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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疑主义对理性主义的质疑和解构

时间:2018-04-11 11:19作者:依依
本文导读:这是一篇关于怀疑主义对理性主义的质疑和解构的文章,哲学中的理性主义被认为是造成现代极权主义政治的主要因素之一, 哲学中的怀疑主义则自始就构成对理性主义的质疑和解构。
  

  摘要:哲学中的理性主义被认为是造成现代极权主义政治的主要因素之一, 哲学中的怀疑主义则自始就构成对理性主义的质疑和解构。与理性主义哲学的政治构想所呈现出的过于乐观、自信的情绪和志向不同, 怀疑主义哲学则用一种相对悲观、谨慎的眼光打量人及其生活世界, 洞察到人自身的幽暗本性、理性有限的缺陷以及生存多元的事实等, 促使人类对自身及其生活的可能和局限具有更加清醒、真确的认识和理解。怀疑主义哲学因而包含了深刻的政治意蕴:对于任何试图依凭政治的方式创设所谓“完美至善”的人类生活世界的志向应抱有足够的警惕和审慎;在政治领域, 人类适度而节制地表现自己作为人的能力实为一种明智之举。

  关键词:怀疑主义哲学; 审慎; 节制; 宽容; 政治意蕴; 理性主义;

  在现代政治实践中, 以建立世俗天堂为道德理想和宏伟志向的极权主义往往试图借助国家权力对人类进行从经济到思想、从日常生活到终极信仰的全方位规划和控制, 结果却是造成强力的政治奴役和残酷的政治暴虐。何以会出现这种主观愿望与客观结果相悖的现象?暂且抛开其他种种不论, 至少现代政治中所隐含的理性主义哲学的气质和追求被认为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之一。正是在理性主义指导下构想的完美政治信念及其主导下的政治活动, 促使人类用政治取代宗教、用现世取代天国、用当下取代来生。人类乐观地相信, 自己的救赎不再需要上帝的恩典并依靠天国、期待来生加以实现, 而是通过自身的政治活动在此生、俗世、当下即可完成, 政治遂转变为现世的神话。

  与理性主义哲学对政治的过度影响不同, 在哲学的河流中, 始终或隐或显地流淌着一缕并不耀眼的怀疑主义的理念和精神, 质疑、批判、解构着理性主义哲学建构的政治上的宏伟计划和崇高目标, 促使人类对自身及其生活的可能具有更加清醒、真确的体认, 尽可能审慎地提出政治目标、节制地行使政治权力、宽容地对待政治言论, 从而有效地降低政治活动带来的风险、灾难和悲剧。

  一、怀疑主义哲学概说

  诚如亚里士多德所言, 哲学源于人类的好奇本性。面对宽广博大、变幻多端的世界万象, 人总是在追问世界的本原、根据是什么。这里预设着两个前提:第一, 人类是有理性认识能力的;第二, 世界是可以被认识的。自哲学产生以来, 理性就被认为是哲学的基本内核, 成为人类认识、把握和改造世界的独有能力———有理性的动物昭示着人与世间其他万物的区别。人类凭借理性追问世界本原或根据的路径大致有两种:其一是自然哲学, 其二是形而上学。自然哲学或者从时间上寻找世界起源的最初开端, 或者从空间上剖析世界构成的基本要素。形而上学则采用一种抽象的方式来追问事物的形式、理念、逻各斯, 探寻一事物之所以为该事物的内在根据。自然哲学认为世界万物存有某种永恒不变的最初始基, 形而上学则宣称某种超验的绝对理念才是世界的固有本质, 两者的共同特征是相信世界具备某种确定性并致力于对这种确定性的追求。然而, 无论自然哲学还是形而上学, 对世界的认识在理性的主导下最后都走向了各种形式的独断论、一元论和实在论。

  自然哲学和形而上学的理性主义思维理路与所得结论无疑会影响到对人类事务的认识和实践。故而, 当苏格拉底将“哲学从天上召唤下来, 并且迫使它对人生和礼俗以及善恶之物进行研究”, 助推政治哲学从自然哲学和形而上学的母体中孕育后, 政治哲学即沿着自然哲学和形而上学的理性主义路径致力于“探寻变化中的恒定和多样性中的统一性”[1]58。从此, 对人类政治事务进行理性建构和实践指导成为政治.哲学当仁不让的追求和任务。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则将这种实在论哲学完备化、系统化, 并构成延续至黑格尔的西方哲学的主流传统。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的兴起, 人类对自身的理性能力呈现出明显的自负倾向, 不仅试图凭借理性实现对自然世界的控制, 甚至开始谋划依靠理性对社会现实生活进行彻底的重构, 企图建立一个完美至善的俗世天堂。理性主义哲学对政治的构想从最初的孕育、萌芽、成长, 最终遇到适宜的土壤而付诸实践, 酿成了极权主义的政治恶果。

  实际上, 如同理性主义肇始于古典希腊时代, 对人类理性的能力以及世界的本原持一种怀疑的态度和精神也恰恰发端于此。从此, 怀疑主义哲学像幽灵一样如影随形地萦绕在理性主义哲学的周围, 审视、警惕甚至解构着各种形式的独断论, 成为理性主义摆脱不掉的梦魇。从词源上来看, “怀疑”是从拉丁语“探思”一词派生而来的。“探思”含有“探索”和“反思”的意思。“怀疑者”的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含义为“深思”的“质疑者”一词。因而, 怀疑主义指的是一种具有深刻反思特征的探索精神[2]1。因此, 怀疑主义不仅指因人类理性的自负和鲁莽而对理性的怀疑———这是狭义的怀疑主义, 而且可以将怀疑主义作为一种方法论来审视世间的各种对象和定论———此为广义的怀疑主义。最早的怀疑主义者是以普罗泰戈拉、高尔吉亚等为代表的智者 (Sophists) 。在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持续攻击下, 智者被称为“靠一种似是而非的智慧赚钱的人”, 被冠以“诡辩家”的恶名。而“‘智者’这个字原来并没有坏意思……而且他们之中确乎有很多人是真正从事于哲学的。 柏拉图对他们极尽诋毁谩骂的能事, 但是我们不能用柏拉图的论战来判断他们”[3]107-109。以智者为源头的怀疑主义理应得到严肃的思考和公正的对待。是智者而不是苏格拉底真正实现了研究对象从自然万物到人类事务的转向。智者是生活于雅典的异邦人, 他们必定熟知各种不同甚至相反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伦理道德和政治制度等。这些实际经验显然被智者用来反对自然哲学和形而上学的独断论。当普罗泰戈拉说“人是万物的尺度, 存在时万物存在, 不存在时万物不存在”时, 他不仅颠覆了自然宗教和神话传说关于神、人、物之间。关系的定见, 确立了人在宇宙中的主体性地位;而且把对事物 (无论自然的还是人类的) 的判准建基在个人的常识、经验和思考之上, 开启了对世界万物的多样化理解, 解构了自然哲学和形而上学孜孜以求的唯一本原或理念的独断论。

  至希腊化和罗马帝国时期, 占支配地位的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独断论, 倾向于把知识和真理绝对化、实在化。接续智者的思想传统, 怀疑主义哲学采用相对系统化的形式继续着自己的使命和任务。其中, 希腊化时期的皮浪继承了普罗泰戈拉关于“一切理论都有其相反的说法”的观点, 反对对任何事物轻率地做出判断, 而是保持一种悬置判断的立场和姿态, 以避免独断结果的产生。罗马帝国时期, 爱那西德穆、阿格里帕等对早期怀疑主义的观点进行系统化的梳理, 提出了怀疑主义的十个老论式和五个新论式, 分别论证感性知识和理性知识之不可靠, 以此抨击独断论的自然观、真理观、因果观和道德观, 揭露独断论者的自大和轻率①。

  中世纪, 在天国与俗世、信仰与理性纷争的过程中, 前者占据了绝对的支配性地位, 神学世界观成为解释和审视人的来源、地位和生活的基础和根据。从神学世界观的角度来看, 人虽为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的具有自由意志之物, 但人却滥用自由违背上帝的教导, 因而带有自身无法祛除的原罪, 人的肉体本身就是罪恶的本源和载体。在俗世, 人只是上帝的仆从, 本身并不具有独立自存的价值。对人来说, 世俗世界只是一个涤罪所, 一个等待救赎的领域;人所能做的, 就是通过谦卑地祈祷、虔诚地忏悔和积极地行善, 以求幸运地得到上帝的宽恕和赦免, 使自己的灵魂进入天国, 获得永生。在理性与信仰的关系中, 信仰总是尽力贬抑、限制、超越甚或否定理性, 而信仰的对象却是超越理性之上的, 人无法认识上帝的奥秘、洞察世界的真相。质言之, 人并无能力掌控自身的命运, 无法通过自身的努力完善自身, 而是要受制于上帝的安排和摆布, 依赖和等待上帝的恩典、启示和救赎。因此, 整个中世纪弥漫着人对自身的本性、能力和价值等的强烈怀疑甚至否定的立场和气氛。

  近代以降, 随着神学世界观和宗教权威的衰微, 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对中世纪信念的持续解构和颠覆, 以及现代科学技术的兴盛和影响, 人逐渐摆脱神的控制, 开始用自身所特有的理性打量自身生活的世界, 理性的力量也不断地得到推崇、凸显, 直至获得最高的权威, 取代了上帝的地位, 试图审查、裁量乃至重构世间的一切。随后, 这种以科学理性为主要特征和内容的理性主义渗透、推广到政治领域, 并对政治产生日益重大的影响, “原来以神圣天意为基础的世界秩序和道德秩序, 不得不让位于以人的‘理性’为基础的关于自然和社会的知识”[4]54, 最终导致现代政治神话的诞生和理性主义政治的困顿。尽管如此, 怀疑主义从来没有真正消失过, 不仅努力消解着理性的过度膨胀, 而且敢于正视人及其生活的世界的固有缺陷, 从而承担和发挥着自身的功能和职责。

  在文艺复兴时期, 当人文主义者对人的尊严和价值、情感和理性、能动性和创造性, 对人的现实生活进行积极肯定和热情颂扬时, 马基雅维利却洞察到人性的阴暗层面:“人性是恶劣的”[5]80。这种人性观深刻地影响了后世的政治哲学理路———在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鸠等人的着作中得到了主要的理论表达, 并一直延续至今。当肇始于培根、笛卡尔的近代理性主义开始影响政治并付诸实践、重建社会秩序时, 蒙田、休谟则怀疑人类的心智是否有认识并再造人本身及其社会状况的能力, 这种认识论的怀疑主义主导着密尔、波普尔、哈耶克、欧克肖特等人的政治着述。

  在某种意义上, 当今是一个一切确定性均遭到质疑的无根基的时代。哲学发展到今天, 现象学、存在主义的产生和勃兴, 即是对所谓的理性主义的本质主义、独断论的一种怀疑和反动。现代哲学似乎更愿意相信, 真实的世界就是那个呈现出来的丰富多彩而又光怪陆离的现象世界, 而所谓的本质、规律、终极目的等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某些哲学家主观虚构的产物和结果。显然, 怀疑主义与现象学甚或现代哲学之间存在某种确然的勾连。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 怀疑主义更接近于哲学的本义, 即爱智慧, 但从不轻率地声称获得智慧, 更不会鲁莽自负地断言自己拥有智慧、垄断智慧。作为爱智慧的哲学, 正是用一种质疑或批判的态度来思考人及其生活的世界, 对习以为常的观念、知识、准则等及其赖以建立的前提和基础进行持续的追问和反思, 寻求它们的“阿喀琉斯之踵”, 不放过任何一个疑点或模糊之处, 拒绝不加批判地盲目信从, 以达到澄清概念、理顺逻辑、坐实结论的目的。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 哲学的功能和责任在于质疑各种学说、理论、主义等赖以建立的、看似自明的逻辑前提和基础, 全部哲学的生命恰恰表现为怀疑主义的运动和实践。事实上, 怀疑主义中蕴含着真正的理性精神。怀疑之所以可能, 正是来源于理性, 但却绝不过度夸大、无限抬高理性而走向理性主义的极端:理性的确可以帮助我们在一定程度、条件和范围内认识世界及其构成的某些方面, 但却无法穷尽一切;即便可以得到一些认识, 亦不能完全做到按照理性的设想去改变事物的本性, 强迫其朝着特定的目的、遵循特定的路径、依照特定的形式形塑一个完全理想化的全新的事物。

  需要指出的是, 怀疑主义哲学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思想运动, 其表现形式和思想内容复杂多样, 并不像理性主义哲学那样具有周详而系统的理论构架。除少数哲学家以系统论述怀疑主义哲学为己任外, 怀疑主义更多地隐含在诸多哲学思潮内部, 无论是保守主义、自由主义, 还是马克思主义、生态主义等都可以发现怀疑主义的踪迹。质言之, 怀疑主义以一种阴柔纤巧的形式隐含、渗透、贯穿在全部哲学史之中。

  二、怀疑主义哲学的政治观察

  从政治的意蕴审视, 作为一种哲学方法论, 怀疑主义对理性主义之政治构想的质疑和解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 人性幽暗。理性主义的政治构想对人性抱持一种乐观主义和向善主义的态度, 相信人类的道德会不断提升、人性将得到持续完善, 或者相信至少人类中最优秀的部分将会大公无私, 致力于引导、改造其余部分。然而, 怀疑主义却对人性以及人性的完善持一种悲观、阴郁的观感, 对人性的完善持一种怀疑的态度。在马基雅维利看来:“关于人类, 一般地可以这样说:他们是忘恩负义、容易变心的, 是伪装者、冒牌货, 是逃避危难, 追逐利益的。”[5]80霍布斯认为人的本性趋利避害, 自私自利, 欲望无穷, 得陇望蜀, 死而后已[6]72-94。洛克虽不像霍布斯那样把人性描述得如此之恶, 但认为人性中毕竟存在着一些固有的弱点, 如自私、心地不良、感情用事、报复心理等[7]10。即便是被认为是理性主义政治始作俑者的柏拉图和集大成者的马克思亦深知人性自私乃是万恶之源, 任何人都在所难免[8]71-72。最初基督教以看似武断的方式为人打上的原罪烙印, 不幸为近代生物科学的发展所证实。达尔文基于科学考察而提出的生物进化论将人置于自然界的系统链条之中, 源自“自然”的基本属性在社会生活中可能得到某种程度的约束、修正, 但期望彻底消除或根本改变则显得过于乐观。恩格斯不无忧虑地提出警告:“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 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于摆脱得多些或少些, 在于兽性或人性的程度上的差异。”[9]478怀疑主义始终对人性持有这样一种“幽暗意识”, 认为这种意识是“发自对人性中与宇宙中与始俱来的种种黑暗势力的正视和醒悟:因为这些黑暗势力根深蒂固, 这个世界才有缺陷, 才不能圆满, 而人的生命才有种种的丑恶, 种种的遗憾”[10]23。

  从怀疑主义的视角来审视, 人性的局限既是人们进入政治社会的最初肇因, 也是公共权力产生异化的根本原因。社会不论其性质如何、发展至何种程度, 都是人的社会, 人性的内在缺陷从来都不会得到根除和消失。公共权力的本来目的是为人们谋取福利, 但人性中固有的缺陷和权力的支配特性, 致使掌握公共权力者有滥用公共权力的可能性。“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 这是一条万古不易的经验。”[11]154密尔对人性恶以及由此带来的权力异化保持清醒的警惕和审慎的态度, 他断言统治者的权力“被看作是必要的, 但也是高度危险的;被看作是一种武器, 统治者会试图用以对付其臣民, 正不亚于用以对付外来的敌人”[12]2。马克思看到, 政府机构一旦产生, 便有可能脱离人的控制, 产生“同个人相对立而存在的异己性和独立性”[13]112。因此, 依靠现世的政府建立一个世俗天堂, 不仅没有可能, 而且包含着巨大的危险。人性的固有弱点依然存在于从事治理活动的政府及其公职人员身上, 无法排除政府利用掌握的公共权力谋取私利、伤害人民的可能性。“作为政府的基础, 爱的力量从来是不可靠的。”[14]29

  第二, 理性有限。“理性无疑是人类最宝贵的财富”[15]105, 正因为理性, 人才能逐渐摆脱对自然、神话、宗教等外部权威的盲目恐惧、崇信和依赖, 从而破虚祛魅, 真切地认识自身生活的世界, 明智审慎地生活, 成为自己生活和命运的真正主人。对于理性的这一功能本无可厚非。不过, 理性主义的政治构想却过度相信甚至崇拜理性的力量, 认为人类凭借理性可以把握纷繁复杂、变动不居的现实世界的本原和运演规律, 进而设计出社会生活的至善至美的图景, 并通过政治活动和政治权力实现对社会生活的规划、控制乃至重构, 建立一个俗世天堂。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 “哲学王”因掌握有关城邦的真理性知识而垄断了政治权力, 并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和设计对城邦加以控制和改造, 《理想国》也因此成为理性主义政治的最初谋划。后世的理性主义政治构想皆依此为仿效的典范, “哲学王”的形象也始终以其他的种种面相持续显现。然而, 怀疑主义却认为, 人虽有理性, 但理性是有限的, 无法穷尽自然、社会和精神领域的所有奥秘。

  在怀疑主义看来, 受制于其产生的基础、对象、主体、结果及其外部载体等因素, 人的理性有其限度和边界。从理性的基础来看, 作为人的特有禀赋的理性并不是先验地完成的, 而是既定社会历史环境的产物。“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去认识, 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 我们就认识到什么程度。”[3]933“所谓世界, 就每个个人说来, 是指世界中他所接触到的一部分。”[12]21有限的视野、经验和认知条件只能产生有限的理性。从理性的对象来看, 人类社会不是由某种神秘的力量事先设计并遵循特定规律整齐运转的“机械体”, 而是一个由无数个人的情感、需求、行为等组成的变动不居的“有机体”, 其中涵括无限多的因素, 相互关系极其复杂多样。各种因素之间相互作用, 彼此竞争、冲突、融合、转化, 造成整个社会不仅呈现出无限多的方向、层次和目的, 而且始终处于生成流变的状态和过程, 其间充满种种或然性。而任何理性的观察、认识和描述都是个人偏好选择的结果, 因而无法把握作为整体的社会[16]23。从理性的结果和主体来看, 由于社会分工的存在, 不同的人只能凭借理性从不同的视角运用不同的方法认识复杂世界的某个领域和向度, 结果是以专业化的形态存在的各类知识之间难以融会贯通。而且“知识只作为个人的知识而存在。‘作为整体的社会知识’的说法, 充其量只能算是一种比喻”[15]47。知识仅以分散、局部有时甚至相互矛盾的见解的形式存在于难以计数的个人身上, 无法综合出一套可以指导社会的普遍知识。从理性的外部载体———语词来看, 不仅理性认识的结果和所选择的用以表达理性认识结果的语词之间有可能产生背离, 而且语词本身受制于使用的环境、主体的偏好、受众的理解等而充满了歧义、模糊, 所谓“科学的”语词难以形成。

  第三, 生存多元。理性主义的政治构想抱持“这样一种信念, 即无论是对个人还是对国家来说, 客观上都可能存在着一种善的生活或一种美好的生活”[1]68, 通过智性的探究可以发现这一人间正道, 并借助于政治的手段加以实现。怀疑主义却看到, 人类的生活方式在本体上是多元多样、充满差异的, 现实的生活世界是一副缤纷多姿的生动画卷, 不存在不可替代的独一无二的优良生活方式。

  从宏观的角度审视, 文明伊始, 不同的人类社会群体在几乎彼此隔绝的状态下, 根据自身所处的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以及由此带来的生存问题, 从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普遍冲突中建构适合自己生存环境的特殊生活方式, 形成区别于其他群体的自我意识、实践形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审美艺术和道德观念等, 以此维系、促进自身的生存、发展。文明最初是以不同的形态在不同的区域彼此孤立地自发形成的, 存在着起源于不同的生存环境和文明传统的人类生活的不同方式。从微观的角度审视, 由于个人的天赋、才能、潜力、个性特征、所处的具体社会历史文化环境等存在差异, 在人生旨趣、爱好、审美等方面必然表现为丰富多样和变化无穷, 没有任何一种完备性的人生、道德、宗教哲学可以涵括如此的多样性而得到一致的认同。“同一种生活方式, 对于这个人是一个健康的刺激, 足以使其行动和享受的一切官能得到最适当的应用, 对于另一个人则成为徒乱人意的负担, 足以停歇或捣碎一切内心生活。人类中在快乐的来源上, 在痛苦的感受性上, 以及在不同物质的和道德的动作对于他们的作用上有如此多般的不同, 所以人类除非在其生活方式方面也相应地有如此多般的歧异, 他们就既不能获得其公平的一份愉快, 也不能在精神方面、道德方面和审美方面成长到他们本性能够达到的体量。”[12]80因此, 每个人都有权利根据自己对人生的独特理解来确立自己的人生追求, 规划自己的人生道路, 进而创造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 理解自己生命的独特意义。因而, 整个人类生活世界也必然呈现为多元共生的丰富图景和多维画卷。

  人类生活方式的多样性还根源于人类追求的价值的多元性和不可通约性。人类需要的多样性意味着存在极其多样的活动方向、目的和追求, 它们之间并不是协调一致的, 而是存在竞争、冲突和矛盾。人类在社会生活中追求的各种价值, 如自由与平等、公平与效率、公共利益与个人权利等由于内容和目的不同, 既无法进行比较, 亦不可彼此替代。因此, 在诸善之间内含着无法消解的内在紧张和不可通约性。“既然有些价值可能本质上是相互冲突的, 那么, 原则上可以发现所有价值都能和谐相处的模式这样一种观念, 便是建立在关于世界本质的一种错误的、先验的观念之上。”[17]49一种包含相互冲突、不可通约的诸价值的最佳生活方式无疑是一个乌托邦。面对不可通约的价值观念之间的冲突, 我们的经历与环境、需要与目标会为我们做出不同的选择提供充分的理由, 那些看似不相容的选择都可以是正确的。“普遍价值观之间的冲突可以以不相容的方式得到解决, 这就是人们属于不同的生活方式的一个原因。”[18]10而且, 这些不同的生活方式之间相互作用、相互渗透, 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目的和需要相对自由地选择, 在不同的生活情境中发展出不同的能力与素质, 推崇和追求不同的价值观念。因此, “一般的经验和历史的证据表明, 人类以彼此迥然不同的生活方式茁壮成长。没有一种生活方式有理由宣称体现了人类独有的成长之途”[18]2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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