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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语境下的现代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探析

时间:2018-12-13 11:04作者:曼切
本文导读:这是一篇关于全球化语境下的现代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探析的文章,儒家认为“爱有差等”, 并在礼、仁、义的基础上演化出人异于禽兽的“人伦”观念, 明确“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 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 教以人伦:父子有亲, 君臣有义, 夫妇有别, 长幼有序,

  摘    要: 儒家教化对阶级关系的辩护和社会伦理秩序的建构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仔细梳理儒家思想政治教育的话语内容、言说方式和实践特征, 能够为当下增强中华文明的民族自信和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话语体系提供积极的思考。

  关键词: 儒家;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 内容; 言说方式; 特征;

全球化语境下的现代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探析

  中华民族在长期的文明发展中, 虽然经历多个朝代的更迭, 但中华文明的发展却一直没有中断过。究其原因, 就是在其历史演进中形成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家国一体同构”的“根文化”, 并通过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把这种“根”的观念植入每一个体的思想意识与日常行为中, 形成中华民族共有的价值观念和社会情感。全球化语境下的现代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只有守住中华民族文化之根, 才能在社会实践中赢得国际社会的尊重并发挥民族凝聚力的示范作用。

  一、儒家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基本关切

  儒家思想发端于礼崩乐坏、秩序纷乱的春秋时期, 是孔子及诸弟子、再传孟子及后来者为重构社会交往关系而倡导的仁爱、信义、亲和、天人合一的思想。这种思想在历代儒家先贤的推动下逐步成为在中国传统社会治理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统治思想。儒家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是儒家向受众传递儒家政治和社会治理思想的重要方式, 它一方面通过教化以引导民众思想与行为同统治者的政治统治、经济利益相结合, 建构良好的社会交往关系;另一方面还通过激发个体道德行为中的仁义礼智信等观念, 促使个体道德发展与统治者目标指向发生关联。

  (一) 主张“仁爱”“仁政”是儒家话语的核心内容

  儒家对“仁爱”的理解以建构和谐的交往关系为基础, 认为交往中的“仁”是以“爱”为教化根基, 主张社会交往中坚持“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论语·卫灵公》) 的仁恕之道, 提出社会交往遵循“弟子入则孝, 出则弟, 谨而信, 泛爱众, 而亲仁” (《论语·学而》) 的仁爱观, 强调个体对社会整体利益的道德义务和社会责任, 把坚持恭、宽、信、敏、惠的行为作为仁。主张政治领域中的“仁政”治理应以德、礼化万民, 通过施“仁政”来赢得民心以维系政治统治的稳固, 提出:“道之以政, 齐之以刑, 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 齐之以礼, 有耻且格。” (《论语·为政》) 而且“为政以德, 譬如北辰, 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论语·为政》) 以及“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 民畏之;善教, 民爱之。善政而得民财, 善教而得民心。” (《孟子·尽心上》)

  (二) 以“伦理纲常”的人伦观来维持社会等级秩序是儒家话语的基本框架

  儒家认为“爱有差等”, 并在礼、仁、义的基础上演化出人异于禽兽的“人伦”观念, 明确“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 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 教以人伦:父子有亲, 君臣有义, 夫妇有别, 长幼有序, 朋友有信。” (《孟子·滕文公上》) 而只有“明人伦”才能“王天下”, 强调个体遵从社会结构中的等级秩序是“人伦”之道。董仲舒更是把这种人伦等级关系发展成为“三纲五常”的社会伦理体系, 其中三纲“君为臣纲, 父为子纲, 夫为妻纲”规定了社会结构中上下等级之间的伦理关系, 五常“仁、义、礼、智、信”确立了人与人相处的基本伦理关系, 促使人们“从义向善”, 把社会个体的相互关系束缚在“人伦明于上, 小民亲于下” (《孟子·滕文公上》) 的社会伦理框架之中, 并依照人的“礼序感”和“仁义感”来建构人的道德实践的主体性。

  (三) 启发个体“天人合一”的道德观是儒家话语内容的关键所在

  在儒家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中, 先后经历了血缘宗亲关系、人与动物之别以及天人感应的道德本体论演变, 并在“天道成为人道的本原”[1]过程中实现了天道与人道的合一, 外在于人的“天”成为了人类道德善恶的本原和人间万物的主宰, 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 “畏天命”成为君子三畏之首。这样一来, 人只有屈从于“天命”的安排方可立言、立人和立事, 而“获罪于天, 无所祷也” (《论语·八佾》) 。人之德亦源于天之赐, 而“仁义忠信, 乐善不倦, 此天爵也” (《孟子·告子上》) , 且人的一切如董仲舒所言“人之为人, 本于天, 天亦人之曾祖父也。此人之所以上类天也。人之形体化天数而成;人之血气化天志而仁;人之德行, 化天理而义;人之好恶, 化天之暖清;人之喜怒, 化天之寒暑;人之受命, 化天之四时” (《春秋繁露·为人者天》) 皆取化于天, 则“天下只有一个正当的道理, 循理而行, 便是天。” (《朱子语类》卷二十五) 因而, 儒家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就是要把这种“顺天应命”的思想传递给社会个体, 并促使个体“立德成仁”以形成“天人合一”的道德观。

  (四) 培育个体“内圣外王”的道德品质是儒家话语的实践要求

  在儒家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 注重对个体道德发展的引导, 提出学思结合、反省内求、积善成德以及身体力行的主张, 认为培育个体良好的道德品质是道德教育的重要内容, 儒家主张“内圣外王”, 通过“见贤思齐焉, 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论语·里仁》) 以及“圣人, 与我同类者” (《孟子·告子上》) 而明确个人的自我认知、自我反省、自我克制、自我教化在道德培育中的重要作用, 促使个体“讷于言而敏于行” (《论语·里仁》) 达致“内圣”而成个体效仿的榜样, 进而推动整个社会“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 圣心备焉” (《荀子·劝学》) 。显然, 儒家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期望通过对个体德性修养的引导, 促使个体德性修养的完善而实现整个社会的有序运转。

  二、儒家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言说方式

  儒家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是在宗法等级体制下实施的、以维护儒家主张的伦理纲常、家国一体的社会等级秩序的各种言语符号系统的总称。这种话语以社会道德规范教育为中心, 以对个体进行道德教化为基础, 明确个体、社会、国家三者关系为根本的社会化教育活动。但由于宗法体制的结构性矛盾而使得儒家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没能形成专业性的话语体系和专门性的话语形态, 再加上没有明确的组织体系和实施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育机构及专门的教育队伍, 儒家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形式呈现出多样化的言说方式, 其中主要有:

  (一) 仪式

  仪式的话语形式就是将话语信息蕴涵在特定的仪式之中, 使受众在参加、观看、组织甚至回顾仪式的过程中接受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信息的方式。这是一种间接的、隐性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形式。在古代社会文明中, 认识能力的局限而使得人们对外在自然界和人自身地了解比较匮乏, 在实际生活中表现出对外在世界的迷信、崇拜和敬畏以及对洞察“天机”者的膜拜、服从。统治者或社会权威就利用人们对外在世界的迷信与崇拜而对社会个体施加相应的影响, 他们往往借助特定的社会仪式来展现其与外在世界或内在灵魂的相通而成为控制人们社会生活的主导者, 进而合理地占有了社会的统治或领导地位。而且仪式这种话语形式能够以较低的付出而实现对社会大众的掌控, 因而仪式自然就成为儒家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实践中最常用、最持久的话语形式。其中最为典型的仪式是祭祀。祭祀作为古代一种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形式在儒家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主要是:一方面通过祭祀实现政治文化与日常生活的整合。在古代, 人们相信祭祀能够实现了人与天相沟通、与祖先接近, 传递着现实社会与“神灵”世界的关联并赐予人类世界的和谐与富足, 而强化和维护神的存在则可以明确“修德配天、神人分治”的天命神学与宗法体制的合理性存在, 通过神圣的祭礼形式还能“唤醒人们对神灵、先人的怵惕之心”[2]和向受众传递着统治者政治统治的合法性, 并最终实现政治上的“百众以畏, 万民以服” (《礼记·祭义》) 。另一方面通过祭祀仪式可向受众进行道德教化, 建构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等级意识和孝亲思想。祭祀仪式一个重要环节就是安排祭礼的顺序, 通过祭礼中“见君臣之义焉, 见父子之伦焉, 见贵贱之等焉, 见亲疏之杀焉, 见爵赏之施焉, 见夫妇之别焉, 见政事之均焉, 见长幼之序焉, 见上下之际焉” (《礼记·祭统》) 显示人们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关系, 强调了人们社会等级的贵贱尊卑和上下位次, 把维护社会宗法等级体制的稳定作为道德评价的重要内容, 借此维护政治结构的稳定。此外, 民间祭祀场合的宗祠由于实现了地方上族权和神权的结合, 也能发挥宣传和执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话语功能。

  (二) 口耳相传

  口耳相传是统治者及其代言人把思想政治教育内容通过直接的言语形式传递给受教育者, 以促使受教育者及时了解和接受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内容的方式。这是一种直接的、显性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形式。在古代社会里, 由于文字为统治者所独占而使之应用范围相对有限, 再加上记载或记录思想政治教育信息的工具不足, 且教育也未能完全分化成为专门性的社会实践活动, 不可能像今天这样把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内容准确、详细的记载和记录下来以供人们经常性学习与领会。而且, 生产能力的局限性使广大劳动群众被束缚在繁重的自然性生产活动之中而失去了自觉接受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内容的内在冲动, 统治者的愚民政策又导致占人口主体的劳动群众基本上丧失接受教育的机会而失去了自发了解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内容的可能性。但统治者政权统治地位的合法性及其所倡导的道德规范却又需要劳动群众接受、认可并践行, 否则整个社会统治的基础就会被动摇。因此, 在儒家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实践中, 统治者借助于儒家贤达口耳相传的话语方式将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内容以简单、明了的话语形式传递给劳动群众, 并通过“化民成俗”“身教示范”进行话语内容再现以加深话语内容的社会影响, 促使社会大众普遍接受和认同统治者政治统治的合法性与所倡导道德规范的正当性, 实现话语内容在统治者与劳动群众之间有效传递。

  (三) 礼乐教化

  礼乐教化就是把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内容蕴涵在“礼”的规范程序和“乐”的旋律曲调之中, 使人们在自觉的言行举止中接受并认同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内容, 促进个体对自身的德性修养、道德情操进行反省而逐步向社会整体要求趋近的一种话语形式。儒家主张“人无礼则不生, 事无礼则无成, 国家无礼则不宁。” (《荀子·修身》) 把“礼”确定为社会修身、行事和治国之本。在儒家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 “礼”的作用表现在:一方面通过“礼”明确人类生活的基本方式。循“礼”使人类摆脱原始、野蛮和粗俗状态, 人虽“力不及牛, 走不若马, 而牛马为用, 何也?” (《荀子·王制》) 就在于人能在“礼”的规范下建立社会共同体。人的社会交往也能够在“礼”的约束下各守其分、各司其职并展示出人的文明存在;另一方面明确“礼”是调控社会行为的最高准则。“礼”可以规范和约束个人行为, 促使个人言行举止以礼而行, 从而美化人的性情、博约人的言行, 进而维护人际关系和谐和社会结构稳定。而古代社会教育形式与教育能力的有限性, 这种依“礼”而成的社会规范通过“乐”的方式能够很好地与社会大众社会实践紧密结合。孔子曾提出人的道德修养“兴于诗, 立于礼, 成于乐” (《论语·泰伯》) 。礼乐结合的话语形式与社会大众的生活场景紧密相连, 在儒家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内容传递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四) 经典灌输

  经典灌输主要是把反映本阶级利益的“圣人”言论、思想、文章整理并汇编成册, 敬奉为人们“不可任意改动、只能奉读铭记、无条件接受的”官方经典, 在话语实践中通过强制性的经典传承把本阶级的思想灌输给社会大众的一种话语形式。孔孟学说中的“仁政”与“德治”思想为统治者加强自身道德修养和驾驭百姓提供了很好的指导而为封建统治着所推崇, 长期以来代表其主要思想的“四书五经”被奉为中国文化的经典之作, 对社会行为产生巨大影响。诚如马克思所言“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3]儒家思想之所以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经典文本和社会大众所接受, 其原因在于:一是儒家提倡社会各个层面均应遵循“礼制”, 提出“夫礼, 天之经也, 地之义也, 民之行也” (《左传·昭公二十五年》) , 契合了动荡社会里人们渴望建构理性平和社会位置关系的内在要求;二是儒家的仁、义之道因“养民也惠”和“因民之所利而利之” (《论语·尧曰》) 而适用于治民, 并以此调和社会实践中的人际矛盾, 缓解了人们相互之间相对紧张的社会关系;三是“三纲五常”的处世理念建构了等级分明的社会结构关系, 为王权的稳固建构了社会思想基础;四是儒家经典以社会实践交往关系为起点, 把修身与养性结合在一起, 明确“正人先正己”为修身之本, 能够在强调自律的实践中达到愚民之目的。再加上朝廷取士也以儒家思想为命题原则, 儒家经典自然就成为了人们生活中的理论依据。而在众多思想中, 儒家思想依赖于官方的支持而成为社会主导思想, 人们在生活实践中也明确修身要读圣贤之书、行孔孟之道, 行事需要从儒家经典中寻找依据, 否则就无法获得社会认可。

  三、儒家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基本特征

  在农耕文明、血缘纽带、宗法体制中形成的儒家思想政治教育话语, 内容上阐释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合理性与合法性, 强调承载封建地主阶级利益的“三纲五常”;突出主张分散的个体应自觉服从国家整体利益以维护国家结构稳定的家国情怀, 在方法上兼顾社会教化与个性修养以契合社会实践对受教育者的需要, 展现出一系列的新特点, 对现代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而言, 有着极大的借鉴意义。

  (一) 注重以礼治、仁爱、信义、亲和、宽恕、务本建构人的社会交往关系

  儒家在人的交往关系上, 崇尚天人合一的存在关系, 提倡建构礼治、仁爱、信义、亲和、宽恕、务本的社会交往关系, 契合中国传统农耕社会的价值追求, 其思想政治话语内容以整体主义价值观切而明确道德之于个体、社会和国家的意义, 主张在道德教化中推进仁、义、礼、智、信、恕理念的普及, 突出个体之于群体的意义。通过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方法创新, 激发人们孝亲、仁爱、宽恕、务本的道德意识, 契合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所倡导的政治意向和道德价值。因此, 儒家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关系建构体现以下三重关系:一是个体与社会整体 (国家) 之间是礼治、亲和的位置关系;二是个体与他者道德情感之间的信义、仁爱、宽恕的义利关系;三是个体的自我需要与统治者的治理之间务本的价值取向关系。通过此三重关系的建构使儒家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价值传递给受众, 引起社会共鸣并建构共在的关系网络, 使儒家思想得到普遍认同而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所在。

  (二) 重视建构话语内容的意义系统以塑造人的道德观念

  话语内容的意义系统是对话语本身所蕴含的教育信息进行加工整合和分类编排, 使之符合话语接收者的思想实际、能力实际和生活实际, 进而在社会交往实践中体现话语实效。中国古代社会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 处在封闭的农耕文明体系之下, 人们大多数时间被束缚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中, 接受系统教育的可能性较小。而且, 统治者为了自身专制统治的需要而在社会采取了“愚民教育”之政策, 也使得社会大众接受教育的机会大为减小, 再加上人身关系的依附状况使得个体社会交往的空间也相对狭小。因而, 抽象化、理论化的话语信息很难为大众所接受和理解。只有对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内容进行意义再造与重新编排以使抽象内容具体化、理论内容实践化和话语信息大众化, 才能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体现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实效。为此, 儒家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内容的意义系统重构实践中, 主张以象征性的仪式、生活化的诗歌、经典通俗化的方式进行意义再造与重排, 使话语内容成为人人皆知、通俗易懂的存在形式, 并在贴近大众日常生活中为人们所接受与理解。如将其所主张的“仁、义、忠、孝”等理念以《三字经》《增广贤文》《女儿经》等简单明了的言语形式向社会推行, 起到了普及儒家思想主张的社会效果。

  (三) 突出话语环境的变化与话语内容的实践关联

  “一切语言的应用和言语的交际总是限定在一定的语境范围之内”[4], 当外在的语境发生变化时, 话语内容也会发生相应变化以适应新的言语环境。儒家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是各发展的过程, 不同的社会条件造就了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内容、形式以及目的各不相同。中国古代社会最基本的政治生态是“以父家长制为中心, 以立子长嫡为继承系统”[5]的“家国同构”的宗法体制。在这种政治生态中形成的思想政治教育往往固守着“祖宗之法不可变”的政治主张, 并试图延续传统社会的守旧体制以巩固自身的政治统治, 但话语环境的变化使得人们开始质疑传统政治生态的合理性。如果不进行话语内容的创新, 就不能解答人们思想中的疑惑而不利于统治者的阶级统治。为此, 替统治者阶级统治进行辩护的思想政治教育就需要发挥社会解惑与关系调节的职能, 以话语内容创新来重新构建人们的社会交往关系, 营造统治者阶级统治合理性的社会环境。如周统治者在天命论基础上建构的宗法等级体制, 强调着以“孝、友、恭、信、惠”为基本道德规范的“礼”的话语系统;而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奴隶制体制走向衰落和封建制的发展, 则形成了以探讨“人性”为重点对宗法等级制和礼进行揭示的“诸子百家、争奇斗艳”的伦理话语发展现象;进入封建社会之后, 儒家话语逐步成为居于主导地位的话语形式, 而儒家话语的内容并没有因其社会主导地位而停滞不前, 相反, 在各种社会环境中的思想家的推动下, 儒家话语也得到了显着的发展, 先后经历了“名教”神学形式、自然的玄学形式、理学思辨形式, “天理”与“人欲”也在这种发展中逐步实现统一, 不断巩固着封建社会的统治秩序。

  (四) 在话语实践中体现道德建设与政治统治的外在统一性

  儒家思想政治教育就其实质而言是社会道德规范教育, 在中国古代“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礼记·大学篇》) 理念下构筑的“家国同构”的社会宗法等级结构明确了个体存在与整体存在的依附关系, 个体的自我利益被束缚, 社会处在宗族统治、君主统治和道德统治三位一体的政治关系结构之中, 并在这一结构下促使人们自觉区分社会实践中的群己关系和公私关系, 积极培养人们“公而忘私”“存义去利”和“存理灭欲”的道德价值观, 使社会道德建设与宗法政治统治需要紧密结合在一起。儒家在“仁爱”原则基础上建构的“三纲五常”话语是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典范, 它通过道德礼仪和教化把社会政治统治中的等级关系以生活实践中的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和夫唱妇随的德性关系表现出来, 并运用“天道与人道”的合一把道德实践中的人性自由限定在一定的空间中, 有效地避免了人们话语实践中的直接对抗。

  总之, 自人类进入阶级社会后, 利益差别与阶级对立所引发的矛盾与冲突成为社会实践的常态存在, 统治阶级总是依托其所掌握的国家政治权力向被统治阶级施加影响以促使被统治阶级接受被统治的地位, 而被统治阶级又总是利用统治阶级在统治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向统治阶级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发出挑战。这样一来, 获取社会支持就成为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实践角力的关键, 而只有把本阶级的利益诉求与话语受众的自身需要结合在一起, 才能赢得受众的支持并激发受众话语实践中的主体性发挥。然而如何取得受众的理解和支持, 则需要借助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这一形式来教育群众, 使群众理解和接受本阶级的利益诉求和认同本阶级的政治主张。但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作为阶级社会的一种实践活动, 在不同时代、不同阶级的利益主张和同一阶级不同的教育目的下, 又有着不同的话语内容和话语形式, 相互之间又存在着干扰和促进作用。因而, 了解并借鉴儒家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内容和方式, 能够帮助我们清晰把握中华文明传承的基本理路和体系建构的价值关切, 把握其有益于社会治理与和谐交往关系建构的基本做法能够更好地服务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创新。

  参考文献:

  [1]刘卓红钟明华.开放德育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8. 102.
  [2]龙佳解.论先秦儒家的祭祀思想[J].湖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8 (3) :87-92.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98.
  [4]洪波.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范式转换研究[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2. 64.
  [5]朱贻庭.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 (增订本) [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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