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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社会文化心理的法律移植认同机制(2)

时间:2018-04-08作者:依依
本文导读:这是一篇关于基于社会文化心理的法律移植认同机制(2)的文章,三、基于社会文化心理的法律移植认同机制 法律规则尤其是经移植而来的规则, 对于主体而言, 其绝大部分是外部规则。这些规则之所以被称为外部的, 有两层含义:除了是指空间意义上的来自域外文化或洋为中用之外, 还有

  三、基于社会文化心理的法律移植认同机制

  法律规则尤其是经移植而来的规则, 对于主体而言, 其绝大部分是外部规则。这些规则之所以被称为“外部的”, 有两层含义:除了是指空间意义上的来自域外文化或洋为中用之外, 还有一层意思是心理层面上的, 即它们并非来自主体内心的自发认同。

  (一) 法律移植社会认同的基础:心理过程

  社会认同 (social proof) 有时被称为“群羊效应” (herd instinct) , 指个体行为与他人保持一致时会产生觉得自己做得是对的感觉。所以, 移植的法律或外部规则若要得到人们的普遍服从, 就必须有一个心理上的认同与接受过程。而这一心理过程, 不仅仅是单个行为个体层面的, 更有个体所处的那个群体或社会层面的, 即个体认同与社会认同的双重过程。

  社会认同的心理过程包括三层可分解的内涵:若心里缺乏已有知识或图式就会学 (仿照) 别人;若别人在做, 则我亦可为之;若别人不做, 则我最好也别做。人们在过马路的时候, 面对红灯禁行的规则与信号, 时常就会有上述三种心理状态:若一部分守法行人选择了等待绿灯而另一部分行人在闯红灯, 行为人就会心里矛盾, 不确定自己该如何行事, 最终会在矛盾与不确定中作出自己的行为选择, 效仿他人, 或守或闯。若大家都在闯红灯, 则行为人也很可能会有一种冲动 (虽然理智上并不那么愿意) , 随众闯灯。又若大家都不闯灯, 唯独其一个人不守规则, 面对众人投来的异样眼光, 行为人会选择退缩甚至道歉。人类之所有会有上述心理现象与行为选择, 其中一个重要的假定就是, 群体中大多数人的行为往往是对的, 在自己举棋不定时随从众人而为之, 一般不会错。因为我们都是社会中的人, 自然有一种需要别人认同或获得他人承认的潜意识, 从而使自己有一种群体认同感的心理满足。

  许多心理学家都证实了这种群体性心理现象。美国社会心理学家M.谢里夫 (Muzafer Sherif) 早在上世纪30年代就曾做过一个试验, 测试集体中个别信息的传导与增强对群体中其他成员的影响力。在他的实验中, 参与者被放置在一个黑暗的房间里, 被要求盯着一个在其前方15英尺远的小光点。一段时间后, 他们估计光点移动的量。第一天, 每个人似乎都感知到了不同的运动量, 这就似乎确认了一定量运动的真实存在。而从第二到第四天, 参与者竟然普遍同意一个共同的猜测量, 对光点的运动距离达成了共识, 其他人也随之附和起来。事实上, 光点根本没有运动, 它是由一个视觉上的错觉 (被称为自动效应) 引起的。谢里夫认为, 这恰好模拟了人类社会中社会规范得以形成的社会机理。

  而“中国式闯红灯”的社会现象, 只不过是以另一种极端的情形反向证实了社会认同与信息性社会影响 (informational social influence) , 即外部规则被集体打破时, 行为人同样存在上述社会认同心理并受到其他群体成员的行为信号所传递来的信息影响。“中国式闯红灯”, 描述的是群体性违法行为 (信息) 对个体行为选择的不良诱导, 这正是心理学上的社会认同与信息性社会影响的作用。行为人的行为选择直接受到了群体其他成员的行为所传递来的信息之影响, 最终摆脱了犹豫不定的心理状态并使自己的行为服从于集体的一致行动。这也可以解释犯罪集团现象, 那些江湖义气很重的年轻人在共同犯罪时, 本不想实施某些过激的恶性犯罪行为, 但为了取得集团认同或承认, 为了不被他人笑话或排斥, 而不得不跟随集团其他成员一起疯狂。社会中, 很多群体性事件都是基于上述同样的心理机制而产生的, 比如, 人群中一人振臂高呼, 其他成员群起响应, 最终陷入集体无意识的盲从之中。

  这也就是说, 社会认同或群羊效应是人们在举棋不定的矛盾心理状态下, 受到身边其他社会群体成员的行为讯息影响而作出的服从群体行为一致性 (conformity) 的行为选择。但这并不必然等于说群羊效应下的行为本身就是正确的, 相反, 在很多场合下, 行为人的选择往往是错误的。对此, 我们在公民法律意识培育过程中应当予以警惕。这也正如杜贝利 (Rolf Dobelli) 所讲:“在经济泡沫与股灾的背后, 社会认同是一种邪恶的力量。”

  (二) 法律移植社会认同的表现:文化趋同

  当你到达异地他乡, 在等红灯的人群中举步不定时, 如果该地方的行人普遍不守交通规则, 则你很可能随众闯红灯。如果起初只是一两个人闯红灯而大多数人仍遵守规则, 则你极可能会在踌躇不定的矛盾心理中最终没有跨出违反规则的那一步。如果违反规则的人越来越多, 从三五个不断增加到人群中的绝大多数甚至几乎所有人时, 你或将不再心灵不安或犹豫不定, 而是坚定果断地跟随众人闯红灯。当违法成为习惯, 不论是外来人群还是本地原本守法的群众, 都将毫无心理障碍。当地众人皆守法而唯你欲图违规时, 面对众人异样的目光, 闯红灯的欲望或者冲动就会被抑制住。这一过程, 就是典型的信息性社会影响。处于这一过程中的人们, 经历着一个十分复杂的心路历程。从犹豫不定到最终果断坚定随众违规, 就是因为人群中的其他成员不断传递“可以违规”的错误信号。这个信号随着其他成员的不断加入而增强, 最终促使行为人下定决心, 加入到一起违法的集体行为之中, 随波逐流。

  道路交通法律中的红绿灯规则, 属于外部规则。从主体心理层面讲, 这些规则并非发自内心认同, 而是社会强加给主体必须强制服从的规则。依照人类本性, 通行与行走的权利, 本该遵循自由与便利的原则。但现实中的人是社会的人, 为了维护社会的有序存在, 就有必要对个体的行为进行规范和约束, 即社会为了某种秩序和效率而要求社会成员必须服从于一套外来的规则, 社会个体必须以之作为行动的依据和理由。直至该规则的内容被人们认为是合理的, 违背该规则是应该得到惩罚的, 该规则背后的文化趋同才算形成。

  因此, 如果无法一并移植背后的社会文化, 就只能对来自异域文化的法律规则进行本土化改造, 以使之适应中国的文化传统与习惯, 让中国公民能够从心理上认同与接受。正如霍姆斯所讲:“法律所体现的乃是一个民族经历的漫长的发展史, 故不能认为只包括数学意义上的规则和定理。”所以, 在法律移植的过程中, 我们应当努力把来自异域的规则体系予以中国化、本土化, 亦即努力使它们与中国的文化传统和生活习惯相融汇。

  (三) 法律移植社会认同的结果:角色形成

  法律移植社会认同的结果就是形成守法角色。在社会心理学家的眼中, 违法者在实施违法犯罪行为时, 其心理十分脆弱, 充满恐惧, 时刻保持着对周边情况的高度警觉, 任何旁观者或路人及时发出干扰信号, 都会影响到违法者实施违法行为, 有可能及时中止其违法犯罪行为甚至直接终止。从这个意义上讲, 做一个冷落的旁观者其实就是对他人违法犯罪行为的纵容。即便自己是一个合格的守法者, 但从社会角色与社会责任承担的角度讲, 这种“看客”式做法仍不能算是一个“好公民”。公民应当对社会或群体负有公共责任, 自觉维护公序良俗和群体秩序。

  在社会关系中, 角色与责任是互为因果的, 角色往往在承担责任与传递责任中形成。中国传统社会特别强调的是“责任”, 而不是现代社会所强调的权利义务。晚清以来的中国, 通过法律移植等手法建立起现代化的法治国家, 人们形成一种新式的社会关系图式, 即“权利-义务”模式, 却忽略了传统中国的“责任”模式。责任是一种依照道德律或道义感来约束我们如何行动的社会力量。而在以“中国式过马路”为代表的集体性违法现象里, 缺位的不只是“权利-义务” (执法不严) , 更主要是责任感的缺失。进一步讲, 缺乏这种责任感的当事主体不只是那些公然打破规则的人, 同时也包括那些守法者。虽然守法需要自律地约束自己, 但不等于说我们因此就可以对正在做违法的事保持“沉默”。每个成员对这个社会都有一份责任, 有了责任才有相应的角色;履行好角色, 也就表现出承担了相应责任。

  四、法律移植认同的路径:外部路径与内部路径

  我们凭什么要信赖法律?伯尔曼曾经给出一些理由, 要求人们以宗教般的热情去信服“法律”。但是, 除了与道德伦理或宗教有高度吻合的规范之外, 现代多数成文法都是通过仰赖国家才得以实施的, 其规范属性的威慑力与惩罚性可能是公众约束自己行动的外部动因, 也是个体接受法律的外部驱力, 尽管这种接受是多么地令人不情愿。以认同与否为视角, 法律移植存在两条路径:一条是外发型的, 即基于外部因素推动的自主选择;另一条是内源型的, 即基于内在心理因素的认同。当然, 这一划分也是相对的, 因为外部转化为内部的界线有时会有所重叠。

  (一) 法律移植认同的内部路径

  认同的内部路径首先表现为对外部事物的内化, 而内化有两种心理机制:一是顺应, 二是同化。同化是接受的高级形式, 是在顺应基础上将所接受的内容纳入到自己的知识结构之中, 最终成为心理内容的一部分, 甚至成为人格的一部分。除了内化, 在社会认同过程中, 主体之间相互影响的心理机制还包括规范性社会影响 (normative social influence) , 即为了获得群体的承认或认同而不得不接受群体的社会规范, 这是角色归属。顺应、同化、角色归属是认同的几种内部路径。

  1. 被动顺应

  从生物学的视角来看, 顺应 (acclimatization) 是指, 当环境发生改变时或当生物迁入新环境时, 生物对现有环境条件的生理适应过程。这种生理适应是环境条件逐渐诱导的结果, 有利于生物本身的生存。在生物界, 顺应是一种普遍现象, 在动物界表现得尤为突出。常见的顺应现象包括温度顺应、干旱顺应和光顺应等。皮亚杰将这一含义从生物学移植到心理学和认识论中, 所以在这里, 顺应指的是外部环境发生变化, 而原有认知结构无法接纳新环境提供的信息时所引起的认知结构发生重组与改造的过程。

  在着名的心理学家维果斯基看来, 人的高级心理过程是通过与社会环境交往的过程而逐渐内化的结果。由于新刺激的作用, 现有的格式会适当改变以适应外部刺激, 这个过程称作顺应。在法律移植过程中, 类似的现象尤为明显。供体的规则迁移到受体之中, 规则作为一个知识体, 其欲得到主体的认同或接受, 必然需要一个主体内化与接受的心理过程。在这一过程中, 个体可能需要改变已有的信念、习惯以达到自己的知识结构与外来规则的一致性, 这就是个体对外来规则的顺应。

  2. 主动同化

  同化就是把外界元素整合于一个机体的正在形成或已完全形成的结构内。通过内化并且不断地强化和巩固, 就可能产生同化。同化的结果就是使规则成为个体认知结构中的自动化规则系统的一部分, 在面临决策情境时, 个体的第一直觉反应就会是遵守规则。尤其当这些规则成为一种“义务性”的人格后, 个体不仅仅会自觉遵守规则, 而且如果自己违反规则就会产生内疚心理, 当别人违反规则, 则会产生厌恶或者愤怒心理。这些心理机制都是培养公民 (尤其是儿童) 形成守法规则的有效途径。

  特定文化背景下的人们已然具有相应的人格或民族性, 其在特定的社会系统中逐步形成了共同的价值取向与行为模式。所以, 不同的地域产生不同的文化, 因而具有不同的人格, 中华民族的人格或民族性, 事实上也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民族性。基于这种人格或民族性上的差异, 我们在移植西方法律规则的时候, 应当思考这些规则的“中国化”问题, 亦即异域规则或知识的同化问题。

  3. 认知约束

  加强个体对法律的认知, 是法律发挥作用的前提, 在我国, 这主要通过普法来实现。依照社会心理学的认知不协调理论, 人们为了自己内心的平静与和谐, 常于认识中去寻求一致性。而心理上的不和谐对于个人构造自己的内心世界是有影响力的, 所以, 其也常常推动人们去重新建构自己的认知。如果个人的法律认知已经形成, 那么一旦出现与法律规定不一致的认识与观念就可能会出现心理不和谐, 这种违反规则的信念就可能得到抑制。

  而如何加强普法, 提高行为主体的法律意识?从理论上讲, 普法是新规则 (包括移植来的新规则) 对行为主体构成内在约束力的重要途径。但问题不在于是否普法, 而在于普什么法和如何普法。普法表面看是普及法则或条文, 但其根本应当在于普及法意, 即规则赖以存身的思想意识与文化土壤。换言之, 普法必须与公民意识培育、契约文化建设相结合, 培育法意或认同感。过去的普法活动, 基本集中在一点, 即“法制教育”。普法活动内容基本集中在对宪法、法律与法规的知识普及, 而口号式普法手段基本类似于课堂上的填鸭式灌输, 其效果并不理想。造成这一困境的原因在于, 普法活动忽略了一个重要的社会视角, 即普及法意、确立法治精神。这需要培育公民意识、契约精神、自主意识、道德素质等等。其中最重要的, 也是国民意识中最缺的, 我们认为是公民意识与契约精神。加强公民意识与契约精神的培育, 才能使国民素质有了接受法治意识与规则知识的心理基础, 有助于所移植来的法律能得到国民的普遍接受和认同。

  4. 角色归属

  行为个体对群体行为规范的认同, 除了内化之外, 还包括群体规则的规范性社会影响力。规范性社会影响, 其影响力来源于集体思维下的行为主体追求和谐, 行为主体有服从集体的愿望和得到社会认同的心理需求, 也就是个体为了追求群体的身份认同 (identity) , 为了让他人能够喜欢和接受自己, 让自己的行为尽量与他们保持一致, 顺从群体习惯性行为标准 (规范) 。在这个过程中, 主体通常有两个不同的视角, 即属群视角 (ingroup) 与出群视角 (outgroup) 。二者的区别在于行为个体是否把自己视为群体内的一员, 即是否在身份上有一种社会认同感 (social identity) 。当身处群体内的行为个体能够 (在心理层面上) 对自己的身份有一种社会认同感, 感觉自己被群体所接纳和认同, 则会有一种属群偏好或集体荣誉感, 并努力维护这个集体及其规范。有研究表明, 群体内成员的行为对人们有着各式各样的影响, 当人们心理上感觉到该群组对他很重要时, 他就会改变自己的信念并努力使自己的思想、行为与该群体的社会规范保持一致。反之, 如果行为主体没有获得这种社会认同感, 就会处处以一种出群视角来看待群体的行为, 不会自觉维护集体的荣誉和规范, 并且特立独行, 行事处处不入格, 甚至时常无视该群体的规则而违法妄为。

  移植进来的法律在中国全新的土壤上, 面临着上述心理学的问题, 即如何使中国公民以一种属群的态度或视角来自愿接受这些外来的规则?说到底, 这是一种归属感, 是集体思维作用下个体渴望得到群体认同和接受的心理欲求。应对“中国式过马路”这类群体性无意识的违法现象, 我们有必要从心理引导与意识培育入手, 正确利用集体思维下群体规范的规范性社会影响力, 培育个体的属群意识与集体荣誉感, 增强社会认同度与市民责任感, 从而提高其守法自觉性。这就要通过教育宣传、信用评级等方式, 让违法主体看到在闯红灯的小“群”之外还有一个由守法市民组成的更大的“群体”。因此, 这种归属感或属群意识的培育, 除了要从主体自身的心理、认知等进行引导之外, 也需要从群体性规则的构建 (立法) 环节入手。立法者在制定、移植和认可法律时, 最好选择那些能与受体的文化传统与行为习惯相融合 (cohenrence) 的法律, 努力从源头上减缓行为主体对外来规则的心理排异。

  总之, 对于西方法律规则或知识体系之中国化, 我们在正确面对“脱域”及其缺陷的同时, 也要积极地寻求“嵌入”的路径和办法。例如, 首先, 要进行选择性移植, 把一些本来存在文化冲突与排异问题的规则提前排除在外, 防止造成日后的移植排异现象和司法实践中的“两张皮”现象。其次, 对所移植的目标规则作适当的本土化或中国化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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