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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董仲舒对社会制度的构建

时间:2018-06-28 10:08作者:南山
本文导读:这是一篇关于汉代董仲舒对社会制度的构建的文章,董仲舒的制度设计是立体的、全方位的, 汉武帝强势推行, 终于使汉朝的社会制度趋于完善, 并且影响中国两千多年, 同时影响了东亚文化圈诸国的制度设计, 间接地影响到了欧洲的文艺复兴。
  摘 要: 董仲舒以公羊春秋为理论依据, 以“大一统”为总纲, 设计了官员培养、选拔和任用制度, 官吏的财产管理制度, 以及“调均”的经济政策。董仲舒对于社会制度的设计是立体的、全方位的, 被汉武帝强势推行, 使汉朝的社会制度趋于完善, 并且影响中国两千多年, 同时影响了东亚文化圈诸国的制度设计, 间接地影响到了欧洲的文艺复兴。
  
  关键词: 董仲舒; 社会制度设计; 大一统; 调均;
  


 
  Abstract: Taking Gongyang theory of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as the theoretical basis and “grand unification” as the general principle, Dong Zhongshu designed the system of official training, selection and appointment, the system of official property management and the economic policy of “balancing the rich and the poor”. His design of social system was three-dimensional and all-directional, and it was strongly implemented by Emperor Wudi of the Han Dynasty, which perfected the social system of the Han dynasty, and influenced not only China for more than 2000 years, but also the system design of the countries in the cultural circle of East Asia, and indirectly influenced the European Renaissance.
  
  Keyword: Dong Zhongshu; social system design; grand unification; balancing the rich and the poor;
  
  汉代儒者多以治国淑世为学术情怀, 陆贾、贾谊、董仲舒莫不如是。西汉前期, 学者们面临的社会问题很多, 但关键问题是转型社会制度的设计和优化。汉承秦制, 中央集权的基本社会结构被继承下来, 同时辅之以部分分封制, 使地方管理体系中郡国并存。陆贾设计的“行仁义、法先圣, 礼法结合、无为而治”的基本社会图式, 使汉初七十年在黄老思想指导下一方面休养生息, 经济发展, 社会相对稳定, 一方面诸侯坐大, 争取权益甚至觊觎中央政权。贾谊为文帝设计了“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方案, 离析“同姓九王”封地为多个封国, 分封更多的诸侯王以削弱其势力。景帝时晁错上了“削藩策”, 矛盾终于总爆发, “七国之乱”祸及半个国家。
  
  董仲舒的制度设计是立体的、全方位的, 汉武帝强势推行, 终于使汉朝的社会制度趋于完善, 并且影响中国两千多年, 同时影响了东亚文化圈诸国的制度设计, 间接地影响到了欧洲的文艺复兴。
  
  一、董仲舒社会制度设计的指导思想
  
  董仲舒是治公羊春秋的鸿儒, 他的治国方略基本以公羊春秋为理论依据。公羊春秋第一要义即“大一统”.董仲舒把“大一统”作为社会制度设计的总纲, 提出了两个方面的“大一统”, 即政治“大一统”和文化“大一统”.
  
  首先看政治“大一统”.针对诸侯分裂势力, 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向汉武帝陈述:“《春秋》大一统者, 天地之常经, 古今之通谊也。”[1]1918把国家统一、政治集权上升到天地之道的高度, 促使汉武帝下决心彻底解决诸侯王国封土过大, 连城数十, 地方千里, 骄奢淫逸, 图谋不轨的社会顽疾。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和主父偃的“推恩令”, 一举将与郡平行的诸侯王国划分为若干侯国, 侯国与县等同, 且受郡管辖。从“削藩策”开始的中央朝廷和地方分封势力的斗法至此基本上得到了解决。全国“大一统”的局面真正形成。
  
  纵观中国历史, 汉武帝以后, “大一统”的观念深入人心, 朝野上下均高度认同, 所以中国历史才有了“分久必合”的特殊历史景象。即使北方游牧民族入主中原, 掌握了全国政权, 也奉行“大一统”的观念, 坚持国家统一和传承“道统”.这种情形与欧洲的蛮族入侵, 打断历史传承, 分裂为多个国家颇为迥异。与其他文明古国的历史中断、文明消失更是大为不同。元朝、清朝都不是汉族政权, 但他们在坚持儒学传统, 坚持国家“大一统”, 坚持传统治理模式等方面与汉族政权大致无异。近代列强企图瓜分中国, 但是从朝廷抵抗到民间的遍地反洋烽火, 都显示出维护民族独立、国家一统的精神力量。
  
  再来看文化“大一统”.秦代实行文化专制高压政策, “以吏为师”, 不允许朝廷法令以外的任何学说流传于社会, 所谓“灭先王之道, 而颛为自恣苟简之治”[1]1905, 直接导致二世而亡。汉初废挟书令, 各家学说逐渐复苏, 朝廷提倡黄老之学, 儒学虽立为朝廷博士, 但并未真正受到重视, 基本属于民间学说。其他诸子学说均在民间传承授受。这种情况反映到朝廷的国家治理方略, 就表现为“无为而治”, 中央政权弱化, 对内统治无力, 对外屡受匈奴劫掠。董仲舒认为这些情况的根源在于师异道, 人异论, 教化不统一, 政令就不会统一。所以汉初七十年间, 几次制礼作乐均因争论不休而放弃, 对匈奴的方略也是游移不定, 所谓“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 下不知所守”[1]1918.针对这种情况, 董仲舒建议汉武帝“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 皆绝其道, 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 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 民知所从矣”[1]1918.董仲舒倡议大一统, 主张统一思想, 并且努力做了思想大综合的工作, 这是中华民族思想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环节, 一个必要的环节, 对确立儒学成为中华民族思想的主干地位起了重要的作用[2].从史实来看, 汉武帝完全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 设太学, 立儒学五经七博士以教授太学生 (以前只有博士而无生员, 博士只是皇帝的顾问而已) .在全社会倡导儒学, 在基层也设立教育机构, 即庠和序, 以儒学行教化。从此, 儒学由民间学问上升为国家学说, 成为国家的主流文化。这种格局一直到新文化运动才有所变化。
  
  值得关注的是, 北魏、元、清三朝, 统治集团均是北方游牧民族, 但他们都没有用其本民族的文化作为国家主流文化, 而是坚持儒学治国, 虽然有所损益, 但基本格局未变。最为突出的是北魏冯太后和孝文帝的汉化改革。北魏政权建立初期, 推行鲜卑族原有文化和统治方式。在冯太后谋划和支持下, 孝文帝顶住压力, 决心汉化, 迁都、改制、改姓名、改服饰, 尤其是读儒家经典、行儒家礼法, 使得险些中断的儒学传统得以延续。南宋政权在崖山之战后灭亡, 史学界有人说“崖山之后无中国”, 其实大谬, 中国传统文化在元朝不仅没有中断, 反而有所强化, 如书院的发展, 在元代朝廷的重视下, 得到一定程度的扩展和深化。清代满族风俗习惯有一些体现在了统治方略中, 但有清一代的文化主体和治理方式均与汉族朝廷无异。尤其清代的皇帝, 多是儒学的饱学之士, 通诗书, 工文学。这种历史现象在世界上独一无二, 四大文明古国, 其他三个均已湮灭, 唯独中华文明不仅未曾中断, 反而愈益丰厚, 影响广远, 形成了所谓“东亚文化圈”.可以想象, 如果没有文化“大一统”, 依然是师异道, 人异论, 没有主流文化, 那么中国文化的传承有序连绵不绝将不会保持, 也将如其他古代文明一样中断湮灭, 也就不会有东亚文化圈和对世界的广泛影响。政治上和文化上两个“大一统”是董仲舒一系列制度设计的指导思想。
  
  二、官员培养、选拔和任用制度
  
  董仲舒在对策中有一段详细论述:“夫不素养士而欲求贤, 譬犹不琢玉而不求文采也。故养士之大者, 莫大乎太学;太学者, 贤士之所关, 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国之众, 对亡应书者, 是王道往往而绝也。臣愿陛下兴太学, 置明师, 以养天下之士, 数考问以尽其材, 则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县令, 民之师帅, 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师帅不贤, 则主德不宣, 恩泽不流。今吏既亡教训于下, 或不承用主上之法, 暴虐百姓, 与奸为市, 贫穷孤弱, 冤苦失职, 甚不称陛下之意。是以阴阳错缪, 氛气充塞, 群生寡遂, 黎民未济, 皆长吏不明使至于此也。夫长吏多出于郎中、中郎, 吏二千石子弟选郎吏, 又以富訾, 未必贤也。且古所谓功者, 以任官称职为差, 非谓积日累久也。故小材虽累日, 不离于小官;贤材虽未久, 不害为辅佐。是以有司竭力尽知, 务治其业而以赴功。今则不然, 累日以取贵, 积久以致官, 是以廉耻贸乱, 贤不肖浑殽, 未得其真。臣愚以为使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 岁贡二人以给宿卫, 且以观大臣之能;所贡贤者有赏, 所贡不肖者有罚。夫如是, 诸侯、吏二千石皆尽心于求贤, 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遍得天下之贤人, 则三王之盛易为, 而尧舜之名可及也。毋以日月为功, 实试贤能为上, 量材而授官, 录德而定位, 则廉耻殊路, 贤不肖异处矣。”[1]1911
  
  董仲舒的建议有三个要点:一是在中央设太学, 地方设庠、序, 广泛培养官吏人才;二是责令地方官岁举二人给朝廷;三是朝廷对这些人才进行考察, 量才授官。这是一套完整的文官制度。此举彻底改变了汉初的官吏政策。汉初官吏来源基本有四类情况:高官子弟, 战功受奖, 年久积累, 捐资买官。这样的官吏资源短期尚可维持, 但长久必见大弊。而文官制度却是制度性、可持续的, 使社会保持长久稳定。从《汉书》的记载来看, 汉武帝完全采纳并实行了这一整套文官制度。这种制度在隋唐以后发展为科举取士, 直至清末。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 欧洲的先进思想家, 如伏尔泰等人, 极力推崇中国的文官制度, 最早设计西方文官制度的英国也是参考了中国的科举制度, 因此西方教科书中认为文官制度起源于中国。
  
  三、官吏的财产管理
  
  董仲舒认为:“夫皇皇求财利常恐乏匮者, 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义常恐不能化民者, 大夫之意也。《易》曰:‘负且乘, 致寇至。’乘车者君子之位也, 负担者小人之事也, 此言居君子之位而为庶人之行者, 其患祸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 当君子之行, 则舍公仪休之相鲁, 亡可为者矣。”[1]1917他举鲁相公仪休拔葵出妻的例证, 说明士大夫官员不应治家产, 不能与民争利, 只可行仁义以为庶民榜样。他以“天不重与”来论证其建议的合理性, “有角者不得有上齿。故已有大者, 不得有小者, 天数也”[3]230, 因此, 要“使诸有大奉禄亦皆不得兼小利、与民争利业, 乃天理也”[3]230.他自己身体力行, 终生不置产业, 被称为“醇儒”.这项吏治管理举措意义重大, 果能实行, 吏治将是清明的。当今世界各国通行官员不能经商的管理办法与董仲舒的设计有异曲同工之妙。
  
  四、“调均”的经济政策
  
  西汉初期, 朝廷奉行“无为而治”, 社会经济以自耕农和手工业者为主体, 经济政策是放任自由。经过几十年发展, 这种自由经济政策的必然走向是土地兼并, 两极分化, 社会问题日益严峻。董仲舒为汉武帝设计了“调均”的经济政策。他说:“孔子曰:‘不患贫而患不均。’故有所积重, 则有所空虚矣。大富则骄, 大贫则忧。忧则为盗, 骄则为暴, 此众人之情也。圣者则于众人之情, 见乱之所从生。故其制人道而差上下也, 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 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以此为度而调均之, 是以财不匮而上下相安, 故易治也。今世弃其度制, 而各从其欲。欲无所穷, 而俗得自恣, 其势无极。大人病不足于上, 而小民羸瘠于下, 则富者愈贪利而不肯为义, 贫者日犯禁而不可得止, 是世之所以难治也。”[3]227-229董仲舒认为, 贫富的标准应该以“中和”思想为指导, 无大贫亦无大富则社会安定。其实从古至今, 所有社会的病态根源全在于两极分化。富则骄, 骄则为暴;贫则忧, 忧则为盗。当年董仲舒阐发的这种社会轨迹在以后不断上演, 不仅中国如此, 世界其他国家又何尝不是如此。
  
  参考文献:
  
  [1]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 1999.
  [2]周桂钿。董学探微[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350.
  [3]董仲舒。春秋繁露[M].北京:中华书局,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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