。对他而言,“从历史年代学角度视之后出的现代技术,从起支配作用的本质来看,却是时间上(historically)在先的存在。”27这就像一棵橡树,虽然它是由橡树种子在适宜的条件下一点点生长发育而来,但支配性的主导因素(长成橡树),却在橡树种子开始孕育生长之前便作为支配性的目的因先在地在场了,而技术就是这种后至的先在支配因素。较之现代科学,现代技术才是真正时间在先的东西。这种明显带有浓厚亚里士多德色彩的时间在先理论能否通达海德格尔的科—技关系理论,28这要在廓清海德格尔的技术之本质的含义之后才能知晓。

  概括地讲,海德格尔用工具—解蔽—订造—集置四个关键词来揭示技术的本质属性,从而为我们提供了如下四组关于技术之本质的理解。

  首先,技术是一种达成某一目的的手段和人的行为,海德格尔将其称之为“工具论的或人类学的技术规定”。29毫无疑问,这是流行最广的、最为深入人心的技术定义。表面上看,这一规定价值中立、客观中性,它以人们谈论技术时所看到的东西为视点展开,故可视为现代科学意义上具有典范意义的、正确的技术定义。不过,话锋一转,海德格尔强调认为,“当我们把技术当作某种中性的东西时,我们就最恶劣地听任技术摆布了”。30例如,当下我们所有打着技术进步旗号干的事情,都是以造福人类或实现美好生活的名义进行的,在现代人看来,只要我们的目的是好的,那么技术作为实现美好目的的工具手段,当然也是好的。这样,我们就会对技术的可能危险放下了戒备之心。而技术的发展就像寻求增值的资本一样,凭借无害的中性定义,利用人们对未来的美好期许,以人类的行为作为中介手段,愈益发展完善起来,等人们回头发现某种技术发展所带来的种种危害时,却像久食鸦片的病人、难以离开技术(如手机、电脑)而安然自处了。因此,海德格尔强调,这种我们今天特别愿意接纳的“工具论的或人类学的技术定义”,其实并没有向我们显明技术的真正本质,相反,这一“单纯工具性,单纯人类学”的技术规定只是敞开了关于技术的“制作和操作”或工具使用的方面,而遮蔽了关于技术本质的决定性方面,从而“使得我们对技术的本质全然茫然无知”。31那么,什么才是技术的真正本质呢?海德格尔为我们提供了第二个理解技术之本质的关键词———das Entbergen(解蔽)。海德格尔强调:到目前为止,“单纯工具性、单纯人类学的技术定义已然站不住脚”,因为“现代技术不仅仅是一种人类行为,也不只是这种人类行为范围内的一个单纯的手段”,“而是一种解蔽方式”,而且是现代决定性的解蔽方式。32那么,什么是解蔽?技术又是何种意义上的解蔽方式?这就涉及如下海德格尔对技术之本质的第二个定义。

  其次,“技术是一种解蔽方式,它是在解蔽和无蔽状态的发生领域中,在无蔽即真理的发生领域中成为其本质的”。33什么叫解蔽?它既是揭示、敞开,也是招致、产出。它把在场者带入显露或将不在场者带到眼前来,从而将“那种并非自己产出自己,而且眼前尚未存在的东西呈现出来”34。“并非自己产出自己”,是因为技术产品的原因不在自身,而在自身之外的人(工匠,动力因)这里。“眼前尚未存在”是因为技术作品是从无到有,从头脑中带到现实。需要注意的是,这种技术的解蔽意涵丰富:不仅包括工具性的手工制作,美的艺术创作,而且与真理的闪现(认识)交织在一起。正是这多重的解蔽,而非单纯工具性的制作手段,使得技术保持为一种产出(bringing-forth)。35问题是,技术作为一种解蔽方式的规定能把现代技术和古代技术区分开吗?古代技艺也是一种解蔽,而且较之现代技术,是与艺术和真理不曾分离的自身涌现的解蔽活动。因此,单单在解蔽的意义上谈论技术似乎不能揭示现代技术的独特之处。要想揭示现代技术的本质含义,我们必须对解蔽的意涵加以限定。在海德格尔看来,这个限定词就是Herausfordern(促逼):毫无疑问,“解蔽统治并贯通着现代技术。但在这里,这种解蔽并不把自身展开于poiēsis(创制)意义上的产出。在现代技术中起支配作用的解蔽是一种促逼。此种促逼向自然提出蛮横要求,要求自然提供本身能够被开采和贮藏的能量。”36举例来说,古代农民也从事田野耕作,但那是一种关心和照料,即把“把种子交给生长之力,守护着种子的发育”,而现在的机械化农业生产将田地的耕作置放入“一种完全不同的摆置着自然的订造的漩涡中”:农业耕作变成了机械化的食品工业的一个环节。37守护性的静待花开式的古代农业摇身转变为提供原料和资源的现代农业。海德格尔将现代技术这种“促逼意义上的摆置自然”赋予了一个新的称谓,即Bestellen(订造),并以此来标识现代技术较之以往技艺的独特性。

  第三,与古代技艺作为涌现着的解蔽不同,现代技术是一种订造着的解蔽。在这种订造着的解蔽视野下,一切自然物都可成为可订造之物。例如,莱茵河,它作为河流为发电厂提供着水力,水力摆置着涡轮机的运转,涡轮机的运转带动了一些机器,机器的驱动装置生发出电流,而远距离的供电厂和输送电网就是为这些电流而订造的。在这一系列交织着的前后关联之网中,“莱茵河自身就表现为某种被订造的东西了”。38作为一条河流,莱茵河已然流淌了近亿年,然而,作为现代技术的水力供应者,它被拦腰阻断,成为发电厂的被订造者;作为人文景观河或自然风景河,它成了休闲工业中某个旅行团的可预订的参观对象。因此,在现代科学的自然观下,自然变成了某种促逼意义上的订造者:“自然中被遮蔽着的能量被开发出来,被开发的东西被改变,被改变的东西被贮藏,被贮藏的东西被分配,被分配的东西被转换成新的东西。开发—改变—贮藏—分配—转换,都成了解蔽的方式……操控和保障成为促逼着的解蔽的主要特征。”39在海德格尔看来,在订造着的解蔽中,自然作为可计算和可操控的被订造物而显露自身,订造要求着自然的在场和Bestand(持存、持续、贮存、库存);在持存意义上立身的自然,不再作为主客认识上对象与我们相对而立,而是作为供应者、可改造者、可订购者与我们发生关联。这就像禽畜厂持续供应的或待宰的肉猪、蛋鸡或奶牛,它们作为生物的情感或社交需求被彻底忽略,其存在就是作为食品的连续供应者而持存。那么,作为现代科学中自然(客体)的对立方(主体),人在现代技术中的位置又如何呢?这样的追问将我们引向海德格尔技术本质之思的最后一个关键词———das Ge-stell(集置)。

  第四,现代技术的本质规定性———集置。到目前为止,我们对现代技术的界说只涉及物(自然)的层面,还未涉及人与技术之间的关联。在海德格尔看来,现代技术作为一种解蔽方式,它当然不能脱离人的行为,然而,作为集置的技术解蔽“不仅仅是在人之中发生的,却也非确然地通过人而发生”。40也就是说,人和现代技术的关系包含两个层面:一方面,作为解蔽的见证人和执行者,现代技术需要人,也依靠人来达成其意旨:“现代技术作为订造着的解蔽……它摆置着人,逼使人把现实当作持存物来订造。那种促逼把人聚集于订造之中。此种聚集使人专注于把现实订造为持存物。”“唯当人本身已经受到了促逼,进而去开采自然能量而言,这种订造着的解蔽才能进行。”41另一方面,现代技术作为一种无蔽的解蔽,并不是单纯的人类行为,“无蔽者的无蔽状态已然自行发生出来”,“如果说人以自己的方式在无蔽状态范围内解蔽着它的在场,那么,他也只不过是应合于无蔽状态之呼声而已”。42这就像万有引力定律,看似牛顿通过主观努力发现了它,不如说是该定律借助牛顿这一独特个体揭示了自身,即使牛顿没有发现它,这一定律仍然存在着,并以自身的严格性支配着宏观世界的事物运行。更为重要的是,现代技术不仅不是单纯的人类行为或人类行为范围内的单纯手段,鉴于人有自然性(肉身)的一面,现代技术也摆置着作为自然的人:人自身受到促逼,从而成了“人力资源”“客户资源”之类的被订造物。43正是因为人和技术之间存在着上述的关联,海德格尔认为现代技术的本质是集置(Gestell)。所谓集置,就是摆置(stellen)的聚集(前缀Ge-意味着聚集)。这一命名将作为解蔽者的此在(人)和作为能量的主要贮备器的自然同时涵括在内,充分敞开了现代技术作为形形色色的摆置活动的聚集者,如何促逼着人,将人聚集于订造之中,“使之去订造作为持存物的自行解蔽者的要求”。44

  综上,海德格尔抽丝剥茧地为我们敞开了他关于技术本质的基本看法。这种敞开从我们所熟知的关于技术的流俗之见出发,即从作为工具和人类行为的技术规定出发,转换到作为解蔽方式的技术理解,通过摆置,促逼、订造、持存等一系列词语的引入,最终将现代技术的本质与订造的解蔽、摆置的聚集(集置)等含义关联起来,为我们呈现了他关于现代技术之本质的独特理解。显而易见,海德格尔的技术定义,不是运用通常的属+种差方式进行的,他不是在某物是什么(was)之类的种类或本质的普遍性意义上为我们提供关于技术的本质解读。相反,他是从词源学角度出发,通过概念之流的次第揭引,为我们揭示概念流转背后的实事现身方式。更为重要的是,当海德格尔以现象学的方式将现代技术揭引为集置这一命运般的解蔽方式时,他也同时向我们昭示了这一解蔽方式可能带来的风险。这种风险在于:它让人产生一种惑人的假象,即将人视为周遭一切事物的制作者、支撑者和聚集者(即主体),是自然万物的操控者和支配者(主人),与此相应,自然就变成了可计算和可操控的能量之源和力的集合。一旦我们将现代技术的集置视为唯一的、命运性的解蔽方式,那么,订造之不可阻挡便随之而来,其他可能的解蔽方式便遭到了褫夺和遮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海德格尔强调:一旦“集置咄咄逼人地把人拉扯到被认为是唯一的解蔽方式的订造之中,那么,人也就被推入牺牲其自由本质的危险之中了”45。遗憾的是,海德格尔看到了风险,却没有提供解决方案。他的技术之思提供的避难之所似乎是艺术的诗性家园,但在艺术品被技术普遍支配、操控和订购的背景下,我们似乎难以像海德格尔那样通过反复引述荷尔德林的诗句———“哪里有危险,哪里也生救渡”而得以慰藉。海德格尔这种对摆脱现代技术集置之道路或方略的“泰然处之”,究竟是实事的本性使然,还是思者的无力所致?这一发问势必将我们引向对海德格尔技术追问之限度的考察。

  三、技术—解蔽之维的限度反思

  毋庸置疑,海德格尔的技术之思包含很多的睿智洞见。比如,他比同时代的哲人更早地意识到技术是现代的一个根本现象,是席卷全球的重要的支配性力量。海德格尔深刻地洞察到技术对人所具有的异化(摆置)倾向。表面上看,技术为人所用,有利于人的肉身安顿,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时空距离,但人一旦与技术沾上瓜葛,就无可救药地受到技术支配性的宰制。这就像智能手机,看似方便了人与人之间的信息沟通,但也霸占了人的注意力,调快了人的时间节奏,将无数人沦为网络信息的搬运工,使人们耽溺于虚假幻想和快餐文化的快适感受中。海德格尔告诫我们,技术具有一种超出人力的命运般的解蔽力量,它促逼着人去订造,去摆置自然,甚至去摆置人的自然:我们自以为在追求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却最终沦为技术之网中因订购在场的一个无足轻重的环节。更为重要的是,海德格尔告诉我们,解蔽同时意味着遮蔽,技术的解蔽作为现代特有的一种订造着的解蔽方式,却粗暴地褫夺了其他可能的解蔽方式,如置造(Her-stellen)的解蔽,涌现的解蔽,诗艺的解蔽,等等。一旦现代技术被认定为唯一的、命运性的解蔽力量,那么我们救渡的可能何在?可以看出,海德格尔后期如此晦涩的诗性道说,就是为了摆脱现代技术的这种促逼的、订造性的解蔽方式,从而为人本真的解蔽方式敞开可能的缝隙。

  不过,海德格尔的技术追问,深深地囿于形而上学的沉思之中,并没有超出基础存在论的视角去考察影响现代技术统治的具体环节和要素。当海德格尔如是做时,他就无法说明,技术作为一种宰制性的力量为何有如神助,在今天达到了似乎难以逆转的操控性影响?46要弥补海德格尔的这一缺陷,我们需要把技术放到现代国家和资本之间的关联中加以考察。

  首先,从政治哲学角度看,技术是一种power(权力),因此,技术的问题是一个政治哲学问题。海德格尔没有追问;为什么现代国家会如此热衷于技术?我们知道,现代国家的本质在于主权问题,一个国家要保持主权完整、主权具有正当性,就要实行对外御敌,对内说服教育。而在这么做时,技术便是最好用的媒介。举例来说,核技术的强弱代表了一个国家的军事实力。尽管核武器的危害很大,但没有核武器便意味着对外没有话语权,甚至导致任人欺凌、国将不保的下场。因此,尽管舆论上,各国从人道主义立场纷纷谴责他国开展核试验,但背地里都不惜投入巨大人力物力发展本国核技术。而在国内方面,互联网技术是现代国家最为热衷推动的一项现代技术。因为,作为一把双刃剑,互联网技术若是运用得当,一方面可以操控信息来源,让网络出现主权者乐于民众知晓的信息,屏蔽那些对维护本国主权不利的各种报道,这样的结果,就达到了控制舆情,操控选民思想的目的;另一方面,互联网产生的大数据,可以用来分析整理出一个人的生活轨迹和思想波动,这有利于主权者更好地知己知彼、获得先发制人、排除异己的主动权。一般地讲,只要对政治统治有利,现代国家将支持发展每一种现代技术。哪怕这项技术可能触及人伦的底线,甚至威胁人类的自我生存。

  对于技术而言,现代国家是最大的幕后推手。但需要注意的是,国家支持技术并不是向来如此,相反,它与政治哲学古今之变具有着重要的因果关联。我们知道,古代国家对技术发展的兴趣远不如现代国家。因为,古典政治哲学倡导德性统治,抑或强调神圣秩序的权威性,在道统的支配下,政治受到德性的约束,技术也带着道德审查的紧箍咒。只是随着神学的式微和现代政治哲学的出现,当热衷道义和秩序的王道让位于无所不用其极的霸道,现代国家和现代技术才有了联姻的可能。不过,对于政治哲学的古今之变,以及这种变化对技术发展的影响,海德格尔的技术之思中未置一词。个中原因,或许是受到尼采上帝之死的影响,或许是缘于对亚里士多德目的因的抛弃,抑或是海德格尔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现代人,完全认同原子化个人的现代证成。故而在他的笔下,无家可归的原子化个人的情绪和祛蔽之思得到彰显,而古代热衷的共同体的情感归属、价值认同和秩序之思完全缺失。无论如何,对现代技术之政治面相的沉默是海德格尔技术之思的一个未及之处,这也是他技术追问的第一个缺失之所在。

  其次,除了现代国家,资本可以看作现代技术高歌猛进的又一个重要推手。现代社会是资本隐秘统治的社会。资本之谓资本,就是要寻求利润最大化和自身增值。为了达成目的,它像一个永远不知满足的幽灵,游荡在现代社会各个缝隙,寻找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达到其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追求。与此同时,技术也在到处寻求它的最佳拍档,而这个拍档就是资本。因为技术的每一项革新都需要高额的投入,这个投入,一方面来自国家的支持,但也需要市场的供给。尽管投资技术面临着高风险,这种风险不仅来自前期的大量实验和科学准备,而且有着失败的可能。然而,高投入、高风险,同时意味着高回报。与国家的保守不同,资本家具有更大的冒险精神。为了高额的增值回报,资本就像赌徒一样穿梭于高新技术领域。这样,两个如饥似渴的幽灵在增值与扩张欲望的驱使下紧紧拥抱在一起,并在市场经济的全球化浪潮中翻云覆雨、执掌乾坤。时至今日,高新技术行业已然转变为资本增值的最大阵地。农业生产革命、工业技术革命、信息产业革命为人类带来了难以想象的商品。为了消耗掉这些产品,人们开始把目光投向人类自身的欲望,拜金主义、消费主义开始应运而生。当量变成了特定的质,数量不仅仅标识大小多少,更是代表了善好和进步。这种观念对人的头脑进行刺激,最终导致了数量化原则和技术主义的出现。以量为尊的原则成为标准,技术进步成了好和正确的代名词:各种收视率,票房、点击率、排行榜、购买力、GDP,等等,变成了评价影视、音乐、艺术、政府、高校,等等几乎所有领域好坏的不二准则。总而言之,在资本的鼓舞和助力下,现代技术的创新发展可谓一日千里。这种资本与技术狂飙突进,甚至不惜打破人伦底线的末日狂欢图景,却是海德格尔技术追问时所始料未及的。

  综上可见,正是有着现代国家和资本的双重助力,现代技术的发展才得以如此迅猛和肆无忌惮。人类发展离不开技术,古代社会亦然。然而,与现代社会的量(资本)的统治逻辑不同,古代技艺有着谦逊的节制,它受到善的目的、道的德性或神圣秩序的规约。面对现代技术的高歌猛进,海德格尔走向诗意的艺术祛蔽,希望借助个体沉思所开启的觉醒,开掘出人类本真生活的新的可能性。对于我们自身而言,除了个体沉思带来的自警自省之外,我们还可以从传统亲情社会伦理中求取资源,来为技术的无所畏惧带上休止的警示牌。当然,这或许不是某个人凭借一己之力便能完成的任务,但这里,我们还是要感谢海德格尔的技术之思所带来的具有启思性的准备工作。

  注释

  1海德格尔:《林中路》,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第83-84页。
  2例如,20世纪50年代,海德格尔对技术反思的范例“不再是工厂和机械工程”,而是“核电站和电子工业”(参见海德格尔:《演讲与论文集》,孙周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13-14、55-57页,同时参见多罗西亚·弗雷德:《海德格尔论艺术作品与技术作品》,见《柏拉图的〈蒂迈欧〉:宇宙论、理性与政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63页)。不难试想,如果海德格尔活到今天仍在进行技术的反思和批判,那么,他的范例将是人工智能和生物(基因)工程。这种范例的转移,不应归于海德格尔的短视,而是因为我们身处在现代性的生发流转当中。
  3参见海德格尔1938年的一篇演讲---《形而上学对现代世界图像的奠基》,后以《世界图像的时代》的标题复收入《林中路》,孙周兴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83-125页。
  4此处科学的提法不够准确,因为与现代的研究性科学相比,古希腊称为(知识),中世纪称为doctrina(学说),下文为了便于行文,统称古代科学。另外,现代科学也不是铁板一块,以物理学为例,既包括宏观物理学,也包括原子物理学、天体物理学,等等。这些物理学分支之间差异也很大,如古典物理学的对象是几何学上的质点力学,它充满空间,而微观物理学则指向核与场;前者可以根据位置和运动量做出明确而完整的对预测象,后者对研究对象的确保则只具有统计学上的特征。因此,这里将差别如此巨大(但本质上又都受到理论科学所实行的追踪性确保的摆置)的诸门学科统称为现代科学,只是一种论述上的方便。否则,如果深入到具体科学的细节差异的考辨之中,我们将无法在整全的意义上展开对堪性的古今科学对比论述。参见海德格尔:《林中路》,第84-85页。同时参见海德格尔:《演讲与论文集》,第40,52,55、56页
  5海德格尔:《林中路》,第85页。
  6海德格尔:《林中路》,第87、88页。
  7这里的数学不应在狭义的意义上理解,即将其理解为数字运算意义上的为了某种确定数量结果的测算活动,相反,自然科学上的数学指的是“这样一种计算,它往往通过方程式来期待秩序关系的平衡,并且因此先行‘预计到’一个对所有仅仅可能的秩序而言的基本方程式”。期待,是有所追踪、有所确保意义上的期待,预计,是有所预期的操控和测算。因此,这里的数学和测算实为对象化的行为方式。参见海德格尔:《演讲与论文集》,第53-54页。
  8海德格尔:《林中路》,第85页。
  9海德格尔:《林中路》,第99页。
  10海德格尔:《林中路》,第99页。
  11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柏拉图《蒂迈欧》的宇宙论表述为何包裹在《理想国》和《克里蒂亚》的政治哲学语境中展开。参见Plato,Timaeus,Translated by Benjamin Jowett,In The Collected Dialogues of Plato,Edited by Edith Hamilton and Huntington Cairns,New York:Bolingen Foundation,1961,pp.1151-1211.
  12“运动即位置变化。没有一种运动和运动方向优先于其他运动和运动方向。任何位置都是相同的。没有一个时间点优先于其他一个时间点。……在这一关于自然的基本轮廓中,任何事情都必然被看透了。”参见海德格尔:《林中路》,第87页。
  13海德格尔:《林中路》,2015年,第87页。
  14这里的历史学是现代历史科学,而不是经史不分意义上的古典历史。现代史学本质上是史料之学,它“把历史看作一个对象,某个事件就在其中进行,同时由于其可变性而消失”。参见海德格尔:《演讲与论文集》,第41页。
  15海德格尔:《演讲与论文集》,第53页。
  16海德格尔:《林中路》,第89-90页。
  17海德格尔:《林中路》,第90-91页。
  18海德格尔:《林中路》,第94-95页。
  19这里的现代科学主要指自然科学,人文学者群体中当然存在例外,但近年来人文学界愈加强调的学院化的体制化建设、大师加团队模式,学位点和研究方向凝练,以及项目申请和学术会议等取向,凸显了企业化运作方式在人文知识领域的渐趋增强的支配性影响。
  20海德格尔:《林中路》,第92页。
  21海德格尔:《林中路》,第93页。
  22多罗西亚·弗雷德:《海德格尔论艺术作品与技术作品》,见《柏拉图的〈蒂迈欧〉:宇宙论、理性与政治》,第159-160页。
  23海德格尔:《林中路》,第93页。
  24“沉思的理智同实践和制作没有关系。它的状态的好坏只在于它所获得的东西是真是假。”参见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注,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68页。
  25参见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第165-177页。同时参见海德格尔:《演讲与论文集》,第47-48页。
  26Martin Heidegger,Basic Writing:from Being and Time(1927)to the Task of Thinking(1964),Edited by David Farrell Krell,New York,Hagerstown,San Francisco,Lodon:Harper&Row,Publishers,Inc.1977,pp.295-196.
  27在海德格尔看来,“现代物理学之所以是实验的物理学,不是因为它使用了探究自然的装置”,而是由于现代物理学的自然观:“它摆置着自然,把自然当作一个先行可计算的力之关联体来加以呈现。”正是在这样的自然观支配下,实验作为向自然不断索取的订造才得以可能,物理学才呈现为实验物理学。Martin Heidegger,Basic Writing:from Being and Time(1927)to the Task of Thinking(1964),pp.302-303.
  28Martin Heidegger,Basic Writing:from Being and Time(1927)to the Task of Thinking(1964),p.304.
  29海德格尔:《演讲与论文集》,第44页。同时参见海德格尔:《巴门尼德》,朱清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1-2页。
  30Martin Heidegger,Basic Writing:from Being and Time(1927)to the Task of Thinking(1964),p.288.
  31Martin Heidegger,Basic Writing:from Being and Time(1927)to the Task of Thinking(1964),pp.287-288.
  32Martin Heidegger,Basic Writing:from Being and Time(1927)to the Task of Thinking(1964),pp.288,289,302,295.
  33Martin Heidegger,Basic Writing:from Being and Time(1927)to the Task of Thinking(1964),pp.302,294.同时参见海德格尔:《演讲与论文集》,第10页注释1。
  34Martin Heidegger,Basic Writing:from Being and Time(1927)to the Task of Thinking(1964),p.295.
  35Martin Heidegger,Basic Writing:from Being and Time(1927)to the Task of Thinking(1964),p.294.
  36Martin Heidegger,Basic Writing:from Being and Time(1927)to the Task of Thinking(1964),pp.294-295.
  37Martin Heidegger,Basic Writing:from Being and Time(1927)to the Task of Thinking(1964),p.296.
  38Martin Heidegger,Basic Writing:from Being and Time(1927)to the Task of Thinking(1964),p.296.
  39Martin Heidegger,Basic Writing:from Being and Time(1927)to the Task of Thinking(1964),p.297.
  40Martin Heidegger,Basic Writing:from Being and Time(1927)to the Task of Thinking(1964),pp.297-298.
  41Martin Heidegger,Basic Writing:from Being and Time(1927)to the Task of Thinking(1964),p.305.
  42Martin Heidegger,Basic Writing:from Being and Time(1927)to the Task of Thinking(1964),pp.300,299.
  43Martin Heidegger,Basic Writing:from Being and Time(1927)to the Task of Thinking(1964),p.300.
  44这境况就像一个护林人,看似与前人一样,以同样的步态行走在林间空地上,实则受到了木材加工工业的订造,不管他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他已然被纳入纤维素的可订造性中去了。纤维素被纸张的需求所促逼,纸张则被送交给报纸和画刊。而报纸和画刊摆置着公众意见,使之去挥霍印刷品,以便能够为一种被订造的意见安排所订造”。Martin Heidegger,Basic Writing:from Being and Time(1927)to the Task of Thinking(1964),p.299.
  45参见Martin Heidegger,Basic Writing:from Being and Time(1927)to the Task of Thinking(1964),pp.300-302.
  46Martin Heidegger,Basic Writing:from Being and Time(1927)to the Task of Thinking(1964),pp.314.
  47而且作为一种筹划的世界观,海德格尔的技术批判仍然包含有某种人类中心论的因素,这在其弟子洛维特的反思性的批判中得到呈现。参见沃林:《海德格尔的弟子:阿伦特、勒维特、约纳斯和马尔库塞》,张国清、王大林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84页。不过,洛维特的反思或许只对早期《存在与时间》时期的海德格尔有效,这也是海德格尔从早期此在之思转向后期存在追问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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