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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主义论文(精选6篇)

时间:2018-03-12 11:00作者:羽沫
本文导读:这是一篇关于恐怖主义论文(精选6篇)的文章,恐怖主义论文一: 题目:恐怖融资与反恐怖融资研究综述 2016年12月19日, 俄罗斯驻土耳其大使安德烈卡尔洛夫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活动时遭恐怖袭击身亡;同日, 在瑞士苏黎世、德国柏林也发生了恐怖袭击。近年来, 恐

  范文一
  

  题目:恐怖融资与反恐怖融资研究综述

  
  2016年12月19日, 俄罗斯驻土耳其大使安德烈·卡尔洛夫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活动时遭恐怖袭击身亡;同日, 在瑞士苏黎世、德国柏林也发生了恐怖袭击。近年来, 恐怖主义在全球范围蔓延, 不少国家和地区都面临着严峻的恐怖威胁。根据全球恐怖主义数据库 (Global Terrorism Database) 的统计, 从1970年到2015年全球各地发生的恐袭事件高达156772起。恐袭不分种族、宗教和国别, 从西班牙马德里和俄罗斯莫斯科的铁路爆炸事件, 到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和摩洛哥卡萨布兰卡商业中心的暴恐袭击, 再到2017年德国、瑞士、法国遭遇的多次恐怖袭击可见, 世界各地无辜的人们都可能成为恐袭的对象和目标。
  
  为应对日益猖獗的恐怖主义, “9·11事件”以来, 国际社会加大了反恐力度, 从军事、情报、执法、金融和外交五条战线发动了一场全球反恐战争, 国际反恐斗争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但是, 恐袭事件仍在世界多处持续发生, 其中一个关键问题就是恐怖融资活动未能受到有效遏制和打击, 恐怖组织仍能源源不断地获取充足的资金及其转移渠道。金钱是恐怖主义的驱动力, 这一判断也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政治、文化的冲突其根源在于经济、物质的争斗。根据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 社会内部各集团的利益并不一致, 甚至是相互冲突的, 国家必然成为某个阶级的统治工具并协调各个集团的利益, 从而避免社会解体。因此, 国家有责任和义务通过反恐怖融资, 截断恐怖资金的筹集和转移渠道, 使恐怖主义这一社会内部矛盾的产物失去其存在的经济基础, 以限制恐怖组织的发展规模和破坏力, 进而协调社会内部利益, 维护人民和国家的安全。相对于外交、军事、情报反恐而言, 阻止和摧毁恐怖融资网络是打击恐怖主义的基础, 也是维护全球安全的一项有力和根本性举措。本文试图从恐怖融资和反恐怖融资的定义、恐怖融资的基本情况和特征、反恐怖融资与反洗钱的关系, 以及反恐怖融资的机制措施等方面, 对国内外恐怖融资和反恐怖融资的研究现状进行梳理和简要评述, 并提出进一步研究的思路和方向, 旨在对国内未来相关研究提供些许参考, 并为国内有关执法部门打击恐怖融资提供一些理论支撑。
  
  一、恐怖融资和反恐怖融资的定义
  
  目前, 由于各国和国际组织对恐怖主义及恐怖活动的理解存在或多或少的差异, 因此, 在对恐怖融资的表述上也略有不同。但是, 国际社会对恐怖融资的本质, 即向恐怖主义、恐怖活动、恐怖分子提供资助等方面已基本达成共识, 对反恐怖融资也达成了一系列公约及决议, 为打击恐怖融资提供了依据和指导。
  
  (一) 恐怖融资的定义。
  
  恐怖融资, 通常也被称为对恐怖主义提供资助。联合国1999年通过的《制止向恐怖主义提供资助的国际公约》将恐怖融资定义为:任何人以任何手段, 直接或间接、非法和故意地提供或募集资金, 其意图是将全部或部分资金用于恐怖主义活动, 或者明知全部或部分资金将用于恐怖主义活动。同时, 当有关资金还没有被实际用于实施恐怖活动时, 并不影响其资助恐怖活动事实的成立和犯罪性。而试图资助恐怖活动、以共犯资助或试图资助恐怖活动、组织或指使他人资助恐怖活动、组织团体资助恐怖活动的, 均属于恐怖融资。2001年联合国安理会第1373号决议将“资助恐怖主义行为”定义为:“以任何手段直接、间接和故意提供或筹集资金、意图将这些资金用于恐怖主义行为或知晓资金将用于此种行为。”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 (Financial Action Task Force on Money Laundering, FATF) 认为, 恐怖融资指为恐怖行为融资以及恐怖分子或恐怖组织进行的融资行为, 主要有两个渠道:一是国家和政府给予的财政支持;二是通过各种创收形式进行融资。中国《金融机构报告涉嫌恐怖融资的可疑交易管理办法》 (中国人民银行令[2007]第1号) 规定, 恐怖融资是指下列行为:恐怖组织、恐怖分子募集、占有、使用资金或者其他形式的财产;以资金或者其他形式的财产协助恐怖组织、恐怖分子以及恐怖主义、恐怖活动犯罪;为恐怖主义和实施恐怖活动犯罪占有、使用以及募集资金或者其他形式的财产;为恐怖组织、恐怖分子占有、使用以及募集资金或者其他形式的财产。
  
  (二) 反恐怖融资定义及国际社会的相关决议。
  
  为了打击恐怖融资, 以联合国和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为代表的国际组织通过了一系列公约和决议, 旨在采取各种手段对恐怖融资的来源、渠道以及组织予以预防、发现和打击。联合国1999年通过了《制止向恐怖主义提供资助的国际公约》, 并通过决议督促各成员国共同打击恐怖融资。“9·11事件”后, 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决定将工作目标由反洗钱扩大到预防和打击资助恐怖活动上, 并先后发布了《反洗钱40项建议》、《反恐怖融资8项特别建议》、《反恐怖融资9项特别建议》、《对资金转移机构防范恐怖融资建议》等一系列纲领性文件, 为全球反恐怖融资提出了基本思路和原则要求, 并制定了相关的操作指导。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还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埃格蒙特金融情报组织共同制定了《评估反洗钱和打击资助恐怖主义标准遵守情况的办法》, 以“40+9”建议 (即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发布的《反洗钱40项建议》及《反恐怖融资9项特别建议》) 为基础, 通过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成员国自评 (以回复标准问卷的形式对“40+9”建议的实施情况进行评估) 、成员国互评 (由一个来自法律、金融和执法领域的4-6名专家和来自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秘书处的2名人员组成的专门小组对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成员国进行为期1年的评估) 的方式, 对该工作组成员国履行“40+9”建议的情况进行全面评估, 并要求通过互评的成员国在互评结束两年后提交详细的后续报告, 以督促成员国不断加强和改进反洗钱及反恐怖融资工作。对评估不合格的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成员国, 则通过质询、公示、暂停成员资格等方法进行制裁。
  
  二、恐怖融资的基本情况
  
  国内外专家通过案例分析等方法, 阐明了恐怖融资的基本情况及其主要来源、渠道和危害。
  
  (一) 恐怖融资的基本情况。
  
  2002年、2009年,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方金英研究员和复旦大学硕士研究生徐方分别运用案例分析的方法, 重点剖析了“基地”组织的恐怖融资和资金运用特点, 以及恐怖组织网络化趋势对恐怖融资的影响。根据方金英研究员的分析, “基地”组织头目拉丹的恐怖资金网财力雄厚, 他除继承了数亿美元的遗产外, 还在巴基斯坦、沙特等国拥有数百个经营各种生意的合法公司, 并从慈善机构、宝石走私等活动中筹资。徐方认为, “9·11事件”后, “基地”组织在继续加快国际化步伐的同时, 开始形成网络化和本土化的发展模式, 恐怖融资方式呈现出分散化、自助化、小规模化、非“正规化”的新特点。2012年,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高级经济师、复旦大学中国反洗钱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童文俊在其所着《恐怖融资与反恐怖融资》一书中, 对传统恐怖融资活动及反恐怖融资的基本情况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和研究, 但并未提及全球化时代, 特别是金融全球化和金融创新对反恐怖融资带来的新挑战。
  
  (二) 恐怖融资的主要来源。
  
  在对恐怖融资主要来源问题的认识上, 学界持不同的观点和看法。例如, 西南政法大学的薛亮在其题为“金融反恐法律制度研究”的硕士毕业论文中指出, 在恐怖融资来源中, 恐怖组织的“合法”所得占其所有资金来源的85%以上, 可以说恐怖组织资金的绝大多数来源是“合法的”.然而, 台湾中正大学战略及国际事务研究所助理教授林泰和则持不同看法, 他在“国际恐怖主义的资金流动”一文中指出, 相较于来自于国家、民间或商业的资金, 有组织犯罪已成为恐怖活动的重要资金来源。复旦大学博士研究生徐晨也与林泰和持相同观点。2014年, 徐晨在其题为“防治恐怖主义的国际合作机制研究”的博士论文中强调, 恐怖组织以“合法收入”形式所获得的资金在当前全部恐怖融资中只占很小一部分, 但却是恐怖融资的传统和经常项目, 目标性较强, 比较容易被定位和区分。实际上, 对于“合法收入”与“非法收入”在恐怖融资中的所占比重大小的问题, 主要根据不同恐怖组织的具体情况和其所处地域的不同而各有差异, 难下定论。不过, 根据国际组织和各国对恐怖融资的界定, 无论其收入“合法”与否, 都是各国打击和制裁的目标。
  
  (三) 恐怖融资的渠道。
  
  2002年, 时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货币与金融制度部地区副主管的穆罕默德·库尔奇 (Mohammed El-Qorchi) 专门对恐怖融资的重要洗钱渠道--亚洲哈瓦拉汇款系统的背景和特点进行了研究, 并提出了加强监管的建议。哈瓦拉 (Hawala, 阿拉伯语中的基本含义为汇款) 是起源于南亚地区的一种古老的汇款方式, 以宗教或血缘关系为基础, 完全建立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通过分布在不同国家的哈瓦拉经纪人, 客户可以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之间进行汇款, 而无需通过银行系统。由于哈瓦拉具有收费低廉、手续简便快捷、无交易记录等特点, 成为越来越多的恐怖组织和恐怖分子用以转移资金的渠道。同时, 由于哈瓦拉不通过所在国现有正规金融系统转移资金, 对所在国的税收和金融体系构成了极大的危害。目前, 有关国家对哈瓦拉的态度不尽相同, 甚至截然相反。比如, 部分中东国家认为哈瓦拉是合法的汇款方式;印度等国则视哈瓦拉为非法, 对其实施严厉的打击措施;美国及澳大利亚等国则将哈瓦拉纳入严密的监管之中。由于不同国家对哈瓦拉所持立场和态度不一, 这对国际社会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工作带来巨大挑战。分析认为, 为减少和杜绝恐怖组织和恐怖分子利用哈瓦拉转移资金, 各国政府应在对哈瓦拉实行严格监管以避免其被用于非法资金转移活动的同时, 还应通过提高正规金融系统效率、降低金融服务收费、改善金融服务质量等途径, 提高正规金融服务系统的吸引力, 不断压缩哈瓦拉等非正规资金转移体系的生存空间。2003年, 时任美国国务院负责经济与工商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安东尼·韦恩 (E.Anthony Wayne) 认为, 恐怖分子大量使用非正规金融系统和非政府组织筹集和转移资金, 其中包括大银行、慈善机构和非正规汇款系统。2011年, 中国人民银行乌鲁木齐中心支行的靳锐在其题为“FATF恐怖融资类型研究及对我国反恐融资工作的建议”一文中, 介绍了恐怖融资的隐秘网络, 例如, 恐怖组织和恐怖分子利用毒品贩运、走私等隐秘渠道筹措资金, 通过金融系统、国际贸易系统以及替代性汇款服务等多种渠道和网络来转移资金, 以隐匿其资金来源和转移方向。2012年、2014年, 童文俊研究员和中国银联风险控制部的吴朝平先后对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背景下的恐怖融资进行了研究。他们认为,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 恐怖组织和恐怖分子利用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交易渠道多元化和交易便捷的特点, 采取以下措施进行犯罪活动:建立公开筹集资金网站直接吸引资金;盗用身份隐匿资金;计划或指导融资活动;实现7×24小时全天候在全球任何地方进行资金筹措和转移等。这些恐怖融资活动对在互联网时代的反恐怖融资带来了新挑战。
  
  (四) 恐怖融资的危害。
  
  2006年, 薛亮在其题为“金融反恐法律制度研究”硕士毕业论文中归纳了恐怖融资的四大危害:一是动摇金融机构的信用基础。恐怖融资损害公众对金融机构甚至整个金融系统的信任, 危害金融机构的稳健运行和良好声誉。二是威胁国家金融安全。恐怖融资扭曲了国家资本市场资金的正常流动, 给各国外汇管理及税收、财政等带来危害。三是威胁全球经济稳健运行。恐怖融资扭曲了各国对宏观经济的估算, 冲击国际资本市场, 干扰世界金融秩序, 从而威胁全球经济安全。四是诱发恐怖袭击。恐怖融资为恐怖组织提供足够的财力来维持其运作, 并为恐怖袭击提供充分的物质保障。2008年, 北京外国语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王文华在“论国际金融反恐的现状与反思”一文中指出, 恐怖主义对人类社会安宁、和平带来直接的威胁, 而恐怖融资还对金融系统的健康运行造成危害, 即妨害了金融管理秩序, 严重威胁到各国的金融安全, 阻碍国际金融经济的正常发展。2012年, 广西师范大学的胡小平在题为“恐怖融资犯罪问题研究”论文中, 通过对恐怖融资犯罪特征的分析, 提出恐怖融资是恐怖组织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 并为恐怖组织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金, 使其经济实力日益壮大, 从而加大了社会危害性, 造成社会民众的高度恐慌。
  
  遏制和消除恐怖融资是打击恐怖主义的关键。2004年, 胡锦涛曾在上海合作组织塔什干峰会议上指出:“恐怖融资是恐怖组织和恐怖分子保障其生存、发展、壮大和从事恐怖主义活动的资金基础和关键来源, 反恐要取得成功, 必须遏制和消除恐怖融资行为。”
  
  三、恐怖融资与洗钱的关系
  
  2008年、2012年, 华东政法大学硕士研究生黄卓昊和童文俊研究员先后对恐怖融资和洗钱的概念进行了比较, 分析了其间的联系与差异。
  
  (一) 恐怖融资与洗钱的概念。
  
  黄卓昊与童文俊研究员认为, 恐怖融资是把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收集到的“合法的”与不合法的资金, 通过一系列的存放与转移, 最终用于资助恐怖主义。而洗钱则是通过隐瞒财产的真实情况、非法收入来源或收入的非法运营, 并加以掩盖和转移, 使之在开放的经济市场中达到表面收入来源“合法化”的目的, 是一种把“黑钱”“洗白”的活动和过程。FATF已查明的恐怖组织洗钱方式主要包括:利用邮袋和集装箱进行现金走私;报告限额以下的存款与取款;购买各种金融票据和工具;使用信用卡;利用替代性汇款系统和地下钱庄等。
  
  (二) 恐怖融资与洗钱的关系。
  
  童文俊研究员认为, 恐怖融资和洗钱之间的关系是天然而密切的, 恐怖融资涵盖了洗钱活动, 而洗钱则是恐怖融资的重要方式之一。恐怖活动的实施不仅需要隐瞒、掩饰非法收益的性质和来源, 而且还要掩盖、混淆有关资金流向的恐怖主义目的。因此, 缺乏有效反洗钱措施的国家和地区, 往往是恐怖融资的主要来源地和中转地。洗钱在助长有组织犯罪的同时, 也成为恐怖融资的重要来源之一。黄卓昊认为, 恐怖融资来源中有一定比例的非法收入, 为了能将这部分收入纳入“合法”经济来源渠道, 恐怖组织必须借助洗钱技术, “漂白”非法资金来源。
  
  (三) 恐怖融资与洗钱的区别。
  
  黄卓昊把两者的差异归结为以下三点:一是资金流相反。洗钱是将非法收入“漂白”成为“合法收入”, 而恐怖融资则是更多地将“合法”资金转做非法用途。二是资金金额不同。洗钱往往涉及资金金额较大, 而恐怖融资则主要取决于所发动的恐袭成本因素, 不一定涉及大量资金。三是对现金需求量不同。洗钱往往涉及大量现金交易, 而恐怖融资则由于其“合法”资金已存储在金融体系中, 一般不涉及大量现金交易。童文俊研究员认为, 恐怖融资与洗钱间存在显而易见的区别:一是洗钱完全是出于获利考量。洗钱的根本目的是将“洗白”后的“黑钱”用于消费或投资等经济行为, 获取经济利益是其最主要的考量。而恐怖融资则是恐怖分子及恐怖组织为寻求公开化、政治合法性, 以及扩大政治影响力和传播意识形态的目的, 发动恐怖袭击, 并非完全为经济利益所驱动。二是洗钱通常涉及企业等隐瞒的非法资金, 而恐怖融资的资金来源通常不是非法资金。三是恐怖融资支持的是以不可告人的、伤害无辜受害者的暴力行径, 而洗钱则更多的是以隐藏非法收入的方式来逃避政府的监管和打击。对此,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副教授宋利红、复旦大学硕士研究生张顺先后于2003年、2013年提出了不同看法, 他们认为, 恐怖融资就是洗钱犯罪, 进而将反洗钱与反恐怖融资视为等同概念进行研究。这种观点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中国政府有关部门最初对反恐怖融资的看法和认识。
  
  四、反恐怖融资的机制措施
  
  2002年, 美国国务院反恐办公室政策顾问的塞莉纳·雷鲁约 (Celina Realuyo) 认为, 为加强反恐怖融资, 必须加强国际合作, 并加强与区域组织和国际金融机构的合作。2005年, 武汉大学刑事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莫洪宪在“略论我国的金融反恐”一文中提出, 金融全球化对各国金融安全提出了严峻挑战, 中国政府要针对金融体系中的安全隐患, 高度重视金融反恐。2006年, 上海大学金融信息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张梅琳在“基于统计监测的金融反恐对策初探”一文中, 通过分析恐怖组织资金来源、载体等, 初步提出了一个恐怖资金监测和识别指标框架, 但其金融反恐对策仍局限于反洗钱范畴。2008年, 上海大学课题组在《金融反恐趋势与对策--以指标检测法分析》一书中, 从金融反恐的角度出发, 对洗钱和恐怖融资风险检测指标的建立、各国金融反恐机制的比较、中国金融反恐体系等方面作了初步研究。该课题组提出, 针对银行系统、保险系统、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等金融系统的大额支付结算和可疑交易, 设立检测指标, 并综合有关税务、海关、警察、工商行政管理等方面的数据, 以及典当业、慈善机构等实体特点, 建立非金融系统检测指标, 进而对恐怖融资的多种渠道和方式进行检测。该书指出, 由于经济、政治、社会等方面的差异, 各国的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做法和特点不尽相同, 但都建立了相关的法律体系和大额、可疑报告交易制度, 成立了专门的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机构和专门的金融情报部门, 这也构成了中国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机制的基本框架。中国在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方面起步较晚, 目前按照联合国、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等国际组织的要求, 正在不断完善相关融资立法, 已初步建立了以中国人民银行为主导, 以中国反洗钱监测中心为金融情报机构的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机制框架。2008年, 王文华教授在“论国际金融反恐的现状与反思”一文中指出, 近年来, 国际金融反恐效果不尽如人意, 主要原因是所采用的某些手段与人权保障的基本理念相冲突。2013年, 童文俊研究员在“基于层次分析法的中国反恐怖融资机制有效性研究”一文中, 根据反恐怖融资机制有效性内涵, 构建了国家反恐怖融资机制有效性评估体系, 并以2007-2012年中国反恐怖融资机制为标的, 对其有效性进行了实证研究, 结果表明中国反恐怖融资机制有效性尚有待提高。2011年、2012年、2014年、2015年, 靳锐、山东警察学院侦查系讲师范万栋、金融学者时吴华、中国工商银行副行长兼全国政协委员张红力先后提出, 要重视金融信息对于反恐怖融资的基础性和关键性作用, 并利用金融大数据分析应用工具, 从“人员流、实物流、资金流”进行全方位数据分析和监测, 通过交叉对比, 提高主动发现自发性暴恐分子的能力。
  
  五、余论
  
  目前, 国外学界对恐怖融资的研究主要涉及恐怖融资的资金来源、转移渠道等, 并基于金融技术和国际金融合作下美国主导的反恐怖融资机制等, 从技术与合规性方面提出了相应的建议。同时,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反恐怖融资方面, 借助美元在全球金融领域的霸权地位, 将其国家利益置于优先地位。西方国家有关方面专家、学者的研究也多出于相同的考量与角度, 较少考虑发展中国家在反恐怖融资方面的特殊情况和利益诉求, 这一点应引起足够的重视和关注。
  
  中国由于反恐怖融资仍处于起步阶段, 对这方面的研究也相对滞后。截至2017年8月, 国内涉及恐怖融资的中文专着约有2部 (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 , 中文期刊论文约有96篇 (中国知网CNKI) .目前, 中国的反恐怖融资研究大多基于洗钱与反洗钱的视角, 限于反洗钱的研究框架, 或是在研究恐怖主义与反恐问题时略有提及, 并未就反恐怖融资问题作专门和详细的阐述。至于恐怖融资与反恐怖融资的独特属性, 恐怖融资与洗钱、反恐怖融资与反洗钱的区别仍未引起业界和学界的高度重视, 也未能改变有关部门将反恐怖融资工作纳入反恐工作日程中的现实状况。此外, 在剖析全球化背景下恐怖融资内在规律、建立恐怖融资行为识别与监测框架, 以及中国反恐怖融资战略设计和机制建设等方面, 国内相关研究仍存在较大空间, 这些都是中国需要加大研究力度的领域和方向。
  
  在当今恐怖主义全球泛滥的大背景下, 中国无疑也面临着巨大的反恐压力。因此, 通过加强对恐怖融资以及反恐怖融资的研究, 深入探究恐怖融资的规律和特征, 并结合中国面临的恐怖威胁和政治经济形势现状, 构建符合中国实际和具有中国特色的反恐怖融资机制, 对有效应对恐怖主义威胁, 维护国家安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范文二
   

    题目:恐怖融资与反恐怖融资研究综述

    
  一、国外研究状况
  
  1978年, 美国创办了《恐怖主义》期刊, 1992年更名为《冲突与恐怖主义研究》。这是西方国家现当代恐怖主义研究的开山之笔。美国国会图书馆中与恐怖主义相关的书籍大约近3000本, 而在英国国家图书馆这一数字则为5000余本。而俄罗斯对恐怖主义问题的关注始于苏联时期的20世纪50年代。因此, 总体来看, 西方一些国家的反恐问题研究较早于中国国内的研究。
  
  其中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学者巴西奥尼的《国际刑法学导论》, 该书虽然未直接以恐怖主义犯罪研究为核心, 然而从宏观上阐述了从国际刑事司法的角度来对重大国际刑事犯罪进行惩治和治理的相关问题;由于本文所将要论述的是近年来国际恐怖主义犯罪的新变化与新形势以及与其他众多国际罪行的日益紧密的关系, 《国际刑法学导论》一书客观上为国际恐怖主义问题研究提供了丰富而巨大的理论支持和智力资源。
  
  目前在国际学术界上对恐怖主义问题颇有影响的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热热南国际关系学院, 以反恐专家Rohan Gunaratna教授为核心的研究团队创办了恐怖主义与政治暴力研究中心, 该中心开先河地将国际恐怖主义现象与传统政治暴力现象结合起来研究, 反思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与转化规律, 可谓在反恐研究方面独辟蹊径。该中心不仅在新加坡国内反恐政策的指定方面颇有想象力, 甚至在全球反恐研究领域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值得一提的是, 该研究中心的Gunaratna教授曾经作为李光耀内阁的政策智囊, 准确地预测到了活动在斯里兰卡的恐怖组织泰米尔猛虎组织的多次恐怖袭击行动。这也由于Gunaratna教授本人是孟加拉人, 长期关注南亚地区的恐怖组织。在Gunaratna教授的指导下, 该中心建成了一个全球恐怖组织数据库, 对于国际上几乎包括所有区域历史上和当下存在的恐怖组织和恐怖分子做了完备的统计, 这一数据库的建成耗资巨大, 且为此召集了来自许多国家的反恐学者。
  
  此外, 笔者曾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发展大学做了为期一个月的访问研究。在此期间, 笔者发现该大学作为一个私立大学却开设了国际关系和政治学的博士生课程, 且为土耳其政府提供反恐领域的政策咨询服务。我在该大学停留期间, 结识了Kutay Karaca教授, 他对中国的“东突”问题有很多独特的见解, 且在中土关系领域与中国吉林大学国际关系学者王利教授共同编辑了《中国与土耳其关系---概念、政策与前景》, 书中有大量篇幅论述了中国与土耳其各自国内面临的恐怖主义问题与合作机制展望。而土耳其作为与中国维吾尔族有着特殊历史渊源的国家, 该国学者在国际反恐合作中所阐述的观点对于中国反恐政策的制定具有极为重要的参考价值。
  
  二、国内研究状况
  
  当代恐怖主义问题研究属于跨学科研究, 其所涵盖的政治学、国际关系、国际法、刑法、社会学等诸多学科领域都为恐怖主义问题提供了智力支持和理论源流。国内知名的国际关系理论学者如王逸舟, 曾以反思、批判的视角写作了《恐怖主义溯源》一书, 分析了恐怖主义赖以产生的社会学根源, 堪称国内恐怖主义的社会学研究之典型代表。
  
  复旦大学张家栋教授着有多部关于恐怖主义问题的研究着作, 堪比美国式政治学研究的行为主义学派。张家栋教授通过大量的实证数据, 吸收了国外的统计成果, 对恐怖主义的各种类型进行了总结, 例如其专着《恐怖主义论》和《全球化时代的恐怖主义及其治理》都对当今国际恐怖主义的历史渊源与总体特征做了详细的梳理。作为政府机关工作者的胡联合, 着有《全球反恐论》, 也是以浩瀚的篇幅, 以历史考证的视角列举分析了20世纪以来的世界上绝大多数恐怖组织的背景、特征、类型等, 并且对恐怖分子的个体特征进行了细致分析。在总体上, 其研究理念与张家栋教授可谓异曲同工。
  
  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的张友国教授由于其早年赴新疆支教, 在新疆从事过中学教育十余年, 在此基础上, 他通过丰富的实证经验对边疆少数民族问题进行了深刻的思考, 于2007年组织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年度青年基金项目《中亚与中国新疆民族问题应对机制比较研究》, 2008年度又组织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中亚与中国新疆政治文化建设比较研究》, 其所发表的论文《亚文化、民族认同与民族分离主义》对于思考如何消除恐怖主义社会根源问题具有深刻的启示, 对于笔者在结论中的阐述也是不可或缺的一缕亮光。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虽然以往主要以边疆地区的历史研究和边界问题研究作为核心, 但是近年来受到现实问题的指引, 逐步关注新疆地区的恐怖主义问题。尤其以该所邢广程所长带领的研究团队将新疆地区与中亚地区的恐怖主义问题放在一个宏观视角进行比较研究, 在该所雄厚的历史学研究基础之上逐渐向多学科研究转型, 丰富了国内反恐问题研究视角。这主要得益于邢广程所长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所长期从事上海合作组织研究, 从而较快地实现反恐研究领域的学科嫁接。
  
  北师大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以赵秉志教授主导的研究团队, 以其对中国国内刑法的熟稔, 透视了中国刑法中关于反恐立法所存在的短板和不足, 并与国际刑法和俄美等国的国内刑法中的反恐专门立法进行了比较研究, 堪称国内反恐立法研究与国际刑法研究的集大成。
  
  中山大学黄瑶的《联合国全面反恐公约研究》以及盛红生《国家在反恐中的国际法责任》两部着作是迄今为止在传统国际法意义上对恐怖主义普遍性国际立法与国际合作问题研究的整合性较强、覆盖面较广的学术成果。对于本文中关于国际立法机制与国际反恐条约机制的研究具有很重要的借鉴意义。从某种程度上来讲, 反恐条约的研究和关注是展开其他层次的理论研究与现实合作的基础, 没有对于反恐条约的准确把握, 而妄谈国际反恐合作, 便会失去框架依据, 偏离法制轨道。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一些学者, 也包括其所隶属单位公安部的一些一线干部, 偏重于对国际反恐问题的警务执法层面的研究, 比较典型的如公安大学的张杰创造性地运用了“警务外交”这一概念, 对各国警务部门、安全部门的跨国合作机制进行了专门研究, 在国内具有一定代表性;公安部办公厅的机关干部胡建奇以其着作《美国反恐跨部门协同研究》为代表, 相对于前者, 更加侧重于对以美国为例的国内跨部门间反恐合作机制的研究为切入点。另外公安大学的梅建明老师主要从社会学的视角来解剖当代恐怖主义现象, 对于从实证角度认识恐怖主义和制定反恐政策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智力资源。以上这些视角新颖的反恐合作研究无疑将会推动中国学术界对反恐问题的新认识和新把握。
  
  三、国内外文献资料的总体脉络
  
  总体来看, 国内外的反恐研究偏重于历史维度、具体案例等方面的研究, 因为这方面的研究容易获得成果。然而过分偏重于历史研究和案例研究, 则会囿于既有的研究范式, 难以超越以往的研究框架, 如果借用美国学者托马斯-库恩的“研究范式”理论, 则会发现, 此类研究常常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而法学界的学者从国际法的角度研究反恐, 又因为目前缺少普遍性反恐立法, 以及难以对恐怖主义定义达成一致等棘手问题的存在, 使法学维度的研究难以取得显着超越。而对国际恐怖主义犯罪行为本身进行性质上的宏观分类, 则可以超越对其进行定义而带来的困境, 另辟蹊径。
  
  本文经过对国内外大量文献的总结和归纳, 梳理出学界公认的国际恐怖主义有以下几大类型:
  
  1. 民族分裂主义型恐怖主义 (或称之为民族冲突型恐怖主义) .
  
  自由主义者、分裂主义者以及民族极端主义者是此类型恐怖主义的三种主要成分。他们往往都具有较强的民族分离倾向。他们通过暴力活动和煽动行为意图分裂国家、实现民族自治。此类型以印尼东帝汶恐袭事件最为典型。
  
  2. 意识形态型恐怖主义。
  
  近些年来在欧洲, 尤其是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国家, 新法西斯主义出现抬头之势, 他们鼓吹反动的种族主义, 以仇外、排外为主要特征, 以外籍人员为主要袭击对象。除此之外, 与这种新法西斯主义相类似的意识形态型恐怖主义还有极右型恐怖主义和极左型恐怖主义。
  
  极右翼意识形态类型的恐怖主义其实就是出于对外来种族和移民的仇视心态而采取极端排外的暴力手段。从而加重了社会的矛盾冲突, 为恐怖主义思想的不断繁殖创造了土壤。
  
  反犹太主义anti-semitism可以说是一种极右型意识形态恐怖主义, 并且在德国法西斯政权那里被上升为国家恐怖主义, 然而反犹太主义却又是作为宗教极端主义的犹太主义 (在张家栋《恐怖主义与反恐怖》一书中, 将犹太主义归入宗教极端主义类别) 的对立面而产生的。因此, 这一种恐怖主义表现形态显得有些复杂。而极左恐怖主义包括, 联邦德国红军旅;意大利红色旅;法国“直接行动”;日本赤军;秘鲁“光辉道路”等。以联邦德国时期的“红军旅”为例, 其又名巴德尔--迈因霍夫组织, 是由巴德尔、迈因霍夫为主干的极“左”分子于1968年领导创建的极左激进组织。包含核心分子20名, 全部成员200名, 成员年龄在20至30岁之间, 多为大学生或中产家庭年轻人。“红军旅”自认为是弱小的革命力量, 自命为代表着第三世界通过对西方强国进行恐怖主义破坏活动来表达对现存国际秩序的不满, 试图暴力推翻西方资产阶级政权和本国亲西方世界的统治政权[1].
  
  3. 国际贩毒集团从事的恐怖主义。
  
  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的赵秉志老师在其专着《<联合国跨国有组织反恐公约>与中国的贯彻实施》中对于中亚地区的有组织犯罪进行了详细阐述, 他在研究中发现, 作为恐怖主义犯罪的上游犯罪, 贩毒、走私、贩运枪支等重大国际罪行都往往与恐怖主义犯罪有着密切的联结, 并且为恐怖主义犯罪提供资金支持。国际贩毒集团从事恐怖主义犯罪, 这是当今很多国家和地区都存在的重要现象, 也包括拉丁美洲地区的很多国家。
  
  4. 宗教极端主义型的恐怖主义。
  
  研究伊斯兰问题的美国专家约翰·埃斯波西托 (John L-Esposito) 认为, 由于普遍存在视恐怖主义、伊斯兰教同源的错觉, “伊斯兰教和伊斯兰复兴文化被化约为反西方的伊斯兰原型, 化约为伊斯兰教向现代性开战, 或穆斯林的愤怒、极端主义、狂热主义和恐怖主义”[2].其实, 类似“圣战”、“原教旨主义”这样的概念并非伊斯兰教发明。原教旨主义fundamentalism起源于1920年美国基督教浸礼会编辑的《守望稽刊》 (The Watchman Examiner) , 又称为“基要主义”.其内涵指的是甘愿为忠于自己信仰之基本要道而战斗之人。此一名词既是表达涵义, 亦是一个行动口号。
  
  作为当今严重危害国际和平的宗教极端型恐怖主义, 早在冷战结束前夕就开始酝酿, 根据国外重要恐怖主义研究刊物studies in conflict and terrorism统计显示, 仅仅覆盖全球恐怖主义数量8%的宗教极端型恐怖主义, 其所造成的伤亡人数却是全球恐怖主义所造成伤亡的30%之多[3].
  
  5. 邪教性质的恐怖主义、黑社会型恐怖主义。
  
  恐怖主义犯罪往往与其他刑事犯罪以及重大跨国有组织犯罪在犯罪形态上呈现密切的相关性。各种非法的社会组织包括邪教、黑社会组织常常演化成为恐怖主义犯罪的上游犯罪并为其提供资金支持。随着这种倾向的不断凸显, 邪教性质的恐怖主义与黑社会型的恐怖主义便成为独立的恐怖主义类型。在何秉松所着《恐怖主义、邪教、黑社会》一书中, 作者将三者加以类比, 并指出了三者之间所存在的微妙联系, 以此为借鉴, 本文将三者放在一个大类里面进行阐释。
  
  6. 国家恐怖主义。
  
  有的学者单独创造出“国际间谍型恐怖主义”, 其理由是, 该类型恐怖主义行为的实施主体是一国的情报机构, 比如美国的中央情报局CIA, 以色列的摩萨德等。本文认为, 鉴于这些行为主体本质上属于主体国家行政机构的一部分, 因此可以包含在国家恐怖主义这一外延之内。
  
  如果说国际关系史中, 最大的国家恐怖主义当属美国以中央情报局为实施主体的带有间谍色彩的恐怖主义, 中央情报局历史上参与颠覆多国政权, 包括中南美洲的古巴、尼加拉瓜、危地马拉、智利, 中东北非地区的利比亚、伊朗、伊拉克, 亚洲的越南, 甚至针对欧洲左翼势力的阴谋破坏活动。当然, 也有针对中国的阴谋颠覆活动, 直至今日, 美国中央情报局仍在暗中支持西藏达赖集团的民族分裂主义活动。
  
  另外, 在所谓的“国际间谍型恐怖主义”类型中, 如果一国暗中指使个体间谍分子阴谋潜入他国从事间谍破坏恐怖活动, 这究竟应归为国家恐怖主义行为还是个人恐怖主义行为?当然, 这里又要涉及恐怖主义犯罪与间谍罪的界定问题。
  
  7. 网络恐怖主义。
  
  网络恐怖主义包括两种情况, 即网络上的恐怖主义和通过网络为手段预备、指挥的恐怖主义;通常的定义为“传播恐怖主义思想的犯罪”.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李健和老师认为, 至今中国领土内尚未形成完整意义的恐怖组织, 最为集中的恐怖威胁来自东突恐怖组织从中国境外向中国境内的不断渗透, 而这一渗透过程中, 带有极端主义色彩的视频音频文件成为主要的传播恐怖主义的方式。2013年“东伊运”恐怖组织合计录制并传播恐怖主义音视频107部, 数量达到顶峰。据公安部门可靠证据显示, 昆明“3.01”、乌鲁木齐“4.30”、“5.22”恐怖袭击事件中参与的恐怖分子基本曾受到过此类传播媒介的影响。而随着现代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 以网络作为途径的恐怖主义音频视频传播则成为主要方式。
  
  在反恐过程中, 政府的网络监管是有效治理网络恐怖主义的重要的一个执法环节。当然, 在政府通过科技手段有效监管网络通信的今天, 网络恐怖主义的犯罪方式不大可行。而反倒是那些可以规避网络监管的现代技术手段容易被利用为犯罪手段。
  
  网络途径传播恐怖主义思想具有风险小、成本低、见效快等特点, 因此成为国际上绝大多数恐怖分子所热衷的犯罪方式。
  
  典型的案例如斯里兰卡的泰米尔猛虎组织, 他们使用“电子邮件炸弹”email bomb对斯里兰卡当权政府驻国外的使领馆进行黑客攻击, 致使使领馆网络系统出现故障。意大利红色旅、法国直接行动虽然不以网络袭击为主要活动方式, 却以之作为重要手段对政府的网络系统进行攻击, 从而达到威慑政府的目的。在美国也出现了“电脑网络解放阵线”这样的网络袭击为主要活动方式的恐怖组织。
  
  8. 生态恐怖主义 (eco-terrorism) , 又称生态学恐怖主义 (ecological terrorism) 或环境恐怖主义 (environmental terrorism) .
  
  当今国际上一些环境保护激进分子为了实现其激进的环保主张而诉诸暴力恐怖主义手段, 被归纳为生态恐怖主义。绿色和平组织现在还声称自己“坚持非暴力手段, 在不侵犯人身和财产的原则下, 和平地从事理想中的环保事业”.但他们的所言和所行并不一致。
  
  四、结语---网络恐怖主义是未来恐怖主义与反恐怖主义的主战场
  
  联合国安理会于2013年12月17日通过了第2129号决议, 针对打击网络恐怖主义问题所应采取的措施问题, 对各相关国家进行了呼吁。安理会强调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均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最严重威胁。决议还特别指出, 对恐怖组织或恐怖分子利用互联网发布音频、视频以及实施恐怖行为, 包括煽动、招募、资助或策划等活动表示严重关切, 明确要求联合国反恐机构会同各国以及有关国际组织加强对上述行为的打击力度等[4].
  
  “网络恐怖主义”这一概念最早由美国加州安全与智能研究所的研究员巴里·科林在1997年提出。对于网络恐怖主义, 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的定义为“一些非政府组织或秘密组织对信息、计算机系统、计算机程序和数据所进行的有预谋、含有政治动机的攻击, 以造成严重的暴力侵害。”网络恐怖主义与普通网络黑客的主要区别, 一是其以明确的政治诉求作为犯罪目的;二是其所要达到的破坏结果不限于网络虚拟世界, 更多的是以社会经济秩序、基础设施建设、水利电力等公众资源为袭击范围。
  
  所谓“网络恐怖主义”其实包含两个层面的意义。第一个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以网络传播作为手段和途径的恐怖主义。第二个层面的意义是指, 当代国际恐怖组织的网状化、扁平化、碎片化特征, 相对于传统恐怖主义的金字塔式的垂直等级结构而言, 这种当代网络状的恐怖组织结构特征使反恐更为艰难, 而恐怖组织更难以彻底消灭, 网络的任何一个分支被击垮, 其他分支仍然可以不受干扰, 继续从事自身的犯罪任务。正如社会学家所说的---现代社会是强大的也是脆弱的。当今全球治理的多元化、分散化模式决定了被治理对象也会相应地采取游击战术, 任何新技术、新理念的应用都不会仅仅为政府和公权力服务, 必然也会被恐怖主义犯罪分子在一定程度上窃取。庞大而精细的恐怖组织, 其一个分支所实施的罪行其实背后有着整个体系的参与指挥, 因而在立法上对犯罪主体如何明确也成为国际反恐立法的重要议题。这第二个层面的理解往往被称为“网络型的恐怖组织”, 它不同于狭义的网络恐怖主义, 实际上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狭义的网络恐怖主义, 即是以网络为手段进行恐怖宣称和袭击的恐怖主义犯罪行为。而“网络型的恐怖组织” (很多学者称之为网络型的恐怖主义, 这里为了避免歧义, 改称为网络型的恐怖组织) 是指由多个恐怖组织相互串联、勾结在一起, 在组织协调方面以分散化、碎片化、网状模式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恐怖主义犯罪的结构模式。其最为典型的特征就是缺少权力的核心, 而只有权力的网络连接点。比较典型的事例如哥伦比亚的跨国毒品卡特尔, 阿尔及利亚作为宗教极端主义的宗教复兴运动。
  
  网络在恐怖主义犯罪过程中被视为重要的犯罪途径和方式, 这一现象已经愈演愈烈, 网络被用来传播极端思想和暴力恐怖主义思想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严峻事实。当然, 学术界认为, 就程度而言, 网络被仅仅用作传播途径这一事实还不足以称为网络恐怖主义。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曾在2013年12月公开指出, 互联网已经被恐怖组织用作开展恐怖活动的重要手段。国际恐怖组织利用互联网吸纳成员, 传播暴恐思想和暴恐技术, 为恐怖活动融资。网络恐怖主义对中国社会的稳定造成了破坏, 而以“东伊运”为代表的“东突”恐怖分子通过传播暴恐音频视频文件, 成为近年来中国境内特别是新疆地区恐怖袭击多发的主要原因之一[5].
  
  2014年11月在浙江乌镇举行了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作为分论坛的部分成果, 会议总结出中国当前所面临的网络恐怖主义几个主要特征。例如目前打击网络恐怖主义缺乏共同的法律认同和完整的法律体系;缺乏打击网络恐怖活动的有效技术和方法;网络安全保卫和反恐部门打击网络犯罪在执法过程中存在阻碍;并且还缺乏国际、国内共同打击网络恐怖活动有效合作机制;缺乏在国际层面和在国内层面协调打击网络恐怖活动的顶层设计[6]等等。
  
  参考文献:
  [1]Walter Laqueur, The Age of Terrorism[M].Boston: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87.238.
  [2][美]埃斯波西托。伊斯兰威胁--神话还是现实?[M].东方晓, 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257.
  [3]Studies in conflict and terrorism[M].Washington:Crane Russak, 2011.271.
  [4]中新网: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将加强打击网络恐怖主义[EB/OL].    [5]新浪新闻:中国是网络恐怖主义的受害者[EB\OL].   
        [6]公安大学网站:我校成功举办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分论坛[EB/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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