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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早年的格致思想及其转变

时间:2018-06-21 09:27作者:南山
本文导读:这是一篇关于朱熹早年的格致思想及其转变的文章,朱熹格物致知论之所以备受争议, 乃是因其理论前后不断发展变化, 逐渐完善, 而且前后思想也并非完全一致, 甚至还有相互矛盾处, 正是这样, 才显示出其格物致知论的复杂与丰富。

  摘 要:朱熹格物致知论非常丰富与复杂, 前后不断发展变化, 朱熹六十岁时作成《大学或问》, 其中明确提出“涵养为格物致知之本”.考查他三十五岁前论格物致知未提及涵养, 亦未对涵养引起重视。三十五岁后, 其理论转折点有二:一是与张栻论学, 二是三十九岁时编成《程氏遗书》。后者最为关键, 朱熹受到其中“涵养须用敬, 进学则在致知”之影响, 指出涵养应贯穿为学始终, 乃格物致知之本。而后, 朱熹至老都持此论, 终生未改。
  
  关键词:朱熹; 涵养; 格物致知;
  


  Abstract: One basic feature of Zhu Xi's Philosophy is his theory of attaining knowledge by studying the essence of things that has caused much debates in later ages, which shows the rich and complicated content of his theory.The theory continuously has developed and changed. It is at his sixties when he finished his writing of “Da Xue Huo Wen” that he explicitly presented the thought “self-cultivation is the root of attaining knowledge by studying the essence of things”. By textual research, this paper argues that Zhu Xi did not mention, even did not realize, the importance of self-cultivation before his thirty-five years old when he discussed this theory. Over his thirty-five years old, two turning points emerged from his thought:the first was that he took part in the debate with Zhang Shi; the second was that he finished editing “the Cheng brothers' posthumous papers”. The last work is crucial to Zhu Xi's thought development. Under the influence of Cheng brothers' slogan-“one should respect others in order to be self-cultivated, the advancement of learning lies in the extension of knowledge”, Zhu Xi pointed out that one should be live up to the ideals of Self-cultivation throughout one's life. He insisted on this thought and was steeped in it during his whole life.
  
  Keyword: Zhu Xi; Self-cultivation; attaining knowledge by studying essence of things;
  
  朱子学之一重要理论是格物致知论, 朱子格物致知论并不等同于一般认识论。朱子格物致知论的形成历经漫长过程, 考察其思想之前后变化以及发展成熟, 对于研究朱子学有重要意义。
  
  一、朱子哲学之核心:格物致知
  
  南宋杰出的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朱熹 (1130-1200) , 是孔孟以来弘扬儒学的最杰出代表。朱熹弟子黄干称其师:“继往圣将微之绪, 启前贤未发之机, 辨诸儒之得失, 辟异端之讹谬, 明天理, 正人心, 事业之大, 又孰有加于此者?”[1](P546)黄宗羲称朱熹之学:“致广大, 尽精微, 而综罗百代矣!”[2](P1495)朱熹一生为学勇猛, 学识渊博, 着作等身, 享誉海内外, 其创建的以“理性本体、理性人性、理性方法为基点的理性主义哲学基本结构”[3](P2), 或称理性理学, 在宋元以后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并统治中国社会800多年, 思想影响波及海外。
  
  若追问朱熹理学的核心思想为何?黄宗羲认为:“其为学, 大抵穷理以致其知, 反躬以践其实, 而以居敬为主。”[2](P1504)黄氏认为朱子之学以“穷理致知”为大要。民国时期周予同认为朱熹格物致知中包含有“何以知”“如何以完成其知”这两个问题, 而后一个问题“实为朱熹哲学全部精神之所在”[4](P46)。钱穆认为朱子的格物致知理论最值得重视, 因这一理论是朱子学乃至宋明理学中的最精彩处, 他说:“朱子学之最着精神处正在此。朱子于宋明理学中所以特具精彩处亦在此。其理气两分说之精义, 亦于此而见。”[5](P508)陈来认为朱熹“大力强调并发展了程颐关于格物的思想, 使得格物论成了朱子学体系的重要理论特征”[6](P140)。朱熹以“格物致知”为《大学》补传是其最有代表性的思想, 且对后世影响最大。[7](P2)确实如此, 朱熹的格物致知既有对二程格物思想的继承与发挥, 又有对二程以后诸位大儒有关格物思想的甄别与检讨, 故而他与前人格物致知有极大不同。格物问题“亦为程朱学派与陆王学派争论之焦点”[4](P46), 此也是与陆王心学之根本区别所在。
  
  陆九渊提出“四方上下曰宇, 往来古今曰宙。宇宙便是吾心, 吾心便是宇宙”“宇宙内事, 是己分内事。己分内事, 是宇宙事”[8](P273)等观点而创立心学一派, 其学“以尊德性为宗”[2](P1885)。其论“格物致知”为“欲穷此理, 尽此心也”[8](P149)。朱陆对格物的不同理解, 引发后代众多评述, 明代王阳明继承并发扬陆九渊之说, 批评朱熹格物致知以析“心”与“理”为二物, 王氏所谓致知格物, 就是“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9](P45)。明末刘辑山说:“格物之说, 古今聚讼有七十二家。”[10](P771)此处虽不是具体统计数字, 但亦可见参与人数之多。钱穆阐述朱熹思想中以“格物致知”最受后人重视与争议, 他说:“朱子思想, 以格物穷理为最受后人之重视, 亦最为后人所争论。其论此之最该括精要语, 则见于《大学章句》之格物补传。”[5](P504)
  
  朱熹格物致知论之所以备受争议, 乃是因其理论前后不断发展变化, 逐渐完善, 而且前后思想也并非完全一致, 甚至还有相互矛盾处, 正是这样, 才显示出其格物致知论的复杂与丰富。王阳明曾作《朱子晚年定论》, 搜集一通朱熹中年书信为据, 以为朱熹晚年已放弃前说, 而归入心学之列, “复取朱子之书而检求之, 然后知其晚岁固已大悟旧说之非, 痛悔极艾, 至以为自诳诳人之罪, 不可胜赎”[9](P120)。阳明考据错误, 前人早已详细指出, 但朱熹思想自三十五岁开始至四十岁, 有一重大转折, 确是实情, 而促成这一转折原因有两大方面:一是与张钦夫论已发未发时钦夫提出“敬”字工夫的启发;二是编纂二程遗书过程中对程颐思想中“涵养须用敬, 进学则在致知”的吃透与领悟, 而后一方面最终促成了朱熹思想的转变。这一转折表现在重新重视涵养工夫, 其中包含了对以前忽略了涵养工夫的愧悔, 后朱熹朝着这一方向一直向前, 直至六十岁时完成了《大学章句》《大学或问》, 朱熹格物致知思想也趋于成熟。
  
  二、朱熹早年之格致思想
  
  朱熹在《大学或问》中将涵养本源提到格物致知之本的高度, 说明朱熹对居敬涵养的重要性已经有明确认识, 然朱熹在三十五岁前之格物论中未提及涵养, 不仅如此, 此时朱熹还明显忽视涵养。
  
  (一) 以《大学》之序释格物致知
  
  朱熹少时受教于家庭, 父亲朱松因与秦桧政见不同而闲居在家, 朱松曾师从程门再传弟子罗从彦, 与延平李侗乃同门, 朱松得伊洛之学不传之遗意, 摈弃浮华而趋于本质, “日诵《大学》、《中庸》之书, 以用力于致知诚意之地”[1](P175), 父亲对朱熹定然产生一些影响, 朱熹十几岁时, 便于“禅道、文章、楚辞、诗、兵法”[1](P179)都广有涉猎, 十七八岁就下大力气诵读《大学》《中庸》, 吃了不少苦头, 可见这时就已经读过《大学》中格物致知。1153年, 二十四岁的朱熹初见李延平, 好高谈阔论, 李侗只是摇头说不是, 朱熹开始怀疑李侗之学, 李侗让朱熹先读儒家经典, 朱熹后来对学生赵师夏回忆说:“余之始学, 亦务为笼侗宏阔之言, 好同而恶异, 喜大而耻于小, 于延平之言, 则以为何为多事若是, 天下之理一而已, 心疑而不服。同安官余, 以延平之言反复思之, 始知其不我欺也。”[11](P354)
  
  朱熹二十四岁至二十七岁任同安主簿期间作《策问》 (1) 三十三条。[5](P529)其中有一条论述格物致知:
  
  问:《大学》之序, 将欲明明德于天下, 必先于正心诚意, 而求其所以正心诚意者, 则曰致知格物而已。然自秦汉以来, 此学绝讲, 虽躬行君子时或有之, 而无曰致知格物云者。不识其心果已正、意果已诚未耶?若以为未也, 则行之而笃, 化之而从矣。以为已正且诚耶?则不由致知格物以致之, 而何以致其然也?愿二三子言其所以而并以致知格物之所宜于用力者, 为仆一二陈之。[12](P3572)
  
  朱熹从《大学》的顺序上论及格物致知, 并勉励学子当从格物致知处用力, 同样, 二十七岁作的《一经堂记》, 也是从这个方面提及格物致知:
  
  曰:予闻古之所谓学者非他, 耕且养而已矣。其所以不已乎经者, 何也?曰将以格物而致其知也。学始乎知, 惟格物足以致之, 知之至, 则意诚心正, 而《大学》之序“推而达之”无难矣。若此者, 世亦徒知其从事于章句诵说之间, 而不知其所以然者, 固将以为耕且养者资也, 夫岂用力于外哉![12](P3696)
  
  以上两条是现存所见朱熹着作中最早论及格物致知, 这说明朱熹在同安为官时, 已经在李侗导引下, 开始从《大学》中去探讨格物致知。
  
  朱熹三十三岁, 李侗阅读了朱熹准备给孝宗上的封事并提出建议:“封事熟读数过, 立意甚佳。”[11](P334)朱熹在封事中批评孝宗皇帝讽诵文章、记诵辞藻, 非能探寻出治道之要, 批评其阅读《老子》《释氏》之书, 也不能通贯本末大中, 而真正圣贤帝王之学, 必始于格物致知, 朱熹说:
  
  是以古者圣帝明王之学, 必将格物致知以极夫事物之变, 使事物之过乎前者, 义理所存, 纤微毕照, 了然乎心目之间, 不容毫发之隐, 则自然意诚心正, 而所以应天下之务者, 若数一二、辨黑白矣。苟惟不学, 与学焉而不主乎此, 则内外本末颠倒缪戾, 虽有聪明睿智之资、孝友恭俭之德, 而智不足以明善, 识不足以穷理, 终亦无补乎天下治乱矣。[13](P572)
  
  朱熹指出格物致知可探究事物之变, 可察觉毫发之隐, 做到格物致知, 必然能正心诚意, 故而他又说:“盖‘格物致知’者, 尧舜所谓精、一也。‘正心诚意’者, 尧舜所谓执中也。自古圣人口授心传而见于行事者, 惟此而已。”[13](P572)朱熹此时说“格物致知”就是尧舜所言之“精、一”, 其实就是舜所言之“人心惟危, 道心惟微, 惟精惟一, 允执厥中”中的“惟精惟一”, 朱熹认为《中庸》一书开始所言正是一理, 而其中散为万事, 后又归于一理, 而此理“放之则弥六合, 卷之则退藏于密”[14](P32)。这时朱熹就是在李侗“理一分殊”思想影响下阐释“格物致知”, 认为天下万物道理虽各不相同, 但事物必各有其理, 一理散入万事万物, 格尽万事万物终能穷理。朱熹阐明格物致知对于君王治政之重要, 兼提及格物致知在于心之精一, 但并未阐述何以能心之精一。次年, 朱子再次上奏折孝宗, 其中论到格物致知:
  
  大学之道, ……然身不可徒修也, 深探其本则在乎格物以致其知而已。夫格物者, 穷理之谓也。盖有是物必有是理。然理无形而难知, 物有迹而易睹, 故因是物以求之, 则应乎事者自无毫发之谬。是以意诚、心正而身修, 至于家之齐、国之治、天下之平, 亦举而措之耳。[13](P631)
  
  此次是从大学进学顺序来论及格物致知, 指出格物致知对于正心诚意、修身治国之重要意义。此段时间内, 朱熹有关格物致知之论述, 都未提到格物需要涵养功夫。究其原因有二:一是朱熹对章句训诂之偏好, 二是朱熹对李侗提倡静坐涵养的方式并不认同。
  
  (二) 格致功夫中未重视涵养
  
  李侗是个极有涵养之人, 据载:“受学罗公, 实得其传, 同门皆以为不及, 然乐道不仕, 人罕知之, 沙县邓迪天启尝曰:愿中如冰壶秋月, 莹澈无暇。”[1](P180)寥寥数语, 一位大隐至人跃然眼前, 纯粹洒落, 颇具光风霁月之姿。他极力引导朱熹涵养气象, 然朱熹依然对文字章句产生浓厚兴趣。
  
  朱熹二十八岁, 此年六月, 李侗致信朱熹让其要用力涵养, 说:“承喻涵养用力处, 足见近来好学之笃也。甚慰甚慰!但常存此心, 勿为他事所胜, 即欲虑非僻之念自不作矣。孟子有夜气之说, 更熟味之, 当见涵养用力处也。于涵养处着力, 正是学者之要, 若不如此存养, 终不可为己物也。更望勉之。”[11](P309)朱熹二十九岁, 李侗致信朱熹, 依然敦促其要涵养洒然气象, “大率须见洒然处, 然后为得。虽说得行, 未敢以为然也”[11](P313)。然而朱熹对于章句训义非常用力, 致书李侗, 问《论语》中“亦足以发”之义, 李侗引用“起予者商也”为证以启发朱熹, 指出二者之不同。朱熹深思再三, 认为二者虽有浅深之异, 但并未体悟到其完全不同处, 请教李侗再详细说之。李侗解释, 要体悟这两句之不同, 先得从颜回与子夏之气象不同处体会:“先玩味二人气象于胸中, 然后体会夫子之言‘亦足以发’与‘起予者商也’之语气象如何。颜子深潜纯粹, 于圣人体段已具, 故闻夫子之言, 即默识心融, 触类洞然, 自有条理。”[11](P313)这里, 李侗从颜回与子夏之涵养不同处, 教导朱熹当从涵养处用力, 颜回因涵养较子夏好, 故能发明孔子之道。
  
  朱熹三十二岁, 李侗致信朱熹, 认为朱熹涵养依然不足:“喻及所疑数处, 详味之, 所见皆正当可喜, 但于洒落处, 恐未免滞碍。”[11](P330)朱熹三十三岁时致信说自己处事困扰, 李侗让其从静坐中体会:“承谕处事扰扰, 便似内外离绝, 不相该贯。此病可于静坐时收摄, 将来看是如何, 便如此就偏着处理会, 久之知觉, 即渐渐可就道理矣。”[11](P331)同年, 朱熹问仁, 李侗批注云:“推测到此一段甚密, 为得之。加以涵养, 何患不见道也。”[11](P336)
  
  朱熹三十四岁, 李侗致信朱熹问涵养:“近日涵养, 必见应事脱然处否?须就事兼体用下工夫, 久久纯熟, 渐可见浑然气象矣。”[11](P339)朱熹表弟去世, 朱熹心中愧悔忧伤, 李侗教诲, 责己之心可有, 但不能常存于胸中不去, 此乃过之:“若来谕所谓似是于平日事亲事长处, 不曾存得恭顺谨畏之心, 即随处发见之时, 即于此处就本源处推究涵养之, 令渐明, 即此等固滞私意当渐化矣。”[11](P339)李侗指出朱熹愧悔过度乃因为涵养有缺所致。
  
  (三) 早年并不认同“静中存养”
  
  通过以上梳理可知, 至朱熹三十四岁, 李侗去世, 朱熹一直都勤于章句训诂, 尽管李侗也一直教诲他要增进涵养, 李侗对涵养方式解释为静坐:“明道教人静坐, 李先生亦教人静坐。看来须是静坐, 始能收敛。”[11](P345)这一方式并未得到朱熹认同, 朱熹晚年就认为李侗以终日静坐的方式来体验天地万物之道, 有失偏颇。学生问:“先生作《李先生行状》云:终日危坐, 以验夫喜怒哀乐之前气象为如何, 而求所谓中者。与伊川之说若不相似。”[11](P347)朱熹回答:“这处是旧日下得语太重。今以伊川之语格之, 则其下工夫处, 亦是有些子偏。只是被李先生静得极了, 便自见得是有个觉处。不似别人, 今终日危坐, 只是且收敛在此, 胜如奔驰。若一向如此, 又似坐禅入定。”[11](P347)因为朱熹并不认同静坐方式, 尽管此时有李侗之反复敦促, 朱熹依然对涵养不够重视, 朱熹晚年也回忆说:“李先生当时说学, 已有许多意思, 只为说‘敬’字不分明, 所以许多时无捉摸处。”[1](P215)朱熹后来认为自己当时缺失涵养, “旧失了此物多时, 今收来尚未便入腔窠, 但当尽此生之力而后已”[1](P215)。
  
  李侗一直教导朱熹要在静坐中存养, 但因朱熹对这一方式不太认同, 他一直都在章句中求索。在朱熹二十八岁时, 就曾致信李侗询问过对程颐“所谓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之理解, 李侗回答不甚分明, 以致二人都未对这一问题引起足够重视, 李侗回答道:“又见喻云伊川所谓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 考之《大学》之序则不然。如夫子言非礼勿视听言动, 伊川以为制之于外, 以养其中数处, 盖皆各言其入道之序如此。要之, 敬自在其中也, 不必牵合贯穿为一说。”[11](P320)李侗认为程颐的所言“敬”与《大学》顺序不同, 认为这都是谈入道之序。对于朱熹论述的“所谓但敬而不明于理, 则敬特出于勉强, 而无洒落自得之功, 意不诚矣”[11](P320-321)。李侗回答:“洒落自得气象, 其地位甚高。恐前数说, 方是言学者下工处, 不如此则失之矣。由此持守之久, 渐渐融释, 使之不见有制之于外, 持敬之心, 理与心为一, 庶几洒落尔。”[11](P321)李侗只是强调说要存养洒然气象, 但如何存养?除了静坐之外, 他并不能提供更好方式, 说来说去难免堕入虚无缥缈。最后李侗又以自身持守为例, 告诉涵养持守之重要:“某自闻师友之训, 赖天之灵, 时常只在心目间, 虽资质不美, 世累妨夺处多, 此心未尝敢忘也。”[11](P321)李侗是极有涵养, 但如何涵养, 朱熹却难以领悟。
  
  三、朱熹格致思想之转折
  
  朱熹三十五岁至四十岁之间, 思想经历两次转折, 陈来称这两个转折叫做丙戌之悟和己丑之悟[3](P159,173), 丙戌年, 朱熹三十七岁, 致信张钦夫, 主要探讨体用关系、理一分殊等问题。同年在与何叔京的书信中重点探讨天理人欲问题。此年还作《观书有感》出示友人鉴赏, 以表明自己悟道有得。朱熹三十九岁时, 编成《程氏遗书》, 随着对二程书籍的精细研读, 领悟了“涵养须用敬, 进学则在致知”内涵后, 正式确立涵养为格物之本的思想。
  
  (一) 张栻“敬”为格物之道的影响
  
  随着李侗去世, 朱熹进学也步入茫然期, 其在三十五岁时, 致信朋友说:“熹天资鲁钝, 自幼记问言语不及人。……竟以才质不敏, 知识未离乎章句之间。虽时若有会于心, 然反而求之, 殊未有以自信。”[15](P1700)朱熹追忆自己求学历程, 曾出入佛老十余年, 后才亲道, 然一直以来都游离于章句之间, 虽然时有所悟, 但并不自信。又在致信另一位友人时, 称自己格物毫无长进, “熹自延平逝去, 学问无分寸之进, 汩汩度日, 无朋友之助, 未知终何所归宿。迩来虽病躯粗健, 然心力凋若, 目前之事十亡八九。至于观书, 全不复记, 以此兀兀, 于致知格物之地, 全无所发明。”[15](P1730)此年秋九月, 魏公张浚卒, 朱熹哭悼, 与其子张栻于舟中共处三日。朱熹称赞张栻“其名质甚敏, 学问甚正, 若充养不置, 何可量也”[1](P195)。此后十数年, 朱熹与张栻交往密切, 书信频繁, 1167年, 朱熹三十八岁时还亲到长沙造访, 二人同登南岳衡山, 在诗歌酬唱之余, 便是探讨哲学问题诸如已发未发、太极之义等。
  
  张栻说:“盖万事具万理, 万理在万物, 而其妙着人心。……致知, 所以明是心也;敬者, 所以持是心而勿失也。故曰‘主一之谓敬', 又曰’无适之谓一‘.”[16](P938)张栻以致知是明心之道, 持敬也是持心勿失, 故而认为持“敬”也为格物之道。[7](P38)朱张二人频繁论学, 张栻思想对朱熹有很大触动, 朱熹后来回忆说:“余早从延平李先生学, 受《中庸》之书, 求喜怒哀乐未发之旨, 未达而先生没。余自窃自悼其不敏, 若穷人之无归。闻张钦夫得衡山胡氏学, 则往从而问焉。钦夫告余以所闻, 余亦未之省也, 退而沉思, 殆忘寝食。”[12](P3634)朱熹三十七岁时在对友人书信中说:“某块坐穷山, 绝无师友之助, 惟时得钦夫书问往来, 讲究此道, 近方觉有脱然处, 潜味之久, 益觉日前所闻于西林而未之契者, 皆不我欺矣, 幸甚!幸甚!元来此事与禅学十分相似, 所争毫末耳。然此毫末却甚占地步。”[17](P4748)朱熹此时觉察出张栻之学与禅学相似, 其实就是指张栻的心学偏向, 体现在格物上便是更多关注心之作用, “格之为言, 感通至到也。……所谓格也, 盖积其诚意, 一动静, 一语默, 无非格之道也”[16](P461), 张栻格物论有明显心学偏向。同时张栻之学因受其师胡文定影响, 认为体察在涵养之先, “南轩从胡氏之学, 先察识, 后涵养, 不言未发”[1](P426), 因为张栻天资甚高, 故其可以略去涵养工夫, 但平常学子, 却会受到其害, 朱熹三十九岁时致信朋友说:“钦夫见处卓然, 从游之久, 反复开益为多。但其天姿明敏, 初从不历阶级而得之, 故今日语人, 亦多失之太高。湘中学子从之游者, 遂一例学为虚谈, 其流弊亦将有害, 比来颇觉此病矣。别后当有以救之。然从游之士, 亦自绝难得朴实头理会者, 可见此道之难明也。”[18](P1923)朱熹指出张栻因为天资高, 故可以不循序进学, 而其从学者, 若效仿如此, 则会不注重涵养朴实工夫, 而沦为虚谈之辈。尽管朱熹后来渐觉张栻有些偏, 但当时确受其影响, “这种强调从已发入手, 先察识后涵养的方法表现出朱熹当时受到湖湘之学的明显影响, 而与李侗用力于未发, 重在涵养的方法相距甚远”[3](P165)。
  
  此间, 虽有张钦夫等湖湘学子相与论学, 又有蔡季通等弟子与朱熹相互启发, 但朱熹依然对已发未发、天理人心等问题并非全然冰释, 他致信友人问询道:“不审别来高明所进复如何?向来所疑, 定已冰释否?若果然见得分明, 则天性人心、未发已发, 浑然一致, 更无别物。由是克己居敬, 以终其业, 则日用之间亦无适而非此事矣。”[18](P1803)从其所问中, 可见朱熹此时对这些哲学问题并未有高明之见。朱熹真正通透这些问题是在《程氏遗书》编成以后。
  
  (二) 二程“主敬”思想之影响
  
  朱熹三十九岁编成《程氏遗书》, 其中总结二程思想为:“先生之学, 其大要则可知已。读是书者, 诚能主敬以立其本, 穷理以进其知, 使本立而知益明, 知精而本益固, 则日用之间, 且将有以得乎先生之心, 而于疑信之传, 可坐判矣。”[12](P3625)朱熹明确指出二程核心思想是“主敬以立其本, 穷理以进其知”.清代王懋竑说:“按程子’涵养须用敬‘二语, 庚寅 (1170, 朱子四十一岁) 始特拈出, 而戊子 (1168, 朱子三十九岁) 《遗书序》已云’主敬以立其本, 穷理以进其知‘, 即此二语之指也。”[1](P431)可见这时提出的“主敬以立其本, 穷理以进其知”就是对程颐的“涵养须用敬, 进学则在致知”的领悟。这终于解决了一直困扰朱熹的“涵养”与“格物”之间的矛盾。朱熹在答友人的书信中论述道:“’敬‘字之说, 深契鄙怀。只如《大学》次序, 亦须如此看始得。非格物致知, 全不用诚意正心, 及其诚意正心, 却都不用格物致知。但下学处须是密察, 见得后便泰然行将去, 此有始终之异耳。其实始终是个’敬‘字, 但敬中须有体察工夫, 方能行着习察, 不然兀然持敬, 又无进步处也。观夫子答门人’为仁‘之问不同, 然大要以敬为入门处, 正要就日用纯熟处识得, 便无走作。非如今之学者, 前后自为两段, 行解各不相资也。近方见此意思, 亦患未得打成一片耳。”[18](P1923)朱熹指出“敬”字工夫须要体察, 也是“为仁”之入门工夫, 要在日用中养得, “敬”要贯穿于为学始终, 而不能似当时学者, 截断为二, 行知不一。
  
  朱熹自编《中和旧说》 (2) 当作于朱熹三十九岁时[3](P166), 此编辑录当年论学书信, 朱熹四十三岁时为其作序, 回顾自己求学心路历程。关于中和问题, 几经曲折, 依然不解, 后朱熹“则复读取程氏书, 虚心平气而徐读之, 未及数行, 冻解冰释, 然后知情性之本然、圣贤之微旨, 其平正明白乃如此。而前日读之不详, 妄生穿穴, 凡所辛苦而仅得之者, 适足以自娱而已。”[12](P3635)朱熹体悟后, 再致信张钦夫及同论者, 只有钦夫深以为然, 其余人则或信或疑, 故而朱熹感叹:“夫忽近求远, 厌常喜新, 其弊乃至于此, 可不戒哉!……独恨不得奉而质诸李氏之门, 然以先生之所已言者推之, 知其所未言者, 其或不远矣。”[12](P3635)朱熹指出当下学者之病即在于涵养缺失, 多好远舍近、厌旧喜新。而这正是当年李侗谆谆告诫自己的, 所以朱熹觉得当奉与李门, 以示愧疚。
  
  朱熹体悟中和有得后, 即致信张栻等湖湘学者:“然未发之前, 不可寻见, 已发之后, 不容安排。但平日庄敬涵养之功至, 而无人欲之私以乱之, 则其未发也, 镜明止水, 而其发也, 无不中节矣。……故程子之答苏季明, 反复论辨, 极于详密, 而卒之不过以’敬‘为言。”[19](P3130-3131)这里朱熹认为人心之正, 乃因性情之德, 而全赖平日涵养之功, 故程子以“敬”来做涵养工夫。
  
  (三) 朱熹持“涵养须用敬”与友论学
  
  朱熹整理《程氏遗书》完毕, 经常持“涵养须用敬”致信与朋友论学, 他四十一岁在《答刘子澄》书中云:“程夫子曰:’涵养须用敬, 进学则在致知。‘此二言者, 体用本末, 无不该备。试用一日之功, 当得其趣。夫涵养之功, 非他人所得与, 在贤者加之意而已。若致知之事, 则正须友朋讲学之助, 庶有发明。”[15](P1534)同年, 他在《答陈师德》书中说:“示喻格物持敬之方, 足见乡道不忘之意, 甚善甚善。持敬正当自此而入, 至于格物, 则伊川夫子所谓穷经应事、尚论古人之属, 无非用力之地。若舍此平易显明之功, 而比搜索窥伺无形无际之境, 窃恐陷于思而不学之病, 将必神疲力殆而非所以进于日新矣。”[19](P2671)他在《答林泽之》书信中称赞其所举伊川格物说极好:“所举伊川先生格物两条, 极亲切。上蔡意固好, 然却只是就见处。今且论涵养一节, 疑古人直自小学中涵养成就, 所以大学之道只从格物做起。……大抵’敬‘字是彻上彻下之意, 格物致知乃其见节次进步耳。”[18](P1978-1979)朱熹认为古人乃从小学中涵养成就, 所以大学才从格物说起, 而今人不于涵养上用功, 故而只知益思虑知识寻求, 其实并无日用根据, 没有循序渐进。朱熹受程颐“涵养须用敬, 进学则在致知”的思想影响。
  
  朱熹自整理程氏遗书中“涵养须用敬, 进学则在致知”语, 后一直以涵养居敬来论格物致知, 晚年与学生论学, 更是明确指出“敬”为圣学之第一要义:“’敬‘字工夫, 乃圣门第一义, 彻头彻尾, 不可顷刻间断。”[20](P371)还指出“敬”为为学纲领:“’敬‘之一字, 真圣门之纲领, 存养之要法。一主乎此, 更无内外精粗之间。”[20](P371)“敬”如此重要, 乃是因为其为涵养本源的基本工夫, 一旦缺失, 必然误入歧途, 《语类》中还记录朱熹以当世之人不曾做小学工夫, 而一旦接触大学, 便恍惚无措, 故而劝慰学者当从持敬开始, 做好小学工夫, 然后方能致知格物, 他说:“明德, 如八窗玲珑, 致知格物, 各从其所明处去。今人不曾做得小学工夫, 一旦学大学, 是以无下手处。今且当自持敬始, 使端悫纯一静专, 然后能致知格物。”[20](P422)诚如王懋竑所说:“自庚寅 (1170, 朱子四十一岁) 拈出程子’涵养须用敬, 进学则在致知‘两语, 学问大指定于此。”[1](P421)此后三十年, 朱熹一直认为涵养为格物致知之本, 持“敬”须贯彻于为学始终。
  
  四、朱熹格物思想之成熟
  
  朱熹六十岁时作《大学章句》, 将《大学》古本分为“经”“传”二部, 他认为《大学》“传”中的“格物致知”释义已经亡佚, 为求文本完整, 朱熹“取程子之意以补之”, 曰:“所谓致知在格物者, 言欲致吾之知, 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 天下之物莫不有理, 惟于理有未穷, 故其知有不尽也……此谓物格, 此谓知之至也。”[14](P20)这段文字共157字, 就是着名的朱熹以“格物致知”为《大学》补传。朱熹唯恐人们不能更好领悟《大学》要领, 故以问答方式对《大学章句》作了进一步阐述, 这就是《大学或问》, 这里有对“格物致知”的详细解释, 曰:“吾闻之也, 天道流行, 造化发育, 凡有声色貌象而盈于天地之间者, 皆物也……必其表里精粗无所不尽, 而又益推其类以通之, 至于一日脱然而贯通焉, 则于天下之物, 皆有以究其义理精微之所极, 而吾之聪明睿智, 亦皆有以极其心之本体而无不尽矣。”[14](P526-528)这段文字共818字, 在朱熹格物致知论中最严密周备, 是其格物思想之成熟表现。这一论述在扩充总结二程格物致知论之基础上提出, 为说明格物致知之途径和方法, 朱熹引用《二程遗书》所言十条, “此十条者, 皆言格物致知所当用力之地, 与其次第功程也”[14](P526)。紧接着, 朱熹另又引《二程遗书》《外书》所言五条, 指明格物致知之本:
  
  又曰:“格物穷理, 但立诚意以格之, 其迟速则在乎人之明暗耳。”又曰:“入道莫如敬, 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又曰:“涵养须用敬, 进学则在致知。”又曰:“致知在乎所养, 养知莫过于寡欲。”又曰:“格物者, 适道之始, 思欲格物, 则固已近道矣, 是何也?以收其心而不放也。”此五条者, 又言涵养本原之功, 所以为格物致知之本者也。[14](P526)
  
  朱熹引用二程言语, 认为格物致知也并非随意就可以去格, 须立诚意去格, 也并非是任何人都可以去格, 需要有一定基础, 这就是涵养。朱熹据此明确提出涵养便是格物致知之本, 这一涵养就是小学工夫, 而小学乃为大学之根基。在《大学或问》中, 有人问朱熹讲解大学之道, 为何还要考察小学之书?朱熹回答认为:学问固然有大小区别, 但是道理则是一致。“是以方其幼也, 不习之于小学, 则无以收其放心, 养其德性, 而为大学之基本。及其长也, 不进之于大学, 则无以察夫义理, 措诸事业, 而收小学之成功。……今使幼学之士, 必先有以自尽乎洒扫应对进退之间, 礼乐射御书数之习, 俟其既长, 而后进乎明德、新民, 以止于至善, 是乃次第之当然, 又何为而不可哉?”[14](P505-506)故而朱熹主张:幼年时经历小学阶段养德收心, 主要做法为洒扫应对进退、礼乐射御书数, 这便为大学打下基础, 而大学阶段主要是考察义理、成就事业, 则是对小学之提升, 学习必须循序渐进, 决不可躐等陵节。
  
  小学之收心养德, 亦即涵养本原之功, 如何涵养?朱熹认为具体做法就是“敬”, 敬以直内, 义以方外, 敬应贯彻于圣贤学问之始终。朱熹说:“盖吾闻之, 敬之一字, 圣学所以成始而成终者也。为小学者, 不由乎此, 固无以涵养本原, 而谨夫洒扫应对进退之节, 与夫六艺之教。为大学者, 不由乎此, 亦无以开发聪明, 进德修业, 而致夫明德新民之功也。”[14](P506)朱熹指出, 在小学阶段, 用敬可以涵养本源, 大学阶段, 用敬可以开智成德。学者当持敬以守, 则能固本达于圣学之域。有人问敬为何要贯穿于为学之始终, “敬之所以为学之始者然矣, 其所以为学之终也, 奈何?”朱熹明确回答:“敬者, 一心之主宰, 而万事之本根也。……然则敬之一字, 岂非圣学始终之要也哉。”[14](P506-507)朱熹以敬为一心之主、万事之根, 小学以此开始, 大学以此而终, 一以贯之, 此心既立, 则格物致知才得以可能, 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不可一日离“敬”.
  
  总之, 朱熹格物致知论受到程颐之“涵养须用敬, 进学则在致知”思想影响, 认识到“敬”之“涵养”功夫在进学、进道、成人中的本体地位, 是从整个为学的角度审视格物致知, 对涵养加以重视, 认为涵养当贯穿于为学始终, 亦即“涵养为格物致知之本”.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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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朱熹。朱子全书:第22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19]朱熹。朱子全书:第23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20]朱熹。朱子全书:第14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注释:

  1 钱穆以朱熹此《策问》作于同安任上的翌年, 或第三年, 钱氏认为这是朱熹现存所见着作中最早论及格物致知。
  2 《中和旧说》当作于朱熹三十九岁时, 参见陈来《中和旧说年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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