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代写一篇论文多少钱 > 法律论文 > 监察调查证据规则的立法现状与完善建议

监察调查证据规则的立法现状与完善建议

时间:2019-10-22 10:09作者:占善刚 王译
本文导读:这是一篇关于监察调查证据规则的立法现状与完善建议的文章,2018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的颁布与实施宣告了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从三地试点完整地向全国铺开。因回应集中统一的反腐需要,监察调查承继了行政监察调查、职务犯罪侦查的原有程序属性,将多元主体的功能予以整合

  摘    要: 《监察法》规定的监察调查蕴含职务违法调查与职务犯罪调查行政司法二元权力属性。其第33条所确立的证据类型并未脱离于我国《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证据种类,因而就监察调查证据收集与认定规则的独立性须作进一步诠释。监察调查应根据其启动原因作类型化区分,并以此为基础构建梯度的证明标准,避免职务违法调查与职务犯罪调查所依据的证明责任相互混同;在移送审查起诉阶段,检察机关应立足于检察官客观义务对监察调查过程中收集的证据作“实质”审查;在监察调查中还应赋予被调查人必要的法律帮助权以切实保障其相关诉讼权利。

  关键词: 证据方法; 证据资料; 梯度证明标准; 检察官客观义务; 实质性审查;

  一、问题的提出:现行规范下监察调查证据规则模糊不清

  (一)监察调查证据规则之建构须以肯认调查权力二元属性为前提

  2018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以下简称为《监察法》)的颁布与实施宣告了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从三地试点完整地向全国铺开。因回应集中统一的反腐需要,监察调查承继了行政监察调查、职务犯罪侦查的原有程序属性,将多元主体的功能予以整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为《宪法》)修正案已经明确“监察委员会是实现党和国家自我监督的政治机关,不是行政机关、司法机关”[1]。因而,监察委行使的监察权并非行政监察、职务犯罪侦查等职能的简单叠加,乃为“依托纪检审查”“拓展行政监察”“衔接刑事司法”的独立权力。监察权虽为独立于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的综合性政治权力,实则已具备了行政监察与犯罪侦查的二元权力属性。国家权力结构并非仅限于由立法、行政、检察、审判等其中单个或者多个类型组成,而隶属于司法权范畴的检察权,其与行政权之间的界限乃为学界多年来争执不休的论题,正因监察权的独立使得国家权力架构从“四权分置”迈向“五权分隶”[2](p41-49)。

  (二)监察调查证据规则之适用标准存在碎片化倾向

  《监察法》对监察调查过程中所涉及的证据收集方法与证据标准移植于刑事证据规则但呈现出碎片化的特点。在监察调查与审查起诉的刑事司法外部衔接机制上,职务犯罪调查收集的证据可作为直接认定为刑事诉讼证据,但缺失监察调查内部衔接的证据转换机制。从证据规则的逻辑周延性而言,《监察法》对于证据制度的规定呈现出笼统的、概括的或者含糊不清的特征,例如《监察法》第33条确立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仅具有将超出法律规制的证据调查方法予以排除的宣示意义,并未像《刑事诉讼法》)第56条将“非法的证据调查方法”以“刑讯逼供”“暴力或威胁”等文义予以例示或列举说明。仅就规则的文本而言,《监察法》虽已总括性地呈现了刑事证据规则之全貌,但由于乃碎片化的法律文本移植,其仍未从体系上建构出独立于刑事证据规则的监察调查证据规则。

  职务犯罪证据收集主体因《监察法》的出台而更易后,司法实践中须应对如何区分不同主体证据调查行为的效力,如何明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不同性质的调查程序中的适用范围,如何依照不同的程序启动原因建立起监察调查梯度证明标准,如何理顺在补充调查阶段多重证据收集主体之间的关系,如何区分内部证据转换机制与外部证据衔接机制等等问题。立法对于证据制度的体系设计与优化过程应尊重单个类型证据规则的内容完整性。即便从独立的证据立法模式视角予以观之,亦不可仅满足于体现证据制度的部分精神,否则证据制度大厦的整体逻辑结构将不再完整[3](p125-132)。因此,在涉及职务犯罪与职务违法不同案件原因而启动立案调查程序时,应从监察权运行的架构上考虑其权力性质。监察调查行为本身所蕴含的法律后果即为权力性质之体现,只有在明辨权力运行背后隐喻的根本属性时,方可从本质上有效地判断如何适切运用证据规则。
 

监察调查证据规则的立法现状与完善建议
 

  二、监察调查证据规则之立法现状

  从《监察法》规定的证据规范的内容看,监察调查证据规则涵盖了授权性规范、义务性规范及禁止性规范。《监察法》中“证据”一词共出现21次,其中第33条、第40条与第45条乃监察调查与刑事司法衔接的重点规范,其将刑事证据规则作为监察调查证据收集之标准,并就证据种类作了不完全列举从而确立了《监察法》关于监察调查证据规则设定之基本立场1。

  基于监察调查权蕴含的双重属性,有必要将监察调查证据规则与刑事诉讼证据规则进行比较,确立职务违法与职务犯罪调查程序中适用不同证据规则与梯度证明标准的正当性依据。笔者认为,《监察法》与《刑事诉讼法》之间确立的证据衔接机制须遵从刑事司法的基本运行规律,其证据规则的确立与运用更应从刑事诉讼程序运行之视角予以审视。早在1996年,全国人大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中仅存在8项条款涉及证据制度的规定,且内容上过于笼统,原则性条款的表述缺乏足够的操作性。而后“两高”在1998年出台《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1999年颁布《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时,刑事诉讼证据规则从规范文本上有了较为明显的突破与改观2。因此,刑事诉讼证据规则作为监察调查证据衔接的制度基础与规制依据,更可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证据资料的审查与判断、证据采信规则等予以考察。而当前的问题主要集中于监察调查的证据收集、移送与审查等三个领域,本文拟就这些问题展开分析。

  (一)监察调查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存在操作上的模糊性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作为“证据禁止规则”的形态之一为现代各国普遍采纳。基于正当程序的维护与司法的纯洁性之考量,对不具备证据资格的证据材料在进入到法庭审理前作初步判断筛查,可起到抑制侦查违法侦查的作用[4](p27-28)。我国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历史可追溯到2010年5月“两高三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非法证据排除若干问题的规定》,其初步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基本框架3。2012年后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予以完善。2017年6月“两高三部”发布了《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为《排除非法证据规定》),其内容涵盖了对非法取证方法的认定,对刑讯逼供的重复性供述的排除,检察机关在对非法证据的调查与核实义务以及侦查机关自行排除非法证据的职责等,从程序上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提供了较为明确的指引[5](p5-14)。但遗憾的是2018年11月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并未充分吸收《排除非法证据规定》的核心内容,尤其在界定非法言词证据范围、重复性自白的排除、与侦查监督的同步、对过程证据的收集乃至庭前会议对证据收集合法性审查等方面未见更明确的阐释[6](p78-84)。监察调查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本质乃由职务犯罪调查所具备的刑事侦查属性决定。通常来讲,一项权力的基本属性不可仅以其外观进行判断,而应从权力来源、运行程序以及法律后果等方面予以探知。监察调查中的职务犯罪调查权源于检察机关“两反”部门的自侦权,因此本文所探讨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自然须以职务犯罪调查的刑事侦查属性为前提,此乃监察调查证据移送司法审查衔接的正当逻辑4。同时,根据2018年新修订《宪法》第127条之规定可知,监察机关在职务犯罪调查中“应当与审判机关、检察机关、执法部门互相配合,互相制约”,该事实上规定隐喻了监察职务犯罪调查的类司法权力属性,并为适用刑事证据规则提供了宪法依据。

  表1:《监察法》中出现“证据”表示之条文一览表
表1:《监察法》中出现“证据”表示之条文一览表

  其一,“非法证据排除”并未就非法取证行为的监督与责任承担方式作必要规制。因监察调查严重依赖口供即言词证据,难以从手段上与刑事诉讼程序中的证据调查方法相提并论,由此须明确监察委职务犯罪调查程序运行之本质有别于检察机关的职务犯罪侦查。根据《刑事诉讼法》第34条内容可知,“犯罪嫌疑人自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委托辩护人”。而《监察法》并无类似规定。基于集中统一反腐的政治需要乃至提升办理职务犯罪案件的效率需求,监察调查程序运行过程中的非对抗性与信息密闭等特征更将本应形成对抗性的外部监督机制即刑事诉讼中的法律帮助权架空。由此观之,在监察调查中,言词证据之获取无法从外部渠道形成有效规制,也无法就威胁、引诱、欺骗等证据资料获取方式进行内部监督,被调查人依照《监察法》第60条规定进行申诉时,其渠道仅能通过同级或上级监察委形成反馈5。以《监察法》第40条第2款规定为例,其规定严禁以威胁、引诱、欺骗及其他非法方式收集证据,但对照《排除非法证据规定》,其未将“刑讯逼供”作为主要的非法证据调查手段体现于文本规范之中。因此,《监察法》第40条第2款就刑讯逼供获得之口供尚不足以据此推定其在“其他方法”中可作为排除对象,而“严禁侮辱、打骂、虐待、体罚或者变相体罚被调查人和涉案人员”亦未表明上述非法手段呈现于证据收集过程中[7](p172-183)。就立法技术而言,《监察法》第40条第2款亦未以例示规范穷尽与“威胁、引诱、欺骗”相当之非法方式而产生解释上的漏洞,监察调查过程中的非法证据收集之责任亦模糊不清6。

  其二,监察调查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并未严格参照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之规定。尽管监察委职务犯罪调查确立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承袭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基本精神,但实际操作过程中难就口供获取的合法性进行自证。即便全程录音录像之规定与刑事诉讼要求基本保持一致,却未就“不得强迫自证其罪”予以进一步阐释说明。当监察调查人员以刑讯逼供或者其他具备同样威慑力的证据调查方法获取被调查人关于犯罪事实的有关供述,再以重复供述免除先前证据收集行为的非法性,此情形已构成“有选择的证据排除”。这一证据排除规则可称之为“裁量性排除规则”,而该规则有违“自白的任意性”,即因不正当之讯问方法产生的“毒树之果”须在证据资格认定过程中予以排除乃为其要义所在7。有学者提出,尽管非法证据的获得从内容上并不对要证事实的客观性与真实性产生影响,但从其合法性判断,其不仅有碍审判结果甚至撼动程序正义,故应就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制定独立的诉讼程序[8](p143-154)。笔者对此持保留态度,因当前的职务违法调查尚未形成独立于职务犯罪非法证据调查程序,证据调查与衔接应当基于同一事实一并处理,独立设置非法证据排除的诉讼程序不仅造成了不必要的司法资源浪费,更存在对同一事实进行重复诉讼之嫌。由于《监察法》并未对非法获取言词证据的手段方式作具体的细致规定,对非法获得的实物证据之排除亦欠缺必要规制[9](p50-66)。基于人的证据方法与物的证据方法之差别,一般实物证据所具备天然之证据能力多优于口供。对于监察调查所获之实物证据,《监察法》从内容上缺乏相应的实物证据排除规则,而此规则之阙如从证据收集方法上却又巧妙回避了“仅凭口供不得定案”的规定。因此,即便在无法形成完整封闭的证据链条下,监察调查依然可实现“孤证定案”的效果。

  简言之,在当前“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改革浪潮下,监察调查中的被调查人作为具备潜在可能的刑事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其诉讼权利的程序保障效果实质上已经提前到调查阶段。防止刑讯逼供或超期羁押亦为其题中之义,但就规范本身而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尚未形成在“两法衔接”中的高度统一8。

  (二)监察调查中的证据认定标准不统一

  基于监察调查过程中证据收集标准的一致性,刑事证据所应具备的“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应呈现于监察调查过程中。证据“三性”理论为我国证据法学界之通说,而证据认定乃为证据收集后进行审查判断的应有之义。因监察调查中关于职务违法调查权力源出于行政监察职能,由《刑事诉讼法》第52条规定可知,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或办理违法案件中进行的证据调查可囊括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证据类型。因此,监察调查不论基于职务违法还是职务犯罪的启动原因差别,在证据收集、审查与认定上均由立法确立了“可在刑事诉讼中作为证据使用”的衔接规则。然而,行政执法与刑事诉讼在证据认定标准上的立法选择,其统一进路并未在监察调查的实际运行中体现为可操作性的具体标准。《监察法》第33条确立的证据资格认定标准可准用刑事诉讼证据规则,其虽将监察调查过程中收集的证据以刑事审判为目的予以前置化处理,却未考量职务违法调查与职务犯罪调查之间处置效果的差异。因前者效果上至多以政务处分为限,而后者涉及刑事审判乃至刑罚之科处,故须从程序启动原因对证据认定程序作类型化区分。

  第一,职务违法调查证据认定标准过高。因职务违法调查涉及的政务处置多集中表现为内部行政行为,即行政制裁责任。当监察委职务违法行为呈现多样性、复杂与急迫时,监察主体在职务违法调查过程中进行的证据调查、收集与认定等行为实质上具备了行政裁量的特质,且在职务违法调查终结后相关的处分一旦作出,即已具备先定的法律效力[10](p136-146)。较之民事诉讼之“盖然性”证明标准,职务违法调查证据标准若适用刑事证据标准显然有失公平9。由于职务违法的调查无须以进入刑事审判程序为前提,职务违法调查中的证据收集多服务于职务违法责任之承担。同时,基于公法益保护与非犯罪性双重特征的需要,在调查终结后可由负责政务处置的部门从证据收集之客观性、关联性与合法性等视角对违法证据予以审查排除。因此,基于职务违法的调查程序其证据的认定标准本质上可参照适用行政诉讼证据认定标准。

  第二,职务犯罪调查证据认定未严格适用刑事证据标准。尽管不同的诉讼程序存在证明标准上的差异,但刑事诉讼必须以达到“排除一切合理怀疑”为前提。不可否认的是,一旦监察委启动职务犯罪调查程序,其调查主体之身份已然从政务处置主体转变刑事诉讼参加主体。从职务犯罪调查终结直至移送审查起诉时,职务犯罪调查过程中收集的证据自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便具备了作为刑事证据使用的可能。依照《排除非法证据规定》规范之内在要求,监察委此时所收集之证据应严格遵循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由此,《监察法》第33条第2款确立“应当与刑事审判关于证据的要求和标准相一致”的模糊表述导致其在司法实践中沦为宣示性条款,而无法就证据认定对象从调查程序启动原因上进行类型化区分。尽管《监察法》第33条第1款列举的证据类型囊括了物证、书证、证人证言、被调查人供述和辩解、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其讯问及取证过程中的全程录音录像制度仍暂付阙如,这使得该阶段特定类型证据资料移送不能成为监察调查实践中的不成文惯例,由此形成了职务犯罪调查证据规则的制度真空与衔接空白。

  从《刑事诉讼法》第52条可知,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或办案过程中收集的证据可作为刑事诉讼证据使用。尽管《监察法》第33条第1款与该规定存在异曲同工之处,但《刑事诉讼法》第52条从可转换的证据类型上已作必要规制,其将证据方法限定于“物证、书证、视听资料及电子数据”。而在《监察法》对证据衔接的相关规定中,譬如“监察机关在收集、固定、审查、运用证据时,应当与刑事审判关于证据的要求和标准相一致”的表述,并未从效力规范层面对其如何“收集、固定、审查和运用证据”作进一步限制。基于监察调查的程序属性上有别于刑事诉讼,即便在职务犯罪调查中收集到可印证犯罪事实的部分证据,也应基于司法审查功能在审查起诉时由检察机关对其重新认定,否则偏离了证据调查的直接性原则要求10。《监察法》尚未立足于刑事诉讼视角对证据审查与认定规则作进一步的规制,“直接作为刑事证据使用”不仅混淆了监察调查程序的不同启动原因,更有悖刑事证据审查与判断的基本方向。

  三、完善监察调查证据规则之应然面向

  监察调查过程中运用到的证据调查和收集手段类似于行政或司法强制措施,诸如查封、扣押、冻结等,均不同程度地对公民人身、财产权益造成必要的限制或侵害。该种限制倘若脱离公益保护本身来看实属违法行为,但其违法性在法定范围内被阻却,因而须从程序法定之视角确认其正当性基础。笔者认为,任何权力设定的理论与制度基础均不可脱离权力基本架构应有之功能,无论“四权分置”还是“五权分隶”均需在权力运行的独立轨道上呈现其应有的特征,因为“纠纷性质决定诉讼构造”。因此,监察调查与刑事诉讼间的证据衔接须以程序法定为原则,立法须进一步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建立监察调查证据司法审查制度以及完善调查过程中法律帮助程序;基于不同性质的调查程序确立梯度证明标准,以检察官客观义务为正当性基础强化调查过程中全面收集证据之义务。

  (一)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鉴于监察调查存在着证据能力审查规范密度较低的立法现状,监察实践中仅可能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立法解释或赋予监察机关类似“两高”的“监察解释权”,以完善操作规程从而化解冤假错案之风险11。从法教义学理论空间的拓展上,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可从品格证据排除、传闻证据禁止与自白任意性规则进行设计[11](p11-23)。

  第一,品格证据排除应避免品格推定。首先,应避免将品格污点作为证据资料与合法证据进行关联。“品格证据排除规则”乃为英美法所采之证据规则,其与“传闻证据排除规则”和“意见证言排除规则”设定目的类似,均为避免法官在自由心证中突破证据调查的直接性12。监察调查排除对被调查人的品格推定不仅可避免与案件事实无关证据之不当影响,更可确保证据链的形成符合证据调查的客观性而非主观推定13。其次,监察调查在证据收集中应注重证据鉴真。对原始证据来源的可信性进行当庭检验乃为证据鉴真的题中应有之义,此即要求监察调查工作人员在证据收集后承担相应出庭作证义务。对于言词证据,当法庭于审理过程中就证据收集与认定之合法性存疑时,可由监察讯问人员出庭作证就言词收据收集之合法性作相应说明,以实现言词证据鉴真之目的14。

  第二,传闻证据排除应考量监察调查程序运行之对抗性。因以讯问方式获取之言词证据具有很强的传闻证据特征,因而须赋予监察调查过程中必要的法律帮助权,由此可确保基于单方监察调查所形成类似于传闻证据之口供得到及时排除。当前,由于监察调查排斥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一切法律帮助。基于职务犯罪调查的刑事侦查本质属性,被调查人相应法律帮助权难以通过《监察法》规范实现。因此,是否肯定监察调查程序具备刑事诉讼程序运行之对抗性影响到传闻证据能否及时排除。有学者主张,被调查人可自留置之日起有权聘请律师介入监察调查程序,以确保其在证据调查过程中具备必要的防御能力,从而形成对抗性的诉讼构造[12](p18-31)。笔者认为,正是基于职务犯罪调查初期原始证据取得处于最优时机,任何介入监察调查程序的外部法律帮助无疑有碍于案件调查的推进,因此缺失法律帮助的被调查人因信息封闭渠道单一无从实现调查阶段中的“非法证据排除”。倘若检察机关不予提前介入就监察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审查,被调查人相应的申诉救济渠道实质上沦为“空置的权利”[13](p99-106)。因此,赋予公职律师必要之法律帮助权可保障证据调查程序运行的对抗性,防止以非法手段获取之非自愿口供乃至具备传闻特征之言词证据进入刑事审判阶段。

  第三,监察调查过程中应注重被调查人的“自白任意性规则”。“自白任意性规则”之设定立基于调查取证的行为或方法不当从而推定“自白不真实”,其要义旨在确保被调查人意思表达之自由,以免受不当讯问之影响。立法须防止被调查人因非法手段包括诱导式侦查、骗供、刑讯逼供乃至超期羁押等,以避免“被调查人强迫自证其罪”。一方面,在非法证据收集方法的排除上,检察机关在排除非法证据之同时应作出对被调查人有利的推定;另一方面,就非法排除之证据类型上,对非法获取之物证排除效力应等同于非法言词证据的排除效力[14](p33-47)。

  由于监察调查言词证据的收集与认定往往还存在“翻供”之虞,立法在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同时,还须避免将已经排除的非法言词证据以合法手段作为重复性供述对待,附条件认定“重复性供述”须建构于《排除非法证据规定》第7条之基础上,基于惩治职务犯罪之效率价值,允许调查机关在获取与犯罪事实有关的重复性供述上,对合法获取的重复性言词证据须作必要的补正解释说明。当“重复性供述”以瑕疵证据形态经合理解释补正后,是否仍具备进入刑事审判之证据资格的问题可依据《监察法》第33条第2款内容进行审查判断[15](p399-409)。笔者认为,在不影响实体裁判结果公正的前提下以程序瑕疵为由绝对排除合法的“重复性供述”亦不符合惩治犯罪的刑事司法价值导向。

  (二)构建梯度证明标准

  基于不同原因的调查程序在责任承担上存在差异,立法应在明确监察权力的二元属性的基础上以程序控制为目的对其作必要修正,不可因程序分流混同适用单一证明标准导致证据规则游离于“庭审实质化”要求之外,其要义有二[16](p71-81):

  其一,基于职务违法的调查应比照行政调查程序确立证明标准。因监察证据主要作为监察处置之依据而刑事证据则用于刑事裁判,二者适用程序有别导致证据能力存在差异,但基于适用证据标准应统一之认识,职务犯罪调查之证据衔接标准应采“就高不就低”的原则15。笔者对此不予认同,将职务违法调查之证据方法与职务犯罪调查之证据方法置于同一层面将模糊监察移送审查起诉与政务处置间的界限之虞。且在职务违法调查过程中发现存在新的犯罪证据时,更涉及职务违法与职务犯罪调查程序间的转换问题。对职务违法调查的证据认定标准倘若一旦定得过高,则使得原本可作为职务违法的处理的行为因证据不足从而逃避政务处置。因而,职务违法调查转换至职务犯罪调查时,不可由此当然推断先前收集的证据无须经审查判断即可作为移送审查的犯罪证据使用,此为职务违法责任与刑事责任之分野16。因此,职务违法的调查本身承继行政监察属性,乃为内部行政行为所衍生,应运用行政程序中的证明责任,即可用“推定”确立被调查人职务违法责任承担具备合法性。监察调查主体在职务违法案件中收集到的实物证据,可作为监察处置的证据使用,而依照较低证明标准采集的言词证据倘若涉及职务犯罪调查程序转换的,须另行认定[17](p19-24)。

  其二,基于职务犯罪的调查应准用刑事诉讼的“严格证明标准”。因职务违法与职务犯罪调查程序间存在证据能力界限,倘若人为降低或升格证明标准,必然影响到证据收集乃至对证据能力审查与判断的效率,监察调查适用梯度证明标准实际上暗喻了监察委享有类司法性质的罪与非罪判断权[18](p65-72)。刑事责任强调“疑罪从无”,而口供补强、旁证补强及仅有口供不得定案是刑事证据规则的基本要求,即“排除一切合理怀疑”证明标准乃为体现“最高标准说”。有别于职务违法调查的“内部行政行为”属性,职务犯罪调查不允许对被调查人的职务行为进行“有罪推定”,因此须得达到“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刑事审理标准方可谓职务犯罪调查“结果成熟”。以《刑事诉讼法》第162条为例,对于侦查终结的刑事案件,立法表述为“应当做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而《监察法》第47条第2款则表述为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两相比较,前者对侦查终结移送审查的材料提出了相对客观的要求,后者有别于被动审查而为充分凸显检察机关对监察委移送证据审查主动性一面,乃为“实质性审查”。因此,为防范相对“静态统一”的证明标准存在“庭审过场化”的可能,检察机关应在移送审查起诉乃至法庭调查阶段主动行使“实质性审查”权力,这不仅为刑事诉讼各阶段证明标准动态设定的题中之义,更符合认知递进的客观规律[19](p132-139)。

  此外,未来立法在完善监察调查证据规则衔接的过程中还须以检察官客观义务理论为基础注重监察调查证据收集的全面性。“检察官客观义务”强调超越控方立场坚持客观公正的全面证据调查义务,在调查阶段收集证据时不限于收集对被告人不利的证据,同时还应全面收集对被调查人有利的证据[20](p137-156)。因职务犯罪证据调查存在刑罚期待,故须从被调查人权利保障之视角避免因调查过程的信息封闭而排除有利于被调查对象的证据,该项义务应于检察机关审查起诉阶段时予以补足[21](p22-29)。

  四、结语

  监察调查与刑事诉讼的立法价值类似,其不可仅关注对真相探明的过程或仅为实现刑事制裁效果,而应在惩治犯罪的同时注重诉讼程序运行之基本规律,强调程序立法之安定性,程序运行之对抗性,程序保障之正当性,以维护被调查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基本人权为终极价值追求[22](p225)。笔者认为,监察调查的证据规则衔接须始终以规制违法取证立法为基点。由于非法取证行为因调查过程之封闭呈现更为隐蔽的特点,更因当前立法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上存在模糊空间,其适用的证明标准存在混同之处。因此,为保障被调查对象应有之刑事诉讼权利,应严格限制“裁量性排除规则”在非法证据排除中的适用,注重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对绝对排除的非法证据予以实质性审查,甚至可考虑将职务犯罪检察监督职能前置于监察调查初期阶段。同时,立法还可畅通申诉外法律帮助介入渠道,建立与非法取证相对抗的外部监督机制,例如强化同级党委监督效能、建构同级人大质询监督机制,完善涉诉信访乃至舆论监督机制等,从而形成对监察调查证据收集全过程的有效监督制约。

  参考文献

  [1] 闫鸣.监察委员会是政治机关[N].中国纪检监察报,2018-03-08(003).
  [2]江国华.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逻辑与取向[J].学术论坛,2017,40(3).
  [3] 张栋.中国刑事证据制度体系的优化[J].中国社会科学,2015(7).
  [4] 王兆鹏.美国刑事诉讼法[M].台北:台湾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4.
  [5]朱孝清.排除非法证据新规定的理解和执行[J].人民检察,2017(16).
  [6]卞建林,谢澍.刑事诉讼法再修改:解读与反思[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8,22(6).
  [7]刘艳红.职务犯罪案件非法证据的审查与排除——以《监察法》与《刑事诉讼法》之衔接为背景[J].法学评论,2019,37(1).
  [8]刘彦辉.论非法证据调查程序在我国的立法确立[J].中国法学,2011(4).
  [9]马方,吴桐.逻辑与司法:监察程序中证据规则的解构与建构[J].河北法学,2018,36(9).
  [10]田宏杰.行政犯罪的归责程序及其证据转化——兼及行刑衔接的程序设计[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51(2).
  [11]张威.论监察体制改革中证据能力适用的三个层面[J].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9(02).
  [12]李奋飞.“调查——公诉”模式研究[J].法学杂志,2018,39(6).
  [13]王译.职务犯罪调查程序中的法律帮助权探微[J].西部法学评论,2018(5).
  [14]陈瑞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中国模式[J].中国法学,2010(6).
  [15]高通.监察程序中非法证据的法解释学分析[J].证据科学,2018,26(4).
  [16]汪海燕.认罪认罚从宽案件证明标准研究[J].比较法研究,2018(5).
  [17]王瑞剑.监察与司法程序证据衔接的规范性考察[J].北京警察学院学报,2018(4).
  [18]陈晨,刘砺兵.论推定及其理性控制——以《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为切入[J].法学杂志,2014,35(2).
  [19]谢澍.论刑事证明标准之实质递进性——“以审判为中心”语境下的分析[J].法商研究,2017,34(3).
  [20]龙宗智.中国法语境中的检察官客观义务[J].法学研究,2009,31(4).
  [21]王译.再论留置适用应遵循之基本原则与应有之司法衔接——以《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为参照[J].太原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6(6).
  [22]占善刚,刘显鹏.证据法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

  注释

  1《监察法》第33条列举的证据类型仅为我国法定证据种类的不完全列举。
  2“两高”即为“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简称,本文一并采用该简化表述。
  3“三部”即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之简称。
  4“两反”即原隶属于检察机关的反贪污贿赂局和反渎职侵权局,本文一并采用简化表述。
  5参见《监察法》第60条内容“监察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被调查人及其近亲属有权向该机关申诉:(一)留置法定期限届满,不予以解除的;(二)查封、扣押、冻结与案件无关的财物的;(三)应当解除查封、扣押、冻结措施而不解除的;(四)贪污、挪用、私分、调换以及违反规定使用查封、扣押、冻结的财物的;(五)其他违反法律法规、侵害被调查人合法权益的行为。受理申诉的监察机关应当在受理申诉之日起一个月内作出处理决定。申诉人对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收到处理决定之日起一个月内向上一级监察机关申请复查,上一级监察机关应当在收到复查申请之日起二个月内作出处理决定,情况属实的,及时予以纠正。”
  6“不完全列举”的立法表述从后果上将可能导致监察调查人员以刑讯逼供手段获取之口供难以排除,更因无法拟制为司法工作人员,故不可以《刑法》第247条追究责任。而例示规范之要义乃为“完全列举”,其“等”字前规范的用语表达须得与列举内容相当之限定为前提(参见刘风景:《例示规定的法理与创制》,载《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4期)。
  7“裁量性排除规则”乃为满足一国刑事司法政策以确立“违法证据”的证据资格,其针对的“违法证据”资格认定规则可以“非任意性绝对排除”“违法相对排除”与“裁量性排除自白”等三类形态呈现出递进式的自白排除规则体系(参见吴继奎:《三元化递进式的自白排除法则--自白排除法则的比较法考察》,载《当代法学》2011年第2期)。
  8《监察法》出台后,对《监察法》与《刑事诉讼法》两部法律中存在衔接的一致内容学理上简称为“两法衔接”或“法法衔接”,而“纪法衔接”乃指党的纪律检查部门执纪监督与监察委员会监察调查之间的衔接。
  9我国行政诉讼证明标准之确立亦从民事诉讼证明标准延伸而来,故在此对照分析之。
  10证据调查的直接性原则表明,监察调查移送审查起诉时不得未经检察机关的“实质审查”而当然认定监察调查收集证据的证据能力符合刑事审判条件。因此,监察证据的认定规则不仅须满足“纪法贯通,法法衔接”的要求,更须注重证据调查的一般性规律,否则会影响刑事审判过程中法官的自由心证。
  11“监察解释权”仅为学理探讨,乃以“两高”司法解释权为基准,侧重强调监察委在办理职务犯罪案件中就如何适用《监察法》制定“类司法解释”性质之规范。以《刑事诉讼法》第15条为例,监察委就检察机关作出的不起诉决定可提请复议,因此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应对不起诉决定是否存在错误进行审查。当前立法对监察委就检察机关申请复议之程序乃至检察机关受理、审查复议的申请程序暂付阙如,可由国家监委单独或与最高检联合出台相关解释予以明确之(参见江国华:《国家监察与刑事司法的衔接机制研究》,载《当代法学》2019年第2期)。
  12《美国联邦证据规则》第404条中已确立“品格证据排除规则”,而早在18世纪美国立法将品格证据作为非自愿言词证据排除,以刚性规则呈现而不容法官进行自由裁量(参见[美]兰博约:《对抗式刑事审判的起源》,王志强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18-224页)。
  13禁止使用品格证据以避免证明被调查人在特定场合下的职务违法或犯罪行为与其品格存在一致性,其最初设定目的并非针对法官而为防止陪审团基于常识判断形成偏见。
  14对于物证和书证的“鉴真”通常以收集和保管证据的人出庭说明情况为前提(参见樊传明:《证据排除规则的发展动因:制度史解释》,载《中外法学》2018年第3期)。
  15基于“证据强度的要求存在差异”,笔者认为证据强度之差异实则为证据能力的差别。换言之,即具备何种证据能力的证据资料在具备证据资格后可进入法庭调查中由法官对其证据力进行审查判断(参见江国华:《国家监察与刑事司法的衔接机制研究》,载《当代法学》2019年第2期;还参见占善刚、刘显鹏:《证据法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1-43页)。
  16因监察权并非行政权,涉及职务违法调查的监察行为从责任认定之视角论,因其效果上不涉及移送审查起诉,责任形态已由政纪处分产生的“行政责任”演变为由政务处分产生的“职务违法责任”,其性质看似相近但本质已然发生转变。

相关文章
联系我们
  • 写作QQ:79211969
  • 发表QQ:78303642
  • 服务电话:18930620780
  • 售后电话:18930493766
  • 邮箱:lunwen021@163.com
范文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