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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集体及个人层面探讨管子教化理念

时间:2018-12-28 10:48作者:曼切
本文导读:这是一篇关于国家、集体及个人层面探讨管子教化理念的文章,由于人是有血有肉、有情有感、有知有觉的“灵性”动物, 所以《管子》认为教化必须从人的本性出发, 顺其本性而非逆其本性, 由此衍生出国家、群体、个体三个层面的教化思想谱系。

  摘    要: 《管子》[1]是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百科全书”, 蕴含着国家、群体、个体三个层面的教化思想。国家层面, 由国家将“礼义廉耻”灌注为人们的行为准绳, 积极促进社会教育;群体层面, 由士、农、工、商“四民”“潜移默化”迥异子弟, 成功推演职业教育;个体层面, 由教师“言传身教”影响学“子”, 有效推进启蒙教育。这些对后世教化思想的演进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关键词: 教化; 国家; 群体; 个体; 层面;

国家、集体及个人层面探讨管子教化理念

  教化是人类维系社会、发展自身、传承文明的重要途径, 它提供的是人们行动的共同准则和价值尺度, 因而对人们的思想行为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由于“人心之不同, 如其面焉”[2]915, 所以《管子》非常重视教化, 并明确提出了“终身之计, 莫如树人” (《管子·权修》, 以下凡引此书只注篇名) 的警世名言。由于人是有血有肉、有情有感、有知有觉的“灵性”动物, 所以《管子》认为教化必须从人的本性出发, 顺其本性而非逆其本性, 由此衍生出国家、群体、个体三个层面的教化思想谱系。

  《管子》教化思想的三个层面示意图

  《管子》教化思想的三个层面示意图

  一、国家层面:由国家积极促进社会教育, 将“礼义廉耻”灌注为人们的行为准绳

  “礼”“义”“廉”“耻”是国家存在的精神基石, 也是社会教化的“四大支柱”, “守国之度, 在饰四维”“四维张, 则君令行” (《牧民》) 。一个国家如果失去“礼”, 社会就难以稳定;如果没有“义”, 就难免遭遇危险;如果丢失“廉”, 就很难规避倾覆;如果不知“耻”, 就难以构建和谐。这意味着一个国家只要成功演进了“四维”, 就会“礼不逾节”“义不自进”“廉不蔽恶”“耻不从枉”。所以《管子》强调国家务必要形成“懂礼、行义、修廉、知耻”的良性社会氛围。

  “礼”是人们交往之道、社会安定之基。《管子》认为, “礼”有大小之分, 大礼是小礼的放大与延伸;“小失则入于夷狄, 大失则入于禽兽”[3]177, 所以它要求“礼”要从小处开始。因为人们只有“谨小礼”, 才能“行大礼”。没有“谨小礼”, 就不可能“行大礼”。“小礼不谨于国, 而求百姓之行大礼, 不可得也” (《权修》) 。从“礼之用, 和为贵”“不学礼, 无以立”到“礼, 上下之纪, 天地之经纬也, 民之所以生也”[2]1134;从“礼者, 贵贱有等, 长幼有序” (《荀子·富国》) “由礼则和节, 不由礼则触陷生疾” (《荀子·修身》) 到“礼者, 因人之情而为之节文, 以为民坊者也” (《礼记·坊记》) “故坏国、丧家、亡人, 必先去其礼” (《礼记·修身》) , 无不说明“礼”的重要。因此, “礼”是治国精神文明建设层面不可缺少的重要元素, “人无礼则不生, 事无礼则不成, 国家无礼则不宁”[4]。孔子对那些不懂“礼”之人, 发出了“是可忍也, 孰不可忍” (《论语·八佾》) 的抗议和“一日克己复礼, 天下归仁焉” (《论语·颜渊》) 的呼声。人们只有“懂礼”, 社会才能呈现“孝悌慈惠, 以养亲戚。恭敬忠信, 以事君上。中正比宜, 以行礼节” (《五辅》) 的理想情状。通过国家层面“礼”的社会教化, 人们就会“非礼勿视, 非礼勿听, 非礼勿言, 非礼勿动”[5]86;因为人们懂“礼”之后, 他们的行为就不会越轨, 更不会超越应有的行为规范, “礼, 经国家, 定社稷, 序民人, 利后嗣”[6]。可见, “礼”在调节个体行为、维持社会秩序、维护国家安定中具有重要作用。《管子》将“礼”上升为治国安邦的重要手段, “一维绝则倾” (《牧民》) , “上好礼, 则民易使也。”[4]107通过“礼”为个体角色、关系定位, 达到整合社会价值目的, “礼乐不兴, 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 则民无所措手足”[4]92。

  “义”是人之为人所应该遵循的基本原则。《管子》认为, 只有“行小义”, 才能“行大义”;没有“行小义”, 就不可能“行大义”。“小义不行于国, 而求百姓行大义, 不可得矣” (《权修》) 。这就要求人们行义应从小事做起, 从身边事做起, 这样才能达到“上下有义, 贵贱有分, 长幼有等, 贫富有度” (《五辅》) 的境界。倘若没有在若干小事上行小义, 而期望在大事上行大义也不可能, 更为重要的是, 人们可以透过小事上的小义而“见微知着”。隰朋曾行“握路家五十室, 其人不知也” (《戒》) 之小义, 后来管仲在建言桓公选相时称其为“大仁也哉”。因为一个能把好处给别人的人, 在正常情况下, 他不大会去接受别人的好处。即使他万般无奈之下要索取, 也只会取自适当的地方, 以便将来还能继续更多地给予, 这就是道义的体现。隰朋被成功荐相, 充分说明行“义”不仅短期内于人有益, 从长期看也于己有益。从这个角度出发, 我们认为“义”具有永恒的社会价值。尽管爱尔维修认为, “利益在世界上是一个强有力的巫师, 它在一切生灵的眼前改变了一切事物的形式”[7]460。但是在有“义”之人面前, 爱氏的话就会显得苍白无力。因为“富与贵, 是人之所欲也, 不以其道得之, 不处也”[4]26。通过国家层面“义”的社会教化, 人们就不会去做不义之事, “不义而富且贵, 于我如浮云”[4]50, “非仁非义之事, 虽小不为”[8]359, 更不会以不正当的手段或途径谋取他人财物, 见利而忘义, “上好义, 则民莫敢不服”[4]93。由此可见“义”在君治国理政的过程中作用之大。“夫义者, 内节于人而外节于万物者也, 上安于主而下调于民者也。内外上下节者, 义之情也。”[5]298从这个角度审视, “义”对于国家治理来说具有构建社会和谐、促进天下大治的作用。

  “廉”是人们从俭之本、立节之源。《管子》认为, 人们只有“修小廉”, 才能“行大廉”;没有“修小廉”, “行大廉”根本不可能。“小廉不修于国, 而求百姓之行大廉, 不可得矣。” (《权修》) 所以无论是“修廉”还是“行廉”, 都务必要从小事做起, 从日常工作或生活中做起。实践证明, 由“廉”到“不廉”都是从小事开启的, 是日积月累使然, “物必先腐也, 而后虫生之”。“廉者, 民之表也”, 行“廉”之人, 他们才不会掩饰过错, 更不会有不端行为。通过国家层面“廉”的社会教化, 人们就会“重仁廉而轻财”[9]403, 就会像天、地、日月、四时一样, 始终无私, 守廉磊落, “天无私覆也, 地无私载也, 日月无私烛也, 四时无私行也”[10]15。一个行“廉”之人, 就不会受困于金钱、名誉与地位, 更不会为金钱所驱使、为名誉所驱动、为地位而追逐, 而“不廉则无所不取”[11]105, 一旦“廉”编织的“铁篱笆”出现了裂纹, 哪怕只是极其细微的裂痕, 当贪欲的“洪水”来袭时都有可能决堤。因为人如果有了贪念, 哪怕只是瞬间的闪念欲望, 都可能成为导致自身堕落甚至毁灭的祸根。从这种意义上说, 贪欲就像一个无情的恶魔, 一旦被它附身就会丧失人格和灵魂。古往今来, 不知有多少人因为它而毁掉了原本应该拥有的一切, 走进了自我编织的“铁篱笆”而无法超然自拔, “贪如火, 不遏则燎原;欲如水, 不遏则滔天” (《韩非子·六反》) 。所以陈毅元帅指出:“手莫伸, 伸手必被捉。党与人民在监督, 万目睽睽难逃脱。” (《七古·手莫伸》) 《管子》强调, 对于那些没有私心的持“廉”之士, 可以委以重任, “无私者, 可置以为政” (《牧民》) 。因为只有那些持“廉”之人参与治国理政, 才能做到“为国家, 非为私也;为万民, 非为己也”。所以“治官事则不营私家, 在公门则不言货利”[12]465, “不私之至”[3]597则廉, 而持“廉”之人, “侈靡之物不接于目”[3]538, 这也是从政之人“廉”的一种境界。

  “耻”是人们知荣辱、辨是非的前提。《管子》认为, “耻”也应从小事做起。只有“饰小耻”, 才能“饰大耻”;没有“饰小耻”, “饰大耻”也不可能, “小耻不饰于国, 而求百姓之饰大耻, 不可得矣” (《权修》) 。小事尚且知“耻”, 大事更是如此;而小事已“耻”成习性, 大事想不“耻”都难。习惯成自然, 而“不耻则无所不为”[13]105, 这是何等恐怖之事!所以《管子》专门设置乡师、民啬夫等官吏, 以期有针对性地施教, “乡置师以说道之” (《权修》) 、“民啬夫任教, 教在百姓” (《君臣上》, “故吏者所以教顺也, 三老、里有司、伍长者, 所以为率也” (《度地》) 。它还特别强调平时教化, “审居处之教, 而民可使居治” (《君臣下》) 。这样“教训习俗者众, 则君民化变而不自知也” (《八观》) , 从而减少甚至消除“民无廉耻”的情状, 也会“使士无邪行, 女无淫事” (《权修》) 。毋庸置疑, “人不可以无耻, 无耻之耻, 无耻矣”[14]。一个没有羞耻之心的人, 必是社会不和谐的“麻烦制造者”, 而通过国家层面“耻”的社会教化后, 人们就会树立正确的是非观、价值观。“明智礼足以教之” (同上) , 就不会偏离正道, 更不会趋从邪恶之人、滋生邪恶之事, 从而自觉抵制各种不良诱惑, 进而煅铸自己崇高的品格与人格, 因为“行己有耻”“有耻且格”, “知耻近乎勇”;特别是知耻之人, “浅俗之言不入于耳”[3]538。虽然“羞耻不是德性, 而是由坏行为引起的一种感情”[15]323, 但是“羞耻感可以帮助青年人少犯错误。所以我们称赞有羞耻感的青年人”[15]323。

  由此可见, 《管子》在国家层面社会教化的特点是由“小”到“大”, 从小事、小处做起, 从而成就大事、大处。所以“四维”潜藏着一种维持社会秩序所必需的因子, 是管仲相齐伦常秩序的哲理化形态, 是民本治国思想落地的精神支撑。人们经过国家层面持续的社会教化后, 就能将其化为人们行动的指南, 从而达到社会长治久安、国家政通人和、人民安居乐业的目的。从某种意义上说, 礼义廉耻就是治国精神层面的“四纲”, “礼义廉耻不立, 人君无以自守也” (《立政九败解》) , “天下无纲而不乱者, 未之或有” (《读通鉴论》) 。而国家如果能真正将“四维”落实到人们行为中, 那么就会“一人服之, 万人从之”“期而致, 使而往”, 甚至“舍己以上为心”。这样, 君就能为之而成、求之而得, 民就会“如百体之从心” (《立政》) 。所以《管子》将“礼”“义”“廉”“耻”作为国家层面社会教化的核心、治民理政的纲领, 是有先见之明的。“百姓皆说为善, 则暴乱之行无由至矣” (《权修》) , 符合君治国希冀出现的治而不乱的客观情境要求。这样, 《管子》的“四维教化”思想就如康德“纯粹实践理性的方法论”所言及的“循循善诱地使道德法则进入每个最普通人的内心”[16]7。其实, 国家层面的社会教化属于事前控制, 能够从一定程度上减少那些“不懂礼、不行义、不修廉、不知耻”之民的违法乱纪行为。从这种意义上说, 它又具有一定的道义性。

  二、群体层面:由士农工商“四民”潜移默化子弟, 将职业教育成功推演

  为实现富国强兵、称霸诸侯的宏伟目标, 《管子》推出了“四民分业”的社会治理模式。将士、农、工、商安排到有利于发挥他们职业特长的四大共同体中去, 由“四民”对其子弟施以相应的职业教化, 然后子承父业、世代袭传, 从“士之子常为士”到“农之子常为农”, 从“工之子常为工”到“商之子常为商” (《小匡》) ,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共同体”[17]64, 长此以往将会汇聚“成为一种现实力量”[18]826。

  “士”是国家存亡的根本维护者。冯友兰先生曾将“士”理解为搞意识形态的知识分子———“文士”, 这显然不符合《管子》“富国强兵、称霸诸侯”的宏观战略目标。因为治国理政依靠“文士”可以实现, 而“成就霸业”则离不开“武士”, 所以“四民分业”的“士”应该包括文士和武士。由于“文士”是治国理政的重要依靠力量, “选练士, 为教服” (《地图》) ;“存乎政教, 而政教无敌。存乎服习, 而服习无敌” (《七法》) , 所以对于那些“为义好学、聪明质仁、慈孝于父母、长弟闻于乡里” (《小匡》) 之民, 将其选拔为“文士”, 并施以“父与父言义, 子与子言孝, 其事君者言敬, 长者言爱, 幼者言悌” (同上) 的职业教化, 全面提升他们的职业素养, 从而构建和谐的父父、子子、君臣、长幼关系, 然后再由他们于日常生活中将“礼”“义”“廉”“耻”“孝”“悌”“敬”灌输到其子弟思想行为之中, “士修身功材, 则贤良发” (《五辅》) , 从而使其子弟明白“与其为善于乡, 不如为善于里;与其为善于里, 不如为善于家。是故士莫敢言一朝之便, 皆有终岁之汁;莫敢以终岁为议, 皆有终身之功” (《小匡》) 。这说明《管子》对士人的教化具有一定的道义性。由于“武士”是保卫国家安全、称霸征战疆场的核心依靠力量, 他们素质如何直接关系到国家安危存亡, “定选士, 胜” (《幼官》) 。所以《管子》要求严格的层层选拔, 以筛选出国家需要的“士”人, “存乎选士, 而士无敌” (《七法》) , “器成教施, 追亡逐遁若飘风, 击刺若雷电” (《兵法》) 。所以将那些“拳勇、股肱之力、筋骨秀出于众” (《小匡》) 之民选拔为“军士”, 施以“动慎十号”“饰习十器” (《幼官图》) 以及“三官、五教、九章”的军事训练与教化, 以增强其交战应敌取胜能力, 从而安定天下。“教器备利, 进退若雷电, 而无所疑匮”, “厉士利械, 则涉难而不匮”, “径于绝地, 攻于恃固, 独出独入而莫之能止” (《兵法》) 。同时还能减少罢士, “罢士无伍” (《小匡》) , 然后再由他们施以“因便而教”“教无常”的职业教化, 丰富子弟军事知识, 从而全面提高其未来实际作战能力, 这明显符合治国理政的客观情境要求。《管子》认为, 对军士教化的最高境界是能使敌为其所用, “用敌, 教之尽也” (《兵法》) 。徐复观先生指出, “士人的人格修养, 是决定他在政治中能否有所作为, 及其作为对国家人民有无意义的基本条件。这种对人格修养所要求的分量之重, 不是近代民主政治下的现实政治家所愿意负担, 甚至是所不能了解的”[19]220。

  “农”是国家稳定的重要建设者。由于中国古代是“以农业社会为主的社会, 是非常散漫的。平时既难收教化之功, 有事复易招藏奸慝盗之患”[19]228。而“农”则是国家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重要依靠力量, 所以《管子》将其列为第二位。通过设置“乡师”“虞师”“司工”“司田”等专职管理人员, 对“农”人施以农事教化, 然后再通过“农”人对其子弟进行“有教无类”的职业教化, 从而提高他们使用农具的效能, 提升他们耕种、收获的技巧, “庶人耕农树艺, 则财用足” (《五辅》) 。由于农人具有吃苦耐劳精神, 他们在播种、耕耘、饲养之中教化感染子弟, 致使他们的农业知识、生产技能、饲养方法等非常容易被传承, 所以这些农人子弟于父辈日常劳作默化中学会根据四时的变化而“务五谷”“种桑麻”“育六畜” (《牧民》) 。因此, 农人职业“教育的价值不应当仅仅根据经济效率和社会福利来评价。教育的一个同样重要, 即使不是更重要的作用是使一个人欣赏他的社会的文化, 加入社会的事务, 从而以这种方式提供给每一个以一种对自我价值的确信”[20]77。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 “朴野而不慝, 其秀才之能为士者, 则足赖也。故以耕则多粟, 以仕则多贤” (《小匡》) , 明确传递了一个信号, 农人可以转化为士人, 这就鼓励农人努力耕作, 然后成为优秀之民, 从而开辟了一条农人入“士”的路径, 而商工之民则不具有这一转化优势。这也是当时“重本”的一个重要体现。

  “工”是精良器械的主要制造者。由于齐国具有太公时代的手工业基础, 所以“工”在《管子》调整社会生产关系之后将其独立出来, 使其不仅承担农具、工艺品、生活用品的加工制作, 而且还肩负作战器具的批量生产。“工之巧出, 足以利军伍”, “守备之伍, 器物不失其具” (《问》) 。由于国家要求“工无敌”“器无敌” (《七法》) , 再加上不惜代价的“致精材”“来良工” (《小问》) , 所以大齐手工业产品种类之齐全、质量之上乘, 已成为当时各国仰慕的对象。“诸侯以缦帛鹿皮四介以为币, 齐以文锦虎豹皮报” (《小匡》) , 而“素绸当然不能和花锦相提并论”[21]。通过这些手工业者“因材施教”的职业教化, 既可以培养他们子弟专心致志、不见异思迁的职业精神, 又可以使他们掌握了如何选材、使用工具、制作器具等方面的技能。“相良材, 审其四时, 辨其功苦, 权节其用, 论比、计制、断器, 尚完利”, 正所谓“循此而修之, 各得其分, 则教也”[3]11。由于手工业的技术特性, 决定了它“在每种技艺上, 只有有经验的人才能正确地判断作品, 才能理解完成一件作品的手段与方法, 才能懂得什么与什么相配。没有经验的人则最多能看出一件作品, 比如一幅绘画, 完成得是好还是糟糕”[15]317。特别是在生产过程中, 这些群居而生的手工业者“相语以事, 相示以功, 相陈以巧, 相高以知事” (《小匡》) ;他们的子弟就会于这种和谐融洽的气氛中切实提高实操技能, 受到全面的职业教化, 从而有利于手工业发展。波兰尼在《个人知识》中指出, “一种无法详细言传的技艺不能通过规定流传下去……它只能通过师傅教授徒弟这样的示范方式传下去。这样, 技艺的传播范围就只限于个人之间的接触了, 我们也就相应地发现手工工艺倾向于流传在封闭的地方传统之中”[22]78-79。

  “商”是市场繁荣的积极推动者。由于“商”人是活跃市场、繁荣经济的积极推动者, 所以他们已成为当时社会发展中一支不可小视的重要力量。虽然“商”居于“四民”中末位, 但是因其具有“出从利”“入不守” (《侈靡》) 的特点, 所以国家要对他们进行职业教化, 以保持其合法经营, 而不是牟取暴利, 搅乱市场秩序。商人通过合规经营, 依据四季运行情况, 准确把握市场脉搏, 全面掌控物价波动。“料多少, 计贵贱, 以其所有, 易其所无, 买贱鬻贵” (《小匡》) 。在“可供选择的各种行为方式与过程之间进行选择”[23]126性的商业博弈中赚取合理利润, 然后这些商人在他们日常经营中对其子弟进行耳濡目染式的职业教化:一方面可以使其子弟学会观察市场行情———“晴雨表”的变化, 并依据从市场获取的交换信息, 及时做出有利于己的反应;另一方面也可以促使他们掌握价格波动、利润产生的规律, 特别是在不同市场交易中, 商贾们“相语以利, 相示以时, 相陈以知价” (同上) ;子弟于其父母“旦夕从事于此”的过程中潜移默化, 掌握了经商致富的真谛。两千多年来, 这种模式在商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绵延不绝。

  总之, 士、农、工、商“四民”的子弟, 于“父兄之教”中“不肃而成”, 于“子弟之学”中“不劳而能” (《小匡》) , 从而会出现“少而习焉, 其心安焉, 不见异物而迁焉” (同上) 的情状, 具有一定的社会道义安民性。此外, 《管子》还在不同行业中注重职业道德培养, 要求各行各业都要讲求诚信。从“非信士不得立于朝”到“非诚农不得食于农”, 从“非诚工不得食于工”到“非诚贾不得食于贾” (《乘马》) , 士农工商“四民”无一例外!这无疑对“成民之事” (《小匡》) 非常有益, “诚能动人也”“诚者自成也”[3]203。它还重视以物质、精神、免徭役等奖励的形式对民教化。对那些精通农事、善养牲畜、精通园艺树木、善种瓜果蔬菜使其产量提高、善于治病、能预言某种作物歉收或丰收、懂得养蚕不生病之民, 都“置之黄金一斤, 直食八石” (《山权数》) 的奖励, 还“谨听其言而藏之官, 使师旅之事无所与” (同上) 。亚里士多德认为, “一个人不能从公共财富中既得钱财又得荣誉”[15]257, 而《管子》则做到了让“才能突出之民”既得到了钱财又得到了荣誉。其实, 《管子》“四民分业”“各因其材”的职业教化还潜存有“行知相须”的道理, “操千曲而后晓声, 观千剑而后识器”[24]986, “行之力则知愈有所进”“知之进则行愈有所施”[25]817。所以“四民分业”培养出的是“有实行而无空言之弊, 有实学而无不可用之材”[26]75的人才, “是把 (默契的) ‘共同体行为’转变为作为理性安排的‘社会行为’的特殊手段”[27]309, 它以一种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发挥着影响, 从而使民潜在的“超凡魅力”持续再生或竞相迸发。从这种意义上讲, 由“四民分业”衍生出来的知行是一个“并进而有功”“相知以为用”不断发展、循环往复的过程。通过“分业实践”, 可以使人们从不知到有知、从浅知到深知、从知之不多到知之甚多, “精义入神, 日进于高明而不穷”[28]53。这也与亚里士多德“在教育上, 实践必先于理论, 而身体的训练须在智力训练之先”的观点相一致。同时, 它还可以使长辈谆谆之叮咛、浓浓之亲情的教育寓于日常生活之中, 用亲情的力量来拨动子女的心灵琴弦, 帮助他们扣好人生的第一粒纽扣, 这样就在“润物细无声”中培养子弟“日用而不觉”的世界观、人生观, 从而使家庭优良传统在职业教育中生根, 在亲情感染中升华。

  三、个体层面:由教师言传身教影响学“子”, 有效推进启蒙教育

  由于“春秋时期, 私人讲学之风大盛”[29]57, “不教无以理民性”[5]482, 结合当时社会发展情势, 不可能人人都接受正规教化, 而能够接受这种教化的都是从其个体层面需求出发而施教的, 所以本文将“子”列为个体层面, 并由此发现了《管子》完整的感染熏陶、正确引导的启蒙教化思想。

  感染熏陶是激活学生个体的潜在之道。《弟子职》是我国古代最早的学生守则[30]387-389。它生动翔实地记录了当时学生日常行为规范的具体要求:一是在学习态度方面, 要求学生要谦虚严肃、勤奋专心, 为基本知识的掌握打好基础。“温恭自虚”“夙兴夜寐”“朝益暮习”, 正所谓“学如春起之花, 不见其增, 日见其长”。上课前, 学生要洒扫教室, 摆好桌椅。朱熹在《答孙仁甫》中指出, “古人设教, 自洒扫应对进退之节, 礼乐射御书数之文, 必皆使之抑心下首以从事于其间, 而不敢忽, 然后可以消磨其飞扬倔强之气, 而为入德之阶”;上课时, 学生要“危坐乡师, 颜色勿怍”, “受业之纪, 必由长始”。学生“若有所疑, 奉手问之”, “始诵必作, 其次则已”;下课后, 学生要全部起立, “师出皆起”。老师休息后, 学生还要“各就其友”“相切相磋”。这里潜藏有相互切磋讨论、彼此融合吸收的学习意识;二是在人际技能方面, 要求学生要孝顺尊敬、友爱结交, 为完美人格的形成打下基础。学生不仅要“温柔孝悌, 毋骄恃力。志毋虚邪, 行必正直。游居有常, 必就有德”;而且要“出入恭敬, 如见宾客”。老师进餐时, 学生要“摄衽盥漱, 跪坐而馈。置酱错食, 陈膳毋悖”;老师休息时, 学生都要起来服侍, “敬奉枕席, 问所何趾;俶衽则请, 有常则否”。在这一个过程中, 老师的言行举止, 都将对学生的未来产生重要影响。《管子》要求学生彬彬有礼地接待宾客。如果有宾客来到, 弟子要迅速起立, 对客人不可失礼、边应边走, 并立即向老师请示。即使来宾所找的人不在, 也必须回来告知, “若有宾客, 弟子骏作。对客无让, 应且遂行, 趋进受命。所求虽不在, 必以反命”;三是在个人形象方面, 要容貌端庄, 衣着整洁, 为良好习性的养成奠定基础。“颜色整齐”“衣带必饰”。“凡言与行, 思中以为纪。古之将兴者, 必由此始。”这里明确指出, 学生的一切言行, 都要以中和之道为准则, 自古以来能成大事之人, 都是由此开始的。由此可见, 《弟子职》对学生的要求, 不仅非常严格而且十分具体, 甚至达到了近乎苛刻的程度。“小学教人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 爱亲敬长、隆师亲友之道, 皆所以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本, 而必使其讲而习之于幼稚之时。”[31]3391这一方面说明《管子》的启蒙教化是从“小处”“细节”上着眼、着手;另一方也可以看出其施教的全面性、严整性, 绝不顾此失彼。同时, 《管子》还非常重视良风美俗对个体的熏染, 它要求改造“淫非之地”, 彻底清除受教化者周边的环境污染, “毋听淫辞, 勿作淫巧” (《五辅》) , “去奇说, 禁雕俗也” (《七法》) , “使民毋有接于淫非之地, 是以民之道正行善也, 若性然” (《八观》) 。总之, 通过个体层面的因循教化、感染熏陶, “子”就会养成良好的习惯, 天长日久, 整个社会风气就会越来越好。可见《管子》的教育任务与尼采“教育的任务在于把那个整体的人培养成一个活的运动着的太阳和行星的系统, 并认识其更高级的驱动机制的规律”[32]7有异。从这种意义上讲, 一个“子”如果从小受了良好的教育, 那么他未来“就能成为事理通达的人”[33]141。因为“一个受过适当教育的儿童, 对于人工作品或自然物的缺点也最敏感, 因而对丑恶的东西非常反感, 对优美的东西会非常赞赏, 感受其鼓舞, 并从中吸取营养, 使自己的心灵成长得既美且善。对任何丑恶的东西, 他能如嫌恶臭, 不知不觉地加以谴责, 虽然他还年幼, 还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等到长大成人, 理智来临, 他会似曾相识, 向前欢迎, 因为他所受的教养, 使他同气相求”[33]110。

  正确引导是个体成材进步的有效途径。正确引导是学生成材的重要途径, 也是学生进步的必由之路。通过老师正确引导, 才能使学生勤而不怠、谦而不傲、谨而不妄、重大而不忽小。一是引导学生要勤奋而不“倦怠”[34]。“倦怠者不及, 无广者疑神, 疑神者在内, 不及者在门;在内者将假, 在门者将待。曙戒句殆, 后稚逢殃。朝忘其事, 夕失其功” (《形势》) 。因为“倦怠之人”“以之事主则不忠, 以之事父母则不孝, 以之起事则不成”, 所以《管子》要求“子”要积极进取, 切忌出现“倦怠”。虽然人“性相近也”, 但是经过启蒙教化后, 就会“习相远也”;二是引导学生要“谦虚”而不“自傲”。俗话说:“金无足赤, 人无完人;智者千虑, 必有一失。”“尺有所短, 寸有所长。”任何人都有短处或不足, 即使是圣人, 也是如此。所以《管子》极为反对骄傲自满、矜功自伐, 积极提倡谦虚处世、好学, 并以“盛必失而雄必败”来警示那些居功自傲、自大者。“盛而不落者, 未之有也。固有道者不平其称, 不满其量, 不依其乐, 不致其度。爵尊而肃士, 禄丰而务施, 工大而不伐, 业明而不矜” (《宙合》) ;三是引导学生要“谨言”而不“妄语”。在与人交谈时, “可正而视, 言察美恶, 别良苦, 不可以不审” (同上) 。所以《管子》要求“子”说话要分场合、有原则, “可言可默” (《宙合》) , 须发言不可时, 要用词恰当, 言简意赅, 直抒胸臆, 否则就保持沉默。因为“言轻谋泄, 灾必及于身”, 所以与其“多言不当”, 不如言“其寡也”。特别是未经大脑思考, 言谈不周密时, 容易滋生费解甚至误解, 因而“言不可不审也”;四是引导学生要在重视“大处”的同时绝不忽视“小处”。《管子》认为, 无论是修身还是养性, 无论是敦品还是立德, 都应从大处着眼, 从小处着手, 从小事做起, 这样时刻注意从“小处”“小事”身体力行, 天长日久, 日积月累, 就能循序渐进, 修成大器。“渐也、顺也、靡也、久也、服也、习也, 谓之‘化’” (《七法》) 。由此可见, 教师曾经是、现在是、将来依然是学生成才的向导、社会进步的阶梯、人类灵魂的引路人。

  四、结语

  每个时代的人都持有一套共同的心理程序软件, 它构成了这个时代一定范围内人们的共同体文化。然而, 同一时代不同人的心理程序并不必然是和谐一致的, 这就需要教化来正向引导。虽然《管子》教化思想“在三个不同但却有机地关联”[35]129的层面上展开, 但是它开创了正规教化与非正规教化相统一、国家社会教化、家庭职业教化与教师启蒙教化相结合的先河。这对于今天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职业教育的发展、基础教育的演进, 都具有极高的参鉴价值, 所以它是中国教化思想发展的先驱, 更是后世各代教化衍生效法的宝典。

  《管子》的教化思想系统丰富、内涵深刻。国家层面的社会教化, 旨在去恶扬善、完善人性, 有效克服多元民众离心离德的倾向, “造就一个同心同德的文化共同体”[36]48, 从而使民紧跟君的步伐, “犹形之有影, 声之有响也”[37]15;群体层面的职业教化, 旨在培养不同行业所需的专业人才, 达到即使是朽木亦可雕、庸才亦可用的教化目的, 因为人的好坏“十分之九都是他们的教育所决定的。人类之所以千差万别, 便是由于教育之故”[38]4;个体层面的启蒙教化, 旨在以使“子”的思想由原初状态的不开化转变为开化、行为由片段自由的离散型转变为连续型, 这直接关系到未来之民的整体素质和培养什么样民的问题。H·A·L·费雪指出, “教育是培养一个人自身最好的和最有用的方面, 以便可以将其应用于社会的利益和他作为一个社会成员的自身利益”[39]182。《管子》通过三大层面的积极教化, 可以使“劳者劳之, 来者来之, 邪者正之, 枉则直之” (《孟子滕文公上》) , 从而使人人皆有事做, “事事自有个恰好处” (《朱子语类》卷一百九朱子六) 。

  总之, 《管子》教化思想理论丰富、实践精彩, 具有极强的借鉴价值, 且三个层面并行不悖, 相互促进, 真可谓“由家及国, 大小有序, 使其民无不入乎其中而受学焉” (朱子《静江府学记》) 。实践证明, 它的教化思想为当时的齐国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 更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形成了社会教化、职业教化与启蒙教化的完美谱系, 对后世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三个层面教化的最大价值“在于唤醒受教者的自觉, 从而自学、自律、自主”[40]244, 为君培养知晓礼、义、廉、耻的“国之四维”人才, 以效忠君主的统治, 为富国强兵、称霸诸侯服务。从一定程度上说, 它潜藏有亚里士多德“教育是最廉价的国防”“教育的根是苦的, 但其果实是甜的”的思想。不过, 从这也可以看出《管子》治国视野的深邃与高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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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1 注释“子”:“先生施之以教, 弟子受之以化, 教学相长, 彼此相推, 于相切相磋之中, 各长其仪。于是乎, 弟子受与之德, 先生施与之鱼, 渔鱼相获, 竟至于蒙之学, 入子之智之思之行也。相切相磋之目的, 亦是之至化民以德之品位, 子于受与过程中, 俨然已启蒙为独立之人格之子者。于师于己, 于家于国, 皆幸事也;就西学而论, 就是启蒙之过程, 教化以德, 申之以行, 据之以理, 论之以人, 以达至一种为善之品格, 独立思考之理性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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