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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时期先进文化代表者李大钊

时间:2018-12-24 11:11作者:曼切
本文导读:这是一篇关于五四时期先进文化代表者李大钊的文章,五四时期是中国文化的大变革时期, 西方文化在早期新文化运动中经过与传统文化的激烈较量而取得支配性地位, 之后是马克思主义文化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传入中国, 并在文化思想的论争中确立指导性地位。

  摘    要: 五四时期中国文化发展经由西方文化到马克思主义文化的重大转换。李大钊由早期新文化运动中积极输入西方文化而逐步产生中西文化融合的文化发展思路, 继而宣传俄国十月革命这一世界文化变动的事件, 率先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文化, 从而确立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的指导地位。在五四时期, 李大钊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关键词: 李大钊; 中国文化; 先进文化; 五四时期;

五四时期先进文化代表者李大钊

  中国文化发展的新道路是在五四时期的时代变迁中形成的, 陈独秀、李大钊等文化精英对此作出了积极的努力。五四时期是中国文化的大变革时期, 西方文化在早期新文化运动中经过与传统文化的激烈较量而取得支配性地位, 之后是马克思主义文化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传入中国, 并在文化思想的论争中确立指导性地位。在文化建设的斗争中, 李大钊以其对民族存亡的忧虑和对世界文化发展征程的深切思考, 与时俱进地对文化发展道路进行不断地选择与探索, 始终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成为五四时期先进文化的代表者。

  一、在早期新文化运动中, 李大钊与陈独秀共同领导新文化运动, 承继了近代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学习西方、探索救国救民真理的传统, 以西方文化猛烈抨击封建传统文化, 极大地震动了中国思想文化界, 成为早期新文化运动期间中国先进文化的杰出代表。

  新文化运动是中国近代思想发展的必然要求。辛亥革命确立了共和体制, 但封建思想意识未得到应有的清除。民国初年袁世凯窃取政权, 提倡尊孔读经, 封建主义沉渣泛起。有鉴于此, 陈独秀于1915年9月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 (后改为《新青年》) , 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 猛烈抨击封建传统文化。陈独秀对文化建设也予以高度重视, 认为“人类文明之进化, 新陈代谢”, 因此作为20世纪的人们应该“创造二十世纪之新文明, 不可因袭十九世纪以上之文明为止境”。[1]这样, 以西方文化取代封建文化的文化革新运动蓬勃兴起。这一运动适应了中国社会变革的需要, 给中国文化的发展带来了希望。

  李大钊迅即投入这一代表中国当时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新文化运动中, 1916年发表的《民彝与政治》《青春》等文章就是突出代表, 从而奠定其在中国文化思想界的领袖地位。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发展, 李大钊又发表了大量的文章, 积极倡导西方文化, 批判中国的封建文化, 并对中国文化发展道路进行认真探索。

  第一, 猛烈抨击封建传统文化, 为中国文化的发展扫除最大障碍。建立在传统农业文明基础上的封建文化抑制人的自由和发展, 不能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 是中国社会变革的阻力, 成为专制政治的护身符。李大钊指出:“吾民族思想之固执, 终以沿承因袭, 踏故习常, 不识不知, 安之若命。言必称尧、舜、禹、汤、文、武、周、孔, 义必取于《诗》《礼》《春秋》。”[2]P152) 而作为传统文化核心的封建伦理道德“确足以代表专制社会之道德, 亦确足为专制君主所利用资以为护符也”[2]P247) 。所以李大钊说“孔子为数千年前之残骸枯骨”, 是“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 并表示自己“冒毁圣非法之名”来不遗余力地抨击孔子学说。可见, 李大钊对封建文化的批判是坚决的、彻底的, 代表着早期文化运动批判传统文化的最高水平。

  第二, 积极倡导西方文化, 为中国文化发展提供新的文化价值观。新文化运动在本质上就是要用西方文化取代传统文化, 宣传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观。李大钊认为, 自由是西方民主政治的基石, 是专制政治的对立物:“盖民与君不两立, 自由与专制不并存, 是故君主生则国民死, 专制活则自由死”[2]P163) , “自由为人类生存必需之要求”, 并表示“今为自由故, 不惜牺牲其生命以为代价而购求之”。[2]P228) 李大钊认为, 为政之道在于体现民意, 遵循“唯民主义”, 而反对“英雄主义”, 这是因为“唯民主义乃立宪之本, 英雄主义乃专制之原。而立宪之所以畔夫专制者, 一则置重众庶, 一则侧重一人”[2]P157) 。在李大钊描绘的民主政治体制蓝图中, 人人是平等的、自由的, 共同参与管理公共事务。他指出, 民主政治“语其精神, 不外使政治体中之各个分子, 均得觅有机会以自纳其殊能特操于公共生活之中, 在国家法令之下, 自由以守其轨范, 并进以尽其职分, 而赴共同之志的”[2]P173-174) 。李大钊对民主精神的倡导, 有利于自由、民主、平等的价值观念在中国的发展。

  第三, 坚持对中西文化进行比较辩证的分析, 努力为中国文化的发展指明方向。李大钊在批判封建文化、倡导西方民主自由学说的过程中, 对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曾有过认真的探索。他认为传统文化在整体上不符合时代的潮流, 但是其中有一些值得注重的积极因素, 如儒学文化中对人的关怀的思想应该做到合理的利用。孟子曾说:“舜何人也, 予何人也, 有为者亦若是”, 又说:“当今之世, 舍我其谁”。李大钊认为这两句话是“示人以有我”, 有其合理的内容, 因此对传统文化应该有所选择, “但学其有我, 遵其自重之精神”。[2]P152) 在激烈地批判孔子学说的同时, 李大钊认为对待孔子学说不可采取历史虚无主义态度, 应以其是否合乎“真理”而决定取舍, 他表示:“孔子之道有几分合此真理者, 我则取之;否者, 斥之”, 对传统文化的吸取不能“崇奉偶像威灵”, 而只是“以为发育自我性灵之资养”。[2]P245) 对于西方文化, 李大钊认为总体上代表文化的发展方向, 但运用到中国则必须有所变通。比如, 法、美在政治体制上采取二院制, “自有其特殊之原因, 吾国亦自有吾国之特殊情形, 岂可因彼为共和国, 而遂贸然效之耶?”[2]P53) 西方文化的进化论也有其缺点, “一战”中所鼓吹的“优胜劣败, 弱肉强食”, “依武力以为对外之发展”, “此其所据, 全根于马查士之人口论与达尔文之天演论”。所以李大钊说达尔文的进化论“助长战争之恶影响者, 半由其说本身之不完, 半由野心家之利用”。[2]P24) 所谓进化论“本身之不完”, 即是说进化论本身存在问题。正是在宣传西方文化时注意到其缺陷, 在抨击传统文化时注意到其中积极的因素, 所以李大钊认为中国文化的发展应该走融合中西文化的道路, 中西文化应该“时时调和、时时融会, 以创造新生命, 而演进于无疆”[3]P214) 。当然, 中国文化发展走中西融合之路并不是两者简单地叠加, 而是一方面使西方文化“变形易质”, 另一方面应该“惟以彻底之觉悟, 将从来之静止的观念、怠惰的态度, 根本扫荡, 期与彼西洋之动的世界观相接近, 与物质的生活相适应”。[3]P217) 可见, 这是一条文化发展的综合与创新之路。

  与陈独秀相比, 李大钊在文化建设上带有更多的理性色彩, 特别是主张中国文化发展在主要吸收先进西方文明的同时, 要合理地吸收传统文化的有益因素, 这对之后中国文化的发展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二、十月革命后, 李大钊率先在中国宣传十月革命这一世界史上的大事件, 引导国人注目俄国革命的文化意蕴———马克思主义文化, 开启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发展的先河, 成为指引中国文化发展方向发生历史性转折的最杰出的代表者。

  李大钊在早期新文化运动中就表现出良好的文化选择心态, 善于在对中西文化进行比较和选择中来把握文化发展的方向。对于社会主义这一崭新的文化现象, 李大钊最初是从文化发展的特征中予以预测的。他认为, “解放”是文明的发展特征, 由此决定了文化的发展必然向更高的层次迈进, 由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与民主主义取代专制主义一样, 是文化“解放”特征的必然结果:“近世之文明, 解放之文明也。……解放者何?即将多数各个之权利由来为少数专制之向心力所吸收、侵蚀、凌压、束缚者, 依离心力以求解脱而伸其个性复其自由之谓也。于是对于专制主义而有民主主义, 对于资本主义而有社会主义, 是皆离心力与向心力相搏战而生之结果也。”[3]P141) 李大钊从文明“解放”的特征中已预测到社会主义产生的必然性。当然, 要对社会主义进行准确把握, 还必须对西方文明发展的趋势做进一步的分析。李大钊通过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考察, 认为传统的欧美式民主主义必须进一步发展。由此他预测“一战”告终后, “世界之自由政治、民主主义必将翻新蜕化, 以别开一新面目, 别创一新形式, 蓬蓬勃勃以照耀二十世纪之新天地。”[3]P148) 很显然, 这一经过“翻新蜕化”过程而“别开一新面目, 别创一新形式”的民主主义、自由政治, 已经不同于传统的西方民主主义、自由政治, 而是一种新型的文化的政治体制。李大钊对西方文化发展趋势进行了总体把握。

  由于李大钊善于把握西方文化的发展趋势, 所以他的视野能够由英法等国转向当时文化尚比较落后的俄罗斯, 这就预示着李大钊有可能首先接受十月革命的影响。俄国二月革命爆发后, 李大钊认为这将“及于世界政治前途之影响”, 并可推断以后没有官僚政治“存在于世界之余地”。[3]P21) 李大钊从中西文明的比较中进一步申明俄罗斯在新文明中应有的地位:“由今言之, 东洋文明既衰颓于静止之中, 而西洋文明又疲命于物质之下, 为救世界之危机, 非有第三新文明之崛起, 不足以渡此危崖。俄罗斯之文明, 诚足以当媒介东西之任。”[3]P214) 李大钊对俄罗斯创造“第三新文明”寄予希望, 并密切注意俄国社会的变革, 这为其随后宣传十月革命创造了条件。

  1917年11月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 开创了马克思主义文化发展的新时代。李大钊经过半年多的考察和理论研究, 于1918年7月以后相继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新纪元》等文章, 热烈欢迎十月革命, 对马克思主义在人类社会变革中的地位作了初步的但却是很重要的说明。李大钊对十月革命不遗余力的宣传, 对中国文化发展有巨大的影响。

  第一, 李大钊突出地宣传了十月革命代表20世纪文化发展的方向, 使中国文化的发展由向西方学习转向以俄为师。李大钊指出, 俄国十月革命同法国大革命有绝大的不同, 十月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 是社会的革命而并着世界的革命之采色者也”。法兰西革命影响19世纪全世界的文明, 同样俄国十月革命将影响着20世纪的世界文明。李大钊相信“二十世纪初叶以后之文明, 必将起绝大之变动, 其萌芽即茁发于今日俄国革命血潮之中”[3]P225) 。李大钊认为, 十月革命有无比的力量, 唤起世界的群众运动, 将改写人类的历史。“历史上残余的东西, ———什么皇帝咧, 贵族咧, 军阀咧, 官僚咧, 军国主义咧, 资本主义咧, ———凡可以障阻这新运动的进路的, 必挟雷霆万钧的力量摧拉他们。”由此, 李大钊断言“Bolshevism的胜利, 就是二十世纪世界人类人人心中共同觉悟的新精神的胜利!”[3]P263) 李大钊对十月革命的号召, 使中国知识界开始注目俄国, 从而使中国文化的发展发生历史性的转向。

  第二, 李大钊对十月革命的宣传使中国知识界能初步了解马克思主义文化的真谛, 为马克思主义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开辟了道路。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 由于帝国主义对俄国的封锁, 俄国革命的真实情况不为我国广大知识分子所了解。李大钊在宣传十月革命时, 把十月革命与马克思主义文化相联系, 揭示十月革命的无产阶级性质:“他们的主义, 就是革命的社会主义;他们的党, 就是革命的社会党;他们是奉德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家马客士 (Marx) 为宗主的;他们的目的, 在把现在为社会主义的障碍的国家界限打破, 把资本家独占利益的生产制度打破。”[3]P260) 李大钊认为, 以马克思主义指导的俄国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 这一革命使“今后的世界, 变成劳工的世界”, 因此, “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 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3]P256) 中国人对马克思并不陌生, 但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的学说却不甚了解。李大钊将马克思主义与社会革命、与反抗资本主义剥削制度联系起来, 这对崇拜西方文明而屡屡失败的中国人来说确实有十分的吸引力, 因此中国人更容易通过俄国来了解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大体内容。

  李大钊在中国宣传十月革命是他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的开始。虽然此时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还没有系统的研究, 但是很显然他赞成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 赞成以社会革命的手段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而且要特别注意的是, 李大钊此时已用经济观点分析“一战”原因:“原来这回战争的真因, 乃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国家的界限以内, 不能涵容他的生产力, 所以资本家的政府想靠着大战, 把国家界限打破, 拿自己的国家作中心, 建一世界的大帝国, 成一个经济组织, 为自己国内资本家一阶级谋利益。”[3]P255) 这种从经济的观点来分析“一战”起因, 已经接近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这说明, 在宣传十月革命时, 李大钊已具备一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

  李大钊积极向往并不遗余力地宣传十月革命, 使新文化运动在广阔的视野中得到新的提升, 实现了由宣传法兰西文明到宣传俄罗斯文明的重大转变, 这给中国文化革新运动带来了新的希望, 预示着马克思主义文化必将在中国生根发展, 中国文化将在新的方向上继续前进。

  三、李大钊在五四运动以后的一段时期, 从思想与学术的角度宣传马克思主义, 是名副其实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的先驱。他把握世界文化变革的潮流, 确信马克思主义文化的真理性与科学性, 率先在中国思想学术界比较全面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 为开辟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的新局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代表着中国文化前进的社会主义方向。

  为了树立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的旗帜, 李大钊一方面着力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 另一方面对传统文化进行科学的评析。《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是李大钊坚定地信仰马克思主义文化的结晶, 也是他全面地阐述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作。诚如李大钊所说, 随着俄国革命的兴起, 马克思主义有风靡全世界的趋势, 受到世人的普遍关注, 但同时也“招了很多的误解”, 所以他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目的很明确, 就是使马克思主义文化在中国生根发展, “使这为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 在我们的思辨中, 有点正确的解释。”[4]P16) 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 李大钊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着作《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等, 重点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及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上的阶级斗争学说, 适应了中国社会变革的需要。李大钊指出,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有两大要点, “其一是说人类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 构成社会经济的构造。这是社会的基础构造。一切社会上政治的、法制的、伦理的、哲学的, 简单说, 凡是精神上的构造, 都是随着经济的构造变化而变化”“其二是说生产力与社会组织有密切的关系。生产力一有变动, 社会组织必须随着他变动”。[4]P27) 说明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原理。李大钊叙述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 并认为“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 把马克思主义“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系起来”。[4]P19) 李大钊对唯物史观的宣传对中国文化思想界产生重大影响, 早在20世纪30年代郭湛波曾高度评价李大钊“是唯物史观最彻底最先倡导的人;今日中国辩证法, 唯物论, 唯物史观的思潮这样澎湃, 可说都是先生立其基, 导其先河”[5]P117) 。事实也正如此, 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系统输入, 开启了马克思主义文化在中国发展的新方向, 随后陈独秀、李达、李汉俊、陈望道等亦相继宣传马克思主义, 使马克思主义文化在中国的发展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尤为可贵的是, 李大钊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文化的过程中还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来科学地批判和总结中国的传统文化, 为中国文化建设提供借鉴。任何新文化建设都离不开对固有文化的理性思考和科学总结, 同样, 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的发展也必须对传统文化有正确的说明。李大钊运用唯物史观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解析, 说明传统文化在古代农业社会存在的理由及其在现代社会消亡的历史必然性。李大钊指出,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要体现的“孔子的学说所以能支配中国人心有二千余年的原故, 不是他的学说本身具有绝大的权威”, 而是因为“他是适应中国二千余年未曾变动的农业经济组织反映出来的产物, 因他是中国大家族制度上的表层构造, 因为经济上有他的基础”。[4]P145) 但是, 随着近代西方工业文明对中国的冲击和中国政治上民主主义 (Democracy) 打破专制主义运动的发展, 孔子学说就失去存在的理由。这就是说, “现在经济上生了变动, 他的学说, 就根本动摇, 因为他不能适应中国现代的生活、现代的社会。”[4]P149) 李大钊还运用唯物史观专门研究道德问题, 指出道德作为上层建筑必然随着生活的变动、社会的需要“因时因地而有变动”, “什么圣道, 什么王法, 什么纲常, 什么名教, 都可以随着生活的变动、社会的需求, 而有所变革, 且是必然的变革”。[4]P116) 在1919年12月和1920年1月, 李大钊在中国思想界首先运用唯物史观来批评传统文化, 足见李大钊在中国文化变革运动中的领袖地位。

  为了促进马克思主义这一新文化在中国的发展, 李大钊与非马克思主义者进行了三次论争。李大钊在论争中表现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 显现出文化思想家宽阔的胸怀。一是他勇敢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文化在中国的发展方向。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学者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 少谈些“主义”》的文章, 宣传改良主义, 认为谈主义极容易, “希望中国的舆论家, 把一切‘主义’摆在脑背后, 做参考资料”, 而批评一些人“不去研究人力车夫的生计, 却去高谈社会主义。”[6]P252) 对此, 李大钊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文章, 鲜明宣布自己“喜欢谈谈布尔扎维主义”的态度, 坚信“布尔扎维主义的流行, 实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变动”。针对梁启超认为中国不能实现社会主义目标, “其总原因在于无劳动阶级”[7]的错误观点, 李大钊指出:中国不仅有劳动阶级, 而且“较各国直接受资本主义压迫的劳动阶级尤其苦痛”, 因此, “在这劳工运动日盛一日的风潮中, 想行保护资本家的制度, 无论理所不可, 抑且势所不能。”[4]P277) 李大钊还批判张东荪以资本主义发展实业的思想, 指出:“中国不欲振兴实业则已, 如欲振兴实业, 非先实行社会主义不可。”[4]P272) 针对无政府主义者认为社会主义限制个人自由的错误观点, 李大钊指出社会主义限制的是“少数资本主义者之自由”, 而社会上“大多数人的自由确是增加”的, “故社会主义是保护自由、增加自由者, 使农工等人均多得自由”。[8]P196) 李大钊参加三次论争, 扞卫了马克思主义文化在中国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二是他善于吸收非马克思主义者的合理内容。李大钊认为, 胡适反对宣传主义固然不对, 但他提出这一问题有其合理性的地方。李大钊“承认我们最近发表的言论, 偏于纸上空谈的多, 涉及实际问题的少”, 并表示“以后誓向实际的方面去做”。[4]P3) 张东荪反对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社会主义道路, 认为“中国现在贫穷到了极点了, 第一个急务就是增加富力。至于增加富力的方法, 或用Cooperation或用资本主义”[9]。李大钊对张东荪主张用资本主义发展实业的观点予以批驳, 但同时认为发展实业为中国之必须, 肯定发展实业观点有一定的合理性:“诚然, 中国经济之厄运已至, 实业确有振兴之必要。”[4]P272) 并认为“发展实业”对中国来说“将来是必将要进入这一步的, 这是最终而且必须达到的目的”[4]P255) 。李大钊对无政府主义所主张的极端个人自由主义予以反对, 但他认为自由对个人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因而主张社会主义的自由是“合理的个人主义”, 是“秩序中的自由”, 并认为“真正合理的个人主义, 没有不顾及社会秩序的;真正合理的社会主义, 没有不顾个人自由的”。[4]P253) 李大钊在论争中对非马克思主义者合理观点的吸取, 不仅表现了开放的文化心态, 而且有助于马克思主义文化在论争中进一步发展。三是他努力寻求马克思主义文化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道路。通过论争使李大钊更加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重要性, 如在同胡适的论争中, 李大钊就十分鲜明地提出马克思主义文化要“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 他要求社会主义者不能“空谈”, 而“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4]P3) 这以后李大钊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文化要与中国实际状况相结合的观点, 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想应该“因各地、各时之情形不同, 务求其适合者行之, 遂发生共性与特性结合的一种新制度 (共性是普遍者, 特性是随时随地不同者) ”, 所以社会主义在“中国将来发生之时, 必与英、德、俄……有异”。[8]P197) 李大钊主张研究马克思主义文化如何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问题, 在中国树立了良好的学风, 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为了开创马克思主义文化在中国发展的新局面, 李大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对中外文化广采博纳, 在哲学、政治学、文化学、历史学、社会学等诸多学术领域卓有建树, 开拓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的新时代。下面以史学为例简要说明。李大钊在建立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体系时, 在关于历史学学科性质问题上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所阐明的历史学是一门科学的论断, 同时又吸收德国新康德主义者理凯尔特 (H.Rickert) 关于历史学是“事实学”论断的合理内容。李大钊不同意理凯尔特拒绝历史学为法则学的观点, 但他高度重视“事实学”对历史学成为科学而置于科学位置中的意义:“他 (指理凯尔特, 引者注) 认历史学为一种事实学, 于详明史学的特性上, 亦未尝无相当的理由, 然依此绝非能将马克思认历史学为如同自然科学的一种法则学的理论完全推翻者。不过因为有了他的学说在普遍的科学原则之下, 史学的特殊性质愈益明了, 其结果又把历史学对于自然科学的独立的地位愈益提高。”[8]P3332) 正是李大钊重视理凯尔特“事实学”“于详明史学的特性上”的意义, 所以他重视“价值”因素在认识和研究历史中的重要性, 提出通过“解喻”来不断发现历史的真实, 亦即“只有充分的纪录, 不算历史的真实;必有充分的解喻, 才算历史的真实”[8]P403) 。在关于历史学的功能问题上, 李大钊显然吸收了中国传统史学提出的教化、资政、传承文化的功能:“读史读到古人当危急存亡之秋, 能够激昂慷慨, ……不由的感奋兴起, 把这种扶持国家民族的 (免于) 危亡的大任放在自己的肩头。”[8]P166) 记录的历史可以“使其言行、功业及其所造的事变, 永垂诸世勿使湮没;或将以供政治上的参考, 俾为后世的模范与戒鉴”[8]P406) 。当然李大钊对传统史学功能观有重大发展, 如他提出史学可以“陶冶”人们的科学态度:“研究历史的重要用处, 就在训练学者的判断力, 并令他得着凭以为判断的事实。”[4]P211) 史学能给人们进步的历史观:“历史的进路, 纵然有时一盛一衰, 一衰一盛的作螺旋状的运动, 但此亦是循环着前进的、上升的, 不是循环着停滞的, 亦不是循环着逆反的、退落的, 这样子给我们以一个进步的世界观。”[8]P444-445) 李大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科学地吸收中外文化的积极成果, 创建了独具特色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体系。李大钊以建设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化为己任, 在诸多学术领域的开拓工作, 在更深的学术层次上依然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五四时期是中国文化发展的辉煌时期, 而马克思主义文化在中国的生根和发展更使中国文化有了前进的方向, 并不断提升了先进知识分子的文化自信。作为文化思想家的李大钊在这一文化变革的实践中, 以其丰富的中西文化学养、文化建设的使命感、文化发展方向的特有敏锐性, 为中国文化的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代表着五四时期先进文化前进的方向。李大钊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先驱, 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文化中国化的杰出代表, 是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引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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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胡适文存 (一集) [M].合肥:黄山书社, 1996.
  [7]梁启超.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N].改造 (第3卷第6号) , 1921-2.
  [8]李大钊文集 (第四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6.
  [9]张东荪.张东荪谈“社会主义”[N].新青年 (第8卷第4号) , 19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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