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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余年来中国的社会学理论研究

时间:2018-05-04 13:54作者:
本文导读:这是一篇关于30余年来中国的社会学理论研究的文章,社会学恢复重建以来中国大陆的社会学者围绕着社会学理论所开展的研究工作大体上包括三大方面, 即:对中外已有社会学理论成果的学习、消化和吸收;构建中国人自己的社会学理论;围绕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展开探索和论辩。
  

社会学恢复重建以来中国大陆的社会学者围绕着“社会学理论”所开展的研究工作大体上包括三大方面, 即:对中外已有社会学理论成果的学习、消化和吸收;构建中国人自己的社会学理论;围绕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展开探索和论辩。

        对中外已有社会学理论的学习和研究

  对中外已有的社会学理论 (包括国外已有社会学理论和国内社会学前辈已经创造的社会学理论) 进行学习和研究, 是当代中国社会学理论学者的一项重要工作。

  (一) 对西方已有社会学理论的学习、研究和继承。中国学者对西方社会学理论的译介和研究工作并非自当代开始。但总体上看, 对西方社会理论真正大规模的译介和研究工作还应该说是从20世纪80年代社会学恢复重建之后开始的。经过30余年的努力, 中国学者可以说在学习、研究西方社会学理论方面已经取得了良好的成绩。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包括最新前沿理论在内的西方社会学理论不同时期各个主要流派及其代表人物都已经在不程度上得到了中国学者的译介和研究, 围绕着这些理论流派和代表人物产生了数以千计的研究论文及著述。
  2.产生了一些具有一定深度的西方社会学理论研究成果。这些著作中有一些已经达到较高的学术水平, 在国内外同行中得到了较好的评价, 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如苏国勋的专著《理性化及其限制》。
  3.编写出版了一批由中国人自己撰写的西方社会学理论教材。若暂不考虑对西方社会学理论叙述的深度和精度, 仅就叙述内容的广度而言, 这些教材应该已经接近西方学者撰写的同类教材。
  总体上看, 迄今为止, 我国学者对西方已有社会学理论的学习、补课工作可以说已经大体完成。但进一步的考察也让我们发现一些明显的不足之处。 (1) 西方社会学理论代表性作品翻译方面存在着相对的不平衡。翻译的重点或热点主要集中在古典和当代两个时期, 而对现代时期诸多主要代表人物如帕森斯、达伦多夫、霍曼斯、布鲁默、加芬克尔等人作品的翻译出版却相对不足, 呈现出“两头重中间轻”的失衡局面。 (2) 介绍、研究和探讨方面的不平衡。无论从总体上来看还是从年代上来看, 韦伯都是中国学者所关注的热点中的热点, 其次是布迪厄、涂尔干和吉登斯, 这四位社会学家差不多垄断了中国学者的视野。 (3) 有研究深度和学术高度的成果不多。大量论文属于介绍/述评和应用性的, 而在研究性的论文中, 也存在着各说各话、缺乏有深度的辩论, 重复性研究较多等问题。

  (二) 对中国已有社会学理论的学习、研究和继承。虽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 当代中国社会学工作者就撰写出版了几种系统梳理、总结中国社会学发展史的著作, 一些学者们还就中国社会学史方面的若干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热烈讨论和论辩。但总体上看, 不仅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从数量上看比较少, 而且对此类主题的研究兴趣也主要是存在于少数专门从事中国社会学史的学者当中。进入新世纪后, 不仅以早期中国社会学家及其思想为对象的研究文献在数量上迅速增长, 而且这方面的研究兴趣也大大超出了专事中国社会学史的学者范围, 扩散于众多不以中国社会学史为业的学者们当中。人们对早期中国社会学家及其思想进行研究的目的也已经超出简单的史学研究的范围, 有了更高的目标和更大的理论抱负。粗略回顾一下30余年来当代中国学者对包括理论成果在内的早期中国社会学的研究, 可以看到在这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1.对包括理论成果在内的早期中国社会学的系统梳理已经取得了较丰硕的成果, 出现了一批有份量的教材或学术专著。
  2.部分早期中国社会学家的思想已经开始得到较多人们的关注和研究。
  3.产生了一些富有深度的研究性成果。
  不过, 至少也可以指出两个比较明显的不足之处:一是研究者们对诸位早期中国社会学家们关注、研究方面还存在着较大的不平衡;二是虽然如上所述, 在对于早期中国社会学家们的思想遗产方面一些有深度的见解和思路已经出现, 但这些见解和思路暂时还停留在概要的层面上, 既有深度、又有厚度的研究成果还有待时日。

  探索中国人自己的社会学理论

  当代中国大陆社会学者在探索一般性社会学理论方面所做的一些自觉努力至少包括以下成果:
  1.费孝通的新功能主义。在伦敦经济学院留学期间, 费孝通就认真地学习了马林诺斯基的功能主义理论, 然而费老终其一生都在结合自己对于中国农村社会研究的实际需要对这套理论进行思考、补充和修正。尤其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 费老将自己对马林诺斯基功能主义理论的理解以及自己多年来对它的反思进行了系统的回顾, 从而将一个中国化的新型功能主义社会学、人类学理论框架逐渐展现在世人面前。
  2.郑杭生等人建构的“社会互构论”。郑杭生教授及其团队以“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这一问题, 以个人和社会的相互建构为主线, 对社会运行的基本类型和区分原则、基本条件、主要机制等进行了细致的探讨, 并以此为基础, 进一步对现代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变过程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考察, 形成了一个宏大的社会学理论体系。
  3.孙立平的“过程—事件分析” (或“实践社会学”) 理论。该理论主张社会现实并不是一种固态的、静止的、结构性的东西, 而是由人们通过具有自身独特逻辑的实践过程不断地构建出来的, 因此不能单纯用结构、制度一类因素来加以解释, 而应该将其放置到可以展示建构社会现实之实践逻辑的事件性过程中去, 将“过程”因素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变量, 用其来解释社会现实的形成和变化。
  4.陆学艺、李培林、李强、李路路、张静等人代表的“结构—制度分析”。具体又包括陆学艺的“结构社会学”取向, 李培林的“社会结构转型”取向, 李强、李路路、张静等人的“结构制度分析”取向等。
  5.杨心恒、刘豪兴、周运清三位学者提出的“角色—制度”理论。这一理论认为社会是由“角色人格体系”“价值规范体系”和“权力制度体系”三个体系组成的, 通过对这三个相互联系的社会体系进行分析, 我们就能够在理论上完整地再现社会现实。
  6.翟学伟等人通过长期的研究逐渐形成的一套关于“中国人日常社会”的理论。这一理论的特点一是强调从中国社会历史的本土资源出发来开展关于中国人的社会学研究, 二是关注“日常社会”, 倡导“从微观研究出发来分析日常社会及其行为规则”等。这一理论思路主张应该在了解西方学术思想、接受现代学科框架的同时形成一种既来源于中国本土资源、又可能具有普适性的社会学分析框架。
  7.刘少杰提出的“感性选择理论”理论, 其主要特征是针对西方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流行的“理性选择理论”, 提出了“感性选择”这一概念, 并试图以此为工具来对并以这一理论视角为指引来对当前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一些现象和问题进行探讨。
  8.杨善华、孙飞宇等人提出的“日常生活的现象学社会学分析”, 其基本特征主要是将现象学社会学的一些基本概念和观点应用到对当前中国大陆日常生活现象的研究过程中来, 努力深入到支配着作为被研究对象的行动者之行动过程的主观意识当中去, 从被访者的生活世界当中去寻求事件的目的动机与原因动机、主观与客观方面的意义, 以期达到对研究对象的适当理解和解释。
  9.沈原等人倡导的“社会学马克思主义”。沈原详细论述了布洛维的“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相对于其他社会学理论在运用于研究当前中国社会转型现象时所具有理论优势, 并试图结合中国的情况对其进行补充修正, 初步勾勒出了一种中国化的“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
  10.笔者近年来倡导的“多元话语分析”, 其特点是借鉴传统话语分析的一些技巧, 将其多元主义视角相结合, 构成一种以“话语分析”和“多元主义”为特征的社会研究思路。多元话语分析理论认为作为我们研究对象的任何“实在”都是由特定话语建构起来的一种“话语性实在”;处于不同话语体系下的人可以对同一“对象”做出完全不同的话语建构;对于这些话语建构之间的真假对错我们很难做出绝对的判断等。以此为基础, “多元话语分析”期待在社会研究的对象和方法方面实现转换。
  11.景天魁倡导的“时空社会学”。其基本特征是试图从社会学角度来重新诠释时间和空间的含义, 并以此为基础来构建一种以时间、空间为核心范畴并能够对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过程做出有效解释的新社会学理论视角。
  12.郑也夫提出的“生态博弈论”, 基本特征是试图将生物学和生态学的一些概念及观点与博弈论等社会科学理论的概念及观点结合起来, 形成一套能够对人类行为和包括当前中国大陆的有关社会现象在内的诸多社会现象进行全新分析的研究框架。这是继我国潘光旦先生的“社会优生学”之后出现的另一个明确以生物学中的理论为思想渊源的社会学理论。
  上述理论探索, 从体系化、完善化水平上来说程度不一, 从思想渊源上来说也是来路有自, 立场、观点、风格方面更是各有千秋。但无论如何, 这些由中国社会学者自觉尝试加以构建的社会学理论体系或框架体现了中国社会学者在理论建设方面的一种态度和追求。

  围绕重大的理论问题展开讨论和争辩

  在30余年的发展进程中, 中国的社会学理论工作者们围绕着自己在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过程中所遭遇的不少问题进行了讨论甚至争论。笔者认为比较重要的几个争论为:
  1.社会学的研究对象问题。这是恢复重建后中国社会学家们所遭遇的第一个引起了激烈争论的重要理论问题, 甚至可能是迄今为止参与讨论的人数最多、延续时间最长的一个理论问题。20世纪80年代, 社会学刚刚恢复不久, 人们围绕着社会学的研究对象问题提出了诸多不同的回答。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 学者们除了对上一时期产生的不同观点继续加以辨析之外, 出现了一些对之前的讨论进行系统梳理和反思、试图将对研究对象的讨论推向深入的论文。进入21世纪以来, 讨论进一步深入, 出现了一些富有启示的新见解。
  2.社会学的基本问题。这是关于社会学研究对象问题讨论的一个产物, 也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社会学家所争论的另一个重要理论问题。杨心恒和刘豪兴、陈祖耀、谭明方、郑杭生、冯仕政、杨刘保、郭大水等人就这一问题先后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和争论。
  3.价值中立问题。这个源自韦伯的问题也是社会学恢复重建以来中国社会学者曾经激烈辩论的一个理论问题。争论似乎是从对郑杭生教授社会学定义的解读所引起。20世纪80年代, 郑杭生教授提出“社会学是关于现代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的综合性的具体社会科学”这一观点后, 受到了一些人的赞同, 也受到了一些人的批评。批评中有一条就涉及到如何理解社会科学中的“价值中立”原则问题, 由此引起了诸多学者的兴趣, 触发了一批相关文章的出现。一些人不同程度地认同郑的观点, 一些人则不同程度地坚持认为社会学研究应该贯彻“价值中立”原则, 还有一些学者则撰文对韦伯关于价值中立的论述、价值中立原则的演变等问题做了更深入、细致的梳理和辨析, 试图通过这类梳理和辨析工作来帮助人们澄清对价值中立原则的认识和相关争论。
  4.“过程—事件分析”视角的合理性问题。在恢复重建以后中国社会学者探索性地提出的理论架构中, 得到人们较多关注和讨论的是孙立平提出的“过程-事件分析”。一些人对这一分析框架表示了赞同, 另一些人如张静则对孙在阐释过程事件分析框架时将其与结构制度分析两种视角截然对立起来的做法表示了异议, 还有人则认为这一分析框架有明显的缺陷, 如对“事件性过程”的选择可能会具有主观性, 研究者过于强调“事件性过程”就会忽视甚至放弃非事件性过程 (而后者才是社会生活的常态) , 以有限的、局部的、微观的事件来解释整个社会难免陷入还原论的逻辑, 孤立地研究行动可能会忽略社会抽象性的一面等。
  5.如何理解当前中国的社会转型?如何理解正在发生的中国社会转型?近些年来, 围绕着这些问题, 中国社会学家们之间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其中, 最重要的分歧发生在郑杭生教授、孙立平教授和沈原教授等人之间。在参考借鉴塞勒尼等人所创“市场转型理论”的基础上, 孙立平对中国的社会转型过程进行了一系列深入的研究。这些研究在学界中产生了一定影响, 但也很快受到了一些批评。郑杭生等人批评“市场转型理论”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转型过程理解为是从“社会主义社会”向“资本主义市场社会”或“后社会主义”的转变, 因而既不能对中国当前的社会转型过程做出适当的解释, 又可能导致对中国社会转型前景的曲解。沈原也批评塞勒尼等人的理论否认“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前景, 忽略工人阶级在转型进程中的历史作用等。但沈原的观点也受到了郑杭生教授等人的批评, 被认为具有自己的缺陷。
  6.阶层分析, 还是阶级分析?面对改革开放之后的新形势, 我们到底应该采用何种社会分层模式来观察、描述和分析当代中国的社会分层结构才是更为适当的选择呢?这是一个当代中国社会学者们难以回避的一个理论问题。由于西方社会学的影响, 在当代中国社会学界, 相对而言, 源自韦伯等人的分层模式其实更为流行。进入新世纪之初, 尽管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都日渐成型, 但上述局面并未改变, 这引起了一些学者忧虑和批评。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社会阶级理论分析方法也许更能揭示当今中国社会结构的内在本质, 呼吁“重返阶级分析”。笔者则认为马克思主义/新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和韦伯主义/新韦伯主义的分层分析是两种不同的社会分层话语, 两者之间各有其价值, 用其中的一个去否定或贬斥另一个, 应该都是不可取的态度。
  总而言之, 纵观30余年的发展, 中国的社会学理论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但离我们期待的目标尚有不小的距离。我们真心地期待当代中国的社会学理论工作者们继续努力, 百尺竿头再进一步, 争取在不远的将来能够取得更好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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