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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治”思想的内涵、功能及其实现途径

时间:2019-12-05 10:10作者:冀君姣
本文导读:这是一篇关于“礼治”思想的内涵、功能及其实现途径的文章,儒家思想要在当代政治文化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需要从现代政治价值的角度,经过重新解读、筛选和发展。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文化发展呈现出更为开放、更为多元化的局面。

  摘    要: 中国自古被誉为礼仪之邦,传统儒家思想更是将“礼”奉为圭臬。“礼治”是儒家思想中的精髓,虽然其中亦有繁文缛节、等级观念等消极因素束缚甚至阻碍了社会进步,但瑕不掩瑜,其中精华仍可为今天所发掘和借鉴。把握礼治在当代社会中的积极功能、助力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建设的实现路径、参与当代政治文化建设的启示与检省等几个方面,有助于探索礼治思想的基本精神及当代价值。

  关键词: 礼治; 基本精神:当代价值;

  儒家思想要在当代政治文化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需要从现代政治价值的角度,经过重新解读、筛选和发展。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文化发展呈现出更为开放、更为多元化的局面。当海量信息与多元文化共荣成为人们生活的新常态时,不少人开始将目光回溯到传统文化中寻根溯源,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传统政治文化日渐为大众所关注。在政治层面,党和政府以政策方针形式大力提倡。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出台《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第一次以中央文件形式专题阐述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在社会层面,立足传统文化的社会团体、民间组织相继涌现,如北京“东篱书院”、天津“拓思轩实训国学”等。传统文化在教育中的比重也有较大提高。在学术领域,儒家思想也是政治文化研究中的热门领域。

  儒家思想中的核心“礼”,最大的意义和价值就在于维持社会的和谐稳定,因而为统治者所利用。儒家主张的“为国以礼”[1]184,是中国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统治者们奉行的治理国家的指导思想,这样的政治实践可以称为“礼治”。作为儒家政治思想中核心概念之一的“礼治”,在当代政治文化中是否具有积极功能,如何才能汲取其中合理成分,助力当代中国政治发展,让古老的智慧为新时代的发展增添活力,是我们应当去探索和梳理的问题。

  一、“礼治”思想的基本精神及其在当代政治文化建设中的功能

  (一)“礼治”思想的基本精神

  “礼”是儒家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也是对人的品行及国家制度优劣的评价标准。孔子看到季氏用“八佾舞于庭”[1]25(“八佾”即六十四人,是周天子专用的祭祀乐舞,季氏是鲁国大夫,卿大夫只能用“四佾”),便忿恨至极,说“是可忍,孰不可忍也”[1]25。可见,在古代,“无礼”是对一个人道德品行最极端最贬低的评价。《说文解字》中对“礼”的释义是:“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礼”最初是祭祀鬼神,求得幸福的仪式,之后又囊括了很多不成文的习俗和传统,后来才在此基础上上升为社会行为规范,有了具体条文规定。早期的礼有着十分广泛的内容,除了个人层面的冠礼及笄礼、婚丧嫁娶,社会层面的习俗、道德、行为规范、社会关系外,还包括国家治理中的经济政治制度,甚至包括了刑罚、辩讼、治军等与“法”息息相关的治理手段“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是以恭敬撙节退让以明礼。”[2]3。孔子更是主张“礼”应该是人们的一切言行应该尊奉的标准,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1]185。
 

“礼治”思想的内涵、功能及其实现途径
 

  可见,礼是中国古代社会生活中各种行为规范、社会习俗的总和。“礼”无所不包,“礼治”是以“礼”为基础而形成的治国思想,以礼治国的含义就是用规范治理国家,约束臣民。

  (二)“礼治”的合理因素

  “礼治”的现代学术意义及价值在于:它在法律制度之外的领域提出了一系列社会行为规范,并通过这些规范来约束人们的行为,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从而推己及人,营造良好的人际关系,进而推广到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礼治从正面入手,着眼长远,让积极的观念、态度在人的思想深处生根发芽。如果能够将其引入社会治理,将对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和提高全体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发挥重要作用,对于当今社会治理也有积极的借鉴意义。就礼治思想的合理因素而言,不仅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更是中国古人为世界贡献出的关于社会治理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三)“礼治”在现代社会政治文化发展中的积极功能

  不可回避的是,封建社会的“礼治”核心是“尊尊亲亲贤贤”,主要功能是“别贵贱,序尊卑”,封建等级观念浓厚,而且将治理目标过份寄希望于明君贤臣,即所谓贤人政治,有重人轻法的倾向,这是今天必须加以扬弃的。但也不应将其粗暴地划归“人治”而予以摒弃。“人治”作为几千年来封建文化的残余,至今仍造成许多社会问题,有法不依、以权谋私等现象仍然存在,这些不良风气需要靠法制建设来纠正。但不难分辨,这种消极的“人治”残余与“为国以礼”之间还是有本质区别的。

  提高社会的文明程度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应有之义,社会文明程度与政治文化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传统的礼治思想可以从两个方面发挥积极功能:一是建设性功能。即以人们的思想认同为基础,建立一整套行为规范和道德观念加强社会成员的凝聚力,促进国家团结和发展。二是批判性功能。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价值多元化趋势不可抑制,这种条件下,“礼治”所包含的道德教化的观念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人们对于个人主义、拜金主义等社会弊病进行反思,从而遏制不良倾向。

  二、“礼治”发挥其积极功能的实现途径

  实现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需要优良政治文化的引导,礼治思想作为传统政治文化的重要部分,应积极参与社会主义政治价值体系建构,推动社会组织发展和努力实现治理转型。

  (一)“礼治”应该积极参与社会主义政治价值体系建构,发挥其助益性的思想功能

  “纵观政治价值体系的结构,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即政治价值信念、政治价值理念和政治价值规范。政治价值信念为整个政治价值体系和政治体制提供合法性和应然性支撑,政治价值理念是其逻辑化、理论化和系统化的表现。”[3]49

  在这三个层次中,政治价值信念和政治价值理念较为核心,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体地位,而在外层的政治价值规范方面,“礼治”思想可以发挥其助益性的思想功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设计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而这三个层面均可在“礼治”思想中找到支撑点,且恰恰与“礼治”所倡导的推己及人社会规范殊途同归。在公民基本道德规范中,“礼治”思想更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参与社会主义政治价值体系建构,是“礼治”思想助力政治文化建设的最有效的途径。

  (二)“礼治”思想应加强与现代学科、主流政治思想的融合,转变理论形态

  政治文化的建设需要有民族特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建设更是要突出“中国特色”。“礼治”思想如果能够加强与主流政治文化的融合,就能够助力于构建具有中国本土色彩的政治文化学术话语体系,助力于中国特色政治文化建设。目前,吕振羽等学者已经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立场去研究儒家思想,让传统儒家思想经过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与改造从而契合国情与时代的需要,这既是对传统文化的创新与继承,更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发展,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推进与助力。

  (三)“礼治”思想应积极发挥对于文明社会构建的指导作用

  礼治是从个体修养入手来促进社会良性发展的,从个人,推广到社会、国家,实现群体乃至社会的和谐。在个体修养问题上,提倡以道德规范、社会准则约束于个人。“君子”是孔子树立的道德楷模,“君子”应该具备“仁”、“义”、“礼”、“智”、“信”等基本人格要求。人们要自爱自律,不能任意妄为,要顺应社会及历史发展的规律。在个体与社会群体的关系上,“礼治”思想倡导“仁者爱人”[4]163,“已所不欲,勿施于人”[1]194,人与人之间应相互尊重爱护。这就要求人们社会生活中做到君臣有义、父子有亲、夫妇有爱、兄弟有悌、朋友有信,每种社会关系中都有礼可依,促进人际关系的和谐,如此推广开来,个人遵礼守法,家庭和美安乐,整个国家就会安定有序。这些对于当今文明城市、文明社会的构建有很好的借鉴指导意义。事实上,不少城市在文明城市的创建过程中,都或多或少地借鉴了传统“礼治”思想中的理念。

  三、“礼治”参与当代政治文化建设的启示与检省

  (一)礼、法互补

  无论礼治还是法治,都是用规范来进行社会治理的方式。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曾讲到,“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与法的区别只是在于维持规范的力量。”[5]41法律是靠国家权力来推行,而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传统”之所以被传承下来,是因为它是社会发展过程中所积累的经验。这种经验能够使人们在彼此妥协合作的条件下采取有效的方法获得资源,满足各自的生活需要。礼治可以通过道德教化的方式使人们自觉遵守行为规范,从而在教化中养成人人敬畏之感,使人主动“服礼”,防患于未然,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因此,在中国传统的“乡土社会”中,“礼治”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

  而在一个变迁很快的社会,秩序不能单纯依靠传统去维持的时候,就需要“公约”,即“要保证大家在规定的办法下合作应对共同问题,就得有个力量来控(下转第73页)(上接第70页)制个人”[5]43,也就是所谓的“法治。”如秦代那样只依靠严刑峻法则不能长治久安。礼治与法治相结合,各自取长补短,既加强现代法制建设,又借鉴传统礼治思想的思路和基本精神,提炼其合理因素,才能够更好实现社会秩序与风气的改善。

  (二)德、礼并重

  “礼治”有道德教化的成分,却又不等同于道德教化。道德是由社会舆论所维持的,而“礼”是经由教化过程而成为主动遵从的传统的习惯,也就是实现道德教化的规范体系。因此,公众普遍认可的道德标准是施行“礼治”的前提。

  先树立社会公德的标准和仪式,才能有“守礼”的依据。事实上,社会上的各种文明公约、行为准则等规范,都是在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公民基本道德规范等道德标准的前提下提出的。先要有使人认同的道德价值,才能更好发挥礼治的积极功能。

  (三)摒弃“礼治”思想中非理性成分。

  传统文化具有不可抛弃和抹杀的生命力。对于“礼治”思想,一方面我们要肯定其积极作用,但是同时也要注意到其中的非理性成分。要以我国当前社会政治实践为依据,在尊重传统政治文化合理因素的基础上接纳现代政治理念。需要明确的是,无论是“礼治”还是“仁政”等儒家文化的概念都无法再担纲现代政治价值体系主体的重任,在当代中国政治文化中只是充当一种助益性的力量。所以,若要“礼治”思想发挥建设性作用,还需要进一步去粗取精。对于“礼治”,在私人领域更好发挥其教化作用,使人服膺,提高主动性。在公共领域提供另一种维持秩序的思路,弥补法治的遗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6]313。要让儒家“礼治”思想和其它优秀的文化资源一道,助力于公民思想道德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的提升,让传统儒家“礼治”思想接受现代政治价值的规训,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尊重社会秩序传统和政治文化传统,从实事求是的态度出发,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让传统文化焕发出活力,有助于当代政治的稳定与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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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孙阳阳.当代中国政治发展视域下儒学的功能及其实现路径[J].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17,(02).
  [4] 孟子[M].北京:中华书局,2017.
  [5]费孝通.乡土中国[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6]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7]张三萍,汪书路.吕振羽的马克思主义儒学观[J].甘肃社会科学,2018,(06).
  [8]张仁善.礼·法·社会——清代法律转型与社会变迁[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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