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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评洋务运动的基本成功

时间:2018-10-18 10:48作者:赵党留
本文导读:这是一篇关于新评洋务运动的基本成功的文章,目前学界对洋务运动的评价似已形成较为一致的共识,即虽然承认洋务运动在推动中国近代化和抵制列强侵华方面的积极意义,却仍认为洋务运动未使中国“自强”而破产失败了。

  摘要:目前学界对洋务运动的评价似已形成较为一致的共识,即虽然承认洋务运动在推动中国近代化和抵制列强侵华方面的积极意义,却仍认为洋务运动未使中国“自强”而破产失败了。实际上,洋务运动实现了自己的首要目的,开启了中国军事、文教和经济近代化,在抵制列强侵华方面发挥了重要、积极的作用,清朝抗击外来入侵终遭屈辱的本因不是洋务运动未使中国自强。因此,总体来看,洋务运动基本取得了成功。

  关键词:新评; 洋务运动; 基本成功;

  Abstract:At present it seems that the academic circles have reached a relatively coherent consensus on the evaluation of the Westernization Movement,namely,they admit the positive significance of the Westernization Movement on promoting Chinese modernization and resisting the aggression against China from big powers,but still think the Westernization Movement went to pot before it made China “self-strengthening”. While,according to this article,the author believes the Westernization Movement achieved its primary purpose and opened China's modernization of culture and education,military and economy. At the same time,it played an important and positive role in resisting the aggression against China from big powers. In fighting against outside invasion,the basic reason why the Qing Dynasty ended up with being humiliated is not that the Westernization Movement did not make China“self-strengthening”. So,overall,the Westernization Movement was generally successful.

  Keyword:new commentary; the Westernization Movement; generally successful;

  关于洋务运动的评价学界多持否定的看法,除李时岳等人持基本肯定的观点外,其余均基本否定,或认为洋务运动推动了中国近代化、抵制了列强侵华;或认为洋务运动未使中国“自强”而破产了。本文认为洋务运动基本上取得了成功。李时岳等人从性质和意义方面基本肯定了洋务运动,本文则拟从洋务运动的实绩和清朝抗击外来入侵遭辱本因的分析等方面论述洋务运动的基本成功。
 

洋务运动
 

  一、洋务运动实现了其首要目的

  洋务运动的首要目的是稳定国内政局,灭“发、捻”等国内威胁,而不是御列强外部入侵。从时间上看,洋务运动启动于19世纪60年代初,其时第二次鸦片战争已结束,列强新一轮大规模军事政治侵华还没有发动,对清朝统治的直接威胁暂告解除,但太平天国仍在持续、顽强抗争,对清朝统治造成直接现实威胁。天京事变后太平天国运动虽从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但其领导人积极采取一系列军政措施力图挽救危局。他们重建领导核心,新颁革命纲领,取得一系列军事斗争的重大胜利,仍然对清朝统治构成严重威胁。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兴起的洋务运动,其首要目的必然是把太平天国镇压下去以解当前燃眉之急。总理衙门是洋务运动的中央领导机构,总理衙门大臣奕?在请设总理衙门时表明了清朝开办洋务运动的初衷:“今日之势……发、捻交乘,心腹之害也”;俄英等列强的“侵越”为“肢体之患也”,列强“数年间即系偶有要求,尚不遽为大害”,“故灭发、捻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1] 这就是说洋务运动初期虽兼有抵御外侮的目的,但它更多是基于“有事可以御侮,无事可以示威”的军政战略考量,同时也只是清朝统治者吸取鸦片战争战败签约后松弛安逸招致第二次鸦片战争同样挨打遭辱的教训后变得有所警醒而未雨绸缪的战略准备,在当时并不具有直接的现实针对性和严重紧迫性,他们认为“灭发、捻”才是当务之急,正因如此,洋务运动初期为“剿发捻”而举办的各种活动(创办近代军事工业,编练洋枪队)比为“勤远略”而举办的活动(筹划海防,筹建新式海军)早了十余年。从内容上看,洋务运动兴起之初首办近代军事工业,主要生产陆军武器,同时编练洋枪队,首要目的是建设强大新式陆军而不是强大新式海军。

  这一方面是因为洋务派认为“中土陆多于水”,主张“以陆军为立国根基”[1] ,另一方面更主要是因为洋务派基于当时清军与太平军的力量对比。直接与太平军作战的洋务派代表曾国藩说:“目下贼氛虽炽,然江面实鲜炮船,不能与我水师争衡。”“‘金陵发逆之横行,在陆而不在水;皖、吴官军之单薄,亦在陆而不在水’,系属实在情形。”[1] 由于清军的威胁主要来自太平军陆上的进攻,财力不足的清政府首先主抓了陆军战斗力的提高,洋务派稍后开办近代文教事业和近代民用企业也都是为辅助达到这一目标。当然,洋务运动也曾筹划海防、筹建新式海军,为的是对付日美等国的海上威胁,李鸿章在谈到筹办海防的目的时说:“今之所以谋创水师不遗余力者,大半为制驭日本起见。”[4] 但这已是19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的事了,并不是洋务运动的初衷。从当时实际军事斗争的对象和内容来看,在洋务运动的前二十余年时间里,清朝统治者并没有进行大规模的反对外来侵略的战争,而主要是进行了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等的斗争。从结果来看,洋务运动兴起后清朝统治者仅用四年时间便镇压了持续抗争十四年的太平天国运动,再用四年时间平息了捻军起义,洋务运动高效实现了其稳定国内政局先“灭发、捻”的首要目的。

  二、洋务运动在诸多方面的积极作用和进步意义

  洋务运动虽未启动政治近代化,但顺应了历史发展潮流,率先在军事、文教和经济方面向西方学习,开启了中国军事、文教和经济的近代化。为“灭发捻”也为“制俄英”,洋务运动首先打出“自强”旗号。“自强”首先是指强大军力尤其是陆军军力,为此洋务运动先后在各地创办至少22家以上近代军事工厂[4] ,制造枪炮、弹药和舰船等军事装备,同时从国外购进先进武器;并编练洋枪队;后又筹划海防建成北洋、南洋和福建等三支新式水师,并成立海军衙门统一指挥;聘请洋人主持生产、训练军队;创办新式军事学堂,派遣留学生学习欧美军政等。所有这些措施从根本上改善了清军的军事装备,培养了不少新型军事人才,明显提高了清军的军事战斗能力,真正开始实质性地迈出中国军队近代化的第一步。清朝统治者为镇压太平天国煞费苦心十余年未能达到目的,而在洋务运动兴起后仅用短短四年时间就迅速镇压了太平天国,这足可看出洋务运动对清朝军力提升的意义。受益于军事自强的“灭发捻”的另一“功臣”李鸿章曾不无得意地说:“臣军到沪以来,随时购买外洋枪炮,设局铸造开花炮弹,以资助剿,甚为得力”;“南省军威大振”[1] 。而清朝陆军在19世纪80年代前期抗击法国侵华的战争中能够取得镇南关大捷、谅山大捷和临洮大捷等罕有的战绩,海军也能够取得对法镇海海战的胜利,都无不显示出洋务运动军事自强的卓著成效。为适应和配合洋务运动对科技和外文等人才的需求,洋务运动在谋求军事自强的同时开始兴办近代教育事业。洋务运动期间,清朝相继创办了三四十所新式学堂[7] ,聘请洋教习,引进西方教育体制,教学“西文”(西方语言)、“西艺”(西方军事、科技);同时派遣留学生赴欧美学习军事和科技,并设立翻译馆翻译西方科技书籍,极大地促进了西学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各领域的骨干人才。为解决洋务运动在推进军事近代化时面临的经费、原料和燃料等严重短缺等问题,洋务运动又打出“求富”旗号,先后在全国范围创办20多个民用企业[4] ,并引进西方先进设备和技术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生产,使得清朝财政收入有了显著增长。光绪前期,清财政收入翻了一番有余,清朝年财政收入也有了较大盈余,如光绪七年(1881年)清年财政盈余达400多万两[9] 。不仅如此,洋务运动还劝诱和催生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为中国经济近代化的推进创造出了较为有利的条件。洋务运动中的近代民用企业多属“官倡民办”,由清朝政府“先筹官款垫支开办,伺其效成利现,商民必然歆羡,然后招集商股,归还官本,付之商人经理”[1] ;“或劝远近富商凑股合立公司”。这些“商股”本质上已属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性质。这样在清朝政府“以资倡导”之下,“民用”风气渐开[1] 。洋务运动创办的近代军工企业和民用企业不仅标志着中国近代工业革命的开始,为后来中国经济的近现代化奠定了重要基础,而且在国内收购生产原料、雇佣中国工人,并占据了一定的国内产品市场份额,在列强对华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的历史背景下“分洋商之利”[1] ,对外国资本主义对华经济侵略起到一定抵制作用。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清朝的洋务运动没有因甲午战败而停止,清朝在战前开办的一些洋务企业在战后都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如开平煤矿的产量在战后“大大超过了战前水平”,天津机器局和江南制造总局的规模在战后得到进一步扩大,湖北机器织布局在战后提高了产品质量的同时大大提高了经济效益,并基本实现生产经营自主化。清朝在战后还新设一些洋务机构以推进洋务事业,如在长沙设矿业总局、“设洋炉化炼”;在天津设纺织局,引进西方先进技术进行生产。“官事”带动“商务”,各省气象日新,“中国变动之机从未如此之速”。洋务运动“在战后蓬勃发展”[13] ,将中国近代化继续推向前进。

  三、抗击外来入侵遭辱的本因不是洋务运动未使中国“自强”

  直接检验洋务运动自强成效的两次反侵略战争分别是1883年法中战争和1894年日中战争,这两次反侵略战争均以清朝屈辱告终。但这并不表明洋务运动未使中国“自强”。事实上,直到光绪六年清朝的经济总量仍是世界第一[9] ,到甲午战争前清朝的国力仍强于日本[9][16] ,海陆军总量也比日本“略占优势”[17] 。

  真正造成清朝抗击外来入侵而遭辱的根本原因是晚清统治者缺乏坚定的抗战意志和坚强的抗战决心,在法中战争和日中战争中都实行避战求和的妥协退让政策,以致不败而败或完败辱国。法中战争中法国在1883年即已挑起战争,而清于1884年才对法宣战。在1884年的马尾海战中清统治者继续实行避战求和的妥协政策,因此丧失战役主动权而造成福建水师的重大损失。当镇南关大捷、临洮大捷等陆上战场的胜利扭转整个战局的时候,清统治者却又匆匆以胜求和,生怕丧失乞和的资本,最终签订屈辱条约。1894年日中战争已不可避免,清统治者却还在“和”与“战”之间作无谓抉择,或幻想列强调停,把北洋水师限定在港口内,实行“不到万不得已不得应之”的消极防御作战方针,丧失制海权和战争主动权[18] ,以致坐以待毙最终完败。从法中战争到日中战争,清统治者“和”的思想始终占主导,从不积极应战,而一旦战败则更笃定了“和”的决心,缺乏逢敌亮剑的血性和抗战到底的意志。

  清统治者的无能是清朝反侵略遭辱的重要原因。中法战争中镇海海战的全胜和镇南关、临洮大捷等胜利都表明清朝的国力军力并不弱,清朝“自强新政”尤其军事“自强”活动是卓有成效的。法中战争中清军在马尾海战中惨败,除清统治者的消极防御政策外,张佩纶等主要官员缺乏魄力、实战经验和指挥艺术,在海战中临阵失措、布置失宜是导致海战失败的重要原因[19] ,而清统治者未能增派北洋水师援救也是未能避免福建水师几乎全军覆没的重要因素[20] 。甲午战败清朝同样不是败在军事实力上[21],即不是洋务运动未使清军强大。其时清朝陆军是日本的2倍,海军仅其主力北洋水师就与日本全部海军实力相当,而清朝此外还有南洋、广东、福建水师;在武器装备方面清军与日军相差不大[22];清军士兵的作战也不可谓不英勇,清朝水兵在黄海海战中的“勇敢无畏连敌人也不能不承认”[23]。甲午战败清朝不仅败在妥协退让的避战政策亦败在错误的战略战术。在战略上甲午战争前清统治者误判东亚国际形势,将国家军事战略由“塞防海防并重”改为“塞防独重”[24],造成海军军费占全部军费比例太低,严重影响了海军实力的持续快速增长,未能形成和保持对日本海军的压倒性优势。在战术上,清统治者没有集中全部海军力量与日本海军对抗,在黄海海战和威海战役中都是北洋水师在孤军作战。在黄海海战中清朝又将孤军作战的北洋水师分兵驻泊朝鲜,再分兵海运陆军及装备到朝鲜,使北洋水师在与日本海军的力量对比中处于劣势,结果不仅北洋水师损失惨重更导致整个海战的惨败。

  清统治者的腐朽是清朝反侵略遭辱的又一重要原因。甲午战争前日本上下一心节衣缩食加紧扩军备战[25],迅速缩小与清朝国力军力的差距。而清朝统治者却生活腐化、贪图享乐,把巨资花在皇帝的婚礼上,甚至不惜挪借海军衙门办公经费(先后共436万两)和海防募款(260万两)共696万两[26]用于景点工程的修建,影响海军和海防建设,使日中力量发生不利于清朝的变化。最高统治者慈禧即使在日军攻入中国本土之际(1894年11月7日,日军攻占大连之日),仍升殿受贺其六十大寿,“大宴群臣,连续赏戏三天,诸事延搁不办”[27],不作积极战备,战败自然也就难免了。总之,晚清抗击外来入侵遭辱的本因不是清朝国力军力不够强大,不是洋务运动成效不足,而是晚清统治者缺乏坚定的抗战意志和坚强的抗战决心,战略战术错误和生活腐化所致。

  综上所述,洋务运动基本上取得了成功,它实现了自己的首要目标,开启了中国的军事、文教和经济近代化进程,在提升国力、军力和反对外来侵略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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