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门标签:代写本科论文 写作发表 工程师论文 代写一篇论文多少钱
当前位置: 代写一篇论文多少钱 > 法律论文 > 民间文艺保护的国外法借鉴

民间文艺保护的国外法借鉴

时间:2018-04-12 10:33作者:依依
本文导读:这是一篇关于民间文艺保护的国外法借鉴的文章,我国民间文艺保护制度之构建必须做到完善相关规范, 形成综合性的保护体系;完善民间文艺商业化使用机制;承认原创地群体权利, 给予财产与精神权利保护。

  摘要:近年来民间文艺纠纷案件频发, 突显了我国相关法律制度的缺陷, 反映了我国民间文艺保护存在的困境。通过对域外诸如突尼斯、巴拿马、澳大利亚与爱沙尼亚等对民间文艺保护较为成熟的国家进行考察, 借鉴其先进经验。我国民间文艺保护制度之构建必须做到完善相关规范, 形成综合性的保护体系;健全救济机制, 构建民间文艺公益诉讼制度;建立民间文艺数据库, 完善民间文艺商业化使用机制;承认原创地群体权利, 给予财产与精神权利保护。

  关键词:民间文艺; 着作权; 法律保护;

  民间文艺是民族精神与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与基因宝库, 其具有特定经济、文化与政治价值。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 且受社会趋利性影响, 民间文艺传承发展的条件日益艰难, 色彩斑驳与种类多样的民间文艺正面临着新型科技与商业利益的冲击, 以致于有关民间文艺纠纷案件层出不穷。如《乌苏里船歌》案、民间剪纸艺人白秀娥诉国家邮政局和青海省乔佳音像公司侵犯民间社火表演者权案等。[1]可见, 我国民间文艺的保护现状不容乐观, 各种民间文艺侵权案件折射出我国法律保护机制存在的缺陷与不足。故急切需要加强对民间文艺的法律保护, 完善相关立法规定与救济机制, 以达到保护民间文艺之目的。

  一、从典型个案看民间文艺保护之困境

  (一) 《乌苏里船歌》案引发诉讼权利行使主体之争议

  典型诉讼《乌苏里船歌》案, 突显了我国对民间文艺诉讼权利行使主体的争议。其具体案情是歌唱家郭颂在演唱船歌后, 视自己为该歌曲之作曲者。而位于黑龙江省的赫哲族则主张该歌曲乃赫哲族之民歌, 其着作权仅属于本族人民。故郭颂侵犯了全体赫哲族人民对该歌曲之着作权, 乡政府于是向北京第二中院提起诉讼, 将郭颂及有关主体告上法庭。一审法院判决郭颂等相关责任主体败诉, 郭颂提起上诉, 并对乡政府作为本案适格主体提出质疑。二审法院作出判决:指出郭颂仅是船歌之改编者, 其着作权应属于赫哲族人民。此案中, 乡政府作为诉讼主体之所以引起极大争论, 乃在于当时并无相关法律依据, 司法机关在适用法律时处于无法可依之尴尬窘境。

  一般言, 民间文艺具有群体性特征, 但并不意味着只要属于该群体的个人或组织就当然为民间文艺的权利主体进而享有民间文艺的所有权。《乌》案表明我国在民间文艺被侵犯时, 由谁作为请求权利保护之适格主体无法律规定, 现在国外通行做法是以法律形式赋予某一政府机构或某一非政府组织与团体来代表该群体行使诉讼权利。从学理上来, 笔者认为作为民族自治地区的赫哲族乡政府具有适格原告主体资格。首先, 依《着作权法实施细则》第8条规定:“地方人民政府的着作权行政管理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的着作权管理工作。”由此可推定赫哲族乡政府能以自己名义提起诉讼, 同理, 各地方政府以及国务院亦有提起诉讼的权利能力。其次, 据宪法第119条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自主管理本地方的教育、科学、卫生、体育事业, 保护和整理民族的文化遗产。”可知赫哲族乡政府具有保护本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之权利与职责, 故可推定其具有适格原告主体资格。《乌》案对确定地方政府作为民间文艺纠纷案件中的适格原告主体资格具有示范意义。

  (二) 贾某恶搞“木兰从军”突显民间文艺保护范围之争议

  2015年7月知名演员贾某在某喜剧节目中, 对木兰从军进行恶意改编, 其饰演的花木兰被父亲骗去从军, 见到壮汉直流鼻血, 其把花木兰刻画了一个贪生、贪吃、不孝的傻大妞形象, 完全颠覆了花木兰在人们心中的正面形象。这直接遭到河南省虞城县木兰故乡人民之反对与抵制, “木兰文化研究中心”更是对其进行指责, 要求贾某道歉。分析上述争论, 笔者认为贾某恶搞“木兰从军”事件表面上反映了由民间文艺衍生的部分改编作品对传统民间文艺缺乏相应尊重, 而深层次突显了我国法律对民间文艺的保护范围存在不足, 即改编者是否可有肆意歪曲原作品之权利。

  对民间文艺的保护范围, 大部分国家都授予权利主体以复制权、翻译权以及相应的传播权等。但是否包括改编权, 学界对此莫衷一是, 主张授予改编权的学者, 其出发点侧重于保护民间文艺的保有人与传承人权利, 认为应当授予以营利为目的的民间文艺改编权, 方能更易保护民间文艺的健康发展。而其他学者认为不授予民间文艺改编权更有利于促进民间文艺的发展繁荣与广泛传播。上述两种观点各有其保护侧重与支持理由, 两者的分歧主要在于其所追求法益不同而已, 笔者认为重要的在于找准鼓励、促进创新与保护民间文艺权利人之间的平衡点, 无疑保护民间文艺权利所有者与改编者是一个重大且棘手的问题。笔者主张民间文艺改编后之版权应归属改编人, 但其不能侵害原来权利主体之权益。

  二、民间文艺保护之域外借鉴

  (一) 突尼斯版权法保护模式

  国际上最早对民间文艺加以保护的国家当属突尼斯。早于上世纪六十年代, 突尼斯《文艺产权法》就规定:“民间文艺为本国文化之遗产, 任何个人与单位以营利为目的之使用均需经过文化部之许可与授权。对民间文艺实行着作权保护, 由专门部门对民间文艺之使用进行许可与收费。”经过十年之后, 突尼斯颁布《版权样板法》, 首次出现对民间文艺实施独立保护之条款, 该法在民间文艺保护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此后, 其对民间文艺保护的法律虽有修改, 但均确定了实施版权法保护的规定。如其《文艺产权法》规定:“以营利为目的利用民间文艺需经专门机构之许可并支付相应报酬。”甚至“在民间文艺基础之上创作的作品以及该作品的全部与部分转让均需经过文化部门之授权。”

  笔者认为以版权方式对民间文艺进行保护具有一定合理性, 其原因在于民间文艺的表现形式与着作权法的保护对象存在一定重合性。实际上除突尼斯之外, 肯尼亚、越南、尼日尔等国亦通过版权法确立以版权保护民间文艺之模式。但必须指出的是, 以版权方式保护民间文艺亦有一定负面影响, 原因在于以版权方式对民间文艺进行保护的具体制度不能有效地精细化, 常使对民间文艺的保护流于形式, 不易落实, 这亦是版权法保护模式并未在世界范围产生较大影响之缘由。当然, 突尼斯通过设立具体机构来执行对民间文艺的保护, 对我国具有一定参照意义。

  (二) 巴拿马特别法保护模式

  中美洲国家巴拿马于2000年颁布《巴拿马特别法》。其是首个以特别法的形式全方位保护土着居民所创造的传统文艺知识与集体权利之法律, 在民间文艺保护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该法第1条规定:“创造与保有传统知识之原住民是权利所有人。”第2条规定:“未经原住民同意, 不得以商业利用之方式使用其传统知识, 亦不得对其所有之传统知识享有绝对知识产权。”第4条规定:“原住民对传统舞蹈、音乐、表演等有形民间文艺作品与无形文艺表达形式享有集体权利。”更重要的是, 该法创设民间文艺集体管理局, 赋予其登记、管理等职责, 以保障民间文艺集体权利之实现。

  可见, 与突尼斯版权法保护模式相异, 巴拿马以特别法方式将民间文艺纳入到较为广泛的传统知识领域来加强保护, 此方式突破了版权法保护模式的局限, 拓宽了民间文艺的保护手段, 更具有进步性。此外, 该法规定:“民间文艺之保有人只有依法对民间文艺进行免费登记注册方可获得当局之保护。”可见其对民间文艺保护的真实性。为此, 南美诸国如智利、秘鲁、哥伦比亚等, 亚洲的菲律宾、泰国等纷纷效仿, 以健全完善本国民间文艺的保护机制。但必须指出以登记注册为条件的特别法保护模式, 亦存在不合理地抢注民间文艺进而引发司法纠纷之弊端, 我国必须予以注意。

  (三) 爱沙尼亚民间文艺数据库保护模式

  为保护与传承民族传统文化, 爱沙尼亚于2000年建立南部民间文艺数据库 (LEPP) 。LEPP通过收集各种形式的民间文艺, 诸如音频、视频、照片、日记与手稿等, 并采用图书馆分类方法进行分类。LEPP作为一个公开的数据库, 以供研究者以及其他相关人员免费进行非商业性使用, 如允许以教学与研究为目的下载与打印以及非商业性的传播。LEPP对用于商业性使用实行严格禁止, 为民间文艺的正当使用提供了有效依据, 并促进了当地教育事业发展与文化传播。

  (四) 澳大利亚司法判例保护模式

  由于历史原因澳大利亚拥有众多传统土着文化, 使其成为民间文艺保护的积极推动者。澳大利亚虽未在法律上明确规定民间文艺的保护问题, 但在实践中, 司法机关通过司法判例的方式积极推动着民间文艺的保护。如1994年着名的地毯案便发生在澳大利亚, 该案是土着艺术家起诉地毯公司没经许可生产制造印有土着居民设计的图案并在国内销售。法院经审理认定:“地毯公司的产品虽一定程度改变了原有设计, 但仍构成实质性侵权, 侵害了土着居民的权利。”最终法院判决地毯公司赔偿原告18万美元的损失, 并停止该产品的生产与销售。

  1998年澳大利亚又发生纺织品案, 两位原告艺术家起诉R&T纺织品公司, 称该公司未经授权与许可将他们的作品印制于公司产品上。其中一位艺术家认为其所在社区是该作品的权利人, 因为该作品乃其利用社区世代流传的知识与艺术所创造的成果。根据当地土着社区的习惯法, 社区具有管理本区内宗教文化知识产品及其复制品的职能, 故社区对作品享有着作权, 艺术家则为社区的受托人。法院最终认定R&T纺织品公司未经授权与许可复制该作品侵犯了社区利益, 该案中社区作为适格原告主体提起诉讼是一种保护民间文艺的新方式。在以上判例的基础上, 2000年通过的澳大利亚着作权修正案中, 赋予权利人阻止贬损处理与歪曲使用的权利, 完善了民间文艺的法律保护, 对我国具有借鉴作用。

  三、我国民间文艺保护体系之构建

  (一) 完善立法体系, 形成以版权法为主体的综合保护体系

  显然我国当前法律体系难为民间文艺的保护提供有效依据, 以致无法切实保障民间文艺权利人与传承人的合法权益。笔者认为应当考虑民间文艺各种类之特殊性, 然后予以区别对待和综合考虑, 最终形成以版权法为主, 其他法律法规, 诸如商标法、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为辅的综合保护体系。其目的并非仅是保护某些文艺不被消灭, 更是在于开发利用与传承创新。实践证明, 民间文艺被市场开发, 容易出现被大量假冒与肆意歪曲之情形, 为保护民间文艺的纯正性与传承性, 通过商标法等相关法律制度对其进行保护, 可有效地维护民间文艺的经济与社会价值。

  (二) 健全救济机制, 构建民间文艺公益诉讼制度

  无救济即无权利, 法律必须明确规定当权利已经受到或有受到侵害危险时, 应当为权利人提供法定救济程序以保障权利的实现。对民间文艺的保护方式在传统上存在“公私合并”与“公私分立”两种观点, 持“公私合并”观点的学者认为国家应出台民间文艺保护法, 以全方位与全局性的视角, 运用行政与民事等相关手段来保护民间文艺;而持“公私分立”观点的学者认为应当将公法手段与私法手段区别开来, 分别建立以版权法为依据, 以私权保障为手段的法律制度和以国家公权保障如行政措施为核心的法律制度, 当然后一种观点受到较大批评。因为大部分学者普遍认为版权法侧重保障个体权利, 其同民间文艺具有的社群性相矛盾, 故须寻求版权法以外的保护方式。

  私法主要侧重保障权利主体, 而公法则侧重保障文艺本身和文化多样性。笔者认为, 无论是“公私合并”, 还是“公私分立”, 其只是方式不同而已, 只有建立民间文艺公益诉讼制度, 才能更好的对我国民间文艺进行行政与民事保护, “公私合并”与“公私分立”的具体方式均无关紧要。公益诉讼不同于一般保护机制, 其原因在于以诉讼的方式来防止对民间文艺之侵害。其把公益诉讼机制与民间文艺保护结合起来, 拓宽民间文艺保护中适格当事人的范围, 如在《乌苏里船歌》案中乡政府就可作为适格的诉讼主体。如此, 方能在民间文艺受侵害之际, 解决相关主体不能提起诉讼与法院以不具有原告资格而驳回的困境。

  (三) 建立民间文艺数据库, 完善民间文艺商业化使用机制

  目前, 我国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建立了名录数据库, 而对民间文艺却并未建立全国性的民间文艺数据库。笔者认为爱沙尼亚民间文艺数据库保护模式值得借鉴, 许可公众访问、查阅民间文艺数据库, 但需严格禁止权利主体以外其他人未经授权与许可进行商业化利用, 如有需要利用人必须与权利主体签订利益分享协议。无疑, 在市场经济潮流下, 对民间文艺诸如歌曲、舞蹈、美术、表演等的利用确能带来可观经济利润。但我国至今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商业化利用利益分享机制, 造成民间文艺原创地群体得不到应有报酬与补偿。笔者主张借鉴爱沙尼亚等国成熟的民间文艺管理与合理使用机制, 为民间文艺的权利人、传承人与使用人确立法律上的权利、义务与使用范围以及利益分享比例, 实现双方利益平衡。另外, 建立民间文艺数据库不仅可保护濒危的民间文艺, 又可为民间文艺的原创地居民分享利益提供有效依据, 更可防止剽窃者将现有的民间文艺申请专利或不当抢注商标, 从而保护民间文艺的发展繁荣。

  (四) 承认原创地群体权利, 给予财产与精神权利之保护

  民间文艺具有“群体性”特征。然而民间文艺原创地主体权利之缺乏, 乃建构法律保护体系之重大障碍。民间文艺最初可能是某一群体中的个人创造, 但随时间推移与历史传承, 融合了后来者思想、观点与才华, 使其具有新的内涵与气息。故民间文艺产生与传承使其具有个人与群体二元并存的权利主体结构。无论是个人还是群体的成果, 其均具有明显的地方特色与民族烙痕。而有关学者认为社会群体不能作为民间文艺的权利主体, 反而将权利主体归之于国家。亦有学者认为在有些情形下, 存在由多个地区或社群一起传承, 其具体创作源头无法考证。此时可考虑设定该作品由这些地区或社群共有。[2]这种把民间文艺规定为某地区或社群所有, 而并非具体个人, 乃惠益共享理念之表现。

  笔者认同后一观点, 并认为民间文艺作为某一社会群体的集体智慧结晶, 多数情况下其所有权应当属于该创造群体。事实上, 在特定情形下, 个人、社群与国家作为权利主体均有其合理性, 不能过于绝对化而欠缺通盘考虑。[3]而若仅以国家作为权利主体势必会削弱某一民族或群体的私权利益, 不利于民间文艺的独立健康发展。故为有效保护民间文艺的健康发展, 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应认可创作民间文艺群体的权益, 给予权利主体就他人以复制、改编等各种商业化使用获得报酬的财产权利, 以及享有诸如署名与禁止篡改歪曲的精神权利, 如此方能激发原创地群体传承民间文艺的积极性。

  四、结语

  总之, 在民间文艺案件纠纷中, 针对关于行使诉讼权利主体以及保护范围争议等现实困境, 必须充分借鉴外国成熟经验, 考察相关国家关于民间文艺的先进保护模式。诸如突尼斯的版权法保护模式, 巴拿马的特别法保护模式, 爱沙尼亚的数据库保护模式, 澳大利亚的司法判例保护模式等。笔者认为我国民间文艺保护体系的构建必须做到完善相关立法, 形成综合性的保护体系;健全救济机制, 构建民间文艺公益诉讼制度;建立民间文艺数据库, 完善民间文艺商业化使用机制;在立法与司法判例中承认原创地群体权利, 给予财产与精神权利保护。以此为诉讼权利主体行使权利提供法律依据, 明确保护范围, 以保障民间文艺之发展繁荣。

  参考文献

  [1]孙彩虹.国外民间文学艺术法律保护实践及其启示[J].河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版) , 2011, (02) :28.
  [2]管育鹰.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保护机制探讨[J].法律科学, 2016, (04) :103.
  [3]张洋.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权利归属之次序探析[J].知识产权, 2015, (07) :61.

相关文章
联系我们
  • 写作QQ:78307562
  • 发表QQ:78303642
  • 服务电话:18930620780
  • 售后电话:18930493766
  • 邮箱:lunwen021@163.com
范文范例
网站地图 | 网站介绍 | 联系我们 | 服务承诺| 服务报价| 论文要求 | 期刊发表 | 服务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