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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大米中国效用试验中的社会表征

时间:2018-04-13 10:24作者:羽沫
本文导读:这是一篇关于黄金大米中国效用试验中的社会表征的文章,总结而言:一方面, 推广者将围绕黄金大米的社会表征等同于某种科学表征, 这种等同方式拒斥了针对黄金大米的社会学和文化解释;另一方面, 即使是围绕科学成果 (产品) 的社会表征, 也应当是具有开放性、包容性、科技和人

       摘要:黄金大米历经多年的研发和推广, 其间绿色和平等组织或群体是不可忽视的反对力量。剖析这种科学共同体和非专业团体的对垒, 可从多个视角, 如绿和的反科学倾向、公众科学素养不足、科学传播效果不济等。但如果从一种具有自反性的角度来看, 根源在于推广者针对黄金大米的社会表征:在对困顿状态的目视和问题化时, 采取了一种原子主义立场;以黄金大米为代表的“增益性转基因”试图针对社会问题展开的矫正性行动, 在表征的意义上是具有排他性的意指实践;黄金大米中国效用试验中科学与利益的不当嵌合, 揭示出表征所固有的封闭性, 加深了公众对这一科学产品和相关科研团体的不信任。

  关键词:转基因; 黄金大米; 表征;

  剖析黄金大米所遭遇的推广阻力, 尤其是2016年和黄金大米有关的科学共同体与绿色和平之间的争议, 可以从诸多视角, 如绿和的反科学倾向、个别科学家受不当的利益驱动、公众科学素养不够高、科学传播工作成效不显着等。但“科学共同体对科学成果的社会表征”不失为一种具有自反性的、从科学共同体自身审视这一困境的视角。

  英国着名学者斯图亚特·霍尔对“表征”作过定义:通过媒介呈现某物时必然会负载意义生产, 这种意义生产就是事物的一部分, 它的存在基础是特定社会文化背景中人们共享的“观念图”。不完全等同于传统科学哲学中侧重于知识论意义、作为工具性概念的表征———科学研究下游阶段用一定符号表示研究过程和方式的行为[1], 霍尔的表征倾向于表征的社会学。这是一种在理解特定对象时, 将他者纳入自己设置的、针对对象的理解框架 (霍尔称之为“观念图”) 的实践。黄金大米等转基因遭受到的推广阻力, 并非是单纯的科学本身的危机, 而更多是一种文化现象———黄金大米推广者试图将黄金大米这一产品表征为相对中立的知识和技术 (基因工程) , 即试图将其认定为一种科学表征。但这种表征实质上更多是一种社会表征, 因而就掩盖了表征中包含的意义生产和价值偏好, 正是由于这些意义和价值偏好并不完全匹配于公众的观念图, 才有了科学共同体和非专业群体之间某种程度的对垒。具体而言, 黄金大米的推广难题可以通过表征概念从几方面获得理解:一, 表征的诗学[2]153:黄金大米研发和推广者对困顿状态进行目视和问题化过程中的原子主义立场;二, 表征的政治学[2]153:黄金大米代表的“增益性转基因”试图针对社会问题展开的矫正性行动, 在表征的意义上是具有排他性的意指实践;黄金大米中国效用试验中科学与利益的不当嵌合, 凸显出表征所固有的封闭性, 造成公众对该产品的信任度下降。

  一、表征的诗学———黄金大米目视困顿状态时的原子主义立场

  表征是一种意指实践:用语言向他人说出某种有意义的话来, 或有意义地表述这个世界。[3]15表征的诗学关注表征者如何赋予物品以意义, 创造出复杂的意指网。[2]204黄金大米研发和推广者通过维生素A (β胡萝卜素) 这样一个“能指”, 启动了围绕黄金大米的意义生产。

  1. 病源模式下的简化和量化

  现代医学对健康和医疗的阐释中, 有一种马克思·韦伯式的定义, 即改善或治愈的过程是利用最合适的科技手段对疾患进行理性的干预。但这种观点强烈依赖于一种象征性背景, 那就是疾患本身以及医学对疾患的表征是独立于制度化和具结构性的社会生活的, 进而, 广义的健康可以缩减为狭义的医疗。[4]1黄金大米项目暗暗依循的是经验化和实证主义的病源学模式———病理症状总是可以溯因至某一客观数据 (维生素A) , 而这一数据被认为是独立于任何理论预设或视角的预置, 是一种中性存在。然而, 当从更广义的角度去体验“健康”时, 会出现许多难以量化和标准化的维度。在病源学模式中被视为客观性的范畴在一定程度上既是对现实世界和人们所认知的对象的简化, 也可能揭示出人们意识深处对“即刻戏剧性”结果的渴求———这种瞬间的“成就感”阻碍了对健康问题进行深层和历史性的反思, 也拒绝从结构、机制上去理解生存难题。同时, 将希望完全寄托于医疗产品本身, 或者将医疗产品视为最重要和有效的治愈手段, 可能会呈现为一种实证主义普罗米修斯式的想象。这种实证主义基于量化和简化的工作, 在特定情形下, 量化“特权地贴近了现实, 它出于可测、可管理的原因而抛弃了阐释同一问题的其他途径。”[5]260

  2. 关于健康和医疗的中心化叙事

  对于疾患实证化的描述和干预方式展现出处于中心的知识论对地方性经验的替代意图, 抹除了健康理解中的解释学空间。黄金大米的设计理念包含了将健康叙事宏大化的几方面:首先, 现代生物医学标准体系使特定人群断开了疾病与自我历史的联系;其次, 在黄金大米以人道主义名义推广的过程中, 将被救助者设置为原子式的均一存在和应当服从科学理性的被动主体。如果“维生素A”与“视力和免疫问题”构成一种实验室医学意义上的因果关系, 而“营养供给不济”与“健康状况堪忧”构成一种人类学意义上的因果关系, 这两种关系的性质并不等同。以物质性名义进行健康干预, 一方面是代替他人定义了躯体与自然、与社会之间的多重关系;第二方面, 这一过程可能混淆了病理 (客观现象) 、不适 (个体对疾病的主观体验) 、疾病 (严重的生理信号) 。[4]143这三个概念之间是中心化的实证法则与地方性医学人类学的互译。黄金大米虽然指向发展中和落后国家, 但它诞生于总体营养状况良好的发达国家, 在这些国家中, 单一营养素往往作为“查漏补缺”性质的“补充剂”。但在研发者眼中急需黄金大米来“救命”的国家和地区, 黄金大米反而可能以戏剧性的方式呈现为某种“低效”。原因在于, 对于营养状况良好, 可以轻松获取多种食物的人来说, 维生素A可以以多种更有效的方式获取;对于营养极度匮乏的人, 如果声称补充维生素A便能提升健康水平, 无异于广告式的修辞。

  表征的诗学探讨的是物品、文本被配置的方法, 具体而言便是实存以及实存的呈现方式。[2]184维生素A作为黄金大米效用表征中具有稳定性的实存, 它为黄金大米表征的政治学提供了一种符号基础。但这种实存的稳定性并不能提供意义担保。所以, 诗学内容必然指向政治学实践:挑选和生产出最想让他人认同的意义, 并且意义要以“自然化”的方式呈现。[6]247

  二、表征的政治学之一:矫正性行动的自我辩护———成本效益原则

  世界范围内, 存在多种维生素A富集食品和多种维生素A补充计划。黄金大米推广方在试图论证这种新型大米的“最优性”时, 选择了经济学上似乎具有自明性的成本—效益原则。成本—效益原则是一种进行比较、实现差异化的方法。而差异化是表征的政治学的重要环节, 差异的扩大促成了类型化, 而对类型的定型正是意义生产的根本。[6]260黄金大米借助成本—效益原则将自身区别于其他产品和方案。即使在经济学语境中, 成本—效益原则也是存在预设 (如广义结果评价) 和缺陷 (如假定完备性、以市场为中心的赋值) 的。[7]513-514

  1. 狭义结果评价

  在黄金大米之前, 已有多种干预维生素A缺乏症的举措。2005年, 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国际维生素A顾问组共同讨论并制定了《维生素A补充干预计划》。国际性防盲组织海伦凯勒国际 (Helen Keller International) 通过提供维生素A胶囊、倡导饮食多样化、大规模的食品强化、对作物进行的生物强化等, 取得了显着成效。2012年末世界银行发布的维生素A补充剂覆盖状况显示, 在黄金大米目标投放国家中, 维生素A摄入状况良好或极好。因而, 黄金大米若想实现市场化, 不得不在有效的基础上, 进行“最有效”的论证。在众多针对黄金大米的实证性研究中, 发表于2014年的一项研究认为, 以印度的调查为例, 黄金大米每年可拯救204000寿命年, 由于黄金大米迟迟不推广, 过去10年损失的寿命年约为142万寿命年。而在印度和菲律宾对“黄金大米”进行的推广前评估显示, “黄金大米”的伤残调整寿命年成本在3.1和19.4美元之间, 比替代干预策略低。[8]于是, 黄金大米的低成本优势以“最符合成本—效益”之名被广泛援引。

  黄金大米将成本—效益原则作为自身优越性论证的核心, 在表征的意义上是在于用特定范畴标识出黄金大米与替代性补充方法的差异, 即某种“对等性缺失”。成本—效益原则是作为一种敦促力量而存在的:它暗含了对工具理性、对道德和伦理的评价, 因而针对黄金大米的质疑和反对都可能被置于理性和道德的对立面。

  狭义结果评价的基础是明确赋值, 黄金大米对效用的辩护是以维生素A为参量的。明确赋值以理性主义为基础, 它要求在做决策时必须对理由给予充分的说明, 但也正因为对充分性和明确性的要求, 存在着将现实过分简化的危险。在营养学教科书的表述中, 维生素A与视力、免疫、代谢、癌症的发生等相关。在黄金大米的推广中, 这种关联也被置于了营养状况不良的人群身上。但在营养状况不良者处, 维生素A能发挥的实际用处也遭到了部分学者的质疑。一种质疑是, 孤立考虑维生素A在匮乏人群中的所承诺的功效, 忽视了这些目标人群营养素吸收及代谢的生理和营养基础。[9]还有一种质疑是, 明确赋值可能造成对“实质性变量的忽视”。举一简单的例子:方案A是每天食用若干量的胡萝卜;方案B是食用黄金大米。两者能提供等量β胡萝卜素, 若以维生素A作为成本—效益考量时的赋值对象, 采取方案A可能成本更高, 但消费者在摄入β胡萝卜素的同时还摄入了其他种营养。若以“实质性的营养改善”为赋值对象, 方案A虽然花费多, 却能带来更广义的善。狭义结果评价因其功利主义色彩, 在评价方式上包容性较低, 会缩减黄金大米决策中的伦理分析范围。

  2. 假定完备性

  假定完备性是指“在没有明确论据的情况下假定, 当评估收益和成本时, 每一种可能的状态彼此之间是必然可比的, 从而可以明确排序”。[7]519这种假定会指向一种“最大化逻辑”, 黄金大米在评估效用时就蕴含有最大化逻辑———我们不可选择一个比其他可选方案都要差的方案。但最大化逻辑不要求所有方案都是可比的, 更没有要求辨识出最佳方案。[7]519通俗言之, 在黄金大米中, 最大化逻辑仅仅要求在其他条件不发生任何改变时, 黄金大米在补充β胡萝卜素方面优于传统白米, 而不要求黄金大米是所有补充β胡萝卜素方案中的最佳方案。这种“不要求”在根本上是因为“不可能”———以假定完备性为基础的排序在实际中是几乎无法实现的。2005年, 黄金大米推出了“二代增强版”———单位质量大米含更多的β胡萝卜素。2005年前后出现的黄金大米营养效能的实证性研究, 采取的都是最大化逻辑, 结论包括:黄金大米是有效的, 但要考虑 (可能折损其功效或增加使用成本的目标市场中的) 经济和文化;β胡萝卜素强化米的推广要进行全面评估;黄金大米不失为一种选项, 增加食品多样性是解决视力、免疫等问题的更长久和更根本之计。即使是黄金大米中国湖南试验负责人, 也认为黄金大米“和β胡萝卜素油一样有效”。“最大化逻辑”论证的是“谁更佳”, 这种论证涉及评价标准问题。黄金大米推广方有意识地强化“低成本”“可持久供给”等特点, 试图使其产品在特定方面满足最大化逻辑, 实质是让可选方案的局部排序成为总体的、唯一的、绝对的排序。如此一来, 对该产品赞同与否、推广与否都被赋予了某种道德评判:如, 拒绝黄金大米的人“置儿童于濒死的边缘而不顾”、应当“为儿童的死亡负责”。[10-11]

  3. 以市场为中心的赋值

  以市场为中心的赋值也包括几方面, 黄金大米效用论证中采取的成本—效益原则之所以存在脆弱性, 突出表现为两方面:难以评估真实的支付意愿;忽略了社会选择方案。[7]525支付意愿指的是人们为防止特定目标的损失而愿意支付多少, 以市场为中心的赋值往往使用“或有赋值”———假定一个人们愿意支付的数额。[7]524但判断真实的支付意愿从来都是困难的。正如黄金大米在印度的推广所显示的:如果黄金大米成功推广, 其价格将与常规大米持平。但2005年印度仍然拒绝了这份“好意”, 其理由是:拒绝黄金大米也就是拒绝将来一切类似的与食用密切相关的转基因作物, 这种整体性监管是一种满足成本—效益原则的方法。这说明用市场的方式理解成本是不充分的, 每一种能够称为成本的东西都蕴含着理解和价值偏好。或有赋值方法的根本局限在于, 它无法充分理解技术或产品发挥其工具性内核所必须依赖的特定情境, 正是情境的特异性导致了或有赋值不可能成为明确和稳定的数值。

  与或有赋值彼此相关的一个问题是忽略社会选择方案。在是否推广黄金大米及类似产品的争论中, 一个常见意见是:改善营养和健康状况的根本是通过发展具有一定规模的、自给自足的农业来维持稳定的和多样化的食物供给。[12]这是一种更具系统性、持久性、发展性的社会选择方案。对社会选择方案的忽略也印证了“成本”的框定方式并不唯一, 它涉及对事物边界的理解, 以及对社会状态 (黄金大米的目标市场) 的赋值。黄金大米和其他任何已经存在的、可能出现的方案一样, 都无法单独解决维生素A匮乏的难题。

  三、表征的政治学之二:对规则的声讨、失范的临床试验

  在科学文本以外, 黄金大米推广方通过批评约束性规范, 研究者通过开展临床研究, 来传播和延展围绕黄金大米的知识生产, 这些社会学意义上的对科学成果 (产品) 的表征突显出了表征中的权力和表征固有的封闭性。[13]

  1. 对《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的特殊回应

  2000年通过的《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是以130多个国家代表共同认可为基础的, 这一法规主要用来规范活体转基因产品和作物的 (即议定书中所称的“改性活生物体”:任何具有凭借现代生物技术获得的遗传材料新异组合的活生物体) 跨境转移。《议定书》第7条规定转基因在有意的跨境转移之前必须执行“提前知情同意程序”, 拟直接用作食物或饲料、用于加工、封闭使用的改性活生物体不适用。但第11条却对这类改性活生物体作出规定, 只要出口都应当告知产品在国内的用途。[14]

  美国塔夫茨大学一名华裔科学家 (这里简称为T) 是黄金大米中国“效用试验”的美方主要负责人。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下属儿童营养中心为其提供种植好的黄金大米。T后来将大米进行粉碎、搅拌、煮熟、分装, 在未通知任何中国相关部门的情况下携带入境。T的做法在实质上违背了议定书要求充分告知和说明、让转基因生物接受进口国监管的核心精神。黄金大米伦理委员会主席艾德里安在2014年《黄金大米现状》一文中提及了跨境运输问题, 认为黄金大米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的偷运一说, 黄金大米入境只是一般性的食品运输。他同时对围绕黄金大米等转基因产品的约束性条例进行了评价:“首先, 高度自诩的预防性原则现在被证明是没有必要的;其次, 联合国制定的《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阻碍科学发展和科学界的合作, 尤其是延误了田间生物表型的选择, 因而暗含了反科学的阴谋。”[11]但, 议定书是经过全球协商的国际法律框架, 为各个国家生物安全监管设立的是最低标准。艾德里安对获得普遍认可的标准的批评, 显示出在表征的政治学中对类型进行定型的一个重要特征:排他性, 也就是将其他的类型、概念图、阐释路径都视为是不适当的。艾德里安对《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和预防性原则的批评代表着推广方的意指实践已进入了规范领域。

  2. 失范的试验———利益诱导、对照组真相、血样的去向

  2012年中国湖南儿童食用黄金大米的事件被披露后, 试验方和我国几位推广转基因的人士针对媒体和公众的“试吃”“人体试验”等说法, 强调试验本身不是安全性试验, 而是效用试验———测试黄金大米中β胡萝卜素在儿童体内的转化率。T与国内几位营养学研究者组成的团队选择的是湖南衡南江口镇江口小学, 该镇是偏僻而典型的留守小镇, 老人和儿童居多。试验方通过“免费”“吃了对身体好”“好不容易争取到的补充营养项目”等措辞, 让很多儿童的爷爷辈签署了“意向书”。同时为配合试验的儿童分发文具盒、书包、书籍等奖励品。这种社会伦理学中的“利益诱导”———通过内蕴于资源分配、奖赏惩罚的价值偏好影响人们的行为方式, 具有利益强制性和潜移默化的功能。[15]361利益诱导总是贴合于被诱导者所重视和肯定的价值, 也就是与特定的价值引导[15]361相结合。

  2012年, T在《美国临床营养学杂志》发表的论文《在为儿童提供维生素A方面黄金大米中β胡萝卜素与油胶囊中β胡萝卜素功效相当》中, 表明其在湖南的试验分成2个对照组:第一组36人所食用的, 是只含极少量维生素A的食物;第二组36人, 再平均分为3个亚组, 分别给予菠菜、黄金大米、β胡萝卜素油胶囊。菠菜和黄金大米都是在美国种植, 生长期都灌溉了重水。按照试验设计, 菠菜组应食用来自美国的菠菜。但在调查中, 亲历该事件的厨师称从未见过菠菜、中国疾控中心在公布的官方调查结果称, 除了食用黄金大米的儿童, 其他受试者食用的都是“当地采购的食品” (未说明是否有菠菜) 。无论是哪一种情况, 都损害到了T的研究的真实性。在近一个月的试验中, 黄金大米组 (对外宣称是胡萝卜组) 儿童每隔几天就会被抽取血样, T论文给出了该试验的血清样本分析表。至今, 所采集血样的运输方式仍成谜。即, 研究能完成, 是利用了我国在基因信息监管方面的漏洞。

  在这一效用研究被定性为学术不端后, 艾德里安在《黄金大米现状》中仍坚持认为, T的研究没有不当之处, 理由是:T在中国出生和长大, 不会做出对自己同胞不利的事。他还表示:中国的受试儿童没有维生素A缺乏症, “如果真的缺乏, 应该去求助医生, 而不是黄金大米”。推广方对事件的辩护, 让公众对黄金大米的疑虑和不信任被进一步放大。

  一方面, 表征过程总是蕴含着特定动机;另一方面, 表征的政治学作为一种话语的生产方式, 又暗含着权力。如果与权力相匹配的是一种不适当的动机, 比如对学术名誉或经济利益的过度渴求, 那么表征就会从一种意义和知识的生产方式滑向违背伦理的失范行为。无论是建构意指网络的表征的诗学, 还是要求他人认同意义的表征的政治学, 都具有封闭性, 这种封闭性不仅引导人们进入关于某种事物的特定的概念图, 还竭力使这一图示呈现为对经验现实的“自然化”描摹。也正因为这种极力证明自然化的意图, 封闭性也说明了表征的微观机制总有一种自我隐匿的倾向。而当被隐匿的内容被披露, 代价是公众的信任和支持。

  结语

  从科学产品的社会表征、且具有自反性的角度理解黄金大米的推广难题, 总结而言:一方面, 推广者将围绕黄金大米的社会表征等同于某种科学表征, 这种等同方式拒斥了针对黄金大米的社会学和文化解释;另一方面, 即使是围绕科学成果 (产品) 的社会表征, 也应当是具有开放性、包容性、科技和人文相结合的过程。基于此, 如果予以黄金大米市场化难题一种伦理回应, 则是:应当让表征实践去倾听真实的现实、去理解他者的概念图, 让不同的表征者能够彼此交流和商议, 使表征实践能不断开拓新的意义维度, 最终让科技产品在更加透明、共享式的表征中获得实质的意义、真正造福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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