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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进步发展中的自杀现象防控

时间:2018-10-11 09:46作者:学位论文网
本文导读:这是一篇关于社会进步发展中的自杀现象防控的文章,为了探讨自杀发生的原因及其预防控制问题, 2017年12月16日至17日, 来自国内外70余位学者, 齐聚上海大学, 参加“城市化·现代化·全球化与自杀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
  在人类文明历史上, 自杀始终是人类文明的一个“伤口”, 自杀被世界卫生组织认定为全球重大公共卫生问题之一。为了探讨自杀发生的原因及其预防控制问题, 2017年12月16日至17日, 来自国内外70余位历史学、社会学、哲学、心理学、精神病学等学科的学者, 齐聚上海大学, 参加由上海大学文学院、《史学月刊》编辑部、《社会》编辑部联合主办的“城市化·现代化·全球化与自杀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 就相关议题展开了深入研讨。

生命
  
  一、从城市化、现代化、全球化的历史进程看自杀问题发生原因及趋势
  
  在近代早期, 自杀发生的原因就受到学界关注。涂尔干通过自杀率的研究, 提出影响自杀率的原因是社会因素。对于这个问题, 这次会议着重从城市化、现代化、全球化发展的历史进程予以探讨。会议召集人、上海大学历史系刘长林认为, 从这一历史进程看, 自杀问题的发生是社会机制不健全, 社会发展不科学、不充分、不协调的突出表现。近30年来, 中国实施了一系列改革开放政策, 从完善社会体制与政策措施等方面着手, 解决了很多发展中社会机制方面深层次的矛盾与问题, 对自杀行为起到了一定预防和控制作用, 自杀率有了明显下降。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费立鹏 (Michael Phillips) 在主题报告中考察了“国内外自杀问题的既往、现状和发展趋势”, 指出从2001年到2012年, 全球自杀率下降了9%, 大多数自杀发生在中低收入国家。在中低收入国家, 自杀率的男女性别差距比较小, 在高收入国家, 自杀率的男女性别差距较大, 自杀率的高低与经济发展水平并没有直接关系。通过中国的经验研究, 已经证明精神疾病并非自杀的必要条件。近二十年虽然在大多数国家自杀率有所下降, 但是依然需要建立国家自杀防控体系。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院社会学系张杰 (Zhang Jie) 在主题报告中探讨了“城市化、现代化、全球化对中国自杀率的影响”.他指出,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 过去20年间中国的自杀率始终呈现出一种显着下降的趋势。他用压力不协调理论解释了保持下降的原因。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布兰迪万分校本·帕克 (B.C.Ben Park) 以韩国为例, 探讨了全球化、文化断裂与自杀率的关系, 指出全球化进程加快, 使各国的社会结构与文化传统发生变化, 造成文化断裂, 导致家庭关系、经济机会、代际团结和性别角色期望的压力更大。这种不断变化的社会状况与公共精神健康问题相联系, 从而增加了自杀行为。上海大学历史系柴彬梳理近三十年来欧洲学界关于自杀问题的相关研究, 得出的结果是, 他们认为近现代以来的高速工业化和社会经济转型造成的社会病态, 是自杀问题愈演愈烈的元凶。上海大学历史系关佩关注华人留学生的自杀问题, 认为这与全球化进程下跨文化学习的适应问题有关。
  
  近代以来, 伴随着社会的现代化, 知识、技术、现代性、宗教世俗化与自杀的关系日渐凸显。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赵秀荣探讨了近代早期英国对自杀者的惩罚及其原因, 当时自杀被认为是一项反上帝、反国家的重罪, 是“恶魔的罪行”, 教会认为生命权属于教会, 生死应服从上帝的安排;国家认为自杀者挑战了政府的权威, 剥夺了国家对个人的控制权。上海大学历史系刘义指出世俗化是否促进了自杀率的上升是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从近期欧洲局势来看, 宗教因素在自杀式暴恐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西安科技大学何江新关注现代高新技术时代背景下青少年自杀现象的原因分析, 他指出, 随着当今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 技术也在不断更新换代, 并且渐渐渗透到青少年所处的各个环境中, 技术对人的影响与控制是导致青少年自杀的隐性因素。河南农业大学刘忠魏基于舒茨的理论, 提出我思惑乱无法建立“我们信任”, 行动者处于时间结构断裂状态中的问题。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杨锃指出, 从现象学角度来探讨作为日常现象的自杀问题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课题, 在自杀问题的研究上, 社会学和精神病学其实并没有本质上的冲突, 两者都认为自杀在某种程度上是由混乱所导致的, 前者侧重于强调自杀是社会秩序混乱所导致, 后者强调自杀是来自精神甚至生理机制的混乱。
  
  二、中国近代城市化、现代化进程中自杀问题的产生与防控
  
  对于中国近代历史进程中自杀的发生, 上海大学历史系彭小松指出, 1927-1937年是上海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期, 从官方报告的自杀原因分析看, 诱发自杀的类型包括家庭矛盾、经济困难、突发负面生活事件和精神情绪障碍四大类 (当时的新闻报道印证了这些类型) .北京联合大学李自典将20世纪三四十年代北平的自杀现象称为“城市病”, 指出自杀发生的根本原因是当时动乱不定的社会环境。上海大学历史系李剑通过分析民国时期北京地区妓女与妓院、妓女与顾客、妓女与家人之间的关系, 指出人际关系冲突中的经济纠纷与情感纠纷是导致妓女自杀的两个主要因素。新疆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教育局章磊从社会转型期新旧婚姻思想的冲突的角度, 探讨上海解放初期因婚自杀问题, 指出女性多于男性, 女性比男性的死亡率高, 主要原因为家庭不睦和干涉婚姻自由所造成的。学者们注意到, 在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 新旧结构与价值相互交叉重叠, 由此造成现代性适应问题以及一系列的城市病, 自杀现象就是其突出表现。
  
  关于中国近代对自杀的防控问题, 美国西北大学历史系柯必德 (Peter Carroll) 所做的《生命统计政策:社会觉醒的过程》的主题报告, 探讨了自杀统计背后所蕴含的社会意义。虽然自杀从侧面凸显和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一些衰退、退化、衰落、萎缩等现象, 但通过对近代中国自杀统计方式的考察发现, 在政府公布的数据统计汇编中, 融入了一定的社会管理的理想与观念, 自杀统计包含了一种对社会形象和国家现代化理想的建构与型塑。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侯艳兴讨论了民国北京与上海在自杀统计方面的异同, 指出在当时北平, 随着政权的更替, 警察机关的自杀统计工作受到影响, 其统计数据的连续性值得进一步商榷。上海大学历史系刘长林、雷乐街考察了民国时期北京警察机关对非刑事性自杀事件的处理方式与流程, 以及法理依据后发现, 法律赋予了警察机关对于涉及自杀行为的民事纠纷进行调解的权责, 通过警察的介入, 国家公权力对于社会以及民众日常生活的管控程度得到加强, 显示出近代城市管理的日益现代化。四川大学历史学院陈宇晗通过对1946至1949年间成都自杀现象的考察, 媒体与自杀者、受众、政府之间的互动关系, 探讨了成都市政府对于自杀的干预政策, 指出媒体对于自杀的报道在激发公众同情、引导社会心态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景菲菲提出近代青岛的自杀人数整体上呈增加之势, 但自杀率呈明显的下降趋势, 认为导致这一悖论的原因是大量人口迁移青岛, 对自杀率有一定的“稀释”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 对于自杀这种社会现象如何认识, 中国近代有相当多的讨论与争论, 自杀意义之辩与社会发展正确道路及救亡图存路径的选择密切相关。上海大学历史系朱昊中从建构理论的视角分析了同盟会与立宪派如何看待陈天华的蹈海意义, 认为他们分别从不同立场出发各自进行了有利于自身政治主张的解读, 展现了清末各派知识分子群体在中国救亡道路上的抉择困惑。上海大学历史系杨雄威从梁济之死入手, 讨论了民国思想界的道德共识问题, 认为在道德重建作为一个重大社会课题的民国, 梁济自杀的核心意图是保存国性。梁济以自杀这种行动方式所做的挽救工作同样无济于事。上海中医药大学章林通过分析媒体对于自杀问题的报道评论, 指出其中包涵了对抗日救亡正确方式的讨论与宣传。
  
  三、城市化、现代化背景下的农村自杀问题及预防干预
  
  在城市化与现代化的进程中, 现代性因素渗透进乡村中, 农村中传统的社会结构开始分化, 传统的价值体系受到冲击, 使得农村自杀问题具有一系列时代特征。山东省社会科学院李善峰在《中国北方农村自杀行为的特点、类型和影响因素:一个基于田野调查的讨论》的主题报告中, 通过对农村两类自杀高危人群的特点、动机和类型分析, 探索导致农民自杀行为的一般性因素、发生机制和个体差异。我国农村自杀行为作为失范行为的一种, 其发生与当前“地方性知识”和社会结构的急剧变迁相关。要有效地降低自杀率, 必须从改造“地方性知识”入手。华中科技大学杨华对20世纪八九十年代农村年轻妇女的自杀问题, 从农民分化、竞争与压力不均衡分配的多维关系角度, 将其自杀类型划分为绝望型、报复型、威胁型和激愤型, 认为这与现代性进村之后农民分化、家庭竞争的压力集中到了年轻妇女身上有关。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张杰、山东大学刘延峥通过对所调查的中国农村样本中每个年龄段自杀未遂者的特征, 从性别、教育水平、婚姻状况、政治面貌、精神疾病、冲动、家族史、年龄差异等等方面分析, 提出针对不同年龄段的预防和干预措施以减少自杀的问题。江西科技师范大学杨智雄、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 舒乙分析了现代性如何推动和影响少数民族村落自杀模式的转化问题, 指出原来由于少数民族鬼神文化的影响, 上吊自杀的方式较多;近几年来, 服毒自杀的现象日渐增多, 自杀模式由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化, 从利己型向报复型转化。这与现代性渗透进传统村落有着紧密的关系。华东师范大学瞿滢从社会关联属性、法治意识以及群己边界三个维度, 切入阐释礼俗社会与法理社会的博弈对其自杀的促成性影响, 指出解决自杀问题需要建构本土化的法理社会, 使得越轨者入嵌于现时的社会结构之中。上海大学张佩国通过对自杀善后的观察, 透视中国人社会关联的模式, 如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差序格局”, 内含了中国人处理群己边界与社会关系的观念与准则。
  
  四、社会学、心理学、精神病学视角下的自杀防控与社会救助
  
  如何有效地防控自杀的发生与救助自杀者, 与会的多学科专家从各自学科角度提出见解。美国自杀学协会大卫·卡文顿 (David Covington) 在主题报告中, 分析了零自杀率的理论研究现状, 讨论了卫生保健中的“零自杀”的可能性与可行性, 指出自杀最大的特殊性在于自杀不是类似于癌症这样的疾病, 而是一种选择, 在理论上个人可以不作出这种选择, 从而避免自杀的发生。俄罗斯莫斯科市精神病学研究所埃夫根尼·吕布夫 (Evgeny B.Lyubov) 从流行病学视角, 观察俄罗斯社会经济危机与自杀负担的关系, 指出自杀事件所造成的损害超过了其他外部因素, 与恶性肿瘤和冠心病的损失相当。同为该研究所格斯妮娅 (Ksenia Chistopolskaya) 分析了莫斯科外来移民与本地居民自杀企图的异同, 莫斯科外来经济性移民与本地移民之间在自杀企图各项心理学变量上并无不同, 但是在价值观上则明显不同。山东大学张丹探讨了农村养老机构中老年人的领悟社会支持, 躯体功能受损和自杀意念之间的相互关系, 以及领悟家人, 朋友和其他人的社会支持对躯体功能受损和自杀意念间的调节效应。上海大学理学院张婉侨分析了应试教育下高中生抑郁症自杀, 指出抑郁症与自杀之间的关联性受到来自诸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例如家庭方面、学校方面、社会方面等, 只要在这些方面进行预防, 就能早发现潜在的自杀风险, 进行有效干预。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朱廷劭、刘兴云尝试探索出一条利用微博进行自杀风险识别和干预的新路径, 他们设计出两种文本识别模式, 即关键词筛选和利用机器学习建模筛选, 通过对微博数据的分析, 计算机训练建模对于自杀风险具有更好的识别效果。国防大学李司航从睡眠管理角度, 探讨自杀的防控, 认为应形成睡眠管理, 即通过心理、物理等方面的干预和诱导改善患者的睡眠质量, 进而缓解疾病, 以此来干预自杀行为。
  
  这次会议国内外多学科学者共同研讨, 将极大推动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这种研究, 也可为国家级自杀防控与干预体系的建立, 为党和政府制定相关政策和法律提供借鉴与决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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