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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尔的社会实在建构理论探析

时间:2018-04-27 10:24作者:
本文导读:这是一篇关于塞尔的社会实在建构理论探析的文章,塞尔的社会实践建构理论的重要思想贡献是发现了语言制度在人类实践建构社会实在中的作用, 从而丰富了实践与社会实在之间的中介理论。
    摘要:塞尔的社会实在理论是从本体论角度探讨人类如何建构社会实在的理论。为了证明其社会实在理论, 塞尔提出三要素即功能归属或赋予、集体意向性、构成性规则的论证, 并在此基础上, 发展出一条更好的基本原则即地位功能宣告的论证。但是, 由于悬置了人类实践, 塞尔的论证是不合理的。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看, 塞尔的社会实在理论揭示了语言在人类建构社会实在中的重要作用, 从而丰富了实践与社会实在之间的中介理论;但它通过悬置支撑语言制度的实践行为, 过高地夸大了语言制度在社会实在建构中的作用。
  
  关键词:约翰·塞尔; 社会实在; 意向性; 地位功能宣告;
  
  一、问题的提出
  
  美国心灵哲学家约翰·塞尔 (John R.Searle) 在出版于1995年的著作《社会实在的建构》中, 提出一种从本体论上探讨人们如何建构社会实在的理论。由于提供了一个不同于传统理论探讨社会实在的新视角即意向性视角, 该理论随后在英美国家的哲学界、经济学界、社会学界等引起广泛的讨论、质疑与批判。例如, 2003年, 《美国经济与社会期刊》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Society) 第1期整期专门刊登了相关的评论性与批评性文章, 以回应塞尔在《社会实在的建构》中提出的相关理论。针对这些质疑与批判, 塞尔逐一进行了回应, 在此基础上, 完善了社会实在理论的论证, 并于2010年出版了《人类文明的结构》一书。
  纵观塞尔社会实在理论所面对的理论批判及其对批判的反批判, 我们发现, 马克思主义都缺席于这场讨论。在笔者看来, 造成这种缺席的缘由, 与其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缺乏探究社会实在问题的相关理论资源, 不如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缺乏用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资源探究社会实在问题的理论自觉。有鉴于此, 笔者试图在阐述塞尔社会实在理论、分析学界对塞尔社会实在理论的批判, 以及塞尔对这些批判的反批判的基础上, 依据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相关理论资源, 指出塞尔社会实在理论论证中的不合理之处, 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探究社会实在问题的合理性, 从而推动马克思主义在当前心灵哲学中的积极出场。
  
  二、塞尔社会实在理论概述
  
  (一) 探讨的问题:社会实在的本体论
  
  塞尔认为, 我们所处的实在世界存在两种明显不同的事实:制度性事实与原初事实[1](p.3)。制度性事实是指那些其存在“全然要求有人类制度才能得以存在”的事实[2](p.8)。而原初事实则是指那些其存在“独立于任何人类制度”[1](p.8)的事实, 例如, 地球距离太阳的距离这种事实就是原初事实, 因为地球与太阳之间的距离独立于人们的同意或接受。
  塞尔所指认的社会实在, 指的就是社会制度性事实;因而探讨社会实在的建构问题, 就意味着探讨人类制度性事实的建构问题。正如塞尔所说, 社会实在建构理论面对的问题是解释“人类社会制度性实在的根本性质及其存在方式”;在哲学上, 这种理论就是关于“社会制度性实在的本质或本体论”[1](p.1)。质言之, 塞尔社会实在理论所探讨的问题是社会实在的本体论问题。需要注意的是, 所谓社会实在的本体论问题, 是指从本体论上探讨社会实在的问题, 而不是把社会实在当成一个独立的本体。
  
  (二) 基本的观点:社会实在的成立依赖于原初事实
  
  塞尔认为, 为了探讨社会实在的本体论问题, 人们必须遵循两个条件:其一, “我们绝不允许自己预设有两个世界或三个世界或诸如此类的东西存在”, 我们的任务是要解释“所有不同的现象, 从夸克和万有引力到鸡尾酒会和政府, 如何属于那同一个世界”;其二, “我们的解释必须尊重宇宙结构的基本事实”, “我们需要表明实在世界的其他部分如何依赖于基本事实, 如何以各种方式源自于基本事实”[1](p.2)。
  塞尔认为, 基于这两个条件, 制度性事实与原初事实就共存于一个实在的世界, 因而它们虽然是两种差异的事实, 但同时又是相互联系的事实。二者联系的形式就是, 制度性事实的成立依赖于原初事实。探讨人类的任何制度性事实, 必须立基于原初的事实, 使“我们所说的一切不但与基本事实一致, 而且以各种方式源自于并依赖于基本事实”[1](p.2)。
  
  (三) 提供的新视角:意向性的视角
  
  对西方哲学而言, 社会实在问题不是一个新问题, 但在塞尔看来, 传统哲学受制于它的知识论倾向, 容易把社会实在的问题降格为一种知识论的问题。这种知识论意义上的问题表现为:“我们如何知道我们关于社会实在的陈述确实是真的呢?我们如何证实它们呢?”[1](p.4)塞尔认为, 这些问题诚然有趣, 但却是当今时代的边缘化问题。此外, 一百多年前, 社会实在问题诚然也“被经济学家美格尔 (Card Menger) 提出并进行研究, 后又被社会学家韦伯、齐美尔和杜尔凯姆等加以深入分析”[3], 但这种经济学或社会学的视角是难以引起塞尔的理论兴趣的。总之, 与社会实在问题的传统研究视角不同, 塞尔感到有必要从心灵哲学的立场出发提供一个新的哲学视角。
  塞尔认为:“要理解社会, 你就必须理解人类集体的行为。人类集体的行为是集体意向性的显现, 而要理解集体意向性, 你就必须理解个体意向性。”[1](p.26)由此, 塞尔就提供了一个探讨社会实在的新视角, 即意向性的视角。由于这种新的视角, 塞尔还进一步倡导学界成立一个“社会哲学”学科, 以区别于传统上的“社会科学的哲学”或“政治社会哲学”。
  塞尔所指的意向性, 是大多数意识的性质, 即“在很多情形中, 意识实际上是意识到某物, 而‘意识到’中的‘到’是关于意向性的”[4](p.105)。它“是为许多心理状态和事件所具有的这样一种性质, 即这些心理状态或事件通过它而指向或关于或涉及世界上的对象和事态”[5](p.1)。例如, “我 (们) 意图”或“我 (们) 相信”这些意识状态总是意味着“我 (们) 意图”或“我 (们) 相信”实在世界中的某个事件或对象。基于意向性的这种定义, 所谓意向性的视角就是指, 从分析主体的意识状态出发, 探讨这些意识状态是如何作用于原初事实, 并导致制度性事实即社会实在的形成。
  
  三、塞尔社会实在理论的论证及其优化
  
  塞尔对社会实在理论的基本观点, 即对社会实在成立并依赖于原初事实的论证, 存在一个优化的过程:从《社会实在的建构》中三要素的论证发展为《人类文明的结构》中基本原则的论证。
  
  (一) 初次的论证:三要素理论
  
  在《社会实在的建构》一书中, 塞尔提出论证人们建构社会实在理论的三要素理论, 即功能归属或赋予、集体意向性、构成性规则。
  所谓功能归属或赋予是指, 某种对象的功能是由有意识的生物所赋予的。功能归属的缘由在于, “无论是对于自然发生的对象还是为执行这种归于它的功能而特别地创造出来的对象, 人类和其他某些物种具有一种明显的赋予对象某些功能的能力”[1](p.14)。塞尔认为, 物理学对象的功能绝不是它们所固有的, 而是由有意识的观察者从外部赋予的。例如, 就自然的物理学对象而言, 人们赋予河流适于游泳的功能或赋予树木适于制造木材的功能;就人造的物理学对象而言, 人们设计了浴缸、计算机、椅子。
  所谓集体意向性, 不但是指有意识的动物 (尤其是人类) 从事集体的行为, 而且是指他们的意向状态。集体意向性的缘由在于, “许多动物, 特别是我们人类自身, 都具有集体意向性能力”[5](p.21)。塞尔认为, 由于意向性具有个体意向性与集体意向性之分, 因而对集体意向性的合理探讨必须避免两个倾向:其一, 要避免还原论的倾向, 即把集体意向性还原为个体意向性;其二, 要避免神秘化的倾向, 即把集体意向性神秘化为如黑格尔意义上的世界精神一样的独立存在。在塞尔看来, 集体意向性, 如同个体意向性一样, 是“生物学上的基本现象”, “在集体意向性中关键的因素是共同做 (需要、相信) 某件事情的意义, 而每个人具有的个体的意向性则是从他们共同具有的集体的意向性中产生的”[1](p.22)。例如, 管弦乐队中的单个提琴手具有一种“我们正在弹奏音乐”的意识;再如, 橄榄球赛中的各位球员具有一种“我们正在进行比赛”的意识。正是基于这种意识, 人类之间的合作才能顺利地进行, 并最终创造制度性实在。
  塞尔区分了调控性规则与构成性规则。调控性规则指调控先在行为的规则, 如车辆靠马路右边形式的交通规则, 因为它后于车辆驾驶行为本身;构成性规则指创造行为的规则, 如下棋的规则, 因为它先于下棋的行为并创造了下棋的行为。构成性规则的逻辑表达形式就是:“X算作Y”或“在情境C中X算作Y”[1](p.25), 其中, X指某种特定的对象, C指某种人类的情境 (内含制度) , Y指某种超出X项“所标示对象的单纯物理性特征以外的东西”[5](p.39)。例如, 一张纸 (X) 在人们一致同意或接受的情况 (C) 下算作一种货币 (Y) , 这就是典型的构成性规则。推而广之, 塞尔认为, 所有的“制度性事实只有在构成性规则的系统内才存在”[1](p.25)。
  总之, 塞尔认为, 人们要在原初事实的基础上创立特定的制度或社会实在, 那么就需要遵循三个条件:其一为地位功能, 即人们赋予该原初事实以某种非物理学意义上的功能;其二为集体意向性, 即创立的过程中须得到人们的一致同意或接受;其三为构成性规则, 即人们在C (特定的情境) 中把某种对象X (原初事实或以原初事实为基础的对象) 看作Y (社会实在) 。在这三要素论证中, “集体意向性”与“功能归属或赋予”这两种要素内在地关联于“构成性规则”的C中。因为构成性规则中的C作为一种人类情境, 必然关联于人类的集体意向性与功能归属或赋予。所以, 这三要素既不是相统一的, 也不是相互分离的, 而是相互关联的统一体。质言之, 人类制度性实在就是通过这三要素的统一体作用于原初事实而建立起来的。
  
  (二) 学界对三要素论证的批判以及塞尔的反批判
  
  塞尔的社会实在理论, 自提出以来遭到学界多方面的批评。这些批评, 归纳起来有三条较具代表性: (1) 临时性的情形; (2) 独立的Y项; (3) 不需要集体承认的制度性事实。所谓临时性的情形, 指“有些制度性事实似乎并不依赖于制度”[1](p.18), 这种情形经常出现在制度创立的初始时刻。例如, 原始部落初次挑选首领的时候, 是在没有给定的挑选首领制度的情况下选择首领的。再如, 在商品交易行为中, 人们首次把某种物品当成交换行为的等价物时, 也是在缺乏确定商品等价物的制度下才做出的。所谓“独立的Y项”[1](p.23), 由巴里·史密斯首次提出, 指某些制度性实在 (Y) 不需要承载地位功能的人或物 (X) , 因而它们看上去就是一种独立于具体功能之物的Y。例如, 有限责任公司是不需要等同于公司的任何个人或群体的, 并且它们的存在不需要物质上的实在。所谓“不需要集体承认的制度性事实”[1](p.23), 指某些制度性事实的存在是不需要人们集体的同意、接受或承认的。例如, 宏观经济中的萧条, 虽然其存在的历史由来已久, 但直到20世纪才为人们所认识或接受;易言之, 20世纪之前存在的萧条独立于人们集体的同意或接受。
  针对上述批评, 塞尔逐一进行反批评。就“临时性的情形”这一批评而言, 塞尔认为, 这种临时情形虽然先于具体的人类制度, 但它却表达了与构成性规则同样的逻辑形式, “是同一逻辑形式之前制度性的范例”[1](p.20)。例如, 就部落首领的初次选择而言, 部落成员虽然缺乏具体的首领遴选制度, 但是, 他们通过“选举”这种行动本身已经赋予某位部落成员以地位功能。就“独立的Y项”这一批评而言, 塞尔认为, 这种Y项虽然“没有落到具体的实物上, 但是它们确实落实到了拥有那道义性权力的、现实的人上”[1](p.20)。例如, 就有限责任公司而言, 它只是从直接性来看独立于具体的人或物, 但通过从公司总裁、公司董事会获得道义性权利这一事实来看, “公司”仍然间接地依赖于现实的人际权利关系。就“不需要集体承认的制度性事实”这一批评而言, 塞尔通过区分底层制度性事实与宏观制度性事实, 认为这种独立于集体承认的事实是宏观事实, 是“制度性事实之宏观的或系统性的后果”, 严格来说, 这种宏观性事实并不是真正的制度性事实, 因而“为了其存在, 并不需要集体承认”[1](p.21)。
  通过回应这些反批评, 塞尔强调, “针对《社会实在的建构》的主要反驳, 对我而言, 似乎都可以在那理论的一般框架内得到解答”[1](p.20), 因而塞尔认为, 他并不需要改变先前的观点及其论证。
  
  (三) 成熟的论证:作为基本原则的地位功能宣告
  
  在《人类文明的结构》一书中, 基于对学界先前批评的反思, 塞尔优化了三要素论证, 提出一种基本原则的论证。塞尔认为:“除开语言本身这个重要的例外, 所有的制度性实在, 因而某种意义上说, 全部人类文明, 都是通过与宣告式言语行为有相同逻辑形式的言语行为而创立起来的。”[1](p.11)这种宣告式言语行为就是人类建构社会实在的基本原则, 塞尔把它称为地位功能宣告 (Status Function Declarations) 。
  地位功能宣告的原则是在三要素论证的基础上得出来的。例如, 在构成性规则即“在情境C中X算作Y”中, “从X到Y的转换本质上已经是语言性的转换, 因为对一旦赋予X要素以功能它就使某种另外的东西 (即Y功能) 符号化了”[1](p.65)。故而, 对塞尔来说, 三要素论证蕴含如下观点:除了语言本身以外, 人类所有的制度性事实都需要语言要素的参与, “制度性事实本质上包含着某种符号性因素”[1](p.53)。
  正是基于语言是构成制度性事实的要素这一论断, 塞尔发展出地位功能宣告原则的论证。塞尔是从言语行为角度切入对语言的理解的。他认为, 语言中的言语行为具有多种多样的方式, 其中有两种较具代表性:“语词向世界”的适应指向与“世界向语词”的适应指向。其中, 前一种言语言行“表征世界上的事物是什么样的”[1](p.9), 它表示言语主体用语言反映世界的存在样态, 如“糖是甜的”, “奥巴马是当下美国的总统”就是这种言语行为;后一种言语行为“试图改变世界, 使其与言语行为的内容一致”[1](p.10), 它表示言语主体希望改变世界从而使世界适应其需要, 如“张三承诺周四去探望王五”就是这种言语行为。在阐明这两种言语行为的基础上, 塞尔认为, 还存在同时具有这两种言语行为特征的第三种言语行为, 即“地位功能宣告”, 如“塞尔命令大卫离开他的房间”这种命令式言语行为就是一种地位功能宣告。
  为了阐释“地位功能宣告”是如何创立社会实在的, 塞尔设立了一种想象的论证[1](pp.92-93)与一种形而下的论证[1](p.94)。在塞尔看来, 言语主体通过实施某种地位功能宣告, 一方面使得言语主体获得某种道义性权利或承担某种道义性责任;另一方面, 给予实在世界中的特定事态或对象以某种地位功能;这两个方面的结合最终导致对人而言的特定社会性实在。例如, 塞尔在家中拿着某本书说“这本书是索亚的”, 那么塞尔的这种说法就是一种地位功能宣告, 一方面这种宣告赋予索亚以某种道义性权利 (占有这本书的权利) ;另一方面, 这种宣告把这本书从塞尔的书转变为索亚的书, 最终, 这种宣告在这本书上创造了一种对索亚而言的特定社会性实在 (即塞尔的书转变为索亚的书) 。
  
  四、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批判性研究
  
  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来看, 就人类历史的起源而言, 人们确实是从原初事实的基础上创造出特定社会实在的, 但人们创造这些社会实在的方式是否真的如同塞尔的论证所揭示的那样呢?就此问题而言, 笔者认为, 有必要给予一个基于马克思主义视角的探寻。限于篇幅, 本文只在三个核心层面对塞尔社会实在建构理论进行一个批判性的研究。
  首先, 在人们把某种原初物理性实在转换为社会实在的过程A中, 的确伴随着一种物理意义之外的语言符号的转变过程B。但过程A是以过程B为先决条件, 还是过程A创造了过程B?对该问题的回答决定了塞尔社会建构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分野。在塞尔看来, “从无情性地位到制度性地位的转换本身就是一种语言上的转换, 因为X项现在使自身以外的某种东西符号化了”[1](p.64), 所以, 塞尔持见解1。笔者认为, 塞尔的见解是不合理的, 因为他误置了人们实践与语言的发生学关系。从语言符号的起源学看, “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 与人们的物质交往, 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 它们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6](p.72);“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 而且只要人们存在着, 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1](p.81)。质言之, 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看, 最初的人类行为过程A产生意识过程B;而待到意识过程B中的语言符号系统成熟之后, 人们才反过来利用这种成熟的符号系统持续地创造并巩固各种样态的社会实在。
  其次, 就集体行为与集体意向性的关系而言, 是集体行为是原初性的存在, 还是集体意向性是原初性的存在呢?塞尔认为:“人类集体的行为是集体意向性的显现。”[1](p.26)笔者认为, 塞尔的这种见解是不合理的, 缘由在于他误置了实践行为与集体意识以及集体意向性的发生学关系。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看, 现实的人, 不是人们想象中的抽象个人, 不是脱离于社会的自然人, 也不是生活在社会中却不与他人发生任何联系的原子式个人, 而是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复数意义上的人们。换言之, 马克思主义是从共在论的立场思考那些发生特定关系的复数性人们的生产活动, 从这个意义上看, 这些复数性的人们必然是存在于一定的集体行动中, 这些人的集体行动才是人类存在的始源;而后人们在这种集体行动中创造出一定的集体性意识;最终再从这种集体性意识中产生集体的意向性。而随着这些集体意向性的发展与成熟, 这些人就可以利用它们创造更多的集体性行为;也只有这个阶段才会导致塞尔形成一种表面上的看法, 即把集体行为看成是集体意向性的显现或结果。
  最后, 就地位功能宣告与它表述的社会实在关系而言, 前者是“表征”后者, 还是“创造”后者呢?笔者认为, 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看, 地位功能宣告不可能“创造”社会实在, 它只能是“表征”社会实在或者“表征”特定的“创造”行为。例如, 在塞尔的形而下论证[1](p.94)中, 当他在酒吧用手把两杯酒推给玛丽与萨莉时 (手推的动作代表一种符号行为) , 或者当他用话语宣告两杯酒属于玛丽与萨莉时 (话语宣告是一种言语行为) ;塞尔认为, 这种符号行为或言语行为就“创造”了一种社会实在 (即两杯酒分属于玛丽与萨莉) 。从表面上看, 事情确实如塞尔所说的那样, 当把酒推给玛丽或萨莉时, 玛丽或萨莉不是拥有了那杯酒的道义性权利 (社会实在) 吗?然而, 通过仔细的审查, 我们发现, 塞尔的这种分析遮蔽了支撑言语行为或符号行为的社会实践基础。其一, 塞尔之所以能把这两杯酒推给玛丽与萨莉, 是要以塞尔对这两杯酒的所有权为基础;其二, 塞尔对这两杯酒有所有权, 又要以塞尔对这两杯酒的购买行为为基础;其三, 这种购买行为就是塞尔的实践行为, 也是塞尔能把那两杯酒赠给玛丽与萨莉的实践基础。如果缺乏相应的购买行为, 那么塞尔将无法用地位功能宣告创造社会实在;例如, 当塞尔在酒吧不购买这两杯酒就直接推给玛丽与萨莉, 那么玛丽与萨莉还能对这两杯酒有道义性权利吗?此外, 如果我们再引申一点, 塞尔之所以能实施这种购买酒的行为, 又要以酒的酿造行为基础;而酒的酿造行为又要以原材料的生产行为为基础。质言之, 笔者认为, 塞尔的地位功能宣告至多是“表征”特定的先在“创造”行为。只有立基于先在的实践行为, 言语行为或符号行为才能“表征”某种实在, 并使这种“表征”行为在表面上呈现为“创造”行为。
  
  五、结论
  
  塞尔的社会实在建构理论坚持从语言的角度切入对现实的理解与阐释, 这是它与其他社会实在理论的重要区别[3]。通过分析语言的社会功能, 塞尔发现了语言 (尤其是其中的地位功能宣告) 这种制度在人类制度建构中的作用, 这的确是他做出的了不起的思想贡献。但与此同时, 我们也要看到, 塞尔把语言视为人类制度建构的原因, 实际上这陷入了如同拉克劳话语理论一样的理论谬见。拉克劳话语理论认为:“客观世界是一种话语构造, 本体论只是一种话语实践, 话语之外无本体论。”[7]塞尔的社会实在理论与这种话语理论, 二者都把话语视为社会实在建构的始源性基础, 其缘由在于二者都悬置了创立语言制度的人类实践。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看, 相较于语言制度, 人类实践才是人类社会制度建构以及语言制度的始源性基础, 语言制度只是人类实践创立社会制度的重要中介。如果人类实践至此中断, 我们就会发现, 不但是人类制度和语言制度会发生很大变化, 而且现实个人的言语能力也会很快就丧失了。
  总之, 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看, 塞尔的社会实践建构理论的重要思想贡献是发现了语言制度在人类实践建构社会实在中的作用, 从而丰富了实践与社会实在之间的中介理论;但是它通过悬置支撑语言制度的实践行为, 过高地夸大了语言制度在社会实在建构中的作用。
  
  参考文献
  
  [1][美]塞尔.社会实在的建构[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2][美]塞尔.人类文明的结构:社会世界的构造[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
  [3]邱惠丽.从哲学的角度分析社会实在——评塞尔关于社会实在的思想[J].自然辩证法通讯, 2006 (4) .
  [4][美]塞尔.心灵的再发现[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5][美]塞尔.意向性:论心灵哲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7]付文忠.哲学基本问题的当代争论——批判实在论与话语理论的哲学对话解读[J].学习论坛, 2011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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