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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继光的心学渊源与心学思想探析

时间:2019-11-23 09:55作者:朱美娣
本文导读:这是一篇关于戚继光的心学渊源与心学思想探析的文章,戚继光赴浙抗倭,始投于钱德洪门下,细究心学,并于戎马倥偬之际向王畿问学。在各方熏染下,他笃信“良知”说,论学以“治心”为要,在方法上,反对当时盛行的空虚之法,坚持以“诚意”为工夫,从而有较深心学造诣。

  摘    要: 戚继光赴浙抗倭,始投于钱德洪门下,细究心学,并于戎马倥偬之际向王畿问学。在各方熏染下,他笃信“良知”说,论学以“治心”为要,在方法上,反对当时盛行的空虚之法,坚持以“诚意”为工夫,从而有较深心学造诣。同时,创造性地将心学思想运用于治军上,提出“治心”“练气”之说,主张将士以忠义之心相感召,同心戮力,尽分安民。

  关键词: 戚继光; 阳明心学; 治心;

  Abstract: During Qi Jiguang's fight against Japanese pirates in Zhejiang, he first studied mind philosophy from Qian Dehong and also studied from Wang Ji in his spare tim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different people, he turned to “conscience”, saying that “Heart Governance” is the main point of the study. In terms of methods, he opposed the emptiness that prevailed at that time, insisting on “sincerity”. At the same time, he also creatively applied Philosophy of Mind to the military, advocating that the soldiers would be inspired by the heart of loyalty. They would work together to make the best of the people.

  Keyword: Qi Jiguang; Yangming's philosophy of mind; heart governance;

  一代名将戚继光南平浙闽,北镇蓟门,战功赫赫。就其思想根源而言,得力于阳明心学不少。其子嗣所为《戚少保年谱耆编》说他“私淑阳明,大阐良知,胸中澄彻如冰壶秋月,坐镇雅俗有儒者气象”,[1]2最早揭示戚继光深受阳明心学影响的事实。后世论者也多论及阳明心学对其治军思想的影响,“戚继光身处王守仁思想广泛影响的大背景下,终生服膺阳明心学,由‘良知’发展出‘正心之术’,并应用到将帅的培养当中,把端正思想作为做将帅的根本”;[2]59“戚继光的思想受‘心学’影响颇深,但对于‘心学’引发的时弊也有批评,他的主张虽然没有理学上的理论创新,但其将儒家的道德修养学说和军事学说结合起来,应用到军事实践中,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儒家经世致用的主张”。[3]154戚继光深受阳明心学影响已然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然其具体由何途径接触阳明心学?其心学造诣究竟如何?如何将心学应用于治军中?则尚无专论。本文拟据相关文献资料对此问题作初步的探究。

  一、戚继光的心学渊源

  戚继光生于嘉靖七年(1528),是年为王阳明卒之前一年,不及见阳明。然他生活的前期——嘉靖时期,正是阳明弟子激扬心学的重要时期。戚继光不仅身处此心学思潮之中,受其影响,而且与阳明高第王畿、钱德洪有直接渊源。

  (一)为钱德洪门下士

  王畿、钱德洪虽入阳明之门稍晚,但亲炙最久,所得良多。阳明将他们作为新入门弟子的“教授师”,1在阳明心学的传播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戚继光也是通过他们对阳明心学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王畿《刑部陕西司员外郎特诏进阶朝列大夫致仕绪山钱君行状》中言及戚继光与钱德洪之间的关系:
 

戚继光的心学渊源与心学思想探析
 

  君善识人,大司马胡梅林方尹姚,君曰:“必为当今明将。”劝其读先师《奏疏》、《公移》。乙卯,倭奴焚掠乡居,君作《团练乡兵议》,以赞成之。首荐门下士,今都督戚继光、总兵梁守愚,卒赖其力,以成大功。梅林谢君日:“始疑公儒门,不闲将略。乃知善将将也。”[4]590

  “绪山”是钱德洪的号,“梅林”乃胡宗宪的号。乙卯为嘉靖三十四年(1555),倭寇之祸于此年波及到钱德洪的家乡余姚。《嘉靖东南平倭通录》记载,此年“倭二百余人,自乐清岐头登岸,流劫黄岩、仙居、宁海等处,所过焚戮,官兵莫能御。至枫树岭,慈溪领兵主簿毕清见杀。贼遂至余姚,由上虞渡曹渡江(笔者按:‘曹渡江’讹误,当作‘曹娥江’),犯会稽”。[5]26在此关键时刻,钱德洪提议练乡兵自卫,并把门下士戚继光、梁守愚推荐给时任浙江巡按监察御史的胡宗宪。胡宗宪是阳明另一高第欧阳德的弟子,和钱德洪关系密切。

  然钱德洪推荐戚继光之事《戚少保年谱耆编》却失载。考《年谱》,戚继光于嘉靖三十四年七月,从山东调任浙江都司佥书,第二年秋七月,即嘉靖三十五年七月,升任分守宁、绍、台地方参将:

  初,家严佥书浙藩,励精宣勤,督造有法。会倭寇桐乡,从总督出御,赞画多方,寇随引去。适朝议以定海迩。夷岛重地也,宜添设将官;参将重任也,又宜简择良将。制府胡公宗宪目家严而心多之,录名以请,遂得旨任新命焉。[1]17

  在倭寇蔓延,简择良将之时,戚继光被提拔,一方面固然是由于戚继光的才干。早在嘉靖二十九年(1550),23岁的戚继光入京参加武科会试,正遇上俺答入侵,戚继光就表现出了杰出的军事才能。《年谱》记载:“京师戒严,诏简材官戍城守,入试者亦选登陴。家严乃总旗牌,督防九门,复条陈御虏方略十余事,悉胜算也。部当其议,以国士闻,随奏命刊播中外,使将士习法,用之退寇,若持左券,遂纪录将才云。”[1]12

  另一方面,也与钱德洪的举荐不无关系。因为钱德洪于胡宗宪为师辈,当时在浙江一带宣讲心学,德高望重,在地方乡绅中颇具影响力。这一点,可以从《年谱》记载的另一件事来印证。戚继光与倭寇交战的两年中,发觉官兵孱弱,没有战斗力;而客兵2虽有战斗力,但桀骜不驯,难以依赖。因此于两年之后,即嘉靖三十六年(1557)向胡宗宪提出训练土兵之建议:

  家严目睹其弊,遂条上《练兵议》,请练越人以从事。质诸左右,左右蹙额阻之;询及寮寀,寮寀哄堂笑之。皆曰:“御倭事自有督抚主持,且从来未闻倭可杀者。须待其饱载归,浮海击之,庶可获功赎罪,而渔利复不赀也。”家严喟然叹曰:“凡司三军之上者,必曰练兵。夫此‘练’字,即练丝者,将生练熟,以‘织彩’之谓也。巧匠能练无知觉之生丝使之熟,而将官乃不能练有知觉之民使之战,不亦愧于工匠乎?况倭非大创尽歼,终不能杜其再至。”乃排群议而上之。制府胡公览而掷之于地,曰:“浙人可练,我自为之,岂俟汝耶?”少顷,令吏取而复读之,曰:“此举或闻诸乡士夫,我如不允,必归咎也,姑勉从之。”[1]18-19

  从此条记载我们看到,胡宗宪对练土兵本来是持反对意见的,后转而同意,关键在于“此举或闻诸乡士夫”,所谓“闻诸乡士夫”,当指王畿所记载的钱德洪《团练乡兵议》之事。由此可见,钱德洪举荐戚继光,当属实情。戚继光训练土兵的提议,当是受钱德洪之启发。

  那么,戚继光与钱德洪之间,具体是什么关系呢?因为明人所用“门下士”一词,所指颇为宽泛。大体说来,主要有三个层面。其一,科举方面考官与考生的关系;其二,官府层面上下级之间、或先达提携晚辈的关系;其三,学术思想层面老师与弟子之间的关系。钱德洪生于弘治九年(1496),仅嘉靖十三年(1534),聘主广东乡试;嘉靖十七年(1538)左右,任国子监监丞。[4]584-593戚继光生于嘉靖七年,嘉靖十九年(1540),13岁时始在故乡山东从儒士梁玠读书。嘉靖二十三年(1544),17岁袭父职任登州卫指挥佥事,[1]1-41二人没有科考、官府层面的交叉,所以,王畿所谓的“门下士”,主要指学术思想层面的关系,即戚继光跟从钱德洪研讨心学。

  戚继光是何时结交钱德洪的呢?考诸履历,戚继光17岁袭父职任登州卫指挥佥事,到28岁任职浙江,一直在故乡山东任职。这期间只有嘉靖二十七年(1548)至嘉靖三十二年(1553),到蓟门轮值防边,春去秋回;嘉靖二十九年进京参加武科会试,才在京城。[1]1-41而钱德洪嘉靖二十二年(1543)因郭勋事出狱后,一直在故乡绍兴一带讲学,二人相遇可能性不大。所以最有可能的是戚继光调任浙江之后,他因素喜阳明心学,故而特地拜访钱德洪,讨教心学。钱德洪也很赏识戚继光,故收为门下士,后来举荐给胡宗宪。

  (二)与王畿的交往

  戚继光不仅为钱德洪门下士,还与王畿有书信来往。王畿集中保存有《与戚南塘》一书,全文如下:

  春初,闻丈少挫,方以为虑,近接手报,复得大捷,余寇多驱入广,境内渐安。诚与才合,谋与勇济,以全生为主脑,以除残去暴为权法,持之久远,不要目前近利,古所谓儒将者,非耶?

  兵革百万之中,不忘论学,从一念上讨生死,可谓知所用力矣。䌷绎《止止堂集》,尤见造悟真切,微言隐义,尽有所发。但中间尚有承袭旧见、未超脱处。

  《大学》首章,乃孔门传述古圣教人一大规矩,明德、亲民、止至善是大纲领,后儒以“亲”作“新”,以致知为推极知识,以格物为穷致物理,失却古圣一体立教宗旨。吾丈集中所示经解,千里毫厘,正在于此,不可以不辨也。今附《解义》一册,细加参详,更当有豁然处。

  古人以静为学,公余,尤望时时静坐,窥见本来面目,把柄在手,天下事皆迎刃而解,蜂午不足理矣![4]303

  “南塘”为戚继光的号,据此信内容来看,当为戚继光向王畿寄送自己的《止止堂集》以求教。3王畿认为戚继光所作《〈大学〉经解》所持“新民”之说,仍然泥于程朱理学“明德”以“新民”之说,需要进一步体悟,故而附送自己作的《〈大学〉解义》以供参考。因为阳明心学认为《大学》“亲民”原文本来无误,“明德”即是“亲民”,二者是互为体用,是二而一的关系,并非朱熹所解释的先“明德”而后“新民”。4二者虽一字之差,却是阳明心学与程朱理学修德成圣取径差异所在,故王畿特地提出来,以求对戚继光有所助益。

  这封信具体作于何时呢?王畿信中言“余寇多驱入广,境内渐安”,显然属于在浙江抗倭之时。考诸相关史实,浙江从嘉靖三十四年倭患日益严重,到嘉靖四十年(1561)彻底肃清,其间有两次“境内渐安”之时。第一次是嘉靖三十八年(1559),据《年谱》,此年经过桃渚之战、海门之战,才把倭寇逐出浙境,“两浙始称宁谧”;[1]30第二次是嘉靖四十年,《明史·戚继光传》载:“四十年,倭大掠桃渚、圻头。继光急趋宁海,扼桃渚,败之龙山,追至雁门岭。贼遁去,乘虚袭台州。继光手歼其魁,蹙余贼瓜陵江尽死。而圻头倭复趋台州,继光邀击之仙居,道无脱者。先后九战皆捷,俘馘一千有奇,焚溺死者无算。总兵官卢镗、参将牛天锡又破贼宁波、温州。浙东平。”[6]5611这次是彻底平定。据此,则此信的写作时间当在嘉靖三十八年或嘉靖四十年。此信开首言“春初,闻丈少挫”,则此年春,应该有战事。考《年谱》,嘉靖四十年(1561)春,戚继光正在训练义乌新兵,并无战事。而嘉靖三十八年(1559),“春三月,岛夷入犯金墩,部兵追战于松浦,再战于监溪,两讨平之”,[1]23此年夏五月才结束战斗。故王畿此信当写于嘉靖三十八年五月左右。

  综上,戚继光赴浙抗倭,始投于钱德洪门下,细究心学。并于戎马倥偬之际向王畿问学。显然,戚继光对阳明心学是相当服膺的,且对心学思想的学习也颇为用力。那么,戚继光的心学造诣究竟如何呢?

  二、戚继光的心学思想

  戚继光不仅用心研讨阳明心学,且身体力行,用它来指导、提升自己的生命质量。他自言所得曰:

  予本无良,然中年以后,颇知于切实处用力。工夫既久,渐觉往日之事,百孔千疮,非出血气,即属孟浪。自觉二十岁上下,务索做好官,猛于进取,而他利害劳顿皆不屑计也。廿六七以后,责任既重,惟以颠覆是惧,犹谓人之利钝,皆出巧谋,岂有定命。三十以来,经履盘错之多,视拙者之安,巧者之失,始翻然醒悟,识见渐定。举一切身命利钝外至之累,免为吾扰,而志在求为好人品矣。[7]244

  戚继光生于嘉靖七年,二十岁左右为嘉靖二十七年;二十六七为嘉靖三十三年(1554);三十岁为嘉靖三十七年(1558)。据其所言,则人生境界的根本性转变在嘉靖三十七年以后,其原因在于心学为学工夫日深,气质变化明显。前已述及,他入钱氏之门在嘉靖三十四年,时间上正好吻合。概而言之,戚继光的心学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大的方面。

  首先,笃信“良知”,论学以“治心”为要。

  王阳明拈出“良知”为论学宗旨,影响深远。戚继光崇信良知说,他强调:“只一良知,便可径到圣贤地位,便可日日见尧舜。”[7]259

  在戚继光看来,“良知”是天命之善性。他解《大学》“明德”一词曰:“夫明德,我之所得乎天者也。”[7]239此处的“明德”,意同“良知”。人的这种“良知”是不依赖后天闻见的。他在《王烈妇墓表》中说:“夫妻道、臣道,一而已矣。女德符于人伦,天降之良也。又何事夫闻见学问哉?”[7]132仅这种立场,就彰显出他思想中不同于朱学的王学标记。

  但是,人的“良知”又易于为各种社会习气所遮蔽,王阳明强调“致良知”之功。戚继光也十分重视这一点,他题新河“忠一堂”曰:“凡我同侪,荷国恩于兹二百余年,受娠之初,此身即为国家之身。但壮年以来,为货财、色欲、口体、势利所夺,如是爱乐恶苦、贪生畏死,有所顾惜,则良知遂泯。忠矣且不能,况能一耶?”[7]245因而,为学需要下“致良知”之功。他指出:“近世人轻易看书,辞日繁,道益晦,只是欠‘身体力行’四字耳。”[7]258

  “身体力行”四字可谓揭示了王阳明“致良知”的精髓。戚继光不仅理论上如此认识,也真正做到“身体力行”。这一点,只需要看看他的《止止堂集》中他与人交往、行军打仗的诗文,就明白并非虚言。

  其次,反对空虚,主张“治心”以“诚意”为工。

  戚继光生活的嘉、万时期,正是阳明心学争论纷纭、流弊渐生之时,仅浙中王门就有王畿、钱德洪两个派系。王畿、钱德洪虽并称王门高第,但二人的见解却存在较大分歧。大体说来,钱德洪主张在事上磨练,而王畿则主张直信本心,其差别相当于禅宗“渐悟”“顿悟”之差异。戚继光对当时心学流弊有明确批判:“学道者以渐进为愚,以顿悟为贤。天下之人皆欲求顿悟,耻从渐进,而不思吾人生禀中人之材多,上智之材少,只要一步便到圣贤地位,却将下学工夫不肯讨论。”[7]25戚继光明确反对“直信本心”之说,主张以“诚意”为工夫,在事上磨练。

  戚继光在《大学经解》中说:“意至此而后谓之至诚。真知善为天命所付之本然,故能好之如好好色;真知恶为物欲所生之邪秽,故能恶之如恶恶臭。察识到天命源头去处,故意可得而实,而意之所发,皆明德矣。”[7]24结合“明德”来阐发“诚意”,与阳明“《大学》之要,诚意而已矣”观点相同。[8]242因此,“治心”的关键就在于“诚意”,他指出:

  天地之久,日月之明,诚而已矣。居深而服远,以一而听万,奸诈巧伪,纷沓不一之情,而卒莫逃吾轨域,终归于化者,亦诚而已矣。[7]244

  显然,在戚继光看来,“诚”不仅是天地、日月运行的特质,也是化成天下的工夫。其实也就是上述“可得而实,而意之所发,皆明德矣”之意。

  因此,“治心”的关键在于在日常事务中磨练,以“诚”对待一切事物。他强调:

  无一事不为善,无一语不为善,无一时不思善,积久则能动天地,行鬼神。为恶之人,无一事、一语、一时不为恶,积久亦能动天地,行鬼神。但善者降之百祥,恶者降之百殃耳。吾人学道治身,可不由丝铢积累乎?自厌自足者,不足以语此。[7]252

  这里特别强调“丝铢积累”对“治心”的重要性,与钱德洪的主张正相同。钱德洪言:“盖心无体,心之上不可以言功也。应感起物而好恶形焉,于是乎有精察克治之功。诚意之功极,则体自寂而应自顺,初学以至成德,彻始彻终无二功也。”[9]123由此明显可看出戚继光对钱德洪学说的继承。

  黄宗羲评王畿、钱德洪曰:“龙溪悬崖撒手,非师门宗旨所可系缚,先生则把缆放船,虽无大得亦无大失耳。”[10]226应该说,戚继光对“诚意”之工的坚持,很好地避免了阳明后学走向空虚之流弊,正彰显了戚继光心学造诣之醇正。

  第三,复其本性,心治即为圣人。

  朱学与王学本质上都是希圣之学,成圣是为学的最终目标。然而在对圣人本质的看法上,王阳明与朱熹却存在着较大分歧。朱熹认为圣人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人。而王阳明则认为圣人的特质不在博学多能,仅是其心纯乎天理而已。因此,王学主张,只要心纯乎天理,即为圣人。戚继光也持此看法,他说:

  “凡人皆可为圣贤。”圣贤之道,不外于匹夫匹妇之性,飞潜动植之理。但凡人偶能勉强,或可以一事为圣贤,而不能事事为圣贤。或可以一时为圣贤,而不能时时为圣贤。又皆不自返照腔子里面,便谓圣贤高速难学,自弃多矣,可胜叹哉![7]252

  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圣贤之性同乎匹夫匹妇之性;其二,只要返其本性,即可为圣贤。这正是阳明心学最振聋发聩之处,因为在心学里,不被世俗观念污染的童心之真恰恰是心学人士所极力追求的。戚继光正是继承了这种新的圣人观念,坚持凡人皆可为圣贤。

  但人心往往为后天声色、功名、利禄之类欲望所遮蔽,并不就是圣贤,仍需加以成圣之功。戚继光提出:“人性之所有者,吾复之;人情之所欲者,吾反之。众人困于声色货利,而吾独不为困焉,便出众人一头地,就是陆行神仙,见世活佛,便是众人中圣人,又何须讲异端而求他歧哉?”[7]249此语简单直接,把王阳明“尔身各各自天真,不用求人更问人”之意说得更加透彻明白。[8]790

  三、戚继光心学思想在军事中的表现

  戚继光不仅战功卓着,所向披靡,而且着有《练兵实纪》《纪效新书》等专着,谈论治兵方法及策略,向来为人看重。5但这些兵书与《孙子兵法》《六韬》等古代着名兵书有很大区别。这个区别就是,作为一个军事家,戚继光最看重的并非前人讲的排兵布阵、精练武艺等,而是注重“治心”“练气”。因为在戚继光看来,排兵布阵等事都是治兵之粗者,而“治心”“练气”才是治兵之精者。这正是戚继光的独得之秘。他提出:“心为主将,气为士卒,治心则得良将,治气则得猛卒,理相须也。”[7]263这种思想,正是得力于阳明心学,兹就其大者,略论数端。

  首先,主将以“治心”为要。一般而言,将帅带兵,多追求精兵猛将,坚船利炮,而戚继光则把治心放在首位。他所谓的“治心”,主要是治主将之心。他所说的主将,并非大将之谓,而是指裨将、队长、哨长等有带兵作战之责者。[11]230他说:“将之于兵,殆人身之有心乎?心附于胸,而运虚灵之理,酬酢万变,殆将附于法,而本虚灵之运,指挥三军者也。心蔽于物,将蔽于心,一而己矣。”[11]205

  在戚继光看来,军中主将与士兵是一体的,就如人的心与身之关系。人心是身的主宰,主将就是军队的主宰,一切军事活动,都取决于主将,因此,主将就是军队的灵明,其言动静默、所求所欲就至关重要。

  戚继光主张为将要先治“心寇”,所谓“心寇”,主要指“积金帛,广田宅,侈功名,保首领,与时迁移”等种种物欲、功名欲。[7]245这些欲望潜藏在内心深处,往往会左右主将的爱憎、决策等,从而导致败绩,或牺牲无辜者之性命。他这种对“心寇”的重视,正与王阳明“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的主张一脉相承。[8]168那么,如何治“心寇”呢?

  戚继光提出:“首教以立身行己,扞其外诱,明其忠义,足以塞于天地之间,而声色、货利为人害者,悉去之。”[12]365-366其具体做法是先读《孝经》《忠经》《论语》《孟子》《武经七书》;然后读《春秋》《左传》《资治通鉴》;最后读《大学》《中庸》,并在行军中逐渐磨练。总体说来,就是以理学治心之法治主将之心,复其天理,灭其人欲。他明言,这样循序渐进的目的在于使主将“知心性之源。源洁流清,如见鸢鱼”。[12]367若能如此进阶,就可做到“善将心者,以意为偏裨,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戒慎恐惧,防乎其防”的最终目标。[7]263-264

  按此方法,主将若能除去心寇,在行军打仗之际,就可“于怒、于恶、于欲处发得中节,故不妄杀,不掳掠,不计功,不掩罪,不惕于利害,不挠于死生,皆出自然矣”,[7]264也就能做到“尽分以为心,安民以为志,庶功名、富贵、是非、毁誉,不足以累”。[7]265

  戚继光不仅在理论上这样主张,实际也如此践履。嘉靖四十年取得长沙之捷后,忽听闻倭寇抢掠百姓上千人藏于舟中,戚继光即发誓:“不愿俘馘,惟祈天救此男女,即收兵。”[7]258次日,冲入倭寇巢穴救出百姓即收兵,不以斩获多少为念。刚撤退,外出倭寇即从四面八方返回巢穴。戚继光正是不贪功,不求名,才能全身而退。

  其次,练兵以“练气”为首。俗言百万雄兵,在兵士人数众多的情况下,如何“齐强弱为一人,合万人为一心”是治兵面临的主要问题。[12]210戚继光认为就练兵而言,练习武艺、阵法,乃为末技,非知本之论。其本在于“练气”。戚继光释之曰:

  以将对兵言,贵乎练心。以兵对敌言,贵乎练气。气犹泉水也,不能常清常盈,澄之则清,挠之则浊;清而蓄之,浊而澄之。练心也,盈可复汲,清可复挠,一蓄一盈,一清一汲,水不可胜用,而泉永不涸矣。[7]268

  这里戚继光把练气与练心统一起来,所谓练气,其实也就是练心。因为气的根源在心:

  气发于外,根之于心。故出诸心者,为真气;格于物而发者,为客气。练心则气自壮。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养心也。……是心者内气也,气者外心也。故出诸心者为真气,则出于气者为真勇矣。[12]211

  戚继光用孟子的“浩然之气”来解释他说的气,很能揭示练气之内涵。因为孟子所言“浩然之气”,是植根于义理的一种至大至刚之气,是集义所生,而非义袭所生。正与戚继光“真气”“客气”之分相应。因为,“真气”源于人善心之本然,而不是为外界因素所诱发,因而发而为“真勇”。戚继光“用兵能用浩然之气,即是义理之勇,否则血气而已矣”之语正可作为此义的注脚。[7]264

  那么,如何练这种“真气”呢?戚继光曰:“是不外身率之道而已矣。倡忠义之理,每身先之,以诚感诚。”[12]212

  戚继光的方法就是“身率之道”,即主将以身示范之感召。这里有两个层面,第一,主将以身示范;第二,“以诚感诚”。前者就与前述“治心”巧妙结合起来,使治心成为练气的基础;至于后者,前已论及,“诚”正是心学的主要修炼方法,主将忠义之心定能感发兵士的忠义之心。何以见得呢?孟子言人性本善,皆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故而可互相感召。阳明心学的基础正是孟子的“性善论”。戚继光对此理论的应用可谓出神入化。

  这样一来,“练兵”的真义就不在教场,而是蕴含在主将平居言动语默之间。戚继光言:“教场操练,不过鸣金鼓号令,习射打击刺手艺之能。此等事不是在人家房门内、院墙内做得者,故设教场操练之。平时在各歇家,若肯心心在当兵起念,一心以杀贼为计,蓄养锐气,修治军装,讲明法令,通之以情,结之以心,虽静处闾阎亦谓之练,乃真练也。”[12]214主将如此练兵,兵士“虽愚,昕夕得于观感,积渍之久,感于爱,则爱君、爱将而身非所爱;感于义,则不忍后君、后将而先其所私;感于祸福之辨,则患难不足恐而亲上之志坚;感于修短死生之数,则水火存亡不足以夺其心”。[12]215-216如此一来,即可“万人一心,心一而气齐,气齐而万人为一死夫。是吾以一心之万力而敌万力之各心,以一死夫而拒彼万生命”,[12]216当然就会所向披靡,战无不胜。

  可见,戚继光治军思想最特出的地方就在于“治心”,即灭自私自利之“心寇”,以忠义之心相感召,不以财货、功名为念,而以报国、安民为志。阳明言“为学须得个头脑,工夫方有着落”,[8]30“治心”,就是戚继光治军之“头脑”。

  四、结语

  戚继光赴浙抗倭,始投于钱德洪门下,细究心学,并于戎马倥偬之际向王畿问学。在各方熏染下,他笃信“良知”说,论学以“治心”为要,在方法上,反对当时盛行的空虚之法,坚持以“诚意”为工夫,从而有较深心学造诣。并创造性地将心学思想运用于治军上,提出“治心”“练气”之说,主张将士以忠义之心相感召,同心戮力,尽分安民。戚继光历经大小数百战,始终立于不败之地,良有以也。

  参考文献

  [1]戚祚国,汇纂.戚少保年谱耆编[M].北京:中华书局,2003.
  [2] 郭玉江,张建丰.论阳明心学对戚继光武学理论的影响[J].兰台世界,2013,401(15):58-59.
  [3] 朱晓红.理法的交融与和谐——戚继光治军思想刍议[J].军事历史研究,2006(4):153-158.
  [4] 王畿.王畿集[M].吴震,编校整理.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
  [5] 中国历史研究社.倭变事略·嘉靖东南平倭通录[M].上海:上海书店,1985.
  [6] 张廷玉,朱轼,蒋廷锡,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7] 戚继光.止止堂集[M].王熹,校释.北京:中华书局,2001.
  [8] 王守仁.王阳明全集[M].吴光,钱明,董平,等,编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9] 徐爱,钱德洪,董沄.徐爱钱德洪董沄集[M].钱明,编校整理.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
  [10] 黄宗羲.明儒学案[M].北京:中华书局,1985.
  [11] 戚继光.练兵实纪[M].邱心田,校释.北京:中华书局,2001.
  [12] 戚继光.纪效新书[M].范中义,校释.北京:中华书局,2001.

  注释

  1王阳明晚年由于入门弟子众多,不能一一指授,遂仿照释迦牟尼的做法,令其造诣较高的弟子指导新入门者,当时称为“教授师”。
  2客兵,指明代从云贵一带调遣过来的少数民族武装力量,因远调而来,于地方为“客”,故称“客兵”,又称“狼兵”。
  3“止止堂”为戚继光书房名,后其文集取名《止止堂集》。现存的《止止堂集》,前有郭朝宾万历二年(1574)仲冬序,则结集时间当在万历二年左右。但戚继光文集取此名则较早,此时当初步成型,故而寄于王畿,以求有所进益。
  4王阳明《大学问》释“亲民”曰:“明明德者,立其天地万物一体之体也。亲民者,达其天地万物一体之用也。故明明德必在于亲民,而亲民乃所以明其明德也。”(王守仁撰,吴光、钱明等编校:《王阳明全集》卷二十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968页。)
  5关于戚继光的军事思想,可参看朱亚非《练兵与练将--戚继光军事理论再探讨》(《齐鲁文化研究》2002年第1期)、朱晓红《理法的交融与和谐--戚继光治军思想刍议》(《军事历史研究》2006年第4期)、赵国华《戚继光军事思想探论》(《理论学刊》2008年第5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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