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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蕴刚《社会哲学》的中心思想探究

时间:2018-05-04 11:32作者:
本文导读:这是一篇关于姜蕴刚《社会哲学》的中心思想探究的文章,姜蕴刚《社会哲学》是面对中国处于弱的背景下, 在继承和批判进化思想的基础上, 提出了人类的进化由于弱, 社会的进步由于误。
  摘要:姜蕴刚在抗日战争时期撰写了《社会哲学》一书, 对中国的现实提出了哲学思考。其中心思想是, 人类的进化是由于弱, 人类的进步是由于误。在书中, 姜蕴刚阐述了人类由弱变强的原因, 以鼓舞中国抗战的胜利。人类在对过去错误的更正中实现进步, 反对纳粹的侵略文化, 主张人类走向“慧”的文化阶段。《社会哲学》的哲学思想在《历史艺术论》中也有所体现。
  
  关键词:抗日战争; 《社会哲学》; 《历史艺术论》; 进化思想;

  姜蕴刚《社会哲学》的中心思想探究图片
 
  抗日战争的爆发, 改变了姜蕴刚的人生发展轨迹。他从早前的青年文学时代, 转向从哲学的角度对中国时局的观察和思考, 并撰写了《社会哲学》一书。在书中, 他提出了“弱的进化论”, 既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吸收, 也有对人类文化发展趋势的展望。《狂飚月刊》曾这样介绍该书:“《社会哲学》1940年7月华西大学文学院出版, 1942年商务印书馆初版, 书名原为弱与误, 作者即‘弱的进化论’之倡明人, 一反达尔文以来之进化学说。书共分九章, 最后一章人类文化之发展, 为补充孔德实证哲学之管见。”[1]从中可见此书思想的中心内容。孙本文在《七年来的社会学》中也指出:“社会哲学方面, 有姜蕴刚的《社会哲学》 (三十一年三月) , 陈启天的《新社会哲学》 (三十三年二月) 二书, 姜氏之书在阐明人类因弱而进化由误而进步。陈氏之书在说明国家立国的根本的共同的国民理想。姜陈二氏均非专攻社会学者, 其言可略备一说。”[2](65-66)
  本文首先介绍姜蕴刚《社会哲学》的写作背景、过程、主要思想、对人类社会文化的展望, 然后对《社会哲学》和《历史艺术论》的关系进行探讨。
  
  一、《社会哲学》的写作背景和过程
  
  《社会哲学》的写作背景与中国当时处于抗日战争时期有很大的关系。姜蕴刚认为, 中国处于一个弱与诗的时代, 而作为弱的中国, 应该在抗日战争中强大起来。他说:在东方, 在我们的中国, 当然算得上是一个大时代!大时代的中国, 确又不是“强”, 而是属于“弱”的一方面。“弱者道之用”, “反者道之动”;弱的中国, 当然便应该由抗战中强大起来。姜蕴刚指出, 中国的弱之所在地方, 便是颇富于诗意的地方, 诗便如《诗·小序》所说:“诗者, 志之所之也, 在心为志, 发言为诗, 情动于中而形于言, 言之不足, 故嗟叹之, 嗟叹之不足, 故咏歌之, 咏歌之不足, 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3](66)在这个诗意的时代, 关于诗的艺术行为, 姜蕴刚认为应该是“民族的狂飚运动”, 而关于诗意的艺术作品, 他则提出:“我想文学家们, 画家们, 音乐家们, 乃至于历史家们都当勇敢的站起来, 走出来, 把握这个当前稀有的诗的大时代。”[3](69)
  不仅如此, 姜蕴刚认为, 在过去的中国, 许多处于弱的时代, 都有不朽之业, 现代的中国应该期待产生都德和康德的时代。他指出:“中国古代民族英雄如岳飞, 如辛稼轩的抗战经过, 固然是富于诗意;而虞允文之采石矶一役, 更是一篇很不朽的创造。在晋代, 淝水之战, 八公山草木皆兵的写生, 不是更富于诗意的吗?”并且, 他也借用了易卜生·伯兰特之语来鼓励抗战中困难的人们:“灵魂, 要坚持到底!一直至战争之战争过了!当你一切所有的都丢开时, 丧失就是获得———永远的获得!”[3](70)
  关于写作过程, 姜蕴刚曾于1939年4月15日指出:“人类之所以能进化的原因, 乃由于‘弱’;而人类又复能长足进步的原因, 乃由‘误’;数年来即欲将此种思想, 写成一书曰《弱与误》, 但终未能如愿。去岁在华大思想史课堂上为学生曾略发梗概, 杨芸辉女士笔记交来;川大教授何鲁之先生又屡促余简略写出, 一夕仅将‘弱’字写出大纲, 不复再续。今所发表者即此一部分, 或云颇有助于抗战思想, 是又一说也。”[3](3)姜蕴刚的《社会哲学》“于民国二十九年曾在华西大学集印一次”, 被列为文学院学术丛刊第一种, 但不久就售罄。彼时, 姜蕴刚本意要题名曰“弱与误”, 但朋友罗忠恕先生则主张改为“社会哲学”。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但书名从忠恕之意为《社会哲学》, “惟其中另增加新稿四篇, 多少是一种更新的见解, 很想能获得许多友人的指正, 使我更作进一步之努力”[3](引言)。
  其中, 《人类的逃避》一文, 不仅可见姜蕴刚之思想主张, 也可见其所处之时代背景。该文是根据《社会哲学》一书中人类三大文化体系的第三项所作之补充和发挥, “表面上是属于三大文化体系中之一项, 实际上为整部《弱的进化论》的一个进一层的说明”[3](71)。姜蕴刚在附记中写道:“三十五年五月八日夜七时应金陵大学及金陵女子文学学院两院社会学系第一次联合学术讲演会之请出席演讲, 由金陵女子大学文理学院陈菊如君等笔记, 旋即经我自行补充修改完成此稿, 时在同月二十二日紧急警报声中。”[3](93)
  要之, 一个人的写作内容与其所处时代是密不可分的, 姜蕴刚《社会哲学》的写作亦是如此。在诗意的时代, 在中华民族遭受日寇侵略的危难之时, 他之所以提出弱的进化论, 与其所思考的中国社会要面临的问题是分不开的, 也是他对中西文化发展的回顾和展望。
  
  二、《社会哲学》的中心思想:弱与误
  
  姜蕴刚《社会哲学》的中心思想是以哲学的眼光去观察社会, 认为人类的进化是由于弱, 社会的进步是由于误。罗忠恕指出:
  现代许多人, 一听见“哲学”这一个名词, 即以“玄谈”“空想”目之, 以为这种不切实际生活的学问, 是值不得去注意的, 其实哲学, 只是一种探讨问题的态度, 研究学术的精神, 一切的问题, 若没有哲学的眼光去对付, 就不能深刻, 不能精密, 无论科学怎样发展, 科学研究问题的态度, 是与哲学的态度不同的, 我们研究社会现象, 固然需要科学的态度, 把事实很正确的去记述, 去分晰, 而最要紧的, 是把各种复杂的社会现象, 用一贯的原理去解释, 并能示人以生活的途径, 及价值的标准。我以为无论研究任何学问, 不可不具有哲学的精神, 我们虽然不能希望人人成为哲学家, 但是凡好学深思的人, 不可不培养哲学的眼光, 把任何问题能从其深刻的方面着眼, 及其与生活整个的关联上着想, 如是方不流于肤浅偏狭之弊。友人姜蕴刚先生, 对于社会现象, 有深刻的观察, 其精密思考的结果, 得一结论, 以为人类之所以能进化, 由于“弱”;而人类之所以能进步, 由于“误”。旁征博引, 论证详确, 而能成其为有首尾之特有的“社会哲学”。[4](1)
  
  (一) 人类的进化是由于“弱”
  
  姜蕴刚对“人类何以进化”问题的探究, 来源于对中国现状的思考, 他指出了达尔文的社会进化的流弊。他认为, 如陆谟克氏之“用不用”说不能概括生物进化之全体, 而于人类何以能进化?则更未有确切简要之答复。到了达尔文氏为进化学说不祧之祖, 但其所说, 极有流弊, 至赫胥黎所得“弱肉强食”之结论, 随着时代的发展将被根本推翻。姜蕴刚提出:“乃不知弱者之肉不仅不为强者所食, 而反因其弱之故, 而其结果乃胜于强者。”[3](3-4)他强调“弱”的进化, 在吸收中国传统的儒家和道家思想的基础上, 从抽象的理论和事实两方面来探讨。
  第一, 在抽象的理论上, 中国传统的老子思想中就有对强与弱的辩证思考。老子说:“天之道其犹张弓与?高者抑之, 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 不足者补之。天之道, 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 则不然, 损不足以奉有余。” (《道德经·七十七章》) 所谓天之道, 可以解释为自然法则, 而所谓自然法则就是生物学说上的“自然之平均”, 即是说“自然间之各员间, 有种种微妙复杂之关系, 虽或利害相反, 亦必相互补益”。姜蕴刚指出, 此“自然法则界之平均”, 大约就是儒者所谓的“中庸之道”。因凡事凡物必求其“中”, 不“中”则就纷扰不堪, 老子所谓的道亦含此义。故又说, “虚其心, 实其腹, 弱其志, 强其骨”。盲者善听, 聋者善视, 就根由这个道理。老子所言“强梁者不得其死”, 所谓强梁者即指发展过度的东西。对此, 姜蕴刚又说:“常有司杀者杀, 夫代司者杀, 是谓代大匠斫。希有不伤其手者。”所以老子是主张知白守黑, 知强守弱的。[3](4)
  姜蕴刚认为, 老子的这个弱并非就真弱, 而“弱者道之用”, 是因弱而有运用自然法则之余地, 故以为是弱, 实则是强, 故老子言曰:“反者道之动。”不仅如此, 老子曾说:“我有三宝, 持而保之。一曰慈, 二曰俭, 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慈故能勇, 俭故能广, 不敢为天下先, 故能成器长。” (《道德经·六十七章》) 姜蕴刚认为这个就正说明弱的作用了, 弱当然有转强之必要, 而过强者则必要衰落下来, 《周易》上也有所谓“上九:亢龙, 有悔” (乾卦) 之说, 所以“弱必致强, 而强者反变弱了”[3](5)。
  第二, 在事实方面, 人类文化的三大体系都表明人类是从弱者发展起来的, 在人类进化过程中, 兼具斗争和互助。姜蕴刚认为, 人类强过一切生物而为万灵之长, 是由于进化到了三大类生物之生存方式的文化体系。他指出, “如第一类之爪牙体系:便有石刀, 铜剑, 铁弓之发明, 乃至于今日之枪炮炸弹, 毒瓦斯等杀人利器之发明。第二类之保护体系:便有房屋, 甲胄, 藤牌, 衣冠之发明, 乃至如今日之坦克车, 防空设备之发明。第三类之逃避体系, 便有昔日之舟车及今日之汽车轮船飞机等。这些皆学之于各种生物而过之于生物之所能, 所以人类虽弱, 结果便是最强了”[3](6)。姜蕴刚认为, 人之所以异于禽兽, 并非由于其他, 正是由于禽兽之非弱而人之为弱的真实缘故。所谓人类文化三大体系, 正由这个“弱”字而产生出来。“弱”的进化, 正与“谦受益”一样包含着同样的意义。[3](48)
  在人类的进化上, 两面性的进化现象均是由于生物的生存便利, 所以需要斗争时便斗争, 需要互助时便互助。姜蕴刚指出:“斗争与互助只是生存外在的变相, 而非绝对的两种不可相合的形态。要展开放大来说时, 人有好群的本能, 群的集团之存在, 对内不能不互助, 对外便不得不斗争。对外的斗争, 促进对内的互助;对内的互助, 实用以对外之斗争。斗争与互助之连环的转变, 便是由于生之利。这是人群的双轨道德。双轨道德之存在, 显然表示达尔文和克鲁泡特金两家学说是可以相提并论的。换言之, 两说是要说明一种事两种现象, 实在不能算是有绝对之差异。”[3](95-96)
  要之, 在吸取了中国传统文化中老子思想的基础上, 姜蕴刚从理论和事实两个方面分析人类社会进化学说, 强调人类因为弱发展到三大类的文化生存体系。他认为, 对内合作和对外抗争的道德有机统一对民族抗战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他强调, 人的自强不息和在弱中求生存都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但是姜蕴刚的这些论述是置于生物的先天冲动和生存欲望之上的, 所以他仍然没有摆脱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局限。
  
  (二) 社会的进步是由于误
  
  社会的进步是由于错误。巴斯克尔曾经说:“人不过是一群错误的堆积, 无权无力, 没有一点优美。没有一件东西把真理显示给他, 每一件东西都在欺骗。真理的两个主要拥护者, 理智和感觉, 你骗我来我骗你。”姜蕴刚进一步指出:“真的人生便是在理智和感觉中生活。于此种理智和感觉, 显然并不一定就是真实。理智之形式的表现及所依靠而认识其结论的, 当然便是逻辑, 殊不知逻辑的结论并一定就是真实。”[3](50)
  在姜蕴刚看来, 凡是错误都是对正确而言的。错误与正确之对象, 应该是对全部人生损害与否而言的。他说:“例如一种社会制度之设施, 要是对准全部人生的幸福而存在, 即是说所有社会上的人们都能享受起实惠而无伤害。否则, 这个社会制度便是一种错误。但据我们知道的一部社会制度史, 都是伤害社会的历史。在贵族社会制度里是拥护少数的特权阶级。而置许多人于奴隶生活中;在平民的社会制度里, 产生了剥削劳工血汗的资产阶级, 仍使多数人呻吟辗转于地狱里边。”虽然过去的社会制度是一部有错误的社会制度史, 但是人类却是在从对错误的修改和改革中不断地实现进步。他指出:“人们并不知道未来还是错误, 而就安于过去之错误, 务必要从过去的错误中, 仍想获得一种非错误的修正及改革, 这种修正与改革的意志之实现, 即是社会制度之进步。”[3](51)
  对于“进步之意味, 大约只能以人类之文化日渐厚积为标准, 但若谓厚积之文化就是更有利于人生之文化”的观点, 姜蕴刚认为:“即无异谓进步就是指有利而言, 便不免是冒昧武断之论。若必以社会进步迅速与文化高度发达, 而即谓人类已由地狱升入天堂, 揆诸事实, 亦大谬不然。”斯宾格勒认为, 文化社会发展到最成熟的时候, 就是人类最悲哀的时候。姜氏对此评论道:“果如斯氏所说, 则社会文化的进步, 反是有害于人类了。”[3](55)因此, “错误便是社会, 鼓动着社会前进的, 也就是错误。错误是社会的本体, 错误也是社会的动因。设若社会竟如宗教家所理想的天堂, 则此种社会反无令人生存之韵致;而此种天堂, 大约只在稍久之后竟将自行消灭了”。他主张:“人的生趣是建筑在苦的上面, 而非建筑在乐的上面。明白的说, 人是由苦中去求乐的, 乐之中并无乐的存在。”[3](57)
  姜蕴刚把人类社会之进步分为三种情形:
  一种是承认过去与现在的错误, 所以极力想办法改变这个错误, 以求得未来的正确:换言之, 他是非常相信未来是幸福的, 而现在与过去都是罪恶, 这可以成为改良主义者。一种是既承认过去与现在的错误, 也承认未来必定还是这样错误下去;可是他觉得这种一贯的错误现象, 并非真的就不可改正, 乃是人力未尽, 或者可以说是没有真确的改善方法, 所以一部人类社会史都是错误延展, 若是有了极真确详实的改善方法, 而复有适当的人力去推进, 终究是可以旋转乾坤, 创造出另一新大地的;这类人可以称之曰人事主义者, 戡天主义者, 或曰理想主义者。一种是透澈了人性及熟悉了整部人类历史, 颇能认识错误是人类社会之正常现象, 深知人生就是错误, 这是先天的命定, 无可奈何, 要是狂妄的以为改革就是正确, 那是愚笨;可是这个错误仍必要随时改换的, 即是明知未来还是错误, 要是就只停留在现阶段的错误中, 而不加更换, 恐怕目前便有不能生存下去之虞, 必定要随时更换其生活现象, 有更换便就可以延长, 但此种延长, 其实还是错误的。这类人只可以称之曰生活主义者, 或曰变动主义者, 因为他们并不管错误不错误, 只问生活不生活, 生活就在变动, 变动就是生活, 这是他们的主义, 这是他们的认识, 所以人类社会还是不断进步。[3](59)
  他指出:第一种情形, 是一般普通的认识;第二种情形是一般圣哲之流的思想家的认识;第三种情形, 是有科学观察现实人物的认识。[3](59-60)
  综上所述, 姜蕴刚认为, 社会的进步是由于错误, 人类从过去的错误中进行更正, 以此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对于人类社会进步的认识, 可以从普通的、思想家的及科学的认识的角度而分为改良主义者、人事主义者和生活主义者。人类社会在错误中不断地进步发展。
  
  三、对人类社会文化的展望
  
  在当时的世界格局下, 残酷的战争促使人们反思人类社会的未来。中华民族已历经第一次世界大战, 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又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这表明, 中华民族的发展和世界的发展密不可分。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 姜氏开始思考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王秋逸指出:“时代的巨轮已将我们推送到一个海阔汹涌的大时代。这正是我们民族复兴的时机, 也是全人类应该走上新的文化途径的时候。姜师奋然而起站在天之涯, 海之角, 高唱‘民族的狂飚运动’, 为我民族招魂。最近几年来, 姜师不停的写了两部名著《社会哲学》和《历史艺术论》。《社会哲学》曾有人举喻为东方的斯宾格勒之《西方的没落》。”[5](101)
  对于世界战争的悲剧, 尤其是纳粹的暴行, 从哲学角度来说, 是属于尼采超人哲学。人类社会要想走出这个时代, 只有进一步发展到灵性阶段, 在文化上要进展到智慧文化, 才能实现。姜蕴刚指出:德国纳粹之理论与行动, 就完全是尼采超人哲学的直系子孙, 超人哲学是斗争的哲学, 他的口号是“不求和平, 但求胜利”, “不消说, 今日纳粹力量所到之处, 就是灭亡之神所到之处”。他认为, 要是像这样的人类生物本能性的发展, 人类至灭亡是无可挽救之余地。“人类的前途是要不限于学习生物, 是要超过于学习生物的三大文化体系之外, 来一个人类自发的文化体系。这个人类独有之自发的文化体系, 当然是非本能的而为纯灵性的了。”[3](82)他认为, 这个灵性阶段是逃避文化体系的高度发展, 我们还是可以称之为逃避文化。所谓逃避, 所谓灵性, 若必要勉强于一个特殊的意识字, 即是一个“慧”字。在姜蕴刚看来, 灵性阶段是人文的、伦理的最高层。他说:“惟有这个阶段的发展, 方是属于真正人的, 超级的, 与一般生物的纯本能生活大有区别。”[3](72)
  姜蕴刚认为, 有了“智”然后才有“慧”, “智”是“慧”的最底部的阶层。“智”是人类的本能生活, 有程序之合理的进步;而“慧”则脱离了人类的本能生活, 而为飞跃式的有利发展。他说, “智”是受着本能支配, 而为有线索之引申, 对于人生不必一定有利, 反而往往有作法自毙之虞。“慧”则纯依乎灵性的活动, 做种种曲线形之回环深化, 务求避劳就逸, 避苦就乐, 在于人生生命之充实与洋溢。[3](83)在他看来, 所谓慧:“第一, 既不是斗智, 也不是去智;而是智之上层建筑物, 为超智的。第二, 是不粘滞实相, 对于凡事只处置, 均能游刃有余, 全然是居于一种主动的地位。”对此, 他说:“慧的真实处在人生生命之扩充。”[3](85)
  对此, 姜氏提出:
  我们觉得人类的文化之更进一步的发展, 正在中国这种人生情态中去发展。是要对人生之必要的苦恼和伤害行为而获得一种近于自然的逃避, 并不是要对人生现实之逃避。尤其是要人世之互相无益之伤害行为, 要减免到最低程度。慧境的产生, 正是此种逃避文化的发扬。这个既不是老子的小国寡民, 也不是谟尔的乌托邦, 既不是奥格司丁的上帝之城, 也不是培根的新大西洋。要找出一个相近的理想世界来, 也许接近陶渊明的桃花源。他们是避亲之乱而寻觅的和平之乡。因为我们所说的并不是人生的幻想, 既不要退化, 也不要停顿, 用不着减少点甚么, 也不必要格外的增加点什么;便只在智力之上引申出慧力来。是认清楚了现实而来的一点圆熟通达的灵性生活。即不必遇事紧张, 也用不着处处有所顾忌;清散的悠游的, 颇自然的一种享受的, 谐和统一的, 神全的之艺术的生活。这个才是真正的人的生活。[3](91)
  
  四、《社会哲学》和《历史艺术论》的关系
  
  姜氏的治史有其自身的特点, 顾颉刚就对其有恰当的评价。被问及姜蕴刚的社会史观是否正确时, 顾颉刚说:“姜蕴刚是极富天才的史学家, 但是感情和想象太丰富, 而史学的研究需要理智的分析和发掘的精神。”[6]后来读者评价《历史艺术论》的时候, 也少不了对历史艺术论的哲学基础进行思考。如燕义权指出:这里附带批评一点, 对于姜蕴刚的观点, 人类的进化是由于“弱”, 但“人类之所以能够进化, 就因为他比较其他一切动物能够抬起头来玄想”的论述似乎又与其“人类之所以进化的原因乃是由于弱”的“弱的进化论”略有冲突;而且姜氏之意为:人类就表面讲虽是“弱”, 但就“玄想”能力讲却是“强”, 且此“强”亦是能补其“弱”而有余。这“真使人有堕入五里雾中之感”[7]。对此, 王永蕙指出:
  不过我尚未有能已于言者, 为“弱的进化论”问题。燕先生说姜先生一面说人类能进化的原因由于“弱”, 而同时又说“人类能抬起头来思想”, 私有冲突之处。而我却不以为然。我认为人类能够抬起头思想, 正是因为他的爪牙不利, 另谋发展的结果, 由“弱”而产生“强”。这结果的“强”, 正是由“弱”所引起。
  附带有一点我愿意提出来和姜先生讨论, 姜先生说人类由于怕蛇而上树, 结果巢居, 我想还值得讨论一下。蛇上树之能, 不亚于人, 是一件事;大树中多蛇又是一件事。这两件事就足以引起我的怀疑。另外我又在一些人类学书中, 度过一些灵长类原初本来就居住在树上的记载, 以后有暇时我愿多找一些材料, 为专文论之。[8]
  回到《历史艺术论》一书, 关于弱的进化论, 见第八部分《人类纪元》。在文中姜蕴刚提出:“中国传说史, 实开始于有巢氏。”[9](87)他认为, “人类所以直立的缘故, 全然由爬树的结果;也可以反转来说, 人类今天之直立形态及手之进化, 是证明人类开始于树居的一段生活。”“在马来半岛, 现在还有这种树居生活的遗留, 我们怪叫这个树居为‘橹巢’。”[9](90)“现代马来人都还因避猛兽之害而有树居的生活, 以原始人类之无爪牙角毒的弱, 当然也只好以树居生活为唯一的安全地而生活下去。”他明确指出, 有了我们之“弱的进化论”, “然后可以发现中国古代传说之价值重要”。[9](91)他在第九部分《火的故事》中说:“人类自有了火的发明以后, 至少也有三个特征:第一是由树居时代而转到地上生活时代;第二是由采集的生活阶段转到渔猎的生活阶段;第三是由消极的生存保卫转到积极的武装反攻。”[9](93)
  不仅如此, 姜蕴刚在《历史艺术论》中, 还主张人类社会是超机的历史现象。他指出, “因其为超机现象, 所以人类才有前途之可言, 否则比如斯宾格勒之循环兴亡论, 但人类还永远停留在纯智的生涯, 就必然会为斗智的毁灭, 或极智的沉沦, 遂不能自救自拔而自速其亡;当然也容易滔溺于阶段的命定论。人类就好在于积智之后, 而有‘慧’的产生”。“我们以为惟有发展发展‘慧’力, 便可以免去‘智力’的毁灭。智是有生杀性的, 惟有慧是在智之后而发生的一种和善的凛误。因为智者只看见要生存的必要故斗, 而慧者则看透了生存的平淡, 故和。”[9](57-58)由此可知, 姜蕴刚的历史艺术论有着他对人类社会文化的观察和思考, 而这一点也在《社会哲学》中有所体现。
  综上所述, 姜蕴刚《社会哲学》是面对中国处于弱的背景下, 在继承和批判进化思想的基础上, 提出了人类的进化由于弱, 社会的进步由于误。不仅如此, 姜蕴刚还从文化的发展入手, 面对纳粹文化、侵略文化, 姜蕴刚提出了人类将来的希望在于发展到灵性阶段, 提倡“慧”的时代。不仅如此, 《社会哲学》也为《历史艺术论》提供了哲学基础。
  
  参考文献
  
  [1]姜蕴刚先生重要著作介绍一[J].狂飚月刊, 1949, 3 (1) .
  [2]孙本文.七年来的社会学[A].孙本文, 等.中国战时学术[C].上海:正中书局, 1946.
  [3]姜蕴刚.社会哲学[M].重庆:商务印书馆, 1943.
  [4]罗忠恕.罗序[A].社会哲学[M].重庆:商务印书馆, 1943.
  [5]王秋逸.后记[A].生命的歌颂[M].重庆:商务印书馆, 1944.
  [6]蒋星煜.顾颉刚论现代中国史学和史学家[J].文化先锋, 1946, (16) .
  [7]燕义权.评《历史艺术论》[J].文化先锋, 1944, 3 (4) .
  [8]王永蕙.与燕义权先生论《历史艺术论》[J].文化先锋, 1944, 3 (12) .
  [9]姜蕴刚.历史艺术论[M].重庆:商务印书馆, 1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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