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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洋务运动失败的因素

时间:2018-10-18 10:52作者:章云峰
本文导读:这是一篇关于浅析洋务运动失败的因素的文章,1840年英国的炮舰、1853年美国的“黑船”分别冲开了中国和日本的国门, 各种不平等条约接踵而至。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 为了避免在沦亡之路上越陷越深, 中日两国都被迫选择通过自身的改革以期完成自救。

  摘要: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的洋务运动, 是晚清政府在内忧外患下为了挽救其统治被迫采取的一场不自觉的近代化运动, 但最终以失败告终。本文拟从传统封建社会盛世治理经验对晚清社会体制改革的束缚;教育改革步履维艰, 无法培养出近代制度改革和创新所需的人才;顽固派的阻挠三方面探索洋务运动失败的原因。

  关键词:洋务运动; 中体西用; 盛世; 科举制; 顽固派;

  1840年英国的炮舰、1853年美国的“黑船”分别冲开了中国和日本的国门, 各种不平等条约接踵而至。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 为了避免在沦亡之路上越陷越深, 中日两国都被迫选择通过自身的改革以期完成自救。中国以1861年曾国藩创办的安庆内军械所为标志, 洋务运动兴起。但是, 1894年, 中日甲午战争中国的战败以及《马关条约》的签订, 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失败。而日本当时进行的明治维新改革却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同为外源性变革模式的典型, 为什么中日两国的近代化之路有云泥之别?学界从多视角分析了中日两国在近代化转型时期的差异, 普遍认为当时中国转型失败的原因主要在于制度的固化, 洋务运动没能改变晚清政府腐朽落没的制度, 最终使得富国强兵之路大打折扣。基于此, 本文主要分析洋务运动在制度变迁中无法实现改革或创新的原因。
 

洋务运动

 

  一、传统封建社会盛世治理经验对晚清社会体制改革的束缚

  盛世一般是指中国社会发展中, 国家从大乱走向大治的特定历史阶段。清史学者戴逸先生曾经强调:盛世是在较长时间内保持稳定繁荣的一个时期。可见, 盛世应具备的条件是, 国家统一、经济繁荣、政治稳定、国力强大、文化昌盛, 等等[1]。中国历史上出现过的盛世都有共同的特征:一是消除了外患, 国家统一, 社会安定, 经济上富足;二是文化影响力辐射周边地区, 有强大的吸引力;三是持续时间较长, 特别是清朝的“康雍乾盛世”, 持续时间长达133年。盛世的具体表现是:“五亩之宅, 树之以桑, 五十者可以衣帛矣。……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 ……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黎民不饥不寒, 然而不王者, 未之有也。”[2](P5)盛世的执政者一般都会采取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财政政策, 减少行政开支, 避免大兴土木和对外扩张, 通过儒家教化而非军事高压来维护社会秩序, 以保证王朝政治的绝对稳定。

  但是, 长期的盛世会使统治者过分盲目自大, 当中国卷入资本主义世界生产体系时, 其对国家治理产生的负面效应越来越明显。一是容易陷入封闭保守的思想, 弱化对外界的沟通交流。农耕文明的执政者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维稳, 统治者认为, 将占社会绝大多数的农民束缚在土地上以实现人地和谐, 文明就能生存、发展下去, 而对外扩张、交流产生的收益不大, 闭关锁国更利于实现秩序的稳定。因此, 晚清政府陷入封闭保守的思想中, 采取闭关锁国的政策, 弱化对外界的沟通交流。二是解决社会主要矛盾基本沿用“贤君德政”的思路, 强调在不改变“英明”的君主专制的前提下, 通过对落后生产关系的保护或微调来保持制度的超稳定状态, 对生产力的发展极不重视。正如美国著名学者费正清强调:“……既不注重财富的积累也不强调经济发展, ……缺乏发展外贸和革新技术的动力……”[3](P5)闭关锁国的晚清政府对生产关系和生产力这一组矛盾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认识不清, 无法在实践中通过全面的制度改革和创新实现近代化转型。

  在欧风美雨入侵的过程中, 洋务运动逐步兴起。在内忧外患的形势下, 晚清政府试图依靠“取洋人长技”的洋务运动来拯救腐朽落没的封建统治, 其指导思想是“中体西用”。从表面上看, “中体西用”的思想比封建顽固派“人心重于技艺”的思想务实, “夷夏之辨”“天朝大国”等封闭的民族主义思想观念在世人眼中略有转变, 但是, 洋务派对传统体制的看法和治国理念与顽固派没有本质区别。闭关锁国的政策使清王朝认为, 西方列强的技术尽管在当时是先进的, 但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基本制度方面仍是“蛮夷”水平, 因此, 可以在传统制度不变的情况下, 嫁接西方的技术, 即“中体西用”。马克思主义认为, 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两组矛盾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 而改革就是革去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各个环节, 使之更加适应, 更重要的是, 改革不是对体制细枝末节的修补, 更多的是对各项制度的“外科式手术”。而洋务运动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不是为了建立新的生产关系, 发展生产力, 而是为了维护腐朽的封建制度。“中体西用”的洋务运动从根本上看是在“心腹之害”和“肢体之患”之间“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做法, 认为实现“西用”可以“剿发捻, 勤远略”, 更好的地维护“中体”, 但实际上, 这场本末倒置的运动注定不符合中国发展的实际, 从而陷入传统封建制度“一乱一治”的死循环中, 最终以失败告终。

  二、教育改革步履维艰, 无法培养出近代制度改革和创新所需的人才

  制度改革和创新都需要大量人才, 而人才是通过教育培养起来的。在洋务运动中, 洋务派除陆续创办近代军工和民企外, 还对传统的教育体制作出调整, 以适应洋务运动发展的需要, 如设立京师同文馆和各式学堂, 官派幼童赴美留学, 分遣学生赴欧学习。但是, 对教育体制的微调始终在“中体西用”的指导思想下进行, 只是为巩固封建专制统治服务, 无法触及教育的本质——对灵魂和科学的普遍关注, 在幼童赴美留学中, 这一问题突显。1872年8月, 第一批幼童开始了赴美求学之路, 清廷规定:学生出洋后, “肄习西学仍兼讲中学, 课以孝经、小学、五经及国朝律例等书, 随资高下, 循序渐进。每遇房、虚、昴、星等日, 正副二委员传集各童, 宣讲圣谕广训, 示以尊君亲上之义, 庶不至囿于异学”[4] (P412-413) 。这是典型的“中体西用”的教育方针。同时规定, 这些学生不准半途而废、不准加入洋籍、不准在国内外自谋职业, 一律“听候总理衙门酌量器使, 奏明委用”[4](P413)。

  产生上述情况的主要原因较为复杂。在当时, 从中央到地方, 不管是奕?、文祥, 亦或是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 这些洋务运动的“中流砥柱”或是满清皇室, 或是科举入仕, 抑或军功晋升, 他们都没有接受过西式教育, 亦未亲察西情, 对西方自然科学和人文社科知识不甚了解。他们自幼接受的是严格的封建传统教育, 是忠实的纲常名教信徒。他们害怕“用夷变夏”, 因此, 节制西学, 把以西学为主的新式教育依附于科举制引导的旧教育体制下, 妄图控制全部的精英资源, 为封建专制统治的维护和延续提供智力支持, 把学生培养成“尊王上亲”的封建奴才, 这极大限制了人才的发展。和日本明治维新时教育普及以及“和魂洋才”教育目标等教育改革不同, 洋务运动给教育带来的不是改革, 只是教育内容的简单增加, 在传统八股取士的基础上, 增加了天文、算术等西文、西技内容而已。在洋务运动中, 教育改革的滞后使知识精英既丧失了创造力, 更失去了变革制度的勇气, 只能利用学到的一招半技去修补封建专制统治。

  三、顽固派的阻挠

  腐朽封建的晚清政府中, 顽固派是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后期逐渐发展起来的, 与洋务派不同的是, 顽固派强调儒家的伦理道德、社会政体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永远不能被削弱改变, 相对于西洋技艺而言, 具有永恒的价值。其代表人物倭仁一直对洋务派的“师夷”持否定态度, 强调“立国之道, 尚礼义而不尚权谋;根本之图, 在人心而不在技艺”[5](P24)。封建顽固派认为, 洋务派“自强求富”的主张和“祖宗之法”“圣人古训”相违背, 洋务运动的推行会瓦解封建帝制, 损害自身利益, 因而, 频频对洋务运动进行阻挠破坏。京师同文馆成立后, 洋务派为发展洋务事业要设天文算学馆于同文馆内, 顽固派御史张盛藻上折极力反对, 认为不必“学习技巧明造轮制枪之理”。顽固派的反对造成了强大的社会影响, 天文算学馆首招报考者竟寥寥无几, 虽然奕?等人最终压制了顽固派的反对意见, 但天文算学馆招考正途人员学习的计划最终流产。

  而在幼童赴美留学问题上, 顽固派也不断地进行阻挠。当时, 容闳在驻美委员会任副职, 他希望让这些幼童系统地接受资产阶级教育, 但其观点与以维护封建统治阶级利益为目标的总监陈兰彬存在较大冲突。在陈兰彬看来, 学生参加基督教活动是大逆不道的, 剪去发辫穿着西装是对清廷不忠, 因剪发一事, 曾有九名幼童被取消留学资格。其后, 留美幼童监督吴子登更是攻击留美学生, 指责他们久居美国, 导致爱国心全失, 即使他日学有所成, 也对清廷无益, 且有害于社会, 吴子登力主将留美学生撤回。在该事情上, 洋务派领军人物李鸿章选择了妥协, 他要求容闳:“……不必多管, 应由子登太史设法整顿, 以一事权。”[4](P415)从1881年下半年开始, 这批留美学生中有94名先后被撤回, 被撤回的留学生回国初期几乎无人受到重视, 待遇恶劣, 清廷不顾他们所学的专业, 结果大都学非所用, 造成了人才的极大浪费。

  当公使郭嵩焘出使英国时, 顽固派嘲笑其追随外夷。同时, 由于郭嵩焘的出使日记中对西洋文明有赞美之词而被顽固派视为邪说, 他们迫使清廷拆毁了该日记的印版[6](P229)。当洋务派拟修津通铁路时, 顽固派群起而攻之:“今津通本为往来大路, ……而车户船户以肩挑背负之人资以为生者, 当以数万计, 铁路一开, 大众失业”[7](P200), 并斥李鸿章为“专庇此病国奸商害民之蠹”[7](P254), 最终迫使洋务派撤销筑路原议。在洋务派推进军事工业发展的过程中, 顽固派亦横加阻挠。当洋务派买船、造船研习造船技艺以建海军时, 顽固派认为“名为远谋, 实为虚耗”, 指责洋务派浪费国力, 徒劳无功。

  在中国被西方列强的炮舰打开国门, 被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时, 以倭仁为代表的顽固派希望以“祖宗之法不可变”来实现“修齐治平”, 其观点显然不符合当时的世界发展潮流, 落后而可笑。尽管顽固派没能改变中国近代化转型发展的方向, 但与洋务派的种种冲突, 延缓了近代中国转型的速度, 成为社会历史发展之藩。

  薛福成在《庸庵笔记》中曾记载, “文忠曾往视师, ……既复驰至江滨, 忽见二洋船鼓轮西上, 迅如奔马, 疾如飘风。文忠变色不语, 勒马回营, 中途呕血, 几至坠马。”[8](P15)面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冲击, 统治者惊慌失措。为了维护腐朽的封建统治, 洋务派拿起了西式的枪炮和科学技术来捍卫封建统治的宗法和伦理纲常。洋务运动虽然“借师助剿”了农民起义, 开创了近代一批军用、民用工业企业, 然而“中体西用”的思想使洋务运动在制度改革和创新上无法突破, 不触及封建统治的内核, 必然使近代中国的转型仅仅停留在“器物”层面上而无法全面化。

  参考文献
  [1]洪波.盛世的沉沦[N].中华读书报, 2002-03-20 (15) .
  [2]万丽华, 蓝旭, 译注.孟子·梁惠王上[M].北京:中华书局, 2007.
  [3]彤新春.晚清中国道路——多元博弈下的抉择[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
  [4]夏东元.洋务运动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2.
  [5]李书源.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 (卷47) [M].北京:中华书局, 2008.
  [6]徐中约.中国近代史:1600-2000中国的奋斗[M].计秋枫, 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2008.
  [7]中国史学会.洋务运动 (第6册) [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1.
  [8]薛福成.庸庵笔记 (卷一) [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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