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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价值层面解读科学

时间:2020-02-24 09:04作者:陈强强
本文导读:这是一篇关于道德—价值层面解读科学的文章,回顾科学研究的历史可以看出, 与“第一波”主要通过对认识逻辑的研究强化科学的基础不同, 其“第二波”主要通过具体案例研究解构科学。总体上, 对科学的强化带有应然色彩, 意在提升科学的价值;而对科学的解构带有实

  摘    要: 在《民主为何需要科学》中, 科林斯和埃文斯阐述了他们多年科学研究的集成之思。本文将其概括为“从道德—价值的观点看科学”, 并从四个方面诠解。这四个方面是:从道德-价值的观点对科学进行理解与辩护;从应然的视角对科学规范进行新阐解;基于事实与价值的二分创生技术决策的新制度—“猫头鹰”;从科学作为好的价值观源泉回答民主为何需要科学的问题。尽管有必要“从道德—价值的观点看科学”, 但阐论还需细致化, 需保持开放的姿态, 在理解与批判中反思科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关键词: 科学研究; 道德; 价值; 形成性愿望;

  Abstract: Recently, Collins and Evans elaborated on their years of thinking about the science studies. We generalize it as “looking at science from a moral-value point of view”, and explain it from four aspects. The four aspects are: To understand and defend science from a morality-value point of view;To interpret science nor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ught; Creating“The owls”based on the dichotomy of fact and value; Answering the question why democracy needs science from science as a good source of value. It is necessary to expound it in detail and reflect the history and present situation of science study in understanding and criticism.

  Keyword: science studies; morality; value; formative aspirations;

  回顾科学研究的历史可以看出, 与“第一波”主要通过对认识逻辑的研究强化科学的基础不同, 其“第二波”主要通过具体案例研究解构科学。总体上, 对科学的强化带有应然色彩, 意在提升科学的价值;而对科学的解构带有实然色彩, 对科学的价值形成了贬低。历经“科学大战”, 科学知识社会学阵营的部分学者开始反思“第一波”尤其是“第二波”, 其中科林斯 (Harry Collins) 和埃文斯 (Robert Evans) (下称“科-埃”) 颇具代表性。科-埃2002年发起“科学研究的第三波”, 聚焦于“专长 (expertise) 与经验研究”。[1]基于多年的科学研究及近年发展起来的“专长规范理论”, 科-埃在《民主为何需要科学》 (下称“近着”) 中阐述了旨在从道德—价值层面理解科学、为科学辩护的系列观点, 本文将其概括为“从道德—价值的观点看科学”。就笔者的理解而言, “从道德—价值的观点看科学”既是科-埃对“第一、二波”的整体省察和不正确内容的扬弃;也是对“第三波”的深入阐发。可以说, 它既是科-埃对科学研究历史的总结与反思, 也是集成之思, 意在建设性地、规定性地推动当前的科学研究。经研读与思考, 笔者从四个方面对“从道德—价值的观点看科学”诠解, 同时对其简评, 以期能对国内科学研究有所启发与助益。

  一、科学的道德理解与辩护

  众所周知, “第二波”通过大量的案例分析揭示了科学的价值负载, 有力地质疑了科学的求真能力。这削弱了从认识逻辑和实际效用为科学做基础辩护的可能性。[2]26由此引出了一个根本问题:科学还有特殊之处吗?进一步言, 还能从其他层面为科学做基础辩护吗?与“第二波”不同, 科-埃强调, 作为“第三波”重要内容的“近着”尽管接受“第二波”关于科学工作本质的说法, 但拒斥其结论;认为科学仍有特殊之处, 其通过道德与价值得以理解和辩护。

  1. 道德选择

  科-埃认为, 尽管科学不能引导我们通向可观察世界的绝对真, 但科学依旧是理解可观察世界的首选方式。“我们看重那些为观察而观察者;观察要比不观察好。我们说这些观察者有经验和专长。……就像道德选择一样, 我们知道自己必须选择专长胜过无专长, 且必须选择遵循科学价值观的专长, 即使我们并不知道如何以任何基本的方式证明这种选择是正确的。”[2]27需要解释的是:对科学的选择为什么像一种道德选择。科-埃用一个事例予以解释:尽管哲学家们一直为好的道德选择做基础辩护, 但无一例外地失败了。但人们并未因此就不能很好地做道德判断。原因在于“我们并非在寻求决定性辩护的基础上做选择, 这是道德行为的一个特点。撇开哲学家不谈, 哲学辩护并非道德判断的来源。”[2]27换言之, 选择科学并不需要有“绝对性辩护”, 就像做道德选择时那样, “正确的选择是自明的。”[2]28科-埃特别指出:“这里发生的事情更多的是一种启示而非论证。”[2]28在科-埃看来, 再多的论证似乎都会得到同样的结论, 即我们终究还是会选择基于专长和科学价值观的观察来作为理解“可观察世界”的方式, 而非其他。
 

道德—价值层面解读科学
 

  2. 道德制度

  严格意义上, “科学作为一种道德制度”在“近着”中只被提及一次:“这是一本关于科学作为一种道德制度的书。”[2]30但该思想却贯穿“近着”全书。科学何以作为一种道德制度?总结起来对它的回答就是:科学是一种能够为社会“提供道德领导力”和“坚守道德底线”的制度。[2]16科-埃指出, 对默顿科学规范的热烈讨论与法西斯主义的出现密切相关。20世纪40-50年代, 人们发现社会早已不再良性, 急切需要学术和科学家的独立, 遵从默顿科学规范。此时, 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对民主生活产生了巨大的腐蚀性影响, 同样需要能够提供道德领导力的科学, “这是因为好的行为是科学存在的理由 (raison d’être) 的本质。”[2]16“此外, 维系科学的价值观与维系民主社会的方式有重叠之处。”[2]31关于人们对默顿科学规范实际效用的质疑, 科-埃也作了回答。科-埃尽管没有声称默顿规范是有效的, 但承认科学家 (至少一些社会科学家) 使用的科学模型直接导致了默顿所界定的规范, 而且正是科学家的科学理念驱使科学作为一种制度, 并赋予科学为整个社会提供道德领导力的潜力。

  3. 道德事业

  “科学作为一种道德事业”在“近着”中也只被提及一次:“我们认为, 科学应该被视为一项道德事业, 应该颂扬引导科学工作的价值观。”[2]8在科-埃的思想体系中, 科学作为一种道德事业, 是基于将科学视作一种受“形成性愿望” (formative aspirations) 引导的生活方式。这里是在维特根斯坦意义上使用“生活方式”, 而“形成性愿望”意味着“生活方式的存在, 因为这种生活方式下的成员大部分时间都渴望以某种方式行事, 即使他们不可能一直都成功。”[2]42也即是说, 科学这种生活方式的成员遵循一些共同的“形成性愿望”。此外, 科-埃认为, 科学的“形成性愿望”不止默顿提出的规范, 这点留待下文详述。而塑造科学这种生活方式的正是这些“形成性愿望”。尽管这些“形成性愿望”并非在一切时空、对任何科学实践都能发挥效用, 但这并无大碍, 因为“形成性愿望对集体 (生活方式1) 进行塑造, 即使存在一些不符合它们的偶然行为。”[2]45或者说, “尽管如此, 部分科学仍然完好无损。”[2]17由于目前多数科学家依然持有旧的世界观, 因此这些“形成性愿望”仍能够发挥很好的作用。换言之, 尽管“第二波”揭露了“形成性愿望”在很多科学实践中的失灵, 但科学家的科学观念并未因此发生深刻变化, 依旧受上述那些“形成性愿望”的引导。在科-埃看来, 构成科学价值观主体部分的正是这些“形成性愿望”。而且, “当我们通过这些价值观工作时, 可明显地看出这些价值观全部—几乎全部—基于一种弄清事物真相的愿望。”[2]45-46可以看出, 科学作为道德事业是基于它所秉持的价值观, 这些价值观对科学形成好的引导。

  二、科学规范的新阐释

  “从道德—价值的观点看科学”的第二个重要方面是对科学规范的新阐释, 也是将“第三波”与“第二波”区别开的显着标志。用科-埃的话说就是:“第三波不同于第二波的地方在于它的规范性立场。”[2]18事实上, “第三波”的“规范性立场”也不同于“第一波”。科-埃对科学规范的新阐释可概述为以下两个层面。

  1. 重释科学规范的价值

  与众不同, 科-埃不但没有否定默顿提出的科学规范的价值, 而且借用后期维特根斯坦的哲学资源对它进行重新理解。在科-埃看来, 尽管现实中存在“反规范”, 但“我们还是想说默顿确实揭示了一些关于科学工作本质的重要信息”[2]53。为什么呢?因为尽管默顿错误地从“是” (is) 中得出“应该” (ought) , 但科学规范本身并没有错。与默顿不同的是, “我们只使用规范本身是好的这一想法, 而不声称它们是有效的。”[2]53-54可以这样理解科-埃的主张:应从“应该”看待科学规范, 而不是“是”。就像道德规范在现实中的效用一样, 科学家在科学实践中也很难严格遵守所有科学规范, 但他们必然遵守了所有科学规范中的本质部分, 或者说科学规范中的本质部分必然引导了科学家的科学实践。这是将科学与其它人类实践区别开来的根本依据。

  为了将自己的上述主张阐述清楚, 科-埃借用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性”和“生活方式”概念说明科学。科-埃认为, “家族相似性概念难起作用, 除非限制一个家族的不止是家族成员之间的共同属性, 而是还有其他限制方式。”[2]41这点不难理解, 因为单纯以共同属性界定事物是否属于同一个家族将使“家族相似性”概念的解释力丧失殆尽, 毕竟很多事物之间都有相同属性, 这将倾向认识论相对主义。因此, 科-埃用“生活方式”和“家族性相似”概念一同限制一个家庭的成员, 以此“提供一种必要的限制”[2]41。“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 ‘生活方式’类似于许多其他社会学/历史概念, 这些概念反映了生活在一个社会群体中的典型生活方式。”[2]41也即是说, “生活方式”所反映的一些相同点必须是某个社群足以用来界定自身独特性的典型特征。由此, 科-埃将科学视作“一个其成员受典型行为和意图界定的社会群体”[2]41。举例而言, 占星术和天文学的本质差异在于实践它们的群体的生活方式存在本质差异, 二者享有不同的典型行为和意图 (或者说形成性愿望) , 受不同的价值观引导。“科学的特点是一系列的形成性愿望”[2]45, “形成性愿望对集体 (生活方式) 进行塑造, 即使存在一些不符合它们的偶然行为”[2]45。

  明显的是, 科-埃对科学规范的理解跳出了“是”与“应该”的混淆, 将二者区别看待。他们是从应然层面看待科学规范的, 而非实然。与此同时, 他们用全部的科学规范来界定作为生活方式的科学, 这是一种新视角。

  2. 形成性愿望

  科-埃提出了若干具有科学规范性质的“形成性愿望”, 其中多数是科学研究以往成就的新阐释, 即“揭示我们一直都知道的……这本书只是试图重新整理常识, 或者把常识引到人们注意的前沿”[2]48。显而易见的是, 科-埃对这些“形成性愿望”并没有充分论证, 而是更多地诉诸“不言而喻”。用科-埃的话说就是“更多的是一种启示而非论证”。

  “形成性愿望”分为两部分。[2]45-68一部分是为人熟知的, 具体包括: (1) 观察。尽管仅通过观察进行证实作为一种哲学思想是失败的, 但作为一种社会学思想, 它却没有失败。科学依旧依赖于观察;认识到观察不是人们所希望的那种纯粹的东西并不会摧毁作为愿望和行动实践指南的观察。 (2) 确证。确证因归纳问题同样经不起哲学的审查, 正如柯林斯“实验倒退”论证的那样[3]65-82。然而我们仍然赋予看似已成功重复的实验结果更大的权重, 而非相反。 (3) 证伪。比对如下两个世界:在第一个世界, 声称观察到了什么的人愿意指出什么条件下他们的观点可能被证明是错误的, 并积极地邀请人们对这些观点试验。在第二个世界, 不追求证伪, 不知道如何改变或质疑观察结果的世界。不言而喻, 人们希望的是第一个世界。 (4) 共有主义。尽管共有主义是最难被证明对科学普遍有益的规范, 但有“组织的怀疑主义”却建立在它之上, 因此它十分重要。而且也看不出一个以保密为科学规范的社会比以共有主义为科学规范的社会好在什么地方, 对共有主义的偏好也是不言而喻的。 (5) 普遍主义。只需问一个人是否想生活在对可观察的世界的看法是根据他们的种族、国籍、文化或性别来衡量的社会里, 就能得到不言自明的答案:“不愿意”。 (6) 无私利性。与普遍主义类似, 人们不会偏爱生活在一个有关“可观察的世界”的观点的权重由个人信仰和政治权益来决定的社会里。与无私利性相对立的正是个人信仰和政治权益。 (7) 有组织的怀疑主义。可使用同样的论证策略, 即设置一个这样的问题:难道人们宁愿生活在一个对物理和生物世界的主张持怀疑态度而不鼓励的社会里?科-埃认为答案显然是:“不愿意”。

  另一部分由科-埃新提出。 (1) 诚实与正直。诚实与正直尽管是非常一般的价值观, 但寻找证据的正直和宣布结果的诚实是科学不可或缺的。 (2) 合法理解的核心。合法理解的核心强调的是理解和评价科学发现的价值的核心应是科学专家而非公众, 这与科-埃对技术决策的“技术阶段”和“政治阶段”的二分[4]相一致。 (3) 清晰。由于科学家必须渴求传达一种 (正确的) 解释, 因此清晰在科学中也是必不可少的。 (4) 个人主义。我们在原则上必须假定个人可以与自然“对话”, 并且比其他人“听”得更清楚。这是科学的重要特征之一。这种主张依据的事实是:有些人比其他人处于更好的观察位置或者是更好的观察者。 (5) 连续性。连续性基于这样一种洞见:即使是最具革命性的科学思想也会寻求吸收和保留以前被认为是真理的部分。 (6) 开放性。开放性源自科学主张的可证伪和有组织的怀疑主义。在科学国度, 没有谁的主张能够终结科学, 科学永无止境。 (7) 一般性。科学和科学家之所以十分重视一般性, 是因为某些主张的适用性越广泛, 它们就越容易被证实或证伪。 (8) 专长的价值。科-埃认为, 科学最为基本的一个特征就是赋予专长很好的价值。不仅科学家渴望成为自己领域的专家且重视专家的观点, 而且人们重视专家的根源是因为专家完成的任务而非他们所在位置的权威, 尽管二者在实践中难以截然分开。

  不难看出, 科-埃对“形成性愿望”的阐述或多或少都缺乏“决定性辩护”。这也是“近着”一直强调的, 即不保证“形成性愿望”在任何时空中都产生实际效用。科-埃的立场是应然的和价值的, 而非“是”的和“事实”的。根本上是道德—价值的。

  三、创生技术决策的新机构

  基于对科学的道德—价值理解, 科-埃创生了一种用于公共领域技术决策的新机构 (institution2) :“猫头鹰” (The owls) , 它是“猫头鹰式的社会学家和猫头鹰式的科学家混合而成的咨询小组”[2]101-102。要理解科-埃创生这种新机构的深层用意, 一者需要了解创生它的背景思想, 再者需要清楚它在民主社会中的职责。

  1. 背景思想

  在背景思想方面首先需要了解的是科-埃对科学中事实与价值关系的重新规定。一般认为, 规范关乎价值, 与事实无涉。然而, “第二波”的案例分析表明事实与价值在科学实践中并不是严格区分开的, 而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科-埃认为, “第一波”力求事实与价值的区分, 科学实践被描述成价值无涉, 科学家严格遵守科学规范;“第二波”抹平了事实与价值的区分, 科学实践被认为是价值负载的, 科学实践处于失范状态;而“第三波”要坚持事实与价值的区分。但是, “第三波”并不是向“第一波”的简单倒退, 而是有所扬弃。[2]24即“第三波”坚持事实与价值的区分是出于应然, 而非实然, 这点与“第一波”恰恰相反。也即是说, 尽管“第三波”已经认识到了“第二波”揭示的科学实践的失范, 但出于维护科学和民主社会的考虑, 依然坚持认为科学实践要价值无涉, 这是在道德-价值的意义上理解科学。

  在背景思想方面还需了解的是技术决策的“技术阶段”和“政治阶段”之分。[2]24科-埃认为, 公共领域的技术决策应有“技术阶段”和“政治阶段”之分, 而非像“第二波”所认为的那样, 全然是政治的。这是“第三波”与“第二波”的一大区别。科-埃将“技术阶段”界定为“征求专家意见”[2]24;将“政治阶段”界定为处理征求到的专家意见并在考虑这些意见后作出政策决定的社会机构和进程[2]25。这种划分使得属于“技术阶段”的科学实践被划归事实部分, 不仅能吸收“第二波”关于“专家建议应该包括来自科学外部的、基于经验的专家的建议”[2]24的洞见, 而且可以提出“提供技术咨询的方式应尽量减少来自政治偏见和影响的作用的规范性要求”[2]24。这事实上是让属于“技术阶段”的科学实践受事实主导, 尽量将价值的影响减到最小。在“政治阶段”则强调价值的作用, 即“这里的规范性主张是, 政治阶段以民主原则为基础, 所有公民不论其专业知识如何, 都拥有平等的利益。至关重要的是, 政治阶段总是优先于技术阶段, 因此不存在专技主义问题。”[2]25

  2. 在民主社会中的职责

  要理解“猫头鹰”在民主社会中的职责, 先得明白科-埃为何将这种机构称为“猫头鹰”。科-埃认为, 自然科学家中的少数人可以很好地理解科学的社会分析, 他们就像“猫头鹰”这种动物, 不仅聪明过人, 更为可贵的是他们的头可以自由旋转, 既能向左看又能向右看, 而且他们在两种视野下界限分明。也即是说, 这些少数的自然科学家既可以用自然科学的视角审视科学, 也可以用社会科学的视角审视科学。在科-埃看来, 那些同时支持“第三波”和“第二波”的科学研究者, 希望将社会分析加入到科学中, 而不是彼此替代, 他们将在决策过程中扮演新角色, “新角色是从真理转向专长中确立起来的。”[5]他们也像猫头鹰, 可以转过头向两个方向看。因此, 也应是“猫头鹰”这种新机构的重要成员。这就解释了新机构为何是“猫头鹰式的社会学家和猫头鹰式的科学家混合而成的咨询小组”。

  科-埃强调, “猫头鹰”的职责不是达至真理, 只是报告共识。它的工作是“评判专家知识的当前状况, 将他们获得的结论传递给政客, 供其使用或推翻”[2]102。换言之, 他们的工作是忠实地代表任何可能被认为对这些决定有影响的技术建议的内容和确定性的程度。新制度之所以以“猫头鹰式的社会学家和猫头鹰式的科学家”为成员, 就是因为他们在面对公共领域的技术决策时, 有相对过人的判断能力, “这意味着确定哪些人正在从事好的科学研究和/或者具有相关的基于经验的专长。”[2]100然而, 多数公共领域的技术决策在科学家内部并不可能形成一致意见, 但往往有主流意见。这并不是说主流意见就是正确的。很多小众的科学意见在长远层面反而被证明是正确的。但决策者必须在短期内决定采用哪种科学观点。而这使得技术决策不再是一个彻底的科学问题, 需诉诸科学的社会科学。科-埃指出, “第二波”和“第三波”的科学研究一直致力于对科学的社会构成进行深刻的反思和分析性理解———弄清科学是如何发展的。这种理解有助于界定和承认科学共识及其性质和力量。在“第一波”下, 只有科学真理。但现在我们认识到没有科学真理, 只有有等级的共识。新机构将对当前科学共识的实质和力量进行认识。

  事实上, 科-埃关于“猫头鹰”这种新机构的设想总体上是基于“第二波”和“第三波”, 但有所扬弃。一方面, 科-埃并不认同“第二波”彻底抹去事实与价值之间区别的做法, 认为在技术决策的“技术阶段”要尽可能阻止价值的影响;另一方面, 科-埃认同“第二波”用共识替代真理的做法, 同时坚持“政治阶段”优先于“技术阶段”的主张。有关“猫头鹰”这种制度的组员的构成及其在民主社会中的职责的设想, 都是基于这两个方面的观点。

  四、对民主为何需要科学的回答

  总体上, “近着”的根本目的在于回答它自身提出的问题:民主为何需要科学。“近着”的回答是:“我们认为民主需要科学, 因为科学是或可能是良好价值观的源泉。科学的理解一直存在争议, 但科学的价值却是永恒的。”[2]26尽管上文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这个回答, 但笔者再作两点阐释。

  第一点, 科-埃思考科学与民主关系的不同视角。伴随“第二波”的案例研究, 时下STS学界热烈讨论的是“科学为何需要民主”, 也即“科学的民主化”问题。可以看出, 科-埃也支持“科学的民主化”并参与其中。不同的是, 科-埃没有止步于此。而是反过来思考“民主为何需要科学”, 也可以说是“民主的科学化”问题。可以看出, 这两个问题对科学与民主关系的思考不无差异。“科学的民主化”强调的是如何将科学纳入民主理念和制度框架之中;“民主的科学化”强调的是民主如何将科学作为自身的价值观源泉。科-埃同时主张二者。科-埃认为, 科学的价值观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民主的价值观, 二者有一定的重叠。[6]从科-埃所列的“形成性愿望”来看, 有些确实可以同时作为民主的价值观。但如何将更多的科学价值观同民主价值观协调一致, 却是个难题。

  第二点, 科-埃的应然立场。科-埃在“近着”中所持的应然立场, 上文已经做了论述, 但这里需要稍加补充。在思考“民主为何需要科学”时, 科-埃看待科学的视角是应然的, 或者说是价值的。科学这种生活方式不可能因为难以达至真理和在实践中某些失范现象的存在就被贬低。在根本上, “价值要强于事实, 它并非是一种弱的辩护方式”[2]85。科学本质上是受上述“形成性愿望”引导的生活方式, 这是我们依然要从应然立场看待科学的根本理由。

  综上, 重视科学所秉持的价值观是“从道德—价值的观点看科学”的核心, “近着”几乎全部围绕此展开。“近着”对民主为何需要科学的回答总体上不够细致, 还需深入阐发。

  五、简评

  上文从四个方面诠释了“近着”的主要思想, 现对其作简评。笔者认为, 有必要“从道德—价值的观点看科学”, 但阐论还需细致化。科-埃指出, “如今, 关于科学和技术的学术讨论变得越来越极端化, 但这里的观点与任何一个极端都不相同。它认同20世纪70年代认知革命带来的对旧科学模型的丰富理解和批判, 但它也旨在保持科学在社会中的特殊地位。”[2]12也即是说, “近着”走的是一条扬弃之路, 它保留的是“第一波”和“第二波”的积极成就, 批判的是“第一波”和“第二波”的极端主张。科学研究历经数十年的发展, 确实需要自我反思了。科-埃在这方面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关键的问题是, 科学在社会中是否还有特殊地位?该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为科学做基础辩护?“第二波”不仅摧毁了从认识逻辑和实际效用为科学的特殊性辩护的可能而且看待科学的视角让科学研究走向了极端。但这并不意味着科学再也难以得到基础辩护。从道德—价值的观点来看, 科学是一种受“形成性愿望”引导的特殊生活方式, 是能为社会“提供道德领导力”和“坚守道德底线”的制度。引导科学的好的价值观是民主所需的。当然, “近着”对自己主张的阐述, 有进一步细致化的空间。尽管难以对科学作“决定性辩护”, 但也不能过多地依赖“不言而喻”。与此同时, 如何将“从道德—价值的观点看科学”与科学实践治理更好地契合起来, 也需深入思考与阐论。总之, 对“近着”的观点, 需保持学习与开放的姿态, 在理解与批判中反思科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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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Collins H, Evans R, Weinel M.STS as Science or Politics[J].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2017, 47 (4) :580-586.

  注释

  1 斜体部分系笔者添加的注解。
  2 “近着”中“institution”有两种含义,一种是“制度”,与“moral”连用,意指“道德制度”;另一种是“机构”,即这里所说的“新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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