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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社会文化心理的法律移植认同机制

时间:2018-04-08 10:10作者:依依
本文导读:这是一篇关于基于社会文化心理的法律移植认同机制的文章,如何在法律移植过程中, 探寻或培植出规则得以扎根的社会文化心理土壤, 这是通过法律移植来建构法治社会国家必须思考的问题

  摘要:法律的移植, 往往表现为法律规则的移植, 即移用条文化的规则。其实, 徒法不足以自行, 因为在规则背后, 还有更深刻的文化意涵和社会认同等社会心理支撑因素, 这些因素才是规则彰显约束力的内在原因。如何在法律移植过程中, 探寻或培植出规则得以扎根的社会文化心理土壤, 这是通过法律移植来建构法治社会国家必须思考的问题。展开深层次法意教化、培育公民规则意识、养成信守规则习惯, 是建构法治社会的必要途径, 但都离不开社会文化心理这一中介环节。而这一建构途径又分为外发型与内源型, 即强权主导下的威慑与惩罚以及来自个体内心的信赖与认同。

  关键词:脱域机制; 社会文化认同; 公民意识; 社会心理;

  人类行为到底遵循什么模式?为何在已有规则的情况下人们不遵守规则?为何面临严苛惩罚人们还是屡屡违法?这些本应是法学理论的根基问题, 法学理论却鲜有专门研究, 法律理论仍然奠基于趋利避害的生物本能行为模式。多数法律人囿于自身关于行为模式的朴素认识来设计各种规则, 可是当规则与人们行为之间产生脱节时, 我们是否需要探究规则与行为之间的其他环节呢?法律移植是规则与人们行为之间最容易脱节的领域之一, 关键原因是规则背后的社会文化心理难以获得同步迁移, 或者说生活在规则世界的人们缺乏对外来规则的心理认同。因此, 对规则的社会文化心理认同或许是人们面临规则进行决策时最为重要的心理动因。当前法学理论对于法律移植认同问题已多有研究, 其涉及并强调了信仰、情感等认同维度, 对于深化有关法律移植问题的认识具有重要意义。但是, 将移植的规则与主体的行为作为关系体一并考察, 并以当代主流心理学的理论架构揭示可能存在的中介变量, 再深入剖析这一中介变量的表现、机制、路径与形成等问题, 已有研究则较少涉及。

  一、规则与行为关系模式的认知心理学立场

  早在20世纪初, 美国心理学家华生 (J.Watson) 就提出了人们的行为是由环境或刺激决定的, 即着名的“刺激-反应”行为模式。依据该模式, 法律领域的个体行为完全是由规则决定的。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 这一模式的影响达到了顶峰, 直到认知心理学的出现而走向没落。认知心理学是上世纪50年代中期在西方兴起的一种心理学思潮, 其基本立场是:人类行为的基础是心理机制, 其核心是输入和输出之间发生的内部心理过程, 即“刺激-心理-反应”行为模式。这一模式因更加契合实际而成为心理学的主流思潮, 包括近年来在有关人类行为的决策理论方面所取得的进展, 都仍然隶属于认知范式。依据认知心理学的立场, 法律理论可能真的忽略了“规则-行为”之间还存在着关键的“心理过程”这一内容。

  显然, 这是一个比较抽象的学术问题。在此, 我们不妨从一个很有趣的社会现象或个案入手进行分析, 即“中国式过马路”。这种“有趣”表现在两个层面:首先, 明知交通灯规则之规定, 却无视规则之存在, 在聚集了一批人之后就集体横冲直闯过马路, 显然是法不责众的心态战胜了规则的束缚;其次, 这些闯红灯的人, 并不是法盲, 而是从孩提时期就开始背诵“红灯停、绿灯行”的一批人。人们在儿时尚能严格遵守这些规则, 但在长大之后却为何背弃?这显然不是规则发生了变化, 而是介于规则与行为之间的心理发生了变化。因此, 这已不是一个简单的穿越马路空间的物理问题, 或如何穿越马路的技术问题, 而已经成为一个社会文化层面的心理问题。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 我们确实可以相信, “一切比较重要的社会过程的最初起源, 应该到社会内部的构成中去寻找”。

  交通信号灯制度的兴起, 只是19世纪初的事情, 尽管据史书记载, 它也许有更远古的源头。这项制度, 早期源于英国, 后普及于美国, 而中国采用此项规则乃是晚近的事情, 属于法律移植。这项移植的规则, 在中国社会土壤中已存在了近百年, 但时至今日, 它仍然没有能够深深地扎根于中国社会。换言之, 这项规则虽然已经明文写入当今中国的法律, 且普遍应用于城乡交通, 但依然没能改变“中国式过马路”的现象。“中国式过马路”只不过是众多集体性违法行为和若干社会冷漠现象的一个分析性样本或案例代表, 它表明, 法律移植不只是简单地复制或搬移规则, 而更需要规则背后文化心理的重塑与培植。事实上, 法律移植的供体与受体之间一定存在差异, 我们不可以简单地将二者作同质性的预设, 因为“人类社会每个阶段都具有决定和影响法律移植的基本特征, 我们不应寻找适用于一切时空的单一的法律移植范式”, 而应具体、实证地分析其社会机理与结构, 并寻找适合于法律继受主体即当代中国所处的特定社会文化心理下的法律移植新路径。

  社会文化是规则的土壤, 而人们因规则所作出的行为则取决于对规则的心理态度。这种心理态度以特定的社会文化为内容就形成了特定的社会文化心理。如心理态度与规则的指向具有一致性, 其结果就表现为对该规则的社会文化心理认同。

  二、法律移植的别域异壤:认同缺失

  借助移植的生物学概念, 法律移植的最大困难就在于供体与受体之间的适配性。这种适配性客观上表现为受体是否具有相似于供体规则的社会文化, 主观上则表现为受体国度中的人们是否具有接纳供体规则的社会心理态度。因此, 如果能够综合主客观原因, 对法律移植问题的分析就会更加全面。将社会文化作为内容形成特有的社会文化心理, 就较好地把客观原因融合进了主观原因, 这显然是一种合适的路径。诚如沃森教授所指出的:“一项规则如果没有归属于某个法律文化, 那就不能称为法律。”任何一项法律规则, 从法律生长的角度看, 必然有其特定时空与文化下的社会背景。依照社会学上的脱域 (disembedding) 与嵌入 (embedding) , 如果要移植法律, 我们就必须想方设法将规则嫁接与培植到新文化环境中去, 让生活于异域文化中的行为主体能够接受并服从。这不是一个物理学上简单的空间移动过程, 而是社会文化层面上的对接与社会心理层面上的认同。

  (一) 规则违反的社会心理分析

  违反规则的情况每个国家都有, 表现形式或许类似, 但背后的动机或心理则迥然有别。特别是移植过来的规则, 因客观上缺乏信守的社会文化、主观上没有与之适恰的心理态度, 违反更为常见。例如最为常见的过马路现象, 根据交通信号灯的变化来作出是否过马路的决定看似简单, 其实是一系列判断和决策的心理过程。我们可以假设两种情境:单独过马路情形与群体过马路情形。

  第一种情境是行人单独过马路, 此时没有其他人在场, 行人完全根据自己的想法来决定是否要在红灯亮起时过马路。心理学的研究表明, 个体在做决策的时候往往受到两大认知加工系统的影响。第一个是自动化的直觉经验系统, 这种系统是本能性的, 反应快速。在它的支配下, 个体可以快速地做出决策反应。第二个系统是控制化的理性加工系统, 这种系统往往速度较慢。在它的支配下, 个体会对决策情境和结果进行理性的评估。这两个加工系统在个体决策的时候相互竞争, 直觉经验系统下的反应具有优势, 但是控制化的加工系统可以对直觉反应进行调控。在社会情境中, 当社会规则内化成个体自动化的义务性规则 (deontic rules, 又译“道义规则”) 后, 这些规则就成为直觉加工的内容。此时, 在面临道德和法律情境下的行为决策时, 个体往往会依据自己的直觉偏好, 自觉做出符合社会规范的第一反应。在交通规则执行得比较好的国家, 规则意识深入人心, 无论是红绿灯规则还是排队规则, 虽然是后天习得的, 但这种遵守规则的行为习惯不断得到重复和强化。时间久了, 遵守规则慢慢就成为一种自动化的第一反应。反观中国, 儿童比成人更能遵守“红灯停、绿灯行”。因为儿童在学校接受了规则教育, 他们是在有意识地执行这种规则。但是事实上, 在他们遵守规则的同时, 不断观看到的是成人对规则的违反。这时, 这种规则学习只是停留在理性执行的层面上, 并没有内化为个体自动化的规则系统。再来看成人, 无论是从皮亚杰还是从柯尔伯格的道德发展阶段理论来说, 成人的道德水平都已经到了自律性的阶段, 不再像儿童一样被动地、刻板地遵守规则。除了那些已经完全内化为直觉的道德规范之外, 在很多决策情境下, 成人会对规则本身做出理性评估, 他们会认为适当的时候规则是可以修正的。显然, 在中国, 遵守交通规则并没有内化为多数人内在的道德规范, 因此, 不存在红灯面前应该停止前行的直觉反应。相反, 他们产生了一种博弈心理, 会对成本和收益进行权衡。一方面, 在国内, 行人数量大, 行人信号灯时间较短, 转弯的机动车辆不礼让行人, 所以行人等待交通灯会增加时间成本。另一方面, 大多数情况下闯红灯都不会受到惩罚, 出现生命威胁的可能性也较低。因此, 在社会调查或者记者采访中, 很多行人都表示, 闯红灯是为了节省时间。这背后其实是博弈和权衡心理, 体现了社会的“同化效应”。

  第二种情境是群体过马路, 这可能是“中国式过马路”的一个典型表现, 即“凑够一撮人”闯红灯。当一大批人无视红灯穿过马路时, 即使那些平时严守规则的人也可能会尾随人群, 加入闯红灯的队伍。社会心理学家阿希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就发现了从众心理现象的普遍存在。个体在群体中的行为决策容易受到多数人意见的影响, 会自觉不自觉地和他人保持一致, 甚至在群体行为和自己的观点相冲突的情况下, 依然如此。在经典的从众实验中, 即使是被试者在自己亲眼看到两条线段不等长的情况下, 如果群体里其他人都认为它们等长, 大多数人会逐渐放弃自己的判断, 趋向采取和多数人一致的意见。因此我们可以想象, 假如一个习惯了“闯红灯”的中国人到了国外, 当他看到大家都在红灯面前止步时, 他极有可能会迫于群体的压力而采取和大多数人一致的守规则行为。此外, 法国着名社会心理学家勒庞明确指出, 个人一旦融入群体, 就会出现去个性化的倾向, 群体的思想和行为就会占上风, 这也是一种常见的群体心理现象。所以, 即使有人理智上认为“闯红灯是一种违规行为”, 但当他身处群体中时, 个人的道德价值观会发生弱化, 取而代之的是“反正大家都在闯红灯, 我一个人遵守规则也没多大意义”。虽然闯红灯并不是中国独有的问题, 但由于国内特殊的交通状况, 再结合个体典型的心理特点, 就造就了“中国式过马路”的特色现象。久而久之, 甚至成了一个地域性文化的标志或疤痕。

  不过, 在“中国式过马路”或类似的群体性违法事件中, 违法者身边往往同时存在守法人群。比如, 在红灯亮起时, 依法守候在路口的人数通常要远大于违法闯红灯的人数。面对“少数人”的闯红灯现象, 为什么守法者人群中鲜有人出来制止呢?对于这种旁观者冷漠的社会现象, 人们时常用道德理论来解释和指责, 并借助道德教育来试图寻找克服冷漠的办法。其实, 在这一社会现象背后, 除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们信奉少管闲事的处世哲学之外, 还存在“责任分散” (diffusion of responsibility) 这样一种社会心理现象。例如, 当我们遇到有人需要帮助时, 如果身边还有其他人在场, 则我们很有可能不采取施援行动, 而是寄希望于他人并观察其他人怎么做。其结果就是, 大家都成了相互推委、只看不动的“冷漠旁观者”。相反, 如果当时只有一个人在场, 则此人极有可能会立刻采取援助行动。这一现象, 往往发生在“责任没有明确分配的场合中”。

  (二) 别域异壤的社会文化考量

  法律的移植, 不是简单的规则采摘。在西方知识论哲学传统上, 有一种独特的客观主义知识观使人们相信, 知识是一个独立于物质与精神的“第三世界”, 即知识世界或语言是独立自主、客观实在的。由此似乎可以推知, 知识 (法律规则) 的异域移植完全可以独立进行, 而与第一世界 (物质世界) 和第二世界 (精神世界) 不相关。但事实上, 社会学的研究已经证明, 规则的移植要远比“第三世界”的时空位移复杂得多。它其实经历了社会系统或文化层面上的一次“脱域”与“嵌入”, 即处于特定社会背景下的规则或规则体系, 作为一个处于所谓“第三世界”的客观知识体系, 得“从彼此互动的地域性关联中, 从通过对不确定的时间的无限穿越而被重构的关联中脱离出来”, 再穿越时空, 被重新植入一个全新的文化情境与社会之中。这一社会机制, 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在法律规则移植过程中, 要把规则从原来具体的社会文化环境中抽脱出来, 经过脱域机制的作用而改变“背景性”基土。虽然规则还保留着原有的形式特征或文字表达, 但其实际功效已经出现不同。所以, 如何把供体规则成功地“植入”进全新的社会与文化土壤, 并解决不同文化间的主体认知、社会心理乃至行为习惯上的排异问题, 才是问题的关键。

  法律移植有效性的核心基础在于“信任” (trust) , 即使那些与移植之规则素未谋面的人也承认它的价值。因此, 承认与认同便成了对移植而来的规则建立起某种“信任”的关键环节, 这是法律得以深入人心并内化为行动理由的情感基础。人们对规则确立了这种信任关系或内心信奉, 规则才不会形同虚设, 最终才能内化为人们的行动理由。我国正处于高速发展之中, 许多时候是通过法律移植来建构中国法律体系的, 所以, 我们应当认真对待移植中的这一社会问题。有研究表明:“中国历史悠久, 有着独特的法律文化与法律观念, 然而……中国法律的现代演化, 大体上就是一个在现代化的名义下展开的法律移植过程。”

  同样的“红灯停、绿灯行”规则, 应用于中国的不同城市和地区, 会产生极为不同的社会效果, 因为它是一种制度性事实。这从另一个侧面也恰好证明了卡尔·伦纳的一项研究结论, 即表面上看起来同样的法律规则, 作为上层建筑, 可以应用在不同的下层基础, 但其应用的社会效果或功能会有变化, 换言之, “法律制度, 就其规范内容而言可以保持不变, 但它不再保留其先前的社会功能”。这种社会效果的不同, 并不是规则或字面上的差异, 而是根源于规则背后社会与文化方面的结构性差异。这是一个群体认同与个体认知的问题。所以正如弗雷德曼所讲, 法律是“社会的一个亚体系, 它持久稳固, 相对自给。显然, 它能自我调整并适应社会变化, 但其基础结构 (basic structure) 却牢固坚韧”。这也就不难理解, 为什么形式上相同的交通灯规则, 在不同的社会文化或下层基础背景下, 会有不同的功能或社会效果。

  所以, 我们可以从形式上移植外域法律规则, 但无法“完整地”移植其全部的根基与土壤。这些根基与土壤, 有些需要我们重新培植, 而有些压根儿永远也不会移植过来。比如, 我们可以移植交通信号灯规则, 却无法同时完整地移植其规则背后的契约精神, 更搬不来这种精神背后的古典自然法传统;我们可以移植许多规则甚至法典, 却未能在这片私念或“家”文化极其浓厚的神州土壤上成功嫁接上公民意识;我们可以引进相关的司法规则与制度设计, 却未能完全吸纳进那种权利救济与程序思维, 最终程序经常被扭曲为“过场”。

  总之, 所有这些问题, 都要求我们进一步去研究法律移植背后, 行为主体对规则的社会认同与个体认知过程, 剖析其心理机制与原理。因此, 法律移植的关键在于社会文化、社会心理的认同, 或称之为社会文化心理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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