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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维度下《民法典》的宪法意义研究

时间:2020-08-01 09:29作者:宁凯惠
本文导读:这是一篇关于三个维度下《民法典》的宪法意义研究的文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于2020年5月28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日签署并予以公布,2021年1月1日开始实施。

  摘    要: 宪法和民法作为两个不同的法律部门,彼此之间的交互影响、相互补充、互相促进日益频繁、密切、强烈。民法的宪法化趋势和宪法的民法化、普通部门法化趋势越来越凸显。在这种双重趋势推动下,基于民法、宪法的本质属性,我国《民法典》和宪法之间必然存在价值的通约性、同构性。《民法典》规定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规定“绿色原则”,规定“优良家风”“家庭美德”“家庭文明建设”,必将细化和促进宪法制度和宪法基本国策。《民法典》专设人格权编、增设居住权,必将细化和促进宪法公民基本权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写入宪法之后又写进并融入《民法典》,《民法典》不仅全面深度体现了宪法所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且也对宪法的价值增添和完善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民法典; 法典编纂; 宪法价值;

  Abstract: As two different legal departments,the constitution and the civil law,interact with,complement and promote each other in an increasingly frequent,close and intense manner.The trend is more and more evident that the civil law tends to be constitutionalized and the constitution tends to have features of the civil law and department laws.In this context and based on the essential attributes of the civil law and constitution,China's Civil Code and Constitution must have some commensurability and isomorphism in value.The Civil Code stipulates that distribution according to their work is the predominant mode of distribution with diversified modes of distribution coexisting,and that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ic system is the basic socialist economic system of China;it also provides“green principles,”“good family ethics,” “family virtues”and “family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These shall refine and promote the constitutional system and the basic national policies in the Constitution.The Civil Code also sets up a special section for the right of personality and an additional one for the right of residence,which shall refine and promote the fundamental rights of citizens in the Constitution.Meanwhile,the socialist core values are written and integrated into the Civil Code after their inclusion in the Constitution.The Civil Code is not only a comprehensive and profound embodiment of the socialist core values advocated in the Constitution,but also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addition and perfection of the value of constitution.

  Keyword: civil code; codification; value of constitution;

  引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于2020年5月28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日签署并予以公布,2021年1月1日开始实施。编订纂修《民法典》立足我国国情和实际,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以人民为中心,以保护民事权利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科学、民主、依法立法,对我国不同时期制定的、现行有效的单行民事法律进行全面系统的编纂,形成了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反映人民意愿的《民法典》。《民法典》开创了我国法典编纂的先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对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增进人民福祉,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而且为新时代完成宪法规定的国家根本任务提供完备的民事法治保障,具有重要的宪法价值。
 

三个维度下《民法典》的宪法意义研究
 

  《民法典》的宪法价值,包括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民法典》在其民法价值的基础上蕴含着的更高、更重要的根本价值——宪法价值,或者说宪法价值对《民法典》的辐射,宪法价值在《民法典》中的具体体现。另一方面,《民法典》对宪法的价值,也就是《民法典》对宪法的影响和功能,即《民法典》对宪法起什么样的促进作用。就《民法典》对宪法的促进作用而言,存在三种形态或路径:具体性功能价值,就是把宪法价值、精神、原则、规范具体化、细化到《民法典》;补充性功能价值,就是宪法有较高层次的抽象规定,也有一部分较低层次的具体规定,《民法典》补充了其余部分较低层次的具体规定;拓展性功能价值,就是宪法文本既没有较高层次的抽象规定,也没有较低层次的具体规定,而《民法典》却作了全新的规定。依循上述理解,笔者在探析《民法典》与宪法的价值通约性、同构性的基础上,从制度和国策、公民权利、核心价值观融入三个维度探讨《民法典》的宪法价值。

  一、《民法典》和宪法的价值通约性、同构性

  越来越多国家的法律体系中的不同法律部门,尤其是宪法和其他普通法律部门之间的“交互影响”1日益频繁、日益密切、日益强烈。一方面,民法、行政法、刑法等历史久远、具有相对独立规范体系和理论体系的普通法律部门,均已开始出现明显的“宪法化”趋势[1],尤其“民法宪法化成为‘二战’后许多国家的民法发展的一项普遍性趋势”[2];另一方面,通过民法等法律的合宪性解释和法律的合宪性审查等渠道,宪法也越来越关注民法等其他普通法律部门;同时,立法一直担负着实施宪法的任务,负有具体化宪法规范内涵,并将之体现在生活关系中的义务[4],推动实现法律对宪法的具体化。这就形成了宪法的不断具体化和民法及其他普通部门法不断递升化的双重趋势,必将交汇聚结成一个似乎非此非彼、亦此亦彼的中间层次或中介领域,为与民法密切相关的部门宪法培植了一片广袤的“沃土”。

  在黑塞(Hesse)看来,民法和宪法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互为条件、相互补充的关系,绝不是法学上的“单行道”。[3]一方面,民法对宪法发生作用。私人自治是宪法的前提条件和宪法的基本预期。宪法获得实效性的现实基础乃是宪法的前提。私人自治使每位公民都具有平等地发展自己的可能性,从而与民主原则相联系。宪法预期是指宪法背后的“看不见的手”,私人自治就是市场背后看不见的手,私人自治是市场经济的法律基础。在私人自治的前提下,市场才接受法律对经济关系、产品、交换和利益分配的调整。私人自治取决于社会和国家权力之间的平衡,这个平衡导致了辅助性原则,即在实现公共福祉上,个人和社会力量在行动上处于优先地位,共同体是自下而上构建的。另一方面,宪法对民法也发生作用。一曰保护,就是宪法首先设定了私法制度发挥作用的条件——保护其免受立法的消除或者瓦解,通过宪法上的自由权和一般人格权来维护私法的基础。不仅保护人及其自由免受国家的侵犯,也通过个别基本权利的保护义务(主要是生命和身体完整性)来保护其免受国家之外的侵犯。二曰指引,就是宪法的指引作用来自于它能够迅速对现实的变迁进行反应,这归功于宪法规范的宽泛和开放性,从而为私法进行符合实际情况的续造产生根本性的意义。三曰刺激,就是宪法也成为民事立法和判决发生变迁的“发动机”。[4]

  我们先弄清几个基本的概念。“价值”一词最早是一个经济学概念,以后演变转换成了一个普遍的哲学概念,并逐步拓展运用到几乎所有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领域,甚至成了一个公认的普适性研究范式。“价值”是什么?在功能论者看来:“价值,因为它是同人类生活相关的客体的固有属性与评论它的主体相互作用时产生的功能。”[5]这是从功能的角度阐释价值的。系统论者主张:“价值也是主体—环境相互作用的状态在价值评论主体身上的表征。”[6],从系统(主体即系统)和环境相互作用的角度界定价值。过程论者怀特海认为:“永恒活动脱离实际性,就失去了价值,因为实际性就是它的价值。”“我把‘价值’这个词用来说明事件的内在实在性。”[7]另外,也有很多关于价值的定义和阐释。笔者认为,价值既不是一个实体概念,也不是一个属性概念,既不是纯主观的东西,也不是纯客观的东西,而是一个关系概念——主体客体关系、主观客观关系的概念。“价值这个普通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8]从关系这个独特视角看,价值就是在实践活动过程中客体的属性满足主体的需要的效应关系。“主体的内在尺度是主客体相互作用中实现的客体主体化的动力和根据。这也就是价值和价值关系的独特基础和本质。”[9]价值“只是一种‘中性’的关系”,“用一句简单的话说,价值是一个‘第三世界’”[10]。所谓价值就是客体的属性在主体客体相互作用过程中满足主体需要的效应关系。

  作为价值特殊表现的法律价值如何定义?法学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三个子系统”说[11]、“三种含义”说[12]、“三种使用方式”说[13],还有从法律对主体的“效用”[14]、“积极意义”[15]或“需要满足”[16]的角度来界定法律价值的。这些观点有其合理之处,但总的说来,都没有揭示法律价值的本质属性。笔者认为,法律价值就是包含着人的价值预期的法律在与主体发生相互作用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对主体的效应。

  宪法价值是法律价值的最高形态和最集中体现。有的学者认为,宪法价值应至少包括宪法在实施中能够保护和促进哪些社会价值、宪法本身具有的价值因素、宪法包含的价值评价标准三个方面的含义。[17]232有的学者指出:“宪法价值是一定的价值观实定化后所形成的宪法对人的有用性或益处,或者说宪法能促进和保护哪些价值。”[18]有的学者主张:宪法价值就是“潜含着主体价值需要的宪法在与主体相互作用过程中对主体发生的效应”[19]。这是在宪法价值的活动的基础上从宪法价值关系的角度来理解宪法的本质的。在我们看来,宪法价值就是作为客体的宪法对主体需要的满足,包括立宪者的主观目的在宪法条文中的凝结(宪法的应然价值)和宪法颁布施行后的客观作用(宪法的实然价值)两个基本方面。宪法价值活动过程实质是主体与客体之间遵循宪法价值的发生——认识——实现的运动轨迹展开的动态与静态相结合的过程。如果说宪法价值的实现是整个宪法价值运动过程的终点,那么,宪法价值的发生则是这一过程的起点。正如马克思所言:“凡是在过程开始时不是作为过程的前提和条件出现的东西,在过程结束时也不可能出现。但是另一方面,一切作为前提和条件的东西,在过程结束时则必然会出现。”[20]宪法的发生包括三个方面:宪法的事实性发生、宪法的规范性发生和宪法的价值性发生。可见,宪法价值的发生是宪法发生的一个基本维度。没有宪法价值的发生,就没有宪法价值的主体、客体、中介三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就无法进行宪法价值活动,宪法价值的实现更是无从谈起。

  宪法具有多个价值要素,一部宪法就是一个价值体系。由于各个价值要素在价值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不用,它们就有不同价值称谓。宪法的根本价值是宪治正义。作为法律根本价值的正义在根本法上的具体体现,它具有唯一性(宪法的根本价值只能是一个,以实现宪法价值体系的一元性)、根本性(宪法根本价值是其他所有宪法价值共同的终极来源)、统一性(宪法根本价值是诸多宪法价值统一的共同基础)、原动性(宪法根本价值是宪法所有价值变化的动因,正是它推动了宪法其他价值的变迁)、重要性(它在宪法价值体系中居支配地位、起决定作用)。纵观中外宪制史,宪治正义在诸宪法价值中具有优先性,是起码的、本源性价值。公民自由与国家秩序则是宪法的一对基本价值,二者既对立又统一,形成一个矛盾价值体。有的学者认为,“宪法的基本价值则是个人自由秩序,宪法就是在个人自由和社会秩序之间寻求平衡的一种制度形态的表征[17]6”。这种表述的可取之处在于,抓住了自由与秩序两个重要价值要素及其关联性,但没有从宪法根本关系——公民与国家的关系的角度去概括。自由和秩序是法律价值一对基本价值要素,在宪法价值这里就表现为公民自由和国家秩序。用公民自由和国家秩序来表述宪法的基本价值则更贴近宪法基本问题和宪法价值的本性。宪法也有一系列重要价值,如平等、民主、分权、自治、法治等。宪法还有其他价值要素。所有这些价值要素按照一定结构组成一个价值体系。

  民法价值,就是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自然人、法人、非法人组织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的部门法律蕴含的立法者的目的意志和这一部门法律对主体发生的客观作用的统一。民法价值是与其他普通部门法的价值并列的价值,是法律价值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民法价值不同于宪法价值及其他普通部门法价值的显着特征,在于它的自主-自愿性(意思自治性)、诚信-平等性。《民法典》价值是民法价值的高级形式,实体价值上,《民法典》价值和民法价值是一致的,甚至是同一的;然而在形式价值上,《民法典》价值明显具有体系性、自洽性、透明性、易用性,具有非法典民法价值不可比拟的先进性和优越性。法律价值系统存在一个价值阶梯,宪法价值是最高的根本法律价值,它是民法价值的基础、本原,而民法价值则是宪法价值派生的,是宪法价值的体现和具体化。

  宪法和《民法典》,尽管创制主体不同,前者是主权者人民,后者是国家立法机关;尽管在法律阶梯中的位阶不同,前者是根本法,后者是普通法;尽管调整的社会关系不同,前者调整公民与国家之间的根本关系,后者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但归根到底都是人的需要的意志性体现,都是“人化”的规范性表现。虽然宪法和民法分处公法、私法两大系统,但就内在关联性上,无论是历史的还是逻辑的,民法和宪法的亲密性远远超过其他私法,甚至一点也不亚于行政法等公法和宪法的关系。即是说,作为民事法律的最高形式的民法典,与宪法之间具有多层次的由此及彼的通约性,其中最深层次的便是价值层次的通约性。宪法的第一原则和最高精神,是保障公民权利,尊重、维护、保障人权是宪法的最初出发点和最终目的,而《民法典》核心概念或基石范畴是民事权利,它的第1条规定的立法宗旨的第一构成要素就是“为了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其他构成要素依次是调整民事关系、维护社会和经济秩序等等。《民法典》是人们生活保障的百科全书,是人们生活权利的保障书。显然,《民法典》和宪法具有价值的通约性、一致性、契合性。

  正是这种价值通约性,决定了宪法和《民法典》在价值上的同构性。所谓同构性,就是具有结构上业已相同或未来趋同的属性。就《宪法》来说,地位、作用不同的宪法价值要素按照特定结构组成一个价值系统,其特定结构是:作为根本价值的宪治正义—作为基本价值的公民自由与国家秩序——民主、共和、法治、自治等重要价值——其他价值,构成一个价值链条或价值系列,前面环节的价值决定后面环节的价值,后面环节的价值对前面环节的价值发生反作用和影响,彼此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促使宪法价值的结构优化、完善,推动宪法价值的变迁和发展。就《民法典》而言,从其七个基本原则的逻辑关系便可探究其价值结构。自愿原则是核心原则,是指民事主体的独立意志和意思自治,是民事主体的主体性的集中体现,是民事行为的原动力。诚信原则、公平原则,是指当事人相互关系的规束,即民事关系的观念起点和客观结果。守法原则、遵守公序良俗原则,是指当事人共同地与国家法律、社会序俗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民事主体与其所属的社会共同体意志和秩序的关系问题。绿色原则,是指民事主体各方或共同与自然资源、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可见,《民法典》的基本原则存在一个圈层结构:以自愿为内核或基石,以诚信和公正为两极或两维,守法、遵守公序良俗、绿色为环境或平台的原则体系。这个圈层结构包含自由、诚信、公正、秩序、和谐的价值要素,它们依附上述圈层结构形成一个以自由或权利为本位的民法价值结构。这一民法价值结构与宪法价值结构具有统一性,随着宪治建设的深入发展和依法治国的全面推进,民法价值结构和宪法价值结构日益趋向一致和同一。

  二、《民法典》对宪法制度、宪法基本国策的细化—促进价值

  在界定相关的基本概念和阐释《民法典》和宪法的价值通约性、同构性的基础上,我们继续探讨《民法典》对宪法价值新的体现和新的促进,首先分析其在宪法制度和宪法基本国策方面对宪法价值的意义和作用。

  (一)《民法典》丰富了宪法经济制度、社会制度的价值

  《民法典》第206条规定:“国家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把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有关规定直接写入《物权编》的“一般规定”。这是第一次以基本法律的形式将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升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1999年3月第九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的第14条宪法修正案,作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的规定,这是宪法规定的唯一的基本经济制度。1993年3月第八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不仅从体制角度规定“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21]8,而且规定了“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并没有规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为基本经济制度,而是置它们于非基本经济制度的次要地位。《民法典》规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一起构成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体系。尽管《民法典》比《宪法》多规定了两项基本经济制度,也没有必要立即修改宪法,宪法作为根本法应当具有最大稳定性。正像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根本政治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作为基本政治制度一样,尽管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要讲话、党和国家重要文件曾经先后把它们分别表述为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但迄今为止尚未对宪法相关条款和陈述进行修改。

  (二)《民法典》丰富了宪法生态保护基本国策的价值

  基本国策,由“基本”和“国策”构成。“基本”在现代汉语中指最基础、最根本的[22],而“国策”则涵盖三个方面意思:主体上是以国家为主体制定的政策而不是以地方为主体制定的政策,层次上属于国家层级的政策而不是地方层级的政策,范围上属于全国范围的政策而不是地方局部范围的政策。如果简单地从字面上理解,基本国策即为一个国家的根本国家政策。宪定基本国策就是宪法规定的基本国策或者说是写入宪法文本的基本国策,在国家的政策体系中,具有宪定性、基本性(重要性)、稳定性、宏观性、导向性的特征。2事实上,我国并未对基本国策这一概念进行立法性或是权威性的界定,因此在学术界,对基本国策的概念也有不同看法。有学者主张,那些由中央政府制定的对国家经济、社会、民生具有全局性、长期性、决定性影响的重大谋划和政策就是基本国策。[23]这种观点将基本国策的概念延伸为一种中央政府的谋划和政策。有学者认为,基本国策是党和国家在对存在问题的严峻性以及普通政策难以实现其政策目标的局限性进行综合考量后,通过一定的具有权威性的形式将普通政策上升到国家基本政策的高度后所产生的具有权威性、优先性的一种有力的执行保障。[24]这种观点其实认为基本国策是一种普通政策中更为特殊的存在,是普通政策因具有重要作用而得以升级和特殊化。也有学者认为:“宪法基本国策是宪法所规定的,为实现国家目的,而拘束国家的整体方向、基本或重大目标和任务。”[25]这种观点突出强调了基本国策的国家目的性。此外,还有如“基本国策是国家一切政策应遵循的基本政策,是全国上下共同努力的目标”等等看法。

  《民法典》在“总则编”的“基本规定”中,把“绿色原则”作为民法的七个基本原则之一。第9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26]基本国策是《宪法》的一个重要内容,《宪法》在总纲第九条规定:“国家保障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保护珍贵的动物和植物。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自然资源。”[21]11第26条规定:“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国家组织和鼓励植树造林,保护林木。”[21]19《宪法》序言中规定推动包括生态文明在内的五个文明协调发展,把我国建设成为既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又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国务院的职权中增加了领导和管理生态文明建设。生态文明、美丽、生态文明建设都是第五次修正案中增加的规定,足见生态是越来越重要。

  (三)《民法典》丰富了宪法精神文明建设条款的价值

  这次把“优良家风”写入了《民法典》。为更好地弘扬家庭美德,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次《民法典》婚姻家庭编首次将“家庭应当树立优良家风,弘扬家庭美德,重视家庭文明建设”写入法典。这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民法典》的又一重要体现。树立优良家风写入法典,体现了立法者对于婚姻家庭关系中道德伦理规则的尊重,有利于鼓励和促进人们培养家风,提升社会整体风气。

  宪法第24条是精神文明建设条款,更准确地说,是思想道德建设条款,因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包括思想道德建设和科学文化建设两个方面。[27]该条包括两款,先后对思想道德进行了刚性规定(“应当”性规定)和柔性规定(“倡导”性规定)。第一款是刚性规定,通过普及理想、道德、文化、纪律教育,制定并执行各种守则和公约。第二款是柔性规定,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提倡“五爱”社会公德,进行三个层次——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国际主义和共产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反对三种思想——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和其他的腐朽思想。第二款的结构是,总体上倡导价值观和社会公德,进行两手抓,正面的一手是进行正确科学思想的教育,反面的一手是反对错误腐朽思想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序言规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其中国化的思想、理论、观念是国家的指导思想。《宪法》没有专门规定职业道德,但也涉及到了职业道德,如第42条规定:“国有企业和城乡集体经济组织的劳动者都应当以国家主人翁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劳动。”[21]27第五十三条规定公民的遵纪守法义务时,包括了“遵守劳动纪律”[21]13。《宪法》也没有专门规定家庭道德,只是在公民义务中也就是第49条规定“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成年子女有赡养扶助父母的义务”[27]31。《民法典》第1043条作出了优良家风、家庭美德、家庭文明建设,“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的家庭关系”的倡导性规定。[26]288这就完善了道德建设的重要层次和方面,丰富了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容,是对《宪法》精神文明建设条款和道德规定的拓展,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融入和体现。

  三、《民法典》对宪法公民基本权利的细化—促进价值

  (一)通过人格权编的规定丰富宪法的人权价值

  人格权在《民法典》分则中独立成编是此次《民法典》的最大亮点,充分贯彻了以人为本的理念,以实现对人的全面保护,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立法目的,充分体现了《民法典》的人文关怀。同时,民法上的人格权也是对宪法上“人的尊严”的展开,是宪法上公民权利的具体化。

  人格权,指民事主体固有的,以人格利益为客体,为维护自身独立、尊严而必备的基本权利。人格权是民事主体享有的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姓名权、名称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等权利。除前款规定的人格权外,自然人享有基于人身自由、人格尊严产生的其他人格权益。人格权分为一般人格权和具体人格权。具体人格权按照一定的标准,主要是以不同的客体为划分对象,分为不同类型的具体人格权。“在人格权制度的发展历史上,首先出现具体的人格权,然后才形成一般人格权的概念。”[28]具体人格权包括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以及姓名权和名称权、肖像权、名誉权和荣誉权、隐私权及个人信息保护。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放在其他人格权之前,具有优先地位。如果与其他人格权发生矛盾,就应当首先保护生命、身体、健康权,为了生命和健康可以对隐私权进行合理的限制。

  人的尊严是宪法学的重要问题,彰显着现代宪法的核心价值,有学者甚至将宪法学归结为“人”学[29],德国学界将“人的尊严”视为“最上位之宪法原则”“客观宪法之最高规范”等[30]。“每个人在他或她自己的身上都是有价值的——我们仍用文艺复兴时期的话,叫作人的尊严——其他一切价值的根源和人权的根源就是对此的尊重。”[31]《宪法》第38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按照我国宪法学界通说的观点,第38条所讲的人格尊严是人格权的基础,具体指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和隐私权。[32]

  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宪法都对“人的尊严”作出了规定,但词语的表达及“人的尊严”条款在宪法文本中的位置有所不同。出于对历史的深刻反思,以及信仰基督教的传统,二战后于1949年颁布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将“人的尊严”写进宪法第一章第一条,并且规定“尊重和保护人的尊严是一切国家权力的义务”。由此可见,德国将尊重和保护人的尊严作为宪法的基础和最高价值。除德国基本法外,意大利宪法第3条规定:“所有公民,不分性别、种族、语言、宗教、政治观点和个人及社会地位,均享有同等的社会尊严且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33]146该文本的第41条第2款规定“私人经济活动的进行不得违背社会利益或采取有损于安全、自由或人类尊严的方式”[33]749。

  (二)通过设定居住权丰富《宪法》规定的公民物质生活的基本权利

  为贯彻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住房制度的要求3,《民法典》增加规定“居住权”这一新型用益物权,如第336条规定:“居住权人有权按照合同约定,对他人的住宅享有占有、使用的用益物权,以满足生活居住的需要。”明确居住权原则上无偿设立,居住权人有权按照合同约定或者遗嘱,经登记占有、使用他人的住宅,以满足其稳定的生活居住需要。“采取居住权的模式来提供住房保障,在无需转移房屋所有权的同时,又能限制居住权人对住房的处分,可以有效解决经济适用房产权不清、利用保障性用房牟利等现实问题。”[34]诚然,《宪法》并没有“居住权”的概念,但这并不等于《宪法》没有蕴含公民的居住权利,《宪法》中的相关条款,如第33条规定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已经间接涵盖了这项权利,因为衣食住行是人们的基本生活需要,这些需要在宪法上的体现就是公民的宪法权利。《民法典》在用益物权中增加“居住权”这一规定,有助于补充和完善《宪法》关于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2004年3月宪法第24条修正案之后,即人权原则入宪之后,《宪法》关于公民权利的规定变成了原则加列举的模式,但列举的基本权利中没有关于居住方面的权利,这方面有待进一步完善和优化。

  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融入:从《宪法》到《民法典》

  2018年第五次宪法修改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写入《宪法》,如宪法修正案第24条规定“国家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民法典》也全方位深度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特别是在第1条立法目的条就规定“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此作为《民法典》立法目的的构成要素之一。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础上,《宪法》和《民法典》具有很强的通约性。

  首先,《民法典》融入了“平等”的价值观。平等是《宪法》规定的一项重要原则,平等权是《宪法》确认的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民法典》12处使用了“平等”一词,平等原则是其七项基本原则之一4,规定自然人民事权利能力一律平等,财产权利受法律平等保护,保障一切市场主体的平等法律地位和发展权利,国家、集体、私人的物权和其他权利人的物权受法律平等保护5,在婚姻家庭编和继承编中也都体现、贯彻了平等的价值和原则。

  其次,《民法典》融入了诚信的价值观。《民法典》7处使用了“诚信”一词,1处使用了“诚实”一词,不管是民事主体的意思表示、合同条款的解释、违约过失责任,还是合同履行的原则、债权债务终止后的义务等,都融入了诚信价值。特别重要的是,总则编中的第7条规定“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26]11,作为《民法典》的基本原则之一。

  再次,《民法典》也融入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其他构成要素。《民法典》9处规定了保护善意相对人的民事权利,规定捐助法人应设立理事会、民主管理组织等决策机构。这就融入了“友善”“民主”的价值观。《民法典》规定“重视文明家庭建设”、维护“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这就融入了“文明”的价值观。9处使用“自由”概念,如“人身自由”“行动自由”“婚姻自由”“参加生产、工作、学习和社会活动的自由”等。这就融入了“自由”的价值观。《民法典》1处使用“公正”,如第790条规定“建设工程的招标投标活动,应当依照有关法律的规定公开、公平、公正进行”[26]217。8处使用与“公正”密切相关的“公平”概念,如第6条把公平原则作为《民法典》的基本原则之一,第111条规定依法征收、征用的财产,应给予公平合理的补偿等。这就融入了“公平”的价值观。

  尽管《民法典》没有出现“法治”一词,但整个文本都贯彻了法治价值。如第8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把守法作为《民法典》的一项基本原则。整个法典,“依法”出现了163次,“法律”出现了273次(不包括“法律关系”“法律行为”“法律责任”“法律后果”),“法规”出现了64次。这就全面地融入了“法治”的价值观。

  综上所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写入《宪法》后,《宪法》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规定才算完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仅仅依靠宪法等公法的功能是不够的,《民法典》等私法的推动也是十分重要的。《民法典》源于社会生活,规范社会生活,服务社会生活,它的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立法宗旨、基本原则、制度、规范、概念,对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加直接、更加有效。可见,在倡导和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上,《民法典》和《宪法》具有紧密的内在联系,前者不仅具体体现了《宪法》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而且也对《宪法》的价值要素优化和完善有促进作用和重要意义。

  结语

  随着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大众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的不断进步和发展,民法和宪法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渗透以及一定范围、一定程度的相互“转化”,越来越彰显,业已形成一种两个部门法之间、根本法与普通法之间融合的大趋势,我国《民法典》便是这一大趋势的产物。《民法典》和宪法具有价值的通约性和同构性,《民法典》既细化和体现宪法价值,主要表现在贯彻宪法的人权、平等、法治的价值及其他价值要素;同时也增添和促进宪法价值,主要表现在通过规定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生态文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基本国策,实现对宪法制度、宪法基本国策的细化—促进价值。这两个方面的有机统一,构成了《民法典》的宪法价值基本结构。关于《民法典》的宪法价值,尚需进一步研究:较之以前的单行民事法律,《民法典》在细化、体现宪法价值和增添、促进宪法价值方面有哪些同与不同;《民法典》细化、体现宪法价值和增添、促进宪法价值的路径、模式、机制是什么;《民法典》作为民事法律的法典式的高级形态,在整合民法价值方面有哪些特性,这种民法价值的整合对于系统地细化、体现和增添、促进宪法价值有什么独特的功能等。弄清这些重要问题,有助于全面深入理解《民法典》的价值体系,弘扬民法精神,贯彻民法原则,落实民法规范,进而有助于构建充满活力、法治、和谐的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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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1基本权利与法律的交互影响(交互效果、相互影响,Wechselwirkung)理论,是由德国魏玛时代的着名法学家道夫·斯门德在1927年德国国家法学者联合会年会上首次提出来的。
  2宪定基本国策的五个基本特征中,宪定性(宪法所规定的)是最根本的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说,宪定基本国策较之宪法基本国策更为贴切。
  3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让全体人民住有所居。”详见《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8页。
  4尽管《民法典》用一个条文规定“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但笔者认为,守法和遵循公序良俗是民法的两个原则,因为法律和公序良俗的性质和地位是不同的。
  5《宪法》总纲中关于不同所有制经济的规定,用语是有区别的,而《民法典》则进了一步,以物权的形式规定了它们一律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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