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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园镇养老困境与互助养老模式的实践

时间:2019-03-29 09:43作者:曼切
本文导读:这是一篇关于菜园镇养老困境与互助养老模式的实践的文章,随着社会法制体系的健全、人们文化素养的提高、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 相信在未来的中国乡镇, 老龄群体能够更多地活跃于多样的社会互动和人际交往中。

  摘    要: 在人口老龄化时代, 养老问题日益凸显, 互助养老成为化解老龄化问题的重要模式, 这一模式对改变消极养老观、实现积极老龄化具有重要的社会实践价值。基于法社会学视角, 考察了菜园镇互助养老实践中的组织形式、活动类型、信仰纽带等, 认为要实现互助养老的可持续性发展, 需要政府及时填补法规、政策的空白, 社会组织积极参与养老服务, 共同为老人参与社会活动、建立和谐人际交往、实现自我价值提供不可或缺的法律支持和社会辅助。

  关键词: 互助养老; 法社会学; 积极老龄化; 社会关联;

  Abstract: Care for senior citizens in their late life has become an increasingly striking issue in our ageing society. Mutual-support old-age care is becoming an important dimension in solving the problem. Additionally, this mode embodies vital social practice value in changing the passive elderly care idea and achieving the positive aging popul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ociology of law, the author investigated the forms of organizations, types of activities, and bonds of beliefs in the practice of mutual-help-based elderly care in Caiyuan Town, and holds that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mutual-help-based elderly care requires the government to fill the gaps in laws, regulations, and policies, and calls for social organizations to proactively participate in elderly care services, to provide indispensable support in law and assistance in society for the elderly to take part in social activities, establish harmonious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and achieve their life values.

  Keyword: mutually-beneficial supporting; sociology of law; positive aging; social bonds;

  法社会学注重对社会现实进行调查研究, 其将法律视为一种社会现象, 认为法律与社会文化、经济发展、政治制度等社会因素相互影响。关注实践的建构主义范式为法社会学的研究提供了可行的方法论模型。在建构主义范式下, 法律的建构、实施以及遵循是与人的实践相融合的, 我们应当关注在特定时代背景和具体情境中人们的整个实践活动对法律产生的作用。[1]63-64同时, 基于社会实践的广泛性和人们日常生活的多样性, 法社会学必须以开阔的视野关注社会的各个领域。如高其才教授所说, 中国法社会学应将“深入探讨中国乡土、基层和民众”[2]问题作为研究主题之一。

菜园镇养老困境与互助养老模式的实践

  随着我国老龄人口的增多, 老年人的养老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本文基于法社会学视角, 以浙江省舟山市嵊泗县菜园镇为调查研究对象, 对该镇老人自发形成的互助养老模式进行了考察, 多角度探究老龄化冲击下包括法规缺失、观念冲突在内的不同社会因素给当地养老带来的挑战, 并探讨菜园镇互助养老模式的可持续发展路径, 以期为乡镇养老实践以及政府应对老龄化问题、制定养老保障政策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

  一、互助养老模式的提出背景

  20世纪70年代, “孤独死”作为一个社会学新名词在日本出现, 大致而言, “孤独死”是指独自生活者死亡时没有任何人看护或知晓, 且其死亡到被发现有一定时间间隔的社会现象。[3]日本老龄化趋势较为明显, 其人口结构已进入超老龄化状态, “孤独死”以及由“孤独死”进一步演化而来的“无缘死” (老年人孤独终老, 死后尸体无人认领、房屋空置的现象) 现象日渐增多, 养老问题成为日本社会的一大难题。

  2000年, 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数的比例达7%, 中国正式进入老龄化社会。根据智言咨询网发布的《2017—2022年中国人口老龄化市场研究及发展趋势研究报告》, 预计到2025年, 我国60岁及以上的人口将会突破3亿人, [4]中国也将成为超老年型国家。在我国老年人口基数不断扩大的情况下, 城乡空巢老人的数量也随之增加, 预计到2020年, 我国独居和空巢老年人将增至约1.18亿人。[5]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及传统家庭格局的改变, 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将面临独居的生活困难, 以及由此滋生的难以排遣的孤独感。目前, 虽然我国老年人“孤独死”现象并不普遍, 但关于“独居老人孤独离世”的新闻并不少见, [6]因此, 政府及社会各界都应对养老问题给予足够重视。

  “孤独死”事件折射出我国传统养老模式在新时代的乏力。随着老年人口的增加和传统家庭结构的改变, 单一的家庭养老模式不足以应对老龄化带来的养老难题, 在日益复杂的社会环境下, 想要规避“无缘死”风险以及缓解养老压力, 关键在于探寻多样的养老模式, 通过政府、社会、个人多方协作来弥补传统养老模式的不足, 为老人参与社会互动、提高生活质量创造更多机会。

  2002年, 马德里“第二次老龄问题世界大会”提出“积极老龄化”这一新概念, 其后十余年里, 我国不断将这一创新性的政策建议内化为符合我国国情的战略思想。2018年10月20日, 我国首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国情报告《新时代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发展报告 (2018) 》, 在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2018年学术大会上正式发布。正如邬沧萍教授在大会上所指出的:“要在全社会传播积极老龄化的观念。积极老龄观不仅要求老年人积极, 还需要全社会的积极参与。”[7]也就是说, 通过政府、社会、老人多方合作, 老龄群体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和能力积极参与社会、经济、文化和公共事业, 成为社会发展的积极参与者与贡献者。[8]

  实现积极老龄化存在多种途径, 以资源整合和老人参与为重心的互助养老模式当属可行途径之一。互助养老强调改变“老来病损, 老来无力”等消极养老观念, 在调动社会各方力量的同时, 鼓励老人参与社会活动并建立良好的人际交往, 在生活照料、精神慰藉等方面互帮互助, 以弥补传统养老方式在实践中的不足, 有效化解养老难题。

  积极老龄观将“健康”“保障”“参与”看作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的决定性因素。“健康”与“保障”主要通过政府完善医疗体系、各方共同保障老人在必要时获得保护和照料来实现;[9]而“参与”, 不仅需要政府、社会力量的介入, 更关键的是需调动起老人的“互助”积极性。只有与外部社会进行有效的互动, 老人们才能以内心升起的幸福感与成就感冲淡晚年岁月里悄然滋生的孤独感。

  二、菜园镇养老困境的社会成因

  菜园镇隶属于浙江省舟山市嵊泗县, 位于舟山群岛泗礁本岛的中西部, 陆地面积28.1平方公里, 辖5个渔农村社区, 4个城市社区。该镇地处海岛, 依赖海洋经济, 海水养殖、捕捞、渔产品加工为其主要的渔业经营方式。近年来, 该镇立足海岛特色发展旅游, 多项产业实现转型升级, 有效推动了小镇经济增长。该镇城镇居民年均可支配收入约为4万元, 渔农村居民年均可支配收入约为2.6万元。2010年嵊泗县第六次全县人口普查数据显示, 菜园镇常住人口约3.89万人, 占全县总人口的51.11%。嵊泗县全县人口老龄化极为严重, 第六次全县人口普查显示, 全县65岁及以上人口为0.89万人, 在全县人口中所占比例为11.66%, 比全国、全省、全市的相同年龄阶段人口占比分别高出2.79%、2.3%和1.16%。[10]由于小镇对外交通、岛内教育及医疗条件均较为落后,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离开海岛外出谋生, 而后在外地安家落户, 迁出人口逐年增加, 而迁入人口却很少, 这导致该镇连续20年人口负增长。

  对普通人生活实践的关注是法社会学的重要视角, [11]39-41通过这一视角观察我们立身的中国社会, 需要特别注意“有关中国社会、中国文化中特有的概念、题材或现象, 如……中国家庭中的人际关系以及家庭与社会的联系”[2]。以菜园镇为例, 该镇颇具本土特性的传统血缘、地缘、社缘纽带开始松动, 关键性社会关联和交往机制已发生改变, 加上法规体系、地方政策不完善导致的现有养老兜底保障后续乏力, 这些因素都加剧了菜园镇老年人的孤独感, 使其对正在或即将面临的养老困境心怀担忧。

  (一) 法律体系缺失, 政策支持不足

  法社会学家们在不同的法社会学框架下赋予法律以不同的含义。譬如法人类学家将氏族部落的“原始法”纳入法律的范围, 法律多元主义者认为法律应包括社会组织的行为规则, 上述观点将法律的外延做了过分的延伸, 容易造成“公”与“私”的混乱。本文在法律-社会的法社会学框架下, 将法律概念限定在“国家制定的法律”即各类受国家强制力保障推行的法律文件 (具体包括狭义的法律、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 范围内。[1]7-20

  法制化是养老模式得以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 化解养老困境离不开法律的支持。近年来, 养老问题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 互助养老这一实现积极老龄化的模式也出现在高位阶的法律文件中, 如我国《老年人权益保护法》第38条规定:“发扬邻里互助的传统, 提倡邻里间关心、帮助有困难的老年人。”可见, 国家层面一直积极鼓励、支持互助养老模式的发展。不过, 从菜园镇的养老实践来看, 虽然在地方上出现了民间自发的互助养老形式, 而要将这种实践与理论统一起来, 譬如如何界定互助养老的定义, 如何建立这种新模式的配套法律体系等, 这些都是立法层面应当解决的问题;但时至今日, 该领域的政策和法规仍存在空白, 实现统一立法、部门分工、基层落实依旧存在许多困难。

  我们认为, 构建一套完备的、较高位阶的养老立法体系, 自上而下地逐级推行, 这可能是推行互助养老的一种较为稳健、理想的方法。成文法必须具备的稳定性、不宜修改性使其时常滞后于实际生活和社会实践, 无论是对现有内容的修改抑或对空白内容的填补, 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若是凡遇法规疏漏, 言必首谈“立法”, 不见得是件好事, 久而久之难免催生基层“懒政”。具体到现实中, 各地养老模式不仅具有很强的地域特征, 而且多是民间自发形成, 不同的地区需要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探索适合本地的养老模式, 县及县以下的地方人民政府, 就要肩负起因地制宜探索养老模式的重任。这类较基础的政府及部门与当地群众联系较密切, 对当地的情况也更为了解, 可以在高位阶的法律法规尚未成形前, 先行制定符合本地区、本部门实际情况的规范性文件。然而浏览近几年嵊泗县人民政府官网公开的政府文件, 有关因地制宜开展养老建设的“通知”“意见”或“决定”都较少, 菜园镇人民政府的信息公开平台经常因故障而无法打开。在嵊泗县全县人口空心化加速的当下, 地方政府对当地老人自发形成的互助养老实践并未给予足够重视, 对养老工程中的专业服务、资金辅助、养老机构等方面的不足也未能出台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

  (二) 社会变迁带来关联的弱化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社会》中将中国社会的格局形容为“如同将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的波纹”[12]。我国社会中最重要的血缘、地缘及社缘构成的社会关联, 即具有这种同心圆波纹的性质, 从圆心向外, 可以推及至所有有关联的人, 正因这涟漪泛动不止, 我们才免于成为社会中的孤岛。然而, 现代化的浪潮冲击了微荡的波纹, 传统的社会结构面临重组。农村作为传统乡土社会的缩影, 正在逐渐失去原有的活力, 经历着社会变迁带来的人际关联的弱化。

  1. 亲缘关联的脆弱

  1983年, 费孝通先生在《小城镇, 大问题》的讲话中将小城镇定义为比农村社区高一层次的社会实体, 认为小城镇建设是发展农村经济、解决农村人口出路的一个大问题。[13]随后, 中国开始尝试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协调同步发展的模式, 以充分发挥小城镇作为“乡之头, 城之尾”的城乡连接点作用。然而30多年过去, 随着城乡二元结构的不断深化, 城市愈加繁荣, 而农村逐渐衰弱, 小城镇的发展受到制约。

  作为农村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乡镇, 其经济发展与农村劳动力数量、渔农产品交易活跃度紧密相关。而近年来, 年轻人纷纷离开农村外出打工, 乡镇吸纳农村转移劳动力的能力不断弱化, 其人口结构出现空心化倾向。[14]乡镇中的年轻人越来越少, 街头巷尾行走的大多为老人, 小镇显得愈加空旷和孤独。

  这种孤独, 不仅是村民大量外出、人员数量减少而带来的空间上的孤寂, 更是邻里联结、亲密关系与血缘关系日趋淡薄而带来的心灵上的孤独。家庭规模的缩减及人员结构的核心化弱化了传统的家庭养老功能, 同时也对高龄村民的亲情需求、情感交流以及日常生活带来巨大影响。[15]曾经的多代同堂已分裂成一个个核心家庭, 年轻人离开故土, 仅在传统节假日才能回家, 有些甚至终年未归。在平常日子里, 老人们只能孤独地生活, 儿孙绕膝只能成为想象中的情景。亲缘关系的脆弱使老人在生活中缺少子女的照料, 亲情需求也难以被满足。在这种长期缺乏人际沟通与陪伴的生活中, 老人的孤独感只会越来越强烈, 随之而来的将是日益突出的心理和精神问题。

  2. 地缘关联的丧失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无论是农村还是乡镇, 都经历着社会结构的分化与重组。社区内的人际互动和居住模式正面临着变革, 以地缘纽带连结的传统社会格局被打破, 依靠地缘维系的传统邻里关系、熟人社会难以存续, 多年来形成的人际关系网络的瓦解使得身处变迁中的老人们显得无所适从。

  住宅类型的改变对老人的生活方式和心理健康产生了较大影响。老年人独自留在生活多年的故乡, 但熟悉的老房子已经被拆除, 新建的住宅多为封闭式的城市住宅形式。老屋旧巷不见了, 而封闭式的城市住宅又降低了居住者外出的频率, 减少了曾经习以为常的邻里“走动”与“串门”。

  地缘关联的断裂使老年人的生活日趋封闭。同时, 随着网络化与现代化的浪潮席卷全球, 社交网络的流行给诸多居住于村镇的老人带来极强的不适应感, 落后于时代的无措感更加剧了他们的孤独感。

  一个乡镇通常辖有数个社区, 包括镇上的城市社区以及周边的渔农村社区。社区内的娱乐设施受制于当地财政与占地面积, 一般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无法满足高龄居民的需求。少且陈旧的娱乐设施无法对老人走出家门与外界重建关联产生足够的吸引力。生活上的“封闭”导致老年人产生“被孤立感”, 这种消极情绪给老人的晚年生活蒙上了阴影。

  (三) 社会保障制度有待完善

  嵊泗县近几年的统计数据显示:2014年以前, 嵊泗县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呈小幅度逐年上升的趋势;2015年, 嵊泗县正式启动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工作以后, 当年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人数为26 512人, 相比2014年下降了10.7%;2016年的参保人数进一步下降到25 901人;虽然2017年的保险覆盖率回升至34.3%, 但也仅仅比2016年增长0.7%。[10]

  在菜园镇下辖的金平社区、基湖村等几个渔农村走访发现, 政府在面向基层推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过程中, 新旧制度的衔接工作不尽如人意, 有相当多的渔民并未参加这一新型保险。一方面, 村组织的宣传力度不够, 衔接工作效率不高, 导致许多渔民对新保险制度的收费档次、办理手续等不甚明了;另一方面, 当地居民秉持养儿防老的观念, 对于需要个人缴费的社会保险, 不少人始终持以观望态度。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作为一项新型惠民工程, 对于解决现阶段养老问题意义重大。为使这项社会保障制度能在基层实现更健康的发展, 地方政府应加大宣传力度。

  (四) 社会养老机构的乏力

  从供给角度来看, 我国的养老机构在数量和服务质量上都存在不足。全国养老床位总数仅占老年人口的1.8%, 不但低于发达国家5%~7%的平均水平, 也低于发展中国家2%~3%的平均水平。[16]截至2017年底, 嵊泗县共有4家养老院, 共接纳95人。[10]菜园镇的一家养老院里, 住有45名老人, 平均年龄约为80岁, 且绝大部分为因阿尔茨海默病、中风等疾病彻底丧失或部分丧失自理能力的老年人。

  对社会养老机构存在需求的人群以重病和高龄老人为主, 其他老年人大多依赖传统居家养老模式。首先, 相比多年居住的社区, 养老院的环境更加陌生, 两人或多人共居一室的方式也不受老人欢迎。其次, 对于乡镇居民而言, 养老院的费用不低, 以菜园镇养老院为例, 进入养老院的老人每人每月需缴费5 000元, 加上额外的医药费、保姆费等各项支出, 其费用已大大超出当地居民的月均可支配收入水平。再次, 乡镇居民一般存在“进了养老院就是子孙不肖”的陈旧观念, 他们一方面担心进养老院会影响儿孙声誉, 另一方面也从心底认为“养儿防老天经地义”。

  菜园镇等乡镇老人依旧秉持着深厚的居家养老观念, 而社会养老机构自身的不足又将本就对其心怀排斥的老年人推得更远。然而当亲缘、地缘乃至社缘在社会变迁中无可避免地日趋弱化, 单一的居家养老会使老年人生活更加封闭。未来, 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 养老压力会逐渐增加, 其伴生的各种社会问题也会越来越多。

  三、菜园镇的养老实践考察

  在法社会学的分析框架下, 菜园镇互助养老实践深嵌于本土社会生活之中, 受到地方信仰、传统养老观念、居民生活习惯和海岛地理特征等影响, 并不完全依照有限的法律规范进行规划, 却又能反过来为政府创制规范提供创新性和在地性的本土资源。

  (一) 以信仰巩固关联, 凭互助安享晚年

  菜园镇有90%以上的家庭信仰佛教, 且佛教信仰在绝大部分家庭表现出很强的家族传承性, 即便几代人分户而居, 信仰依旧能够实现代际间的延续。菜园镇登记在册的寺、庵共有5座, 2座建在镇上, 另3座分散在镇旁的渔村社区里, 香火供给基本以寺、庵周边居民为主。镇上的老人因佛教信仰而聚集在周边的寺庙里, 其平均年龄在65岁左右, 多已年近古稀。

  1. 日常交往:搭建互助平台

  在没有重要法事的日子里, 镇上的老人因佛教信仰而聚集的形式主要有两种:寺庙参拜与在家礼佛。人们时常可见老人们三五成群, 陆陆续续地往返于寺庙和家之间, 选择结队而行一来能路上闲聊, 二来也是基于安全和便利的实际考虑。

  满足信徒的宗教需要当然是宗教场所最核心的功能, 不过菜园镇的老年教众与寺庙间的互动远不限于单向的信仰慰藉, 双方也存在“世俗”生活上的紧密联系。平日里, 老人会购置一些食品、菜蔬以及其他物品带去寺庙, 每座寺庙既是礼佛点, 也是出家师傅和部分老年教徒的生活场所, 两个群体的差别主要在于前者常驻, 后者多暂居。庙里有厨房、客屋等基本的生活设施。出家师傅数量不多、年纪也轻, 富有生活经验的老人们会自发分组, 轮流肩负起寺庙内的食宿、卫生等日常杂务。

  宗教场所被赋予“生活气息”的同时, 其大门便不再仅对信众开放。几处寺庙的厨房逐渐发展成为“老年食堂”, 从原材料的采购到食材清洗再到烹饪, 均由镇上的老人负责, 食堂面向寺庙周边的所有老人开放, 老人的子女们也会时常来帮忙。食堂免费对外开放, 寺庙设有专用资金用于食堂采购, 老人的家人也会不定期以“功德金”的形式提供经费支持。有的老人吃完饭休息一会便结伴离开, 也有的会留下来住几天。留下来的老年教众会自发分组, 一部分人在佛堂做功课, 另一部分人则准备伙食、收拾床铺, 轮班合作, 秩序井然。

  不定期地在寺庙聚集、共同生活, 相互扶持与照顾, 这样的生活模式让老人们觉得“有事可以做”“有日子可以盼”, 也减轻了儿孙不在身边的孤单感。这种自发形成的互助虽然以宗教为纽带, 但本质上仍是中国传统观念中对人与人之间“缘”的渴望以及对熟人社会的依赖。

  2. 重要节日:实现价值创造

  在菜园镇众多佛教节日中, 有三个日子尤其受到教众们的重视, 即观世音菩萨的生诞日、出家日以及得道日, 分别在农历二月二十九日、九月十九日、六月十九日。在这三个最为重要的日子里, 镇上各庙、庵均会组织隆重的法事, 场内的法事流程由出家师傅主持, 而场外的具体操办, 小到日期通知、人员召集、入场签到, 大到资金筹备、接受“功德金”等, 则主要由几位经推选产生的老年教众负责。这几位老人被称为“护法”, 每座寺、庵均有六七名“护法”, 在宗教活动开展过程中扮演类似于“主管”的角色, 工作内容可分为三项:管人、管事、管钱。

  法事的具体日子每年都是固定的。在开始前几个星期, 老“护法”们便着手准备, 以电话、走访等方式挨家挨户通知具体日子、活动内容, 顺便统计参加人数。老人们大多腿脚不便, “护法”们出于安全考虑, 会提前借用寺庙的小汽车, 在活动开始前及结束后由年轻的出家师傅将老人们分批送回家里。有的法事流程繁杂, 需要持续数日, 稍大一些的寺庙设有客房, 若是来参加的教众普遍年纪较大, 便会由“护法”们统一安排食宿。

  日常礼佛较为闲散, 老人彼此间以及和寺庙间的互动都比较轻松、随意;而当遇到重要节日, 一些老人的自我价值就能得以发挥并获得肯定, 进而获得成就感和自豪感, 这极大地提高了其参与互动的积极性。

  3. 遭遇病亡:践行互助互惠

  老人们以共同信仰为纽带结成小群体, 这些群体的自发组建, 不仅源自老人们对人际交往、相互陪伴的精神层面的渴望, 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对老年阶段难以避免的疾病、死亡风险的考虑。

  几乎所有的小团体最初都兴起于亲属之间, 之后扩大到朋友、邻居, 这种“结缘”的行为本质上仍是以传统的熟人关系为核心, 借助宗教这一共同点进一步向外扩展。进入一个人数基本稳定的小团体后, 成员们无论是结伴礼佛抑或只是日常的串门, 人际交往的频率都会比单独个人要频繁得多。另外, 群体内成员突遇病痛或意外时也能及时被发现, 能更有效地应对老年生活中出现的各种突发情况。

  进入老年后, 人体内的各种器官功能开始衰弱。在老人生命的最后阶段, 小团体的其他成员会自发前往老人家中陪伴、照顾, 这极大地减轻了老人儿女们的负担。若患病或走向生命终点的是独居老人, 小团体会根据情况通过寺庙, 在礼佛香客间进行小规模的捐款。

  对信仰佛教的老人而言, 确保教友能按严格而有序的佛教仪式顺利“往生”是一种责任。基于这种意识, 老人们会自发地组织起来, 在丧葬仪式上, 为镇上或是周围村子里去世的教友提供“指导、辅助”。无论是葬礼过程中所需的经文、陪葬物, 还是葬礼结束后的丧宴等, 在这些将地方习俗与佛教仪礼相结合的各类仪式中, 若缺少了老人们的帮助, 年轻的儿孙们往往难以照管周全。

  (二) 参与社会互动, 巩固社缘纽带

  互助养老强调老年人能独立自主地参与社会活动, 在互动中将老人们的独立性、能动性充分调动起来。要实现这一目标, 需要政府、社会的多方支持。

  得益于政府的支持, 菜园镇上建有两个老年活动中心, 其中一个建在镇中心公园里, 环境怡人。镇政府会不定期在活动中心安排针对老年群体的健康讲座或是免费体检。中心购置了不少传统乐器和适合老人的娱乐用品, 几乎每天都能看到许多老年人聚在屋子里拉着二胡或是唱着越剧, 按着自身爱好和同龄人进行各种互动。

  渔民画是当地的一种民间绘画艺术, 不少老人画技精湛, 除了自娱自乐外, 他们还时常在活动中心组织小规模的绘画竞赛和作品展览。另外, 老人们还和镇上的中小学合办渔民画兴趣班。

  在传统观念影响下, 人们谈及晚年生活, 似乎总是弥漫着一股悲观的情绪, 被贴上“老年人”的标签似乎等同于在与时间的搏斗中败下阵来, 只能消极地等待外界的救助与保护,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 这种旧有观念应当被革新了。积极老龄化强调老年人有参与社会的能力并能够实现价值创造, 他们绝不仅是社会发展的受益者, 也是年龄一体化社会的积极参与者与贡献者。[7]

  四、以法律助力互助养老模式的发展

  中国有19 631个镇, 14 677个乡, 乡镇作为中国最基础的行政机构, 一头连着城市, 一头连着农村。城市的迅速发展与扩张挤压了农村的发展空间, 农村劳动力的大量流失使乡镇面临人口空心化的问题。在谈论菜园镇的养老问题时, 我们所谈论的不仅仅是已进入60岁的老年人, 还有深处子女教育与城市住房重压下的中年人, 他们年近半百却无力负担城市生活成本, 陆续回到家乡并在这里慢慢老去。老龄化带来的沉重负担, 也影响着一代中年人。

  菜园镇的老人们将“互助互惠”的精神贯穿到养老过程中, 无论是以宗教为纽带巩固亲朋邻里间的“缘”, 抑或是积极参与社会互动, 他们以更多彩、更具价值的老年生活不断印证着“积极老龄化”理念的可行性。但实践成果的巩固、新模式的可持续性发展, 需要政府的政策指导和财政支持以及社会力量的专业性辅助。

  (一) 填补法规空白, 健全社会保障制度

  老人们走出家门, 积极参与社会活动, 这是积极应对老龄化的关键一步。菜园镇老人们以互助方式强化社会纽带, 拓宽人际交往, 为我们探索新型养老模式提供了宝贵经验。但当地政府在建全养老保障制度、引入多元社会力量、利用本土优势等方面仍有诸多不足, 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依靠法律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广义的法律概念下, 我们不仅需要较高位阶的法律法规和规章, 也需要具有灵活性与效率性的其他规范性文件, 以补充和细化上位法。

  1. 强化政策支持, 扩大养老保险覆盖面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的启动与推行, 为我国基本养老保险体系的确定作出了重要贡献。从国家层面上, 应尝试制定专门的养老保险法, 系统建立养老保险体系, 以较高位阶的法律法规为各地方因地制宜开展工作提供必要的法律支撑, 从根本上扩大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覆盖范围。同时也可在社会经济条件允许下, 适当加大中央财政向基本养老保险的倾斜力度, 尝试扩宽养老基金筹资渠道和保值增值手段, 减轻人们的缴费负担, 增强人们的参保意愿。

  在立法体系尚不完善的当下, 菜园镇居民更关心的可能是嵊泗县人民政府在职权范围内制定的具体政策。县政府可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 通过制定“意见”“通知”等规范性文件, 适当提高养老基金中政府补助的比例, 并鼓励社会组织、部分个人参与资金筹集。另外, 县人力资源部门和社会保障部门等应当加强对养老保险基金的监督管理, 严厉杜绝养老基金的虚报、挪用、冒领等不法行为。再者, 对于渔农村居民参保积极性低这一问题, 县政府应当积极引导并督促各乡、镇政府和村组织加强养老保险宣传力度, 普及新型保险制度的相关知识和优势, 提高渔农村居民的参保意识。[17]

  除了养老保险制度推广效率较低外, 政府还需为菜园镇老人解决的一大养老问题便是落后的医疗。政府需要加强对乡镇医院和渔农村医务所医疗设施、药品种类更新的政策支持。在各地纷纷出台人才引进政策的大环境下, 嵊泗县在制定人才优惠政策时必须重点考虑当地居民对高水平医科人才的巨大需求, 毕竟医疗保障直接关乎老年居民乃至全体居民最基本的健康诉求。

  2. 鼓励社会参与, 规范管理机制

  社会参与的主要力量为社会工作者和义工, 这些组织、团体的介入是养老工程建设中重要的一环。社会组织通过开展科学、高效的社会活动, 为老人提供情感抚慰, 满足老人的精神需求, 同时也能加快实现社会养老机构运行模式的更新, 提高服务人员的工作水平。

  社会力量在养老服务中具有重要作用, 但目前大部分乡镇、农村普遍缺乏这类专业团队, 因此政府的首要任务是通过政府购买服务、部门和高校联合培训等方式, 引入社会工作机构和建立志愿者队伍。其次, 如何让社会专业力量在基层服务中实现高效运作、可持续发展, 还需要各级政府进一步通过法律、法规和政策明确社会服务队伍的人事管理、资金辅助、奖惩机制等。

  社会工作作为应对社会变迁、改善人类福利的重要社会机制, 在实际发展中面临立法空白、理论滞后等多重困境。各级政府应当积极推进社会工作法规和政策的制定, 加大对非政府性质的社会工作机构的资助力度, 充分发挥这一专业队伍在预防和解决社会问题尤其是老年人养老难题中的积极作用。

  在经济实力和居民素质均不高的乡镇、农村等基层, 相比需要具备专业知识、技术、资质以及有一定从业门槛的社工, 义工团队的建立和管理会相对容易一些。政府可以结合当地民情制定具体可行的政策办法, 建立有组织、有章程、奖惩得当的义工队伍, 在社会养老机构、老年人活动场所等开展有针对性的活动, 调动老人社会参与的积极性, 提高养老服务的效率。

  由于交通不便、基础设施落后, 菜园镇短时间内难以具备配置专业社工、义工的条件。政府可先立足于当下, 完善老人学校的双向互动模式。在中小学开设民俗课和社会实践课程, 前者由相关老人教授书法、渔民画、越剧等当地民俗, 后者则由学校组织学生充当“一日志愿者”, 在社区和公园举办活动并邀请老人参加, 充分调动老年人参与社会的积极性。

  (二) 因地制宜, 以法律政策促进多元合作

  菜园镇地处海岛, 交通不便, 岛上基础设施建设也不够完善, 这极大地限制了菜园镇吸收先进社会资源的能力。要将有限的社会资源运用至效益最大化, 就要找准能让社会力量发挥作用的实际切入点。以宗教为人际互动重心的老人在菜园镇占比较大, 故可将宗教作为菜园镇政府、社会组织介入养老工作的实际切入点。

  近年来, 海岛旅游业的繁荣带动了菜园镇的经济增长, 部分寺庙因邻靠大海、周边风景秀丽而被政府纳入旅游开发规划, 对于这类寺庙以及与寺庙联系紧密的老年教众, 当地政府在制定财政政策时应适当倾斜。在寺庙建设资金资助中, 镇政府可考虑多设一笔专用补贴, 用于支持老年人为寺庙打理日常杂务、组织重大法事等活动;如资金宽裕, 也可建立“老年志愿队”, 将老年教众中部分受过教育、性格开朗的老人们组织起来, 为游客讲解寺庙历史、普及佛教知识, 通过这些方式提高老人们参与社会的积极性, 实现老人、寺庙、政府共同合作, 互利共赢。

  实现互助养老模式的全面可持续发展, 需要更为多样的资金来源, 当地政府可以依法成立小规模的互助养老基金会, 鼓励当地居民、慈善团体、企业组织等捐款, 在政府帮助下, 推选部分文化水平较高的老人作为互助养老基金会的管理者, 制定具体章程, 规范运行模式, 接受政府监督和依法领导。

  在菜园镇, 基于其特殊的地方宗教环境, 未来无论是专业的社会组织 (以社工和义工为主) , 还是普通的镇上居民, 在多股社会力量介入养老工程的过程中, 如果将目光更多地转向老人聚集的宗教场所, 或许会取得更好的实际效果。社会力量的辅助能提高寺庙日常杂务、法事安排的效率, 年轻血液的加入对老人情绪的调动也有所助益。更重要的是, 现存的几个纯粹基于街坊友爱、互助精神而形成的“老年食堂”, 其资金支持、人员组织、具体运行等均不成熟, 亦无规模性可言, 若今后有更多组织、人力共同参与维持, 这种互助模式或许能运行得更长久。

  不同地区, 因其文化、经济、资源的差异, 在实现积极老龄化的过程中所适用的养老模式是不同的, 自当随势而变, 随地而变。宗教能作为菜园镇老年人互助养老中的重要切入口, 得益于佛教多年来在该地的传播和影响。这些在漫长岁月里生长起来的传统宗教观、家庭观和人情观, 以及在这些观念影响下形成的养老模式, 都是政府构建法制所应利用和借助的本土资源。同时, 借助这些本土资源, 也是法律制度在社会变迁中获得人们的接受和认可, 进而实现有效运作的有效途径。[18]

  互助养老创制于民间, 呈现出明显的地域性与自发性, 本文本着因地制宜的原则, 以菜园镇为研究的出发点与落脚点, 管中窥豹, 提出在社会变迁过程中, 以法律助力互助养老模式发展的构想。但不可否认, 由于仅着眼于某一地区, 视野有局限。当前我国互助养老形式多种多样, 有必要对城市、乡镇、农村的不同实践进行比较和归纳, 以探其共性。同时, 放眼全球, 各国破解养老难题的不同尝试也各有可采之处, 譬如以社区为依托的英国社区照顾养老模式、以有偿和企业化为特色的日本家庭-社区共同服务模式等。[16]若能将比较视野下的他国经验与因地制宜的地方特色相结合, 或许能为我国乡镇互助养老模式的系统化、可持续化发展提供更有效的模式选择。

  随着社会法制体系的健全、人们文化素养的提高、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 相信在未来的中国乡镇, 老龄群体能够更多地活跃于多样的社会互动和人际交往中。其时, 传统养老观念中的受助者将成为积极的参与者, 消极养老中的孤独感、孤立感也将被互助养老中的幸福感、成就感所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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