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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与民事诉讼法的关系及其共有理念原则

时间:2020-10-12 10:19作者:洪浩
本文导读:这是一篇关于民法与民事诉讼法的关系及其共有理念原则的文章,民法典在国家法治体系和法治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加强了对民事诉讼权利和民事诉讼活动的规定,确立了其与民事诉讼法的协同关系。

  摘    要: 民法和民事诉讼法都是民事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相辅相成,不可或缺。在经历了诸法合体和二元分立的关系模式之后,我国进入了实体法和程序法相互渗透和融合的民法典时代。民法和民事诉讼法不仅有许多相同的法律理念,还有不少相同的法律原则。作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法具有调整民事法律关系,为民事审判提供法律依据的作用。民事诉讼法为解决民事法律纠纷,化解社会矛盾和保障民事权利提供了救济渠道。民法和民事诉讼法的同源性和共同性决定了民法典的制定对民事诉讼法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民法典有助于民事诉讼法的有效运行,为民事诉讼法的体系化、绿色化以及适用性提供规范指引,并促进民诉立法、司法的更迭和发展。

  关键词: 民法典; 实体法; 程序法; 保障性;

  Abstract: Civil law and civil procedure law are both important parts of civil legal system. These two laws are complemental and indispensable of each other.After experiencing the relationship model of the combination of all laws and the separation of these two laws,China has entered into the era of civil code in which the substantive law and the procedural law are merge of each other. Civil law and civil procedure law not only have many same legal ideas,but also many same legal principles. As an encyclopedia of social activities,civil law has the function of adjusting civil legal relationship and provides legal basis for civil trial. The civil procedure law provides a remedy channel for resolving civil legal disputes,resolving social contradictions and guaranteeing civil rights. The homogeneity and commonality of civil law and civil procedure law determine that the formulation of civil cod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civil procedure law. Civil code contributes to the effective operation of civil procedure law,provides normative guidance for the systematization,greening and applicability of civil procedure law,and promotes the altern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ivil procedure law legislation and judicature.

  Keyword: civil code; substantive law; procedural law; nature of guarantee;

  引言

  2020年5月28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大成果,宣示着我国正式进入了民法典时代。“民法典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是一部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基础性法律。”[1]P2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面临着许多新任务和新要求,单靠各种民事单行法已经不能满足现实需求,还需要将民事法律规范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来调整民事主体的权利义务关系。应当说,民法和民事诉讼法一起,共同支撑着民事法律体系的基本框架,都是保证民事活动正常进行的基础性法律规范。

  民法是万法之母,是民事领域基础性和综合性法律,它规范着各类民事主体的实体权利和程序权利,涉及民事活动的方方面面。一个有实力的法治国家,如果没有一部像样的民法典,就像没有航母和核弹一样。作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事法律立法的集大成者,民法典不仅调整着基础性的民事活动和民事关系,也规范着民事诉讼活动。通览民法典,我们不难发现,里面有许多关于程序规范的内容。例如,民事纠纷的案件管辖、诉讼时效以及请求权基础等在民法典中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和落实。可以预料到,这种实体规范和程序规范的交织将是今后各个部门法的新常态。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实体规范和程序规范的共同治理的意义将会更加凸显。
 

民法与民事诉讼法的关系及其共有理念原则
 

  民法典在国家法治体系和法治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加强了对民事诉讼权利和民事诉讼活动的规定,确立了其与民事诉讼法的协同关系。一方面,民法典是民事诉讼法的重要法源,民法典的制定在客观上充实了民事诉讼法的内容,扩大了民事诉讼法律规范的渊源,有助于建立统一的民事法律秩序。另一方面,民事诉讼法是规范民事主体权利救济的法律部门,保障民事权利的实现需要依靠民事诉讼法律规范。在民法典中对民事诉讼程序规范进行规定和创新,为民事主体进行民事诉讼活动提供了基础性的法律依据和制度规范,有助于民事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和民事诉讼法的完善。因此,加强民事法律制度的理论研究,构建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与实践特色的民事法律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对有效实施民事法律和发展我国民事法律制度提供理论支撑具有重要的理论研究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

  一、民法与民事诉讼法的关系模式

  (一)诸法合体:民法与民事诉讼法一体化

  作为成文法国家,我国有着源远流长的诸法合体的历史。无论是我国第一部比较系统和完善的成文法典《法经》,还是后来的《唐律》《宋刑统》《大明律》《大清律例》等,在编纂形式上都表现出了诸法合体、民法和民事诉讼法一体化的特点。[2]P133其实,域外早期的法典也是诸法合体的综合体,不仅包含了民法、民事诉讼法、刑法等法律规定,还包含了宗教教义和理论习惯等。[3]P10例如,《乌尔纳姆法典》《汉穆拉比法典》《查士丁尼法典》和《赫梯法典》等都是诸法合体和民事一体化的综合性法典。古罗马的第一部成文法典《十二铜表法》中既有实体法也有程序法,同样包含着民事一体化的内容。古希腊于公元前5世纪制定的《哥地那法典》同样是一部综合性法典,内容不仅包含刑法、民法等实体法还包含刑事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等程序法的内容。[4]P132日耳曼人在公元5至7世纪制定的《里普利安法典》《勃艮第法典》《尤列克法典》和《伦巴德法典》等一系列习惯法汇编,既包含实体法也包含程序法。从古到今,我国的诉讼法律规定往往散见于刑法典之中,虽然有程序法的规定存在,但是却没有程序法这一专门概念。例如,《大元通志》的内容既包含刑法、合同法、婚姻法和继承法的内容,也包含刑事程序法和民事程序法的内容。中华法系诸法合体的体系框架一直延续到清朝末年。《刑事民事诉讼法》草案的拟定,第一次打破了中国两千多年来诸法合体之立法例。同时,在理论上有关实体法和程序法关系的观点也逐渐形成。法律一道,因地制宜,大致以实体法为体,程序法为用,体不全无以标立法之宗旨,用不备无以收行法之实功,二者相因,不可偏废。[5]P7

  (二)二元分立:民法与民事诉讼法分离

  武力征服是文化传播的一种方式,文化传播往往是武力征服的后果。随着西方势力的强势介入,闭关锁国的中国大门被迫打开,随之影响了中华法系诸法合体的传统结构。一方面,在结构形式上,中华法系诸法合体的结构全面瓦解,随之形成了以部门法为体系的新型结构,民法和民事诉讼法也随之分离。清末沈家本修律,仿照域外法律制度分别制定了刑律、民律、民刑事诉讼法和法院编织法等部门法。[6]P80另一方面,在内容结构上,各个部门法几乎都明确标有现代法典之总则、分则和附则等层次结构。事实上,清代变法之前,历代律例关于断狱、诉讼之规定,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也没有明确区分,刑事诉讼规范也适用于民事诉讼。沈家本认为:“中国刑民不分,由来已久,刑事诉讼虽无专书,然而其规章程序,尚互见于刑律;唯独民事诉讼,因无整齐划一的规定,百弊丛生。若不速定专律,曲防事制,政平讼理未必可期,司法前途不可阻碍。”[7]P530在清末法制改革的时候,修律大臣沈家本、伍廷芳仿照欧陆制度草拟民事诉讼法草案,民事诉讼之规定才开始独立成体系。[8]P11912年,沈家本与俞廉三领衔制定了《大清民事诉讼律》草案,总计四编二十二章八百条。虽然这部草案还未核议完毕,清廷便在革命军的炮火中湮灭。但是,这部草案的价值和意义却没有随着清廷的覆灭而消失。在制度上面,四级三审、审判公开、律师参与和不告不理等制度逐渐形成。在原则方面,自由心证、直接受理、主体平等和司法独立等原则基本确立。

  辛亥革命后,在北洋政府制定《民事诉讼条例》的同年,广州军政府也制定了《修正民事诉讼律》,并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正式颁布了《民事诉讼法》。[9]P6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民法和民事诉讼法的制定与发展,同样经历了曲折的过程。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组织法》,为我国民法和民事诉讼法的制定奠定了基础。随着《关于各级人民法院民事案件审判程序的总结》和《民事案件审判程序》两个重要法规的出台,我国民事审判工作的重要法律依据随之确定。1963年,最高人民法院召开了“全国民事审判工作会议”,颁发了《关于民事审判若干问题的意见》和《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几个问题的意见》,解决了民事审判工作中的认识问题和政策问题。文化大革命后的1979年8月1日,我国开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草案》的起草工作。经过广泛征求意见和深入调查研究之后,我国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2次会议通过并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这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第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类型的民事诉讼法。

  (三)时代发展:民法与民事诉讼法相互吸收

  之前由于种种原因,我国民法典的制定时机还不成熟。在“成熟一个就颁布一个的立法原则”的宏观指导之下,我国民事诉讼法先于民法颁布。虽然世界上关于民法和民诉法的颁布顺序有同时颁布、民法先颁布和民诉法先颁布三种,但毫无疑问民事诉讼法的运行需要民法的制度支持。民事诉讼法不仅需要解决债务纠纷,还需要解决权利归属等民法问题。可以说,民事诉讼法的顺利运行离不开民法的保证和配合,民法权利的实现和救济也离不开民事诉讼法的保障。一定意义上讲,民法规则和体系的完善,有利于民事诉讼程序顺利运行和民事裁判正常延展。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民法和民事诉讼法律制度在不断的完善和成熟的同时,相互吸收和渗透。民法中有不少关于民事诉讼程序法的规定,民事诉讼法中也有关于民法的内容。在民法中,管辖制度、时效制度以及举证责任等都是与民事诉讼休戚相关的程序规定。民事诉讼法中的诚实信用原则、处分原则和环境保护原则也都是民法上的基本原则。其中,协议管辖制度更是意思自治原则的体现。一个科学合理的民事法律体系,应当是具有协同功效的部门法有机联系的整体,并服从于一定的规律和制度。然而,受部门法界定的局限,我国在研究民法和民事诉讼法的过程中,人们很少将两者作为一个有机整体进行系统研究。我国民事法律规范体系的研究应当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并顺应时代潮流,进而实现民事法律研究的逐步转型。

  “任何一个法律规范都不是静止的,都应当顺应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地发展。”[10]P104作为调整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的文本,民事诉讼法的发展应当契合民事法律体系的发展的基本要求。换言之,民事诉讼法的发展应当充分考虑民法的基本制度和原则。事实上,民事诉讼制度是一个复杂的解决民事纠纷的体系和系统,离不开民法的制度支持和规范保障。民法与民事诉讼法相生相成,两者都是民事法律整体秩序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民法为请求基础和裁判依据,为民事诉讼法解决民事纠纷提供了法律依据。作为解决民事纠纷的法律途径,民事诉讼法具有工具性和保障性的本质特征。在公私法相互融合的法治时代背景下,民法有助于民事诉讼制度的完善,并据以形成民事法律一体化的基本框架。民事诉讼法的发展有助于塑造民事领域公平正义的价值理念,提升民法规范的强制性以及强化对民事权利的保障,进而促进民法规范的更迭和发展。[11]P114应当说,民事法律规范的同源性和共同性,决定了民事诉讼法对保障民事权利和救济民事权利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民法与民事诉讼法共有的法律理念

  (一)价值倾向相互吸收

  从价值方面来看,私权保护应当是民法和民事诉讼法共同的价值追求。无论是人身权利还是财产权利,都是民法和民事诉讼法需要保护的价值体系。一般而言,民法主要追求市场交易时主体的平等、诚实信用以及公平和正义,而以意思自治为核心价值理念。无论是交易的进行还是交易的终止,都是民事主体之间意义自治的体现。民事法律制度的建立以及体系的完善都必须以意思自治为核心价值。尽管民法中也存在着强制性规范,但是毋庸置疑,体现意思自治的任意性规范占据大多数。

  从表层来看,民法的制定和完善为民事诉讼法的价值追求提供了借鉴基础。在意思自治的统摄下,民法追求的平等、公平以及正义等价值在民事诉讼法中亦有体现。虽然民事诉讼法调整的法律关系离不开法院的介入和推动,但是毫不影响民事诉讼具有契约性的特征。事实上,在民事诉讼中亦注重意思自治的体现和运用。“民事争议的特性就决定了民事诉讼应当更多地体现民事主体的主导性,反映司法自治的原则。私法自治和当事人的主导在民事诉讼中就具体化为民事诉讼契约化。”[12]P74民事诉讼契约化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不是简单的肯定诉讼的契约效力,在制度上肯定和认同诉讼上的契约效力,而是在更深层次的基础上追求契约自由的价值。回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事诉讼法的发展历史,不难发现这样一种现象,也就是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的处分权力越来越得到尊重和肯定,当事人中心主义逐渐得到强化。

  事实上,在民法快速发展的时代,契约自由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价值追求,在民事诉讼法中亦有越来越多的体现。作为民事主体,当事人既然可以在实体法领域根据契约自由随意处分自己的权利,同样也应有权在民事诉讼领域自由处分自己的权利。从抽象的原则上看,民事诉讼中的处分原则、辩论原则和当事人平等原则都是民法原则在民事诉讼法中的体现和运用。从具体制度层面看,无论是协议管辖制度还是执行和解制度,都是民事诉讼中的重要制度,体现着契约自由价值的具体要求。民事诉讼中的契约价值不仅简单地在民事诉讼法中规定当事人契约的个别制度,而是从当事人意思自治、自由处分和当事人主导等方面出发对民事诉讼体制进行修正。应当看到,契约自由的价值不应单单是民法领域的价值追求,在民事诉讼法中也有广泛的制度体现。

  (二)法律概念交叉融合

  法律概念是对各种具有法律意义的事物、状态或行为进行凝练和概括而形成的具有高度抽象意义的专门术语。作为部门法律体系的基础元素,法律概念一直是立法、司法和法学研究的基本点和出发点。无论是立法工作还司法业务抑或法学研究,都离不开法律概念的准确把握和厘清。特别是在部门法律体系的构建进程中,法律概念的准确运用一直是评价部门法体系科学与否的重要指标。普通大众抑或具有专门知识的法律人员对部门法的认识和理解,总体上是以法律概念为基本单位和逻辑起点。换言之,法律概念在法律体系的构建上或者了解法律的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不仅如此,法律概念实际上也深深地影响着司法。当然,这并不是说所有的部门法都有相同的法律概念。有些法律概念只是某些部门法的特有概念。通过对法律概念的研究和理解,是初步较为准确地认识部门法的一种方式。

  在民事一体化的法律体系中,作为实体法的民法具有调整民事法律关系的重要作用,且是民诉法最终认定被告是否应负民事责任的法律依据。因此,民法和民事诉讼法在法律概念上具有一定的共同性。特别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民法和民事诉讼法在改革和完善的过程中逐步相互融合。民法中的一些法律概念在民事诉讼法中亦有较多的体现。具体来讲,民诉法中的诉讼代理就来源于民法中的民事代理这一专门的法律概念。从内涵上看,诉讼代理的实质就是发生民事诉讼中的民事代理,只不过诉讼代理的内容是诉讼活动。从外延上看,民事代理的内容比诉讼代理要宽广和丰富。民事代理的内容不仅包含了诉讼代理,还包含了诉讼代理之外的代理活动。此外,民事诉讼主体的概念也来源于民法中民事主体的概念。民事主体和民事诉讼主体都能对自己的民事实权利进行处分且都具有平等性和民事性等特征。

  不难发现,作为民事法律体系的重要内容,民法中的很多法律概念在社会的发展和变革过程中逐渐融入到了民事诉讼法律体系之中。民事诉讼法中的许多法律概念是民法概念的延伸和发展。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构建,特别是民事法律体系的构建离不开民法和民事诉讼法中法律概念的融合和吸收。当然,由于立法目的和适用场域的不同,民法中的法律概念在民事诉讼中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民法规则的设立还应当注意民事诉讼法证据的可采性和固定性问题。客观地说,中国在推进民事法律体系完善的过程中,法律概念的完全融通和吸收还需要时间的洗涤,以提升立法工作和司法业务的科学性和准确性。

  (三)调整方式相互影响

  法律的调整方式是指反映在法律规范体系中的对社会关系进行调整的方法和路径。作为部门法区分的标准之一,法律的调整方式影响着人们的行为设定。纵观我国法律体系中各种部门法的内在规律不难发现,调整方式表现出了权威和自治两种不同的形态。在权威的调整方式下,管理的一方以权力命令为手段,自上而下的进行管理,另一方总体上处于服从的地位。相比之下,自治的调整方式大多体现出了主体之间的协商和平等性,其主要作用在主体平等的社会关系中。自治的调整方式不仅体现在民法的规范之中,亦反映于民事诉讼法律的规则之下。民事法律关系的有效调整既要借助于民法的调整方式,以激励市场交易的有序进行,也需要依靠民事诉讼法的调整方式,以助益权利的保障和救济,进而维护法律的时效和权威与公权所遵循的权威型法律调整方式不同,民事法律体系大多数以自治的方式为基础,其中民法调整的主要是实体法律关系,而民事诉讼法调整的主要是程序法律关系。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民事法律一体化,民法和民事诉讼法在调整方式上互有影响。尽管民法主要调整的是实体法律关系,民事诉讼法调整的主要是程序法律关系,但是民法和民事诉讼法在调整方式上都属于以自治方式为主的部门法。无论是民法抑或民事诉讼法,法律主体的意思自治在法律关系中都占有重要地位。毕竟,民法主要是为了保障民事主体的权利,促使交易的正常进行,激发社会主义市场竞争力。在遇到民事纠纷的时候,当事人亦有自由选择通过诉讼或者其他方式解决民事纠纷的权利。即使是在民事诉讼进程中,当事人亦有权选择通过和解或者调解的方式协商解决民事纠纷。此外,在民事执行程序中,当事人依然有权选择执行和解。这些带有任意性质的法律规范,无疑都是民法崇尚当事人自治的调整方式影响民事诉讼法调整方式的有力证据。

  三、民法与民事诉讼法共享的基本原则

  自从民事法律体系形成以来,民法和民事诉讼法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特别是在基本原则的共享方面。许多法律基本原则既是民法的基本原则,也是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两者在内涵和外延上相辅相成,共同厘定了基本原则的内涵框架。

  (一)平等原则的内涵阐释

  “平等原则的精神之一是通过程序化的手段使政府对公民采取负责任的行动,为公民提供判断政府行为是否合法、正当的最可靠的原则和途径。”[13]P46作为民事法律体系中的基本原则,平等原则主要表现在地位和权利两个方面。无论是民法中的民事主体还是民事诉讼法中的当事人,都享有平等的权利。不同的是,在民法调整的法律关系之中,民事主体享有的民事实体权利;而在民事诉讼法调整的法律关系之中,民事诉讼主体享有的是程序性权利。理论上讲,民事实体权利是第一性权利,只有在第一性权利受到侵害无法救济的时候,程序性权利才有适用的空间和场域。作为中国特色的民事基本法,民法典虽然能够赋予民事主体平等的权利,使民事主体无差别的享有相同的权力,但是其却无法为被侵犯的权利提供救济渠道。

  “无救济则无权利。”民事权利得不到平等救济会大大影响民法的公信力和法律权威,进而导致违法现象的频繁发生。程序平等和实体平等不应当仅仅停留在口号和纸面上,在关注民法平等原则的时候,还应当对民事诉讼法上的平等原则给予应有的重视。只有平等原则在民事司法实践中被落实和遵守,民法的平等原则才有内生动力和执行力,并有望被全民接受,平等原则才能获得持久的生命力和执行力。随着当事人主义诉讼理念的逐步深入,当事人在民事诉讼中的重要地位日益凸显,逐渐成为了推进民事诉讼程序的主要力量。

  当事人主义民事诉讼格局的确立,无疑为民事平等原则的推进和落实提供了制度土壤和环境。无论是民法还是民事诉讼法,都赋予了平等原则很高的位阶。我国《民法典》在第四条就明确规定:“民事主体在民事活动中的法律地位一律平等。”我国2017年《民事诉讼法》亦在第八条规定:“民事诉讼当事人有平等的诉讼权利。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当保障和便利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对当事人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平等原则在我国民法和民事诉讼法上二元阐释的格局一览无余。具体来讲,平等原则在民法上主要体现在民事主体的法律地位和实体权利的内容上。与此不同的是,平等原则在民事诉讼法上的主要体现在当事人的诉讼地位和程序权利的内容上。从两者的关系上讲,两者都是平等原则在实体法和程序法上的不同面向。总的来说,程序上的平等原则有助于实体上平等原则的落实和推进,两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平等原则的基本框架。

  (二)私人自治的正常延展

  作为民事私法的核心内容,私人自治是指在一种法秩序下,个人自我调整和决定自己生活方式的自由。“基于自由的理念,私人自治成为了民事法律的基础。”[14]P53藉由法律主体、法律行为和法律规范三位一体,私人自治的内部框架基本确定。私人自治是建立在个人意思形成基础之上并获得法律认可的行为,具有一定的法律约束力。私人自治核心要素是自由而非平等。个人通过其意思自主地形成法律关系即为私人自治最为经典的表述。[15]P68在民法领域,民事法律关系中的私人自治具有优越性,除非法律明确禁止,否则“法律明文规定即自由”的原则就具有普遍约束力。不难看出,民法为私人自治提供了制度保障,而民事诉讼法则为私人自治提供了救济渠道。只要私人自治不违反民法的强制性禁止规定,私人自治产生的双方合意就对双方有法律约束力。

  事实上,私人自治原则在民事诉讼法上也有众多体现。在经济市场化的浪潮中,民事诉讼契约化即是私人自治的表现形式之一。在民事诉讼法的修改过程中,应当以一种尊重当事人之间的契约为指导理念,有意识地植入当事人的主导性因素,使得民事诉讼法因当事人的主导性和自治性而具有时代的契约性。本质上来讲,民事争议的特性必然决定民事主体的主导性和自治性。需要说明的是,民事诉讼法中的私人自治原则约束的对象有限,主要针对民事诉讼当事人。具体来讲,民事诉讼的私人自治原则不是指将当事人的诉讼行为完全契约化,而是指在制度上肯定当事人部分合意的法律效力。尊重当事人的对自己权利的处分。

  不难发现,私人自治的原则不仅在民法领域有所体现,在民事诉讼法中也有较多的体现。无论是民事诉讼程序的选择抑或请求范围的界定还是证据材料的提出,都是当事人私人自治原则的体现。作为国家审判机关的人民法院,在民事诉讼进程中扮演着契约自由消极保护者的角色。一定意义上讲,民事诉讼进程的推进,有赖于当事人之间的意思表示和契约的形成。这从民事调解、小额诉讼程序以及简易程序中可见一斑。客观而论,民事诉讼契约化是我国民事诉讼体制转型中形成的基本原则之一,是一种来源于民法但又有所限制的“新元素”,反映了民法和民事诉讼法相互渗透和吸收的结果。简言之,私人自治的理念同时支配民法和民事诉讼法在后者即表现为当事人主义。要不要实现权利、实现到何种程度以及采取何种途径,基本上由当事人自己决定。

  (三)诚实信用的基本内容

  诚实信用原则主要是指民事主体在民事活动中应当讲究信用、严守诺言和诚实不欺地行使自己的权利和履行自己的义务。诚实信用原则来源于民法,但也是民事诉讼法良性运行的基本原则。[16]P266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诚实信用原则的适用领域日益拓宽,逐渐从民事实体法渗透到民事程序法。一定意义上讲,诚实信用原则成为民事诉讼中的道德准则,具有调节诉讼参与人和法院审判的双重功效。一方面,诚实信用原则是诉讼行为是否合法以及有效的判断标准,有助于防止虚假诉讼的产生;另一方面,诚实信用原则对审判行为也具有约束作用,能够防止法院违法审判。具体来讲,诚实信用原则要求程序的参与者恪守道德性准则,以实现诉讼参与方的平和,进而维护诉讼秩序和司法权威。因此,如果诉讼行为和审判行为违反诚实信用原则,便可以被判定为无效。

  民事诉讼主体在民事诉讼中诚实信用地实施民事诉讼行为是我国《民事诉讼法》的基本要求。[17]P153近些年来,当事人在民事诉讼中滥用诉讼权利,恶意诉讼、虚假诉讼、拖延诉讼以及虚假陈述、伪造证据等情形时有发生。真实义务是诚实信用原则的核心。[18]P93诚实信用原则的强调和运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这种态势的增长,防止非诉信访等行为的频繁发生。作为一种被植入法律的道德规范,诚实信用原则在规范民事诉讼主体行为的同时亦具有调整民事诉讼主体内心的重要作用。只要使民事诉讼主体相信诚实信用原则的统摄作用,公正、高效以及低成本的价值追求能够得到贯彻落实。因此,将诚实信用原则法定化,进而引导和规范人们的诉讼行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3条第1款规定:“民事诉讼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不难看出,诚实信用原则作为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之一,构成了民事立法和司法的依据。事实上,我国的诚实信用原则直接来源于民法诚信原则的确立和适用。我国《民法典》第7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民法对诚信原则的确立,必然会影响到民事诉讼法领域中诚实信用原则的适用。随着诚信原则逐渐超越私法领域,扩展至公法领域,成为普遍的基本原则,民事诉讼法适用诚实信用原则是法律发展的必然。当然,通过实体权利和程序权利的联系,也可以自然而然地推导出民事诉讼法中应当确立诚实信用原则。不仅民事诉讼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应当适用诚实信用原则,当事人与法院之间的关系也应当适用诚实信用原则。

  四、《民法典》中显现的民事诉讼法规范

  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之中,民事诉讼规范除了规定在《民事诉讼法》这部法律以及相关的司法解释之外,还存在于《民法典》的内容之中。[19]P75简言之,民法规范不仅包含了民事实体法的内容,还包含了民事程序法的内容。民法在教示人民享有哪些权利以及承担哪些义务的同时,还教示着人们如何选择争议解决程序。这从侧面体现出了我国民法规范和民事诉讼规范的交叉融合之现象。

  (一)诉讼时效规范

  诉讼时效制度长期以来都是民法中的重点制度,也是民法学界关注的重点内容。[20]P13在我国民法中,诉讼时效主要是指权利人在权利受到侵害的法定期间内,如果不及时行使权利,待期间届满之后,权利会受到克减的法律制度。诉讼时效制度的建立,具有督促权利人、维护秩序和保护义务人三种基本功能。督促权利人主要是指通过权利无法实现的不利后果来催促权利人及时行使权利,防止权利的懈怠和沉睡。维护秩序主要是指诉讼时效具有维护社会、经济和法律制度的作用,防止证据灭失和法院的负担过重。保护义务人主要是指诉讼时效制度能帮助义务人从债务中解脱以及防止义务人因时日久远而举证困难,进而造成信赖利益的破坏。

  事实上,无论是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诉讼时效制度虽然经常被设置在民事实体法之中,但是这并不影响它是程序性规范的本质属性。这并非是片面考量得出的结论,而是寻找程序规范本质的当然结论。在实体法中内置程序规范在立法过程中是一种常态,这并不会影响规范本身的运行效果。相反,在民法中设置诉讼时效制度,还为民法和民事诉讼法相互融合和吸收提供了制度控制。权利的实现和义务的承担不能仅仅依靠民事实体法的规定,还需要民事程序法的制度支持。尤其是在权利人的权利受到侵害时,权利救济的及时性就显得十分重要。一方面,权利救济程序的及时启动,有利于证据的收集和固定,进而减轻权利人的举证难度。另一方面,及时启动权利救济程序,能够减少权利受到侵害的程度,进而对侵权人形成一种威慑力。因此,立法机关将诉讼时效规定在民法中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随着我国《民法典》的颁布,诉讼时效制度的作用也日益凸显。无论是普通时效还是特别时效抑或最长诉讼时效,都和权利人的权利能否及时实现密切相关。我国《民法典》在第九章用了十二个条文专门规定了诉讼时效制度。需要强调的是,虽然诉讼时效制度规定在《民法典》之中,但是适用的主要场合还是在民事诉讼程序之中。一旦离开了民事诉讼程序,诉讼时效可能就只有纸面上的宣示意义了。因此,诉讼时效制度的有效运行,离不开民事诉讼法的制度支持。也就是说,民法典中诉讼时效规范的有效运行必须结合民事诉讼法才能有效实施。

  (二)举证规则条款

  与权利的分配和义务的承担规则迥然不同,举证规则条款的主要适用场域限于诉讼程序之中,凸显了其程序性规范的本质属性。藉由举证主体、举证期间以及举证责任三位一体,举证规则体系逐渐清晰。通过规定举证主体、举证期间以及举证的责任分配,举证规则体系影响着庭审阶段的事实认定和法律结果的承担。举证时限主要是指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必须在法律规定的时间内或者法院指定的时间内提交证据材料,否则将会丧失提交证据材料的权利的一种制度。举证责任主要是指如果原告无法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的事实符合高度盖然性的标准,则其应当承担由此造成的事实真伪不明的不利后果。[21]P15举证时限的设立是一项全新的创新,它改变了我国民事司法实践中一直存在着的“随时提出主义”,使得诉讼主张和证据材料的提交必须遵循一定的时间规则。[22]P153更为重要的是,举证规则的设定逐渐改变了重实体而轻程序的法律观念。通过在民事实体法中设置程序规范,不仅强化了实体规范与程序规范的关联性,还增加程序法的地位。

  从举证规则条款的分布情况来看,举证责任倒置条款主要分布在民法当中,举证主体、举证责任分配以及举证时限规则主要规定在民事诉讼法及其相关的司法解释当中。我国《民法典》第1230条规定:“因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发生纠纷,行为人应当就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及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不难发现,举证规则并非一种可有可无的程序规范,其与当事人之间能否实现公平正义密切相关。[23]P32事实上,举证规则本质上具有双重属性,在分布上横跨民事实体法和民事程序法两大法域,是实体法和程序法的交汇点。因此,在研究和讨论举证规则的时候,既要着眼于民事实体法的价值准则和立法目的,又要紧密结合民事诉讼制度内在规律和实践要求。

  客观来讲,举证规则无疑是为了有效解决民事争议而设计的程序性规范,但是这一规则又与民法的内容息息相关。具体来讲,举证规则的制度安排,为当事人之间解决民事纠纷提供了制度路径,为法官在事实真伪不明的情况下如何裁判提供了法律依据。这种规则的设定虽然主要作用在诉讼领域,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它会影响民事实体法立法目的能否在民事程序中得到保障和落实。因此,举证规则既要和民事实体法的价值目标和内在要求相契合,又要有利于诉讼程序的有序展开和审判文书的快速作出。应当说,无论是民事实体法中的举证责任倒置,还是民事诉讼法中的举证时限等制度,都是为了保障民事权利的实现。为此,就可能需要从宏观上把握民事实体法和民事程序法内在的联系,从实体和程序两个方面来了解举证规则条款。

  (三)民事管辖规范

  管辖是一项重要的程序法制度。表面上看,民事管辖与民事实体法并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和交叉的地方。管辖纯粹属于民事诉讼法的当然内容,与民事实体法的关系不大。事实上,哪些案件属于民事案件,哪些案件属于民事案件中的合同案件,都需要以民事实体法为基本依据。“民商事诉讼中的协议管辖制度是意思自治原则在当事人诉权问题上的具体表现。”[24]P43不难看出,案件管辖的具体划分离不开民法的制度支持。

  随着《民法典》的颁布,各种类型民事案件的管辖划分日趋清晰。特别是在专业化纵深推进的当下,专业化程度比较高的案件交由专业的法庭进行审理已经逐渐达成共识。在这种话语体系下,各种专业化的法院逐渐建立,知识产权法院、海事法院、互联网法院以及金融法院等应运而生。不过,在民事立案要判定案件的性质和管辖范围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这个时候,民事实体法的重要作用就凸显出来。毕竟,哪些案件属于知识产权案件、哪些案件属于合同纠纷以及哪些案件属于侵权纠纷等,需要以民事实体法为判断标准和基本依据。尽管理论界对《民法典》的编撰体例还存在着不一样的观点和看法,但是立法者的观点和体例却相对明确。我国《民法典》既没有采用法国模式也没有采用德国的潘德克顿体系,而是采用七编制,将人格权独立成编。

  作为判定案件管辖的重要标准,《民法典》的体例设置以及立法安排必然会影响民事诉讼案件管辖的划定以及审判组织的设定。毋庸置疑,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专门审理人格纠纷的法庭或者法院将会逐步建立起来。事实上,在合同纠纷的案件管辖上,民事诉讼法已经给予了案件当事人较大的案件管辖自由选择的权利。对于当事人在合同签订时,自愿选择的管辖法院,具有对抗民事诉讼管辖的效果。“管辖协议虽然属于诉讼契约,但其成立与无效却应当适用民法规范。”[25]P458法院不能依照职权强制干扰当事人意思自治的结果。不仅如此,在级别管辖上,案件的诉讼标的占据重要的因素。但是,这些都是与民事实体法休戚相关的内容。不论是合同之债还是侵权之债,都需要以民法为基本判断依据。不同的是,合同之债的当事人自由选择管辖的权利更大。这意味着管辖制度虽然本质上是程序规范,但是其具体运用离不开民法的制度支持。

  五、民法典助力民事诉讼法发展的主要方式

  作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事法律的集大成者,民法典不是民事单行法的简单汇编。其不仅规范了民事实体法,还有助于民事诉讼法的发展和完善。民事权利的保障和民事义务的承担离不开民事诉讼法的有效运行。具体来讲,民法中的权利保障、民事活动的安全便捷、民事行为的规范有序以及民事法律后果的承担都离不开民事诉讼法的保障。同时,民法中的绿色原则以及规范体例的引导对民事诉讼法发展具有助推作用。科学完善的民事实体法是民事诉讼法有效运行的前提。尽管《民法典》以物权、合同、人格权、婚姻家庭和继承等实体法律关系为主体,但在编纂过程中依然可以看到民事程序规范的身影。民法中的法律思想、法律原则以及法律规则在民事诉讼法中亦有较多体现。可以说,民法典的完成已经对民事诉讼法的发展有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一)民法典促进民事诉讼立法的绿色化

  中国是首个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国家治理体系的国家,民法典理应对新时代的环境问题作出回应。当今时代,环境资源问题已经成为了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最大挑战,有必要通过法律的方式来保护环境。[26]P106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中,先后制定了环境保护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以及法院组织法等法律,逐步形成了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制度。2020年通过的《民法典》在开篇就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有利于节约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除此之外,绿色原则在物权编、合同编、侵权责任编以及人格权编中都有一定的体现。具体来讲,在物权编中,自然资源权属的使用,应当有利于环境保护目标的实现。在合同编中,规定了合同履行应当有助于民事交易活动的绿色化转向。在侵权责任编中,完善了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责任制度,强化了环境侵权和生态环境损害的追究机制。在民法典中注入绿色因子,不仅有利于扩大民事实体法中绿色制度的健全和完善,也有利于民事诉讼法的实施和运行,为民事裁判活动提供了民法依据。

  作为我国民事立法的一大创新,绿色原则不仅将促进环境保护的观念融入到了民事活动之中,还有助于民事诉讼法的运行和民事诉讼活动的展开。[27]P110生态环境案件是人民法院在民事公益诉讼中的主要审理对象,约占整个公益诉讼的一半以上。民法典颁布之前,我国对于环境保护的法律规范散见于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以及侵权责任法等法律和司法解释中。而且,大多数的法律规范都是原则性或者程序性的,并没有形成体系化和具体化的裁判依据。因此,在环境公益诉讼中,法院的裁判往往会遇到找不到法律依据的困境。事实上,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是环境侵权的不同因子,却没有在法律上严格区分,阻碍了民事环境公益诉讼程序的正常延展。民法典颁布后,明确将环境污染和破坏生态都作为环境侵权的具体类型,扩大了环境侵权责任的范围,使侵权责任规范与民事环境公益诉讼相互呼应。总的来说,民法典中绿色原则的提出,有效解决了民事环境公益诉讼中实体法原则和规则的缺失问题,实现了用最严格的制度和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的目标,为民事环境公益诉讼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支持。

  (二)民法典强化民事诉讼制度的保障性

  民法和民事诉讼法之间的共通性是不可否认的,而且民法产生和发展早于民事诉讼法,其规定和体系相对成熟和完备。在民事诉讼法相对独立和成为法律部门之前,民法的某些原则和规则就被视为共通的规定。一定意义上讲,民事诉讼法的产生和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为了保障民法的正确实施和有效运行。民法和民事诉讼法具有天然的制度耦合性,核心的目标和功能共同服务于民事权利的保障和民事秩序的维持。民事诉讼程序的建立对实现和保障民事权利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尽管民法典是以之前的民事单行法为主体框架,将合同法、婚姻法、侵权责任法和物权法等汇编合并,但是其在理念、原则和制度上也作出了相应地改变和调整。民法所调整的事项不再仅仅局限于具体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而是创新性地拓展到了环保领域以及人格领域。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仅要遵循意思自治原则,还应遵循绿色原则。不难看出,新时代的民法典在继承传统民法基本原则的同时,还创新了相关的原则和制度,以便更好地适应社会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28]P31毕竟,新时代民法典在构筑市场经济基本秩序、维护私法自治方面处于重要地位。基于此,处理民法典和民事诉讼法的关系时,应当厘清民法典的颁布对于民事诉讼法的特殊意义而后加以妥当的处理和解决。

  作为保障民法典有效实施的程序法,民事诉讼法也应当作出相应的回应,进而形成一套完整、科学的民事法律体系。在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稳定运行的过程中,民事诉讼法必须根植于社会环境,以民法典为裁判依据。我国民诉法不仅要力求维持自身逻辑自洽、体系完整,还要综合考虑民法的理念、原则和制度。首先,在理念上要搭建相应的关系框架。在正视民法典价值体系的同时,吸收和融合其核心的法律理念。这并不是意味着对民法典的理念不加辩证的“抄袭”,更不意味着打破民事诉讼法已经构建的价值理念,而是吸收其中对民事诉讼发展有利的部分。其次,确立以保障私权利为主要目的的民事司法制度。虽然民事诉讼法是公法,但这丝毫不影响其作为权利救济的主要方式。保障私权利,给予当事人更多的处分权,是民事诉讼法发展的方向。最后,要明确民诉法的目的,用制度来保障民事权利的实现。民法典的颁布为民事诉讼的正常延展和民事裁判的作出提供了法律依据,让权利保障体系更加完备。

  (三)民法典助力民事诉讼规范的适用性

  民法是实体法,而民事诉讼法是程序法。在重实体而轻程序的观念之中,民法的重要程度自然要高于作为程序法的民事诉讼法。在这种环境中,民事诉讼法也随之成为了民法的附庸和工具。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法律观念的增强,民事诉讼法的独立价值也逐渐被人们发觉和认识。民事诉讼法并非为了实现民法的目的而存在,而具有自己独立存在的价值。如果仅仅是为了解决民事纠纷,或许没有民事诉讼法将更加的高效和简便。事实上,民事诉讼的进行,可能不需要民事诉讼法的规制。一定意义上讲,民事诉讼法的制定和实行,可能会降低民事诉讼的效率,约束法官的权力和当事人的权利。但是没有民事诉讼法的规制,民事纠纷解决程序必然会毫无章序,公权力的扩张是一种必然的结果。因此,国家必须通过民事诉讼法来规范社会秩序和约束法官权力。

  其实,民法和民事诉讼法既有相同之处也存在一些区别。民事诉讼法具有保障民法正确实施的重要作用。无论是民事诉讼的提起,还民事裁判的作出,从民事诉讼开始,到民事诉讼结束,都离不开民法的制度支持。不难发现,民事诉讼程序的推进过程就是民法的适用过程。案件的提起和受理,离不开实体法中的请求权基础。判决的作出和法律的适用也离不开作为法律依据的民法。民事诉讼审判活动必须依照民法来启动和判决,进而维护社会稳定和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表面上看,民事权利享有和主张必须依托于民法的赋予和规定。民法的规定是公民享有权利的基础和依据。事实上,如果离开了民事诉讼法的制度支持,民法赋予的权利可能只能停留在直面,只具有宣示意义。

  无权利则无救济。“没有救济可依的权利是虚假的,犹如花朵戴在人的发端是虚饰。花朵可以为人添美,但虚假的权利只能是伪善。”[29]P368民事权利的实现既离不开民法的赋权,也离不开民事诉讼法的制度支持和安排。只不过民法的赋权是第一位的,而民事诉讼法的保权是第二位的。它们在保障和实现民事权利上存在着时间和空间上的区别。当民法上的权利受到侵害时,民事诉讼法具有保障和救济民事权利的作用,体现了权利保障的后位性和程序性。相反,民事诉讼法的顺利实施和适用也需要民法的支持。无论是请求权基础的还是诉讼时效抑或裁判依据,都是民法中的重要内容。民法典的制定不仅让民法在体例上更加完备,在权利的内容上也更加详细。这样会促进民诉法的运行,强化民事诉讼启动和民事裁判的法律依据,让民事权利的救济更加及时。

  (四)民法典引领民事诉讼规范的体系化

  民法和民事诉讼法的关系并非法学上的“单行道”,而是相互影响并互为条件。“我国颁布的民法典在民法的概念、逻辑与体系上有不同程度的创新。”[30]P15其对民事诉讼法的主要作用体现在指引和支持两个方面。民法典是我国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其体例和结构在为民事诉讼法的排布提供规范指引的同时,也为建立体系化的民事诉讼法律制度提供了蓝本。以“法典”命名,表明凡是纳入民法典的规则,都具有基础性、体系性和典范性。具体来讲,民法典在编纂的体例上采用的是先总则编后分则编的两步走模式。《民法总则》已于2017年通过并实施,本次的总则编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分则编分别由物权编、合同编、人格权编、婚姻家庭编、继承编和侵权责任编六部分组成。民法总则编主要是一些基本原则,具有总纲领的作用。分则编则是具体的实施规范,具有直接的法律效力。不难看出,民法典是在将民事单行法的法典化整合的基础上形成的,逻辑性、体系性更强。

  在民事领域,民法典是基础性的法律,是调整民事法律关系的基本法律依据。在规范公权力和保障私权利这一点上,民事诉讼法应当与民法典保持一致。在遇到法律解释或者适用上的问题时,可以民法典为参照物,对民事诉讼中的法律适用问题进行解释。当然,这不是说什么都只看民法典。毕竟,民事法律关系纷繁复杂,稳定的社会秩序和民事法律关系,不仅需要民法典的大力支持,还需要民事诉讼法的程序相助。事实上,民法典的颁布有力地促进了民事诉讼立法的体系化。一方面,民法典的颁布使各个单行法在民法典的统摄下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系统化的整体,为民事诉讼法的体系化提供了参考系。另一方面,就内部体系而言,民法典是按照总分结构来排布,各个分则在一定的价值指引下形成了概念、规则和体系,既相互独立,又具有内在一致性。这种模式也为民事诉讼法以后的发展提供了模板支持。

  民法典的颁布有助于制度的体系化、科学化架构,为良法善治和法典化进程奠定了基础。我国民诉法的发展和创新离不开民法典的支持和促进。毕竟,在我国民事诉讼法的实施和运行都离不开民法的支撑。可以说,在调整私权利的法律中,民事是基础性的法律。民事诉讼的启动和终结都是为了解决私权利之间的纠纷和矛盾,都必须以民法为法律依据来裁判。可以说,在众多法律中,民法的影响对民事诉讼法的发展和调整最大。正因如此,民法的法典化在某种程度上必然会促进民事诉讼规范的体系化。

  结语

  民法典的制定不仅将过去众多的民事单行法规汇编成体系,而且与时俱进增添了许多新的原则和规则,是我国立法技术达到一定水平的展现。《民法典》的出台弘扬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强调了民事行为应当遵循私人自治原则和恪守诚实信用原则。可以预期,民法典在我国调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维护社会秩序和保障公民的私权利方面将有更大的作用。实施民法典是一个系统的工程,需要多管齐下,特别是要重视程序法的协同作用。民法典的出台必然会对民事诉讼法的发展和创新提出新的要求,将保护私权利和约束公权力有机结合起来,充分以民法典为法律依据进行民事裁判。同时,应当充分地辩证吸收民法典中的精神和原则,做好民事诉讼法与民法典的衔接工作。既要重视民法典的时代意义,也要认可民事诉讼法的独立价值,助力民事法律体系的协同发展,进而发挥我国民事诉讼法的优越性,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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