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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内圣外王”和儒家“内圣外王”的人格追求

时间:2019-04-11 10:37作者:曼切
本文导读:这是一篇关于儒家“内圣外王”和儒家“内圣外王”的人格追求的文章,儒墨两家都是以一种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民生意识将个体的生命融入到群体的生命中, 践行各自的社会理想, 从而体现了生命的价值。由此, 儒墨的理想人格本身也就具有了社会价值的意义, 使儒墨在对理想人格的实践追求中实

  摘    要: “内圣外王”和“兼士”分别是儒墨的理想人格, 儒墨毕生的生命活动都是在践行这两种人格所涵涉的价值理念, 儒墨两家以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将个体的生命融入到社会群体生命中。由此, 儒墨的理想人格本身也就具有了社会价值的意义, 从而使儒墨在对理想人格的追求实践中实现了生命的价值。儒家内圣外王和墨家兼士人格的践履不仅仅是各自一种生命方向或生活方式的追求, 同时还是他们各自生命价值的实现过程。

  关键词: 内圣外王; 兼士; 理想人格; 生命价值;

  Abstract: The ideal personality of Confucianism and Mohism is " internal sage and external " and " concurrent scholar". The life activities of Confucianism and Mohism are to practice the values of these two personalities. Confucianism and Mohism integrate individual life into the life of social groups with a strong sense of historical responsibility. Thus, the ideal personality of Confucianism and Mohism itself has the significance of social value, so that Confucianism and Mohism realize the value of life in the pursuit of ideal personality. The practice of Confucian and Mohist intellectuals' personality is not only the pursuit of their own direction of life or way of life, but also the realization process of their respective value of life.

  Keyword: inner sage and outer king; concurrent scholars; ideal personality; life value;

  “内圣外王”和“兼士”分别是儒家和墨家的理想人格, 儒墨两家毕生的生命活动都是在践行这两种人格所涵涉的价值理念, 他们以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将个体的生命融入到社会群体生命中, 使儒墨在对理想人格的追求实践中实现了生命的价值。因此, 儒家“内圣外王”和墨家“兼士”人格的践履过程不仅仅是各自对生命方向或生活方式的追求, 同时还是他们各自生命价值的实现过程。

  一、儒家“内圣外王”理想人格

  儒家“内圣外王”首先追求“内圣”层面的德性涵养, 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外王”事功。同时, 儒家理想人格讲究“内圣”和“外王”的二分, 其社会理想的实现基于其内圣实现的基础上。

  内圣外王之说源自于《庄子·天下》篇, 其中载曰:“是故内圣外王之道, 暗而不明, 郁而不发, 天下之人, 各为其所欲焉, 以自为方。”。[1]究竟何为内圣外王呢?李景林先生解释说“盖忠恕行仁, 成己成物, 推其极 (在伦理意义上) , 即所谓内圣外王。”[2]还说:“‘内圣’与‘外王’是儒家人生理想血肉相连的两极。儒家立足于亲情情感基础的心性修养论所要达到的人生理想是‘内圣’, 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的实现就是‘外王’的王道政治, 内圣是必要的圣人品格。”。[2]在这里, “忠恕行仁”是内圣层面, “成己成物”是外王层面。“忠恕行仁”讲的是内在的修养工夫, “成己成物”是内在心性修养的推扩, 由己而及于社会。

儒家“内圣外王”和儒家“内圣外王”的人格追求

  因此, 儒家的内圣外王也就是两方面, 一是“修己”方面的内圣, 二是“及人”方面的外王。内圣所重在于德性的修养, 仁德的涵存, 《孟子》中写道“昔者子贡问于孔子曰‘夫子圣矣乎?’孔子曰‘圣则吾不能, 我学不厌, 而教不倦也。’子贡曰‘学不厌, 智也, 教不倦, 仁也。仁且智, 夫子既圣矣。”“仁智”是儒家的道德纲目, 是儒者德性修养的内在要求, 是人内在的心性涵养, 孔子以此而被许以为圣, 说明了圣者就是仁德的载体和典范。外王则体现为外在的事功成就, 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 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 必亦圣乎!尧舜其犹病诸!” (《论语·雍也》) , “子路问君子, 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己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己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 (《论语·宪问》) 在孔子看来“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已经超越了仁德的范围, 是尧舜这样的圣王都不能完成的事情, “博施于民而能济众”是外在事功的表现, 也正是外王的要求。

  此外, 内圣外王还具有阶段性的特征, 即外王的实现必须以内圣的完成为前提。《大学》是内圣外王的集中表述。《大学》中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 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 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 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 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 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 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 知至而后意诚, 意诚而后心正, 心正而后身修, 身修而后家齐, 家齐而后国治, 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 一是皆以修身为本。”“人有恒言, 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 国之本在家, 家之本在身。” (《孟子·离娄上》) 在《大学》八条目中, 修身、正心、诚意、格物、致知、是内圣;齐家、治国、平天下, 是外王。从八条目中我们可以看出, 内圣是自身心性的修养工夫, 外王是外在的功业成就。而外王功业的成就必须以内圣的完成为前提。内圣是一身心修养的过程, 外王则是在在这一过程完成的基础上。这正如韦政通先生所说的:“最初的问题当在外王, 而以内圣为实现外王的基本步骤。”[3]

  所以, 在儒家看来, “‘内圣’是体, ‘外王’是用。‘内圣’是以‘外王’为目的, ‘外王’是以‘内圣’为根据。没有‘内圣’, ‘外王’便没有出发点, 没有‘外王’, ‘内圣’也就没有归宿。”[4]内圣是外王的前提, 外王事功的成就必须以内圣的完成为依据。没有内圣则事功就不会彰显王道, 只会流于霸道, 这是儒家内圣外王的基本路向。这一路向同时也体现了儒家独特的人格追求方式, 那就是由内求而外扩, 其理想人格的实现立足于内在德性修养的完成的基础上。

  总之, 我们看到儒家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有其独特的内涵, 即在内圣的追求上讲求德性的涵养和道德价值的追求, 而外王则来自于人们基于现实生存状况的关注和思考。但外王和内圣却是一体之两面, 两者并没有截然相分, 外王必须以内圣的修成为前提, 这是儒家理想人格的特色。

  二、墨家“兼士”理想人格

  墨家的“兼士”人格追求“兼利天下”, 体现出人格理想的物利化特征, 是人格和事功的同一。墨家社会理想融合于兼士人格的行为过程中, 没有儒家那样“德性”方面的主动追求。儒墨两家在理想人格和社会理想实践中展现出不同的内容, 这是儒墨两家的理想人格的本质区别。

  所谓兼士, 墨子说“兼士, 吾闻为高士天下者, 必为其友之身, 若为其身为其友之享, 若为其享, 然后可以为高士于天下, 是故退睹其友, 饥则食之, 寒则衣之, 病待养之” (《墨子·兼爱下》) 在这里“友”无疑是除“己”之外的他人, 兼士的人格正是急他人之所需, 爱利他人, 以他人的现实生存状态需求的满足为目标的人格理念, 而“君子”“贤人”“圣人”“义士”“兼者”“兼君”等人格无一不是为了天下之人的生存需求和自身的再生产而孜孜不倦的奔求。“兼士”和“君子”“贤人”“圣人”“义士”“兼者”“兼君”等人格虽然名称殊异, 但实质同一, 有着共同的人生目标, 使可以“兼士”总名之。在此层面上“兼士”人格也正可为墨家理想人格理念的典范。

  墨家的兼士人格所追求的人生理想就是“兼利天下”, 以天下人的物质生存需求的满足为个人的奋斗目标。从其特征上说, 它体现了物利化的生存意识, 这一点和儒家的理想人格内圣外王有本质的差别。内圣外王追求的是人的德性层面的生命升华, 在一定意义上这已经超出了人的对物质生活的需求。他将人生的意义首先指向于超现实层面的自身精神生活的满足, 然后在此基础上而实现爱他人、利他人、感化他人的人生目标, 即其外王的实现。墨家兼士人格与内圣外王的不同在于它恰恰缺少对自身内在德性修养的能动追求。

  虽然如此, 并不说明墨家不重视德, 兼士也有德的内容要求。“士虽有学, 而行为本”“置本不安者, 无务丰末焉” (《墨子·修身》) 。还要求人应表里如一, 至始至终“藏于心者无以竭爱, 动于身者无以竭恭, 出于口者无以竭驯。畅之四支, 接之肌肤, 华发果颠, 而犹弗舍者, 其唯圣人乎!” (《墨子·修身》) 。即使墨家对德也如此看重, 但是却不像儒家那样把它作为人生理想的特定的内在要求。

  墨家的人生目标仅仅指向于现实之利的满足和实现, 不像儒家那样指向德的涵养。正如墨子在论述兼德时说的:“兼者, 处大国不攻小国, 处大家不乱小家, 强不劫弱, 众不暴寡, 诈不谋臣, 贵不傲贱, 观其事, 上利乎天, 中利于人, 下利于鬼。三利无所不到” (《墨子·天志中》) 。“兼”就是“上利乎天, 中利于人, 下利于鬼。三利无所不到”的顾及一切范围的大利。墨家首重的正是这有利于社会正常运转, 人类更好生存和生活的“利”。兼士人格所说的“饥则食之, 寒则衣之, 病待养之” (《墨子·兼爱下》) 正是这一重利、重生存、重生活内容的准确表达。在这种生活理念中, 墨家并没有像儒家那样对自身德性存在提出要求。

  但是, 墨家兼士人格的实施过程中却同时也隐含着其社会理念。墨家的这种兼士人格没有儒家那种自修 (内圣) 和爱人 (外王) 的二分。儒家的是理念基于其内圣的基础上, 而墨家的社会理念却在于兼士人格的行为过程中。墨家人格理想的践履过程即是兼爱社会理想的达至过程, 人格理想和社会理想是合二为一的。而儒家的人格理想 (内圣) 却是和其社会理想 (外王) 的实现是二分的, 分阶段的, 这是两家在人格理想和社会理想方面的不同之处。

  三、“内圣外王”与“兼士”的社会化指向———生命价值的实现

  “内圣外王”与“兼士”是儒墨的理想人格。一般来说, 理想人格的完成最终还是指向于服务社会, 也就是说人格理想往往是为了成就其社会理想, 儒墨在此也不例外。儒家的内圣外王本就是社会理念的载体, 内圣是个体的行为, 而外王则是社会行为, 内圣和外王的结合就是个体融入社会。同样, 墨家的兼士人格也是个体人与社会产生交集的表现。当个体进入社会, 在进入的过程中就会产生社会性意义和社会价值。赵汀阳先生说:“如果问:这个物有什么价值, 这其实不是在追问物, 而是在追问涉及此物之事。只有当物进入事中时才具有意义和价值。物进入事中, 物的自身存在 (being) 就成为在事中的在场存在 (existence) ;物因事而被赋予了在其自身之外的价值, 价值就是物被卷入事的方式。”[5]“只有当物进入事中时才具有意义和价值。”也就是说, 在作为个体的人格理想在最终作用于社会时, 这个个体便进入了价值和意义的世界, 个体本身就具有了价值和意义。由此我们可以发现, 作为个体人格的“内圣外王”和“兼士”其最终的目标都是指向于社会理想的实践。而在这种实践中, 就使其生命价值得以呈现。

  “内圣外王”作为儒家的人格理想, 其现实的功利指向即“修身治世”。儒家希冀从“修身治世”的行为中创设其王道社会。兼士和内圣外王一样, 以期建立其理想中的“兼相爱”社会。儒墨内圣外王和兼士人格理想的终极目标都是在于其社会理想的实现, 也即是把人生意义的关注点放在社会中。在《论语》中孔子把“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看做尧舜等圣王都不能完成的事情, 说明儒家对人民现实生存和生活的关注, 并且还把这个作为衡量圣王的标尺。《孟子》中也记载了孟子对理想社会的描述“五亩之宅, 树之以桑, 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 无失其时, 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 勿夺其时, 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 申之以孝悌之义, 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 黎民不饥不寒, 然而不王者, 未之有也。 (《孟子·梁惠王上》) 这种社会形式的追求正是儒家将人格理想融入社会现实的表现。如“子路问君子, 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己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己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 (《论语·宪问》) 由“修己”而达“安百姓”正是由个体而社会的过程。

  如果仅仅局限在个体行为上便不会体现出价值意义, 一旦个体进入了社会, 而就使个体成为社会的需要。无论儒家自身的德性修养, 还是外王的事功追求, 都在指向于社会的那一刻产生了它存在的价值。可见, 这种理想人格的社会化的表现, 是儒家将生命融进实践的现象, 而在这一实践的过程中, 也正体现了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及其终极社会理想追求。也就是说, 内圣外王的社会化指向使儒家的生命价值得以实现。

  和儒家一样, 墨家在其社会理想的追求中, 也将个体的生命附加了价值的要素, 将理想人格的关注点立在社会现实的基础上。只是和儒家相比, 墨家的理想人格突出了“利”追求, 一切以人的生存的现实之利的实现为行为的目标。如墨子在评说禹、汤时说:“禹之征有苗也, 非以求以重富贵, 干福禄, 乐耳目也。以求兴天下之利, 除天下之害, 即此禹兼也。” (《墨子·兼爱下》) “汤贵为天子, 富有天下, 然且不惮以身为牺牲, 以祠说于上帝鬼神, 即此汤兼也。” (《墨子·兼爱下》) “兼”在墨家看来就是为了实现天下之大利, 所以墨子说:“兼之所生, 天下之大利者也” (《墨子·兼爱下》) 实际上墨家这种对利的看重, 就是对人的现实生存的关注, 墨子为了实现这种兴利除害的社会理想而上说下教、席不暇暖, “摩顶放踵利天下, 为之”。 (《孟子·尽心上》) 正是在墨家这种强力而行的进取行为中体现了墨家生命存在的价值。

  总的来说, 儒墨两家都是以一种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民生意识将个体的生命融入到群体的生命中, 践行各自的社会理想, 从而体现了生命的价值。由此, 儒墨的理想人格本身也就具有了社会价值的意义, 使儒墨在对理想人格的实践追求中实现了生命的价值。

  参考文献:

  [1]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 1983:853.
  [2]李景林.教养的本原:哲学突破期的儒家心性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106.
  [3]韦政通.儒家与现代中国[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0:47.
  [4]葛荣晋.儒家理想人格模式论续[J].社会科学辑刊, 1991 (4) :18-19.
  [5]赵汀阳.共在存在论:人际与心际[J].哲学研究, 2009 (8) :22-30+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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