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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财产保险利益中股东的权益探析

时间:2019-08-27 14:33作者:乐枫
本文导读:这是一篇关于公司财产保险利益中股东的权益探析的文章,从保险的发展历史来看,保险利益在区分保险与赌博、促进保险业的良性发展与处理保险合同纠纷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2009年《保险法》修正时对保险利益的界定采纳了学术界和其他先进国家立法的成果。

  摘要:保险利益是近代保险法发展以来最突出的成就, 在控制保险合同效力方面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但是其扩张亦会带来一些困境。由于认定保险利益在实践中有较大的困难, 在认定程序上多采用事后反推的方法, 即非赌博、非不当得利就有保险利益。承认股东对公司财产的保险利益有一定的合理性, 但这并不意味着股东对保险金就拥有确定的保持力。若因此造成了公司与股东之间的利益失衡, 可以在请求权基础上通盘考虑, 从不当得利出发来调整利益失衡。

  关键词:保险利益; 公司; 股东; 不当得利;

  Abstract:

  The theory of insurable interest is the most prominent achievement in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insurance law. The theory of insurable interest incredibly contributes to controlling the validity of insurance contract. However, the expansion of it haunts the court and scholars. In light of the difficulty of recognition of insurable interest, judicial practice admits it in cases with hindsight; namely, there is insurable interest when no gamble or unjust enrichment. It is reasonable to admits the shareholder's insurable interest of the corporation property, but it does not mean that shareholder could certainly retain the related insurance money. The corporation shall be compensated by the claim of unjust enrichment, if that shareholder holding insurance money sacrifices the corporation interest.

  Keyword:

  insurable interest; corporation; shareholder; unjust enrichment;

法律

  从保险的发展历史来看,保险利益在区分保险与赌博、促进保险业的良性发展与处理保险合同纠纷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2009年《保险法》修正时对保险利益的界定采纳了学术界和其他先进国家立法的成果。但与此同时,保险法的用语是粗线条的,对于保险利益外延的射程范围,我们通过法律条文无法获得准确的认知,只有通过考察实践中相关法院判例和学说,方能获得准确的把握。笔者试图通过法理分析和判例归纳,论证股东与公司财产之间的保险利益问题,望能抛砖引玉。

  一、法院对保险利益范围的把握及理论困惑

  保险自诞生以来就与赌博和投机行为相伴,赌博投机行为的存在阻碍了保险业的发展。保险利益的诞生极大限度地控制了保险合同履行中的道德风险,但是从来没有办法杜绝。我国《保险法》第12条1详细规定了保险利益原则,但是对其范围的界定并不是十分清晰,实践中皆由理论和判例去把握。

  保险利益是判断保险合同是否成立的关键因素,特别是在区分人身保险合同和财产保险合同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对于保险利益的判断,财产保险合同的判断时点是保险事故发生之时,人身保险合同是订立保险合同之时。聚焦这两个时点,是为了防止道德风险的产生。但是《保险法》对保险利益的定义比较粗糙,实践之中何种利益构成法律上的利益,存在不同的见解。

  (一) 司法实践对保险利益的把握

  将财产保险的保险利益限定在所有权上,会限制保险种类的诞生,也不利于投保人利益的分摊和风险的转嫁,正如现实中一些保险合同纠纷,保险人往往以被保险人不具有对物之所有权而主张不承担保险责任。国内法院的判例及其见解如下:

  第一,对不具有所有权仅有使用权的标的物,被保险人与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之后发生保险合同约定的事由,保险公司抗辩被保险人对此不具有保险利益而主张保险合同无效的情况,法院如何分辨保险利益?

  在李明辉诉安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财产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中,李明辉本为车辆的借用人,在保险公司投保了车损险,并约定"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合法的驾驶人在使用保险车辆时,保险公司予以赔偿".其后,保险合同发生纠纷,保险人以李明辉不是车辆所有人为由,主张保险合同无效,但最终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没有采纳保险公司的抗辩理由。2

  法院认为,车辆的使用权是法律所承认的合同权利类型之一,因此使用权和由此衍生的财产利益属于保险法所称的保险利益。

  第二,对不享有所有权,但基于投资关系为股东所有的房产订立保险合同,投保人可否被承认具有保险利益?

  在北京英卡斯特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下称英卡斯特) 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崇文支公司财产保险合同纠纷上诉案中,英卡斯特对其股东北京天润金百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下称天润金百) 名下的22处房产进行了投保。保险合同中约定英卡斯特和天润金百共同为被保险人。后来英卡斯特要求保险公司退保,理由为对保险标的不具有保险利益,而保险公司认为天润金百是英卡斯特的股东,因而具有保险利益,对其退保所要求的退保险费并附加利息的主张不予认可。本案一审北京市崇文区人民法院在判决书中认可了其保险利益:"英卡斯特公司作为被保险人及投保人,所投保财产主要为该公司股东天润金百所有或管理,天润金百作为共同被保险人系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参照《财产保险综合险条款》第1条第3项:下列财产可在保险标的范围以内……' (三) 其他具有法律上承认的与被保险人有经济利害关系的财产'的规定,可以认定英卡斯特公司与保险标的之间存在经济利害关系,合同有效,英卡斯特公司认为投保人与保险财产不具有保险利益之主张本院不予支持。"3

  判决作出后,英卡斯特不服,以其对保险标的从无使用、代管、管理为由,提起上诉,北京市二中院最终认为英卡斯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鉴于由崇百公司改制而来的天润金百与英卡斯特公司之间存在事实上的投资与被投资关系,一审法院依据保险单所附《财产保险综合险条款》第1条第3项之约定'下列财产可在保险标的范围以内:…… (三) 其他具有法律上承认的与被保险人有经济利害关系的财产',认定英卡斯特公司与保险标的之间存在经济利害关系,并无不当。"4

  从北京市崇文区法院和北京市第二中院的态度可以看出,法院认可了公司对其股东所有的财产享有保险利益。但是判决书说理部分较为简单,这显示了正面界定保险利益的困难。

  (二) 法院判决给理论带来的困惑

  英卡斯特上诉案中,投保单上明确写明:"清单单位归属于天润金百,作为共同被保险人独立索赔。"作为财产所有人的天润金百,虽然其没有与保险公司订立保险合同,但是因英卡斯特的投保行为获益,其作为独立请求权人并无疑问,这是基于为第三人利益订立合同的法理。依德国民法理论,在为第三人利益订立合同的结构中,应当履行给付的人被称作"约定人" (债务人) ,而约定的相对人为"受约人" (其通常为债权人) ,给付的受领人则被称作"第三人".5本案中,保险公司即为约定人,天润金百为第三人,英卡斯特为受约人,但是从法院处理的角度来看,英卡斯特因其具有保险利益又成了对保险金享有独立请求权的受约人。从合同法的角度来看,这是合理的,因为在为第三人利益订立合同的结构中,一般承认受约人的请求权,尤其是在不纯正为第三人利益订立合同的情形;在遇有疑义时,即使是在纯正为第三人利益订立合同的情形,受约人应当享有以向第三人给付为内容的独立债权,此项权利亦及于不履行的损害赔偿和迟延损害,更有甚者,受约人也可以请求赔偿自己发生的损害。6但是这里的问题是,依上述合同法原理,是否可以延及保险利益的承认?易言之,在为第三人利益订立合同中,受约人可以享有自己的请求权,那是否可以依此扩展到保险法中保险利益的认定?

  公司与股东之间是否具有保险利益?承认相互之间的保险利益是否会造成保险法发展历程中始终担心的赌博风险?此案或许是司法实践中的一个孤案,7在保险合同理论上,无因管理也是一个重要观察视角。在前述案例中,公司对股东所有的财产进行投保,可否视为无因管理?因为股东本身也为被保险人,享有独立保险金请求权,但是无因管理的本质乃是管理人为本人 (被管理人) 利益计算,而本案中的管理人即投保人也将自己列为了被保险人,享有独立的保险金请求权,这明显与民法中的无因管理理论相左。8公司对股东所有的财产之利益过于遥远,极易引发道德风险和赌博;一旦认可了公司对股东财产的保险利益,股东对自有财产的权益将被架空。但股东对公司财产是否可以享有保险利益呢?这不仅在学术上有探讨价值,司法实践中也经历了不同的变化。

  二、股东对公司的财产是否享有保险利益

  英国法关于保险利益的规定最初源于1774年的《赌博法令》 (Gambling Act 1774) 和1745年的《海事保险法》 (Marine Insurance Act1745) ,但在界定上不够明确。1906年的《海事保险法》 (Marine Insurance Act 1906) 中确定了保险利益,但不是决定某人是否可以获得补偿,而是指某人可否对一项特定的主体进行投保。2005年大不列颠的《赌博法令》 (The British Gambling Act 2005) 引进了一个新条款,"除了其他法律明示禁止赌博合同外,立法承认了赌博合同的可执行性。"9英国法律的这一转变似乎表明对于不具有保险利益的保险合同也不应当认定其为无效。

  1906年海事保险法案认为,如果可以证明"被保险人对被保险的财产安全、按时到达享有普通法或者衡平法上的利益,或者因被保险的财产的丢失、减损而遭受不利,甚至因此而承担责任之时,即认定被保险人拥有保险利益".10对于股东对公司的财产是否享有保险利益这一问题,英美法有如下的转变过程:

  (一) 判例之考察:由否定到承认

  早在1925年Macaura诉Northern Assurance案中,Macaura对木材公司享有19, 000镑无担保债权,后又以42, 000镑出卖自己所有的木材给木材公司,对价为该木材公司价值42, 000镑已经全部缴纳股款的股份,至此原告成为该木材公司的唯一股东和债权人。Macaura为了防止火灾受损,就木材与几个财保公司订立了保险合同。后来果真发生了火灾,Macaura与保险公司Northern Assurance无法达成一致,诉至法院,原告在一审二审中均因没有保险利益而败诉,最后上诉到英国上议院,上议院否认了原告的保险利益,其理由是:"股东对公司的财产既没有普通法也没有衡平法上的利益,股东身份仅仅是针对公司来讲,而不是针对公司的财产,任何针对公司财产的损害都不是对股东的损害,而仅仅是对公司资产的伤害,而这两种利益是相区分的 (independent) ,股东对公司的利益体现在公司持续运营带来的利润和公司消灭时对剩余财产的索取权,如果赋予股东对公司财产的保险利益,将会导致公司计算财产灭失的困难,因为这是难以计量的 (a calcula-tion almost impossible to make) ." (11)

  后来,加拿大法院在处理Kosmopoulos诉Constitution Ins.Co.保险公司时开始认可股东对公司财产的保险利益。Kosmopoulos是一家公司中唯一董事和股东,该公司运营所需要的所有文件都是以其个人名义签署的,在其意识中认为公司的财产就是自己的。但保险公司在承保时知道作为保险标的的房屋的唯一所有权人就是该股份公司。后来发生火灾,保险公司以股东不具有保险利益为由拒绝支付保险金。在审理中,保险公司败诉。法院对于保险公司提及的适用"刺破公司面纱"的理由也没有支持。随后,保险公司上诉至加拿大最高法院。最高法院认为:"先例Macaura v.Northern Assurance案是一个奇特的 (odd) 判例,判例起初将焦点引向了欺诈的认定,然而裁判者认为没有欺诈,但只是没有保险利益,不能够再被遵循。"

  在谈及Macaura v.Northern Assurance案中对不认定保险利益的理由时,加拿大最高法院认为:"英国上议院的理由是站不住脚的,计算上的困难并不能排除保险利益的认定,而且保险公司从来都是计算各种风险的强势主体,如果其不能够计算风险和收益,根本不会承保。"11后来加拿大的商事公司法令 (Business Corporations Act, 1982) 要求法院必须对股份进行估值。因此,出现了保险利益的一种新的检验方式,这种方式认为没有任何公共政策支撑一个严格形式主义的保险利益,任何经济上的联系或者保险合同当事人之间的关联都是成就保险利益的充分条件。12审理的大法官指出:"如果认为通过保险利益去规避赌博行为,这也不是好的对策,因为现代社会存在各种各样的工具来方便赌博行为的进行。再者,立法者预想通过严格且狭窄的定义也不能充分防止道德风险的发生。但实际上,正是那些有保险利益的人有机会采取更加隐秘而不被觉查的方式去破坏保险标的物。"13

  直到2005年,英国仍然保持着原有法案认定保险利益的观点。2005年的赌博法案对1845年的赌博法案进行了修正,但也仅仅是放开了财产保险合同上保险利益认定的严格限制,人身保险合同上原来的立法依旧未变。14

  其后,美国在Riggs诉The Commercial Mutual Insurance Company案中进一步认可了股东对公司所有蒸汽船的保险利益。审理法官指出:"纯粹的希望或期待不能成为保险利益的标的,但是股东因公司具体财产的损失而带来的分红权和剩余索取权的减损,应当能够成为保险利益的标的。再者,有的州法院已经认可了在海底电缆案中股东对自己股权的保险利益,因此很难想象一个股东可以因其对公司的股权可以享有保险利益,而对于公司的具体财产却不能享有保险利益。"15

  (二) 其他相关判例所持的观点

  财产保险合同对保险利益的把握采用两个标准,法律上可执行的利益标准 (legally enforceable interest) 和实际期待标准 (factual expectation) .根据Lord Eldon的观点,前者要求主张者必须证明该利益有实体的本质 (solid nature) 并在法庭上可根据制定法或衡平法来执行,而一般的期待即使有再大的可能性 (probability) ,也不是保险利益。后者是任何人只要对财产的保存享有经济上的利益,财产的灭失将会带来期待的损失 (expectation of loss) ,都将视为具有保险利益,而不论其与财产关系如何。16

  美国宾夕法尼亚最高法院在处理一起保险上诉案时,针对被政府征收的不动产所有者的保险利益采取了否定性态度,法院认为:"被征收者虽然在被征收前购买了火险,但是随后的征收决定已经使得风险完全转移给了政府。尽管在征收进行过程中,政府许可了被征收人的继续占有直到征收的完成。但在该继续占有过程中发生的火灾,无论从保险利益的两个标准中的任何一个标准出发,被征收者所期待的均是补偿金,而不是房屋,因而对于被征收的房屋不具有保险利益。"但是判决书中不同的观点值得关注,持不同意见的Justice Roberts认为:"征收者与被征收者之间存在的利益可以被实际期待标准所涵盖,因为这个征收决定的作出到征收最终完成期间,被征收者拥有'归复权益' (reversionary interest) ;与此对应,征收者拥有'便宜废除权' (defeasible title) ,征收者可能会根据法令的授权进而便宜地撤销征收决定;再者,保险公司早先对此进行了承保,根据禁止反言规则,被征收者对这一风险应当具有保险利益。"17

  在保险利益的把握上,美国田纳西州上诉法院在处理Isabell诉Aetna Ins.Co.案中指出,即使承保的合同的保险标的物为第三人付款修建,甚至保险单没有列明被保险人的名字,但是通过证据可以证明被保险人应是合格的对象时,被保险人享有保险利益;甚至修建的房屋是在第三人的土地上建立的,也不影响保险利益的认定。18另外美国联邦第九巡回法院在处理Royal Ins.Co.诉The Sisters of the Presentation案中,法院推翻了之前加州州法院和区法院认定的保险利益的判决,并指出:"保险利益指向的对象是建筑物所体现的利益,而不是针对建筑物所生的所有权。在建筑物因火灾损毁时,建筑物已经不适宜居住,且被政府确认为危险建筑,所有人也从中搬走,此时,所有人对建筑物已经没有任何可以用金钱估量的利益,因此不存在保险利益。"19

  在谈及保险利益时,英美学者指出:"保险利益赖以建立的原理现在看来是过时的,甚至是不合理的:道德风险问题最大的承受者是保险公司,而保险公司是最受激励去预防的。容易诱发并增加风险的产品应当假定为非法,保险利益的存在应旨在促进社会福祉。"20在美国法院的判决中,保险合同与赌博的区别经常也是模糊的,而且近来法院已经逐渐减少在金融交易中认定赌博的数量。21我国学者在解读上述英美法院判决之时,认为其是经济性保险利益学说的运用,但同时指出了该学说的缺陷,即如果出险时保险价值为零,则根据经济性保险利益说,被保险人无保险利益,应认定合同无效,由保险人退还保险费,这对已经履行了风险承担之责的保险人不利,甚至颠覆了很多保险惯例。22但是,笔者认为一种学说的运用,关键是要看其社会适应性和司法处理过程的便利性。一种学说的一时之衰退并不意味着在其后的社会发展中依旧没有价值。如果坚持反对经济利益学说的运用,实践中司法判决将无法获得合理的解释。国内有学者撰文明确分析了经济性保险利益学说的社会适应性,并认为这才是对保险分散风险本质的回归,而且从相关国家的诉讼实践来看,并未带来法律的不稳定和大量的诉讼。23

  (三) 股东对公司财产保险利益的证成

  股东对公司财产可以享有保险利益,我国学界也早有讨论。有观点认为股东对公司的财产享有保险利益在理论上应属当然,但是实践之中不宜采用;也有观点认为承认股东对公司财产的保险利益可以更好地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弥补公司法制度对中小股东保护不利的缺陷,并能促进保险业的发展。24此外,由于不同市场参与者对转移风险的需求日益多样化,保险制度也不得不作出相应调整,其中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保险险种的不断增加。与此同时,个案纠纷中具体保险利益的判断也愈发困难。实务中,与保险利益有关的规则正经历着从"无保险利益则无保险"向"非赌博、无道德风险和无不当得利即为有保险利益"的转变。前者属于对保险利益在保险合同成立及生效中的不可或缺性的强调,而后者则采取排除法反面界定了保险利益的范围:其一,非赌博,即承认保险利益的存在;其二,人身保险,没有道德风险即存在保险利益。显然,后者降低了保险利益成立的门槛,扩大了保险利益的范围,更符合现代保险制度的发展趋势。

  笔者认为,判断保险利益需要进行政策上的衡量,即判断者要进行价值判断。这与哲学上的"求真"是不同的,从法律思维的特性上讲,事实领域应当求真,但价值领域却是"求善"的问题。正如休谟的观点,"价值领域不存在真伪问题,它是人们的情感决定的,因此理性毫无用武之地。"25笔者同意加拿大最高法院在审理Kosmopoulos诉Constitution Ins.Co案中所指出的观点,即与保险利益相关的最大的风险承受者是保险公司,保险公司在经济利益的激励下更有动力去防范道德风险和赌博的出现。股东对公司的财产的经济关联性本身较为密切,此关联性远大于一般债权人对债务人的财产的期待。同理,公司财产利益所涉及的计算上的困难,也不应成为阻碍的理由。前述Macaura诉Northern Assurance案,被保险的财产为公司的全部木材,Kosmopoulos诉Constitution Ins.Co.案为公司所有的房屋,Riggs, Respondent,诉The Commercial Mutual Insurance Company案为公司所有的蒸汽船,三者中被保财产都难以完全涵盖公司所有的财产。26至于保险价值的估定以及赔付的最大数额,应由保险公司去把握。保险公司拥有强大的计算能力和风险评估实力,其做出的市场行为在长期的运行中最终会趋向于理性。在这个过程中,法院应保持一个旁观者的态度,以理性人的标准评判保险公司做出的承保行为,27只要符合行业监管部门核准或默许的交易类型,应当尊重当事人的选择,28认可其有效。

  三、股东是否有权保持保险金

  在承认了股东对公司财产的保险利益的前提下,因股东对公司财产的利益需要借助股权这一桥梁,外加公司财产所有权的特殊结构,即公司为财产的所有权人,现实中就会出现困惑,比如在保险公司对股东承担了保险金的责任后,向侵权人进行了追偿。此时,作为所有权人的公司获得补偿的方式,将与股东所持的保险金密切相关。澄清这一问题需要证成的是:承认股东对公司财产的保险利益是否意味着股东完全有资格保持?问题的关键转换成了如何计算股东可以保持的利益与公司可获得的利益。在更深层次上还涉及到双方的请求权基础。

  (一) 请求权基础的考察

  公司是向侵权人追究,还是向股东要求将保险金交还公司?一个窘境摆在公司面前,向侵权人追究是不是会违反"一事不再理"?向股东主张交还保险金以何为请求权基础?

  如果既认可保险公司对侵权人的追偿请求权,又认可作为物权人的公司对侵权人的侵权责任请求权,侵权人面临因为一个侵权行为而支付两次赔偿的危险。在刑法上,为了避免一个犯罪行为面临两个罪名的处罚,理论发展出了想象竞合犯理论进行处理。在侵权责任法和保险法上,我们也应该防止出现这种危险。比如股东针对公司债权人出资补足责任仅需履行一次就已经足够。这一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 (三) 》第13条第2款29的内容可以佐证。如果将公司对侵权人的主张转化为对股东因为保险合同而获得的保险金需要归入公司的路径上来,公司主张的请求权基础又是什么?按照从特殊到一般的思路,也是请求权基础检验经济性的要求,请求权的顺序检查应先检验公司法的特殊请求权,再检验民法上的一般请求权。

  1.篡夺公司商业机会归入权。

  股东将公司的财产投保,使得公司本应从中可获得的商业机会丧失,这一观点的说服力实在太低。首先,公司法规定忠实勤勉义务主要是针对董事等高级管理人员。其次,归入权的构成要件在谋取商业机会问题上要求"利用职务便利",《公司法》第148条规定的也不是针对一般股东的义务。因此,从归入权解释实在难以令人信服。

  2.股东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利益。

  若根据《公司法》第20条30规定,股东的投保行为导致了公司的损失,因此股东有将保险金归入公司的义务。本责任在构成要件上要求"滥用股东权利",从语句的结构上看,要界定"股东权利"的范围。从《公司法》的规定来看,股东权利应是表决权、召集权、选举权等,股东将公司的财产投保是滥用哪种权利不易界定。《公司法》第20条的规定过于原则,当然原则无法阻碍请求权基础的形成,却也无法成为一个很强的、说理性请求权基础,因为由此证成请求权基础的前提是股东没有依法行使股东权利。股东的投保行为是否为这一条规定的"行使股东权利"实有疑问。在实践中,保险公司如果在接受投保时进行了审查,对财产的所有权、使用权进行了调查,而此时代表公司的董事协同投保的股东进行投保事务,是否可以认为董事违反了忠实、勤勉义务仍值得思考,因为从保险法上看,保险利益的界定是"法律上承认的利益",董事的协助正是在股东和公司之间,是投资与被投资关系,而且公司的财产的安全将直接影响股东分红权、剩余索取权,因此从这点看,董事的过失并不明显。

  3.不当得利制度上的无法律原因。

  公司对股东的保险金主张不当得利,因为股东的投保行为导致公司无法向侵权人主张侵权责任以获赔偿,而股东因此项投保行为获利,这二者之间有因果关系。但通过此请求权又无法说明股东获利之大前提,即获利无法律依据,因为股东对公司建筑物的保险利益因法院依据保险法而获得承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 》[法释 (2013) 14号]第1条:"财产保险中,不同投保人就同一保险标的分别投保,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在其保险利益范围内依据保险合同主张保险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由此司法解释看,很难说其无法律依据。31

  前文所述困境的起源是对保险利益学说的认识进程,笔者认为,上述困境的解决方法仍然要从不当得利请求权出发,但是其间的理论分析需要转换思路,因为不当得利最终关注的是利益的失衡。有学者认为,股东对公司财产的保险利益问题可以通过定值保险和不定值保险的方式来解决,32但是这种方式实则针对公司一般的运营风险造成的保险标的的损失的补偿,而不涉及侵权行为下的保险事故,因为侵权行为造成的保险事故涉及到了保险公司的追偿权问题。

  保险公司向股东支付了保险金后,再向侵权人进行追偿的请求权基础是《保险法》第60条33赋予的代位请求权;在侵权行为中,物权人对侵权人的追究是《侵权责任法》第2条规定的一般请求权。但是保险公司代位权的行使将和物权人请求权的行使发生冲突,侵权人可否拥有抗辩权对抗保险公司?侵权人以股东不是合格的所有权人,进而保险公司不享有合格的保险利益对抗,此时如何处理?这时法院就会面临困难,这需要将问题放置于方法论上进行考虑。"对于法官来说,发现以及准确地界定或者明确法律适用的各项前提,也即一方面是应适用的法律规范以及另一方面是需要对其作出裁判的事实,是更为困难的任务。"34在面临这样的困难时,如果法官贪图说理上的便利,即可以直接否认股东的保险利益,进而摧毁整个保险合同;或者承认股东对公司财产的保险利益,再细致论述股东所获得的保险金是否以及如何转移给公司。这两种相比,前者似乎更加方便,一种关系是侵权责任关系,另一种则是因保险利益欠缺导致的保险公司与股东的不当得利关系。而后者,一方面需要论证保险利益的成立,这又涉及到股东与公司财产的关系。同时,还要详述侵权人面临保险公司追偿和物权人追究侵权责任时抗辩权的问题。此外,还要详细论证获得保险金的股东与无法获偿的公司之间如何解决利益失衡的问题。单从结果上看,从最有利于公平的角度讲,侵权人的赔偿最终都是流向了物权人即公司。但是,前者的处理与现代放宽保险利益认定的潮流不一致,而且从诉讼的角度上讲,并不一定就更加经济。面对如此复杂的民事法律关系,司法和理论应当迎难而上,而非退避三舍,采取"鸵鸟政策"在说理上予以回避。35

  (二) 不当得利视角下的利益平衡

  在承认股东对公司财产的保险利益的前提下,获得保险金的股东如何将保险金转移给利益失衡的公司?笔者所选择的请求权基础依旧是前文所言的不当得利请求权。前文的论述似乎已经完全否定了这一请求权基础的适用,此处再次提起是何缘故?

  "每一个个案的解决都从找到可能适合这一案例的法律规范开始,也即从被认真地认为适合当前案件的法律规范开始;或者,从另一角度来看,这一开始阶段也是一个确定该具体案件属于某一法律规范适用的范围 (尽管还需作进一步审查) 的过程。这一归入能力,即正确地联想并准确无误地找到'恰当的'规范的禀赋,就是一种判断力。这种判断力,如康德曾经说过的,是无法通过教导获得,而只能通过练习得到发展。"36但是,这一判断力有时需要反复考量,规范与事实之间的双向归属通常是在一种"眼光的往返流转"过程中进行的,并需要多阶段、逐步深入,以达到案件处理的精确化,因此出现了请求权基础的反复考量。37不当得利制度之"原因"的探求,是一件反复的事情。正如有学者指出:"盖'无'必须在'有'中求。当一切可能之'法律上原因'皆不存在时,始处于'无法律上原因'的状态。不当得利制度并不能独立运作,必须在适用先在之财产利益之移动的全部应然规定后,皆无积极结论时,始启动不当得利规定之规范机制,以恢复相关法律制度要求之应然利益状态。"38这似乎是法律思维的"推倒重来",但股东对公司财产的保险利益涉及多个当事人,横跨保险法、物权法、侵权责任法和公司法,其间的法律关系颇为复杂,所以思维的"轮回"是合理的。

  股东获得保险公司赔偿的保险金,而公司因为侵权人被保险公司追偿无法从侵权人处获得赔偿,造成了一种利益失衡,在股东与公司之间产生了不公平。保险利益因股东与公司的投资与被投资关系而生,却只给股东带来了利益,戕害了公司。不当得利区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因给付而发生,另一种因侵犯而发生,股东与公司之间应是因侵犯而发生的不当得利。因侵犯而发生的不当得利,侵犯行为首先存在于无权利人的消费、让与和设定负担。39德国法发展的不当得利制度是与其物权行为理论相伴而生的,因此其主要适用于物权。在谈及侵犯的客体时,梅迪库斯指出:"适合的侵犯客体无疑是一切权利,但是被侵犯的必须恰是其分配内容:侵犯者必须拿走了权利人所享有的某样东西。在此情况下,未被设定负担的所有权具有广泛的分配内容;限制特权以及先占权和取得权则在其分配内容上受限制。……占有、一般人格权以及设立和经营营利事业的权利……仅仅为其《民法典》第823条第2款意义上的保护性法律所确保的那些地位的分配内容,也可能是成问题的。"40

  不当得利请求权原本为物权行为配合而生,由此我国台湾学者王泽鉴将不当得利请求权列在物权请求权之后,侵权请求权之前。这与梅迪库斯的顺序不同,梅氏的顺序是将不当得利请求权列为最后。41但是在法律继受的过程中,不当得利制度没有完全被僵化在配合物权行为的地位上,出现了不当得利的扩大适用,即更多的"准用".我国台湾地区的《民法典》最为典型,其准用性条文可以归为两类:法律构成要件的准用和法律效果准用。后者之准用,即虽不具备不当得利之要件,仍得主张不当得利之法律效果,请求返还之。42

  因此,笔者在处理公司与股东之间保险利益问题上,借用不当得利请求权基础并非随意扩大适用不当得利请求权基础的范围,因为作为一项法律思维,不当得利有其一定的张力,这也正是请求权基础思维具有无限生命力的原因。

  股东与公司在保险金上导致的利益失衡,实则是原本股东出资"变相"收回的形态。在财产转化上分为两步。

  第一步,由股东财产因出资行为转换成公司财产;第二步,公司的财产因股东的投保行为转化为股东享有保险利益的标的物,再经由保险金"回归"到股东手里。此种利益失衡导致公司的财产遭受到了损失,虽然股东根据保险合同向保险公司请求赔偿保险金相对于保险公司不是不当得利;但是对于公司来讲,其构成不当得利。原来属于公司的财产经股东投保行为,借助保险公司的保险利益和保险金通道,又回到了股东手中,这一点与公司法认定的抽逃出资有区别。《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 (三) 》第12条43将虚假利润分配、虚构债权债务关系转出、通过关联交易转出等认定为股东抽逃出资。但是这些抽逃出资行为都是与《公司法》法定的程序相违背的,因为《公司法》针对利润分配、关联交易、减资以及重大交易都规定了法定的程序,而对公司财产的投保行为《公司法》没有规定,该条司法解释的第四项"其他未经法定程序将出资抽回的行为"也无法涵盖投保行为,因为该情形的中心语是"未经法定程序",结果是造成公司资本的减少。再者,规范抽逃出资的行为都是直接导致公司受损,而股东投保行为借助了保险公司的通道。

  另外还有一种情形,即公司向侵权人主张赔偿责任在先,而保险公司无法追偿,是否可以向公司要求赔偿?笔者认为不可以,此种情况下保险公司应向股东要求退还保险金,其请求权基础应当是类推《保险法》第61条,44而不能是第62条,45因为若根据第62条的规定则会因为追偿时间的不同而导致结果不同,这无异于鼓励保险公司和公司进行时间赛跑,并有可能导致司法腐败。

  实际上,我们换一种思路,进行一个不完全相似的类比也可以较为清晰地判断股东可否最终保持保险金。本文第一部分引证了法院认可投保人基于使用权可拥有保险利益的判例,此类判例可以说明认可股东对公司财产保险利益规则的可行性。使用权人将所用之物进行投保,在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事故包含第三人侵权致损之时,作为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的使用权人,因为法院认可其保险利益,故可以获得保险金,但这同样不意味着使用权人可以确定地保持保险金。因为使用权人或可因为借用合同、租赁合同或者其他基础法律关系,最终将保险金或代位物转移给物权人。

  四、结语

  司法实践在把握股东对公司财产的保险利益上比较粗糙,说理也不够充分,这给理论探究带来了困难。股东对公司财产是否享有保险利益,既有理论上讨论的巨大价值,也有深刻的社会需要。从归纳判例、进行利益衡量以及市场参与方理性思维的角度看,虽然法律关系十分复杂,但我们应当承认股东对公司财产的保险利益。在保险公司赔偿了投保的股东保险金之后,如果公司受损的财产利益无法获得弥补,从衡平的角度观察,实则为股东将原本投入到公司的财产"变相"收回,故应当允许公司利用不当得利请求权,请求股东将所获得的保险金返还给公司。

  注释
  1 《保险法》第12条:人身保险的投保人在保险合同订立时, 对被保险人应当具有保险利益。财产保险的被保险人在保险事故发生时, 对保险标的应当具有保险利益。人身保险是以人的寿命和身体为保险标的的保险。财产保险是以财产及其有关利益为保险标的的保险。被保险人是指其财产或者人身受保险合同保障, 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投保人可以为被保险人。保险利益是指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具有的法律上承认的利益。
  2 李明辉诉安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财产保险合同纠纷案,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判决书 (2010) 西民初字第09467号。
  3 北京英卡斯特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崇文支公司财产保险合同纠纷上诉案,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09) 二中民终字第09281号。
  4 北京英卡斯特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崇文支公司财产保险合同纠纷上诉案,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09) 二中民终字第09281号。
  5 [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债法总论》, 杜景林、卢谌译, 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第582页。
  6 [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债法总论》, 杜景林、卢谌译, 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第587页。
  7 笔者检索北大法宝, 没有找到类似的案例。
  8 无因管理在法理上承认管理人在为他人利益计算之时对自己利益的照顾, 即"为他人之意思与为自己之意思不妨并存, 故为图自己之利益, 若同时具有为他人利益之意思, 仍不妨成立无因管理。"与之类似, 但不论为无因管理者为:有利害关系之第三人清偿债务 (我国台湾《民法》第312条) .盖依该条规定, 有利害关系之第三人清偿之债务既由其法定承受, 则其清偿对于债务人自无为其处理事务的意义。在本文中的保险合同中, 如果一个被保险人向保险人主张了保险金请求权, 另一人的请求权即归于消灭, 这与无因管理中兼存为他人利益计算的情事完全不同, 故此时并无无因管理之适用余地。参见黄茂荣:《债务通则之四:无因管理与不当得利》, 厦门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第4页。
  9 See Mark Templeman, Insurable Interest:A Suitable Case for Treatment, in Reforming Marine and Commercial Insurance Law 187, at 194 (Baris Soyer ed., 2008) .Cited from Graham Douds, Insurable Interest in English Marine Insurance Law:Do We Still Need It?25 U.S.F.Mar.L.J.323, at 327.
  10 Marine Insurance Act, 1906, 6 Edw.7, c.41, ?5 (Eng.) , Cited from Sharo Michael Atmeh, Regulation Not Prohibition:The Comparative Case Against the Insurable Interest Doctrine, 32 NW.J.INT'L L.&BUS.93, Fall, 2011, pp.94~140.at p.100.
  11 See Macaura v Northern Assurance Co Ltd and others, (1925) AC 619.正是由于此案引致至今仍然不断讨论的保险利益问题, 在英美法中已经有一部分学者主张完全废除"保险利益"这一概念, 对保险合同效力的把握由市场去控制, 因为市场主体有更多的动力和能力调控自己的风险。但是也有学者提出了质疑, 比如Mark Templeman教授认为完全废除言过其实, 他指出在过去一百年来保险利益并没有带来更多的不公正, 反而法官倾向于依靠此概念来处理案件。See Mark Templeman, Insurable Interest:A Suitable Case for Treatment, in Reforming Marine and Commercial Insurance Law 187, at 194 (Baris Soyer ed., 2008) .Cited from Graham Douds, Insurable Interest in English Marine Insurance Law:Do We Still Need It 25 U.S.F.Mar.L.J.323, at 338.
  12 See Kosmopoulos v.Constitution Ins.Co., Supreme Court of Canada, (1987) 1 S.C.R.2;1987 S.C.R.LEXIS1422.
  13 See Sharo Michael Atmeh, Regulation Not Prohibition:The Comparative Case Against the Insurable Interest Doctrine, 32 NW.J.INT'L L.&BUS.93, Fall, 2011, pp.94~140., at p101.
  14 See Kosmopoulos v.Constitution Ins.Co.Supreme Court of Canada, (1987) 1 S.C.R.2;1987 S.C.R.LEXIS1422.
  15 See Sharo Michael Atmeh, Regulation Not Prohibition:The Comparative Case Against the Insurable Interest Doctrine, 32 NW.J.INT'L L.&BUS.93, Fall, 2011, pp.94~140., at p101.
  16 See John S.Riggs, Respondent, v.The Commercial Mutual Insurance Company, Appellant, (1890) 125 N.Y.7;25N.E.1058;1890 N.Y.
  17 See Van Cure et al., Appellants, v.Hartford Fire Insurance Company, 435 Pa.163;253 A.2d 663;1969 Pa.
  18 See Van Cure et al., Appellants, v.Hartford Fire Insurance Company, 435 Pa.163;253 A.2d 663;1969 Pa.
  19 See Ted ISABELL and wife, Alma Isabell, Complainants-Appellees, v.Aetna Ins.Co., INC., 495 S.W.2d 821;1971 Tenn.App.
  20 本案中加利福尼亚州的州法院 (state court) 和审理上诉的区域法院 (district court) 依据《加州保险法典》第282条认定了姐妹二人对被烧毁房屋的保险利益, 加州的保险法规定计算保险赔偿数额时采取"重置保险"标准 (the theory of replacement cost less depreciation) , 即火险保单的赔偿金额通常以财产损失的重置价值减去折旧额后的余额为限, 即保险人只负责赔偿损失财产的实际现金价值。但第九巡回法院认为上述两个法院的标准是武断的, 在适用法律时出现了错误, 因而推翻了其判决。See ROYAL INS.CO., LTD.ET AL., Appellants v.THE SISTERS OF THE PRESENTATION Appellee, 430 F.2d 759;1970 U.S.App.LEXIS 7952.
  21 See Eric A.Posner and E.Glen Weyl, An FDA For Financial Innovation:Applying the Insurable Interest Doctrine to Twenty-First-Century Financial Markets, 107 Nw.U.L.Rev.1307, Spring, 2013, pp.1308~1357.at p.1345.
  22 See Eric A.Posner and E.Glen Weyl, An FDA For Financial Innovation:Applying the Insurable Interest Doctrine to Twenty-First-Century Financial Markets, 107 Nw.U.L.Rev.1307, Spring, 2013, pp.1308~1357.at p.1347.
  23 参见周波、陈会平等:《保险法的人文精神》, 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 第37页。
  24 参见邢海宝:《从法律上可保利益到经济可保利益》, 载《法学家》2005年第3期, 第83~91页。
  25 参见任以顺、李丽丽:《论股东对公司财产之保险利益》, 载《法学论坛》2007年第6期, 第57~58页。
  26 郭忠:《法理中的正当性和必然性》, 载《人民法院报》2015年9月4日第7版。
  27 此处的论述有容易陷入文字游戏的嫌疑, 但在具体的案例中为追求公平正义和维护保险法的理念, 仍应具体分析, 因此本处的区分并不是文字游戏。
  28 最高人民法院在审理广西嘉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杨伟鹏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再审案 (2013民提字第135号) 时, 就采用了理性人标准评判当事人的真实意思, 其指出:"对于是否存在在同等条件下, 嘉美公司不愿将案涉房产出售给严欣等五人而愿意出售给杨伟鹏的可能, 从一、二审及再审查明情况分析, 杨伟鹏与嘉美公司的主要负责人以前并不相识, 其与嘉美公司也无其他经济往来, 作为理性的市场主体, 嘉美公司没有理由在自己资金严重不足的情况下, 想方设法向严欣等五人偿还债务, 以收回案涉房屋, 然后再以相同价格, 将上述房屋出售给杨伟鹏。由此得出的结论是, 嘉美公司正是不愿意以340万元的价款出售案涉商铺, 因而以借新债还旧债的方式来达到保住商铺的目的。"
  29 保险公司为了自己的利益做出承保, 后来反悔, 与法律规避行为在效果上极为相似。在法律规避上, "对于当事人通过其他种类典型合同规避特定法律规范的做法, 法院通常会尊重当事人的类型选择。基于司法和行政分立原则, 在类型合法性的判断上, 法院一般不对行业监管部门核准或默许的交易类型提出质疑。"参见王军:《法律规避行为及其裁判方法》, 载《中外法学》2015年第3期, 第647~648页。
  30 司法解释的内容为:"公司债权人请求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已经承担上述责任, 其他债权人提出相同请求的, 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31 《公司法》第20条:"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 依法行使股东权利, 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不得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公司股东滥用股东权利给公司或者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 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32 德国学者认为在不当得利返还义务的规范要件事实上几近于空泛, 但其依然指出不当得利制度所要维护之核心价值。其所谓空泛, 指不能在不当得利法内部, 自无法律上原因之要件导出其具体的规范内容, 而必须外求于其他形形色色之相关法律中的规定的法律上的原因。参见黄茂荣:《债法通则之四:无因管理与不当得利》, 厦门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第38页。
  33 参见任以顺、李丽丽:《论股东对公司财产之保险利益》, 载《法学论坛》2007年第6期, 第62~63页。
  34 《保险法》第60条:"因第三者对保险标的的损害而造成保险事故的, 保险人自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之日起, 在赔偿金额范围内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前款规定的保险事故发生后, 被保险人已经从第三者取得损害赔偿的, 保险人赔偿保险金时, 可以相应扣减被保险人从第三者已取得的赔偿金额。保险人依照本条第一款规定行使代位请求赔偿的权利, 不影响被保险人就未取得赔偿的部分向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
  35 [德]齐佩利乌斯:《法学方法论》, 金振豹译, 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 第125页。
  36 参见黄忠:《混合共同担保之内部追偿权的证立及其展开》, 载《中外法学》2015年第4期, 第1028页。
  37 [德]齐佩利乌斯:《法学方法论》, 金振豹译, 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 第129~130页。
  38 [德]齐佩利乌斯:《法学方法论》, 金振豹译, 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 第130页。
  39 黄茂荣:《债法通则之四:无因管理与不当得利》, 厦门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第38页。
  40 [德]迪特尔·梅迪库斯:《请求权基础》, 陈卫佐等译, 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 第202~203页。
  41 [德]迪特尔·梅迪库斯:《请求权基础》, 陈卫佐等译, 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 第206页。
  42 王泽鉴:《民法思维·请求权基础理论体系》,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第58页。[德]迪特尔·梅迪库斯:《请求权基础》, 陈卫佐等译, 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 第13页。
  43 王泽鉴:《民法思维·请求权基础理论体系》,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第110页。
  44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 (三) 》第12条:"公司成立后, 公司、股东或者公司债权人以相关股东的行为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且损害公司权益为由, 请求认定该股东抽逃出资的, 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 (一) 制作虚假财务会计报表虚增利润进行分配; (二) 通过虚构债权债务关系将其出资转出; (三) 利用关联交易将出资转出; (四) 其他未经法定程序将出资抽回的行为。"原本的司法解释中还有一项, "将出资款项转入公司账户验资后又转出", 但是随着公司法2013年12月28日的修正案将公司资本改为认缴制, 最高人民法院在2014年2月17日对该司法解释进行修改, 将这一项删除了。
  45 《保险法》第61条:保险事故发生后, 保险人未赔偿保险金之前, 被保险人放弃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的, 保险人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保险人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后, 被保险人未经保险人同意放弃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的, 该行为无效。被保险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致使保险人不能行使代位请求赔偿的权利的, 保险人可以扣减或者要求返还相应的保险金。
  46 《保险法》第62条:除被保险人的家庭成员或者其组成人员故意造成本法第六十条第一款规定的保险事故外, 保险人不得对被保险人的家庭成员或者其组成人员行使代位请求赔偿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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