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门标签:代写本科论文 写作发表 工程师论文 代写一篇论文多少钱
当前位置: 代写一篇论文多少钱 > 法律论文 > 我国依宪治国的形成与发展

我国依宪治国的形成与发展

时间:2018-12-01 11:09作者:曼切
本文导读:这是一篇关于我国依宪治国的形成与发展的文章,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新时期, 党的依宪治国以及基于此的依宪执政理念, 将会极大地推动新时代中国的法治建设,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实的法律保障。

  摘    要: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明确提出“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 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 将保障公民上的基本权利和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等作为依宪治国的深层次内涵, 并特别强调在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前提下要确保“党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然而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大理论突破, 依宪治国的提出与实践也并非是一帆风顺的。实际上, 自革命根据地时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的颁布到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依宪治国”的提出, 中国共产党对于“依宪治国”的探索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依法治国; 依宪治国; 依宪执政;

我国依宪治国的形成与发展

  Abstract: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assed "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s decision on a number of major issues in the overall promotion of ruling of law" in the four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8th CPC Central Committee. It made clear that adhering to ruling and governing of law must adhere to ruling and governing of Constitution; take guaranteeing the basic rights of the citizens and adhering to the main body of the people as the deep connotation of ruling of Constitution; stress particularly the party 's activities within the Constitution and law under the premise of adhering to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owever, as a major theoretical breakthrough in the Socialist legal construc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proposal and practice of ruling of Constitution are not a smooth sailing. In fact, from the promulgation of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Chinese Soviet Republic during revolutionary times to the proposal of ruling of Constitution in the four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8th CPC Central Committee,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experienced a long and tortuous process for the exploration of ruling of Constitution.

  Keyword: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Rule of law; Ruling of Constitution; Governing by Constitution;

  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全面依法治国”这一国家战略目标, 并不断强调“依法治国首先要依宪治国”。但“依宪治国”的提法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 2004年, 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锦涛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成立五十周年大会上提出“依法治国的根本是依宪治国, 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 这是党首次较为正式地谈到“依宪治国”, 并点明了其对于依法治国的重要性。不过, 尽管“依宪治国”的正式提出是二十一世纪的伟大创造, 但党对于依宪治国的探索却早在革命根据地时期就已经开始了。

  一、萌芽时期的“依宪治国”思想 (1927—1949)

  1931年11月7日,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工农联盟的苏维埃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成立, 这是中国共产党创建人民革命政权的一次伟大探索。同月,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 《宪法大纲》作为中国共产党颁布的第一部宪法, 也是其对于依宪治国的首次尝试。事实上, 在此之前, 毛泽东就已经意识到必须建立一个整个民权革命的纲领, 以此来使各革命根据地能够有所遵循。而随着各地苏维埃的建立, 以一个统一的宪法来指导全国的党组织建设以及民主革命的进行已经迫在眉睫。《宪法大纲》在1931年11月正式颁布之后, 1934年1月的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又对其做了部分修补, 以更好地指导革命工作的开展。

  《宪法大纲》的制定遵循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制宪的七大原则, 规定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权的性质、政治制度、公民权利义务以及外交政策等, 包括了序言和十七条正文。就其内容来讲, 它首先把反帝反封建作为苏维埃政权的任务和目的, 明确将“保证苏维埃区域工农民主专政的政权和达到它在全国的胜利”作为苏维埃政权的任务, 并指出其目的在于将帝国主义势力驱逐出去, 限制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等。其次, 《宪法大纲》规定苏维埃国家的性质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国家, 以宪法的形式确立了工农的专政地位。并将工农代表大会作为苏维埃国家的政治制度, 以全国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和中央执行委员会作为国家最高的权力机关。同时以民主集中制和议行合一的原则作为保证工农大众参与国家治理的重要手段。另外, 《宪法大纲》还以十多个条文规定了苏维埃国家公民的权利和自由, 特别强调了其权利的神圣不可侵犯。且明确指出了中华民族的独立自主, 拒绝承认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特权和不平等条约, 要求帝国主义势力退出中国, 保证中华民族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整体上而言, 《宪法大纲》是第一部劳动人民制定, 确保人民民主制度的根本大法, 也是中国共产党企图依宪治国的第一次有益尝试, 为新民主主义宪制的发展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然而我们并不能因此忽视《宪法大纲》存在的诸多局限性, 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毕竟缺乏足够的宪制经验, 并且当时党内工作受到“左倾”思想的严重影响。因此, 《宪法大纲》从一开始就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 并且教条化地照搬苏联革命理论和革命纲领, 与中国的实际情况严重不符。另外在实际的工作中也并未严格遵照宪法所规定的民主原则, 以中共党员独占苏维埃政权的工作, 而在国家相应的政策中, “左”的劳动政策、土地政策等也占据了一定的比例, 对于党的革命工作造成了很大的影响。随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进一步推进, 特别是抗日战争的爆发, 《宪法大纲》的缺陷也越来越明显, 已经无法适应时局的变化。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下, 抗日、团结、民主成为中国共产党各地区抗日政权的中心任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边区政府建立之后, 各边区开始在继承和发扬苏区法制的基础上, 以《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为准绳, 先后制定了符合抗日实际的具有根本法性质的施政纲领。比如1939年的《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 1940年的《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施政纲领》、《晋察冀边区目前施政纲领》以及1941年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等。其中以1941年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和《陕甘宁边区保障人权财权条例》最具有代表性, 它们是抗战时期抗日民主政权制定的最具有代表性的宪法性文件, 除了明确阐述制定施政纲领的依据以及抗日民主政权的主要任务外, 其参议会制度、“三三制”的民主原则和对于人权的保障具有着鲜明的“依宪治国”内涵。

  参议会制度是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抗战时期这一特殊的历史环境下而变通的一种特殊政权组织形式, 边区各级参议会作为边区各级人民代表机关, 由其选举而产生同级的政府委员会。而所谓的“三三制”原则则是指在民主政权组成人员的分配上, 边区参议会中中共党员占据三分之一, 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各占据三分之一。同时, 行政机关之主管为中共党员时, 应该保证机关的其他成员的三分之二应该由党外人士组成。使边区政府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联合政府, 其他党派和无党派人士都可以直接参加民意机关和行政管理机关, 并实行普遍、直接、平等的无记名投票选举制度等。除了在政权组织上施行民主原则外, 陕甘宁边区政府还在1942年颁布了《陕甘宁边区保障人权财权条例》, 以带有宪法性质的条例力图保证抗日人民的各项权利和自由, 比如《条例》明确规定保证抗日民政的财产权不可侵犯, 并且禁止随意抓捕人员和进行侮辱和施刑, 保障了抗日人民的尊严。

  上述的《施政纲领》和《人权财产权条例》是对当时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和概括, 全面反映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要求和抗战时期的宪制主张, 而与《宪法大纲》相比, 他们显然更具有民主性和科学性, 是在前者基础上的进一步完善。

  抗战胜利后, 和平建国成为时代的主流, 1946年4月陕甘宁边区第三届参议会所通过的《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成为解放战争前期中国共产党人民民主政权施政纲领的典型代表。规定了采取人民代表会议制的政权组织形式, 并以此来保证人民可以管理政权机关。同时保证人民拥有广泛的政治经济等社会民主权利和自由, 规定了人民司法的原则, 确保司法机关的公正与平等。而当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阶段之后, 中国共产党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作为领导人民民主政权的政治纲领, 并把组建民族统一战线和建立联合政府作为其基本的政治纲领, 推动了解放区和民主政权的法制建设。在解放战争的最后阶段, 华北人民临时代表大会又通过了《华北人民政府施政方针》, 这一带有明显宪法性质的施政纲领, 确定了华北人民政府的基本任务和实现其基本任务的各项政策方针, 并对新解放区和新解放城市做了具体的政策安排, 极大地推动了解放区政权的稳定和解放战争的顺利进行。

  总的意义上来说, 从大革命失败到新中国的成立的这二十多年里, 是中国共产党不断发展壮大的时期, 同时也是党在其法制领域荒原内努力开拓的时期, 中国共产党企图制定一部具有根本法性质的施政纲领, 以此指导党领导下的根据地建设与民主革命。这一过程中, 中国共产党对于宪法的理解从无到有, 由浅入深, 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法治内涵的宪法雏形。而在某种程度上, 从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颁布到1948年的《华北人民政府施政方针》的制定, 中国共产党依宪治国的理念也在此萌芽, 并为建国后依宪治国的探索打下了理论基础。

  二、新中国成立后“依宪治国”的曲折探索 (1949—1978)

  新中国成立前夕, 一个有别于资产阶级宪法的新型宪法急需建立, 以指导国内各项工作的开展。但是由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各项工作还处在筹备阶段, 因此中国共产党决定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暂时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能, 并以1949年9月29日在第一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作为“代宪法”。10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接受《共同纲领》作为中央人民政府的施政方针。《共同纲领》阐明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的胜利。并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国家, 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 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在国家政权的归属上, 《共同纲领》第十二条中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属于人民”, 以此确立了人民主权的地位。同时《共同纲领》还明确了各机关单位民主集中制的工作原则, 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而就其根本上来说, 《共同纲领》是具有根本大法性质的“临时宪法”, 毛泽东强调:“《共同纲领》必须充分地付之实行, 这是我们国家现时的根本大法。”[1]作为中国半个多世纪以来宪制运动的历史经验和科学总结, 《共同纲领》的颁布使得新中国的各项建设有了宪法性的依据, 对于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建设和法制建设起到了极大的巩固和推动作用。尽管《共同纲领》从一开始就带有过渡性质, 但它毕竟比较完整地体现了新民主主义, 也符合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社会现实, 因此起到了“临时宪法”的作用, 为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制定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又称《五四宪法》) 筹备工作早在建国前夕就已经展开, 只是赖于当时社会条件的不充分而由《共同纲领》作为“临时宪法”。随着新中国各项事业的渐入轨道, 尤其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逐渐建立, 《五四宪法》的制定条件已经成熟。1954年9月20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票通过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草案报告》。

  《五四宪法》的颁布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它是新中国宪法史上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 同时也是新中国宪制建设初期的一个标志性成果。它规定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方向与道路;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基本原则和各项政治制度, 对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 保障人民当家做主, 促进新中国的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 《五四宪法》的颁布, 也极大地提高了广大民众的宪法意识。然而, 《五四宪法》本身也有着不可忽视的理论缺陷。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 《五四宪法》缺乏对于政府权力的限制和约束机制, 也没有公民各项权利的宪法保障规定。并且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 中国共产党拥有着巨大的威信而人民政府则直接被视为人民利益的代表者, 因此在《五四宪法》中不会也不可能有对党和政府权力的制约和监督的相关规定。何况, 法律从属于政治是当时占据统治地位的法学理论。“政治第一、法律第二”的现实语境下, 是远远谈不上真正的“依宪治国”的, 这就为新中国的民主法制建设埋下了巨大的安全隐患, 使得《五四宪法》的稳定性和权威性大打折扣。

  到了1957年, 随着党中央对于当前国内外形势的错误判断, “反右”运动在全国迅速推展开来, 在“肃反”进一步扩大化之后, 《五四宪法》固有的隐患进一步爆发, 新中国的法制建设陷入了停滞甚至倒退。这一时期, “人治”思维最终取代了“法治”思维。从此直到“文革”结束, “无法无天”便成为了社会常态, 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遭到了极大的破坏, 司法系统被彻底废弃, 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沦为了一纸空文, 而作为国家根本政治制度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也近于瘫痪, 新中国陷入空前的动乱之中。

  在十年动乱中, 虽然通过了1975年宪法, 但这部宪法显然只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 “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实质上是对“人民民主”原则的一种否定, 也使其并不具有真正意义上“宪法”的内涵。“文革”结束后, 社会逐渐恢复正常, 1978年, 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三部宪法, 又称1978年宪法。尽管这部宪法对于《五四宪法》中的部分原则予以了恢复, 但是仍然保留着不少“文革”时期的痕迹, 一些错误的思想观念也并没有予以纠正, 因此1978年宪法也在随后的法制建设中被舍弃。

  就整体上来看, 从新中国建立到“文革”结束的这一长时间段里, 中国共产党对于“依宪治国”进行了曲折的探索, 《共同纲领》和《五四宪法》的颁布与实施已经带有了一定的“依宪治国”色彩, 只是这种初步的践行局面很快被国内的动乱所打破, 为中国的法制建设造成了巨大的伤害。

  三、改革开放初期“依宪治国”的良性发展 (1978—1999)

  “文革”结束后, 社会上旧有的错误思想并未得到完全的纠正, 1978年通过的《宪法》依旧保留着大量的“文革”烙印, 基于此种情况, 1978年年底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要继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 健全社会主义法制。”[2]并且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作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基本方针。在此基础上, 对于“文革”期间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工作被迫停滞的反思, 全会还特别强调要恢复全国人大和常委会的立法工作, 保障司法独立, 人人平等, 为改革开放后的法制建设打下了基础。1979年, 《刑法》、《刑事诉讼法》等七部法律相继颁行, 而《中共中央关于坚决保证刑法、刑事诉讼法切实实施的指示》更是直接点明:“它们是否严格执行, 是衡量我国是否实行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标志。”至此, “法治”首次在中央重要文件中被提出。而面对1978年宪法存在的种种问题, 1982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四部“八二宪法”正式颁行实施。“八二宪法”恢复了国家主席和人民检察院, 废除了国家领导职务终身制, 增加了“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等条文。特别是在宪法第五条中明确规定“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 “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 必须予以追究”, 并且“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这是党和政府对于“十年动乱”过程中法治被践踏的深刻反思, 同时也表明了对于宪法权威的尊重, 是“依宪治国”内涵的直接表现, 同时也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奠定了根本法的基础。

  在“文革”的殷鉴之下, 八十年代前后, 中国社会兴起了要“法治”还是要“人治”的大讨论。邓小平也很早就意识到, “要通过改革, 处理好法治和人治的关系”。[3]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尽管出现了“以法治国”和“依法治国”的表述, 单就其本质来讲, 依旧只是将法律作为阶级统治的工具, 与“法治”的基本内涵并不相符, 名为法治其实依旧带有浓烈的人治色彩。这种状况在八十年代末逐渐得以改观, 以法治取代人治逐渐成为党内外人士的共识。

  改革开放后, 中国的经济建设不断发展, 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 而由此带来的日益复杂的社会状况也推动着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深入。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渐确立, 1993年的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改革开放与法制建设相统一, 20世纪末初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的目标, 并且要求“各级政府都要依法行政, 依法办事。”“依法”成为当时社会上普遍的共识。1996年, 江泽民强调:“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 依法治国, 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我们党和政府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重要方针。”[4]随后, 1996年八届人大四次会议根据中共中央的建议, 一致通过把“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5]确定为国家的重要方针。1997年, 中共十五大正式提出“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6]将依法治国列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 这是第一次将”依法治国“写入中国共产党的纲领性文件, 显示了党对于执政规律和治国理政的深刻认识。1999年九届人大二次会议一致通过, 正式把“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使其从党的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 具有了法律效力。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一个里程碑, 也是中国共产党对于“法治”内涵的深刻解读, 为“依法治国”的践行以及“依宪治国”理念的确立做了思想上的准备。

  四、法治建设新时期, 从“依法治国”到“依宪治国” (2000—)

  从“以法治国”到“依法治国”的转变, 从“法制国家”到“法治国家”的跨越, 其中的一字之差所代表的不仅仅是名词的更新, 更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念的深刻转变, 它意味着党不再只是强调法律体系的完备, 而是转向了对治国理政实践的正当性和合法性的重视。同时也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对人治观念的摒弃与否定, 对宪法和法律权威性的尊崇, 表明其法治观念已经由原来的片面性和形式性升华到了全面性和实质性。而“这种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战略的确立也显然不是平地而起, 既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探索的结果也是党和国家对于改革开放深入推进的积极回应。

  在历经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法制的瘫痪以及八九十年代法制建设的良性发展之后,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过程中, 中国共产党经过不断的探索和实践, 已经积累起了大量的经验, 而进入新世纪,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完善以及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和社会文明的进步等都在要求着社会主义“法治”的确立。一如江泽民所说:“依法治国是社会进步、社会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 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要求。”[7]而作为推动社会进步和维护社会稳定的关键手段, “依法治国”担负着重要的法治任务。这就要求中国的依法治国要实现对宪法法律权威的尊重以及宪法法律统治的奉行, 在此基础上, 2013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首次提出了“法治中国”的政治命题, 从法律思维上升到法治思维, 从依法治国上升到了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的共同推进以及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的一体建设。

  实际上, 无论是“依法治国”的战略思想, 还是“法治中国”的政治命题,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占据统帅地位的宪法都始终是其灵魂所在。对此, 早在2004年, 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锦涛就曾明确指出:“依法治国首先要依宪治国。”[8]这是中国共产党对于“依宪治国”的首次表述, 表明了其对于“依宪治国”的深刻理解。党的十八大也要求党务绝对不能超越宪法和法律, 任何组织和人都不能凌驾于宪法之上, 并且从2012年7月就开始对党内的党规党纪进行整顿, 要求党规必须要符合宪法和法律, 不得超越宪法和法律。十八大以来, 在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和庆祝全国人大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 习近平总书记都对“依宪治国”的理念反复加以重申。而之后的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则以全面依法治国为主题, 首先强调了宪法的实施以及其核心地位, 并把依宪治国、依宪执政作为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首要任务和核心任务。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首次将“依宪治国”的政治命题写入了中共中央全会的决定, 指明:“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 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9]这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于“依宪治国”理念的探索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将直接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进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 十九大进一步明确了要坚持“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 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 维护宪法权威。[10]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对于依宪治国的探索又有了新的方向和征途。

  五、结语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进程中, 依宪治国处在核心地位, 是全面依法治国的灵魂之所在。中国共产党对于依宪治国的探索从根本上来讲是中国共产党对于“法治”的探索, 而依宪治国的提出也表明了中国共产党“法治”思想的成熟与完善。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新时期, 党的依宪治国以及基于此的依宪执政理念, 将会极大地推动新时代中国的法治建设,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实的法律保障。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9:77.
  [2]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4:359.
  [3]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177.
  [4]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6:511.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7:1890.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1:1702.
  [7]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6:513.
  [8]锦涛.胡锦涛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6:16.
  [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5:22.
  [10]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R].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7:38.

联系我们
  • 写作QQ:78307562
  • 发表QQ:78303642
  • 服务电话:18930620780
  • 售后电话:18930493766
  • 邮箱:lunwen021@163.com
范文范例
网站地图 | 网站介绍 | 联系我们 | 服务承诺| 服务报价| 论文要求 | 期刊发表 | 服务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