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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克和拉图尔对风险理论的研究

时间:2019-06-10 13:25作者:曼切
本文导读:这是一篇关于贝克和拉图尔对风险理论的研究的文章,拉图尔对风险概念的本体化改造, 终结了摇摆于绝对安全和毁灭性灾难两极间的实证主义风险观, 为当下有效处置世界和中国风险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启示, 借用皮尔斯的句式:追随行动者第一, 磋商第二, 概率第三。

  摘    要: 贝克的风险概念是想避开风险理论中长期存在的实在论与社会建构论的两个极端, 跨越事实和价值的二分, 让理论回归于真实的生活世界。但贝克风险概念所实现的仅是方法论上跨越, 这使他在分析风险的来源与讨论解决方案时, 时常摇摆于实在论与社会建构论之间。拉图尔在从本体论层面上彻底否定科学与政治之间二元的先验分离, 使他不仅能追踪出产生风险的行动者网络, 而且为解决风险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启示。

  关键词: 风险; 建构论; 本体论;

  Abstract: Ulrich Beck's notion of Risk is to evade the two extremes of realism and social constructivism which have long existed in the social risk theory and thus to stride across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fact and value, let the theory return to the real living world. However, what Beck's notion of risk achieved is only a methodological leap, which makes him swing between realism and social constructionism when analyzing the origin of risk and discussing solutions. Then Bruno Latour denies thoroughly the dualistic priori separation between science and politics from the ontological perspective, which enables him not only trace the actor network of risk-generating, but also provides important methodological enlightenment for solving the risk problems.

  Keyword: Risk; Constructivism; Ontology;

  在世纪之交, 当代两位着名的思想家、哲学家布鲁诺·拉图尔和以提出风险社会而着称的乌尔里希·贝克走到了一起, 拉图尔后来回忆说:“就在柏林墙倒塌的前夕, 也就是科学技术论早期的研究岁月里, ……我有幸获许和乌尔里希·贝克 (Ulrich Beck) 及其团队一起工作, 我至今仍和他保持着密切联系”。[1]然而, 他们对话的意义直到现在还未引起学界的足够关注。

  2000年11月拉图尔受邀前往慕尼黑, 对乌尔里希·贝克及其团队的工作进行了实地考察, 向贝克团队提交了一篇题为《再现代化正在发生吗?如是, 何以证明之?》的评论。[2]这篇评论中, 拉图尔与贝克思想的交汇点是风险概念, 拉图尔通过以行动者网络理论来诠释风险, 使我们看到一个与前人理解大相迳庭的风险概念, 也使得我们对贝克的风险社会、反身的现代性、有条理的不负责任等术语有了全新的理解, 对探索当前风险问题提供了新的启示。

贝克和拉图尔对风险理论的研究

  一、《风险社会》前的“风险”

  习惯于在特定理论框架研究社会现象的学者, 往往纠结于贝克风险社会理论中的“风险”一词究竟是什么, 始终不能理解贝克为何不愿意直接界定“风险”一词, 而总是旁敲侧击, 迂回作答。事实上, 回答风险是什么, 即意味着在认识论范畴中寻求风险问题的答案, 恰恰是贝克所力图避免的。当德文版的《风险社会》英译为《风险的社会》 (risky society) 时, 贝克认为, 这种翻译虽然避免了与名词形式的风险概念相混淆, 但尚未准确地传达出他的意图。

  或许, 洞悉贝克的还是拉图尔, 在他看来, 风险是存在方式的创新, 贝克的“风险社会”概念其难能可贵之处在于, 当行动者与他人的关联方式的存在发生改变之时, 这一概念不仅追随这种改变的可能性, 而且改造了解释风险的社会学框架。言外之意, “风险社会”不单纯是一个社会学概念, 更暗含着哲学上本体论转向。即便仅讨论其社会学创新价值, 也应当更多地着眼于实践, 而不仅仅是预见:“风险这一术语, 在贝克这里并不是指生活会变得比以前更危险, 而是指今后风险的制造将会成为现代生活的内在组成部分, 并且, 如果我们假装能够控制风险, 这将是有勇无谋的”。[3]

  也许, 本体论转向只是拉图尔的解读, 但无可否认, 在贝克这里, 风险概念的转变并没有得到广泛的注意。要弄清这个问题本文有必要对《风险社会》之前的“风险”做一个简单的回顾。

  1. 外部归因的形成:作为认知对象的风险

  现代社会中, 人们追求风险可控, 很大程度上源于风险外部归因的思维方式。所谓风险外部归因, 指的是实证论对风险归因的解释, 它源于17世纪概率的涌现, 这使得遭遇危险这个本不属于认知范畴的事件得以纳入认识论来考察。实证论主张, 概率划出了一个认知空间, 从而空间外的危险被线性地投射到空间之内而成为风险, 这在赋予风险以计算理性的形象的同时, 也赋予其征服外部危险的使命。

  当然, 将概率科学作为风险的单一理性基础是不充分的。当科学家们将这些“被驯服了的偶然”视为自然和社会的全部要素时, 风险认知就被局限于技术可控性问题上, 势必会忽视这种线性认知自身的风险。如何解决这一风险认知的反身难题?人们诉诸了非线性的风险感知。哈金认为, 风险感知可以追溯到身处在概率时代洪流中却做出逆向选择的哲学家皮尔斯 (Charles Sanders Peirce) :“偶然第一、定律第二、习惯倾向第三”。[4]这就为风险研究的社会学转向留下了伏笔。

  2. 否认外部归因:作为文化感知对象的风险

  20世纪60-70年代, 社会学介入了风险研究, 玛丽·道格拉斯 (Dame Mary Douglas) 的风险文化理论成为主流, 其主张把社会的风险感知置于理论的中心位置。这源于其早期着名的禁忌-危险模型。概言之, 就是把社会边界视为安全标准。即某种事物并非是因为它的客观危险性而被拒斥于社会边界之外, 恰恰相反, 正是因为它能够被社会共同体所拒斥因而才被认为是危险的。道格拉斯认为, 所谓风险就是我们在某个特定时刻所选择关注的特定危险, 关键不在于外部世界中有多少危险、有什么样的危险, 而在于我们为什么在这个时刻选择这种特定的危险来关注。这种选择不是由理性, 而是由不同类型的社会生活方式决定的, 每种社会文化都有其特定的风险组合 (risk portfolio) 。[5]现实中风险的涌现并非是因为危险的增多, 而仅仅是共同体的文化边界的杂多, 以至于在共同体无法集中关切以减少困惑。

  文化相对主义的风险观其问题在于:完全否认自然界的危险是风险的源头, 否认了风险认知的合理性, 从而走向另一极端, 风险定义中的科学维度也就被抹杀;同时, 文化相对主义将风险仅仅归因于理论的社会, 忘记了“社会”之所以具有解释力, 不在于抽象的社会学理论, 而在于作为其实践机制的政治磋商所提供的辩护性。因此, 风险的文化理论无法应对其自身的反身性诘难, 贝克后来批评其为“除了社会别无他物”的社会学自我中心论。[6]

  3. 归因模式的多元性:作为策略的风险

  道格拉斯着眼于风险归因的单一的社会机制, 而福柯的风险研究则关注多元归因机制。在福柯的理论体系中, 风险属于策略的范畴, 即不同权力空间之间呈现出的相互连结的一系列中介关系, 这里的权力我们应当从其归因机制的角度来理解。这也就意味着, 风险并不在某种独立的归因空间之中, 而是在其边界之上。

  福柯以历史的视角考察了法律精神病学对风险概念的认识, 揭示出风险概念是如何在医学、心理学及人类学知识和司法制度的交界处, 通过彼此的相互作用而生成的。即风险成为其中“转换开关” (shunting switch) 。[7]因此, 风险既不是司法制度自行生成的, 也不是理性知识对司法系统单向改造的结果。作为策略的风险不仅关联起不同的归因空间, 也使得这些空间发生形变。

  综上, 道格拉斯和福柯工作消解了风险认知和感知的边界, 为我们理解风险奠定了基础, 但他们的目标似乎也仅仅在于理解, 道格拉斯止步于风险文化的不可通约性, 而福柯止步于风险归因模式的不可通约性, 借用拉图尔的话来说, 这种对风险外部归因的终结是没有意义的。关键在于他们似乎忘记了风险并不在纯粹的理论世界中, 而是存在于真实的生活世界中, 而后者就是贝克风险社会理论的出发点。

  二、《风险社会》中的“风险”

  回到真实生活世界的贝克不再纠结于风险外部归因合理性, 而是转向社会实践, 他认为, 过去“把危险处境归诸外部”的做法, 在当下的现实中不再具有可能性。[8]换而言之, 问题出在社会实践层面无法为这种归因模式提供充足的正当性。

  康德主义以来, 在政治和科学二分法中, 两者的正当性达成方式是不对称的。经由磋商达成的正当性被视为是公共权力一极的特征;而对于科学, 人们相信其进步价值, 有能力在其内部处理错误和疏忽, 因而不必拘泥于磋商的形式。

  如果科学行动的后果真如二分法设计那样, 仅仅及于科学空间内部, 那么, 在科学认知中, 仅考虑由外到内的单向风险归因尚属合理。但科学毕竟不是杜威意义上的私人事务, 贝克认为, 与现代化进程相伴随的, 恰恰是技性科学 (techno-scientific) 的发展, 其公共性已经不容否认, 将风险视为一时的副作用这种辩护方式已经失灵。这就要求人们同时基于科学和政治的双重正当性考察风险。但是, 现实中两者是极不平衡的。政治决策过度屈从于科学的学科框架, 磋商被僵硬的程序规范所取代, 其后果却要政治制度去承担。科学制造了风险, 却无需对其负责, 而政治制度失去了对风险的控制权, 却不得不为其后果承担责任, 贝克将这种状况反讽为“有条理的不负责任”。[9]换用拉图尔的话说, 就是自然把政治短路了。

  如何解决这一问题, 后现代主义者的做法就是彻底地消解科学与政治的边界, 声称责任无需厘清, 行为的正当性可以不予关注。这是贝克所不能认同的。他主张, 科学空间和社会空间应当是既分离的, 又以种种复杂的方式交错地关联在一起, 这种关联是统摄一切的, 风险实质上是对这种“把分开的因素合起来思考”的力量的表征, 而不是对其结果, 即这种关联在认知范畴中即将形成因果关系的表征。 ([8], p.15) 因而, 它在二元论从时空上分割开的东西, 如科学与政治、自然与社会之间建立了真实的关联。

  对比福柯, 不难看出, 二人在风险的形而上学建构上有着异曲同工之处。作为社会学家, 贝克并没有充分阐述这种关联的哲学意义, 但在贝克看来, 这些关联本身是先于各自的正当性的, 是认识风险的起点, 风险社会的任务就是为这些关联本身重建其制度正当性, 使其向“一种包含更多复杂性、偶然性和断裂性的形态转变”, [10]我们可以从以下几点来理解:

  (1) 视角的转换。虽然关联舍弃了必然, 意味着感知。但与道格拉斯不同的是, 在风险社会理论中, 感知的作用不是直接地、线性地选择何种危险值得考虑;感知带来的是重塑社会的思考和行动, 进而生成了哈贝马斯意义上“公众”, 而后者实现了原先二分法中政治一极的功能, 即“提供了行使共同监督或替代性监督的机会”。 ([8], pp.245-246) 这就避免了以实在的社会来解释风险。

  (2) 正当性的重建。作为关联, 风险本身在建立之初是与认知无关的, 贝克反复强调, 风险源于无意识 (无知识) , 它是一种先于因果逻辑的、内在生成的状态, 贝克用“危险处境”一词来说明这种状态;而要成为通常意义上的风险, 它需要以大众媒体、可视化技术作为媒介, 从而使得危险处境得以表述为想象的、自视为合理的因果关系。

  通过这种制度设计, 贝克旨在将风险磋商带入各种专门知识建立的过程中, 在各专业领域中划出了一个微观政治操作的空间, 在其中, 不同观点可以经由相互批评、磋商而达成暂时的一致性。而正是在与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的互动中, 人们将建立制度性的学习过程, 使得科学技术不再盲目地追求进步, 进而实现在社会的内在性 (规则自由) 和自然的内在性 (无限可能) 之间建立多元联系, 贝克将这一机制称其为亚政治。贝克通过亚政治概念所希望表述的是:科技与日常生活之间的关系高度复杂的今天, 任何专业活动不经过诉诸风险的过程, 也就意味着不具备正当性。

  (3) 方法论的超越。定义风险的过程也就意味着公众在科学领域中的划界尝试, 这种划界并不具有唯一性, 它是多元且分歧的, 与前文所述经由概率或社会文化所划出的确定的风险空间有着显着区别。用贝克举过例子来理解, 假性哮喘患儿的父母, 在咳嗽和污染之间建立起关联, 通过自行搜集资料并对抗专家反驳, 也就划出了一个伴随着质疑的风险空间。质疑带来争议, 进而科学最重要的任务, 从让公共争议沉寂下来, 变成让争议成为可能。贝克认为, 伴随着质疑的划界表明, 风险既是从内部也是从外部定义的, 这种外部性的内在化意味着贝克成功地用“亦此亦彼 (both-ands) ”的逻辑代替了二元论中“非此即彼 (either-ors) ”的逻辑。[11]如前文所分析, “亦此亦彼”的逻辑可以追溯到福柯的“转换开关”思路, 但福柯仅仅指出了通过这种异质性的关联改变原有归因空间边界的可能性, 而贝克则完成了如何改变的方法和制度设计。在此意义上, 贝克实现了对福柯的超越。

  总之, 在贝克这里, “风险跨越了理论和实践的区分, 跨越了专业和学科的边界, 跨越了各种专业职权和制度责任, 跨越了事实和价值的二分”。 ([8], p.77) 尤为重要的是, 在贝克将风险的内在起源诉诸了一个具有本体论隐喻的关联概念, 这为拉图尔后来将风险概念彻底引向本体论奠定了基础。如此, 称贝克是风险概念转向本体论的先行者并不为过。但也应当看到, 他所追求的是, 试图超越二元论而不是彻底否定二元论, 这种跨越, 用拉图尔的话说, 只是“横跨于二元论的裂缝之上”。所伴随的现实问题是:科学家与公众、科学进步与风险等先验的二元对立只是被弥合而没有被消除, 而拉图尔将从本体论层面上彻底否定这种二元的先验性。

  三、《风险社会》之后的“风险”

  真正完成风险概念本体论重构的是拉图尔, 概言之, 即用本体化的“网络”诠释并发展了贝克风险概念中的“关联”。“将‘风险’放到行动者网络理论中来理解, 它最好的翻译就是网络……它是由异质性要素间机遇性的连接所构成, 这些异质性要素中的每一个都充当着转义者而不再仅仅是顺从的传义者”。 ([2], p.36) 风险概念的重构, 意味着拉图尔和贝克有着共同的追求, 即探索当人们舍弃了韦伯“铁笼”式的旧现代性后, 其积极的后继概念将是什么?在消极到令人绝望的后现代解决方案之外, 是否还有重建现代性的新方案。

  然而, 尽管他们有着共同的出发点、面对着共同的问题, 但在方法、视角、观念等方面存在着以下分歧:

  (1) 社会学方法与人类学方法之争。贝克的社会学方法, 即试图将风险认知反身地内化到个体之中, 将主体改造为“拟主体” (quasi-subject) , 进而革新整个现代社会制度。但在拉图尔看来, 科学人类学已经更简洁地处理好了这一问题:与其着眼于人类社会, 强调这种所谓“反身性”的间接模式, 还不如直接关注异质行动者 (人与非人) 直接的相互作用。贝克的社会学方法, 其局限在于将化解争端的希望寄托在力不从心的人类公众和难以胜任的媒体之上, 这不过是重提李普曼 (Walter Lippmann) 的幻影公众 (phantom public) 而已。风险社会与其说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形态, 不如将其视为对一系列急剧变化的集体解释, 视为诸多常人方法中的一种。要将科学带回公共领域, 从人类学的角度, 更有效的方法在于促使非人类不断地社会化, 把政治推进到物的层面, 使事物同样具有公众性, 成为定义风险的主体, 才能真正地化解盲目排斥风险带来的危机。

  (2) 先验与生成。贝克认为, 一旦公众形成, 政治就引入科学, 风险随之得到界定, 这一过程似乎是可以自动完成的。但在拉图尔看来, 贝克找准了问题, 却没有解决好问题, 没有意识到“自然秩序的内在政治品性”。[13]如果风险所涉及的自然仍然是给定的、无可争辩的、不言而喻的, 政治介入就是一句空话。贝克的理想中的共同世界, 并非“仿佛一直就在那儿, 等着我们去认识的东西”。拉图尔认为, “一个共同的世界, 如果必须要有的话, 它是我们将有必要竭尽全力地去共同建构的东西”。[14]因此, 拉图尔提出了一项有待努力完成的、更加艰巨的任务:即追踪风险、共同世界是如何在实践建构中逐步产生的。这将带来根本性改变, 风险、科学与政治之类的观念, 就从先验的存在进入实践中的生成。

  (3) 风险与进步。在《风险社会》时期, 贝克将科学过度扩张的后果归咎于进步, 他认为科学进步的观念暗含着不负责任, “进步的行动结构是这样一种常态, 它可以未经同意就彻底改变人们的社会生活条件”。 ([8], p.263) 在拉图尔看来, 贝克对进步的理解实质上是实证主义的一种误解, 只有把进步理解为断裂, 而现在视为对过去的否认, 未来视为对现在的取代, 进步才同时具有不负责任的含义。拉图尔主张的进步, 指的是人类和非人类杂合尺度不断加深, 集体所动员行动者不断扩大, 因而也就意味着“副作用”不断内部化, 这一过程既是政治的, 也是科学的, “所面对真正的风险意味着让这些参与试验的实体来不断地重新限定你所提出的问题”。因而, 风险也就不再是科学进步的对立面, 而恰恰就是科学本身, 它们都是不稳定的实存, 在此意义上, “科学的就是风险的”[15]。

  综上, 拉图尔与贝克之间的探讨, 弥补了贝克哲学思考不足的短板, 为风险社会理论深入到微观实践打开了局面。拉图尔用“网络”对风险概念进行本体论的重构, 实现对贝克风险概念的超越:

  (1) 从形而上的层面看, 风险源于关联中的网络。拉图尔所说的网络, 并不局限于贝克所谓公共领域中人们之间的交往网络, 当然也更不是指现成的、实体的物质性网络, 而是人类和非人类行动者实践秩序之间的关联。

  从网络来理解风险, 突出了自然与社会之间的现实纠缠态。我们之所以能觉察到风险, 只是因为我们将看待问题的方式从“事实问题”转变为“关注问题”。拉图尔曾经用石棉的例子, 来说明现代主义所承诺的绝对无风险对象, 实质上是不存在的。石棉作为一种理想的工程材料, 曾经“象征着旧的无风险的事实问题”。然而一旦人们在实践中确立了石棉和肺癌之间的关联, 它变成了“法律、卫生和危险噩梦般的纠葛”。其风险使人们意识到石棉并非纯粹的科学客体, 其自身就是一种包括了“其后果, 其制造者、其承受者以及一系列的事件与合法性质疑”的网络存在 ([13], pp.45-49) 。因此, “当科学和技术的黑箱开始不可避免地被打开时, 风险和网络的观念被视为两种探索新型复杂性相似方法”。 ([2], p.36)

  (2) 以网络重构风险, 其实质是对风险的本体化。尽管作为贝克风险概念起点的“关联”有着本体论的倾向, 贝克也意识到“反身的现代化”中的“反身的” (reflexive) 不是认知意义的反思, 而是实践中的自我对抗, 但他并没有在风险的本体论转向上走得更远, 无法去触动先验的自然观念, 也就意味着其主张缺乏细节, 其诉诸的“政治”某种程度上是空洞的。

  而在同一时期, 拉图尔借助对行动者网络的关系本体论改造已经走出了这一困境。[16]拉图尔认为, 网络的实在性正是体现在本体意义上的, 正是由于集聚了大量的复杂、多样、异质的转义者, 网络才能维持其作为实体客观性和确定性。设想两个科学家讨论问题, 并不会考虑所讨论的是事实还是建构, 而是通过要求对方说明他是以什么仪器, 什么方法, 又是在什么条件下得到数据并证明的。 ([14], p.459) 如果说, 在此过程中存在政治, 政治就是清点考量异质行动者的数量, 关注它们作为网络形态的实存方式, 提供平台使其能够聚集得足够实在。

  (3) 用网络重构风险, 从本体层面对风险的外部归因问题给出了更加合理的解释。进一步, 当我们用“黑箱”来隐喻事实时, 我们应当清楚, 它的建构是一种自然政治过程, 作为一种暂时的总体性, 集体必然将一些未能纳入考虑的行动者临时排除在外。这种外部既是集体外化的结果, 同时又保持着重新内化入集体的要求, 从外部考验着集体。特别地, 当这种外部被称之为危险时, 风险则是集体所经受考验的阻抗梯度。

  风险外部归因的合理性问题由此得到新的诠释, 可计算与不可计算的风险概念也得以统一。把黑箱打开后, 集体就如何容纳外部行动者的磋商过程中, 种种考量都是政治的、不可计算的, 而当集体形成, 黑箱制度性地闭合之后, 新行动者又变成可预期、可计算的。这不仅化解了政治的风险感知和科学的风险认知之间的矛盾, 肯定了当下科学研究中风险计算模型日益专业化的诉求, 同时, 通过赋予新行动者, 即科技中的创新要素以开放性, 从而“降低了因主观臆断而可能引起的创新风险”。[17]

  四、疯牛病案例

  以下从疯牛病案例出发, 来探讨风险概念从认识论走向本体论的意义。

  实证主义的风险观是导致疯牛病危机的根源之一。1986-1996期间, 英国政府组成的调查专家委员会否认疯牛病会对人类健康产生危害。其根据在于实证主义的学科划界标准, 认为人和动物存在物种障碍, 其疾病界限是截然分离的, 接受调查的专家都不愿意在自己的专业范围之外评价风险, 使得委员会对当时在人类库鲁病、克-雅氏病研究中发现的朊蛋白变异学说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而后来的事实表明朊蛋白变异恰恰就是导致人畜共患疯牛病的原因。尽管英国农民首先观察到牛的蹒跚症状, 但却被兽医专家以养殖过密的理由搪塞;而消费者却不得不在承受食用牛肉的不确定性风险的同时, 通过大众媒体自我普及朊蛋白的相关知识。1996年, 随着人类克-雅氏病例的增加、死亡案例的出现以及不断地激化事态, 专家们才不得不承认朊蛋白变异导致疯牛病的事实。事实上, 从60年代开始, 少数科学家已经开始怀疑实证主义的人类医学和兽医学科划界的合理性, 在疯牛病事件的后期, 这种认识不断地通过大众媒体影响到专家委员会, 才使得英国专家开始把大洋彼岸美国的朊蛋白变异假说引进自己的实验室。

  农场主与消费者生活中的教训及其解决危机过程的作用, 使得贝克认为, 解决风险问题的途径要诉诸公众, “涉入到疯牛病危机中的电子媒介与科学、政治和大众消费文化关联在一起, 通过这种关联, 他们使得不可见的风险, 如朊蛋白的变异, 变得可见……关于疯牛病和人的克雅氏病间可能存在的关系突然间成为可能的‘知识’, 使得危险变成了风险”。[18]

  贝克在应对“麻烦事”时引入政治磋商的社会学途径是对的, 但将公众 (即人类行动者) 视为解决问题的单一秩序基础, 在拉图尔看来是空中楼阁。因为贝克忘记了朊蛋白, 忘记了使疯牛病问题得以呈现的整个物质世界, 以及构成物质世界的多元的本体基础, 陷入了社会建构的认识论窠臼, 其风险社会概念的说服力也因此被大大削弱。

  在拉图尔看来, 导致疯牛病出现的行动者网络, 是由非人类行动者 (朊蛋白、牛、实验室仪器等) 和人类行动者 (养牛农民、政府官员、专家等) 共同组成的。换言之, 疯牛病一种本体论意义上的转译结果。

  那么, 我们如何知道在网络中, 行动者之间发生联结呢?是通过考察异质行动者间的属性交换, 也就是拉图尔所称的转译。网络之所以能点化为黑箱, 使假说变为事实, 就在于转译之后所有行动者的属性都发生了交换。如:原先只是人类库鲁病、克-雅氏病起因的朊蛋白, 现在成了“要对原本可以通过改善加工和屠宰条件得以避免的疯牛病负起责任来的朊蛋白”;而早前恪守学科界限的微生物学者也被事件造就成人畜共患的疯牛病问题专家。 ([13], pp.212-214)

  因此, 网络的形成, 正如贝克所言, 要诉诸于政治磋商, 但不仅是人们之间的磋商, 还有人和自然的磋商。这正是拉图尔称为“自然的政治”, 或用斯唐热 (Isabelle Stengers) 的术语讲是宇宙政治 (cosmo-politics) 。自然的政治体现在:尽管, 最初英国的专家委员会并没有为朊蛋白留出位置。但经过疯牛病危机中的电子媒介、科学、政治、农场主与消费者的生活经验之间的一系列艰苦的政治磋商, 英国的专家委员会才把朊蛋白纳入解决问题的行动者网络。此时“所有与朊蛋白、克雅氏病、肉类配送系统, 以及传染病理论相关联的议题, 都将稳定下来, 并将成为集体的真正成员”。 ([13], p.216) 同时, 人们阻断疯牛病相关措施都发生多样性变化, 如:农业部门因此而改组, 快速检测方法得以研制, 屠宰前的检测成为普遍制度等等。

  通过上述疯牛病案例的分析, 拉图尔对风险概念本体化改造的方法论优势已经清晰可见——不仅解释了风险的成因, 而且具体了化解风险的途径。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视角, 风险与科学是同构的, 唯一不同的是, 风险意味着集体即将经受来自外部行动者的考验, 而科学意味着已经接受了足够的考验。追踪出外部行动者 (如朊蛋白) 并将其转译到集体中来, 就意味能科学地化解风险。相反, 实证主义者盲目地无视外部行动者的存在必将导致危机, 而社会建构论者守株待兔地等待异质行动者在人类交往网络中涌现则将导致消极悲观。

  五、结语

  贝克的风险研究之所以得到了科学技术论 (STS) 的强烈支持, 就在于他通过对风险概念的重塑提出了一种新的客观性形式, 从而为批判自然和文化的二元论框架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然而, 由于贝克并没有意识到自然如同社会一样需要被风险所重组, 因而他所创设的这种旨在跨越事实与价值二分的风险概念, 并没有完成跨越的任务。

  拉图尔从本体论层面上彻底否定科学与政治之间二元的先验分离, 进而, 作为贝克风险概念核心的关联就从先验走向了生成, 成为人类和非人类行动者之间的实践关联, 风险也就等价于处于黑箱破裂状态的行动者网络。定义风险即意味着使网络重新黑箱化。这就真正将政治引入了自然, 并将后者改造成为了“宇宙”。总之, 拉图尔对风险概念的本体化改造, 终结了摇摆于绝对安全和毁灭性灾难两极间的实证主义风险观, 为当下有效处置世界和中国风险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启示, 借用皮尔斯的句式:追随行动者第一, 磋商第二, 概率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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