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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化时代社会的主要焦虑探析

时间:2018-06-28 09:59作者:南山
本文导读:这是一篇关于智能化时代社会的主要焦虑探析的文章,众所周知, “大数据”作为一场新的技术革命, 目标是将现实的内容通过数字化处理转化为虚拟内容, 同时试图将虚拟的或数字化的内容转化为可视的或现实的内容。

  摘 要:市面上对智能社会副产品的焦虑声不绝于耳。仅从形式上去讨论很难抓住这些焦虑的要害。在哲学上解决这些焦虑的备选方案不妨从主体问题说起。首先, 大数据革命对现有思维或心智架构提出了新要求。当这种要求不被满足时, 不适应性产生。这是焦虑产生的第一层原因。其次, 通过分析“互联网+”的三个特征指出, 主体面临的三方面挑战导致主体焦虑产生。这是焦虑产生的第二层原因。第三, 借用“求智的科学”这个概念回顾科学的发展历程指出, 焦虑的前两个层面的原因本质上源于“求智的科学”对主体问题提出的新要求。实际上, 主体焦虑是一种历史上一直延续的焦虑, 它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表现。第四, 智能社会对主体问题提出的新要求, 必须对主体概念加以变革。重视产消者的形成是理解主体焦虑的正确打开方式。
  
 



 

  关键词:智能社会; 大数据; 互联网+; 求智的科学; 主体; 产消者;
  
  有人对“共享单车”的流产啼笑皆非, 有人对互联网金融的骗术破口大骂, 有人对人工智能各种奇形怪状的“威胁论”心怀恐惧, 各式各样的焦虑情绪萦绕在人们心头。 (1) 这些焦虑情绪提示人们, 一旦对智能社会下诞生的一系列时髦词汇放松警惕而不做深入剖析, 它们就随时会被标签化对待。毕竟, 智能社会是一场已经到来的生产、生活和消费变革。然而对智能社会的这些时髦词汇仅仅做出形式上的理解和回应肯定是不够的。因此, 如何避免从形式上对此做出回答、不被这些焦虑情绪所左右, 就必须切中这个问题的关键痛处:智能社会的主要焦虑来自于何处?
  
  一、数据革命导致思维或心智构架的不适应性
  
  众所周知, “大数据”作为一场新的技术革命, 目标是将现实的内容通过数字化处理转化为虚拟内容, 同时试图将虚拟的或数字化的内容转化为可视的或现实的内容。另外, 区别于前三次工业革命的是, “工业4.0”下的工业转型需要完成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实现物理系统与信息系统的融合, 即实现信息通信技术和赛博空间虚拟系统与信息物理系统 (Cyberspace-Phisical System) 之间的融合。这两个系统的融合过程和数据处理的需求与相应的“互联网+”思维上的变革密切相关。虽说从机械化向智能化转型是对这一变革的通俗理解, 但是这一转型过程呈现的两个显着表现对经济和文化提出的新要求尤其值得讨论: (1) 赛博空间的人际关系重组, (2) 单纯的消费者转变为产消者。有研究者注意到, 赛博空间的人际关系重组、产消者的形成, 以及共享性的出现正对传统资本主义精心建立的现代式准则和规范形成不小的挑战, “资本主义体制在经济上不再具有统治地位”.[1](P.14)另外, 大数据对人们生活的实际影响是如此明显, 是不是可以说这一转型的深层次根源和动因来自这场技术革命呢?可是, 包括数据运用技术和所谓的智能化中间是否掺有“水分”都还值得怀疑 (1) , 因此, 断言这一转型的根源和动因来自这场技术革命或许为时过早。从根本上而言, 这一转型是思维或心智架构上的变化。
  
  大数据使得过去难以观察的人类行为变得可获取和可预测, 大数据的核心就是预测。[2](P.16)设想某人日常生活中起床睡觉刷牙洗脸, 在这些活动的间隙他/她用电脑或手机查收邮件浏览新闻, 甚至下单购买商品。电脑和手机构成的千万个终端 (传感器) 已经成为每个人生活的起点和终点, 人们已经进入这样一个人人互联和物物互联的时代。诚如美国社会学家里夫金所述:“在2007年, 约有1000万个传感器将各种样式的人类发明与物联网连接起来。在2013年, 这个数字超过了35亿, 甚至更令人惊叹的是, 到2030年, 会有100万亿个传感器被连接到物联网上。”[1](P.88)这里, 终端与终端之间通过互联网实现信息的传递和交换, 传感器通过收集和处理信息形成海量数据。例如, 某人从A地点到C地点, 身体的移动引起的物理位置的变化是数据, 但是由于以前对这样的数据获取技术不够发达, 该数据无法通过数字化方式被获取。现在, 在该物理位置变化的身体上装上传感器 (手机上记步功能APP) , 此时物理空间的变化可以通过传感器转化为数据。于是, 当N个类似于从A地点到C地点的行为发生时, 数据量随之增大, 加之数据获取技术的提升, 这些海量数据对N个类似上述行为做出某种预测成为可能。
  
  虽然大数据是相对于小数据而言, 但是丝毫不意味着小数据就不能担当预测的功能。在小数据时代, 由于手上能够掌握的数据相当匮乏, 导致人们对这些数据的依赖性增强, 以至于爱不释手。因为, 对小数据往往采用随机的样本分析法, 要求减少结果的错误, 保证质量, 在数据获取技术缺乏的时代, 任意一个数据点的测量情况都对结果至关重要, [2](P.55)所以产生了“精确预测”的要求。毕竟, 这一要求的形成深深植根于一种因果性思维或心智架构而产生的:所采样的样本决定精确度, 即A导致B.而在大数据时代, 得益于传感器数量的剧增和技术上的进步, 手上掌握的数据相对充足, 对样本进行分析时就不再采用随机式的方法, 而是对所有数据进行分析。[2](P.39)因此, 对于强调大数据“不一定要精确预测”的看法并不等于不用考虑精确性。只是说, 数据量经历由小到大的变化对一种新的思维或心智架构提出了要求。在预测过程中通过现实的内容虚拟化 (数字化) 和将虚拟的内容现实化 (可视化) , 数据处理以共时的、同步的特点呈现。该特点可以说是集优势和弱势于一身, 因为“大数据不仅让我们不再期待精确性, 也让我们无法实现精确性”.[2](P.52)换句话说, 这是对难以观察的难题做出的让步。笔者把这种让步看做以强调相关性为原则的新思维或心智架构取代因果性思维或心智架构的过程。
  
  不难发现, 大数据中的“大”, 不是指绝对意义上的大, 而是指大多数情况, 包括难以观察到的情况。再设想这样一次购物体验:某人在亚马逊上购物, 在某商品A上停留片刻, 或者迅速购买了商品A, 这个系统很快就会将购买过商品A的其他人所选择的其它商品B, 通过邮件和首页弹窗的方式做出推送。可以预想亚马逊做出的该推送方案原则:“所有购买过A的人, 多数情况下会买下B”, 而不是“所有买过A的人, 都会购买B”, 亚马逊会说:“购买过A的人, 会买下以下相关的产品”.显然, 这种推送并非基于因果性的指导原则, 而是某种相关性推送。
  
  就此强调, 大数据无法实现精确性的说法是基于对难以观察的难题做出的让步, 这种让步并不代表不要求精确性, 只是因果性原则下的精确性和相关性原则下的精确性之间存在区别而已。这种区别源于新的思维或心智架构的要求。这些要求表现如下: (1) 新的思维或心智架构要求商品市场上的购买行为转向相关性联系; (2) 根据数据处理的新要求, 实现物理实在与虚拟数字的相互转化; (3) 根据数据处理的新要求使得数字化过程中的各端之间必须选择某种共享的关系。这些关系的变化体现的社会快速发展和复杂的变化特征正是人们焦虑情绪之所在---对新的思维或心智架构不适应。类似于人工智能的“威胁论”, 人们会怀疑随着数据技术的广泛运用, 人的地位是否“贬值”.演化心理学家一语道破天机:我们携带着石器时代的大脑, 却生活在互联网时代。然而留给我们的问题是, 我们身处智能时代, 思维或心智架构为何对它难以适应?
  
  二、主体面临的三方面挑战
  
  在2014年热销的《互联网+:小米案例版》一书中, 作者以小米公司的成功案例总结了“互联网+”的特征:用户主权, 虚实结合, 去中心化, 本质特征是万物互联。[3](P.54-89)笔者在此首先要强调, 这三个特征不能简单地被认为是相互孤立的特征。因为: (1) 这三个特征从某种程度上与前述的“工业4.0”下智能转向的两个独特表现相符合, 即赛博空间人际关系的重组和产消者的出现。 (2) 赛博空间对人际关系的重组实际上是万物互联的另一种表现, 而这一表现又集中体现在这三个特征上。而产消者的出现, 却是这些表现的最终产物。笔者将通过分析这三个特征揭示上文所说焦虑情绪形成的第二层原因:主体面临的三方面挑战。
  
  首先, 主权挑战。主权 (Sovereignty) 在政治领域指排他性的国家政治权力。在经济领域,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生产者主权通过以下途径实现排他性: (1) 在庞大的资本市场中, 生产者通过加大资本投入控制产品, 实现对市场的控制, 从而达到垄断; (2) 技术创新是市场竞争的必备砝码, 其目的是为了降低生产成本和创造利润; (3) 生产者通过技术创新掌控市场中的消费者, 其中生产成本对于生产者而言是“隐私”, 市场交换中这些隐私的不可公开性最终导致产消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从而实现生产者对商品价格的控制。这种生产者决定消费者的模式意味着它是一种非用户主权模式。不过, 与该情形相反, 用户主权的登场得益于互联网时代的技术革命。其中发生了一个有趣的变化:生产者不断加大资本投入, 通过技术创新和控制市场降低成本, 然而, 作为技术创新的产物之一的互联网的出现却未能使商品价格的绝对控制如愿以偿, 反而打破了信息不对称。尤其是当产品成本“隐私”被公开、“透明性”出现的情况下, 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暴利和垄断不复存在。基于微利润时代的到来、边际成本趋近为零、更多“免费”出现的现实, 生产者不得不谋求与消费者合作, 共同分享利润, 这就是所谓共享经济和产消者形成的现象。此时, 谈用户主权就成为可能的事情。为此, 里夫金坦言道:“物联网让数以亿计的人参与到点对点的社交网络中, 并创造了许多新的经济机会, 在出现的协同共享中实践着所构造的生活。这个平台把每个人都变成了一名产消者, 所有活动变成了一种合作。”[1](P.32)这一切实现的另一个原因是, “第三次工业革命物联网基础设施的涌现, 通过其开放的构架和分布式特征, 允许社会企业在协同共享下, 使用接近零边际成本的扁平规模区域和全球网络的并行生产, 去打破在资本主义市场中由大型垂直一体化公司掌控的垄断。”[1](P.38)如果协同共享超越市场生活的趋势挑战了资本主义市场对经济生活的排他性, 那么控制和合作存在的直接矛盾最终导致的结果, 是用户主权模式形成。因此, 用户主权对非用户主权的挑战将触动主体问题的神经。
  
  其次, 虚拟对现实的挑战。“现实”的另一个说法是哲学家们一直关心的概念:实在。如果说知识探索的目标是划定实在的边界, 那么早在柏拉图那里, 他就希望通过生活在洞穴里分辨不清真实和虚假界限的人, 来告诉人们实在和现象在知识构造问题上究竟存在多大差异。实在的构造过程是一个漫长的探索主体知识范围的问题。例如, 某人闲暇时阅读小说, 他/她愿意相信 (知道) 小说里的故事并不真实, 真实世界与虚构世界之间的界限必定存在。因此, 对于知识获得的过程而言, 如果无法在理论世界和生活世界、真实世界和虚拟世界之间划清界限, 那么, 主体 (认知者) 不仅没有办法恒定自己的位置, 也没有办法确认知识对象的本体来源究在何处。在互联网时代, 数据技术的应用激发了虚拟与现实的结合。当随身携带的智能手机处于在线状态, 终端这头的真实世界与终端的另一头的虚拟世界相连。通过哲学划定的知识边界开始动摇, 虚拟生活 (数字生活, digital life) 在一个触点手机购物行为或跑步路线记录行为中发生, 手机的智能处理将人们真实生活和虚拟生活连接在一起。当真实和虚拟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起来时, 我们究竟从哪一端来获取知识呢?哪一个世界提供的知识更可靠呢?电影《黑客帝国》 (Matrix) 给观影者带来的巨大冲击正是把真实世界和虚拟世界这个古老的话题放在数字化的背景下做出了展示:在数字世界和真实世界之间来回切换的尼奥究竟哪个是真的?当然, 虚拟对现实的挑战并不是前者取代后者, 而是说, 随着虚拟现实技术 (virtual reality) 中的全息技术等的运用和发展, 使人类的生活虚实融合。但是, 这个融合背后还需要对主体构造知识的源头问题做出必要回访。
  
  最后, 对中心化的挑战。对现代制度构造的中心化权力结构提出过挑战的头号人物要算法国哲学家福柯。在福柯的笔下, 一种现代制度权力结构是从一个中心到每个点的控制和支配模式, 这也是资本主义市场和社会生活的基本模式。福柯希望通过分析来邀请读者尝试理解后现代特征下这个模式发生的转变:点与点之间的相联。 (1) 互联网通过虚拟和物理空间彼此联系, 打破了现代制度所设计的你和我之间在财产、国界、民族、性别上的二元划分。尤其表现在对市场壁垒的打破上, 垄断和特权的解除使得生产者的中心地位被弱化, 并和消费者混合在一起, 形成产消者。 (2) 在社交网络生活领域, “每一个在线者的福祉与更大的网络的福祉直接相关”这种观点被认可, 意味着身处网络节点的每一个在线者的行动都会决定网络发展的兴衰。同样, 网络信息共享和协作被日益承认的社会, 更类似于马克思主义者笔下所谓的“网络共产主义” (dot Communist) (3) .最后, 请再设想一次线下购物经历, 某人会附加前面所说的二元划分、对立情感, 购买者可能会因为性别、种族、信仰等差异取消本次购买。但是, 这些二元划分、对立情感会在线上购物时烟消云散, 购买者不会打听卖家的性别和种族等差异。因此, 可以预想互联网正改变着以现代制度下的中心特权为特征的每一个领域。这一改变实质上是传统哲学中划定的主体中心地位的改变。如果沿用这种传统中心地位的主体观念否认产消者, 势必意味着又重回到前互联网时代。
  
  通过对上述三个挑战所做的哲学分析不难发现, 赛博空间实现了人与人的连接、人与物的连接和物与物的连接, 人际关系得到重组, 产消者出现, 逐步使得人类步入协同共享的时代、“透明的时代”或无隐私时代。笔者认为上述内容对现代制度构造提出了挑战, 这是引发焦虑情绪产生的第二层原因, 大体上这类问题可以归结为“主体焦虑”.
  
  三、主体焦虑的哲学根源:求智的科学
  
  如果说“智能社会”的到来是一个事实问题。那么用一个事实上的“是”来回答它为什么到来仍然不够清楚。市场交换经济为什么转化为共享经济?现代制度的准则和规范能否适用于共享经济的互联网时代?这类问题反映了主体焦虑的一个侧面。而更重要的问题是, 主体焦虑是一种历史上一直延续的焦虑, 它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表现。在当下, 从根本上说, 求真的科学向求智的科学之发展激发了主体焦虑。因此, 有必要以科学发展的历程为门径揭示智能社会的主体焦虑。毕竟, 过去是现在的源头。那么, 回访主体在不同时代的不同表现就成了一个必要的环节。
  
  众所周知, 马克思和恩格斯看到了资本主义制度变革的窗口---机器革命, 并在讨论社会形态更迭的过程中将生产力作为理解社会变革的动力之源。麻省理工学院的两位研究者, 埃里克·布莱恩约弗森和安德鲁·麦卡菲将今天计算机和数字技术时代的社会变革称为“第二次机器革命”, 它区别于蒸汽机代表的第一次机器革命。他们说:“现在, 第二次机器革命时代到来了。就像蒸汽机及其他延展了肌肉力量一样, 计算机和其他数字技术---那种用我们的大脑理解和塑造环境的能力, 正在对金属力量做着同样的事情。”[4](P.9)这段话中所说的“金属力量”, 实质上是对现代科学中的典型特征“求力的科学”的另一种写照。清华大学的吴国盛教授在对希腊式的科学和现代式的科学做出区分时指出:“如果说希腊科学是求真的科学 (science for truth) , 那么现代科学就是求力的科学 (science for power) .它们的区别首先体现在人与自然地位的改变上。”[5](P.41)按照麻省理工学院两位研究者的观点看, 如果将现代制度构造的力量来源视为“求力的科学”之产物, 那么今天的数字生活是“金属力量”的延续。但是, 笔者更倾向于认为, 用“求智的科学” (science for intelligence) 来形容进入数字生活的科学典型更为妥贴, 毕竟它与求力时代的要求并不相同。然而, 为什么将第二次机器革命视为“求智的科学”之产物?笔者将从以下分析给出理由。
  
  这里根据时代的不同要求, 大致可以描绘出三个画面:第一个画面, 希腊科学是“求真的科学”, “神创力量”占据主导地位;第二个画面, 现代科学是“求力的科学”, “金属力量”占据主导地位;第三个画面, 后现代科学是“求智的科学”, “智能力量”占据主导地位。这三个画面所展示的科学典型恰好勾画的是三个不同时代。显然, 智能社会正是处于“时代3”的真实写照。
  
  在“时代1”, 希腊的“求真的科学”源于希腊人对自然的好奇。美国哲学家杜威在对哲学的发展做出的评价时认为, 从希腊人那里开创的对自然的好奇, 实质上是一种对缺乏“确定性”的焦虑和恐惧。[6](P.13-17)换句话说, 希腊人的哲学工作是为了找到自然世界中那些永恒的准则, 借此享有这种确定性。例如,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及其后来者希望在认识自然和模仿自然中找到一种形而上学的基础来回避这种焦虑和恐惧。这也首次构造了理解自然的知识准则, 而这种准则又被划归到理性能力上, 即理性的能力可以通向一种超越于自然的理解力。相应地, 在对知识的划分上, 拥有理性知识被认为是人类最为高贵的特征, 它与用于体力活动那样低贱的技能性知识是不能同日而语的。后来在与基督教思想的合流中, 理性知识又进一步被规划到了上帝身上, 而通过敲打具体的自然物所产生的技能性知识的地位相应被低估。由此, 希腊人依神创力量开创出世界, 通过强调人类理性能力降低自然的本体论地位。从根本上而言, 通过理性的构造形成的“求真的科学”成为排除“确定性”焦虑的首选方案。
  
  在“时代2”中, “求力的科学”源于现代人对主体的兴趣。虽然在某种程度上, “求力的科学”复兴了一度被降格的技能性知识, 但是却构造了主体概念的另一变体---人类中心主义, 它主张脱离理性, 主体将无法理解世界。众所周知, 主体概念是理解整个现代制度的基础。在主体概念的构造上, 培根、笛卡尔和康德等哲学家可谓贡献卓越。这个时代最大的力量源自以机械动力理解自然, 或者说这个时代的主题是以机械论为代表的人类理智的自我确认。为知识寻找一个“确定性”的基础是这个时代的哲学主旋律。而在这个基础的构造上, 与前一个时代依赖于上帝的启示不同, 哲学家力图从“自我”的角度规划这个基础, 并将上帝排斥出人类理性所代表的自我知识之外。确切地说, 如何通过理性构造一种自我感为知识的大厦搭建基础是这一时期哲学家的焦虑。笛卡尔从普遍怀疑的方向展开这项工作, 康德通过构造理性的先天范畴来确保自然能被理性所理解, 培根通过“知识力量”对主体进行构造。其中, 培根率先看到了自亚里士多德开始的“求真的科学”在他所生活时代的不适应性。不同于笛卡尔和康德等哲学家继承的古希腊人的“看” (旁观者式) 的哲学, 他的“知识就是力量”的命题是通过与“看”不同的“做” (参与者式) 的方式来获得的。只不过, 前者强大的势力使得理性主义主体哲学的“看”成为主流范式。后来, 加拿大科学哲学家哈金对这一趋向进行评估时曾表示, 电子不是“看”出来的, 而是“做” (发射) 出来的。[7](P.67)这里借用哈金的这一表达旨在说明, “看”的哲学和“求力的科学”被视为现代制度的基础, 其中主体成为排除所有焦虑的基础。
  
  在“时代3”中, 后现代的“求智的科学”源于对现代式的主体概念的挑战。“求智的科学”中的智能 (intelligence) , 无疑脱胎于笛卡尔和康德式的对理性的发问。上个世纪上半叶, 研究者相信理解智能与理解理性极其相关, 并认为理性和思维之间的关系可以通过计算来解释。在“时代2”, 研究者曾把人是机器的判断视为理解人的正确选项, 而这个机器如何思维又成为“时代3”的早期主题, 例如图灵的工作。换句话说, 研究者预设:人是一架会思考的机器, 而这种能力源于人脑的计算能力。以这个预设为起点, 具有强大信息处理能力的计算机问世, 其能力超越了人脑。值得一提的是, 这种预设只是“时代2”中人类中心主义的加强版。这种版本的观点主张, 不可能通过人脑以外的其它内容来理解人的思维和心智。然而, 尽管这种乐观情绪蔓延在信息时代的方方面面的进步上, 人们仍旧疑云重重。例如, 发人深省的第一类焦虑是, 现代制度所设计的主体性原则是否还能用来理解互联网的主体---人? (4) 第二类焦虑是, 在工程学等实践领域, 研究者发现一架有着超过人脑计算能力的机器人远远不如一只在稻草堆里蹦蹦跳跳的螳螂。 (5) 这意味着仅仅通过具有超强能力来衡量机器人的标志已备受怀疑, 但是要把身体的那部分内容纳入算法, 又是一件困难的事。换言之, 在“时代2”, 哲学家通过构造理性与主体的关系解决“主体焦虑”, 但是, “时代3”继续沿用“时代2”的主体概念作为理解智能或理性的规范是否还能适用却值得商榷。因此, 不得不说, 这个疑问是“求智的科学” (智能社会) 主体焦虑的根源。
  
  大致而言, 在现代制度下对于理性的理解取决于对主体的规划, 这种规划一直延续到“时代3”早期。后来人们注意到在对待如何理解智能问题上过度主体化所面临的困难。所以, 要在互联网所代表的智能社会走得更远, 就不得不重新考虑主体问题, 这也就是笔者所认识的“主体焦虑”.
  
  四、“主体”概念的变革与产消者的形成
  
  由上所述, 笔者认为进入智能社会必须再次回到重建主体这个古老的哲学问题上。哈贝马斯在对“现代性”这个议题展开讨论时指出, 现代性的问题实质上是主体性原则问题。较之于康德对主体性的重视, 黑格尔将主体性问题从历史规范上引入到哲学领域。同时, 这种现代意义上的主体还与自我结构有关。因此, 现代性涉及的问题集中在自我的自由解放上。但是, 这个时期关于自我的解释作为规范原则又落实在有关自律原则的讨论上。[8](P.19)准确地说, 这些问题可以分解为三个层面: (1) 人 (主体) 与自我的关系; (2) 人 (主体) 与他人的关系; (3) 人 (主体) 与世界的关系。由于这三层关系受制于对理性原则的规划, 所以, 现代制度的诞生就跟理性的讨论密切相关, 虽然人们深知理性原则早已成为资本主义在所有领域的总规划方案。就像马克斯·韦伯所认为的那样, 对于资本主义而言理性计算是重要的, 它的一个前提条件就是稳定性, 它是一个非常难以撼动的原则。但是, 在今天全球化浪潮冲击和互联网广泛应用的背景下, 这三个层面构造的稳定性正发生改变, 引发了“主体焦虑”.笔者建议通过窥视这一“主体”概念的变革来看产消者的形成, 从而为正视“主体焦虑”找到合适的理解之路。
  
  第一个方面, 人与自我的关系。关于“自我”的讨论无疑影响深远。在康德那里, 某人看到某物得益于他先天地构造的认知结构或认知能力。这里的“看”是主体的自我构造, 而不是洛克式的镜像的经验反映。这个“看”的过程意味着自我表征的内容通过自反性所占有 (own) 的内容被自我所占有。康德通过转向内在的理性原则来取代神学上的外在保障。通过这一构造过程, 主体占有客体。在实践或道德的主体意义上, 演变成了个体主义的德性责任, 即强调自主性 (autonomy) 或自律性。
  
  然而, 在赛博空间里的主体自由不取决于自由这一理性原则的假设, 而取决于一种关系中的自我。每一次对于“我”的表达都以考虑“我”之外的每一个“我”为前提。换句话说, 每一个“我”的关系产生才构成“自我”.而黑格尔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强调客体的存在才是一个主体存在的前提。在科耶夫关于黑格尔的导读中, 他说:“人的真相只能是社会的。”“至少需要两个人, 人才能成为人。”[9](P.43)可以肯定的是, 黑格尔式的“自我”是建立在某种关系上的。假如这个“关系”或“网络”不存在了, 那么这个“自我”就不能成立。实际上, 区别于康德的无限的自我, 黑格尔式的自我占有是有限制的, 这一哲学上的变化恰好体现在“自我”与他人的关系上的变化上。这也为前面强调的“每一个在线者的福祉与更大的网络的福祉直接相关”这一观点找到了哲学上的说明。很显然, 赛博空间的主体是一种黑格尔式关系中的“自我”, 而不是康德式的个体主义的“自我”.
  
  第二个方面, 人与他人的关系。在绝对自我的时代, 尤其像康德的观念论里描述的那样, 主体以控制他人为目的。虽然这是康德的整个形而上学的要求, 但是在现实中的应用却被推广到资本主义市场分配的基本原则上。因为, 每一次理性计算背后其实还潜藏着自我对利益的衡量。所以, 个体主义更强调个人的责任而不是对他人的责任。
  
  但是, 从前面第一方面的分析可以看出, 由于赛博空间里个人的自由取决于这个网络的限制, 那么, 为了维护该网络不至于崩溃, 个体被要求抛弃自我的利益, 走向重视他人的利益, 这样才能保证网络中的“我”成为自我。智能社会的信息共享和协调机制正是这方面的具体体现。所以, 区别于现代制度以操纵大众的权力的利己性为基础, 后现代制度越来越多地以利他性为基础, 注重权力的分享。由此, 也就能够推断出共享经济得以实现的前提, 以及前文提示的用户主权的哲学根据。
  
  第三个方面, 人与世界的关系。理性是个体的代表, 这种观念不仅渗透于现代制度中, 也深得整个上流社会的支持。当黑格尔把康德式抽象的个体拉回到历史的个体维度时, 个体的重建通道被打开, 但是由于康德式的教义太过稳固, 黑格尔式的现实的个体并没有得到更多重视的机会。然而, 随着智能社会各方面的扩展, “我们现在开始意识到人类行为不仅是由理性思考和个体需求所决定, 它同样还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10](P.52)。彭特兰用这句话提示人们注意, 与过去几个世纪以来深入人心的康德式教义相比, 如今人们的需求和行动并不源于“理性”, 而是源于身处社会网络中的效应。这样的提示恰好是对黑格尔式的现实个体的最好的回应。因为相比康德式的抽象的世界而言, 黑格尔式的世界是具有历史性的生活世界。就像后来的海德格尔用“在世界之中”指出我们无时无刻不生活在其中。在梅洛-庞蒂看来, 康德式的世界是主体构造建立的世界, 它将人与世界建立在一种认知关系 (relationship of knowing) 之上。相反, 存在关系 (relationship of being) 对应的“主体就是他的身体、他的世界、他的境遇”.[11](P.41-46)笔者在前文曾指出, 大数据引导的思维或心智架构的根本性变化是一种相关性假设对因果性假设的取代, 前者类似于存在关系, 后者类似于认知关系。与这种存在关系所做的说明类似, 海德格尔将主体和客体的关系放在了一个所谓的“中间地带”来处理, 这个“中间地带”看起来与今天的“互联网”也有几分相似之处。
  
  在前面对“时代3”的讨论中, 实际上笔者做出了这样的暗示:人类中心主义加强版主张大脑是个体 (思维或心智) 自我的生物学基础。随着时代3后半程里研究者对个体心智/大脑的研究, 对交互主体性、社会关系等问题的关注, 一些研究者开始承认大脑不仅不再是一个孤立的器官, 它还是一个“社会脑”.新思维或心智构架的画面逐渐显露出来, 这一新画面力图扩展大脑的生物学基础来理解智能的传统。例如, 在认知科学新近出现的延展认知的理论中, 对环境中身体的行为所做人-机交互的研究, 引导出各式各样的大脑/身体/世界的整合方案的讨论, 同样拓展了人们对主体的看法。[12](P.2-4)
  
  综合来看, 在智能社会下所涉及到的人际关系重组, 一方面包含人与自我关系在主体时代设计原则下的重建, 另一方面包含人与他人在主体性时代之后的重组, 还有一方面包含人与世界之间在主体性时代的重新认定。在这些关系的变革环节中新的主体实际上变成了现实中的产消者, 这与经历前两次工业革命所形成的生产生活截然不同, 因为“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将逐渐被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分布式商业活动所取代, 同时传统的、等级化的经济和政治组织的权力将让位于交错于社会节点组织化的扁平的权力。”[13](P.17)产消者这个概念的扩大版, 在哲学上可以看成---主体 (生产者) /客体 (消费者) 混合体。最后, 笔者认为, 如果能够正视“主体焦虑”, 在哲学上解决这一焦虑的备选方案不妨从正确理解这种混合体 (产消者) 开始。
  
  近60年来, 源于计算机技术、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和应用, 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发生了新的变化。笔者立足于这些新技术应用对人们社会生活的实际影响, 通过思维或心智架构的不适应引入对智能社会中主体焦虑的讨论。该问题对于我们理解智能社会之所以如此重要, 那是源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句话中对我们的警告:“革命之所以必需, 不仅是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能够推翻统治阶级, 而且还因为推翻统治阶级的那个阶级, 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的东西, 才能成为社会的新基础。”[14](P.35)用今天的话来翻译, 似乎可以这样理解:一场革命当它真正到来或实现时, 如果人们的思维或心智架构能够适应或成为这一社会的新基础时, 那么革命才算成功。通过前文的论述, 依笔者的浅见, 为了适应社会的新基础, 调整思维或心智架构就成了当务之急, 这敦促我们回到关于主体问题的讨论上, 尝试对主体概念变革的产物---主体/客体混合体 (产消者) 的讨论作为起点。或许, 这是一条解除智能社会主体焦虑警报的可能路径。
  
  参考文献:
  
  [1]Jeremy Rifkin, The Zero Marginal Cost Society:The Internet of Things, the Collaborative Common, and the Eclipse of Capitalism, 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 Trade,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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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刘润。互联网+:小米案例版[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5.
  [4][美]埃里克·布莱恩约弗森和安德鲁·麦卡菲。第二次机器革命[M].蒋永军译。北京:中信出版社, 2014.
  [5]吴国盛。从求真的科学到求力的科学[J].中国高校社会科学, 2016 (1) .
  [6][美]杜威。确定性的寻求:关于知行关系的研究[M].傅统先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7][加]哈金。表征与干预:自然科学哲学主题导论[M].王巍等译。北京:科学出版社, 2011.
  [8][德]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M].曹卫东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2004.
  [9]Alexandre Kojève, Introduction to Reading of Hegel, New York:Basic Books Press, 1969.
  [10]Alex Pentland, Social Physics:How Good Ideas SpreadThe Lessons from a New Science, New York:The Penguin Press, 2014.
  [11][美]弗莱德·R·多尔迈。主体性的黄昏[M].万俊人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2.
  [12]Victoria Pitts-Taylor, The Brain's body:neuroscience and corporeal politics, Durham and London: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6.
  [13]Jeremy Rifki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How Lateral Power is Transforming Energy, The Economy, and the World, 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 Trade, 2011.
  [14]马克思, 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 (节选本) [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8.

  注释:
  
  1 例如, 笔者在《人工智能研究惹争议》一文中曾简要指出这种对“威胁论”的焦虑来自于现代式主体问题的延伸,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6年3月1日, 第3版;另外, 浙江大学的李恒威教授较为详细地对这种“威胁论”做了详细评论, 参见李恒威, 王昊晟, 《人工智能威胁与心智考古学》, 载于《西南民族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7年第12期。
  2 复旦大学的徐英瑾教授指出, 只对大数据的溢美之词抱有热情, 而不从信息技术哲学的高度来对此加以甄别是有问题的。参见:徐英瑾, 王培《大数据就意味着大智慧吗--兼论作为信息技术发展新方向的“绿色人工智能”》, 载于《学术研究》2016年第10期。
  3 网络共产主义这一概念于2003年由Eben Moglen在《网络共产主义宣言》 (The dot Communist Manifesto) 中提出。实际上, 笔者发现共享和共产主义存在某种一致性, 在此不再赘述。
  4 孙伟平在讨论人工智能的到来对人这个概念提出的挑战时指出, “究竟什么是‘人’和人的本质, 以及处理人际关系和人机关系的价值原则, 都需要重新认识”.参见《关于人工智能的价值反思》载于《哲学研究》, 2017, 第10期, 第124页。
  5 目前工程学和机器人领域的疑难杂症有了突破性进展, 如, 2017年美国波斯顿动力公司公布了一条视频, 视频中机器人能够从一个箱体上完成后空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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