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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贸区背景下航运保险除外责任问题研究

时间:2019-08-12 11:18作者:乐枫
本文导读:这是一篇关于自贸区背景下航运保险除外责任问题研究的文章,作为金融业和航运业的连接点, 航运保险在高端航运服务业中一直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航运保险作为一种风险转移机制和损失补偿机制, 可以增强行业承受能力以及应对风险的能力。

  摘要:航运保险在自贸区保险制度建设中占据重要地位。除外责任对于经营航运业务的保险人控制经营风险、促进业务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除外责任条款的生效, 需要保险人尽到充分的提示并说明的义务。货物的自然属性和包装不当在中国均属于法定的除外责任, 二者在实践中也常常是相关联的。《协会货物保险条款》项下的经营困难的除外责任以及《海洋运输货物保险条款》项下的货损发生在保险责任开始之前的除外责任的适用条件均非常严格, 在实践中应当谨慎掌握。

  关键词:航运保险; 除外责任; 自贸区; 货物的自然属性; 包装不当; 经营困难;

  作为金融业和航运业的连接点, 航运保险在高端航运服务业中一直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航运保险作为一种风险转移机制和损失补偿机制, 可以增强行业承受能力以及应对风险的能力。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进程中, 我国自贸区的阵容不断壮大。借助自贸区的繁荣发展以及在制度和政策上的便利条件, 航运保险的发展面临着更为有利的发展环境, 而航运保险也通过自身的发展来满足自贸区建设与发展中的需求, 为深入推进自贸区建设提供有力支持。因此, 航运保险在自贸区保险制度建设中具有重要意义。

航运保险

  尽管保险是风险管理的一种方法, 是风险转移、分摊的工具, 但保险人不可能承担所有的风险。保险应当确保对价平衡, 避免保险人过度承担责任。[1]而除外责任对于经营航运业务的保险人控制经营风险、促进业务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航运保险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离不开除外责任的完善。除外责任一般来说是非意外的、非偶然的或比较特殊的风险, 是指保险公司明确规定不予承保的损失和费用, 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界定保险人的责任范围。[2]除外责任的存在, 有助于保险人预估前期成本, 防止有人利用危险逆选择来诈骗保险金, 避免保险人遭受不必要的损失。[3]保险人以被保险人的保险索赔属于除外责任拒赔时, 举证责任在保险人一方。通常来说, 除外责任包括法定除外责任和约定除外责任。我国《海商法》中规定的除外责任主要包括被保险人的故意、迟延、行市变化、货物的自然属性和包装不当等。而实践中投保人通常选用的2009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海洋运输货物保险条款》和2009年英国《协会货物保险条款》中关于除外责任范围的规定则在此基础上做了进一步的扩充。《海洋运输货物保险条款》中除外责任的范围还包括:被保险人的过失所造成的损失;发货人责任所引起的损失;在保险责任开始前, 被保险货物已存在的品质不良或数量短差所造成的损失;战争险条款和罢工险条款规定的除外责任等。《协会货物保险条款》中除外责任的范围中出现了"被保险人的恶意行为"的表述, 还增加了不适航和不适运除外责任、船舶所有人等破产或陷入经济困境、核战争等内容。本文拟结合案例对航运保险除外责任中的几个常见问题进行研究, 从而促进航运保险业的发展, 以使航运保险更好地服务于自贸区的发展以及我国的经济建设。

  一、关于除外责任的生效

  结合我国《海商法》和《保险法》的规定, 除外责任属于免除保险人责任的一种情况。保险人必须对投保人就保险合同中约定的免责条款尽到提示或明确说明的义务, 否则该条款不发生法律效力。并且保险人对免责条款的提示或明确说明负有举证责任。关于提示的形式, 一般来说, 只要能引起相对人对该条款足够的注意即可, 可以采取宣读、讲解、声明、在书面材料中特别标出等形式。实践中, 保险公司在印制保险条款时, 会将有关免责条款用黑体字标注出来。此外, 对于通过网页、音频、视频等提示形式, 法院也倾向于认可其效力。

  以"仙乐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仙乐公司) 诉丘博保险 (中国) 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丘博保险公司) 海上、通海水域保险合同纠纷"一案1为例:原告仙乐公司主张涉案保险合同系通过电子邮件方式签署, 原告没有收到保险合同原件, 被告丘博保险公司并未提出任何证据证明于何时何地由何人通过何种方式向原告进行了明确说明, 因此, 被告援引的除外责任条款对原告不产生免除责任的法律效力。法院经审理查明, 原告收到的涉案保险条款中多处以加深或加下划线的字体提示投保人仔细阅读保险合同免责条款。此外, 原、被告之间存在多年的保险合作关系, 特别是双方之间曾经发生过4起拒赔案例且货损情形均与本案情况极为类似, 原告对被告在本案中所援引的除外责任条款应当已有清楚认识。因此, 法院没有支持原告的这一主张。而在"宁波福海海运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福海公司) 与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 (以下简称华安保险公司) 海上保险、保赔合同纠纷"一案2中, 福海公司主张, 华安保险公司在接受投保时, 未将有关的保险范围和除外责任对其解释, 故货方分摊的共同海损由作为承运人的福海公司赔偿后, 有权向作为保险人的华安保险公司主张赔偿。法院经审理查明, 华安保险公司仅在预约保险协议中以书面方式告知福海海运公司阅读保险条款, 特别是保险责任与除外责任。除此以外, 并无其他证据证明在订立预约保险协议时, 华安保险公司将其中的免责条款对福海公司做过明确说明。因此, 法院认定预约保险协议条款中关于3米以下海浪造成的共同海损是除外责任的约定, 不产生法律效力。

  仅就两个案件本身来看, 两个保险公司对于除外责任所尽的提示和说明义务均不够充分, 但两者的判决结果截然相反的原因在于第一个案件的特殊背景, 即双方之间曾经发生过4起拒赔案例且货损情形均与本案情况极为类似, 法院据此推断原告对被告在本案中所援引的除外责任条款应当已有清楚认识, 因而没有采信被告的主张。因保险契约的专业性、复杂性等, 投保人难以有足够的专业能力理解相关书面内容, 保险人应于订立契约前提供相关书面材料于投保人, 并针对该重要事项, 主动对投保人以口头方式解释与说明, 针对投保人询问的问题详细解答。[4]通常来说, 保险人对合同中涉及除外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做出常人能够理解的解释说明的, 才能够认定为保险人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对于免责条款中涉及的专业术语也应当做出常人能够理解的解释和说明。[5]为避免争议, 保险公司应该根据保险法及其司法解释的要求, 对投保人尽到充分的提示并说明的义务。此外, 法院应当重视投保人、被保险人对保险合同条款的客观、合理的期待, 即使保单中相关用语的含义清晰, 并将该种情况排除在外, 投保人、被保险人的这些期待也应予以支持。[6]

  二、关于货物的自然属性和包装不当的除外责任

  货物的自然属性或固有缺陷是指某个特定货物的性质或特点表现出不同于其所属种类物的缺陷, 从而使其与不带有此类特点的货物相比更加容易遭受损失。货物的自然属性或固有缺陷属于海上货物运输保险中的法定除外责任。对于一项损失来说, 海上灾害与货物的自然属性或固有缺陷是互相排斥的。包装不当除外责任在我国也是一种法定的除外责任。根据具体运输的环境条件对出运货物进行与其自然特性相适应的妥善包装, 既是托运人的法定义务, 也是合同义务。相反, 不考虑货物的自然属性及具体的运输条件而一概对出运货物采取常规包装, 在某些情况下则可能构成"包装不当", 也是托运人自冒风险的行为。实践中, 货物的自然属性和包装不当的除外责任常常是相关联的。

  以"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航运保险事业营运中心 (以下简称太平洋财险) 与江苏民康油脂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民康公司) 海上货物运输保险合同纠纷上诉"一案3为例, 民康公司以经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货物短少为由向太平洋财险提起索赔。太平洋财险主张, 本案中货物短量系因水分蒸发, 属于货物的自然属性, 属于除外责任, 保险人不应当承担责任。法院经审理认为, 鉴于中国检验认证集团宁波有限公司出具的两份监卸证书均载明"舱盖封闭, 风筒封闭情况良好", "开舱检查后, 其舱盖、舱框内壁及货物表层均未发现水迹, 货物装载状况良好", 如果太平洋财险主张涉案货物因水分蒸发发生短量, 重达323.31 t的水分在舱盖封闭、风筒封闭的情况下, 不可能不在舱内遗留水迹, 涉案货物的状况也将受到影响。由于不能证明涉案货物系因水分蒸发而短量, 因而也就无法把货物短量归因于货物的自然属性而列入除外责任的范围。相反的情况, 仍以"仙乐公司诉丘博保险公司海上、通海水域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为例。仙乐公司以由于涉案货物软胶囊到港拆箱后处于粘连状态给其造成损失为由向丘博保险公司提出索赔。丘博保险公司主张涉案货物易受温度变化影响而发生粘连, 而仙乐公司并未安排有温控系统的集装箱进行运输导致事故发生, 属于货物"自然损耗"和"包装不当"的情形, 保险公司无须对此承担赔偿责任。法院经审理认为, 在案证据可以证明涉案货损的直接原因是自然温度变化, 涉案胶囊货物的组成成分熔点较低, 对较高的温度敏感, 显然属于货物的"自然特性", 在没有其他外来原因的情况下, 涉案货物因自然温度变化而产生的软化粘连, 显然属于因"货物的自然特性"而造成的货物损失。此外, 由于涉案货物对较高温度敏感的特性, 在外在环境温度适宜的情况下, 对其常温保存及运输可以认为是充分的包装, 而根据涉案航次的时间和航线走向, 可以预见常温运输方式下装载于集装箱内的货物极有可能遭遇25℃以上温度, 也极有可能发生货物性状变化, 此时常温运输则属于"包装不当".鉴于该货损系由货物"自然特性"及"包装不当"的原因所造成, 属于涉案保险合同约定的除外责任, 保险公司依法不负赔偿责任。

  结合前述两个判决结果截然相反的案例可以得出, 对于货损是否属于除外责任的举证责任一般分配给保险公司。保险公司需要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货物的自然属性或固有缺陷或包装不当导致了货物损失的发生。在前一个案例中, 由于缺乏证据证明涉案货物系因水分蒸发而短量, 因而也就无法把货物短量归因于货物的自然属性而列入除外责任的范围。对于后一个案例而言, 对于集装箱属于货物本身还是货物包装的问题在实践中争议较大。2009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海洋运输货物保险条款》将包装不当除外责任的适用范围扩大到集装箱或托盘内的积载, 导致了一些问题的产生。一般认为, 只有当集装箱是由托运人提供时, 才可将其看作是货物本身。如因集装箱的原因造成货损, 保险人可援引货物自然属性或固有缺陷除外责任来进行免责。如果将集装箱视为货物的包装, 因集装箱的原因造成货损的情况下, 保险人是否能够免责要适用包装不当除外责任的相关规定来进行认定。[7]具体来说, 集装箱由托运人提供的又可以具体分为两种情况:第一, 托运人负责货物装载、绑扎和积载等作业。无论将集装箱看作是货物本身还是货物的包装, 保险人都可从援引货物本身存在缺陷或包装不当来免除赔偿责任。第二, 货物的装载、绑扎和积载等作业是由承运人负责的且装载过程中发生了不当致使货物受损, 则保险人可以以承运人存在过失为由主张免责。

  三、关于经营困难的除外责任

  曾经持续很长一段时间的航运业的不景气, 造成涉及船舶所有人或租船人无法预计的财务困境的突然增加。货物保险人不仅面临转运费用的索赔, 而且面临被迫卸货的费用索赔以及船舶所有人停止航程后货物被卖出后全损的索赔。"货物航次保险单是一个航程保险, 同时也是货物保险, 保险人却发现他们面临本来以为不应承担的风险。"[8]为此, 2009年英国《协会货物保险条款》的除外责任部分增加了船舶所有人等破产或陷入经济困境的内容。2009协会A条款除外责任 (Exclusions) 第4.6条规定:" (本保险概不承保) 因船舶的所有人、经理人、承租人或经营人破产或经济困境产生的损失、损害或费用, 且被保险人在保险标的装上船舶时知道或在通常业务过程中应该知道, 此种破产或经济困境可能阻止航次的正常执行。但本除外责任不适用于保险合同已经转让给根据一个有约束力的合同已经善意购买或同意购买保险标的之人根据本保险合同进行索赔之情形。"

  以"阿斯旺水泥公司与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天安保险) 海上保险合同纠纷"一案4为例, 本案适用2009年英国《协会货物保险条款》。两审法院的判决结果一致, 但是对保险人能否享受经营困难的除外责任做出了截然相反的认定。一审法院认为, 本案中运输涉案货物的TS船在航行过程中绕航至科伦坡港并被斯里兰卡法院扣押, 且该船涉及多起案外人提起的诉讼。根据在案证据, 可以确定TS船被扣押进而造成船载货物无法继续运输系船舶所有人、经理人、承租人或经营人的经济困难所致。同时, 阿斯旺公司亦无证据证明由承保风险直接引起TS船绕航并迟延。因此, 即便阿斯旺公司诉称的事件构成保险事故, 也同时满足保险合同约定的多项除外责任, 保险人无须承担赔偿责任。二审法院则认为, 保险单背面印制的"海洋运输货物战争险条款"规定的"根据执政者、当权者或其他武装集团的扣押、拘留引起的承保航程的丧失和挫折而提出的任何索赔"属于战争险的除外责任。涉案船舶被斯里兰卡法院司法扣押, 并非因为战争而产生的后果, 不适用战争险的除外责任, 且实施扣押的"法院"亦不等同于"执政者、当权者或者其他武装集团", 故天安保险援引战争险中的除外责任条款主张其不负保险赔偿责任, 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另外, 以"自然环保集团 (私人) 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环保私人公司) 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 (以下简称人保上海公司) 海上保险合同纠纷"一案5为例:本案适用2009年英国《协会货物保险条款》。人保上海公司以涉案事故属于保单除外条款项下的经济困境为由拒绝环保私人公司的索赔。一审法院认为, 人保上海公司未能举证证明该案存在2009协会A条款第4.6条中的"承运人经济困境"情形, 以及投保人在装船时知道此种情形。协会A条款第4.6条中所指的船舶所有人、承租人、管理人、经营人破产或经济困境, 通常应指的是实际履行运输的承运人财务状况严重恶化导致其没有能力继续完成运输, 而不是指承运人有能力履行航次但主观上不愿意履行的情形。现有证据表明, 留置和占有货物的船舶所有人玛琳公司当时已将货物运抵卸货港所在水域, 其并不存在任何财务困境导致无法履行涉案航次的问题。再次, 涉案保险合同已经转让给了环保集团公司和环保私人公司, 根据2009协会A条款第4.6条的规定, 保险合同一旦转让给了善意的受让人, 即使存在"承运人经济困境"的情形, 保险人也不得援引第4.6条免责。一审法院对人保上海公司援引协会A条款第4.6条除外责任予以免责的抗辩主张, 不予采纳。二审法院进一步认为, 涉案货物因不可归责于被保险人的原因在目的港被船舶所有人玛琳公司留置, 对被保险人而言, 系运输途中意外蒙受的风险, 在该风险不属于2009协会A条款规定的"除外责任"的情况下, 保险人应当对被保险人遭受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结合前述案例可以得出, 《协会货物保险条款》项下经营困难的除外责任的适用条件非常严格:第一, 船舶的所有人、经理人、承租人或经营人存在破产或经济困境的情况;第二, 前述的破产或经济困境阻止了本次航程的执行;第三, 被保险人在保险标的装上船舶时知道或在通常业务过程中应该知道前述破产或经济困境的存在。此外, 如果保险合同转让给了善意的受让人, 则经营困难的除外责任对受让人不再适用。

  四、关于货损发生在保险责任开始之前的除外责任

  在保险事故发生后, 保险责任起始时间的认定往往成为对保险标的损失进行索赔的焦点问题。根据2009年《海洋运输货物保险条款》第3条第1款的规定, 海上货物运输保险责任期间为"仓至仓", 开始的时间为被保险货物离开起运地发货人的仓库并且开始运输之时。同时, 在"除外责任"部分也明确规定了"在保险责任开始前, 被保险人货物已存在的品质不良或数量短差所造成的损失"属于除外责任。

  以"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某分公司 (以下简称平安保险公司) 与宁波某进出口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进出口公司) 海上保险合同纠纷"一案 (1) 为例:本案适用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海洋运输货物保险条款》。对于进出口公司的货损索赔, 平安保险公司认为, 涉案货物交接时箱封完好, 进出口公司无法证明涉案货物在保险期间内发生短少, 货物短少只可能是发货人原因, 属保险条款约定的除外责任。一审法院认为, 涉案保单记载涉案保险条款包含仓至仓条款, 同时, 保单记载对2011年7月28日9时3分之前发生的损失, 不负赔偿责任。上述保单约定了两种不同的保险责任期间, 从对被保险人有利解释的角度, 应认定涉案保险责任条款以仓至仓为准。此外, 即使涉案货物在2011年7月28日9时3分之前确实发生了货损, 但无证据证明保险人与被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对此知情, 保险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二审法院则认为, 进出口公司作为被保险人, 提交了装箱单、发票、销售合同、报关单、原产地证明等证据, 已经初步举证证明了涉案货物装船时的数量并无短少。现货物到达目的港后, 经查验发现货物短少。集装箱铅封号虽然完好, 但平安保险公司未能举证证明货物短少系其保险责任外的免责事由造成, 在其承保了一切险, 且被保险人提供了证据证明货物不存在装运短少的情况下, 其对保险责任期间内发生的货物短少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故维持原判。

  通过该案例可以得出, 该除外责任的举证责任在保险公司, 保险公司只有证明货物的损失发生在保险责任开始之前, 方能以此为由进行拒赔。而在实践中由于获得该类证明的难度极大, 因而以货损发生在保险责任开始之前主张除外责任的空间极小。

  五、结语

  在航运保险中, 除外责任将不合理或保险人不愿意承保的风险排除在承保范围之外, 导致实践中对该项内容的规定产生争议并进行诉讼的现象屡见不鲜。只有以理论上存在的争议和实践中已经或可能产生的问题为着眼点进行研究, 并借助自贸区在制度和政策上的便利条件, 寻求保险合同当事人双方利益的平衡点, 才能更好地发挥海上货物运输保险的价值和功能, 使其更好地为航运市场的发展保驾护航, 更好地为我国自贸区的发展以及经济建设提供有力支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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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贺辉, 张鹏。保险合同免责条款及保险人说明义务问题研究[J].法律适用, 2018 (8)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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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夏正芳, 马燕。当前保险纠纷案件若干疑难法律问题研究[J].法律适用, 2018 (1) :84-85.
  [6]王建敏。保险免责条款的法律规制研究[J].北京联合大学学报, 2017 (7) :94.
  [7] 杨运涛。国际货物多式联运法律关系研究[M].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 2007:11.
  [8]王艳玲。英国海上保险条款专论[M].大连: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 2007:32.

  注释
  1 详见上海海事法院 (2016) 沪72民初30号民事判决书。
  2 详见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2008) 浙民三终字第98号民事判决书。
  3 详见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2015) 鄂民四终字第00093号民事判决书。
  4 详见上海海事法院 (2014) 沪海法商初字第1330号民事判决书、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2016) 沪民终136号民事判决书。
  5 详见上海海事法院 (2011) 沪海法商初字第1357号民事判决、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2013) 沪高民四 (海) 终字第108号民事判决书。
  6 详见宁波海事法院 (2012) 甬海法商初字第173号民事判决书、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2012) 浙海终字第117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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