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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思想体系中的世界观的形成

时间:2019-11-04 10:58作者:温泉
本文导读:这是一篇关于曾国藩思想体系中的世界观的形成的文章,在悠悠五千载的中国历史长河中,有两个词中国人接触和理解得较晚,一个是“个人”,一个是“世界”。直到鸦片战争爆发,它们才被逐渐发掘与重视。这两个貌似矛盾的词却折射出近代中国变革的开始。

  摘    要: 以世界为观测点,从曾国藩所看到的和感知的“世界”出发,梳理其在筹办洋务、大兴翻译、兴办留学事宜等方面被迫融入“世界”的过程。关注曾国藩在不平等的国家关系中所展开的外交“世界”,管窥其思想中对“世界”的认识与理解。

  关键词: 曾国藩; 思想; 世界;

  Abstract: Taking the globe as the observation point and starting from what ZENG Guofan saw and the "world" he perceived, this paper combs how ZENG Guofan was forced to enter into the "world" by organizing westernization, initiating translation, establishing associations to send students studying abroad. The paper also focuses on ZENG Guofan′s diplomatic ability to face the "world" in unequal state relations, and glimpses ZENG Guofan′s inner thoughts of understanding and comprehension of the "world".

  Keyword: ZENG Guofan; thought; the world;

  在悠悠五千载的中国历史长河中,有两个词中国人接触和理解得较晚,一个是“个人”,一个是“世界”。直到鸦片战争爆发,它们才被逐渐发掘与重视。这两个貌似矛盾的词却折射出近代中国变革的开始。对于“个人”,在此不做赘述。我们今天所认识的世界已是众所周知的常态,而在两个世纪前的中国,人们对于“世界”的认识与体味是艰难的、五味杂陈的。

  第一次鸦片战争对中国造成了与外来势力接触的新边疆,也成了中国对世界想象的新开端。但是,对于当时大部分官员和士大夫而言,这种冲击并不如现在教科书上所渲染的那样大,也未必有普遍且强烈的反应。即使当时的中国人有着某种对于近代世界的地理学意义上的认知,也绝不意味着可以抵消“华夷”或者说“夷夏”观念和“朝贡”体制的历史记忆——这种记忆有一个符合心理学原理的不断自我强化的过程,以及由此所构成的政治文化认同。因为,关于“蛮夷”,时人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认知机制和“心理防御”机制,“天朝上国”的迷梦并非局部的震动可以轻易唤醒。两次鸦片战争后,西方人对中国的军事、经济、文化侵略,一方面给中国民众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另一方面也以前所未有的近距离让国人亲身感受和目睹了“世界”。作为清政府上层的曾国藩更是在华洋杂处中深刻感受着中西对视。

  一、“海国环伺”——初识世界

  中国是以自然经济为主的农业国,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古代文化,农业生产、手工业生产在技术上达到了很高的水平。疆域辽阔,物产丰富,在农业经济的范围内,无求于人,加之亚洲国家在19世纪40年代以前,普遍不发达,近邻小国大多对中华封建帝国保持朝贡关系,没有现代意义的国际交往。然而,这些优点都成了—种历史负担,特别在民族文化心理上,使历代统治者养成了一种虚骄自大的心理,认为中国是天下的中心,自己是“天朝上国”,别人都是“夷狄蛮貊”。明末传教士利玛窦等人来华绘制“舆地全图”,图上的中国不在世界中央,引起官绅大哗。从图上看,中国显得不是很大,官绅们更加不满意,于是,他们断言利玛窦是邪说惑众。清乾隆年间修的《皇朝文献通考》之《四裔考》对世界的描述是:“中土居大地之中,瀛海四环,其缘边滨海而居者,是谓之裔;海外诸国亦谓之裔,裔之为言边也。”鸦片战争以前的亚洲文明,基本上是农业文明,中国农业文明的先进和国力的雄厚,使许多近邻国家与中国保持着臣服的朝贡式依附关系,这又形成了统治阶级的错觉,以为凡与中国通使交往的,都是“输诚向化”,前来朝贡的。
 

曾国藩思想体系中的世界观的形成
 

  中国人真正认识到“世界”,首先从认同地缘政治空间开始。1840年,西方的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为了救亡图存,一些有识之士开始认识到必须了解“天下大势”。这个“大势”,就包括世界地理知识(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尤其是后者)在内。应该说,古代中国人关于国外地理的知识是很少的。林则徐主持编译的《四洲志》、魏源的《海国图志》和徐继畲的《瀛寰志略》等书,是中国人讲述世界地理的开始。在晚清,中国的“世界”概念首先表现为对翻译成地理概念(“西方”)的地缘政治空间的认知或是反抗的行为。无论哪种,都使鸦片战争后出现了研究世界地理兴趣的浪潮。这一时期国人的世界观念是从“陆地”到“海国”空间观念的转变,再到内在世界视野的扩充,初步超越了对于“世界”的纯舆地学概念认知,而逐步上升至文化、政治层面。

  《海国图志》和《瀛寰志略》的问世,使“近来谈海外掌故者,当以徐松龛中丞之《瀛寰志略》、魏默深司马之《海国图志》为嚆矢”[1]22,促使中国人产生“不披海图、海志,不知宇宙之大、南北极上下之浑圆”[2]70的新世界意识,并形成“天地气运,自西北而东南,将中外一家”[2]70-71的新“世界观”。而《海国图志》和《瀛寰志略》在以明晰的地图介绍世界各国及中国在地球上的位置这一地学的知识外,还用“以图说史”的方式介绍各国的历史沿革,并用“左图右史”的着述体例,更感性地介绍各国的历史地理。这种方式及体例能更加明了中国在世界中的位置,进而描写中国置身于其中的世界历史及其走势,探索中国的前途命运。

  对于曾国藩而言,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强烈意识到“世界”的存在以及对于中国的意义。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时,曾国藩30岁,时授翰林院检讨。对于这次战争,曾国藩仅以“五胡乱华”相比较,“天朝上国”的思想仍占其思想的主导地位。因此,曾国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及战争结束后的这段时间里所写下的家书、日记和信函等,涉及外国侵略者的字眼,更多地体现了其本能的痛恨和对前线战败、官吏指挥失措的种种忧虑。曾国藩把这种后果的原因首先归咎于中国败类之助纣为虐,而并未真正明了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必然要对弱小民族进行侵略蚕食,以掠夺这些弱小民族的财富的侵略本质。曾国藩说:“英夷滋扰以来,皆汉奸助之为虐。此辈食毛践土,丧尽天良,不知何日罪恶贯盈,始得聚而歼灭!”[3]21-22于是,一种旧式的暴力碰上了一种强劲的新暴力,并带来了不可回避的逼迫之势。当曾国藩接到中国与英、法、美等三国新订的和约时,“阅之不觉呜咽”[4]105;而他的同僚胡林翼巡视安庆期间驰马江边,却眼见汽船鼓轮西上,“讯如奔马,疾如飘风”,因之而“变色不语,勒马回营,中途呕血,几至坠马”[5]17。曾国藩和胡林翼的悲愤与仓惶正是历史压力下产生的一种改变时代的潜意识。

  曾国藩对于“世界”的认识更多或者更深刻地来自于亲身经历的战争。早在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岁末,曾国藩就在一件奏折中提出“此次款议虽成,中国岂可一日而忘备”[6]618的质疑和提醒。曾国藩领教过“西洋之落地开花炮”的厉害,血肉阅历之后的切肤感受油然而生的首先是一种惧畏,惧畏后则是啃心噬肺之痛,“四更成寐,五更复醒。念夷人纵横中原,无以御之,为之忧悸”[4]212。在“海国环伺”的惧畏与忧悸中,初识“世界”的曾国藩更多地表现出面对西方优势的危机感。

  二、“师夷智以制夷”——融入世界

  对于近代中国而言,从“天下”到“世界”的认识是被动的、屈从的,包含着深重的民族屈辱,但这种认识激起当时的趋新人士弃旧图新、了解新世界、开创新中国的欲望。于是,“睁开眼看世界”成为晚清趋新人士获取新知、了解世界与重构中国的重要方式。这些趋新人士借助“他者”的形象,从域外反观国内,观看“世界”的视野发生了变化,有关世界的新知识成为塑造中国、描述“自我”的动力和愿景。一种新的世界认识或者说全球性的意识在中国渐渐成形,即清政府需要通过一种全球手段站在世界的高度来处理与日俱增的威胁。曾国藩成为继林则徐、魏源之后,再鸣“将来师夷智以造船制炮,尤可期永远之利”[6]618之声的人。

  1.筹办洋务

  曾国藩在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基础上,提出要“师夷智”,比之魏源等又有了认识层面上质的飞跃。最初,曾国藩上奏朝廷要购买外洋船、洋炮,但经历了“阿思本事件”后,认识到自立自强的重要性,故“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将,始而演习,继而试造”[7]603。曾国藩在安庆时就着手大力延揽人才,包括李善兰、华蘅芳、徐寿等当时最为先进的一批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都被其收归门下,中国最早的留美归国人士容闳后来也成为曾国藩的知己,他的很多建议都在曾国藩的支持下得以实施。

  1861年,曾国藩在安庆建立了近代中国第一家兵工厂。1862年,华蘅芳、徐寿试制出中国第一台自主研究的火轮船蒸汽机。曾国藩亲自观看演习后,喜不自禁道:“中饭后,华蘅芳、徐寿所作火轮船之机来此试演。其法以火蒸水,气贯入筒,筒中三窍,闭前二窍,则气入前窍,其机自退,而轮行上弦;闭后二窍,则气入后窍,其机自进,而轮行下弦。火愈大,则气愈盛,机之进退如飞,轮行亦如飞。约试演一时。窃喜洋人之智巧,我中国人亦能为之,彼不能傲我以其所不知矣。”[4]306为扩大规模,改进技术设备,制造出更大、更先进的轮船,曾国藩又派容闳赴美采购“制器之器”,并准备在两湖一带择址设立新厂。1865年,曾国藩和李鸿章在上海创办江南制造总局。1867年,曾国藩又上奏朝廷拨专款设立船厂,专门从事新轮船试制工作,并将江南制造总局迁至上海城南高昌庙并扩建,使之成为当时国内规模最大、技术设备最好的综合性军事工厂。兴办洋务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新的生产力,它的出现势必会带来新的生产关系的改变。

  2.翻译之事

  筹办洋务、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首先要在语言上畅通无阻。近代中国在没有进行科技知识、社会制度等软件升级的条件下就强行开展机器工业的发展,无疑是揠苗助长,而语言障碍更是加深了这种错误。

  曾国藩认为:“翻译之事,系制造之根本。洋人制器出于算学,其中奥妙,皆有图说可寻。特以彼此文义扞格不通,故虽日习其器,究不明夫用器与制器之所以然。”[8]95在曾国藩看来,翻译之事不仅关乎制造业的根本,也关乎对于“世界”的了解与认识,而这种认识则关乎“自强御敌”的实际存在。

  1867年冬,曾国藩采纳着名科学家徐寿的意见,为解决制炮造船——制器之器的困难,附设翻译馆和印书处于江南制造局内,先后聘请徐寿、李善兰、华蘅芳、李凤苞、赵元益、徐建寅及外国人傅兰雅、伟烈亚力、玛高温、金楷理、林乐知等为该馆主要翻译人员。翻译馆自开馆到清朝末年,一共译书200多种,约占全国同期所译之书的一半,所译书籍以化学、数学等方面的居多。翻译馆不仅培养了一批卓有成效的专家,而且奠定了中国近代诸多学科的基础,为中国社会的转型提供了科技智力支持。

  这些译着不仅输入了实用技术,同时也输入了科技知识,在加快西学东传的同时,对近代思想界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无疑会让时人改变原来的世界观。

  3.留学事宜

  1870年,曾国藩办完天津教案回到南京,立即着手选派幼童出国留学事宜。这是古老中国第一次以官方的视角打开看“世界”的双眼,清廷被迫放下“天朝上国”的高傲姿态,向世界学习。1872年,第一批30名少年在容闳的带领下,从上海启程赴美,此举开历史上官方公派留学之先端。到1875年,4年间4批120名幼童赴美留学。曾国藩力图通过西为中用的方式,把中国留学生培植成既通晓西洋技艺,又恪守封建纲常、不忘祖宗典制的封建地主阶级人才。无论主观上曾国藩怎样地为封建阶级考虑,客观上其却为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提供了更为广阔的领域。近代中国第一批着名的科技专家由此诞生:首批铁路工程师詹天佑、罗国瑞、杨昌龄等;首批矿业工程师邝荣光、曾溥等;首批电报专家梁敦彦、牛尚国等。

  曾国藩去世后,留学计划遭到顽固派的阻挠和破坏,清政府于1881年撤回了所有留学生,原定20年的计划中道而辍。古老中国刚刚睁开的遥望世界之眼,又一次被蒙上。

  三、“觅夷罅而图之”——外交中的 “世界”

  两次鸦片战争后,曾国藩驻节东南,身近洋场,在华洋杂处中感受着中西对立。世界格局已经发生了变化,西方日益上升,中国日益下降,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定位不得不随之而变,相应朝贡体系亦须随之调整。“中国即世界”的观念在现实中遭到重创,于是中国不得不后退一步,将“中国即世界”格局变为“中国是国家”格局。晚清之际,中国非复天下,甚至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中国只有转变为民族国家,实现富国强兵,之后方有资格重新进入新的世界格局,参与竞争。

  弱国无外交。如何在备受欺凌的地位与各国斡旋,保持封建社会的基本生存,成了曾国藩在“自强”“持己”之后所不得不面对的问题。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士大夫与西方人打交道主要是通过两种途径:战争与议和。这是没有外交意识的交往,但又是真正的外交意识出现的前导。中国人以扭曲的形式被迫接受着前所未见的“世界”。

  曾国藩曾多次论及与华洋相处之道,一言以蔽之——“推诚”。这是源于中国传统文化和道德的推己及人之道,用周旋于资本主义诸国之间,这似乎有些“洋泾浜”,甚至成为后人指责曾国藩为卖国贼的有力依据。然而,“推诚”政策超越了中国只有朝贡没有外交的传统观念。现在看来,这种“推诚”政策的出现是枪炮推动下的中西交锋必有的阶段,也以一种畸形的历史形态显露了中国近代外交意识的最初萌芽。曾国藩说:“中外交涉,总宜坚守条约,条约所无之事,彼亦未便侵我之利权。”[9]356面对无法挽回的被侵之权,曾国藩唯一能做的只有“坚守”,以维护条约之外的民族权益。

  同治九年(公元1870年),曾国藩经受了一生中最大的精神窘迫,来自“天津教案”的处理。一方面,曾国藩深深了解教案之后凝结的是中国民众反侵略的愤怒,另一方面,作为半殖民地的外交代表,又不得不屈服于列强。曾国藩用自己的双手,在心胆俱裂中将他的名字与这段屈辱的历史牢牢地绑在了一起。现在,我们在剥离了民族情感之后,客观地重审这段历史,还是可以窥见曾国藩对于外交“世界”的独特见解的。

  曾国藩以其敏锐的观察力发现,各国列强并非一块铁板无法撼动,他们之间是有矛盾的,有利益冲突的。因此,曾国藩提出要区别对待各国,使其相互牵制。在“天津教案”中,主要矛盾是清政府与法国,而法国又联合其他国家共同提出无理要求,对中国产生环逼之势,曲清政府就范。曾国藩决定先与俄、英、美单独妥为商办,不与法国牵扯,再各个击破俄、英、美,分化其阵营,用以牵制法国,达到解困的目的。尽管当时的舆论及后世的学者大多因此归咎于曾国藩惧洋媚外,这使曾国藩虽然没有失去性命却失去了比性命更加重要的名节。然凭心而论,曾国藩当时所采取的处理措施是在一个缺乏强大国力做后盾的艰难处境下较好的选择。

  在对待“世界”的态度上,曾国藩固然不同于鸦片战争前后林则徐、魏源等主张对外国侵略者实行坚决抵抗的地主阶级改革派人物,也有别于与他同时或稍后的郭嵩焘、薛福成等主张从根本上学习西方政治的早期改良主义人物,又不同于倭仁之流盲目排外、无视现实、只知抱住封建礼器不放的地主阶级顽固派人物。曾国藩等人倡导并掀起的洋务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和代表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趋势,打开了向西方学习的窗口,使贫穷、落伍的中国看到了自身以外的世界。

  曾国藩没有想到的是,他为加强封建统治所搬来的泰西之物竟成为了加速毁灭封建制度的利器。军工推动了民用工业,官办企业又滋生了民办企业,传统社会内部出现了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及生产关系,这种打开眼界的科学观和自然观迅速改变了世人的社会观及世界观,成为侵蚀几千年封建制度的物质力量和思想力量。这种开放性的措施,为借鉴、汲取西方先进的文化以发展本国的科学技术做出了大胆的探索,并使近代早期部分先进思想家向西方学习的设想付诸实施,同时在客观上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实际上开了中国近代工业的先河。

  曾国藩,一个以扞卫传统起家的卫道者不自觉或被迫地充当了否定传统、开辟新纪元的历史中介,以介绍西方新知识为直接目的,间接或无意识地打破了中国即“天下”的传统认知,逐步改变那种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观念。封闭的中国终于迎来了一个新世界图景和新“自我”形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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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魏源.海国图志[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
  [3] 曾国藩.曾国藩全集:1[M].长沙:岳麓书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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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薛福成.庸盦笔记[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
  [6] 曾国藩.曾国藩全集:2[M].长沙:岳麓书社,2011.
  [7] 曾国藩.曾国藩全集:3[M].长沙:岳麓书社,2011.
  [8] 曾国藩.曾文正公全集:卷27[M].兰州:东方书局,2009.
  [9] 曾国藩.曾文正公全集:卷29[M].李鸿章,校刊.北京:中国书店,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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