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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未成年累犯豁免制度问题与完善

时间:2020-09-10作者:张婧
本文导读:这是一篇关于现行未成年累犯豁免制度问题与完善的文章,累犯制度设立之多元性需求是指累犯设置的依据不应是一元的,而必须兼顾各种刑罚目的需要。从刑罚目的演进脉络来看,刑事古典学派报应主义认为刑罚是对已然之罪的回应,强调“以行为为科刑依据”。

  摘    要: 现行刑法对累犯的构成要件作出重要修改,取消了未成年人构成累犯的规定。未成年累犯豁免制度的确立贯彻了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思想,是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保护的重大进展,但该制度也存在一定的立法瑕疵。阐释该制度的进步与不足,并提出相关建议,对我国未成年人处遇制度的完善具有现实意义。

  关键词: 刑罚执行; 未成年人; 累犯; 豁免制度;

  一、我国未成年累犯豁免制度的规定及其内在精神

  《刑法修正案(八)》将刑法第65条第1款修改为:“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分子,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五年以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的,是累犯,应当从重处罚,但是过失犯罪和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的除外。”这一修正确立了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不构成一般累犯。未成年累犯豁免制度的确立及其相关刑事政策理念的彰显,是我国少年司法制度改革浓墨重彩的一笔。

  (一)基于累犯制度设立之多元性需求

  累犯制度设立之多元性需求是指累犯设置的依据不应是一元的,而必须兼顾各种刑罚目的需要。从刑罚目的演进脉络来看,刑事古典学派报应主义认为刑罚是对已然之罪的回应,强调“以行为为科刑依据”。累犯之所以特殊是因为再犯行为罪行更重,而累犯作为犯罪人本身与其他犯罪人并无二致。近代学派的理论基于功利主义,开始将关注点从犯罪行为转到犯罪人,导致了累犯制度从行为中心论转向行为人中心论。根据近代刑法理论,累犯之所以特殊不在于其实施重新犯罪行为,而在于累犯人身危险性更大。上述学说均为累犯制度提供了可能的理论支持,但纯粹的一元论具有较为明显的缺陷。如行为中心论的理论可能扩大打击面,导致重刑主义。而行为人中心论过于强调罪犯人格,极易突破报应主义的限制,从而造成侵害犯罪人人权的危险。因此,从多元立场来论证累犯正当性为学界所普遍接受。目前,学界的主流观点是,累犯制度的理论依据是社会危害性与再犯人身危险性的紧密结合。

  我国刑法也采取了累犯目的多元论的立场,是以通过较为严厉的刑罚打击那些主观恶性深、人身危险性大的再犯,并预防其重新犯罪。必须承认未成年人身心发育、社会认知尚不成熟,未成年人是自由意志受到不同程度限制的特殊群体,其不符合独立判断是非、准确衡量得失的“理性人”标准。这决定了他们与成年人的人身危险性存在着差别。立法应该充分考虑未成年累犯人身危险性的差异,将其作为累犯豁免的构成条件之一,符合我国累犯制度设立的初衷,有利于进一步完善我国刑罚体系和刑法措施,从而更有效服务于刑罚目的。

  (二)遵循未成年人优先保护的司法理念

  发展心理学认为,未成年人并不是小版的成人,他们与成年人有着生物学的差异。未成年人具有不同于成年人的特殊性,决定了未成年人犯罪与成年人犯罪具有较多不同点。成年人犯罪往往是基于理性选择而对社会的“自觉性反抗”,而未成年人犯罪是其成长过程中伴随性的“自然现象”,是未成年人在不良生活环境和尚未发育成熟的身心条件的双重影响下的被动选择。1因此,未成年人犯罪更多的是一种“错”,而非“罪”。
 

现行未成年累犯豁免制度问题与完善
 

  正是出于对未成年人生理特点以及犯罪特点的考虑,我国采取了对未成年人优先保护的司法理念。《未成年人保护法》第38条规定,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2条规定,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立足于教育和保护,对未成年人的不良行为及时进行预防和矫治。在我国现行刑法中也体现了充分保护未成年人的立法精神,如未成年人犯罪的,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对未成年人不适用死刑等等。从这一系列的立法可以看出,未成年人的保护是处在核心地位的。未成年累犯豁免制度对再犯罪的未成年人加以适当的宽容,并将未成年人排除在累犯之列,体现了我们一贯的保护精神。

  (三)符合未成年人复归社会需要

  未成年人不构成累犯是保证未成年人复归社会的需求。首先,能够有效避免监禁刑的弊端。从现行法律对累犯的后果规定看,被认定为累犯后,将不再适用缓刑、假释制度。这意味着只能对累犯采取监禁刑的方式行刑。而监禁刑可能会阻碍未成年人再社会化进程,增加其被深度污染的风险。龙勃罗梭认为:“监禁是强迫未成年人承认自己是犯罪人身份的机制,其改造未成年罪犯的同时也在制造老练的罪犯。”2因此,对未成年人,应首先采取非监禁化、非刑罚化的方法,监禁只是迫不得已的最后手段。未成年累犯豁免制度显然有利于罪错未成年人回归社会,是尊重未成年人成长规律,避免人为制造罪犯的明智选择。其次有助于消除“前科污点”。长期以来,由于我国前科报告制度的存在,刑满释放的未成年人终身有污点而难以得到社会的认可和接纳,在重返社会的道路上困难重重。所以,理论上主张消灭前科的呼声一直不断。《刑法修正案(八)》在确立未成年累犯豁免的同时,充分考虑了刑满释放的未成年人在入伍、就业中面临的现实问题,进一步免除了犯轻罪未成年人的前科报告义务,从法律层面保障刑满释放的未成年人在回归社会过程中不受前科的影响,帮助其融入社会。

  (四)体现刑法谦抑性,顺应国际刑罚发展趋势

  从国外的立法情况来看,很多国家规定了未成年人不构成累犯。其立法模式主要有两种:第一,前罪发生时犯罪人未成年的,不构成犯罪。例如,《俄罗斯刑法典》第18条第4款规定:“一个人在年满18岁之前实施犯罪的前科,以及其前科依照本法典第86条规定的程序被撤销时,在认定累犯时不得计算在内。”第二,规定一定年龄的人不构成累犯。例如,埃及刑法规定不满15周岁的人不构成累犯,英国刑法规定不满22周岁的人不构成累犯。3由此可见,尽管累犯的立法模式虽然存在差异,但是未成年人不构成累犯已经被世界主要国家立法所确立。我国的这一规定也与世界主要国家立法保持一致,体现了我国在刑法上符合世界潮流,顺应国际人权保护的刑事司法趋势。

  二、现行未成年累犯豁免制度存在的问题辨析

  (一)“一刀切”的立法模式与刑罚个别化理念相悖

  《刑法修正案(八)》规定未成年人不适用累犯制度,却未区分未成年犯的犯罪性质和严重程度。此规定虽然有利于实现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但是将所有未成年犯再犯都排除在累犯适用之外却存在一定问题。从整体上看,未成年人实施的犯罪无论是社会危害性还是人身危险性低于成年人犯罪,但随着未成年人犯罪的低龄化、暴力化发展,以及我国未成年人犯罪恶性事件增多,未成年犯人身危险性出现了趋强的态势。我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要求对刑事犯罪分清轻重、区别对待,做到该严则严、该宽当宽,宽中有严、严中有宽。一方面,对未成年人进行教育、感化与挽救是宽大的故有内容。另一方面,根据不同的犯罪情况分别予以处理也是宽严相济的基本精神。我国未成年累犯豁免制度充分重视了对未成年人依法从宽的一面,但未考虑不同累犯人身危险性的差异,而“一刀切”地采取同样的措施,有违于刑罚个别化的理念,与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要求还存在一定差距。

  (二)以前罪为时间基准与累犯立法精神不符

  《刑法修正案(八)》规定凡是不满18周岁不构成累犯,但对犯前罪还是犯罪后不满18周岁并未作出明确界定。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将其确定为“前罪实施时不满18周岁”,这意味着后罪发生在成年时期与未成年时的罪犯均排除在累犯之外。笔者认为,该司法解释有待商榷。刑法中累犯制度与其从重处罚的重点并不在于前罪,而在于后罪。不满18周岁的人不构成累犯,因此也应当以后罪为基点。并且累犯制度的理论依据,“还在于累犯的出现会削弱国家法律的权威,是对潜在犯罪人的鼓励,使其进一步产生藐视国家法律的心理而将犯罪的倾向逐步变为犯罪的行为。”4现实中,未成年人重新犯罪的可能性并不低于成年人,若因为前罪是在行为人未成年时所犯,就让其在成年后再犯罪的行为不断地得到宽宥,这种豁免可能会导致对其再犯罪行为的放纵,变相地鼓励行为人在一定程度上逃避所需承担的法律责任。这与我国刑法惩罚犯罪、保护人民的立法目的相违背,并不是对未成年人的合理保护。

  (三)过度“恤幼”与保护社会理念相冲突

  1985年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准则》(《北京规则》)确立了双向保护原则,要求对“未成年人选用刑法要兼顾保护社会利益与保护违法犯罪未成年人利益”。我国是北京规则的缔约国,有将上述基本精神国内化,实现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与国际规范接轨的义务。从当前我国关于未成年累犯制度的规定来看,整体上秉持了少年利益和社会利益相互平衡的精神。但是也存在制度规定较为粗疏,单一化的立法模式不利于贯彻双向保护原则的问题。特别是将未成年人利益保护等同于对未成年人免罚,是将未成年保护绝对化、陷入一味从宽误区的表现。笔者认为,对未成年人的保护与惩罚都是为了最大限度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两者之间不应有所偏颇。适当的惩罚有助于帮助未成年人认识行为的性质,树立对社会负责的观念。从当前犯罪整体发展情况看,未成年人重新犯罪率高也是不容忽视的基本现状,究竟是对未成年人采取保护性原则并贯彻到底,还是在妥协中认可有一定的例外,是未来刑法修订和完善时应有的考虑。

  (四)封存前科记录不具有普遍适用性和彻底性

  累犯本质上是对前科制度的取舍,即累犯的成立须以前科的存在为前提,故而累犯豁免制度需要与未成年人前科制度相匹配。因此,大多实行未成年犯豁免的国家都把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设置于立法之中。如,俄罗斯刑法典对未成年人犯罪前科及其消灭用专门条款加以特别规定,此外,瑞士、德国都有类似的规定。《刑法修正案(八)》规定,犯罪时不满18周岁被判处5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人,免除前款规定的报告义务。可见,修正案规定的只是免除前科报告义务,法律并未排除上述人员在入伍、就业时,征兵部门和招录单位依照有关规定仍然可对其进行考察。同时,这些被免除前科报告义务的人,司法机关只是对这些记录予以封存,而不是彻底地消灭前科纪录。可以说,我国只对未成年人的前科报告义务作了一定的限制,并不具有普遍适用性和彻底性,这不得不说是立法的一种缺陷。

  三、未成年累犯豁免制度的完善建议

  (一)采取“原则+例外”的立法模式

  未成年人作为区别于成年人而存在的特殊主体类群,在刑罚适用层面需格外谨慎。对于未成年累犯而言,如果把成年人犯罪的普通法律规范不加区别地适用于未成年人,容易形成立法或司法的不公正。但对于千差万别的个案情况一律从宽,也是立法过于机械和缺乏灵活性的表现。因此,笔者认为对未成年人是否适用累犯,应采取“原则+例外”的立法模式。首先,原则上,应规定未成年人再犯不构成累犯,以体现对未成年人的合理宽宥。其次,为了避免因对未成年人的保护而轻纵其犯罪行为,在其犯罪符合相应条件的基础上,也可确定累犯的成立。对未成年犯罪人进行有区别的审视和处遇,同样是我们在对未成年人保护和矫正原则适用下应有的思考,是遵循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自然要求。

  (二)增补未成年人人身危险性评价机制

  在累犯的构成要件之中,人身危险性首要的是设立累犯制度和从重处罚的根本依据。因此,笔者认为在有关累犯相关法律修订时,应考虑增补人身危险性评价因素,并将其运用于未成年累犯的判断中。在实践中,法官应结合未成年人犯罪特点和犯罪原因对其人身危险性做出综合评判,必要时可以对未成年人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情况进行社会调查。对于评估显示主观恶性较轻的重新犯罪未成年人,应当排除累犯适用;而对于其中犯重罪的、犯罪手段残忍、屡教不改的未成年人也可以不排除累犯的适用。将人身危险性评估机制引入累犯制度,能更好地考虑到未成年人排除累犯的常态情形,同时又能兼顾其构成累犯的特殊情形。相较于一刀切的方式,它更符合对未成年人个别化处遇的初衷。

  (三)重构未成年人排除累犯时间标准

  犯后罪时不满18周岁的人,辨认、控制能力不足以与成年人匹敌,其刑事责任能力和人身危险性相对减弱。出于对未成年人特殊保护的需要而将其排除累犯之外是无可厚非的。但对于犯前罪为未成年人而后罪为成年人而言,其人身危险性已经达到完全的程度,对其再犯罪行为适当加重惩处力度,并不会违背未成年人保护的精神。并且累犯的行刑并非单纯地对行为人进行关押和监管,累犯行刑处遇是实现对累犯教育矫治的重要环节。从这个意义上讲,对犯后罪时已成年的罪犯适用累犯制度,能够更加合理有度地对其进行教育、感化和挽救,并对其再犯行为起到威慑和警戒的作用。因此,笔者认为未成年人排除累犯的认定应当以后罪为时间基点,这是基于我国司法实践和利益保护平衡的现实选择,是正确使用累犯制度并对未成年犯不枉不纵的体现。

  (四)严格未成年人构成特殊累犯条件

  《刑法修正案(八)》仅将未成年人犯罪排除在普通累犯之外,而未在特殊累犯条款予以排除,这并不是立法者的疏忽,而是进一步表明立法者严厉打击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决心。此规定虽然有利于实现对公共安全的特殊保护,但是也存在立法过于粗疏的问题。实践中,上述三种犯罪的复杂性也决定了未成年人参与的几率较低,未成年人除少数分子外,在犯罪过程中大多是作为从犯或胁从犯参与犯罪,他们或为生活所迫,或缺乏经验为他人所误导,主观恶性往往不大。这种主体上的差异也使未成年犯的改造难度并不如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犯罪及恐怖活动犯罪罪犯那么难。而可塑性较强应该作为对累犯适用的抗辩理由。基于此,笔者认为,在未成年人是否构成特殊累犯的问题上,同样应予以区别处理。可以借鉴国外立法通例,通过犯罪次数或犯罪严重程度对累犯的成立予以一定的限制,使得特殊累犯范围进一步缩小,进而将刑罚的负面效应降至最低。

  (五)建立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

  “国家不能仅满足于对违法者的处罚,而且必须考虑到刑罚执行完毕后,他能够在社会上找到一个适当的位置。”5对于受过刑罚的犯罪未成年人,国家更负有如何使他重新回归社会的义务。根据刑法修正案的规定,免除前科报告义务只适用于“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人”,未成年人被封存的犯罪记录虽然可以部分降低司法系统对犯罪反应的后遗效果,但终归具有不彻底性,也无法有效防止对未成年人的二次不利评价。因此,我国也应当构建适用于所有刑满释放未成年人的前科消灭制度,充分实现刑罚预防再犯、促进犯罪人回归社会的功能。同时为了体现双向保护的原则,有必要从适用内容、考验期限,完善监督和救济等方面建立相关制度机制,抑制前科消灭制度的可能风险,最终实现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的体系化构建。

  (六)正确处理未成年人保护与惩罚的关系

  我国未成年刑事司法的实践证明,在预防、惩治未成年人犯罪上,刑罚一味地规避、退让绝非问题解决之道,需要我们做好保护与惩治之间的平衡。未成年累犯豁免制度的设立并不排斥对未成年再犯行为予以适度惩戒,只是反对苛责未成年人而予以严厉惩罚或者对未成年人不加区分的严惩。所谓的“交叉感染”“自暴自弃”“脱离社会”等绝非否定对未成年人适用累犯合理性的充分理由,良好的矫正效果需要刑罚以及后续措施的结合。因此,对于再犯罪的未成年人,应该在强调未成年人保护的同时,适当强化刑罚惩罚的功效,以合理的刑罚制裁规制重新犯罪的未成年人,并及时采取相关措施对其进行教育和帮扶,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未成年人社会帮教体系。唯有此,才能真正发挥未成年累犯豁免制度的功效,使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政策精神得以贯彻实现。

  注释

  1张蓉:《未成年人形势政策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2[意]加洛法洛着,耿伟等译:《犯罪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
  3苏彩霞:《累犯制度比较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4(1)高铭暄:《刑法学原理》(第3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5(1)[德]耶赛克、魏根特着,许久生译:《德国刑法教科书总论》,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10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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