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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中国文化的幸福心理学发展研究

时间:2020-01-15 10:34作者:伍麟 刘婧
本文导读:这是一篇关于基于中国文化的幸福心理学发展研究的文章,幸福是人类社会千百年来的美好梦想,也是个体孜孜以求的向往。在人类历史发展的每个阶段,追求幸福一直都是人们永恒的目标。当今中国社会,幸福感正在成为中国人努力提高的一个社会质量指标。

  摘    要: 中国文化的幸福观表现出崇尚“大我”、体现“关系”、弘扬“合力”和支撑“秩序”的特征。中国文化的幸福观蕴含更大优势的社会凝聚力和向心力,是国家统一完整、文化绵延不断、社会团结稳定的重要原因之一。幸福心理学的中国化研究需要吸纳中国文化的辩证思维,深刻认识心理现象属性在情境定位、潜在功能和动态转化等方面的特征;需要发扬中国文化的价值优势,在契合社会目标的过程中促使自我的社会认知、态度动机和行为方式同个人幸福体验相一致;需要遵循中国文化的本真内涵,确立个体在社会关系网络调整中获得自我平衡是一种重要幸福能力的观念。

  关键词: 幸福心理学; 中国文化; 文化契合; 辩证思维;

  一、引言

  幸福是人类社会千百年来的美好梦想,也是个体孜孜以求的向往。在人类历史发展的每个阶段,追求幸福一直都是人们永恒的目标。当今中国社会,幸福感正在成为中国人努力提高的一个社会质量指标。“人的‘尊严’和‘幸福’越来越成为社会各界热烈讨论的话题,‘有尊严的幸福生活’第一次被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这的确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1]幸福已经不再是中国人心理上的隐形向往,人们不再含蓄、羞于表达甚至掩盖自己对幸福的向往和追求,也不再刻意呈现“坎坷累累”的“伤者”形象,而是大大方方地谈论幸福、表达幸福和享受幸福。幸福不仅是中国人的个体愿望,也是中国社会乃至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在个人与社会不断的适应调整、关系塑造和利益共享的现代化进程中,幸福逐步被赋予了强烈的价值观要素。

  西方积极心理学的一个重要价值追求是实现人的幸福,并把如何实现人们幸福的、充满美德的、富有意义的生活当作核心的理想。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学者将西方积极心理学引入国内,在理论探索和实际应用方面开展了许多工作,围绕幸福获得的研究也取得了不少成果。如陈永涌等人(2019)认为,“努力构建积极型社会,从而建设一个全民心理健康的中国,实现可持续的全民幸福。”[2]邢占军等人(2019)认为,“人们生活中契合人类社会属性的各种社会性条件成为提升幸福感的重要源泉。”[3]也有学者专门论述中国传统哲学某一思想流派的幸福观,如吴晶等人(2019)认为,“道家幸福观(主要指老子、庄子)对幸福的追求体现为对道的体悟和顺应,注重内在精神生活质量的提升,幸福生活表现为合道的精神生活。”[4]张方玉(2010)认为,“儒家幸福观是一种安贫乐道的德性幸福。道德主体的德性精神对于幸福主体的愉悦体验发挥着关键作用。”[5]必须肯定,已有研究成果很好地推进了中文语境里的幸福心理学探索。不过,需要注意的是目前研究应当避免简单借用西方幸福感量表,以看似规范的建模思维局部地去认识人们的幸福心理;需要避免陷入文化“盲区”的窘境,而应从文化契合的视域“洋为中用”并创新发展,特别是对中国文化辩证思维的引入及运用。

  二、积极心理学中幸福概念的推进

  (一)幸福概念的革新

  推动积极心理学蓬勃兴起以及能够引起人们关注的重要原因是,积极心理学努力展示出一种学科形象“觉醒者”的姿态,远离“失调”、“障碍”、“弱点”等主题的心理学形象,聚焦人性“光明”、“积极”的方面。“心理学不只研究疾病、弱点和伤害,它也研究力量和美德;治疗不只是修正错误,它也在构建正确的东西。”[6]积极心理学同诸多学科包括规范伦理学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同样也开展具体问题的经验研究。在发展的初期阶段,积极心理学的主要理论任务是围绕“幸福”这个核心问题构建整个学科概念的支撑群,总体上这些概念群均属于人格范畴当中的心理品质。“幸福”和“美德”是具有多重涵义的概念,它们应当具有道德属性的内容。幸福的个体应当通过美德展现出内在的心理活动,而美德即心灵道德高尚,以合乎道德标准的方式去完成各种行为目标和情绪体验。积极心理学关注培养美德,并通过美德去增进个体幸福。
 

基于中国文化的幸福心理学发展研究
 

  因为追求知识论意义上的科学标准,传统心理学出于对标科学性的要求,在具体的心理事实上表现出对道德判断的忽视或者回避,从而更多放弃了对具有道德属性的心理内容的探究,显示出心理学研究的道德或价值中立。具体到对于“幸福”、“美德”的理解,传统心理学往往从道德属性之外的主观感受角度,将“幸福”定义为享乐型的物质消费或者需求型的精神满足,将“美德”定义为外界或他人的功利型主观判断。积极心理学力求向人们呈现“什么是美好的生活”,不仅帮助个体免除心理障碍方面的困扰,还尽量促进个体实现生活的幸福感。积极心理学以追求积极健康为目标,关注行为的道德判断,诸如人们日常生活的方式、活动和品性等都应当具有规范性的评判标准,而在这些评判标准当中道德判断是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但是,积极心理学无法逾越、需要面对的基础性问题是,核心概念的“极化”思维困境以及价值推论是否得当的命题。

  以Wong(2011)为代表的一些学者认为,积极心理学经过初期20余年的发展,非常有必要进入到“第二波”的发展阶段,即“2.0版的积极心理学”。[7]其主要认为,对未来预期乐观的倾向比悲观的倾向更加契合幸福的方向。乐观代表着朝气和活力,而悲观折射出凋落和衰败。于是,在价值取向上乐观就象征着舒展的精神和积极的结果,悲观就预示着落魄的心神和消极的残局。这些判断在某种程度上、一定范围内无疑是确定的。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上述效果不是无限线性的对应规律,而是存在相应的有限边界。当乐观的倾向在对象上表现出过度内卷式自我聚焦,在程度上表现出过度优势式自我归化,在结果上表现出过度价值型自我依附时,那么个体容易错误估计行为走势,做出不当行为选择,对于乐观倾向功能表现上的价值预期常常出现相反的结局,身陷盲目认识的困局。反之,当悲观的倾向不至于使个体过度沦为自我消沉,反而激发个体敏锐审视环境和自我,坚定改善现实的信心,那么,一时情绪的“乌云”也能够起到警醒和促进行为趋好的作用。表面意义上的幸福虽然可以直观和间接感受,但真实的幸福生活需要直接的体验。

  (二)幸福理解的升华

  幸福是活动过程的产物、是行动的结果,需要寻找、发现和创造。在达到、体验和实现幸福之前,寻找、发现和创造也可能存在“误导”和“偏离”的相反效果。心理的惯性和误区、认知的偏差和失真以及情感的冲动和掩饰,在一般个体身上都是比较容易发生和重复的。从个体直观感受而言,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这样一些情况,一时看起来正常、正确或者优良的“积极”心理表现可能实质结果未必如此,甚至还会适得其反,出现负面的效果。同样,也存在另一种可能,某些在一般看来消极、暗淡或者“消极”的心理表现,并非完全“一无是处”。个体在心理沮丧纠结、心绪低落、精神煎熬或短暂悲观之时,若应对不佳,确是坏事。但如果身处逆境,个体却生发心理上的敏锐、意志上的坚强、行为上的果敢,并且激励起一种斗志,那么看似令人不悦的心理情形也可以“转危为安”、“顺势而变”,最终从心理区间的弱端摆脱出来,呈现出积极稳定的心理品质。积极心理学在个体推动与探索寻找、发现与创造幸福的具体生活阶段,无法回避界定“什么是幸福”以及“如何获得幸福”的问题。同时,积极心理学的上述界定也难以避免出现争议的空间。从观念上讲,积极心理学无法绕过许多概念,比较典型的争议如“主观幸福感”与“心理幸福感”。这种幸福感二元划分的实质冲突落脚于差异化的价值判断:“主观幸福感”似乎更多负载享乐主义、功利主义的元素,价值属性偏弱;而“心理幸福感”似乎更显着表现为深度的价值实现过程,能够展现心灵的人性高度,将幸福状态的内涵丰富化。

  积极心理学对于心理现象属性采取的划界标准还不成熟和充分,来自积极心理学内外部的批评力量主要指向核心概念的“极化”趋势对学科发展的不利影响。积极心理学对于学科核心概念的学术推进需要在知识论意义上明确基本的解释原则和评判标准。这当中可能会遇到一些挑战:包括心理现象的积极属性具有“区间”化的存在领域和“边缘”化的缓冲地带,积极属性的维持和转变依赖于生活场景,如何准确界定心理现象的“积极”属性,框定积极程度的概念边界存在较大操作难度;心理现象的“共生”程度,即积极和消极因素融合和转化是复杂的生活事件的具体化过程,如何准确涵盖心理现象的“共生”程度,允许何种类型的积极和消极因素融合和转化存在较大模糊空间;在心理现象的积极属性“区间”问题和心理现象的“共生”程度问题之后,心理现象的解释“互补”问题随之而来。如何准确设定心理现象的解释“互补”程度,协调核心概念同基础概念之间的连接和平衡存在较大的意见分歧。解决好上述问题有助于积极心理学的不断提升、成熟和在不同文化社会的推广,同时也能够更好实现自身的学术繁荣。

  从根本上说,心理现象属性的划界标准在普遍衡量效果方面存在一定的适用性争议。而当以不完全准确的标准进行属性的划界之后,如果进一步赋予两极化属性的价值负载,将“积极”的心理表现推崇为带来确定的收益,因而是必然的目标和选择;或者将“消极”的心理表现定格为引发确定的损失,因而是绝对不可取和必须加以回避的,那么从认识论上讲,上述两种情形都会导致积极心理学的概念体系出现固化甚至僵化的后果,整个学术话语和解释形态也容易滑向“极化”的境地。这些状态对于积极心理学的科学研究构成了关键性挑战。

  三、中国文化中的幸福观

  (一)中国文化崇尚“大我”的幸福观

  “中国文化指中国人在其社会实践过程中所获得的物质、精神的生产能力和创造的物质、精神财富的总和。”[8]在长期资源比较匮乏和生活动荡的社会现实面前,中国人生生不息、勤劳坚毅,把个人的幸福深深地扎根于“大我”的幸福之中,整个民族的精神支柱和延绵的价值观始终真实展示一种“融合才会幸福”的牢固认识。在“大我”幸福观的核心引领下,中国文化历来鼓励知行合一、言行一致,崇尚君子风范,倡导家国情怀,既肯定喜悦场合集体层面浓烈厚重的情感宣泄和仪式渲染,也认同个体自身“得意”之时恰当的欢乐表达。内敛、自省的中国君子文化虽然并不过度鼓吹身体语言的夸张叙事,但也重视利用积极事件的情感力量强化个人幸福的体验。“大我”幸福观具有更大优势的社会凝聚力和向心力,这也是中国国家统一完整、文化绵延不断、社会长治久安的重要原因之一。“大我”的幸福不是湮没“小我”的存在。中国文化辩证思维的最高境界视“无我”为“大我”。“无我”是“大我”,并非指个体身份的消亡、人格特质的消失以及个人自由的消逝,更不是无视个人的幸福。“大我”幸福观同样重视个体幸福的累积效应,通过回味和欢庆重要时刻和重要事件的激励意义来获得满足、鼓动士气、强化幸福。个体的幸福除了满足个人内心的需求,还需要兼顾群体的整体秩序和利益。尽管不是对每一位个体提出明确规定,但在文化心理的核心层面,中国文化崇尚幸福的奉献元素。当然,这种奉献并非文化强制的最低要求,而是文化灌输的应有之义,同时在现实生活当中也被社会绝大多数个体内化于行动当中。个人与社会相互促进的关系使得“大我”的幸福观既为个体的自我归设了灵活开阔的范围,又为社会的利益框定了必要的限度。这种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生活智慧体现了中国文化规设“大我”幸福观的独特魅力。

  (二)中国文化体现“关系”的幸福观

  中国人的自我是关系式自我,鲜明地蕴涵着自我与生活网络紧密相关,体现了自我对于外界环境的天然敏感。“中国人的幸福更多受人际间及人与环境的关系影响;也更多强调精神的充实,精神的满足是幸福的重要内容。”[9]“顺势而为”比“逆势而动”更容易成为人们活动的优选策略,自我在强大的关系面前最佳的选择是“适应”环境,而不是相反。个体指望通过改变强大的关系网络来满足自我需求或偏好的机会极低,成本也会很高。这一点相较于西方文化来说有较大差异。西方文化有着鲜明的个体本位主义色彩,幸福也较多地强调了属于个人内在的某种品性,存在于微观的个体单元之中,由个人拥有和掌握。自我是全部生活的核心,所有的观念、思维和活动都要服务于自我。相对于自我感受的独立性来说,建立同他人的社会关系并不占据首要位置,也不起到关键作用。这不是说个体与他人隔绝、过着封闭的生活,而是说个体往往从自我感受和判断的角度去选择性地建立社会关系。在这个意义上讲,社会关系对于个体幸福发挥着工具价值的作用,在其实现幸福的过程中展开具体的建构和调整。因而在西方文化中,自我的内在属性是决定幸福感受的核心因素,表现出动机力量,个人在环境中奋斗是实现幸福和感受幸福的必经之路。

  总体来说,中国人的幸福观没有过浓的个体主义色彩,个体不是纯粹的“个人”,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关联和依附亲密他人,关系式自我是所有观念、思维和活动的核心要素。自我同亲密他人的边界较为模糊,随着关系的不断浸润,这种身份边界越发淡化,进而融入范围更广的群体意识当中。虽然个体并非完全湮没于外界关系的社会交往里面,但自我的“依赖式”建构是比较显着的。在自我的结构当中,文化对自我的单方向渗透远超过自我对文化的方向反省,通过对文化的顺从和对他人的妥协,强烈的自我价值观得以建立起来。关系式幸福强化了群体团结,能够降低内部的活动成本,当然客观上也造成个体幸福的条件依附。在日常的生活实践、语言叙述和社会制度的具体表现过程中,这些关系式自我价值观会充分活跃,成为典型的文化范式。

  (三)中国文化弘扬“合力”的幸福观

  中国文化强调人与文化的自然融合。“合力”思维是中国文化的日常生活智慧,文化不是强力裹挟着个体被动前行,文化以柔性的力量推动个体以团结合作的基调面向整体平和的趋势,个体也从中体验生活的幸福。个体幸福具有文化的规定性,逆于文化价值观或者对抗文化观念的期待都不可能成功到达幸福的彼岸。个体的自由或自主状态服从于个体与社会的关系之下,进而生动展示出趋同化的文化心理习惯。在契合社会目标的过程中,自我的社会认知、态度动机和行为方式同个人幸福取得一致。“社会支持程度高的个体感受到更多的社会正面氛围,更容易积攒社会正能量,从而对自身、他人与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更加充满希望,则越能促进个体社会幸福感水平的提升。”[10]文化作为柔性的力量虽然表面上并没有强力裹挟着个体被动存在,但实质上个体社会意义的正常心理感受和精神状态,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文化模式当中的价值观、行为共识等影响。文化所确立的认知角度、态度动机和行为样式无形之中塑造了个体的心理习惯。中国文化体现出具有“韧性”的情感磨练,不坚持单方面的“唯积极论”,不追求极度的情感“狂欢”而纵情张扬,也不视痛苦情感为“恶魔”而避之千里。中国人历来推崇“荣辱不惊”,认为无论积极的状态还是消极的结果都具备应有的某些价值。积极情感当然很好,令人愉悦、精神振奋,但对待积极情感也要防止“乐极生悲”,保持一份警醒,更多一些谨慎;遇到消极情感也无须“谈虎色变”,恰当应对完全可以转化为催人奋进的动力,逆境崛起。

  (四)中国文化支撑“秩序”的幸福观

  中国人的自我经常嵌入在各种社会关系里面扮演自己的角色、承担义务和履行责任,以符合外界期待的方式完成生活赋予的人生历程,自我的独立动机明显弱于社会化动机。个人的幸福更多不是表现为个人的“索取”和“独占”,而是取决于嵌入关系中的积极要素所实现的程度,当个体较为圆满实现积极社会关系中的自我时,幸福成为这种状态的自然结果。反之,即使个体因为满足个人狭小的利益体验而感到幸福时,这种“幸福”很可能被社会观念排斥和谴责,成为社会秩序不能接受的内容。西方文化的幸福主旨推崇弱社会性的个人成就,原子化自我的积极状态就是幸福的源泉和主要内容。一切阻碍弱社会性个人成就和原子化自我积极状态实现的负面力量就是不幸福的推手和制造者。而这种服务于单独个体的“纯粹”幸福不是中国传统文化鼓励的个人追求和人生使命,也不被社会肯定和激励。类似这样的个体成功在核心价值层面上是没有长久立足之地的,由此带来的个人幸福也会被人们看作是自私和残缺的。在社会秩序或者说局部社会秩序之下的个人幸福才是可靠、有意义和被认可的。因为这种个人幸福在满足个体目标的同时,更明确符合了非原子化的人际利益,维持了网络式相关个体的共情和团结,是具有社会意义的主流的幸福观。中国文化价值观通常认为,“识时务者为俊杰”,优秀的个体应当具备灵活而强大的适应能力,能够采取多元变通的方式应对外界的任务;应当善于“察言观色”,准确识别和理解他人的内心世界;同时应当巧妙表达自己的目标诉求,个性适中而不张扬,追求利益而避免偏执。个体在敏锐应对关系网络的历练中,自我的功能也充分塑造出来,促进个体形成强烈的利益群体归属感。个体哪怕遭受到来自群体最低程度的社会排斥都将极为显眼地表明自己为人处世的“失败”,进而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中国社会交往的网络关系要求个体自觉注意和考虑到他人的感受、预期或利益,灵活调整自我的社会认知、态度动机和行为方式去实现和维护整体的秩序。

  四、中国文化为根基的幸福心理学研究路径

  (一)幸福心理学的中国化研究需要吸纳中国文化的辩证思维

  幸福心理学的中国化研究展示出一个新的阶段,需要对一些核心概念进行重新确立和丰富,比如以更加辩证的观点理解“幸福”的本质,在此过程也必然涉及到对相关概念的深入诠释。针对现实丰富多彩的社会交往和人际活动,应当从表面化聚焦“积极”转换到辩证式确立“积极”,从静态化固着“属性”到流动式丰富“属性”,从对立化坚守“判别”到重构式建设“主体”。心理力量的复杂和吊诡在于它的变通性,一些直观看来某种心理状态大概率导致的短期结果最终仍然会有两种情况:一种短期内极有可能出现小概率的偏差,另一种短期内似乎负面的结果从长远看很可能产生积极作用,相反也是如此。辩证推动幸福心理学准确定位核心概念,能够放弃“极化”和“固着”思维,其价值也在于解释幸福的灵动而非机械,创造幸福的机会而非断定,体验幸福的区间而非两维;并且需要重点关注到,性质上差异的心理力量在对立的过程中,能够处于一个相对动态稳定的“张力”区间,即能够激励和助推个体发挥出“主体性”功能,恰当焕发和保持不同心理力量争取其主导地位。实际上,非此即彼的“极化”思维遮蔽和否定了区间两端的心理属性,因此应该创造相应的条件,让看似两端的心理属性能够彼此“融通共生”,而不是“水火不容”。它们常常紧密相关,在表面对立排斥中总有相互依存的转换空间,“一杆到底”的“固着”思维与辩证立场是格格不入的。辩证立场不仅在灵动中破除机械判别,而且还要摆脱心理属性的静止观察,在共生关系中创造机会,从外在的对立发展深层次的提升,有效展示出幸福心理学的“关系式”、“发展式”学术取向。简单判别并分类心理属性是一种简化且常常“不靠谱”的“命题”做法,可能导致随后习惯动用各种方式去维护和“证明”命题判定的准确,甚至附加过度的价值判断,使相应的分析工作停滞甚至偏离方向。对于心理属性辨证的命题判定是必要的,也是后续研究的初始阶段。辩证式命题判定不是专门去断定心理力量的性质,而是在细致判别性质表现的同时,特别注重留意发现性质转换的机会,具备在合理的区间“反转”原初命题判定的能力,并基于细致观察和分析之后,提出综合判断,理清幸福心理学核心概念表层形态和深层功能的统一目标。

  (二)幸福心理学的中国化研究需要焕发中国文化的本真内涵

  在东西方文化中,关于幸福的对话在起点之处就存在明显差异。西方文化崇尚个体的权力,个体往往从最现实的利益表达出发,跨越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直接面对一种圣明权威。每一位个体都以“被命运选择”为信念,坚定自我的能力、意义和价值,并把它们奉献给个人的绝对权威。社会关系只起到平台作用,对自我的接纳和对“命运选择”的忠实践行就是个人最真实的幸福状态。然而,顺从社会秩序、符合社会目标是中国幸福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个体在社会关系网络调整中的自我平衡是一种重要的幸福能力。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几千年来形成的民族文化深深汇聚着统一、整体、和谐的价值观。“一体化”的国家团结观念影响着现实中人们的日常生活,社会秩序关系的重要性强于个人局部的利益获取。个人有限的观念如果不能够听从群体的安排,那么要实现预期结果是困难的,也是不稳定的。暂时性的个人满足只是一己之私的短期兑现,不是幸福的要义。“变化的观念让中国人对人对事具有开放和流动的认识……换句话说,人们依照情境而发生改变。”[11]在心灵层面上,幸福总是恒常地寄托于与之紧密相关的“他者”客体的满足当中。于是,生活中也会出现一些个体由于盲目、固执地向往和追求“绝对自在”的幸福而迷失了方向,满脸茫然觉得幸福遥遥无期,反而加深了生活的烦恼和精神的负担。空洞的幸福并不存在,纯粹的幸福也难以长久。寻找幸福的真正含义是指,在收获生活意义或某种生活目标的过程中,自然产生的、附加性的一种情感体验。

  (三)幸福心理学的中国化研究需要突出中国文化的价值优势

  在引入西方积极心理学时需要注意到,虽然它以号召和追求幸福为宗旨,但也存在像一般社会观念那样抽象化幸福的偏差,使得“积极”心理品质出现“走样”,甚至可能助推了一定程度的文化压力,强化了道德维度上的幸福比较式批判力,制造出幸福的“虚假”价值优势,错误贬低所谓缺乏幸福感个体的生活价值和道德水准。中国文化的价值优势体现在幸福观方面就是包含了独具特色的相对主义内涵。在心理状态比较判断的过程当中,中国文化弘扬的幸福不是首先基于“实在化”的物质指标和欲望达成;对幸福的判断也不是首先基于“具体化”的成功程度和影响大小。陷于“实在化”的数量标准和“具体化”的感官炫耀反而容易滑向幸福生活的相反方面,使得幸福的目标成为“负担”,不幸福的感受挥之不去。因而,促进幸福的着力点应当突出相对主义的生活价值,在积极有为中绽放自我的进取精神,在泰然处之中接纳生活的各式所遇。中国文化幸福观的价值优势还体现在向人们传递和表达对幸福的理解以及追求的过程中,强调通过合理、中庸的社会比较和对照,来检视自己完成生命义务和责任的程度,进而让人们的幸福目标在正确的方向和轨道上加以实现。现实和期待之间永远存在差距,一些人以追求和实现幸福的名义去努力缩小这种差距,但往往适得其反,有时不仅幸福落空,而且差距感还会增大,更多的失望油然而生。个体生活环境的社会观念常常施加影响,无形中把追求绝对幸福树立为生活范式,甚至成为了社会焦虑。但这种追求幸福的社会观念却经常是以某种抽象的形式存在,使得在幸福的概念、实现幸福的路径以及体验方面缺乏清晰、具体的内容。发挥中国文化的价值优势能够克服上述弊端。中国文化中幸福从来不是以个体拥有的绝对客观条件加以衡量,也不是它们僵硬的派生物。客观上的“完美”不会主动等同于主观上的“幸福”,主观上的“幸福”也不一定必然要求客观上的“完美”。对美好未来的预期不需要通过对抗现实处境来完成,也不需要总是纠结或寄予在完全消除对现实的不满之后才能达到美好的未来。

  五、结语

  由于人的天然“有限性”,人的社会适应目的总是萌生出个体的各种需要。周围的特定环境需要保证个体基本的生存条件:身体免受饥寒交迫,心理免遭孤独缠绕,处境免于危险丛生。上述需要保证得越充分,个体的获得感和满足感就会越强烈。为了获得更大的幸福,人们需要不断地改善处境,将物质占有和使用最大化、法律权利规定和落实最充分化、社会保障程度和覆盖最普惠化。只有社会取得全面进步,人们的生活获得感、满足感和幸福感才会更强。“人类进入国家状态的根本目的,无疑是要过上幸福生活。在国家状态中,不同的人对幸福的认识、理解和解释是不同的,但这并不影响他们将幸福作为共同生活理想的选择。”[12]幸福的文化要素落实在个体与社会、实践与信念的关系之上。幸福一定要包含积极的情感状态,它开放式地面对丰富多元的外部世界,由此,幸福可以是普遍的。幸福的体验程度存在区间上的差异,但实现体验着的幸福必然嵌入现实的文化观念和社会背景当中,也必然在上述环境当中生动演绎契合与非契合的复杂表现。由于制度力量的强大作用,幸福体现出深刻的文化烙印。

  幸福体现为令人愉悦的心灵境界和情感状态。以目标达成为主的思想取向视幸福为个人品格的反复锤炼和精神改造,将幸福融于自我的完善型成就实现当中;以过程享乐为主的思想取向视幸福为个人情感的偏好渲染和精神消费,将幸福嵌于自我的断裂式层级评价当中。无论何种幸福功能的分类指向,幸福的主观状态都具有一些共同的基本元素。在认知上,个体要认同自己生活的正当性和意义感,从而为价值维度认定自己生活的美好奠定基础;在情感上,个体要基本保持内心体验同生活意义大体方向一致的积极心理感受,将自助和助人相结合;在行为上,个体要借助优势认知和情感动力,建立起有序可控的生活节奏,并构筑起有力的行动环路。总体而言,虽然生活的事务可能“一茬接一茬”,甚至“应接不暇”,但是知识和能力方面的提升能够有利于个体获得良性生活,不断丰富积极的情感也会有利于个体获得前进的力量,通过“胜人一筹”、更为突出的创新意识,“百折不挠”、更多韧性的心理弹力,“海纳百川”、更为开放的经验接触,一定会让个体面临更多的机会,争取到更多的资源,更为容易接近幸福的状态。幸福心理学的中国化研究应当立足于中国民众朴素的生活智慧,发掘在中国社会巨大的变迁之中人们心理生活属性的情境定位、潜在功能和动态转化等方面特征,遵循中国悠久文化的本真内涵,弘扬中国文化的价值优势,树立当代社会里个体在社会关系网络调整自我的和谐平衡就是一种重要幸福能力的观念,在追求和实现社会目标的过程中,努力取得自我的社会认知、态度动机和行为方式同个人幸福相一致。在中国社会历史漫长的进程之中,中华文明的民族精神孕育出崇尚“大我”、体现“关系”、弘扬“合力”和支撑“秩序”的独特幸福观,并且成为国家统一完整、民族文化绵延不断、社会团结稳定的重要原因之一;成为滋养千百年来中国人民生生不息、砥砺前行的强大精神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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