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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系统内平衡和不平衡的矛盾研究

时间:2018-05-31 11:14作者:南山
本文导读:这是一篇关于社会系统内平衡和不平衡的矛盾研究的文章,在新时代, 社会主要矛盾集中表现在社会经济发展与其他方面发展的不平衡上, 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与这种需要得不到满足的矛盾, 不过是社会发展“不平衡”的一种表征, 其矛盾的根源在于后者而不是前
    摘 要:深研党的十九大报告对社会主要矛盾的新界定, 就会发现其中运用了社会平衡论的思想。破除传统观念, 对平衡论作出新的评价, 并运用其观照当前社会主要矛盾中所蕴含的主客体之间的不平衡关系, 分析其深层根源, 揭示其运转逻辑, 阐明其化解之道, 将会有助于拓展我们的理论视野, 深化我们的科学认知, 是我们考察社会有机系统各种矛盾关系不可或缺的辩证方法。
  
  关键词:新时代; 社会系统; 社会主要矛盾; 社会平衡论; 美好生活需要;
  

  

         Abstract:Study deeply into the new definition of the main social contradiction in the party's 19 th big report, you will find that it has applied the idea of the theory of social balance.To break the traditional ideas, make new evaluation on the equilibrium theory, use it to witness the imbalance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subject and object contained in the current social principal contradiction, analyze its deep cause, reveal its logic of operation, and clarify the way of solution will help to expand our horizons and deepen our scientific cognition, which is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dialectical method when we inspect the relation of contradictions in social organic system.
  
  Keyword:new era; social system; social principal contradiction; the theory of social blance; good life needs;
  
  党的十九大报告在重新界定新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时, 重点强调了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在新时代, 社会主要矛盾集中表现在社会经济发展与其他方面发展的不平衡上, 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与这种需要得不到满足的矛盾, 不过是社会发展“不平衡”的一种表征, 其矛盾的根源在于后者而不是前者。
  
  诚然, 化解这一矛盾, 需要深入地研究当前存在的“不平衡”的问题, 分析其具体表现及其内在原因, 从而找到治理之策。但是, 联系我国现阶段的实际, 从哲学上辨明社会发展中平衡和不平衡的辩证关系, 从一个更深和更高的层面去观照社会的主要矛盾, 则显得更为重要。
  
  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 我们对平衡论采取否定和批判的态度。早在上个世纪20年代, 斯大林就发起了对布哈林“平衡论”的批判斗争, 指责其背离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和唯物史观, 是企图取消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机会主义观点;它忘记了事物发展的内在矛盾和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 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背叛;认为用这种理论来指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就是对非社会主义成分的妥协和投降。后来随着布哈林在政治上的被清除, 其平衡论的思想就被彻底地驱逐出了理论舞台, 从而成为一个思想的禁区。
  
  在我国, 毛泽东虽然没有完全否定社会发展过程中平衡的作用, 但却对平衡论持否定的态度。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 毛泽东在谈到生产和需要之间的矛盾时就承认保持平衡的重要性。他说:“在客观上将会长期存在的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之间的矛盾, 就需要人们时常经过国家计划去调节。我国每年作一次经济计划, 安排积累和消费的适当比例, 求得生产和需要之间的平衡。所谓平衡, 就是矛盾的暂时的相对的统一。”[1](P769)但是, 受斯大林思想的影响, 在哲学上毛泽东又明确表示反对平衡论。他指出:“世界上没有绝对平衡地发展的东西, 我们必须反对平衡论或均衡论。”[2](P167)
  
  这种情况在1998年之后得到了根本的改变。随着前苏联最高法院为布哈林案件的彻底平反, 平衡论的思想开始重新受到理论界的关注。从上个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起, 学术界在对布哈林平衡论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 大都得出了肯定性的评价。可以说, 党的十九大报告把平衡和不平衡的概念引入到社会主要矛盾的界定之中, 与这些年来理论界对其展开的研究是分不开的。试想, 假如平衡论仍然是一个理论禁区的话, 用发展的“不平衡”来归因当前社会主要矛盾的根源是不可想象的。
  
  那么, 我们应该如何用辩证的平衡和不平衡关系的观点来分析当前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呢?平衡论作为一种重要的辩证法观念能够为我们今天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要矛盾提供哪些重要的启示呢?
  
  一、社会作为高度的有机系统其内在的平衡性是其运行和发展的基本条件
  
  根据传统观念, 事物发展是一个充满矛盾的过程, 其矛盾的斗争性是绝对的和无条件的, 而同一性则是相对的和暂时的, 因而其不平衡性才是一种常态。只要我们抛开这种惯性思维对其作一细致分析, 就会发现这种观点实质上是违背辩证法的。诚然, 事物内在构成要素的差异性和矛盾性是其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条件之一, 但绝不是其最根本的条件。世界上任何一个事物如果不能将其内在的异质要素有机地结合起来, 使其相互关系得以协调和平衡, 它就不可能存在。差异和对立着的要素之所以能共居于一个统一体中, 是因为它们之间存在着某种关联并形成一种动态的平衡关系, 假如这种平衡关系被破坏, 这种关联就会解体, 事物就会走向灭亡。由此可见, 一个事物存在的最根本条件不是其差异性和对立性, 而是能够把这些差异和对立性统一在一个系统里的同一性和平衡性。
  
  无疑, 这种同一性和平衡性是通过扬弃的形式包含差异性和对立性于自身之中的一种动态的平衡和矛盾的同一, 所谓绝对的平衡和同一只是一种思想上的“抽象物”, 在现实中是从来不会存在的。现实中存在着的事物都是矛盾统一体和动态平衡物, 这种矛盾统一体和动态平衡物在总体上就是一种统一体和平衡物, 差异性和对立性被这种统一性和平衡性所扬弃了。这就是现实世界中任何一个事物的客观的和真实的面目。把差异性和对立性从这种统一体和平衡物中抽取出来加以独立化和实体化, 将其视为事物的一种稳定的常态, 把统一体和平衡物反而看作一种暂时的非常态, 这种观点不仅背离客观现实, 也是有违辩证法的本义的。
  
  因此, 从总体上看, 平衡是一个好东西, 它是事物发展的必要条件, 而不平衡则是消极的和负面的力量, 恰恰是要被克服和被扬弃的东西。当不平衡被克服和被扬弃之后, 就转化为平衡了。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在不断克服和扬弃不平衡和不协调中进行的, 一种不平衡和不协调现象被克服和被扬弃了, 另一种不平衡和不协调现象又会以新的形式涌现出来, 于是, 这种新的不平衡和不协调现象又要在进一步的发展中被克服和被扬弃。但是, 无论一个事物的发展多么平衡和协调, 这种平衡和协调都是相对的, 其中必然包含着某些局部或方面的不平衡和不协调, 在一般情况下, 这种平衡中的不平衡、协调中的不协调都处在可控的范围内。然而, 当这种不平衡和不协调一定程度上超出可控的范围成为影响全局和制约发展的主要问题时, 它就上升为这个阶段性的主要矛盾。
  
  党的十九大报告将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确立为新时代社会的主要矛盾, 表明矛盾的这两个方面的不平衡性已然脱离正常的波动范域, “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3](P11), 因而解决这一主要矛盾就成为我国在进入新时代之后相当长一个时期内的主要任务。
  
  二、社会系统内平衡和不平衡的矛盾处在动态的变化和转换的过程之中
  
  随着社会系统的运行和发展, 其平衡和不平衡的矛盾会发生转移和变动。在任何一个历史阶段, 社会总是充满着问题和矛盾的, 因而存在着诸多方面的不平衡性和不协调性。假如一个社会是封闭的和自我满足的, 作为历史主体的人不能在与外界环境的交换中不断吸取和获得新的物质、信息和能量, 它就会在自我维持中迅速趋于灭亡。当然, 这种极端的情况一般不会发生。但是, 一个封闭的社会如果不善于向其他民族和地区的人们学习, 甚至拒绝与其进行交流和交换, 一味固守自己的传统而不愿做任何改变, 那么, 这样的社会将会被现代文明所抛弃而永远停留在原始的状态。一个文明的社会不仅要向自然界开放、向其他民族和地区开放, 而且也要向自己开放, 在不断自我学习和吸收借鉴其他文明系统有益成果的过程中推动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现代文明是一种高度开放和自我创新的文明, 任何国家和民族一旦融入到这种文明之中, 就会使自己处于剧烈的嬗变之中而难以停下自己的脚步。
  
  在改革开放前, 我国基本上处于封闭和半封闭的状态, 加之大一统的计划经济体制, 经济社会的发展十分缓慢, 与先进国家的差距愈拉愈远, 以至在经历了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之后, 经济被推到了崩溃的边缘。粉碎“四人帮”之后, 我们开始了拨乱反正的工作, 特别是1978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使我们党顺利实现了工作重心的转移, 果断地废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错误路线, 引领我们的国家和人民从此进入一个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代。
  
  当时, 我们国家百废待兴, 社会生产极端落后, 人民群众温饱问题尚未得到解决, 特别是广大的农民还处在饥饿和半饥饿的状态。因此, 通过改革打破吃大锅饭的体制, 调动广大工人和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大力发展生产力, 迅速改变人们的吃饭问题和落后破败的生产状况, 成为改革开放初期的主要任务。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我们党于1981年6月召开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所作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以下简称《决议》) 中, 对于现阶段社会的主要矛盾作出了新的判断。《决议》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 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 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和国家工作的重心必须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 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4](P210)这个论断基本上恢复了1956年党的八大的提法, 它在当时所起的重大的社会作用, 不啻是一次思想解放。
  
  如果从社会平衡论的观点看, 人民群众的基本物质文化生活需求与因落后的社会生产所造成的这种需求得不到满足之间形成了巨大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的矛盾决定了党和国家必须把工作重心和主要任务放在解决这种矛盾之上。当然, 任何一个社会还有许多其他的矛盾和不平衡的问题, 但在当时这种由于生产落后所形成的社会矛盾和不平衡成为一切矛盾和不平衡中的主要问题, 因而起到了支配和影响全局的作用。
  
  但是, 自1981年我们党作出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判断之后已经过去了36年了。在这期间, 我国经济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不仅总体上实现了小康, 不久将全面建成小康;而且其“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着提高, 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3](P11), 落后的社会生产状况得到了根本改变。就人民群众的需求来说, 其开始由过去单一、狭隘和低层的需要向更加多样、广泛和高层的需要迁移。如果说在改革初期人们的需求主要停留在解决温饱的低层次上的话, 那么, 到了现今的时代, 人们对物质文化生活不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而且在政治参与、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诸多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 其期望值愈来愈高。正如马克思所说的, 人与动物的不同在于其可以离开物质的肉体需要的支配来从事社会活动, 而且离这种动物般的需要越远越能成为人。“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 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 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 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5](P97)但是, 人离开物质的肉体的需要而发展出更加多样和高层的需要, 是受物质生产力的水平决定的。只有社会的经济基础随着生产率的增长而达到一定的程度时, 这种能真正体现人的需要的需要才会产生出来。
  
  然而, 就目前我国的状况来说, 由于社会系统内主体的需要发生了变化, 而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使主体的这种需要又得不到满足, 于是, 因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所引起的“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就转化为社会的主要矛盾。这种转化决定了我国进入新时代之后的主要任务不再是解决人们基本的物质文化需要了, 也不是要把重点放在发展的速度上, 而是要把它放在发展的质量上, 放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政治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建设上, 放在进一步提高物质文化的品质上。改革和现代化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 必须处理好各个领域、各个方面以及各种要素之间的平衡和协调的关系, 才能健康和谐有序地向前推进, 单向突进而不兼顾其他在短时期内可能会获得爆发式的发展, 但其终究因内在的失衡而带来严重的后遗症而使发展受到掣肘。因此, 用系统平衡论的观点来深入分析一个社会中各种关系是否有序, 其比例配制是否协调, 其平衡关系的变动状况如何, 不仅是帮助我们抓住其主要矛盾的一个重要的辩证方法, 而且是指导我们科学地规划改革和建设基本方略的一个有效的理论原则。
  
  三、化解社会系统的不平衡性是推动其向更高平衡态演进的根本动力
  
  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3](P21)“改革开放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6](P2), 而贯穿于改革开放始终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是协调好经济、政治、文化、生态和社会管理保障等方面的关系, 使之能平衡和谐地向前发展。
  
  在一个社会系统中, 平衡的实现是一个不断化解不平衡而使之趋于平衡的矛盾过程。如前所述, 任何一个平衡系统中总是包含着不平衡, 但不能因此就把不平衡视为一种积极的因素和能动的力量, 正如我们不能把一个科学真理中所包含的错误看作是一种正确和合理的东西一样, 亦如不能把人性善中所渗透的恶当作美好和正当的本性一样。对于任何一个稍微复杂一点的平衡体来说, 其内外部关系总是存在着诸多的不平衡, 尤其对于社会有机体来说更是如此。人类社会作为高度发展和结构繁杂的有机系统, 其运行决不像玩跷跷板那样单纯, 而是存在着为数众多的平衡关联。协调各个领域和方面的关系本质上就是解决其在实践中出现的各种不平衡性, 使之重新达到平衡, 这是实现其良性发展的内在机理。
  
  在一个社会系统的错综复杂的平衡关系中, 从主客体的关系视角看, 作为社会主体的人民的需要和作为社会客体的供给能力是否满足其需要之间的矛盾必然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但是, 这种矛盾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其本质属性及其表现形式不一样。这就是为什么在我国改革经历了近40年的历程之后, 由于其主体需要和客体属性的双向变动造成了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内在根源, 而及时地分析和把握这种矛盾的转化并采取合理的应对之策, 是我们着重要解决的问题。
  
  从根本上讲, 解决当前社会主要矛盾的必要路径就是找出社会主要矛盾中蕴藏的各种不平衡性, 然后对症下药, 综合施治, 使其平衡性得以恢复。在我国, 解决当前社会主要矛盾的根本之策在于全面深化改革, 只有通过改革, 才能有效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 也才能有效化解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产业之间、行业之间、生产力的总体布局之间以及物质文明与其他几大文明之间不平衡和不协调的矛盾, 从而促进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无疑, 这是一个艰难的过程, 不经过伟大的斗争, 不遵从科学的精神, 不顺应客观的规律, 是不可能化解其存在的不平衡性, 使其主要矛盾不断地得到扬弃而实现自身的发展的。当这个矛盾得到基本解决之后, 历史就会转入新的阶段。在这个新的阶段, 主客体之间新的不平衡性又会凸显而形成新的主要矛盾, 于是人们又开始寻找解决这种新的不平衡性矛盾的应对之策。如此循环往复, 以至无穷。而每一次这样的循环, 都会使社会系统的整体平衡性上升到一个新的水平, 进而推动社会文明跃迁到一个新的境界。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毛泽东着作选读 (下册)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6.
  [2]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毛泽东着作选读 (上册)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6.
  [3]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7.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全会重要文件选编 (上) [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7.
  [5][德]马克思,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42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9.
  [6]本书编写组。十七大报告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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