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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贿罪构成要件之立法完善

时间:2018-05-30 16:52作者:南山
本文导读:这是一篇关于受贿罪构成要件之立法完善的文章,如此修改能对国家工作人员产生更大的威慑力,使公职人员时刻牢记自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自觉抵制“糖衣炮弹”的诱惑,保持清正廉洁的作风。
        
【题目】受贿罪中借助职务为他人办事条款的废除研究
【前言 - 1.2】受贿罪中为他人谋利的含义解析
【1.3】 “为他人谋取利益”的类型
【第二章】 “为他人谋取利益”理论之争
【第三章】废除“为他人谋利”要件的理论分析
【第四章】 “为他人谋取利益”条款废除的实证考察
【第五章】受贿罪构成要件之立法完善
【结语/参考文献】为他人谋取私利的受贿要件废除探析结语与参考文献

        第5章  受贿罪构成要件之立法完善。

  5.1  完善受贿罪构成要件的措施。
  
  5.1.1  法条合理设置的建议。
  
  笔者通过上文的分析,得出应完善我国刑法受贿罪条文设置的结论,下面将根据自己的观点提出具体的修改建议。如下:


 
  建议将刑法第385条内容修改为“国家工作人员在依法履行职务的过程中,为本人、他人或单位收受财物或者其他利益,构成受贿罪;为收受财物或者其他利益,枉法履行职务行为的,从重处罚;向其他单位、个人索取财物或者其他利益的,从重处罚;为其他单位、个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从重处罚;谋取非法利益,构成其他犯罪的,数罪并罚或从一重罪处罚”.
  
  如此该条文就以下内容进行了修改:
  
  首先,将原条文中规定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进行了区分,分为依法与枉法两种情形。基础条文即依法履行职务,而将枉法履行职务这种社会危害性更大的行为作为加重处罚的情形单独列出。
  
  其次,明确规定获得财物或收益的主体不仅可以是本人,也可以是“他人或单位”,解决了实务中许多犯罪嫌疑人以“没有非法占有为目的”的理由逃避法律追究的问题,将本质相同、同样侵害职务廉洁性的行为均列入法律打击的范围之内。如陈某平系R市F县E镇柿子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同村枣子组村民陈大东、李子组村民陈大宝、瓜子组村民马小兵作为该地陈姓家族的代表召集全村陈姓家族成员开会,商量修缮陈氏祠堂事宜。但因各户家庭经济条件拮据,没有办法凑足如此庞大的修缮款而陷入僵局。同年,正值R市在全市范围内推广节能改造工程,该村也当然地收到了此任务,由陈某平主管该项工作的开展。该地某工程队包工头范晓梅得知此事欲承包该工程,遂找到村书记陈某平,把自己的想法告知其,并允诺如果其承包了该项目,待项目完毕必将重谢。陈某平害怕自己收受财物会被纪检、检察机关调查,遂心生一计,如果让工程队免费帮忙修缮陈氏宗祠,这样既不会追究其个人受贿罪的责任,也帮忙解决了家族的困难,岂不是一举两得吗?于是陈某平将此计谋与其他家族成员商议,其他成员纷纷表示赞同。陈某平遂答应了范晓梅的要求,并与他达成协议,事后将免费帮忙修缮陈氏祠堂。之后,陈某平不通过正规的招标程序而私自决定将工程承包给范晓梅,范晓梅也履行承诺帮忙免费修缮陈氏祠堂。在此案例中,陈某平就是因为发现原刑法受贿罪条文的漏洞,所以以并非自己收受好处,而是用于祠堂的建设的理由进行辩解,逃脱法律的惩罚,使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的廉洁性受到玷污。
  
  再次,将索取财物或其他利益的行为,不再作为构成犯罪的客观要件,而只当成提高量刑幅度的情节。
  
  第四,将收受好处的范围扩大,从单纯的财物增加到包括性贿赂等在内的不能量化成具体数额,但能满足人们物质或精神需求的一切利益。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删除“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
  
  5.1.2  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对司法实践的促进作用。
  
  一、全面打击受贿行为,肃清不良社会风气。
  
  修改后的刑法打击范围扩大到所有受贿行为,惩罚一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权收受财物或其他利益的行为。如此修改能对国家工作人员产生更大的威慑力,使公职人员时刻牢记自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自觉抵制“糖衣炮弹”的诱惑,保持清正廉洁的作风。与此同时,对于喜欢以利益为诱饵的行贿人来说,由于公职人员的高度警觉性,“行贿难”问题将会普遍存在,以行贿的方式再也无法达到他们想要的结果,这必会促使他们开始注重自身品质,提高产品或服务质量,寻求合法合理的途径去实现。如此以往,行贿受贿的不良风气将被扭转,社会秩序将会更加稳定,有效地预防职务犯罪的发生。
  
  二、杜绝浪费司法资源,有效提升办案效率。
  
  “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取消后的刑法,检察机关侦查部门、审查起诉部门在搜集受贿犯罪相关证据时,不再需要耗费心力去寻找或查证受贿人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客观行为或主观心理,使受贿犯罪的指控更能达到刑事诉讼法证据标准中“确实、充分”的要求,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节约司法资源,有效提高办案效率。
  
  三、顺应国际主要潮流,衔接世界通行立法。
  
  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系我国刑法吸收国际大多数国家法律中关于受贿犯罪规定的精华,剔除我国法律此类规定糟粕的做法,不仅与国际接轨,符合国际公约的规定,更与世界大多数国家在此法条设计上达成共识,有利于促进国际间各国家在法律方面的交流、学习和合作。
  
  5.2  取消受贿罪中“为他人谋取利益”应注意的问题。
  

  5.2.1  受贿罪与接受。
  
  馈赠的区分实践中,犯罪分子多为自己的违法犯罪行为披上一层合法的外衣。受贿犯罪中,国家工作人员就通过亲友间礼尚往来的“馈赠”为幌子,非法收受他人财产性收益,以此蒙蔽司法机关的双眼;也因此,部分学者认为刑法删除“谋利”要件会更加混淆两者之间的区别。然而笔者却认为该要件的存在与否并不影响受贿和馈赠的甄别。
  
  如:飞宏公司系国有公司,洪飞系该公司总经理,公司因扩大需要,另行选址建设办公场所。洪飞一平日少有联系的远房表弟唐山山系该地一装修公司老总,向洪飞提出希望承接该工程装修项目,洪飞答应其要求。过年时,唐山山包给洪飞儿子压岁钱2万元,可往年压岁钱最多不超过200元,年后唐山山成功承揽了该装修工程。在该案例中,虽然唐山山系洪飞的表弟,但是双方平日少有联系,更没有什么经济往来,在过年时包给洪飞5岁儿子压岁钱2万元只是因其承揽装修项目需要洪飞的帮忙;而洪飞儿子收取巨额压岁钱后,洪飞即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该工程装修项目承包给唐山山,其行为明显符合受贿罪的构成要件,应当认定为受贿犯罪。但如果仍是该案例,其他条件均不改变,唯有一点,唐山山系洪飞关系密切的表弟,那么,洪飞的行为是否构成受贿罪?答案是肯定的,即使唐山山与洪飞往日关系密切,也有经济往来,可是在提出承接项目的要求后才包了明显高于平日的红包钱财,洪飞也坦然接受,并依唐山山要求提供帮助,依然构成受贿罪,如唐山山和此前一样,只是包200元红包则当然属于馈赠。由此可以看出,给付财物和收受财物的双方平日的关系,只是判断双方是否可能存在馈赠的一个前提,如果是平日无任何联系的两人之间不可能出现馈赠,但即便是密切的亲友间依旧可以构成受贿犯罪;而经济交往是否是有来有往,经济往来数额的大小,以及与往日经济往来差异才是决定是否构成犯罪的关键。如若双方平日有经济来往,且有给有付,数额均衡,则属于馈赠;反之平日没有经济来往,突然出现一次或多次,仅有一方向另一方面馈赠,且数额较大或者平日虽然有经济往来,但数额均平稳,突然出现一次或多次数额巨大,都有构成犯罪的可能。
  
  另外又如:袁宇系F市劳动人事和社会保障局局长,何泽系其战友,家境贫寒,月工资2000元,但二人私下关系甚好。何泽为了帮助自己孩子解决工作问题,中秋节前夕战友聚会时向袁宇提出请求,并相约中秋节到袁宇家中找他;待中秋节那天何泽即以战友身份在到袁宇家中赠送其1万元购物券,不久袁宇便将何泽的孩子安排在其下属机构中任职。由此可以看出,给付财物方的经济状况和实力也是考量是否构成受贿犯罪的因素之一:何泽家境贫寒,月收入2000元,却在中秋节时给付给身为劳动人事和社会保障局局长的同学袁宇购物券1万元整,收入与“馈赠”的数额相差甚多,不能看成是单纯的“馈赠”.在该案例中,如若何泽家庭条件不错,月工资1万元,但平日为人节俭吝啬,几乎不与他人有经济来往,却突然在中秋节以战友身份在到袁宇家中赠送其1万元购物券,这个行为无疑也不是馈赠。再来,何泽在中秋节前夕战友聚会时与袁宇约好中秋节到其家中找他,待中秋节那天何泽才到袁宇家中赠送其1万元购物券,为何何泽不在同学聚会时直接将购物券赠与袁宇,而要特意单独到其家中送呢?如果是馈赠的话,何泽完全可以在战友聚会时直接将购物券赠与袁宇,这是因为受贿犯罪具有隐蔽性的特征,而不能在公共场所公开进行,此情节也可以作为馈赠和受贿的区别之一。
  
  5.2.2  受贿罪与敲诈勒索罪的区分。
  
  刑法受贿罪删除“谋利”要件使得部分学者提出,如此容易混淆受贿罪与敲诈勒索罪的问题。然而笔者却认为该要件的存在与否并不影响两者的区分。首先“谋利”要件原是收受型受贿罪的构成要件之一,而与敲诈勒索罪有共同点的仅是索贿行为,索贿行为在当下刑法中是不需要“谋利”要件的。其次,仅有在犯罪主体是国家工作人员的情况下,才可能出现混淆的可能,其余时候,两罪还是有明显的区别的。那么,当犯罪主体为国家工作人员时,该如何区分两罪?
  
  如:付梓系H市公安局交警大队大队长,在平时执法过程中时常存在非法收受他人钱财的行为。王鑫磊系该市检察院政法干警,在工作中曾收到多封群众举报信件。后王鑫磊因赌博欠了巨额债务,便想从群众举报的线索中选择一人作为对象,并以接到群众举报,掌握受贿线索为由向其索要财物。经过筛选,即向付梓索要10万元财物,否则将对该案立案侦查。付梓害怕案发,便将10万元打入王鑫磊账户,在收到款项后王鑫磊将举报信销毁,并阻止对该案立案侦查。在该案例中,由于王鑫磊系该市检察院政法干警,手中有对职务犯罪立案侦查的权利,他利用该权利向付梓索要财物,并在收受财物后销毁线索,阻止立案的行为依法构成受贿罪,且系索贿,应当从重处罚。
  
  如果上案中,王鑫磊不是该市检察院政法干警,而是付梓公安局交警大队的下属,其发现付梓平时执法过程中时常存在非法收受他人钱财的行为,便以此要挟付梓,若不给10万元就将该线索向检察院举报,付梓害怕便将10万元打入王鑫账户。在该案例中,由于王鑫不具有对职务犯罪立案侦查的权利,他以此为理由威胁、恐吓付梓,向付梓索要财物的行为依法构成敲诈勒索罪。
  
  从以上两个案例不难看出,区分受贿罪和敲诈勒索罪的关键在于国家工作人员是否在该事项上具有职权,作为或者不作为该事项是否利用了该项职权,如果利用了,则构成受贿罪,反之,则为敲诈勒索罪。
  
  5.2.3  受贿罪与诈骗罪的区分。
  
  刑法受贿罪删除“谋利”要件还使得部分学者考虑到如此是否容易混淆受贿罪与诈骗罪的问题。然而笔者却认为该要件的存在与否也不影响两者的区分。我们下面分为三种情形来分别进行分析:
  
  情形一:徐利系J市煤矿总公司副矿长,分管财务、销售、采购等工作;赖金系该地某劳保用品厂厂长,为了成为该公司劳保用品的供应商,遂找到徐利,在其办公室内,将3万元红包送给他,请求他将供应权交给其,徐利许诺一定如其所愿,但半个月后,因职务变动,徐利调离了J市公司,前往L市任职,故无法将劳保用品交由赖金供应。那么徐利在收受赖金3万元财物时,并没有欺骗赖金的主观意图,只是因为调离岗位的客观原因没有使赖金成为供应商,其行为应当构成受贿罪,而非诈骗罪。
  
  情形二:若上述情形中,徐利在收受赖金3万元红包时,虽然口中许诺一定如其所愿,但其实徐利当天已经与另一个供应厂商签了供应合同,根本不可能再将供应权交给赖金。那么徐利在收受赖金3万元财物时,已经知道无法实现赖金的要求,为其谋取利益,主观上具有欺骗赖金的主观故意,同时又利用了其分管财务、销售、采购等工作的便利,其行为同时符合诈骗罪和受贿罪的构成要件,已经是受贿罪和诈骗罪的想象竞合,应当从一重罪处罚。
  
  情形三:若情形一中,徐利虽是J市煤矿总公司副矿长,分管却的是煤矿开采等业务工作,且单位有规定,如劳保产品等供应途径等事务需要党组会议决定;赖金本想到徐利处了解一下该公司确定供应商的标准,但徐利却告诉他,只要给徐利一定好处,其就能将劳保产品供应权交给赖金。于是赖金送给徐利3万元红包。因徐利明知自己没有分管采购等工作的权利,却欺骗赖金自己有权决定劳保产品的供应权,并主动提出让赖金给其好处,主观上具有欺骗赖金的主观故意,客观上却没有利用其拥有的职权,其行为构成诈骗罪,而非受贿罪。
  
  由此可以看出,区分受贿罪和诈骗罪与区分受贿罪和敲诈勒索罪有相似之处,但也存在不同的地方。相同的是都要看国家工作人员是否在该事项上具有职权,不同的则是看是否存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情况。如若没有职权而谎称有职权,并允诺他人能帮其达到某个目的,即为诈骗;如若确有职权,但并没有利用该职权作为或者不作为某帮助行为,却谎称有作为或有不作为某行为,即同时可以构成诈骗罪和受贿罪;如若收受财物时确有职权,且也准备或者已经着手利用该职权作为或者不作为某帮助行为,只是因为意志以外的原因无法实现,即只构成受贿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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