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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经》思想的现代相容性及其世界价值

时间:2019-12-27 10:20作者:辛红娟
本文导读:这是一篇关于《道德经》思想的现代相容性及其世界价值的文章,近世以来,西方各国争相从中国道家典籍中寻找民族持续发展的智慧动力,译介和研究老子思想已经成为国际汉学界的一种风尚,学术界甚至把《道德经》翻译和研究成果的多寡看作是衡量一个国家汉学研究是否发达的一个重要

  摘    要: 作为中国哲学史上第一部具有完整哲学体系和辩证思想的着作,《道德经》以与先秦诸子学说迥然不同的姿态,对中华民族的性格、心态、思维产生了巨大、深远的影响。《道德经》言说方式的开放性与思想意涵的时代兼容性,彰显了道家核心思想概念的世界性意义,成为中国经典文化走出去、参与世界文化对话的典型范例。

  关键词: 《道德经》; 思想意涵; 世界性意义;

  Abstract: DaoDeJing,with its simplicity and awesome profundity,is like a “White Dwarf”of classical literature,so weighty,so compact,and so suggestive of a mind radiating thought at a white heat. Based on analyzing the way the DaoDeJing scripture manifests its thoughts,the present paper attempts to illustrate how key concepts embodied in DaoDeJing have acquired the worldwide significance. With this specific exploration of Chinese ideas' international enlightenment,we hope that the attempted views may shed lights upon reconstructing other Chinese classics in the Western world and may help to promote Chinese philosophy acquiring its stand in the world today.

  Keyword: DaoDeJing; thoughts and implication; worldwide significance;

  近世以来,西方各国争相从中国道家典籍中寻找民族持续发展的智慧动力,译介和研究老子思想已经成为国际汉学界的一种风尚,学术界甚至把《道德经》翻译和研究成果的多寡看作是衡量一个国家汉学研究是否发达的一个重要标准。

  新形势下,要讲述中国故事,讲好中国故事。《道德经》以其言说方式的开放性与思想意涵的现代相容性,彰显其核心思想的世界性意义,成为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典型范例。

  一、《道德经》言说方式的开放性

  作为早期的哲学着作,《道德经》以“道”阐说宇宙人生和社会,并以“有、无、自然、无为、德”等范畴为辅翼,建构了一个内涵深远的言说系统,彰显着“道”与言说之间的张力。整部《道德经》看似格言语录的碎片,文本以碎片的形式登场,宛如“掘自地下的远古彩陶残片那样,散发出丰富而含混的文体乃至文化信息,似在无言地述说该种文体特有的表达潜能及其极限。而当众多文体碎片竞相流光溢彩地传播各自信息时,这众多信息量就相互挤压或渗透成一片,时而成倍地衍生,时而又迅速地消解”,从某种意义上说,“每一种文体碎片都是一种意义生成源,它们共同构成丰富的意义‘场’”1。曾任美国国会图书馆亚洲部主任的恒慕义(A.W.Hummel)评价说:“《道德经》写于人类的黎明,葆有黎明的清新,充满语言的急流。”(2)

  老子试图通过超越常规语言和对常规语言进行偏离的方式达到讲述大道的目的。这种对常规语言的超越和偏离,造成老子言说中的“空”和“无”。在老子的观念中,“无”本身是一种作用,一种力量,生发出“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和力量。“空”“无”的“缺”或“不在场”只是一种表面形式,一种暂时的“缺”,其实蕴藉着巨大的“有”。理论框架逻辑性缺失和比比皆是的语言陷阱成为《道德经》文本的典型性特征———各章之间并无明显逻辑关联,书中语言简洁到语义模糊的地步。但恰恰是这些给读者带来阅读障碍的语言简洁性和各章节之间的松散逻辑成就了《道德经》在后世被频繁翻译、广泛阅读和多重建构的命运。
 

《道德经》思想的现代相容性及其世界价值
 

  《道德经》第11章,“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老子在这里以车轮、陶器、房屋做比喻,说明“无”和“有”相互依赖,“无”成就了“有”之为“有”:没有车轮中车毂的空隙,也就没有车的作用,没有陶器中间的空处,也就失去了器皿的作用;没有房屋中央的空间,也就不可能成为房屋了。车轮、陶器、房屋之所以有它们的价值和作用,主要在于无和虚的作用2。《道德经》经典意义的构成在于在场的文本意义和不在场的隐含意义的相互依赖,而不在场的“隐现”的文本意义在很大程度上成就了《道德经》就“像一个永不枯竭的井泉,满载宝藏,放下汲桶,唾手可得”(尼采语)3。

  《道德经》用语凝练、言近旨远的语体特色,使其成为中国乃至世界哲学文学史上的奇葩和意义汲舀不尽的丰富宝藏。《道德经》“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利用自然界实实在在的存在,以质朴的方式向历代读者宣讲着最玄奥的道理。英国汉学家翟林奈(Lionel Giles)评述说:“原文的措辞极为模糊、简洁,从来都没有如此深邃的思想被包裹进如此狭小的空间。宇宙中散在一些人们称为‘白矮星’的星体。它们常常体积很小,但拥有的原子重量相较于它们的体积来说则异常巨大,以致这些星体表面的温度比太阳表面的温度都高得多。《道德经》堪称哲学文献中的‘白矮星’:密度极高,且以白热程度散发着智慧之光。”4《道德经》语言结构简单,较少复杂的逻辑论证和推演表述,每一句话都蕴含着超过这句话表层意义的大量信息,以独特的超结构的语言形式充分表现出独具特色的中国思辨过程的特征。《道德经》中词与词之间那种彼此限定的关系,不只是通常的表层意义上的限定关系,而是超越于这种意义之上的思辨的关系。这种语言与思辨能力的结合,构成了《道德经》独特的言说方式,使构成它的每一个词语在其整体的相互联系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并表现出巨大的潜力与容量。

  二、《道德经》思想意涵的现代相容性

  古汉语较少使用人称代词和表示因果、转折、假设等逻辑关系的连词,甚至在判断句中也较少出现现代汉语判断句的标志词“是”。汉语的这种形散意粘、虚字发达的意合特点成就了老子天启式的谕说。其谕说看似什么也没说,实则在捕捉,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在流露。老子的话语,没有人物的强行介入,没有严密的逻辑论证,“只平铺直叙地说下去,一段段格言警句连缀在一起,像一串串珍珠,也像是旁白,随着岁月流逝,一句一句自顾自地说着,丝毫也不张扬”5。思想的影子似有还无,观念的踪迹可循可弃,在明白无误展示的同时,又保留着秘而不宣的底蕴,使思想的言说具有一种令人无法抗拒的润泽作用。通过隐性的言说,圣人的教化暗示且又有启发;对思想的激励看似轻微,却绵延不绝。道德经“……我们无法阻挡它对我们的‘浸润’作用。圣人的话对我们的思想没有造成逼迫之势,却渗透了我们的思想,溶化在我们的思想当中,‘沐浴’并感染了我们的思想……在不知不觉当中传播着,也影响了其他的方面,让人顺着同样的思路考虑其他的领域,其他更加广泛的,尚未发现的领域”6。

  中国传统思想具有高度综合性,同一部着作中常包含哲学、历史、文学、语言、艺术等不同的成分和思维方式,因而可被各种不同倾向的思想理论运用到不同的社会环境中。可以说,人类所有的自我理解,都是在某个被理解的他物上实现的,并且包含着这个他物的统一性和同一性,后世的解读对于《道德经》原文来说是一种有益的“在的扩充”7。时间距离为积极的创造性的理解提供了可能,使流传物以更加丰富充实的面貌展现。民族文化要保持持续发展,必须得融进人类文明发展的洪流。安乐哲、郝大维认为:“《道德经》的规划就是要从我们每一个人当中最大限度地有所取益,而我们每个人都是一种独特经验的总集。”8《道德经》在西方世界拥有众多的读者,层次不同,视角各异。但总的说来,西方世界对于《道德经》的关注绝不仅仅是满足对他异民族文化的好奇心,而是要利用中国古代的文化、智慧传统解决西方当下的问题。

  《道德经》文本言约义丰、含宏万汇,内容呈现出“空”的形式,每一个词、每一个形象都指向无限的阐释空间,其语义的含糊性使它总会根据不同的历史环境和个人情况生出新的意义来,任何解读都只能将其某一方面的内容具体化,从而使其成为各种思想得以附着的复数文本。历代解读者各自不同的历史和文化观潜在参与到对《道德经》的解读中,造就了绚丽多姿的“老学”文化景观:政治家看到了治国方略、军事家看到了用兵之道、企业家看到了管理经验、养生家看到了道法之术……这些迥然有别的结论,并非老子创生《道德经》之时就固化的,而是解读者按照已有的知识结构,对《道德经》思想内涵的阐释与建构。

  《道德经》思想内容的日常经验性很容易与古今中外思想体系相容,具有较高的现代相容性和参与现代学术讨论的丰厚潜力。两千五百多年来的道学使用者从《道德经》中汲取有利的教益,形成了宇宙老子、哲学老子、道德老子、政治老子、军事老子、养生老子、经济老子、美学老子、道教老子、文学老子、艺术老子、自然老子、物理老子等独一无二的学术景观。几乎各行各业都可以从老子学说中找到本行业现代发展的智慧指导。不同时期的《道德经》注疏,都针对其时代所力图解决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因而都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精神,是其时代思潮在《道德经》文本中的投射。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外汉学研究与国内先秦诸子研究接轨,学术界思想解放,阐释视域拓宽,对《道德经》的注解、释义和考证研究更是呈现一派百家争鸣的欣欣向荣景象,各行各业的学者都转向对老子学说的研究,力图寻找自己领域中东方智慧的启示以促生新的学术生长点。

  三、道家核心思想的世界性意义

  《道德经》自问世以来的两千五百年间,人们对其思想意涵的阐释从未停止过,这些各不相同的解读极大丰富了道家思想的哲学体系。但总体而言,人们对道家哲学的重要思想体系已基本达成共识,普遍认为“老子是个朴素的自然主义者。他所关心的是如何消解人类社会的纷争,如何使人们生活幸福安宁。他所期望的是:人的行为能取法于‘道’的自然性与自发性;政治权力不干涉人民的生活;消除战争的祸害;扬弃奢侈的生活;在上者引导人民返回真诚朴质的生活形态与心境”9。道家“无为”“不争”“尚和”“贵生”等人生论、政治论思想受到解读者的充分关注,在历史的长河中熠熠生辉。在全球化日益推进,文化冲突、种族冲突不断发生的当下,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关注中国典籍《道德经》,结合各自的社会历史境遇赋予道家思想以世界性意义,使之有效参与人类文明的互鉴与互惠10。

  (一)“无为”“不争”诠释和平共处的世界性意义

  《道德经》文本虽然含宏万汇、言约意丰,究其本质却是一本老子写给“圣人”“侯王”等在社会上占据主导地位之人的道德宝鉴,他希望这些居于领导地位的男人实行雌柔的政策,施行无为而治,实现自然和谐。“无为”概念在《道德经》中特别重要,这个建议给圣王的策略十分简单,即是仿效水的无为、不争和善利万物。水无作为,却沉淀杂质澄清自我,滋养植物生长。与之相似,真正的圣人总是无为,那种耽于学习与实际政务的人的深思熟虑的有为,最后终将徒劳无功。“除了从‘道常无为’这一本体论的高度阐发‘无为’必然性之外,老子又从政治层面论证了‘不可为’的道理。……在充分论证‘无为’之合理性基础上,老子将无为而治的原则应用于政治领域,提出了‘圣人处无为之事’的主张。”11

  1988年,时任美国总统的里根在国情谘文中引用《道德经》中“治大国若烹小鲜”,将《道德经》英译推向一个历史高点,美国有8家出版公司争着出版英译《道德经》,哈珀-柯林斯(Harper-Collins)出版公司最终以13万美元购得史蒂芬·米歇尔(Stephen Mitchell)译稿的出版权,该书出版后短短8年间,总计发行55万余册,其版权之高、发行数量之大、影响之广泛,在《道德经》英译历史上都是极其罕见的。能够在众多英译本中脱颖而出,很大程度上源自译者米歇尔对《道德经》“无为”“不争”等治理思想的深刻体认,不仅迎合了赞助人的需求,也满足了经济滞涨时期人们从中汲取管理智慧、推动经济发展的迫切需求。2011年连任联合国秘书长的潘基文在就职演说中援引《道德经》“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的名言,表示将用道家“不争”思想践行《联合国宪章》时代精神,将这一智慧应用到工作中,与各国一起共同应对当今世界的挑战,求同存异,消除争端,找到行动上的统一性。

  20世纪末期英语世界的《道德经》研究与翻译热潮中,管理学者约翰·海德基于《道德经》释解而作的《领导之道:〈道德经〉的远古智慧》(The Tao of Leadership:The ancient wisdom of the Tao Te Ching,1985)和《领导之道:新时期的领导策略》(The Tao of Leadership:Leadership Strategies for a New Age,1986)两部作品获得意想不到的关注。夹杂着《道德经》英译、阐释和个案分析的《领导之道:〈道德经〉远古智慧》至今保持着每年重新刊印一次的速度。《道德经》57章:“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海德从现代领导和管理角度出发,推出英译及其取便阐释:“英明的领导者会在团队中建立起一种清新而和谐的氛围,在此环境下团队以健康的方式自然运行。领导者沉默不言,团队依然有序运转;领导者不强制管理,团队依然发挥着自己的潜力;领导者无私奉献,团队成员也都尽心尽力。身教而非言传,才是好的领导。”122010年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向出席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的与会者建议:“遵循中国古代伟大哲学家老子的教诲来应对世界金融危机。”

  道家之“道”依托于水,水善屈从,没有任何主动行为,《道德经》告诫统治者或想在危乱之世求生存的人们,取得胜利的方法十分简单,即模仿水的性能。水养育万物,万物向水,但水并不强行支配万物。“大道泛兮,其可左右。万物恃之以生而不辞,功成不名有。衣养万物而不为主,可名于小;万物归焉而不为主,可名为大。以其终不自为大,故能成其大。”(《道德经》34章)因此,“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道德经》78章)。道家的“柔弱”“不争”,“并不是一种自我放弃,并不是对于一切事、一切人的放弃,也不是逃离社会或遁入山林。他的‘不争’的观念,乃是为了消除人类社会不平的争端而提出的。”13对于体现老子“以弱克刚”领导策略的这一章,约翰·海德解释说:“水是变动的,柔软的,但是水滴石穿。显而易见,变动、柔弱的东西能够战胜一切坚硬和顽强的东西。明智的领导明白‘示弱’比‘逞强’更有效果,‘柔弱’能够化解强硬的抵抗。领导者无须与整个团队的力量对抗,他只需要懂得柔弱、包容、任其自然运行即可。领导者会承受很多的压力,如果他不懂得像水一样柔弱就会遭受挫折。领导者之所以成为领导,就在于掌握了‘柔软’的能力。这体现了另外一个悖论:弱即是强。”14不争,屈顺于任何强力的攻击,这是生活、管理与战争中的最高策略,正如水之不争与守下一样,“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夫唯不争,故无尤。”(《道德经》8章)“不争”与“无为”是同一品质的两个不同侧面,老子以“上善若水”形容上德之人,海德将其作为优秀领导者的行为准则,将“上善若水”翻译为“英明的领导者像水一样”,以“水”比喻“领导之道”,从“水”的特性中抽象出作为领导者应当吸取的智慧。

  《道德经》第56章有“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是谓玄同。”其中“玄同”指的是“玄妙齐同的境界”,在老子看来,只有通过“挫锐”“解纷”“和光”“同尘”,才能达到这一和谐的最高境界,“消除个我的固蔽,化除一切的封闭隔阂,超越于世俗褊狭的人伦关系之局限,以开豁的心胸与无所偏的心境去待一切人物。”15就人类社会关系而言,“玄同”指的就是国与国之间和平共处的最佳状态,各国之间在承认多样性和差异性基础上坚守“各美其美”的原则,最终实现“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超然状态。

  (二)“尚和”“贵生”呼应人类命运共同体观念

  中国传统文化中自古就有“尚和”的传统,“和”的理念源远流长、代代相传,被孔子视作最高的文化成就,也是道家思想体系中的关系场域焦点,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价值,在中国文化意识中具有极端的重要性。“和”的概念涵盖“和谐”“和谐状态”“和谐性”等,强调个人以及个人所处的一整套关系,指向“一种实现的‘和’状态,不是简单地凭借削弱分歧而有的‘相异性’互相容忍,更重要的,是一个创造性与丰富性结果———差异性被协调为导致出一种最佳状态”16。如何能够做到人与自身、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其所处的宇宙万物的和谐相处?《道德经》所强调的“摄生”“贵生”“自爱”和“长生久视”为此提供了回应。儒家和道家或隐或显都把“生”(“命”/“气”/“形”/“神”/“性”)认识为某种由种种互补力量的相互作用构成和产生自身运动的不断进行的过程,《道德经》有:“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动之于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之厚。”也就是说,这个世界到处埋伏着危险,生命随时受到威胁,故应防患未然,方为“深根固柢,长生久视之道”。道教经典《老子想尔注》更是将“生”代替“人”,而与道、天、地并列为“域中四大”,认为“生”是“道的别体”,是道在天地间的具体显现,无生命即无大道。道家生命伦理的基本价值取向“尚和”“贵生”,决于老子道生万物的宇宙观,使道家的哲学具有一种本质上的积极进取精神,为近世学者寻求消弭人类占有冲动、缓和人类社会冲突的努力指明了方向17。

  新时期以来,中国向世界发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最强音,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从历史和哲学高度向世界阐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内涵,呼吁国际社会携手共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构建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走出一条彼此并存、和合共生的保障世界安全的新路。道家思想体系中的“尚和”哲学能够有效指导国际社会共同谋求和平、合作、公平与共赢,寻求人类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打造持久、和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1.战争与“和平”

  王力《老子研究》第6章“道用”设专节剖析“非战”思想,认为“老子之非战,根于守柔。守柔,斯不争矣”。“老子斥争、非战,即战矣,亦唯为客而不为主,退尺而不进寸;有城可攻而不攻,有地可略而不略……”1820世纪初,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标志着西方理性文化的终结和机器文明的崩溃。面对战争的到来,宗教组织瘫痪,即使名望很高的学者和教会领袖也无法把人们从战争的阴云中拯救出来。劫后余生,许多学者对西方文化进行了认真的检讨,对西方文明深感绝望。他们在东方文化特别是中国人的生活智慧中,寻找到一种根置于自然本能、追求和谐、遵循宇宙规律的理想样态,认为只有这种向内用力、十分含蓄的文化才是解救欧洲危机的“良药”。老子哲学中反对战争(“夫兵者,不祥之器”“大军之后,必有凶年”)、主张和谐的观点,引起一大批抛弃了欧洲中心主义和西方文化优越论的文化学者的共鸣,他们认识到老子思想对于消弭人类占有冲动、缓和人类社会冲突所具有的时代性意义。

  学者们在与东方文化的接触与碰撞中发现《道德经》反战、斥战的和平理念对于缓解社会的冲突与动荡具有时代性的意义。他们厌恶争斗,反对穷兵黩武,向往老子所描绘的人人“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的和平生活状态。这一时期,以Arthur Waley为代表的中西方译者大多在英译《道德经》文本中凸显“和平”“反战”理念。“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道德经》46章),是《道德经》中和平理念的重要表达,文字生动简洁,具有深刻的内涵。韦利将之翻译为:

  When there is Tao in the empire/The galloping steeds are turned back to fertilize the ground by their droppings./When there is not Tao in the empire,/War horses will be reared even on the sacred mounds below the city walls19.

  春秋战国时期,“马”既是战力,又是畜力,兼具战争与和平这一双重含义。“走马以粪”,意即让战马退还到田间里施粪肥耕田。当统治者治国有道时,就不会战乱频繁发生,百姓们就能够安居乐业;“戎马生于郊”,指牝马生驹犊于战地的郊野,意谓国家政治不上轨道,战乱不断,连怀胎的母马也用来作战。通过这样的对比,反映了老子强烈的反战、厌战思想,向往“走马以粪”的和平生活。韦利的翻译精确再现《道德经》文本初始意义的同时,又表达出向往和平的愿望,在当时的西方社会引起较大轰动。

  在第30章中,老子正面论述了用兵和战争的问题:“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还。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老子认为战争是人类最愚昧、最残酷的行为,“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揭示了战争给人们带来的严重后果。韦利对这一论述翻译如下:

  He who by Tao purposes to help a ruler of man/Will oppose all conquest by force of arms;/For such things are wont to rebound.Where armies are,thorns and brambles grow.The raising of a great host/Is followed by a year of dearth20.

  韦利在此采用了直译的方式,将老子的用兵之道与战争的后果传达出来。“oppose all conquest by force of arms”即“反对一切的武力征服”,表现出强烈的反战意识,再现了原文的真实意义。Waley在翻译“其事好还”时还对“rebound”一词做了特别解释:literally,“To be reversed”.He who overcomes by violence will himself be overcome by violence。通过解释性的翻译,韦利着意强调武力征战的后果。同样,在翻译“大军之后,必有凶年”一句时,也对“dearth”进行了更加详细具体的解释:This does not only refer to direct destruction,but also to the curse that war brings upon herds and crops by its intrinsic“balefulness”。韦利认为战争除了带来人民直接破坏之外,还带来了一些潜在的自然灾难。译文中直接表现出译者对战争的厌恶与对和平的渴望。

  2.治理与“和谐”

  上文提及因美国总统里根国情咨文而获高额版权的译者史蒂芬·米歇尔(Stephen Mitchell)在译文出版前言中明确指出,《道德经》五千文字中处处流溢着老子对社会的深切关怀,《道德经》本质上是一部关于治国理政艺术的宏论21。作为文学家和畅销作家,米歇尔意识到《道德经》这一智慧文本的言辞魅力,以诗性的话语传递着《道德经》的智慧,参考众多其他的英文、德文和法文译本,注重彰显国家治理、社会和谐与身心和谐理念。

  为了将玄妙、典雅和充满智慧的《道德经》“和谐”理念传达给英美读者,米歇尔对意味隽永、万花筒似的《道德经》文本常采取变通的方式,努力使现代读者能够更容易地理解译文。他把一些西方现代读者难以理解的涉及中国古代社会生活、生产的词汇变成他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物象。“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章,米歇尔译文如下:When a country is in harmony with the Tao,factories make trucks and tractors,and when a country goes counter to the Tao,warheads are stockpiled outside the cities.要理解其中的“走马以粪”和“戎马生于郊”的物象,读者需要对马背作战的古代生活进行譬喻性投射。米歇尔为了现代读者接受的便利,为使道家典籍为现代生活提供必要的智慧引导,使用了许多现代工业社会才有的物象,如factories,trucks,tractors and cities等进行现代化替代,将智慧的长镜头拉至人们生活的当下,使得国家治理方略与当时的城市、工厂、卡车、导弹头等联系起来,钩织了二战后期待社会发展却又遭遇经济滞涨的城市生活场景,表现出对安定有序、和谐社会的渴望。用词方面,米歇尔翻译“有道”时选用“in harmony with the Tao”,而非“in accordance with”和“in line with”等同义词,意在营造一种和平、宁静的氛围。

  又如,《道德经》第80章:“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是《道德经》中对小国寡民政治思想的具体阐述,此为老子在古代农村社会基础上所理想化的民间生活情景,外译后在西方社会中引起了很大关注。《道德经》小国寡民思想倡导的是一种和平安定有序的社会生活,唯其如此,方可“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米歇尔译文是:People enjoy their food,/take pleasure in being with their families,/spend weekends working in their gardens,/delight in the doings of the neighborhood22。他将老子主张“小国寡民”的世外桃源般的生活转化为英美人日常生活的写照。其实,他是针对当代美国社会经济滞涨、人心浮躁、铺张浪费、离婚率高、人际关系淡漠等社会现象,对老子文本进行趋向化改写,表达了他对和谐生活的愿望和关注,希望人们通过阅读道家典籍,获得和谐生活的指导:家人团聚其乐融融、周末居家安静祥和、热心公益互相关心。尤其是“delight in the doings of the neighbourhood”一句很容易在西方读者心目中产生“Love thy neighbours as thyself”的互文联想效果。

  类似这样的转换在米歇尔的译本中并不罕见,他甚至对思想过于古奥的某些章节进行思想内容上的趋向性阐释,以彰显和谐生活的弥足珍贵。《道德经》第59章:“治人事天,莫若啬。夫唯啬,是谓早服;早服谓之重积德;重积德则无不克;无不克则莫之其极;莫知其极,可以有国;有国之母,可以长久;是谓深根固柢,长生久视之道。”这一章的重点在于讲“啬”,讲治国养生的“长生久视之道”,对于如何去应对自然(天)则只字未提。林希逸认为“事天”当作“养生”解23。为帮助美国当代大众更好体认中国式治国养生的抽象概念,米歇尔将这一章“夫唯啬”以下对于“啬”的具体阐发译为:The mark of a moderate man/is freedom from his own ideas./Tolerant like the sky,/all-pervading like sunlight,/firm like a mountain,/supple like a tree in the wind,/he has no destination in view/and makes use of anything/life happens to bring his way./Nothing is impossible for him./Because he has let go,/he can care for the people’s welfare/as a mother cares for her child。译文中充盈着普世的圆融和谐,不仅为治国养生提供智慧引导,能令各行各业的人们从中获得心灵的指导。又如第六十八章有关于“用人之道”和“克敌之道”的箴言:“善卫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不与;善用人者,为之下。”米歇尔将其“普适化”,以期对现代社会的各行各业有所启示:The best athlete/wants his opponent at his best./The best general/enters the mind of his enemy./The best businessman/serves the communal good./The best leader/follows the will of the people.

  结语

  各种不同思维视域或文化背景的相互交融是一个古老而现实的精神努力之趋向。在全球化的语境下,文明的“地域历史”已然为“世界历史”所取代,人类传统的地方框架的时空经验正嬗变为全球的整齐划一的经验“座架”。《道德经》是我国道家学派和道教最着名的一部经典。它综罗百代,广博精微,短短五千文,以“道”为核心,建构了上至帝王御世,下至隐士修身,蕴涵无比丰富的哲理体系。随着中国的发展和崛起,国际汉学研究出现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和繁荣,《道德经》因研究者众多、成果丰硕、且影响巨大,被尊为“汉学中的汉学”。

  西方对包括《道德经》在内的中国哲学及其实践的借鉴与挪用,“是他们重新认识西方价值和生活方式的有用工具,为他们提供了超越西方价值的东西,提供了不仅是逃避而更是获得政治解放的道路。……已经给新时代运动注入了一整套观念和方法,涉及如个人成长、健康、心理以及生态等领域。”24在国际社会谋求对话和交流的大背景下,对《道德经》思想意涵所彰显的世界性意义的剖析,不仅有利于新时期中国文化海外话语体系的构建,也能够使我们更好地反观自身,获得发展的内驱力。在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语境下,这种具有典型意义的个案研究,能够有效回答“传统”在与全球化的遭遇中走向何方、如何秉承“传统”并实现“转化性创造”等世界性问题,为新时期的古今、中西文明互鉴提供典范意义。

  注释

  1王一川:《杂语沟通》,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60-68页。
  2John C.H.Wu.Tao Teh Ching.Boston&London:Shambhala,1990,p.I.
  3张少康:《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8-61页。
  4引自陈鼓应:《老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68页。
  5Lionel Giles.“Foreword of Tao Te Ching”,Tao Te Ching.translated by Ch’u Ta-kao.London:Unwin Paperbacks,1982,pp.9-10.
  6(法)弗朗索瓦·于连:《圣人无意:或哲学的他者》,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34页。
  7(法)弗朗索瓦·于连:《圣人无意:或哲学的他者》,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38页。
  8(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5-6页。
  9安乐哲、郝大维:《〈道德经〉与关联性的宇宙论---一种诠释性的语脉》,《求是学刊》2003年第2期。
  10陈鼓应:《老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4页。
  11陈明:《当代西方心理学的哲学转向及其对道家思想借鉴与融合》,《湖湘论坛》2017年第5期。
  12吕锡琛:《善政的追寻---道家治道及其践行研究》,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64-66页。
  13John Heider.The Tao of Leadership:The Ancient Wisdom of the Tao Te Ching.Atlatas:Humanics Publishing(now:Green Dragon Publishing Group),1985,p.121.
  14陈鼓应:《老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61页。
  15John Heider.The Tao of Leadership:The Ancient Wisdom of the Tao Te Ching.Atlatas:Humanics Publishing(now:Green Dragon Publishing Group),1985,p.155.
  16陈鼓应:《老子注译及评介》,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83页。
  17杨朝明:《孔子文化奖学术精粹丛书·安乐哲卷》,华夏出版社2015年版,第245-246页。
  18李红霞:《海德格尔对〈老子〉的现象学与存在论解说》,《江汉论坛》2019年第2期。
  19王力:《老子研究》,上海书店1992年版(据商务印书馆1928年版影印),第91-94页。
  20Arthur Waley.The Library of Chinese Classics-Lao Zi.Hun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Foreign Languages Press,1999,p.99.
  21Arthur Waley.The Library of Chinese Classics-Lao Zi.Hun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Foreign Languages Press,1999,p.63.
  22Stephen Mitchell.Tao Te Ching.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1988,p.vii.
  23Stephen Mitchell.Tao Te Ching.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1988,p.91.
  24陈鼓应:《老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288页。
  25(美)J.J.克拉克:《东方启蒙:东西方思想的遭遇》,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54-1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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