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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管理智慧化探究绪论

时间:2018-06-07 13:36作者:南山
本文导读:这是一篇关于城市管理智慧化探究绪论的文章,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城市管理智慧化已成为当今世界城市管理与发展的重要趋势。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数字中国”、“智慧社会”理念,要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加强信息化建设,加快推进惠民工程。
  
  1.1.研究背景与意义。

  
  1.1.1.研究背景。
  
  近年来,随着经济体制不断变革,社会结构持续变动,思想观念深刻变化,我国的城市建设取得了长足进步,城市面貌得到了大幅改善,但同时传统城市管理模式的弊端也逐步显露,制约着城市管理水平的提高。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城市管理智慧化已成为当今世界城市管理与发展的重要趋势。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数字中国”、“智慧社会”理念,要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加强信息化建设,改进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方式,加快推进惠民工程。因此应用现代信息技术建设智慧城管系统,逐步推进城市管理精细化、科学化、人性化,己成为当今发展趋势。由此可见,在互联网社会“云世代”背景下,以“智慧城管”理念指导城市管理水平更新升级已成为现阶段城市管理工作的重点。因此本文开展对长沙市智慧城管工作的研究,分析长沙市智慧城管目前存在的问题和原因,希望能为智慧城管的日益完善提出合理建议。
  


 
  1.1.2 研究意义。
  
  长沙市开展智慧城管建设的时间比较短、实践经验尚浅,出现了地区建设不平衡、资源利用率不高、管理体制不完善、现有人员配置不合理、公众参与度不高等问题。如何完善智慧城管,展示智慧城管的优势作用,成为亟需研究和解决的重要课题。因此本文从公共管理角度开展对长沙市智慧城管的实证研究,实现以下研究意义。
  
  (1)理论意义。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己经将城市管理模式和观念变革,作为政府和学术界共同研究的重要课题。智慧城管作为一种全新的管理模式,充分运用高科技信息化手段,为政府破解城市管理难题提供了崭新的思路。本文以调查研究为基础,对善治理论、服务型政府理论、公众参与理论等公共管理理论在智慧城管中的应用进行验证,丰富其理论内涵,充实城市管理理论框架,为相关智慧城管及智慧城市建设提供案例。本研究对现代化城市管理模式的丰富和发展,具有积极的理论价值。
  
  (2)实践意义。
  
  实施智慧城管,可以改变传统城市管理的方式,提升政府城市管理水平,落实执政为民的理念,维护群众的根本利益。同时,有效改善长沙市的投资环境,提升长沙市的城市竞争力,推动城市的快速发展,为打造“智慧长沙”提供助力。
  
  本研究现实情况为依据深入分析长沙市智慧城管现阶段建设问题,并借鉴国内外先进地区的做法,为改进和完善长沙市智慧城管建设工作提供对策建议,同时也可以为其他城市的智慧城管建设提供有益的实践参考。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1.2.1 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更多的是从整个城市的宏观角度来对智慧城管模式进行研究。城市管理问题是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国外先进城市为了实现高效、便捷、智能的城市管理,在一些领域进行了探索和实践,并取得了较显着的成效。
  
  在对数字治理的研究上,西班牙的castellsmanuel (1989)教授认为,数字治理可以改变政府权力与公众权力之间的关系,前者体现为自主权的减少,后者体现为参与度的提高。美国的Michel(2001)科技的发展给智能化城市管理的实现带来了科技基础,并对社会各方面资源进行整合与优化管理,从而简化了行政事务的程序,有利于民主化的推行。学者torres(2006)分城市的调查,研究了数字治理方式给政府与公众带来的好处,认为信息技术是对传统行政的有益补充。此外还有研究报告(2002)曾指出,数字治理是新技术革命推动的结果和全球发展的需要,其必将成为一个简易的、道德的、负责任的、回应性的、透明的治理模式 .在 现 代 信 息 技 术 对 城 市 管 理 的 辅 助 作 用 的 研 究 上 , 美 国 学 者Repettiexamjre(2003)以内加尔城市为例,研究了基于地理信息系统的公共城市管理模式的应用及效果,他认为如果将来现代信息技术手段能与公众参与的行政理念很好地进行结合,将会更好地实现“善治”.英国的Button Kenneth(2002)认为政府作为一个区域统领全局的不可或缺的机构,对信息的需求量必然很大,因此应当充分利用城市管理信息系统中有关城市经济和环境的检测指标,为城市管理进行更好地服务。荷兰的范戴克(2006)在他的《新兴经济中的城市管理》一书中通过构建发展战略和运用新公共管理理论来改善城市的管理能力,并通过运用新公共管理理论来改善城市的管理能为和各项服务,在书中他同时强调了引入不同利益相关者和新信息技术的重要性。由此可见,国外有关研究比较深入,且经验颇深,值得我国学习与借鉴。新加坡官员庄庆维(2013)提出,新加坡政府很早就认识到,政府部门必须以优质的电子项目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拥有一个遍布式智能型资信基础设施无疑为电子政府发展打了一剂强心针。“市民、企业、政府”合作的电子政府模式使得市民和企业随时随地参与所有政府事务,与政府互动。
  
  此外,关于智慧城市研究的早期代表性文献是1990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弗朗西斯科举行的关于“智慧城市,快速系统,全球网络”的会议出版文集。会议探讨了以“智慧”的信息技术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经验。新世纪以来,随着信息技术不断发展,国外学者研究水平随之提升,有关智慧城市理论的研究也不断完善。2008年11月,美国IBM公司在纽约提出的“Smart Earth”(智慧地球)的概念引发了智慧城市建设的热潮。在创新时代2.0背景下,国外学者普遍认为创新能力是智慧城市得以发展的来源,Andrea Caragliu等通过数据分析了影响智慧城市的因素,发现创新能力对城市环境质量、教育水平、多形式互联和行政信息技术的利用水平等起着重要作用。Hans Schaffers等基于当前智能城市景观的分析,将智能城市放在开放的环境和用户驱动创新实验条件下来验证未来互联网服务,得出了未来互联网公共服务资源可以在开放式创新环境下实现共享的观点。对于智慧城市评价研究方面,Beibei Hu,Theodore Patkos等提出了一种基于规则体系结构理论,以用户在智慧城市的现实感受来对智慧城市进行相关性评价,以此提高智慧城市的智能化服务水平。在智慧城市的运行体制研究中,HendrikHielkema等通过赫尔辛基地区智慧城市建设的例子证明竞争机制能鼓励移动应用程序的开发利用和数据的开放,从而推动开发移动应用程序集群创新方式的应用。智慧城市的信息数据安全至关重要,对于智慧城市运行系统中的个人信息安全问题,Jae-Soo Jang,Hyung-Min Lim在U-City平台上研究出了一种集成身份验证系统(UCIAS),该系统够可以有效保护公民的隐私和防止恶意攻击[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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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国内研究现状。
  
  智慧城管作为我国城市治理的新模式,是由数字城管发展而来,数字城管由北京市东城区原区委书记陈平于2003年提出。之后国家积极鼓励数字城管试点城市的建设,不断地获取经验。近期内又借助物联网、云计算等技术,全国掀起了数字城管升级到智慧城管的浪潮。虽然我国智慧城管研究起步较晚,但是发展迅速,成果显着。当然在建设过程中仍然存在着许多缺陷,需要结合国内外智慧城管建设经验,来完善我国智慧城管建设的对策。总体来说,国内对于智慧城管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关于智慧城管的发展阶段的回顾与总结。
  
  智慧城管建设始于数字城管。2004年10月,北京市东城区率先依靠信息化技术,推出数字化城市管理模式,即数字城管;2005年7月,建设部将深圳市、杭州市、扬州市和北京市朝阳区等10个城市(城区)作为全国实施数字城管的首批试点单位;2006年3月,又启动了郑州、常州和台州等第二批17个城市的试点工作;2007年4月,建设部又公布了第几批数字城管的24个试点区域。至2007年,从北京市东城区到全国51个试点城市,数字城管由一个不为人知的新事物,逐渐演变成中央和地方广泛进行试点、各地纷纷效仿的一项重大工程。随着数字城市向智慧城市的演变,中国的城市管理信息化进程也正面临从数字城管到智慧城管的升级。
  
  2011年以来,国内的诸多城市如宁波、武没等地纷纷开始了智慧城管的规划和建设。2011年8月,宁波市组建成立了国内首家智慧城管中队---宁波市智慧城管中队、;2011年11月,武汉市政府正式将智慧城管列为武汉市智慧城市示范项目;2012年3月,杭州智慧城管项目被列为浙江省智慧城市建设试点项目之一。此后全国各地也掀起了数字城管升级智慧城管的浪潮。
  
  (2)智慧城管的运行成效及存在问题研究。
  
  在对智慧城管的运行成效的研巧上,孙欣欣(2012)认为无论从技术构成方面,还是管理理念上,智慧城管都是对数字城管的突破和超越,智慧城管的实施,使得覆盖范围更为广泛,技术应用更为先进,交换共享更为有效,关联应用更为协同,为民服务更为优化,决策辅助更为强化。宋刚、郭伦(2012)认为,智慧城管通过搭建基于创新2.0的城管地图公共服务平台,实现科学部署和智能指挥,满足对城市全天候、无缝隙、精细化管理的要求,提升对违法事件及城市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能力。赵俊武(2013)指出智慧城管借助便捷和发达的网络平台,其整合功能比数字城管更加有效,为社会提供更加全面的感知体验,是一种开放式、全民参与式的模式,真正体现以人为本的理念,形成“人民城市人民管”的多方参与社会管理服务体系。张征宇(2013)认为,智慧城管建立了城市管理和社会服务的长效机制,减少了由于管理手段有限造成的突击性城管执法活动,同时通过整合共享数据和优化业务流程,避免了因部门独立建设而造成的重复建设浪费,有效节省公共服务成本和信息交换成本。
  
  在智慧城管的存在问题研究中,陈观林、李圣权、周鲁耀、梁金华(2011)根据我国国情,认为影响城市管理智能化的瓶颈主要有两个,一是资源的整合,二是权力和观念的阻力。城市管理包含的信息量大且涉及部门众多,造成整合的任务艰巨,此外智能化意味着信息的公开透明,势必会打破权力的暗箱操作,因此在真正实行中将会遇到不小的阻力。张才明(2012)认为基于物联网技术的智慧城管涉及多种技术,但是由于技术发展不成熟和技术应用普及度不足,在这些技术的有机整合方面存在一定的难度“.吴坚(2014)认为,目前城市管理中各部门之间在业务协同方面进展较慢。遇到问题各部门之间没有形成有效的联动机制,造成问题处置效率和时效性不能尽如人意。此外,城管部门内部各业务处室、下属单位之间的联系也不够紧密,信息无法互联共享。童志锋(2016)在《智慧城管一一杭州市上城区智能化城市治理研巧》中指出,我国民众对智慧城管的了解程度不够,且智慧城管平台的开放度不能满足民众参与的需要,加之城市管理类的社会组织、志愿力量发育不足,导致智慧城管的公众参与偏低。
  
  (3)关于智慧城管的对策研究。
  
  在机制体制方面,金世斌(2011)认为要理顺体制机制问题,正确处理好监督中心和指挥中心的关系,建立统一的协调机制和高规格的工作机构,明确职权归属,完善”大城管“体制,开展科学有效的绩效考核”.张明维(2013)认为,在数字城管升级为智慧城管过程中,要结合智慧城市的建立,链接公安、环保、水务、建设等系统设备,再造政府管理流程,实现信息共享;进行行政执法实务公开,增强公众的知情权;将执法仪连接至智慧城管系统中,严控自由裁量避免街头官僚主义;以公众满意度为执法绩效考核目标,优化绩效评价体系。赵昕(2014)认为智慧城管要不断引入新技术,先进的管理理念和模式,完善协同机制、预警机制和评价机制等,为智慧城管提供全方位支撑体系,此外,智慧城管作为智慧城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要在建设中实现与智慧城市的互联整合。在资源整合方面,张沈革(2014)提出,要将整个城市的公共管理设施纳入全面的物联网系统中,充分利用视频识别与物联网等高新科技,拓宽城市管理的领域和范围,完成智能化的全面感知和识别,实现城市管理服务和对象的高度整合。陈观林、孙欣欣、李圣权、房立洲(2015)提出要在智慧城管建设中充分应用大数据技术,深度挖掘和整合城管数据,打造资源中心,实现智慧城管内部信息自由流动和外部相关部门的数据共建共享。在参与主体方面,陈观林、李圣权(2012)提出,智慧城管作为智慧城市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要紧密关注智慧城市发展动向,以现代公共服务理念为指导,树立公民本位的思想,畅通民主管理的渠道,积极培育多元参与主体,助推社会服务。进一步实现由被动管理向主动管理、粗放定向型向集约定量型、单一封闭管理向多元开放互动管理的“三大转变”,从而推动社会服务能力的提升“.冯哗琳(2014)提出,要沿着群众路线来发展并完善智慧城管建设,智慧城管建设的目的并不是展示先进的信息技术,而是要通过这些技术深入浅出地服务于大众,注重服务模式的现代化和高效化,探索市民体验、双向互动的新型途径,将城市管理的相关政务信息真实高效地向市民展现,实现城市问题的全民参与和全民管理。
  
  1.2.3 文献评述。
  
  国内外研究成果为本课题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价值和研究依据。国外相应的研究大多基于智慧城市这个整体宏观角度来研究城市管理问题,起步早且发展迅速,重视数据共享和资源整合,并且有清晰的阶段性行动计划,但我国与这类国家国情的不同,为此相应的研究成果只能借鉴而不能照搬全抄。国内虽然对于数字城管的研究己经较为丰富,但对于智慧城管,由于是近几年提出的概念,研究也多是期刊文章,且在技术范畴或经验总结上论述较多,针对具体系统运行情况分析的研究较少,对智慧城管建设的现实指导意义有限。此外,在实证研究上,国内智慧城管的研究较集中在杭州、上海、北京等一线城市,对长沙这样的二线城市的智慧城管工作研究较少,特别是在智慧城管与智慧城市的互动互补关系上的研究比较 少。基于此,本文将长沙市智慧城管工作与当前”智慧长沙“的创建相结合,通过调查、访谈及数据分析,分析长沙市智慧城管这一阶段建设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找出其深层原因,并就智慧城管的体制机制建设、应用系统建设。队伍建设等三个层面内容进行相应的对策设计。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1.3.1 研究内容。
  
  本文首先对研究背景及意义,主要研究内容和方法进行了介绍;通过查阅国内外有关智慧城管建设的文献资料,了解智慧城管的建设情况,介绍长沙市开展智慧城管工作的现状;随后通过访谈、数据分析法及问卷调查法等方法,分析长沙市智慧城管现阶段建设中的存在问题;接着通过比较分析法了解新加坡、韩国、杭州等先进地区智慧项目的情况,总结归纳出长沙市智慧城管可以借鉴的经验;最后,从体制机制、应用系统建设、队伍建设三个角度提出相应的改进措施和建议。
  
  1.3.2 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采用了文献分析法、访谈法、数据分析法、问卷调查法、比较分析法等多种研究方法。文献分析法:通过大量查阅国内外学者己有的研究成果,收集有关城市管理和智慧城管方面的文献资料,并分析归纳总结形成文献综述,为提出对策建议提供参考;访谈法:通过对长沙市智慧城管部门的相关工作人员、基层城管执法中队的队员和部分居民进行访谈,了解智慧城管的运行现状及存在问题,并分析其深层原因;数据分析法:收集长沙市智慧城管运行情况的各项数据,透过数据来分析目前存在的问题及原因,促进研究的相对客观准确,保证对策的相对合理完善;问卷调查法:通过抽样问卷了解长沙市民参与智慧城管的情况,分析制约公众参与智慧城管的影响因素,并为提出具体对策提供帮助;比较分析法:将新加坡、韩国、杭州等发达地区的智慧项目与长沙市智慧城管做比较,并总结出可供长沙借鉴的经验。
  
  1.4 可能的创新之处。
  
  本文的创新点是紧密联系地区实际,一个普通二线城市一一长沙市的智慧城管初期建设经验为基础,将长沙市的智慧城管工作和长沙市的整个城市发展大环境相融合,结合智慧城市理念为建设”智慧长沙“提供助力,并在当前长沙市开展网格化制度及综合执法改革的现实基础上提出进一步加强智慧城管工作的可行性对策,使学术研究在城市实际发展规划中得到应用,为智慧城管及智慧城市的创建工作提供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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