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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与徽商文化交互作用的社会效用

时间:2018-04-13 10:21作者:羽沫
本文导读:这是一篇关于儒家思想与徽商文化交互作用的社会效用的文章,儒家文化作为封建社会的主流思想, 其存在的最大价值便是维护封建社会的的统治根基即封建社会的农业经济模式。

       摘要:儒家思想作为封建统治的精神支柱, 在徽商产生和兴起的的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徽商的兴盛也改变了人们传统上对商业的认知和评价, 影响了封建社会的价值观。在封建社会的后期, 这种交互影响的局面也局限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 限制了徽商的进一步兴盛。

  关键词:徽商; 儒家思想; 贾儒结合; 社会发展;

  徽商, 是籍贯为徽州府的商人的总称, 兴起于宋代, 全盛于明清之交。徽商发源的徽州地区, 资源丰富, 丰富的地理资源丰富了徽商的经商范围, 山货、木材、茶叶等是徽商早期经营的主要内容。徽州地区除了丰富的地理资源, 独特的人文资源更是培养了徽商独特的文化特征———儒商。徽商以儒家思想指导着自身的商业经营, 成为以“儒商”为品格的的商帮。对儒家文化的吸收, 让徽商提高了自身的文化素质, 使很多徽商成为文化阶层, 也给徽商的商业经营带来了实利。

  一、儒家思想对徽商经营发展的影响

  儒家文化是中国封建社会中的主流思想。长期以来, 商人在儒家文化中社会地位低下, 不被主流社会认可, 原因便是在商业经营过程中, 商人是通过“贱买贵卖”来实现财富的积累, 价值理念与儒家的“重义轻利”相违背, 封建社会生活中人们通常用“无商不奸”来评价商人的道德观。徽商对儒家思想的重视和内化, 不仅影响了社会对商业的传统看法, 也促进了商业在封建社会后期的发展。

  徽商生活在有朱子故里之称的徽州府, 从小便受着儒家思想文化的熏陶, 迫于生计的艰辛, 他们选择了从商之路, 儒家思想时刻影响着徽商的价值观和经营活动, 形成独特的具有鲜明儒家思想特点的商业经营观念。

  (一) “以诚待人”

  儒家宣扬“诚笃”“至诚至信”等道德理念, 徽商把理念渗透到商业经营中便是我们所熟悉的“以诚待人”。封建早期, 商品经济不是很繁荣, 商人走街串巷进行商品贸易, 靠的是贱买贵卖, 甚至商业欺诈, 这和封建儒家的“诚笃”是相违背的。但随着徽商的兴起, 他们把“诚”, 也就是对所经营货物的品质保证, 当做是经商的安身立命之所在, 强调以诚待人不欺人, 树立了自身的品牌价值。《黟县三志》中记载了道光年间, 歙县的徽商胡荣命在江西经商, 50年间, 童叟无欺, 以诚待人, 名声大噪的同时获得巨额财物, 晚年, 胡氏准备返乡, 当地有人想以重金购买胡氏的“肆名”, 被胡氏拒绝, 胡荣命说认为如果对方可以以诚经营, 便不会需要自己的商号。在徽商的眼里, 品牌的价值便在于经营上的“诚笃”, 如果丧失了“诚”, 再金字的招牌, 也会缺失其内在的意义。

  (二) “以信接物”

  儒家文化倡导“言而有信”、“讲信修睦”。商业在封建社会兴起之初, 多是从事贩运起家, 商业经营没有固定居所, 与顾客之间很难形成信用的约束, 因此, 商人在传统的封建社会价值观中变形成了无信的形象, 这种形象, 不但有碍于商品的销售, 也不利于资本的积累和商业的发展。徽商兴起后, 非常重视商业信誉, 并贯彻到商业经营中去。《古歙岩镇镇东磡头吴氏族谱》中记载了歙县徽商吴南坡商业经营成功之道:以“信”经商, 即使是五尺童子, 也不会为了获利而进行欺诈。以信经营, 短期内看, 可能会影响到利润的取得, 没有办法迅速积累财富, 但从商业的长远发展来看, 不仅有利于人们对商人形象价值评判的改变, 也促进了一个商帮辉煌时代的到来。

  (三) “以义为利”

  白居易在名篇《琵琶行》中直接塑造了凄苦哀怨的琵琶女的形象, 也间接给我们勾画了一个“重利轻别离”的商人形象。商人对利的追求在传统的观念上看来是无止境的, 这和儒家倡导的“重义轻利”“舍生取义”显然是相违背的。徽商在商业经营的过程中, 多数都强调“重义轻利”, 不取不利之财的原则, 把儒家的传统价值观融入到日常经营中去。道光年间的徽商舒遵刚曾对义利进行过深刻的分析:“生财有大道, 以义为利, 不以利为利”, 并把“义”看成是财富的源泉。

  徽商在商业经营的过程中, 把“诚”“信”“义”这些儒家文化的核心内容融入商业经营, 归根结底为的是获得商业的繁盛, 财富的积累。鄙视商业的儒家思想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商业的发展, 但是, 正是因为徽商对儒家思想的推崇, 使他们不可能从封建社会关系中独立出来, 无法从商业资本转化为工业资本。儒家文化作为维护封建统治的工具, 对于维护封建阶层的稳定性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也不可避免的阻碍了资本主义萌芽在中国社会中的发展。

  二、儒家思想与徽商文化交互影响的社会效用

  徽商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 取得了巨大的商业上的成功, 加剧了商帮对儒家传统价值观的认同, 这种价值认同也影响了封建社会传统的价值观引发了社会价值观的思考和争论。

  (一) 徽商对儒家文化的认同和弘扬

  “当一种历史因素一旦被其他的、归根到底是经济的原因造成的时候, 它也影响周围的环境, 甚至能够对产生它的原因发生反作用”[1]。徽州地区是着名的儒学之乡, 程朱故里, 许多人在从商之前就有儒学学习的经历, 这对徽商日后发展影响很大。

  徽人“张贾”求利后“张儒”求名, 其中延师课子是其重要形式。期待子弟登高第、登仕籍, 光宗耀祖。徽商既厚利又厚名。期望通过子孙仕进之路而“名高不朽”。因此, 徽商的后代名儒很多, 汉学的晥派领袖戴震便出身商贾之家。咸丰年间着名的经济学家王茂荫也是徽商子弟。徽商商业经营上的成功, 使他们愿意加强对后代的儒家文化教育, 在原籍设书院便是主要的模式。歙县紫阳书院为明朝正德年间的官办书院, 清朝乾隆五十年 (1709年) , 盐商出身的徽商曹文植在原址复建, 在乾嘉年间, 据《徽州府志》的记载, 两淮盐商共计捐银7万余两。徽商除了在原籍设书院、修考棚, 即使在客籍之地也热衷“张儒”。两淮的盐商客居扬州的较多, 其中, 世居扬州的徽商汪应庚出资五万余两助修扬州府学 (江甘学宫) 。徽商热衷教育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以至于徽商人才济济, 产生了诸多的文化学派, 诸如“新安学派”“新安画派”“新安诗派”等。在清朝顺治至光绪年间, 安徽共产生了9名状元, 其中4人出自徽州府。

  徽商兴起于封建社会后期, 社会生产不断发展, 社会分工日益细化, 社会矛盾也日渐复杂“每日都有许多单方面的商品形态变化同时进行”[2]。徽商正是因为掌握了一定的文化知识, 在经商的过程中, 才能对市场和商机进行准确的判断和把握, 才能不断的积累财富。清代徽商章策, 少时随父“习举子业”, 在父亲去世后从商, 在从商的过程中, 因年少的知识积累, 可以阅读儒家经典, 并能做到“取其益于身心以自励, 故其识量有大过人者”[3]。与徽商兴起时期差不多的晋商商帮, 在清朝嘉庆年间便日渐衰落, 很多学者认为对儒家文化的态度便是重要的原因。

  (二) 徽商文化引发的关于“农”和“商”关系的争论

  中国封建社会统治的根基是农业文明, “重农抑商”一直是封建政权的一项基本政治经济政策。封建社会一直把“农”和“商”进行对立, 究其原因一是担心商业的繁盛会使国民放弃农业的耕种, 引发农业的衰落, 动摇封建统治的经济根基;另一原因便是上面提到的商业经营的理念会带来民心的不稳, 带来社会秩序的混乱, 动摇封建统治的政治文化根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农业人口的不断增多, 土地兼并现象日益严重, 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矛盾逐渐凸现出来, 尤其是在山地多、耕地少, 人文文化比较发达的徽州地区。从汉末到南北朝, 从五代到宋朝, 中国的经济中心不断南迁, 社会生活的内容不断丰富, 商业也随之繁盛起来, 到明清时期达到鼎盛, 徽商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发展起来。一些出身商贾之家的儒学名胜, 开始站在商人的角度思考社会问题, 重新考量“农”和“商”的关系。

  明朝嘉靖年间出身富商的经济学者汪道坤提出了商农“交相重”的思想。他认为, 重农抑商的政策, 致使政府对农业征税较少, 对商业征税过重, 不利于社会的发展, 应该对商与农一视同仁, “商”和“农”不存在谁轻谁重的分别。他把他的相关经济理论都记载在《太涵集》中, 并进一步论证了商人对国家和社会的贡献。商业的繁盛, 给国库带来了丰厚的收入, 可以固国防, 稳内政。在封建社会的商业体系中, 徽商的盐商贸易是主要的支柱产业。因此, 汪道坤倡议政府, 不应该“重农抑商”, 征收太过繁重的商业税负。这种思想, 在明朝中期是领先于时代的。直到一百多年以后, 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黄宗羲进一步提出“工商皆本”的思想。

  清朝康乾盛世之后,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 商业经济更加的繁盛, 货币尤其是纸币在商品交换中的媒介作用更加鲜明。咸丰年间, 徽商世家出身的经济学家王茂荫, 被马克思称为“中国财政大员”, 作为当时朝中大员户部侍郎, 便是从商业的角度, 对朝廷提出发行钞币辅助商业流通的建议。他提出, 政府应该保证发行的钞币可以兑换金属币, 因此发行量不能太大。当时, 咸丰政府正面临太平天国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内忧外患之中, 财政面临崩溃, 政府欲发行大面额且不能兑换白银的纸币来解决财政危机, 这一做法, 遭到了王茂荫的反对, 虽然受到当时帝王和主流思想的斥责, 王茂荫的主张是站在商人的角度, 也是贾儒融合思想在经济领域里的表现。

  三、贾儒融合思想对徽商商帮发展的影响

  徽商这种“贾而好儒”的风尚, 在封建社会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商业的发展, 并使商业在发展的过程中焕发着儒家的人文特质, 便于社会对商业的接纳, 也使人们对商业的传统偏见有了一定的改观。然而, 儒家思想毕竟是封建社会的思想武器, 其根本目的也是维护封建的正统统治, 因此会把中国的商业经营活动固定在封建社会制度的体制内, 伴随着封建制度的衰落, 像徽商这样名噪一时的封建商帮, 不可避免的要走向没落。

  (一) “贾而好儒”的商业风尚是商业对封建政权和封建文化的依附和妥协

  封建社会中, 徽商和其他商帮一样, 要想获得长足的发展, 势必要得到封建政权的支持, 而徽商, 正是因为其“好儒”的特征, 更容易与封建势力相结合。徽商商帮, 起家时和其他商帮一样都是从长途贩运开始的, 但由于徽州与商品经济发达的江浙、淮扬相邻, 便涌现出一些商业大贾。到了明清两代, 一向由政府专营的食盐几经变迁, 在万历四十五年 (1617年) , 创造出对徽商发展影响极大的食盐销售制度———“纲法”, 研究者认为这是一种“在官府控制之下的民制、商收、商运、商销的食盐专卖制度”[4]。至此, 徽商便依托前期所获得的社会财富和“好儒”的人文资源, 走上了盐商和官府相结合的商业发展模式。在明清时期, 两淮的盐场产量丰富, 交通便利, 经济发达, 因而获利也最为丰厚。徽商在许多商帮中可以异军突起, 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徽商“贾而好儒”, 可以把儒学当做商人与官府的粘合剂。在康乾盛世时期, 两淮地区盐业繁盛, 地方官员需要聘请有文化且有商业管理经验的人担任助手, 于是徽商便十分受到官府的青睐。在康熙年间, 为便于盐业的管理, 政府设置“两淮总商”这一半官半商, 可以担任这一职务的一般具备两个条件, 一是家道殷实的商人、富商。二是具有一定的文化知识, 通晓事理。担任这一职务便有歙籍徽商江春、鲍志道和婺源籍徽商施德栾等。这也是徽商依托儒家文化与封建势力相结合, 从而获得更大发展的实例。

  (二) “贾而好儒”的商业风尚限制了商业自身的发展, 限制了资本的流通

  徽商通过“张儒”获得了和封建特权阶级直接沟通的机会, 上面提到的两淮总商江春, 精于儒学, 任职40余年, 兴办南学馆, 结交名士。最后竟然通过金钱和学识结交了当时天子乾隆。达到了封建社会人气的顶峰。与官府的交接方便了财富的积累, 官商一体的经营模式也对徽商的价值观形成了重要的影响, 他们用儒学为自己寻求政治上的靠山, 凭借已有的经营特权获得巨额利润因此, 在中国的封建社会, 商业经济势必成为封建经济的附庸, 很难独立出来。一方面, 徽商利用优势资源获得高额利润, 为了稳定利润源必然和封建阶层集成稳定的联盟, 不会把已有的商业资本转化为工业资本, 这就局限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 使徽商本身具有的封建特征更加鲜明和牢固;另一方面, 徽商的生活经营模式会影响后代的教育和发展。徽商好儒, 不仅体现在商业经营上, 在对后人的教育上也是如此。徽商设书馆, 办书院, 加大对后代的教育投资, 是很多徽商的后人走上了入仕的道路, 中国至隋唐以来的科举制度也为这一状况提供了可能, 这种现象让中国封建社会很难产生新兴的社会阶层, 反倒产生了极富中国社会特征的“红顶商人”。这与欧洲中世纪的社会状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正是因为社会阶层的固化, 市民等级中才会由商人和高利贷者分化出新型的工业资本家, 正像马克思描述的那样:“从这个市民等级中发展出最初的资产阶级分子”[5]。

  (三) “贾而好儒”的商业风尚限制了徽商商帮自身的发展

  徽州地区被称为“邹鲁之地”“朱子阙里”。宋明之后, 封建宗法思想对徽州地区影响深远, 徽商对“儒学”的推崇也是他们的商业经营和封建宗族力量连接得更为紧密。徽商好儒, 因而与极重视宗族的地方封建宗族势力情投意合。徽商和晋商不同, 起家后一般在经商地居住生活, 但是, 徽商非常重视祖籍地的宗族文化建设。一方面徽商愿意在发达后将一部分利润用来发展籍贯地的宗族事业, 不惜重金修筑宗族的祠堂, 制定族规, 修订宗谱等, 为维护封建的宗族制度提供优厚的物质基础。徽商资本的出路, 除了正常的商业用途外, 多了一条维护封建宗族制度的用途, 这会影响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在中国社会的正常发展;另一方面, 在经商地对商号进行管理时, 管理的方式也具有封建宗族特征。建立在宗族血缘关系上的徽商帮, 商号治理的核心思想就是儒家的宗族文化。徽商外出经商站稳脚跟之后, 宗族中的乡党一般也会随之前来。徽商汪福光“贾盐江淮间, 艘至千只, 率弟子贸易往来, 如履平地”[6]。徽商经营时宗族观念非常浓厚, 一般商号的负责人同时又会是宗族的组长或是要员, 商号里面的伙计, 不仅是商业资本的劳工, 也是封建家庭的家奴, 商号在管理时具有浓厚的家长式管理的特点, 赏罚没有明确的企业制度, 主要靠内心的儒家道统、文化信仰、族规家法等非正式约束, 因此宗族模式不仅是徽商商号的经营模式, 也是徽商商号的管理模式。这种模式在封建社会中可以使徽商的经营理念更好地和封建宗法制度相融合, 利于统治阶层对商业经营的认可。但是, 这种经营模式强化了徽商商帮的封建特征, 随着封建社会生产关系的没落, 它不能为新兴生产关系的出现提供有效的土壤, 反而形成了强大的阻力, 这也是我国封建社会中资本主义生关系萌芽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

  四、结语

  儒家文化作为封建社会的主流思想, 其存在的最大价值便是维护封建社会的的统治根基即封建社会的农业经济模式。徽商作为商业繁盛的产物, 在其崛起的过程中, 对儒家思想文化的吸收, 使其更好地适应封建社会的社会要求因而可以壮大, 随着封建生产关系的没落, 对儒家文化的坚守不可避免地使徽商商帮走向末路。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4卷) [M].人民出版社, 1995:502.
  [2]资本论 (第一卷) [M].人民出版社, 2004:97.
  [3]王茂荫.王侍郎奏议 (卷6) 再议钞法折[M].黄山书社, 2010.
  [4]黄国信.区与界:清代湘粤赣界临地区食盐专卖研究[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6:37.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 [M].人民出版社, 1995:252.
  [6]王廷元, 王世华.徽商[M].安徽人民出版社, 2005: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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