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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关系”在春秋时期人物品评中的体现

时间:2017-06-14 17:27作者:学位论文网
本文导读:这是一篇关于“天人关系”在春秋时期人物品评中的体现的文章,摘 要: 春秋时期,思想界处于天人关系由天到人转变的过渡状态, 思想界天人二元思维模式交错并存。伴随着社会的剧烈变革, 春秋

  摘 要: 春秋时期,思想界处于天人关系由天到人转变的过渡状态, 思想界天人二元思维模式交错并存。伴随着社会的剧烈变革, 春秋时期的人物品评之风非常兴盛, 并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人物品评的高峰。思想界的天人二元思维模式使得春秋时代的人物品评也具有典型的天人二元的特征。 其具体表现为相术观人与实际考察相结合、 品评人物与人物命运预测相结合等等。

  关键词: 春秋;人物品评;天人二元模式

  春秋时期,思想界出现剧烈变革。这一变革可以概括为:天人关系由天向人转变;人文理性逐渐觉醒;人的主体精神逐渐加强;思想史发生着“从宗教到历史”的突破,或者“从宗教到哲学”的突破等等。在这种转变的过渡时期,思想界呈现出天人二元思维模式交错并存的状态。 伴随着思想史的巨变,人物品评之风非常兴盛,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人物品评的高峰。 发生在上层社会精英文化圈内的人物品评与当时的社会思想状态密切相关。 思想界的天人二元思维模式使得春秋时代的人物品评也具有天人二元之特征。

  一、 千面神灵和春秋思想界的天人二元状态

  春秋时期, 思想观念的变化使得作为人的观念投射物的宗教神灵之形象也在发生着变化。 人们对神的作用、意义及其特点有了不同的解释。如《左传·僖公十年》:“臣闻之,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 君祀无乃殄乎! ”[1](P334)《左传·僖公三十一年》:“卫成公梦康叔曰:‘相夺予享。’公命祀相,宁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类,不歆其祀’。 ”[1](P478)《论语·为政》:“非其鬼而祭之,谄也。”[2](P60)钱锺书也说:“左氏记贤人君子之言鬼神,即所以垂戒劝。

  从狐突、宁武子之言,则鬼神不歆非类;而依公孙侨之言,则鬼神之歆,有德无类。从晏子之言,则君昏政失,其族之鬼神知而不飨;依内史过、史嚚之言,则国君多凉德,鬼神且降临而亲观,君祭之,鬼神亦飨之,且阳赐土地以阴速其亡。 夫必‘降’,而观其恶,是不得为‘聪明’也;佯赐福而实促殃,是不得为‘正直’也;依德而不依人,称为‘壹’可也,嘲为二三其德亦可也。 ”[3](P304)可见这一时期,鬼神在人们的不同解释中千姿百态,立场不一,甚至毫无原则。 人们对神的作用的多重解释表现了思想变革酝酿阶段的杂乱情形。 中国的神一开始就与意识形态结合紧密, 这一特点意味着其权威性必然受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 千面神灵的出现正是神灵权威随着周人政治的衰颓而走向失坠的表现。不但在人们的解释中, 鬼神对于人事面孔多变,态度不一,而且人们事鬼神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 人对鬼神的态度也是“二三其德”,表里不一。

  “人之事鬼神也,常怀二心焉。虽极口颂说其‘聪明正直’,而未尝不隐疑其未必然,如常觉其迹近趋炎附势是也。 古罗马人造谓两军相斗,‘上帝佑其强有力者’,天神喜得胜之人。 即谓其不扶弱而反助强。 ”“虞之祀神丰洁,而神不佑,方待晋灭虞而飨晋之祀,非‘天神喜得胜者’乎? 夫灭虢与虞者,晋献公也,献公之凶淫不德而虢公之并无谅德,汪中已举为‘可疑’之三;然则虞神之歆晋祀,实唯‘军队强大者’是‘依’而已矣,‘唯德’云乎哉! ‘恶习’南移,‘壹’之谓欤。盖信事鬼神,而又觉鬼神之不可信、不足恃,微悟鬼神之见强则迁、唯力是附,而又不敢不扬言其聪明正直而壹、凭依在德,此敬奉鬼神者衷肠之冰炭也。 ”[3](P308)千面神灵的出现和人对鬼神看法的多变是因为,在礼崩乐坏、弱肉强食的战乱时代,残酷斗争中的不可控因素太多, 鬼神并不能帮助人们取得斗争的胜利。在巨大的社会变革面前,鬼神就会充分显示出其虚幻性来。 因此, 此时的鬼神退居二位,只是作为见证者或监督者的因素而存在,为斗争中的人们提供胜利的根据或失败的理由。 正因为如此,到了春秋后期,上帝和神灵的权威逐渐失坠,至孔子已经“不语怪力乱神”,并用“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的态度将鬼神问题隔离在思想话语之外。 鬼神权威失坠的原因是商周时期的统治者一开始就将天帝鬼神与自身的政治统治结合起来的缘故。当周的政治衰微之后,在意识形态领域维护周人统治的天帝鬼神也一损俱损。

  当然神灵的形象和人对神灵的态度也是逐渐演变的, 这从商周青铜器上的动物纹样的演变中也可以看出来。 因为商周青铜器及其上面的动物花纹与宗教神灵观念有密切关系。张光直认为,商周青铜器上的动物纹样乃是助理巫觋通天地工作的各种动物在青铜彝器上的形象。 商周青铜器上的动物形象及其风格的变化反映了宗教神灵观念由盛而衰的演变过程。

  商周时代体现在青铜器上的美术风格可以分为三个不同而连续的“式”,即高本汉所称的古典式、中周式与淮式,亦即郭沫若所称的古典期、退化期与中兴期。从古典式到淮式,专就装饰美术中的动物而言,似乎有两点重要的变化:第一,在早期, 饕餮及其它的神异动物似乎具有很大的神力与支配性的影响,而到了晚期,这种有力生动的纹样变得因袭呆板,似乎不复具有那种神奇的力量。

  第二,在商代及西周早期的器物花纹里,人似乎仅有被动的与隶属性的地位, 而到了东周时代人则变成了动物的征服者或至少是挑战者。 这些都呈示一种人对于这类神异动物的新态度, 一种不复能称为敬畏的新态度。[4](P412-415)在商周的早期, 神奇的动物具有很大的支配性的神力,对动物而言,人的地位是被动与隶属性的。到了周代的后期,人从动物的神话力量之下解脱出来,常常以挑战者的姿态出现,有时甚至成为胜利的一方。

  另外,在商周之早期的神话中,动物的功能也主要发挥在人的世界与祖先及神的世界之沟通上,而到了周代后期,神话动物与神的世界被归入了一个范畴之内, 而人与动物为敌成为对于神的反抗的一种象征。 东周时代,在政治思想上,争雄的各国君主对宗周权威进行挑战, 其表现在神话上,被挑战的对象就是上帝、天,以及神与自然的世界。所以,东周时代的神话不但很清楚地要强调神界对人世上权威的支配力量的微弱, 而且常常把上帝描述成一个与人为敌的形象。[4](P431-432)宗教神灵的迷雾逐渐消退之后, 便是人对自身力量的真正发现。 人真正思考如何运用自己的力量建立社会秩序,把握人类的未来。一方面人们通过总结历史探求社会治理经验,这就形成了《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大量的历史散文。另一方面, 知识界的精英人物围绕社会秩序的建设问题展开思考和争鸣,从而形成了丰富的诸子散文。值得注意的是, 思想界在思考社会秩序和政治治乱的同时,也注重人的精神世界的建设问题。葛兆光《中国思想史》认为,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围绕三种话题:宇宙时空、社会秩序、个人存在。[5](P143-179)各家在关注社会秩序的同时,也关注个人存在。在宗教神灵观念衰减之后, 人如何才能实现永恒和不朽, 人当如何生活在当下等都成为一些争论的焦点话题。 时代精英围绕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刻的思考。 关于“人”的一系列学术思想也在这一时期纷纷建立起来。而知人、论人等学说体系的发达是思想界“哲学的突破”之后,人的思想视野内传,并最终回归人本身的反应。 道家和儒家都非常关注个人存在。 道家和儒家依据各自对宇宙时空和社会人生的理解, 确立自我价值, 开辟内在的精神境界。 对个人价值的重视是思想界天人关系的重心由天转向人的体现。 宗教神灵的衰落伴随着人的理性精神的觉醒。没有理性精神的觉醒,没有人的主体意识的成长, 就没有对个人价值的深刻反思和内在观照。天人关系由天转向人是经过了一个相当漫长的历史时期才完成的。 春秋时期正是思想观念的重心从神向人转变的过渡时期。 这一时期从各个方面都表现出了思想史过渡阶段的痕迹。 钱锺书在《管锥编》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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