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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学对徽学发展的贡献

时间:2019-12-11 09:56作者:陈支平 冯其洪
本文导读:这是一篇关于朱子学对徽学发展的贡献的文章,“徽学”之所以成功地成为中国地域学的标杆,其中“学术与文化”的因素,是促成这一“地域学”形成的催化剂和凝固剂。而朱子学的形成及其传播,坚实地奠定了“徽学”文化学术发展的重要根基。

  摘    要: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区域史或者说是地域史研究,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从而涌现出不少关于开展建构地域学、区域学的倡议。但是迄今为止,“徽学”可以说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各地建构地域学的惟一的一花独放的地域学标杆。“徽学”之所以成功地成为中国地域学的标杆,其中“学术与文化”的因素,是促成这一“地域学”形成的催化剂和凝固剂。而朱子学的形成及其传播,坚实地奠定了“徽学”文化学术发展的重要根基。即使是清代兴起的徽州“朴学”,我们也可以从朱子学的治学方法论看到它的重要源头。

  关键词: 徽学; 朱子学; 朴学;

  Abstract: The regional research in China has gained great attention since 1980 s and lots of advocates on developing area study or regional study had sprang up.However,“Hui studies” has become the only regional study benchmark which eclipsed other efforts to construct area studies since 1980 s.Why “Hui studies” can successfully become the marker post of China regional study is that the “academic and cultural factors” which played the catalyzer and coagulator role facilitating Hui studies.It is the development and spread of Zhu philosophy that lay a solid and important foundation for the cultural and academic development in Hui studies.Even Huizhou philosophy which emerged from the Qing dynasty can be traced back to scholarship approach of Zhu philosophy.

  Keyword: Hui studies; Zhu phylosophy; Huizhou philosophy;

  一、文化学术是“徽学”得以屹立的凝固剂

  自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区域史或者说是地域史研究,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从而涌现出不少关于开展建构地域学、区域学诸如泉州学、潮学、晋学、巴蜀学、湖湘学的倡议,但是时过四十年之后,中国各地关于建构地域学或者区域学的倡议及其尝试与努力,并没有达到人们预期的目标。迄今为止,地域学或区域学的建构最终站住脚并且得到学界与社会的广泛认可,可能仅有“徽学”一花独放了。虽然说以地域命名的学问名称并且得到学界认可的专门学问还有“敦煌学”,但是“敦煌学”所涵盖的学术与文化范围,并不仅止于“敦煌”这一地域概念,因此学界从来没有把“敦煌学”等同于地域学或区域学的范畴。中国南方的所谓“客家学”,是一种涵盖“民系”或“族群”的学问,因此“客家学”也不能等同于地域学或区域学。迄今为止,“徽学”可以说是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各地建构地域学的惟一的一花独放的地域学标杆。

  中国地域学的最先提出并引起人们的关注,基本上是先由某一地域所呈现出来的某一重大历史特征,从而引起学界的重视并且进行学术研究,进而拓展到相关的各个领域,最终形成某个地域性的学问。例如福建拟构建的“泉州学”,是基于宋元以来福建沿海海商活动的活跃及其对于中国海上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的重大贡献,从而引起学界的重视进而上升为“泉州学”的;再如闽粤赣以及台湾等地域的“客家学”,起初也是由于客家民系的迁移及客家地域的形成,引起学界的关注并从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进行学术研究,经过近一百年来学术研究的不断推进与深化,形成了现今的所谓“客家学”。徽学的形成也是如此。明清两代以徽州地域内的商人群体及其社会贡献为特征的“徽州商人”或“徽州商帮”称雄海内外,引起来中国、日本学者的关注,并且于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开始,开展了“徽商”的学术研究。改革开放以来,“徽商”的学术研究不断进步,成果迭出,吸引着徽州地区社会各界的重视。“徽商”的研究也从较为单纯的商人、商业、商品经济等问题,推展到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各个方面,最终形成了我们现在所认知的“徽学”,也就是关于徽州地域内所涵盖的社会历史文化的学问。
 

朱子学对徽学发展的贡献
 

  中国地域学形成的过程,虽然说基本上是经历了先由地域内某一重大历史特征引发学界关注,进而扩展到这一地域内的各个方面,最终形成涵盖某一地域所有社会历史文化内涵的“地域学”。但是从“地域特征”到“地域学”的演化过程,我认为“学术与文化”的因素,是促成某一“地域学”形成的催化剂和凝固剂。换言之,“学术与文化”是某一地域学形成的最重要因素。缺少了本地域所拥有的“学术与文化”,那么这一地域所奢谈的“某某地域学”,毫无疑问就是无本之木,难于茂盛成林。

  二、朱子学奠定了“徽学”文化学术的根基

  研究“徽学”的学者都知道,明清时期徽州地区的“学术与文化”,是与理学、儒学的高度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如果没有明清时期徽州理学、儒学这一“学术与文化”的支撑,“徽学”的最终形成并且得到社会的认可,是不可想象的。而要理清徽州理学、儒学的发展与传播,就不能不首先提到南宋时期的朱熹。胡适先生曾经在1946年的一份“请愿书”中说道:“先贤朱晦庵、江慎修,又为中国思想学术之宗师,故皖人之视婺源,犹鲁人之视曲阜,精神联系,无可拆离。”因此,我们从“徽学”发展史的角度来考察作为“新安”人的朱熹,以及他对故乡学术的奉献,这对于进一步深化当今“徽学”的学术研究,应该是不无益处。

  朱熹常年生活在福建的闽北地区,考取功名也是落籍于福建崇安县,因此说朱熹是福建闽北人,并无错误。但是朱熹对于自己的祖籍地——新安即徽州,却实始终不能忘怀,感情深厚。我们检索一下朱熹一生为他人、他物撰写的文章需要落款时,很少落款为“崇安朱熹”“建阳朱熹”“尤溪朱熹”“武夷朱熹”的,而大部分文章落款,基本上是“新安朱熹”,或“婺源朱熹”,根据我的初略统计,在《朱子全书》中,落款为“新安朱熹”或“婺源朱熹”的文章,大抵在500篇左右。仅仅从这一点上看,我们就可以了解到朱熹对于祖籍新安即徽州的深厚情感和无上的眷念。

  朱熹一生共有两次回到新安即徽州的老家婺源。学界以及徽州婺源一代的文史工作者们,都对朱熹的这两次婺源之行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描述与探讨。要而言之,第一次是绍兴十九年(1149)冬,朱熹刚刚考取进士后。朱熹回婺源故里,主要是祭扫先祖的墓地,省亲访友。淳熙三年(1176),47岁的朱熹第二次回到婺源。朱熹这次返乡,除了祭祖之外,还与婺源族人商量修朱氏宗谱等等。从表面上看,朱熹的两次回到祖籍地新安婺源,是为了处理自己的家族事务。但是其更大的收获,是极力在自己的祖籍家乡推进文化教育与儒学教化。朱熹第一次回到祖籍故乡的主要收获,“是他得以同歙县婺源一带有名的儒学先辈和诗人俞靖、洪撙、张敦颐、滕洙、董琦、程鼎、李缯等广泛接触,讲论诗赋学问,在故乡收了生平第一批弟子。……朱熹在婺源以少年新科进士的名望同这些众多的新安后生学子说诗谈文,讲学论道,生平第一次把自己的影响带到了皖地,他毕生好与弟子讲论学问的生活就这样开始了。”[1]97-98

  朱熹第二次回到祖籍新安婺源,更是把更多精力放在推进新安文化教育和儒学教化之上。他特意随身带来了一批书籍,如二程《遗书》《外书》《文集》《经说》《司马氏书仪》《吕氏乡仪乡约》等赠送给婺源县学,关心祖籍故里的教育现状与教学设施的建设,为此,他撰写了《徽州婺源县学藏书阁记》:

  道之在天下,其实原于天命之性,而行于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其文则出于圣人之手,而存于易书诗礼乐春秋孔孟氏之籍,本末相须,人言相发,皆不可以一日而废焉者也,盖天理民彛自然之物,则其大伦大法之所在,固有不依文字而立者。然古之圣人欲明是道于天下,而垂之万世,则其精微曲折之际,非托于文字亦不能以自传也。故自伏羲以降,列圣继作,至于孔子,然后所以垂世立教之具粲然大备天下,后世之人自非生知之圣,则必由是以穷其理,然后知有所至而力行以终之。固未有饱食安坐无所猷为而忽然知之兀然得之者也,故传说之告高宗曰:学于古训乃有获,而孔子之敎人亦曰好古敏以求之,是则君子所以为学致道之方,其亦可知也巳然。自秦汉以来,士之所求乎书者,以记诵剽掠为功,而不及乎穷理修身之要,其过之者则遂绝学捐书,而相与驰骛乎荒虚浮诞之域,盖二者之蔽不同,而于古人之意则胥失之矣。呜呼!道之所以不明不行,其不以此与!婺源学官讲堂之上,有重屋焉,牓曰藏书,而未有以藏。莆田林侯知县事,始出其所宝大帝神笔石经若干卷以填之,而又益广市书凡千四百余卷,列度其上,俾肄业者得以讲敎而诵习焉。熹故邑人也,而客于闽,兹以事归而拜于其学,则林侯已去而仕于朝矣,学者犹指其书以相语感叹久之。一旦遂相率而踵门谓熹盍记其事?且曰比年以来,乡人子弟愿学者众,而病未知所以学也。子诚未忘先人之国,独不能因是而一言以晓之哉?熹起对曰:必欲记贤大夫之绩,以诏后学垂方来,则有邑之先生君子在,熹无所辱命,顾父兄子弟之言,又熹之所不忍违者,其敢不敬而诺诸!于是窃记所闻如此,以告乡人之愿学者,使知读书求道之不可已而尽心焉,以善其身齐其家而及于乡,达之天下,传之后世,且以信林侯之徳于无穷也。是为记云,淳熙三年丙申夏六月甲戌朔旦邑人朱熹记。[2]卷78

  在这篇藏书阁记中,朱熹除了褒扬前县令林侯对于婺源县学藏书的贡献之外,更表达了自己对于祖籍家乡学子必须持学纯粹、穷理修身的愿望。期间,朱熹还在婺源翠屏山下建成一座“屏山书屋”,作为这次归省故里的纪念,以及日后培养家乡后学的教学之所。

  朱熹第二次回到婺源故里,已经是一名名扬天下的当代巨儒,除了原有弟子程洵等人,又有一批新安、鄱阳士子滕璘、滕珙兄弟、程先、程永奇父子、李季子、程端蒙、董铢、董景房、汪清卿、程珙等来执弟子礼。“教泽所振兴起,郡从执礼者三十人。”[3]明徽州学者程瞳在其《新安学系录》中亦记述说:“昔乡先正授学于子朱子者,几三十人。”[4]施璜的《紫阳书院志》也记载:“文公归里,乡先正受学者甚众,今论定高第弟子十二人列于从祀。”[5]这十二位优异的门人是:程洵、程先、程永奇、汪莘、滕璘、滕珙、汪清卿、许文蔚、吴昶、谢琎、李季子、祝穆。其他的及门弟子还有:汪楚材、程端蒙、汪会之、祝直清、程珙、汪晫、孙吉甫、胡师夔、程实之、汪端雄、赵师端、赵师恕、祝汝玉、程耘、滕坪、祝癸、金朋、詹初等。[6]7朱熹这次婺源之行,真正把朱学之风吹入了皖南,从而在皖中形成了一个以新安徽州弟子为核心的朱子学学派支脉,[1]384-387使得朱子学在徽州文化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延至明代时期,朱熹理学思想在徽州得到进一步的广泛传播,涌现出一批在国内很有学术影响力的朱子学学者。他们从各个不同的学术视野和学术理路,殊途同归,共同把朱子理学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朱熹毕生回祖籍故里新安徽州,仅此两次。而他对于祖籍故里文化教育与儒学教化的关怀,并不仅限于这两次祖籍故里之行。我们从他的文集着作中,可以看到他的许多与祖籍故里学子士子们相互交往、切磋学问的文字。对于祖籍故里的县学设施,也是尽可能地予以帮助。如在《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八十一中收有《书徽州婺源县中庸集解板本后》:

  此书始刻于南剑之尤溪,熹实为之序其篇目,今建阳长沙广东西皆有刻本,而婺源宰三山张侯,又将刻之县学以惠学者。熹故县人,尝病乡里晚学见闻单浅,不过溺心于科举程试之习,其秀异者又颇驰骛乎文字纂组之工,而不克专其业于圣门也,是以儒风虽盛,而美俗未纯,父子兄弟之间,其不能无愧于古者多矣。今得贤大夫流传此书以幸教之,固熹之所欲闻而乐赞其成者也。是书所记,虽本于天道性命之微,而其实不外乎达道达徳之粲然者。学者诚能相与深究而力行之,则先圣之所以传与今侯之所以教者,且将有以自得之,而旧俗之未纯者,亦可以一变而至道矣。[2]卷81

  我们从这些文章中,可以感受到朱熹对于祖籍故里学子们的殷切期望,企盼他们不要“溺心于科举程试之习”与追求“文字纂组之工”,而应当专心于儒学的“达道达徳之粲然者”,养成自己,移风易俗,“一变而至道矣”。

  朱熹在祖籍故里新安徽州待过的日子并不多,但是他对于新安徽州的学术文化影响是极为深远的。在此之前,新安婺源等地处于山林之中,对外交通相对不便,文化教育也相对滞后,远不如江浙、福建等地的那样发达。但是经过朱熹的过化之后,朱子学很快在新安徽州以及皖中形成了自己的支脉,广为流传。朱子学对于徽州地域的影响,并不仅仅局限于学术思想方面,而是涉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这其中包括新安徽州的宗族制度、新安医学、徽州民居、新安画派、徽州民风习俗等等的各个层面,都贯穿着儒家思想。都表现出朱子学、儒学对徽州文化影响的广度和深度,从而使得徽州文化呈现出多样性而又精致化的时代特征,为当时人和后世人所瞩目。

  明代是朱子学在中国最为昌明的时代,这时也正是徽州商人开始崛起并且得到大力发展的时期。徽州商人与徽州朱子学、理学的齐头并进、相互辉映,这绝不是偶然的事情,这也正是做为“徽学”这一地域学概念形成的最基本、最核心的内涵因素。研究徽州商人的学者都有这样的共识,徽州商人最鲜明的一个特征,就是“儒而好贾”,徽州商人与儒学有着剪不断的清结,他们在从事商业活动时,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以儒家思想即儒家的道德观来指导自己的日常行为,特别是儒家以“仁”为本的道德观,赋予了徽州商人对天下与社会的强烈责任感,把“仁”“善”的要旨贯彻到经商的事务践行之中,使经商能够达到“仁者爱人”“至善”的境界,达到“为社会创造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目的”。[6]314

  朱子学、儒学与徽州社会各阶层、特别是与徽州商人行为规范的契合,是徽州文化能够在中国众多地域中特树一帜的基本内涵要素。如果缺少了这样一个内涵因素,“徽学”这一地域学的形成都将是不可能的。到了明末清初时期,虽然朱子学的地位有所下降,有关朱子学研究的重要学术论着有所减少,但是朱子学的影响力依然处处可见,不可忽视,一直到近现代时期,朱子学始终都是中国学术文化的中坚价值观,而徽州的学人、士子们,也正是始终坚持以朱子学为核心的理学、儒学文化道德观,从而与徽州商人相辅相成,促进了中国这一着名的地域学“徽学”的形成与发展。

  我们在讨论朱子学对于新安徽州学术文化深刻影响的时候,如果仅仅局限于朱子学的学术思想与理论的传播上面,那是远远不够的。事实上,一种学术文化受到人们的普遍认可并且自觉地进行教化与传承,单单凭借书本上的东西,其感化李终究有限。朱子学之所以能够在新安徽州得到如此深远的影响,朱子本人的高尚品德,是其中极为重要的成因之一。在这里举两个例子。

  淳熙十六年(1189),朝廷把久久闲置在武夷山中的朱熹任命为江东提刑及江东运使等官,这对于平生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朱熹来说,未尝不是一次实践政治抱负的机会。但是江东提刑和江东运使,其所管辖的区域,涵盖了朱熹的祖籍故里新安徽州,因此他认为在自己的故里为官,从公正的立场出发,应该回避。为此,他一再上书请辞,坚不赴任。如他在《辞免江东提刑奏状一》中写道:

  右臣十月九日准尚书省札子,据臣辞免新除江西提刑恩命,奉圣旨,令臣与江东提刑。梁揔两易其任。臣巳实时望阙谢恩讫。伏念臣区区诚恳巳具前奏,既蒙改革,曲遂其私,使得免于攘夺之嫌,以全素守,其在微臣固巳甚幸。但臣前所奏陈,愿得蒙恩投置闲散,以为养病着书全身远害之计,则尚有未蒙圣察者。于臣私计未便犹多,敢昧万死,再有尘渎。欲望圣慈详臣前奏,曲赐哀怜,追寝误恩,改畀祠禄,使其得遂夙心,免罹非祸,则于微臣又为莫大之幸。所有省札内圣旨指挥臣不敢祗受,已送建宁府崇安县寄收讫。圣恩隆厚,报效无阶,瞻望轩墀,臣无任犬马恋慕激切之至!

  贴黄

  臣祖乡徽州婺源县,正隶江东。见有坟墓宗族及些小田产,合该回避,又梁揔到官,今方月余,一旦忽然无故改易,不惟迎新送故,烦扰吏民,亦碍累降指挥,有失朝廷举措之重。伏乞圣照。[2]卷22

  朱熹在辞免江东运使的奏状中如此写道:

  右熹见任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宫,忽于今月九日准尚书省札子,奉圣旨朱熹除江东转运副使,填见阙不候受告疾速之任,任满前来奏事。熹闻命震惊不知所措。伏念熹空疏无取,疾病早衰,入仕四十余年,止是循常窃禄,本无奇节可以逾人,徒以屡蒙恩私,横加除用,间有非其分之所当得,与其力之所能堪者不得不控辞以干朝听,而传闻不察,指目多端,独荷寿皇天日之照临,许全素守。又辱圣主云章之藻饰,误借宠褒,遂得偷安里闾,毕愿香火,在于愚分巳极叨逾,不谓圣恩记怜,遂加任使。仰惟始初清明之日,正是贤智驰骛之秋,顾虽残废之余,岂不愿效尺寸?实以积衰旣久,百恙交攻,心剿形疲,视昏听重,窃自揣度,决然不堪一路耳目之寄,若不祈哀丐免,必致自取颠隮。兼熹祖乡徽州正属本路,见有坟墓宗族田产在婺源,窃虑在法亦合回避。欲望朝廷洞照本末,曲为敷奏,特与追寝新命,令熹复还故官,庶几少安愚贱之迹,则熹不胜千万幸甚。谨具状申尚书省伏候钧旨。[2]卷23

  朱熹为了辞免江东运使的任命,还直接给丞相留正写信,同样强调了为官回避的态度,他在《与宰执札子》中写道:

  熹輙有愚诚仰干崇听:□者伏蒙圣恩,除熹江南东路转运副使,此盖庙堂光辅圣主图起治功,既巳并用群材、不忍独遗一士之意,非特熹之私幸。然熹以久病积衰,目昏耳重,心力凋残,动多遗忘,自度不堪公朝一道之寄,巳具状申尚书省,乞赐敷奏寝罢去讫。其间所陈病证,皆有实迹,不敢辄有一词之伪。至于坟墓田产有嫌当避,理亦明甚。欲望洪造矜怜,早赐将上曲为开陈,使得依旧窃食祠官,以安贱迹,实熹疾病孤危,千万之幸。干冐威尊,不胜俯伏震惧之至。[2]卷23

  朱熹为了辞免江东提刑、江东运使的任命,先后上呈奏状近十次。以往论者都把此事作为朱熹不愿出来为官的借口。但是作为一位以天下事为己任的儒者,出来为官是朱熹的初衷追求,但是他并不愿意为了做官而做官,任何有丝毫不合道德情理的任命,他都要坚决辞免,这也正是朱熹在勉励新安徽州学子、士子们的时候,多次强调不要沉溺于科举入仕的理学本旨。因此我认为朱熹屡屡上奏以回避原籍做官辞退江东官员的任命,正是他一贯所坚守的道德立场,并非借口。而他的这种坚持道德标准的品德,从另外一个侧面给新安徽州的学子、士子们树立了榜样,潜移默化地感召了新安徽州的学风、士风,使得朱子学在新安徽州得到迅速的传播。

  朱熹自47岁第二次回祖籍故里之后,就在没有回去过。绍熙年间,福建闽北一带发生动乱,新安婺源的亲戚们希望朱熹到祖籍故里省亲并暂避祸乱。这本来是一个不错的提议,但是朱熹谢绝了。谢绝的原因是朱熹时任南京鸿庆宫主管,他主管的鸿庆宫原庙在北方沦于敌尘,中原收复无望,朱熹认为自己不能恪尽职守,有失委任,故自己无颜北上。他在《韦斋与祝公书跋》中云:

  七月间方还县,而瓯宁土寇范汝为者出没建剑之间,其众数千,官军遇之辄溃,诸司不免请官招安,已还状受犒,设将散其众。无何大兵自会稽来,必欲进计,昨日方报大兵冒昧入贼巢,丧失数千人,贼势又震,大略自今夏以来,未尝有一枕之安。……婺源先庐所在,兴寐未尝忘也。来书相劝以归,当俟国家克复中州、南北大定,归未晚也。……今六十有四年,捧玩手泽,涕血交零,敬书其后而归之。绍熙癸丑十二月七日,孤朝散郎秘阁修撰主管南京鸿庆宫熹谨书。[7]卷8

  对于北方大地的沦陷,自己主管的鸿庆宫原庙不能前往朝拜,一直是朱熹的心头之痛,他曾经写过这样的绝句:

  旧京原庙久烟尘,白发祠官感慨新。

  北望千门空引籍,不知何日去朝真![2]卷9

  终朱熹之世,朱熹当然是没有机会到北方的鸿庆宫去朝真,这在朱熹的心里,不能不是一件永久的伤痛和遗憾。朱熹在64岁的时候谢绝新安婺源乡亲好友的邀请,回婺源暂时避祸,同样体现了一生坚持的品德操守,任何苟且不合道德的事情,他是坚决回绝的。正因为如此,朱熹早在20岁就高中进士,但是他的仕途,却是十分的短暂。而这十分短暂的为官生涯,正体现了朱熹的高尚品德。这种高尚的品德,同样给其祖籍故里的学子、士子们,树立了可贵的精神文化标杆,使得朱子学在新安徽州得到永久的传承,直到今天。

  三、朱子学是徽州“朴学”的重要源头

  最后,我们还必须厘清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朱子学与心学及徽州朴学的关系。研究中国思想史的学者们,似乎有一个定式的逻辑论点,这就是朱子学发展到明代中期之后,逐渐衰落,起而代之的是王阳明心学及后来的泰州学派们。这种定式的逻辑论点同样也被移植到徽学研究的学术领域。事实上,这一定式的逻辑论点是很值得重新讨论的。朱子学的一些重要着作从明初被政府定为科举考试的必读课程之后,朱子学在明清时期的读书人中,不管是愿意不愿意,其所产生的影响力是不可撼动的。其次,朱熹所提倡的民众道德观和社会治理方案,其文化影响力深入到社会的各个层面,成为宋明以来中国基层社会建设与教化的基本准则。[8]反观明代中后期的“心学”,虽然在一些知识分子的鼓噪论辩之后,声势振奋一时。但是“心学”所延续的时间并不长,不过百余年。许多奉扬“心学”的知识分子和士大夫们,又往往走入意气用事和空疏论辩的斜道,成为明末党争的一个重要学术理论源头。至于“心学”对于民间社会所产生的影响力,几乎空白,根本无法跟朱子学相提并论。时至今日,我们依然可以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隐约地看到朱子学的诸多影响,而“心学”却犹如过眼云烟,很少为后世的社会留下多少的文化痕迹。

  我们再从徽州地域的实际状况来看待这一问题。不用说我们今天研究徽州社会生活史特别是徽州家族社会史的学者们,无不关注到朱子学在其中发挥的重大而又不可替代的作用。即使是学者们所论述的明代中后期徽州“心学”逐渐替代朱子学的论据看,也是十分牵强的。从目前持这种观点的论着看,主要是提到明代中后期又不少阳明后学的着名学者来到徽州讲学,这种外地学者来徽州讲学,只能说是偶然性的事件,并不能证明“心学”就在徽州落地生根。至于论着中所提到的徽州本地学者最着名的是明代前期学者士大夫程敏政,就更是牵强之至。与其说程敏政是徽州“心学”学说的信奉者,还不如说程敏政是徽州朱子学的后学更为确切。[6]6、239-242而反观明代中后期徽州的朱子学,徽州籍学者汪循、程瞳等,都是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着名朱子学代表性人物。

  谈到徽州的学术文化,我们就不能不谈到清代徽州的“朴学”。根据现在学者的一般论述,关于“朴学”的产生有发展,大致经过了这样的演变:“明代中后期,以新安理学为代表的徽学,因受‘心学’的冲击,阐释朱子学不力,整个学派出现委靡不振的衰落迹象。清初虽出现过复兴朱子学的局面,但也是短暂的。而陆王心学讲求内省,空谈心性,特别是明亡以后,王学末流被抨击为空谈误国,心学在徽州也无市场。随着清初汉学的兴起,清代的学术研究开始向以求实切理、名物训诂,并崇尚朴实无华的考据学方向发展,即是学术史上的所谓‘朴学’。而徽州的学者则是‘朴学’的主力,站在这股学术浪头之上的则是徽州休宁人戴震。戴震是徽派朴学的集大成者,他不仅在声韵训诂、名物制度、经籍考证、天算地理研究等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而且创造性地阐发了义理之学,在义理之学中闪耀着思想的光芒。戴震作为与吴派惠栋并称的徽派领袖,是清代考据学的泰斗之一。但我们现在审视清代学术思想史,感到作为哲学家、思想家的戴震,远比作为考据家的戴震其影响与贡献更大。因为戴震的考据学以实事求是为原则,考据是为他‘闻道’、‘探求义理’服务的。戴震在他的学术生涯中提出的‘以字通词,以词通道’的治学路径和学术目标与他建构的义理之学思想具有内在的逻辑一致性。尤其是他的义理之学,超迈时人,独步千古无论时在当时还是在后世,都产生了极为强烈的震撼力和影响力,使得戴震成为我国从古代思想向近代思想过渡和转变时期最重要的代表性人物之一。”[6]257-258

  许多学者都注意到戴震“探求义理”与朱子学的传承关系,所谓“戴震义理之学思想的形成与确立……与他对程朱理学的认识密不可分,可以说,戴震义理之学思想的形成与确立,也就是他对程朱理学认识的不断深化的过程。”[6]6、264这种论述无疑是相当正确的,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到,朱熹及朱子学在研究学问时的方法论,对于戴震“朴学”的影响,同样也是不可忽视的。众所周知,朱熹在其一生的学术生涯中,时时强调“怀疑”的精神,教育学生在读书做学问时要会疑、多疑。他曾经多次指出:“读书始读,未知有疑。其次则渐渐有疑。中则节节是疑。过了这一番,疑渐渐释,以至融会贯通,都无可疑,方始是学”,又云:“大疑则大进”,又云:“无疑者须要有疑,有疑者却要无疑”,“群疑并兴,寝食俱废,始划然而有见也”,“若有疑处且须自去商量,不要倚靠人,人若除得个倚靠人底心,学也须会进”。并且还强调指出:“凡人读书若穷得到通透处,心中也潜地快活。若疑处,须是参诸家解熟看。”[9]31朱熹对多疑这种重要学习方法进行了反复的强调,其对后人的影响是十分深刻的。

  朱熹对于做学问的方法论,除了强调怀疑精神之外,还提倡锲而不舍、追根到底、相互验证、磨砺而愈精的诚恳工夫。他说:“学者望道未见固必即书以穷理,苟有见焉,亦当博考诸书,有所证验而后实,有所禆助而后安。不然则其德孤,而与枯槁寂灭者无以异矣。”“读书所以明理,而明理者欲其有以烛乎细微之间而不差也。故惟考之愈详,则察之愈密,察之愈密则吾心意志虑戞刮磨砺而愈精,则天下之理至于吾前者其毫厘渺忽之不齐,则吾必有以辨之矣。”朱熹认为读书为学必须做到眼、口、心合一,全身心投入,才能有所得,“大抵观书先须熟读,使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口,继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于吾之心,然后可以有得尔。至于文义有疑,众说纷错,则亦虚心静虑,勿遽取舍于其间。先使一说自为一说,而随其意之所之以验其通塞,则其尤无义理者,不待观于他说而先自屈矣。复以众说互相诘难,而求其理之所安,以考其是非,则其似是而非者,亦将夺于公论而无以立矣。大率徐行却立处静观,动如攻坚木,先其易者而后其节目;如解乱绳,有所未通则姑置而复徐理之。此观书之法也。”最后一定要抖擞精神、痛切恳恻地下功夫,“使饥忘食,渴忘饮,方得。学者最怕因循,悠悠于学者最有病。为学要刚毅果决,悠悠不济事。且如发愤忘食、乐以忘忧是甚么精神,甚么骨筋!今之学者全不曾发愤。直要抖擞精神,莫要昏钝。如救火治病然,岂可悠悠岁月。为学正如撑上水船,一篙不可放缓。”[10]4-9只有这样,才能在学问上有所成就。

  朱熹为学的这些方法论,不正是清代徽州戴震等开创的“朴学”为学的基本路径和方法吗?因此我们可以说,清代徽州“朴学”的形成与发展,不仅仅只是继承了朱子学的“义理”原则,而且在方法论上,也在许多地方继承了朱子学为学的基本方法。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朱子学是清代徽州“朴学”方法论的重要渊源之一。

  我们今天在讨论“徽学”的时候,徽学的学术文化内涵无疑是我们所要关注的主要内容之一。我们从“徽学”这一地域学的学术概念来考察朱熹于朱子学对于徽学形成与发展的重要贡献,这对于推进“徽学”的研究深度和广度,以及地域学、区域学概念的形成历程,应该不无益处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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