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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哲学研究生态问题的优势和着力点

时间:2019-05-05 09:12作者:曼切
本文导读:这是一篇关于社会哲学研究生态问题的优势和着力点的文章,伴随着当代中国社会的深刻转型, 社会整体领域问题突显, 社会哲学研究近几年又开始复苏, 并且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但是, 面对愈演愈烈的生态环境问题, 社会哲学却无能为力, 也似乎社会哲学本就不应该研究生态问题。

  摘    要: 社会哲学是对社会变革和社会发展中种种现实问题的总体性与批判性反思, 生态问题已经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社会现实问题, 理应成为社会哲学的研究对象。同时, 由于社会哲学研究着眼于社会整体领域, 且研究层面的抽象层次居中, 因而较之其他学科和研究层面, 社会哲学研究生态问题具有独特优势。把生态问题纳入社会哲学的研究领域, 或者说社会哲学研究纳入生态维度, 必须把握好两个关键着力点, 一是必须立足马克思生产力论, 二是必须牢牢把握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的生态之维。

  关键词: 社会哲学; 独特优势; 生态维度; 关键着力点;

  伴随着当代中国社会的深刻转型, 社会整体领域问题突显, 社会哲学研究近几年又开始复苏, 并且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但是, 面对愈演愈烈的生态环境问题, 社会哲学却无能为力, 也似乎社会哲学本就不应该研究生态问题。扭转这种惯常的状况和认识, 迫切需要把生态问题纳入社会哲学的研究领域。不这样做, 我们很难理解为何会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为何“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 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难以达到对生态问题认识的高度理论自觉。

  一、时代赋予社会哲学的神圣使命

  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把哲学称为“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 那么, 依据历史唯物主义, 社会哲学则应是对现实社会变革和社会发展的理论自觉, 是对社会变革和社会发展中种种现实问题的总体性与批判性反思。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与变革, 已经使社会结构的复杂性及其内在矛盾日益显露出来了, 也深深地触动着人们从不同的视角去关注当代中国的命运, 探究当代中国发展的历史进程。在所有的矛盾和问题中, 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以及资源环境问题, 已经成为一个重大现实问题, 成为人们关注当代中国发展与命运的一个重要切入点。仅仅从2017年冬“煤改气”所引起的种种反应和争论中, 我们就不仅能够感受到资源环境问题的紧迫性, 更能够体会到解决环境问题的复杂性。

社会哲学研究生态问题的优势和着力点

  党的十九大报告作出了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重大科学判断, 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里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 主要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主要是指城乡、区域、行业之间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 由此导致了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拉大和社会阶层的严重分化。第二层含义主要是指经济发展与社会其他领域的发展不平衡。当前我们的经济总量位居全球第二, 人们的物质需求得到了较大程度的满足, 随着物质生活的改善, 人们的民主、法治、文化、生态需求日益凸显出现, 而与此同时, 社会的政治领域、文化领域、生态领域的发展还很不充分, 与经济领域的发展相比显得很不平衡。特别是生态环境问题越来越迫在眉睫, 水污染、土壤污染、大气污染严重, 食品安全问题突出, 环境群体性事件频发, 满足人们的美好生态需要任重道远。人们都不难感受到, 生态问题已经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社会现实问题, 而作为对重大社会现实问题进行总体性与批判性反思的社会哲学, 理应把生态问题真正纳入自身的研究视野。

  我们这里把生态问题作为社会哲学的研究对象, 更确切一点, 毋宁说是生态问题应该成为社会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维度。如果我们从社会哲学的自身使命和“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来讲, 生态问题理所当然是社会哲学的研究对象, 因为生态问题既是一个重大社会现实问题, 又是“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的一个组成部分。然而, 如果我们从社会哲学的研究定位及社会与自然的相互区别方面来看, 把生态问题作为社会哲学的研究对象似乎就行不通了。毕竟, 直接来讲社会哲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结构体系内部各因素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机制及其运行、发展、演化的状态和规律, 简言之, 就是社会结构。同时, 也正是在社会与自然 (生态) 相互区别的意义上, 才有了社会哲学与自然 (生态) 哲学或环境哲学的分野, 而把生态问题作为社会哲学的研究对象似乎是一种混淆, 或者是侵占了自然 (生态) 哲学的地盘。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 我们这里把生态问题作为社会哲学的研究对象, 意在强调在坚持社会与自然相统一的前提下, 应立足于社会结构体系来研究生态问题, 强调生态问题的根源在于社会结构体系本身, 生态问题的解决在于社会结构体系的变革, 生态问题解决的目的在于社会主体即人的发展, 这与自然 (生态) 哲学是截然不同的。因此, 在这个意义上, 生态问题不仅可以成为社会哲学的研究对象, 而且这也是一种最为合理的生态问题研究的方法论选择。非如此, 选择任何其他的视角或切入点对生态问题进行研究, 都无法达到高度的理论自觉, 生态问题因而也很难得到及时合理的解决。当然, 考虑到社会与自然 (生态) 的相互区别, 这里, 我们也可以把生态问题的社会哲学研究称为社会哲学研究的生态维度。

  有人会认为, 生态马克思主义者早就揭示了“生态问题本质上是社会问题”, 或者社会批判理论家和后现代主义者也早就对工业社会所造成的生态后果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和鞭挞, 现在再讨论社会哲学研究的生态维度似乎是老生常谈、端着剩饭炒来炒去。其实不然。之所以这样讲, 原因有三:一是生态马克思主义者或工业社会批判主义者所作的批判虽然都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但却都是片面的。生态马克思主义仅仅立足于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的批判, 工业社会批判主义者仅仅立足于技术批判, 后现代主义者多是文化批判, 他们都未能从社会结构体系整体出发去阐明其对自然造成的负面影响。二是我们讨论社会哲学研究的生态维度, 不只是要通过对社会结构体系的整体考察, 研究生态问题的本质及其产生、演变的一般规律与处理机制等, 更重要的是要研究中国而不是其他国家的社会结构体系变迁过程中的生态问题。这是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和其他西方社会批判理论家们无暇与无法顾及的。他们关注的只是作为“一般”的资本主义国家或工业社会, 而不是处在一种独特“双重转型”[1]中的当代中国社会。三是把握社会哲学研究的生态维度, 解决中国的生态问题, 具有深刻的世界历史意义。中国同时是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后发现代化国家, 这三重属性决定了中国生态问题的研究及其合理解决对世界所有国家都具有普遍意义。但正如我们一再强调的, 中国生态问题的研究及其合理解决, 只有立足于社会哲学的研究视域, 才能取得更为理想的效果。

  二、社会哲学研究生态问题的独特优势

  社会哲学研究生态问题之所以具有独特优势, 主要是由两方面因素决定的。

  一是社会哲学研究的社会问题是着眼于社会整体领域进行研究的。“社会哲学所要研究的‘社会’, 不是指社会的局部而应是社会的整体, 亦即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构成领域在内的完整的社会结构体系。”[2]因此, 社会哲学研究与经济学对经济结构和经济领域的研究、政治学对政治结构和政治领域的研究、文化学对文化结构和文化领域的研究是截然不同的, 各门具体社会科学对相关领域的研究虽然能够为社会哲学研究提供宝贵的经验材料, 但它们都是立足于社会的局部领域所进行的局部研究, 而非整体性研究。对社会结构体系进行整体性研究, 超过了各门具体社会科学的能力范围, 而要突破社会问题研究的学科和领域限制, 只有依靠哲学方式才是可能的, 也只有进行社会哲学研究才能动态地把握经济、政治、文化各领域之间的相互联结与相互作用。

  这里, 我们以“发展方式的绿色转换”来说明这一问题。长期以来, 我们的经济发展主要靠的是高投入和高消耗, 以资源环境为代价实现经济增长, 有人甚至就此认为经济“有增长无发展”。随着资源环境约束趋紧、人们需求层次的提升以及国际竞争的加剧, 这种低质量的发展已经不可持续, 而要实现高质量发展, 就必须推进发展方式的绿色转换。可以说, 发展方式的绿色转换刻不容缓, 现在人们也都在讨论“发展方式的绿色转换”, 努力推进绿色发展。按照惯常的理解, “发展方式的绿色转换”中的“发展”就是指经济发展, 而不是指别的什么发展, 这样, 探讨“发展方式的绿色转换”似乎就只是经济学的使命, 仅仅是经济领域的任务, 但事实上却并非如此。我们要清楚的是, 推进和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绿色转换, 政治和文化因素是不可或缺的, 经济因素无法离开政治、文化因素而独立存在, 始终都要受到政治和文化因素的纠缠。

  仅以农业发展方式的绿色转换为例, 过去我们一提到转换农业发展方式就是单一指向技术下乡, 仿佛通过农技推广部门和“科技特派员”就可以实现农业发展方式顺利转换了, 现在我们都明白仅仅依靠科技推广是不行的。农业发展方式的绿色转换, 不仅需要绿色科技的创新和应用, 而且需要转变产业结构, 推动产品的多样化、个性化、优质化、品牌化, 需要推进经营体系的绿色变革, 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 把绿色发展融入农业生产、经营、流通、消费等各个环节。但是, 这样做就能够按预期实现农业发展方式的绿色转换吗?恐怕还是不够的, 因为这些仅仅是经济领域的举措。那么, 还需要做什么?需要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 需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需要生态文明意识和绿色发展理念。也就是说, 不进行绿色发展的制度变革和创新, 不使生态文明意识和绿色发展理念深入人心, 仅仅在经济领域打转转, 农业发展方式的绿色转换是不可能持续推进的。可见, 只有着眼于社会整体领域, 以哲学的方式动态把握经济、政治、文化等诸种因素之间的关系及其如何作用于经济发展方式, 才能够在对既往与现存的发展方式的批判和反思中, 达到对发展方式绿色转换的高度理论自觉, 从而才能真正高效推进发展方式的绿色转换。同时, 我们也不难理解“发展方式的绿色转换”本身也是解决生态问题的有力举措, 生态问题的“社会问题”本质在这里也凸显出来了, 换言之, 非通过整个社会结构体系的变革而不能解决生态问题。当然, 对于“发展方式的绿色转换”, 经济学方面的研究虽然已意识到了自身的局限, 并也试图结合政治和文化因素对之进行较为深入的探讨, 但由于其立足点在经济领域, 因而仍然难以达到对发展方式绿色转换的总体性理性认知。

  二是社会哲学研究生态问题的独特优势, 是由社会哲学的研究层面决定的。着眼于社会整体领域的研究, 可以分为三个研究层面, 即哲学历史观层面的研究、社会哲学层面的研究、专题层面的研究。哲学历史观层面的研究, 主要从哲学高度着眼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一般历史进程;社会哲学层面的研究, 主要是围绕一定阶段上社会发展的具体过程展开而进行的研究;专题层面的研究, 主要是着眼于社会发展特定阶段上的特定方面问题的研究。哲学历史观层面的研究属于“元哲学”研究, 抽象层次最高, 专题层面的研究抽象层次最低。社会哲学层面的研究抽象层次居中, 它以哲学历史观层面的研究为指导, 同时也可以吸收专题层面的研究成果。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哲学历史观, 它是社会哲学的“元哲学”研究基础, 社会现代化研究是专题层面的研究, 其研究成果能为社会哲学层面所吸收。同时, 社会哲学层面的研究还可以吸收各具体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 因而它克服了其他研究过于抽象或过于具体的缺陷, 既不失丰富性又能够达到对社会问题的整体性把握[3]。就生态问题的研究而言, 生态学和西方生态 (自然) 哲学的研究多是消解了人的主体性, 而且生态 (自然) 哲学的研究也过于抽象和空泛。即使是马克思主义生态 (自然) 哲学的研究, 也一样过于抽象, 正如“哲学历史观不是包罗万象的理论学说”[4]一样, 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也不是包罗万象的理论学说, 它只是提供了研究生态问题的“元哲学”基础。现代化研究所涉及的生态问题往往只停留在技术批判上, 而经济学、政治学、文化学从自身领域对生态问题进行的研究又只是局部的。生态问题本质上是社会问题, 随着社会变迁的加剧和生态问题的复杂化, 迫切需要人们从社会结构体系整体出发对生态问题进行多维度综合研究。从社会哲学层面研究生态问题, 既以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为基础, 又可以吸收各层面、各学科的研究成果, 因而能够从转型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及其与自然的深刻关联中, 探明生态问题及其解决机制。

  三、社会哲学研究纳入生态维度的着力点

  社会哲学研究生态问题虽有独特优势, 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把生态问题纳入社会哲学的研究领域, 或者说如何把握社会哲学研究的生态维度。对此, 笔者认为, 应该把握好两个重要环节或着力点, 一是必须立足马克思生产力论, 二是必须牢牢把握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的生态之维。

  (一) 立足马克思生产力论

  马克思的生产力论是唯物史观的基石, 马克思主义社会哲学又是以唯物史观为基础, 因而研究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社会哲学决不能抛弃马克思的生产力论, 否则, 任何对社会哲学的发展和建构都是非马克思主义的, 也是没有科学依据的。把生态问题纳入马克思主义社会哲学的研究领域, 无疑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哲学的一种发展和建构。因此, 必须以马克思的生产力论为基础和依据, 只有通过深入挖掘马克思的生产力论并根据时代需要合理拓展其适用范围, 才能为社会哲学研究纳入生态维度奠定牢固的理论基础。

  其实, 在挖掘马克思生产力论方面, 我国部分学者早就对之作出了努力, 在大量研究经典文本的基础上, 卓有成效地扩展了马克思生产力论, 把马克思自然生产力概念纳入了生产力范畴之中。比如, 柯宗瑞就批判了排除自然生产力的“半边生产力论”, 提出了生态生产力概念, 认为生态生产力是自然力和社会力协调统一的有机整体生产力, 是人类与环境相互适应、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相互服务、协调配合所释放出来的物质力。自然环境中的客观因素产生的自然力、人类的主观因素产生的社会力, 以及这两方面相互作用形成的结合力, 共同构成了生态生产力[5]。刘思华则认为, 马克思的生产力论是一种广义生产力论, 马克思所讲的生产力是社会经济生产力和自然生产力的有机统一。自然生产力又可以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 狭义上的自然生产力是指自然生态系统所具有的物质循环、能量转换和信息传递的能力, 广义的自然生产力是指自然界给人类提供的纳入生产过程和未纳入生产过程, 能够创造自然生态财富和社会经济财富的能力。自然生态系统的生产力和社会经济系统的生产力是相互耦合的有机整体, 它表明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双向互动与协调发展进程, 即人对自然利用、索取这一“由自然到人的过程”和自然引起人反哺补偿自然的“由人到自然的过程”的有机统一[6]。

  以上两种观点都把马克思自然生产力概念纳入了生产力范畴之中, 对此, 笔者是很赞同的, 而当前学界对扩展生产力范畴的研究, 总体来讲也是这两种观点的延续。不过, 两种观点虽大为相似但仍有差异, 比较起来, 笔者更为认可后一种观点。我们之所以赞同把马克思自然生产力概念纳入到生产力范畴之中:一方面是因为有充足的马克思经典文本依据, 两位学者据此所作的论证也是合理、充分、有力的;另一方面, 把马克思自然生产力概念纳入生产力范畴, 也更为有力地矫正了我们长期以来对马克思“社会存在”范畴的偏见, 不矫正这种偏见, 我们也很难深刻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诸多科学论断。众所周知, 恩格斯在晚年书信中也曾对“社会存在”范畴作过进一步的解释和强调, 把包括“地理环境”在内的多种因素都纳入了社会存在范畴, 但遗憾的是, 这一点并没有在理论上引起足够的重视。现在人类所面临的残酷资源环境现实, 当代中国所面临的资源环境压力, 都迫切需要我们从社会与自然的统一出发、从人类社会出发、从中国社会整体出发去观照自然, 进而观照社会自身、观照当代中国的发展。把自然生产力概念纳入生产力进而纳入社会存在范畴, 是理论和现实实践的需要, 也是我们建构社会哲学生态维度的基石。之所以更为赞同后一种观点, 是因为后一种观点所使用的广义生产力概念及其所内含的“社会经济生产力和自然生产力”的有机统一, 既阐明了社会经济生产力和自然生产力的耦合关系, 又在坚持社会与自然相统一的前提下, 把社会和自然两个相对独立的系统清晰地区别开来了。这样, 在我们把握社会哲学研究的生态维度时, 就能够真正立足社会更好地把握和观照自然进而观照社会自身。但这里笔者也有些不成熟的考虑, 就是把“广义生产力”这个概念用“整体生产力”、“总体生产力”或“系统 (人与自然相统一的大系统) 生产力”来替代是不是更为恰当一些?因为这样不仅更利于把握社会与自然相统一的整体, 而且更利于传播和生成一种新的学术范式。至于前一种观点虽也较好地论述了自然力和社会力的相互联结与协调统一, 但其所使用的“生态生产力”这个总体概念, 却容易造成从自然来观照人类社会或者利用人类社会来观照自然的假象和误解, 实质上, 生态中心主义与自然价值论者往往真正是这样做的。同时, 这个概念对于我们把握社会哲学的生态维度也是不利的, 因为它很有可能诱使我们走到非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上去。

  为了更好把握和建构社会哲学研究的生态维度, 在把“自然生产力”概念纳入广义生产力概念继而纳入“社会存在”范畴之后, 还必须进一步阐明自然生产力是如何影响了社会和自然两个系统尤其是如何作用于社会系统发展的。为了方便进一步阐述, 我们这里就把由“社会经济生产力和自然生产力”所构成的“广义生产力”称之为“总体生产力”, 继而考察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不同阶段的总体生产力发展状况。前工业社会阶段, 由于技术和社会劳动的组织方式落后, 社会经济生产力和自然生产力都处于较低的水平上, 由此决定了总体生产力总量也比较低。在工业社会的早期阶段, 随着技术和社会劳动组织方式的发展, 社会经济生产力水平大幅提高, 由于此时人类尚能够在较为合理的限度内利用资源, 环境总体尚能够容纳人类活动的负面后果, 自然生产力水平也在大幅提升, 总体生产力因而也大幅提升。进入工业社会的中期阶段, 技术和社会劳动的组织方式进一步发展, 使社会经济生产力水平加速提升, 但由于自然资源被掠夺式开发利用, 生态环境遭到破坏, 自然生产力总量逐步下降, 总体生产力水平较之工业社会前期阶段虽仍在上升, 但自然生产力所占比重却在减少。当工业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 总体环境容量达到临界点时, 社会经济生产力水平达到了更高的水平, 自然生产力则为零, 此时的总体生产力就是社会经济生产力。而当到了人类活动的负面后果突破了总体环境容量时, 自然生产力则成为负值, 开始抵消社会经济生产力, 总体生产力开始下降, 此时, 就迫切需要人类转变对自然的态度、改进技术、改变技术利用方式和社会劳动组织形式, 以使自然生产力转负为正, 与社会经济生产力同向同步发展, 进而促进总体生产力不断向前发展。截至目前的人类历史, 已经有力证明了这一点, 我们现在早已处在自然生产力为负的发展阶段上, 因而实践上必须更加注重资源的合理利用以及生态环境的保护与修复, 理论上也迫切需要我们在社会哲学研究上把握其生态维度。

  (二) 牢牢把握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的生态之维

  建构马克思主义社会哲学的生态之维, 还应该在唯物史观基础上, 牢牢把握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的生态维度, 在深刻理解自然对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作用的同时, 更加牢牢把握好经济关系、政治关系、文化关系及其所形成的种种制度对自然的影响与意义。因为不深入考察这一点, 不从社会关系的总体进行研究, 不仅会容易留下一种好像是在专门研究生产力经济学、生态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的印象, 更谈不上在社会哲学层面上把握社会与自然的关系。

  一方面, 就自然对社会关系的影响而言, 既然已经把自然生产力和地理环境纳入了社会存在的范畴, 就应该详细考察自然生产力和地理环境如何影响了人们的社会关系。关于自然生产力, 我们在前面谈到的前工业社会向工业的演进中以及工业社会自身的发展中, 已经说明了自然生产力以及与其相互耦合的社会经济生产力是如何影响社会形态演进的。同时, 依据唯物史观, 由于不同的“技术社会形态”[7]所决定的社会关系性质是不同的, 比如前工业社会的社会形态所体现的社会关系的性质与工业社会是截然不同的, 即使是同一社会形态内部的不同发展阶段, 比如工业社会早期、中期和后期, 其社会关系也是有一定差异的。因此, 自然生产力对社会关系的影响是不难理解的。至于“地理环境”对社会关系的影响, 不少学者对此曾进行了深入研究, 比如温铁军教授就有力地论证了全球气候变化对人类农业文明演化的巨大影响及其所产生的东西方政治文明的巨大差异[8]。我们当然不是人们印象中的地理环境决定论者, 这也并不妨碍我们对地理环境因素之于社会关系变迁巨大影响的强调, 实质上, “地理环境”本身也是自然生产力, 之所以单列出来略加讨论, 是为了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总之, 自然对人类社会变迁和社会关系演进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

  另一方面, 我们再来看看社会关系如何影响了自然变化。关于这一点, 无论从技术社会形态视角还是经济社会形态视角考察, 也都较为容易体验到社会关系演进对自然变化的深刻作用。技术社会形态视角下, 前工业社会的社会劳动组织方式以及社会成员之间所形成的政治关系、文化关系与工业社会是不同的, 工业社会的前期、中期、后期的社会劳动组织方式以及各种社会关系也是有差异的, 正是由生产力所决定的这些社会关系的演变, 导致了自然界所发生的巨大变化。经济社会形态视角下, 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关系、政治关系、文化关系与资本主义社会也是不同的, 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 (比如自由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阶段) , 其内部的各种社会关系同样是有变化和差异的, 也正是这种变化和差异使自然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对此, 我们可以从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获得更清晰的认识。就社会制度而言, 由于制度是社会关系的固定化和规范化形式 (比如经济制度就是经济关系的固定化和规范化) , 制度较之于非固定化和规范化的社会关系对自然界的影响就更具稳定性和持续性, 进而影响也就更大。因此, 把握社会哲学研究的生态维度, 就应该更加重视研究由生产力所决定的各种社会关系对自然界的作用, 研究由经济关系、政治关系、文化关系所形成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等对自然界的影响, 从而指导实践中的制度、体制、机制调整与变革, 以更好实现人与自然真正和谐共生, 更好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

  但是, 目前学界立足生态文明建设所讨论的制度调整与变革视角, 却大多不是从整体社会关系与社会制度视角展开的, 概括来讲, 可以将之归结为三种向度或视角。第一种视角是以制度具有“软”、“硬”或正式和非正式之分来讨论生态文明制度的变革与建构。比如, 有学者就认为, 应从“别无选择的强制性制度、权衡利弊的选择性制度和道德教化的引导性制度”等方面来构建生态文明制度体系[9]。有学者认为, 生态文明制度是指在全社会制定或形成的一切有利于支持、推动和保障生态文明建设的各种引导性、规范性和约束性规定与准则的总和, 其表现形式有正式制度 (原则、法律、规章、条例等) 和非正式制度 (伦理、道德、习俗、惯例等) [10]。第二种视角是依据制度的层次与效力的不同来探讨生态文明制度建构的。“生态文明或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制度构架是一个由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具体制度组成的立体性多维构架。”所谓根本制度是以一种最具权威性和机构实体化程度最高的形式, 规定与规范着人、社会与自然之间和谐共生目标以及相应的社会与个体行为要求的生态文明制度, 尤其是指由社会主义国家中生态文明政策议题或主要立法、执法和司法制度所组成的“生态文明国家”或“环境国家”体制;基本制度是指具有高度权威性和较高机构实体化程度并综合体现与规范着人、社会与自然之间和谐共生目标以及相应的社会与个体行为要求的生态文明制度;具体制度是指根本制度和基本制度之下或与之相关的或者机构实体化程度相对较低的生态文明制度。[11]第三种研究视角, 则是着眼于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的全过程, 把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理解为“源头严防”的制度、“过程严管”的制度、“后果严惩”的制度等三方面的制度架构。“源头严防”的制度包括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 健全国家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 完善自然资源监管体制, 坚定不移地实施主体功能区制度, 建立空间规划体系, 落实用途管制, 建立国家公园体制;“过程严管”的制度包括实行资源有偿使用制度, 实行生态补偿制度, 建立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监测预警机制, 完善污染物排放许可制, 实行企事业单位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制度;“后果严惩”的制度包括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 实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12]

  这三种向度或视角对生态文明制度建构所作的探讨, 都是很有价值的, 但要对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构建达到更高的理论自觉, 就有待上升到哲学高度, 从马克思主义社会哲学层面进行整体性研究。只有这样, 才能全面把握社会关系与社会制度的生态之维, 最终在唯物史观基础上建构具有紧密内在逻辑关联的生态经济制度、生态政治制度和生态文化制度, 并根据现实需要与轻重缓急, 把握好各种生态制度体制调整与变革的两点论和重点论, 进而最大限度地释放制度建构与体制改革效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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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贾高建.社会发展理论与社会发展战略[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5:19.
  [4]陈晏清, 阎孟伟.社会哲学研究的对象和任务[J].南开学报, 1996 (6) :14-20.
  [5]柯宗瑞.生态生产力论[J].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 1991 (1) :13-21.
  [6]刘思华.马克思广义生产力理论探索 (上) [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科学版, 2006 (3) :5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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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温铁军.生态文明与比较视野下的乡村振兴战略[J].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 (1)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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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夏光.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EB/OL].http://www.qstheory.cn/st/stwm/201311/t20131114_290924.htm.
  [11]郇庆治.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制度创新[J].学习论坛, 2013 (8) :48-54.
  [12] 杨伟民.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EB/OL].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1/13/c_12599425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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