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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家风内容的具体体现

时间:2018-05-15 16:29作者:依依
本文导读:这是一篇关于邓小平家风内容的具体体现的文章,小平作为老一辈革命家,始终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将马克思主义家庭观同中国传统家教融为一体,对家人既关心备至又严格要求,其家风有着丰富的内涵和鲜明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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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题目】邓小平家风研究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影响。
  【绪论】邓小平家风研究之关于如何处理各种关系绪论。
  【第1章】家风的基本概念和形成基础。
  【2.1】邓小平家风形成的思想来源。
  【2.2】“三起三落”对邓小平家风形成的影响
  【3.1】邓小平家风内容的具体体现
  【3.2 - 3.3】邓小平的“红色家风”特点
  【第4章】 邓小平家风对后人和社会的启迪
  【结论/参考文献】邓小平家风对净化社会风气影响结论与参考文献



  三、 邓小平家风内容的具体体现。

  邓小平作为老一辈革命家,始终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将马克思主义家庭观同中国传统家教融为一体,对家人既关心备至又严格要求,其家风有着丰富的内涵和鲜明的特点,最显着的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 朴实无华,重情重义。

  邓小平的家风内容就显现在成员们日常生活的点滴之中,展现在每个人的一言一行中。通过夫妻之间、父母与子女之间、与朋友之间及与人民群众发生的一桩桩普通平常的小事,展现出这个家庭朴实无华,大爱至深的家庭氛围。

  1. 对家人,深沉质朴。

  (1) 夫妻之间的关系。

  夫妻关系是组成一个家庭的核心关系,父母之间关系处理的如何将直接影响子女的心理成长,也会对其他家庭关系的相处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所以培养良好的家风,首先要有和谐美满的夫妻关系。邓小平和夫人卓琳,相伴走过了 58 个年头,期间经历了战争年代、困难时期等艰苦环境,不曾改变的是夫妻之间相互信任,同甘苦,共患难,心心相印的真挚感情,两人之间真挚的感情也深远地影响着他们的子女。

  1939 年 8 月,卓琳与邓小平结为夫妻,紧接着,她便和丈夫一起奔赴条件极为艰苦的太行前线。两人的相识还有一段趣闻,当时邓小平对卓琳一见钟情,托人去说媒,没想到卓琳并没有因为对方是领导干部而动心,反而表示自己想找一位有文化的有志青年共度一生,婉拒了中间人。邓小平只好亲自约卓琳见面,见面后向她详细讲述了自己的情况。当得知邓小平曾经有过留学法国的经历,她觉得这个人可能有点文化,这才同意与他交往。因有着相同的理想追求,两人在炮火连天的战争岁月里携手同行,邓小平在前方指挥作战,卓琳则一直从事革命教育工作,二人为祖国事业和个人家庭共同奋斗。

  直到 1952 年,两人结婚 13 年后,在邓小平同志由西南局调往中央工作时,卓琳才领着一家老少到北京团聚。在卓琳到达北京后,作为党和国家高级领导干部的邓小平,对她的言行提出了要求:不要到外面工作,不要出风头。就这样从那时起,卓琳辞去了外界所有的工作,作为邓小平的生活秘书,只在家中为他整理文件,照顾家人们的起居,专心做起家庭妇女,孩子们称她为家里的“总理”。邓小平对夫人的教育方法非常放心,从来没有异议,基本不干涉。

  他们的女儿邓楠曾经就自己父母的关系谈道:“在 60 年代的困难时期,国家对高级领导干部保留着一些照顾。但家里人口多,配额的油和肉,不够一家人吃。我妈妈就让父亲单独吃,他不干。妈妈就派我去陪他吃。一段时间后,他又不同意,坚持要跟全家一块儿吃饭。后来,我妈妈就给他一个人单独炒一个菜,他又把这个菜分给大家吃。到最后,他一口都没吃,全分给别人了。”从夫妻二人的这段“斗智斗勇”的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两人互相照顾、体谅对方,共同分担家庭责任,又不愿让对方为难的心情。

  邓楠说:“平时父亲母亲之间很少有意见向左的时候,因为父亲一直都在外面处理工作,家里的事情基本都是妈妈一个人操持,对于妈妈怎么处理家务事,父亲从来没有其他的想法,因为他十分信赖母亲。我觉得他们两个配合得非常好。”

  卓琳性格大大咧咧,爱说爱笑,邓小平则总是话不多,女儿邓榕介绍说:“虽然表面上看他们一个外向,一个内向,但实际上他们的共同之处很多。比如说,他们两个人都是非常真诚、纯粹的人,没有那么多的心计,对生活的要求也比较简单。实际上他们的心底,他们的内部,有很多内在的东西,都是非常相通的,都是很融和的。”子女们表示几乎没见过自己的父母吵架,他们两人的关系非常融洽,特别是夫妻间对彼此非常信任,更加难能可贵的是,无论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中他们都能坚守这份信任。

  他们夫妻二人是因有着共同的目标追求而走在一起的,子女们的择偶观也深受父母的影响。他们把像父母这样有共同精神追求,不图名利,相濡以沫,遇到困难挫折依然不离不弃的夫妻关系,当做建设自己家庭生活的榜样和典范。

  (2) 与长辈之间的关系。

  孝敬老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邓小平的家风中也有着充分的体现。邓小平一家是个大家庭,在这个家中,年龄最大的是小平同志的继母夏伯根,实际上夏伯根老人只长小平三四岁,但邓小平一直将她当作母亲来对待,邓家儿女对她也十分亲热不分什么亲祖母、继祖母。一直等到 1950 年重庆解放,邓小平同志与夏伯根才第一次见面,当邓小平知道夏伯根在乡下独自一人操持邓家老小的生活起居,十分不易之后,决定将她留在自己身边,以便更好地照顾她。此后,夏氏便一直留在邓小平身边,成为这个家庭的一员,受到邓小平夫妻及子女的关系和照顾。她也将自己的辛勤劳动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邓小平后半生的工作事业,将自己勤劳、善良、朴实、奉献的品格融入邓家的家风内涵之中。

  1952 年夏伯根跟随邓家一同到了北京,建国初期,邓小平同志日理万机,卓琳的工作也十分繁忙,夏伯根在家中操持家务,邓家很多事务全由夏氏料理。天还没亮,她就开始了一天忙碌的生活,先是准备一家人的早餐,送走一波又一波上班、上学的大人、孩子,又开始忙别的家务,紧接着,又要忙着准备中午饭和晚饭,她忙碌着又乐在其中,十分享受照顾一家人的成就感。家里的孩子们得到老人的照顾,也与她很亲近,经常和她谈心,卓琳与夏伯根婆媳两人共同照顾一家人的生活,关系也十分和睦,全家人对夏伯根非常尊重,都称她为“老祖”,老人家对自己的生活十分满足。

  在“文革”时期,邓小平同志被下放江西,临行前,邓小平不放心继母的生活,于是提出要带夏伯根老人一起去江西,得到了批准。在江西,一家人需要自力更生解决吃饭问题,在她的带领下一家人学会了锄地种菜等农活。她比以前更加操心家中的缝补浆洗,吃穿用度。她十分了解一家人的口味,知道邓小平喜爱喝酒,习惯用豆瓣酱佐餐,在江西条件极为艰苦的情况下,酿出了自家的酒和豆瓣酱,为苦涩的生活增添了一丝幸福的味道,改善了一家人的生活和心情。她运用中国传统农家妇女的勤劳智慧,利用手头有限的开销,保障了一家人的生活能够维持正常运转。

  为了表达自己对受到邓小平夫妇照顾的感激之情,夏氏主动承担起抚养邓小平孙辈的任务,她几乎没让邓小平夫妇操心劳神,将小孩子带在自己身边,一个接一个地抚养大,让孩子的父母们安心工作不用分心。当孩子们长大成人后,她依然劳作不减。然而她自己的三个亲生女儿,却鲜有时间和精力顾及,除了小女儿邓先群跟在她身边,其他孩子的生活几乎都没有得到过她的照顾。她用自己朴实无华的付出和牺牲,保障了邓小平一家人工作和生活的开展。邓小平将她看作是值得爱戴的长辈,卓琳将她看作自己的有力帮手,孩子们更是把她看作最慈祥的奶奶。

  夏伯根老人与邓小平母子情深,时刻挂念惦记着对方。在邓小平晚年住院时期,夏伯根十分惦念邓的病情,又无从知晓,只好不断问家里人:“宝忠回来了吗?”张宝忠一直在邓小平身边从事警卫工作,只要宝忠回来了,就意味着邓小平没有大碍。直至一天,张宝忠回来,带来了邓小平同志仙逝的消息,夏伯根忽然一下子就衰老了许多,精神大不如从前。邓小平同志逝世后,邓家子女继续照顾起敬爱的老祖,就像当年老人照顾自己一样细心,在他们的悉心照料下夏伯根活了 101 岁。

  除了夏伯根老人外,邓小平广安老家还有一个长辈,就是他舅舅淡以兴。解放后,邓小平同志虽然位高权重,但他不希望打着自己的名号给一辈子务农的舅舅安排官位,谋求权贵。然而这不代表邓小平不关心他的生活,他每月都会从自己仅有的工资中抽一部分钱寄给自己的舅舅,直到他去世为止。

  (3) 与晚辈之间的关系。

  邓小平夫妇对子女的关爱,既有父母对子女日常生活起居的关心,更多的时候子女们是从父亲的“身教”中得到教育的,父亲在面对困难时刻的沉着应对,在人生低谷表现出的乐观豁达,在面对诱惑时的坚守原则,都成为邓小平对子女上的一堂堂生动的家庭教育课,使子女自觉养成良好的生活和工作习惯。形成了民主、自由又不失规矩、原则的家庭氛围。

  在关心子女的成长生活上,邓小平和中国大多数父亲一样,不善于直接对孩子表达自己对他们的爱和关心。在家中经常是子女们谈天说地,他只在一旁静静听着他们聊天,很少加入话题讨论,子女们也几乎没有收到过父亲的家书。他对子女的爱很少用文字和语言表达,却在背后为他们默默做了许多。他的大女儿邓林出生在抗日战争年代,由于年龄太小跟随部队不方便,便被邓小平夫妇寄养在老乡家中的,当时农村的生活条件、卫生条件差,邓林从小就体弱多病,身体状况一直很差。解放后,邓小平便将她接回自己身边,悉心调理,带她到各大医院看病治疗,帮助她逐渐恢复健康。在文革的特殊时期,邓小平夫妇在自身生活都难有保障的情况下,仍放心不下身体欠佳、单身一人的邓林,希望她能够将工作的地点安排在江西附近,以便能够照顾她。

  另一个让邓小平时刻挂念费心的是他的大儿子邓朴方。由于“文革”初期,邓朴方遭受迫害导致身体残疾,只身一人留在北京无人照料,邓小平对此十分担心和歉疚,深感是因为受到自己的影响,才使得正值壮年的儿子遭此责难,他就此事专门向中央申请将邓朴方送到江西自己的身边,由他们夫妇二人照料他的起居。在他写给中央的信件中提到:“我们做父母的,在情感上不能丢下不理。”虽然自己已经是六七十岁的老人了,卓琳也将近 60 岁,两个老人照顾一个瘫痪的青年,所要面临的困难之大可想而知。邓朴方到江西后,邓小平坚持给儿子翻身、擦洗,没有多少话语,只用自己的行动表达着对儿子歉意。然而父亲为照顾自己写求助信的事情,邓朴方当时并不知道,过后邓小平也没再和子女们提起。父爱如山,他在背后默默关心惦记着子女的成长。直到 2004 年,正值邓小平同志诞辰 100 周年,邓朴方来到邓小平故居陈列馆,才第一次见到当时这些信件的真迹。他看着这些信件很长时间都没有离去,深感父亲的一片良苦用心,感慨“可怜天下父母心”。

  邓小平身上体现出中国传统父亲对子女含蓄的爱,他对孩子的关心更多体现在日常生活行为的点滴中,很少直接表达出来,这与他幼时接受的中国传统教育不无关系。同时,他的对子女的教育方式又有西方民主自由的一面,给了他们很多的自由空间,没有束缚他们的天性,邓家的子女成年后多表现的自信开朗,充满朝气,这样的家庭氛围与父亲的教育方式有很大关系。

  在他退休那天,家中的孙辈们亲手装饰了一面墙当做是送给爷爷的礼物。上面写着:

  “1922——1989——永远。”表达了他们对老人的美好祝福,他们又送上自己亲手制作的贺卡,上面这样写着:“愿爷爷和我们一样永远年轻。”这些日常的、不经意的行为举止,正是邓式家风的具体展现。这是祖孙两代人情谊的最好见证,体现出邓小平和孩子们相亲相爱的情感。

  2. 对朋友,坦诚真挚。

  对待朋友坦诚真挚、与人为善、开放豁达,与他们在事业上相互帮助、扶持也是邓小平家风十分重要的内容。邓小平同刘伯承、周恩来、陈毅等多位老一辈革命家从青年时期便相识、相知,之后又一起历经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在炮火中并肩战斗结下了深厚友谊,他们之间经受过战火考验的革命情谊,在岁月的洗礼下愈发厚重,并且他们的家庭之间也深受感染,相处地十分融洽,将这份珍贵的友情传递到了下一代。

  《邓小平文选》中收录的唯一一篇悼词就是《悼伯承》,邓小平在文中深情回顾与刘伯承长达几十年的真挚友谊,并对刘伯承一生取得的成就、高尚的风格和卓越的才能给予高度评价,他写到“我和他长期共事,相知甚深。他的辞世,使我至为悲痛。”“我比他小十多岁,性格爱好也不尽相同,但合作得很好。人们习惯地把‘刘邓’连在一起,在我们两人心里,也觉得彼此难以分开。”刘邓的合作最主要的阶段是在指挥一二九师进行作战时期,他们两人在思想与韬略上的精诚合作,是部队素质过硬的制胜法宝。

  部队的人都知道,凡是邓小平同志做过指示的事情,再问刘伯承,刘师长一定说:“按邓政委讲的办。”同样,只要刘伯承表过态的事情,也无需再去请示邓小平,因为他一定会支持刘师长的决定。两人在工作中相互信任、互相尊敬,在队部上下赢得一致好评。

  在师部邓小平十分注意尊重刘伯承师长的权威性,他的这种尊重不仅仅体现在日常工作的互相支持上,更难能可贵的是,刘伯承作出的战略上的重要计划,小平同志也一定是积极支持、坚决执行。恰是因为邓小平坚决拥护刘伯承的各项作战规划,使得刘伯承不管在战役指挥中面对怎样的艰难险阻,都能始终坚定地贯彻作战思想,专心指挥部队有序战斗。他们两人的情感不只体现在工作的默契配合上,在平时的生活上更是少不了关心、牵挂。由于刘伯承眼睛受过伤,为了照顾刘伯承的身体,邓小平常常提醒部队工作人员:

  大家要照顾师长身体,小事情要少麻烦刘师长,大事再找师长定夺。受两人的影响,两个家庭相互之间的往来也十分频繁。邓小平的大儿子邓朴方的名字便是刘伯承给起的。

  关于这个名字的由来,还有一段两家人的逸闻趣事。1944 年,邓朴方在八路军总部的驻地山西省辽县(现在的左权县)出生,只取了个乳名“胖胖”,就被留在当地一个农民家中抚养。直到 1945 年,才被接到了一二九师司令部。一天,刘邓两家人在师部院子里聊天,卓琳对邓小平说:“儿子该取个大名了。”邓小平点点头说:“不如也给孩子取名叫太行吧,邓太行。”刘伯承在一旁不禁笑了起来,刘伯承的儿子刘太行 1939 年 3 月也是在太行山区出生的,根据家谱正好又是太字辈,故起名“刘太行”。邓小平也意识到这个名字不合适,于是便对刘伯承说:“师长,你的儿子占了我们的名字,你得给胖胖起个名字。”刘伯承看推脱不了,稍加思索一番说:“这孩子长得朴实方正,就叫‘朴方’怎么样?”大家齐声说好。可以为对方的子女起名,这件事情虽小却足以可见两家人之间的感情之深,直到邓朴方成年后,还常常向别人提起自己名字的由来,纪念刘邓两家人亲密无间的情谊。

  周恩来与邓小平早在法国留学时期就已经相识。1922 年 6 月,旅欧的 18 名中国勤工俭学留学生齐聚法国巴黎郊区的布罗尼森林,建立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推举赵世炎、周恩来等人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办公地点被确立在巴黎十三区的一座简陋的小旅馆内。邓小平于这年夏季正式加入了他们,对年轻的邓小平来说,周恩来同志就像是自己的一个兄长,给予自己各个方面的帮助和支持。他与周恩来同志自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回国后,两人在国民党白色恐怖的危险环境中,一同在上海从事着党的地下工作,一段时期中两家人同住在一栋小楼里,在工作和生活上互相帮助。“文革”时期,周恩来尽自己所能,保护邓小平受到最小的伤害,他亲自批准邓朴方回京治疗,在自己重病期间不忘举荐邓小平同志复出工作。虽然两人的性格不同,做事风格也有很大差异,经过半个多世纪生死与共,风雨同舟,两人成为彼此息息相通的知己。邓小平夫妇一直收藏着一张周恩来赠与他们的相片,直到邓小平过世之后,卓琳还将这张照片放在卧室内,纪念二人珍贵的友情。邓小平和陈毅最早相识是在 1930 年。那时他们不在一起工作,邓小平在上海的党中央工作,陈毅则在福建从事革命工作,他们在陈毅向党中央汇报工作时才第一次见面。

  之后,两人一起在中央苏区共同工作和战斗过。1957 年,两家人搬进中南海成为邻居,住在一条胡同并排的两个四合院里。邓小平同志的小女儿邓榕和陈毅的小女儿珊珊同岁,每天一起上学一起玩耍,两人不仅是彼此儿时的玩伴,更是成为了一生的好友。邓小平知道陈老总喜欢吃榴莲,所以每当有人送来这种水果,他总是要把大部分都送给陈老总。有时候,邓小平得到一点好的葡萄酒,也经常送到陈毅家一起品尝。在陈毅和张茜夫妇去世后,邓小平十分痛心,同时也关心陈毅子女的生活,他说:“别的人我都不管,就管珊珊一个,我收她当个女儿!”

  3. 对下属,体恤关心。

  邓小平同志工作十分繁忙,却时常怕自己给身边工作人员添麻烦,同时又非常细心地关心着身边的每一名工作人员,丝毫没有领导架子。

  曾在邓小平身边工作过的几位护士回忆,自她们到邓家工作的第一天开始,伴随着人生的每一个阶段,从谈恋爱到生子,邓小平夫妇都把她们当作是邓家的家人一样看待,生了孩子两位老人还会送孩子礼物,还会关心地将孩子抱来自己身边。小平同志不想给医护人员增添任何压力或麻烦,更不会向医护人员要求特殊照顾,就算自己身体有什么不适都很少主动提出来,老人家的很多不适都是凭借医护人员仔细观察才及时发现的。

  1976 年,邓小平同志由于身体不适,住进解放军 301 医院,根据医生诊断需要进行手术治疗,主刀医生为李炎唐。到手术前,李医生在做最后一次术前查房时,邓小平和卓琳让李医生“坐”着查房。卓琳先问医生:“你看手术后可能会有什么问题啊?”邓小平同志接过话茬说:“你不懂,不要问。”接着他对医生说:“我相信你们医院,会尽最大努力来治病,天下没有绝对的事情,万一出了问题,由我跟我的全家负责。”说完后,邓楠马上说:“我们全家负责,你放心好了!”小平同志又安慰李主任:“今天晚上你好好睡觉,不要有顾虑。”直到手术开始注射麻醉药之后,他脑子依然清醒,见到手术医师们,他再一次给他们减轻压力:“我没事,你们放心做!”李炎唐后来回忆这段往事时仍十分感动,他说,从医以来还没有人对自己说过这样的话,在自己忍受着病痛折磨的时刻,还能够设身处地地为医生着想,体谅医护工作者的不易。

  施燕华大使曾经多次作为领导人翻译,陪同邓小平同志出席各种外事活动。有些国家有高级领导人访问时,在宴会上不特地给翻译安排位置,所以翻译吃不上饭是常有的事。在一次国宴上,为了做好翻译工作,施燕华一直坐在了邓小平身旁,决定等宴会结束后自己再解决吃饭问题。邓小平同志看到自己身后一直工作的施燕华顾不上用餐,很是心疼,然后便将自己的食物分给身旁的施燕华一起享用。在国内虽然翻译可以坐在主宾旁边,一起分享一桌的美食。然而宴会经常成为邓小平与外国领导人沟通交流的洽谈会,所以翻译依然会很忙碌。细心的邓小平总是谈一阵然后对外宾说:“我们现在‘暂停’,让翻译吃点东西。”等到上甜点时,他常常会将自己的甜点让给施燕华,对她说:“女娃子爱吃甜的。”施燕华对这一个个工作中的小细节印象深刻,小平同志能够在繁忙的工作间隙,如此体恤下属,细心关照普通工作人员的感受,这种细致入微的行事作风使她深深为之感动。

  4. 对人民,平易情深。

  邓小平是一位伟人,他在各方面都取得了杰出成就。十分难得的是面对普通百姓朴实低调,不摆领导架子,不在群众面前邀功,他从来没有高高在上,将自己绑在功劳簿上,他保持着一颗平常心,喜欢把自己看作是广大人民群众中的一员,也十分喜欢跟群众在一起。每逢到各地考察,他都要求接待工作一切从简,尽量不要影响百姓正常生产生活,不要搞封路、封山、闭园,有时在途中遇见老百姓他还会主动和他们聊谈。

  1980 年夏,摄影师杨绍明受邀同邓家一起攀登峨眉山,当时小平同志已经 76 岁,陪同人员劝说他乘车前行,他坚持要自己走上去。爬了一段路程后,恰巧路边一位老太太正在歇脚。小平上前问道:“老人家,离万年寺还有多远?”老太太一时没有认出邓小平,随口答道:“不远了,就在前面。”小平点点头,招呼一行人继续前进。正在这时杨绍明按下了相机快门,这不经意的对话被照相机记录了下来。等爬山队伍走过,老太太才回过神,这才意识到刚才问话的是邓小平!她紧赶几步走上去,来到邓小平同志面前就要下跪,感谢他给老百姓带来了富裕生活。同行人员赶忙将她扶起,小平同志则笑着说,“又不是要拜菩萨”。后来这张照片被命名为《乡情》,在全国性的摄影展中还获得了银牌奖。

  小平同志对这张相片也非常喜欢,在他 80 岁寿诞时,他还为这张记录下他和百姓亲切感情相片题上“登峨眉山”几个字,纪念这一美好经历。

  小平同志对人民的感情是十分质朴,又十分浓厚的。邓小平同志对于人民的热爱,并非体现在讲出了一堆高深的大道理,而是当工作遇到具体的实际问题时,他能够坚持群众路线,通过自己的思考,提出切合实际的解决方案。《邓小平传》中就记录了一次他在抗日战争时期做群众工作的经过。在 1941 年 10 月,山西黎城县出现了一个名为“离卦道”的组织,拥有教徒五六百名,这些人被当地的汉奸、特务所利用和控制,在他们的鼓动下袭击抗日根据地,服务日本侵略者。邓小平同志对这件事情提起了高度关注和重视,他的政治敏感性提醒自己这不仅仅是邪教徒破坏抗日的问题,更反映出在当地的群众教育工作和文化宣传工作中存在一定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问题。于是邓小平同志提议,要将根据地的文化工作者召集在一起,开会讨论如何进一步在边区做好群众教育工作。在这次大会上邓小平指出,边区的广大文化工作者要吸取这次事件的教训,牢固树立起为广大群众服务的观点,深入群众中去,了解群众诉求。创造出真正贴近百姓生活,表达百姓心声的文艺作品,用大众能看懂、听懂的形式开展教育活动。使百姓在寓教于乐中理解和明了共产党是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党,八路军是人民的军队,从而提升对党和军队的认识,积极主动投身到抗战中去。

  在这之后,根据地迅速组织起各种形式的文化宣传队伍,深入到田间地头,在百姓身边开展起文艺宣传和创作活动,此举收到良好效果。邓小平同志用他的实际行动告诉我们只有想群众所想,急群众所急,才能倾听百姓呼声,了解百姓需求,只有亲自用双脚去丈量土地才能拥有真实的获得感,才能被群众所认可,从而做好群众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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